①Stiglitz(1975)实际上使用的是“甄别”一词,但分析的却是今天所说的“信号揭示”。Stiglitz引用了Arrow(1973)和Spence(1973)的思想。

②Stiglitz(1977)对垄断进行了分析。

③Riley(1975)对雇主进行的鲁棒(robustness)检验得出了与spence模型相同的均衡。事实上,Riley的想法与Rothschild和Stiglitz(1976)并不完全相同。但是,Rothschild和Stiglitz认为,“……该模型应该被视为消费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因此,他们与Spence的分析有较大的偏离”(Riley2001,p438)。

④这一不存在性(non existence)问题引发了一些理论研究。例如,Wilso(1977)根据可以撤销非盈利性合同的观点对均衡进行了不太严格的定义。这就使某些在其他方面可获利的偏离变得无法获利,也使均衡更可能发生。

⑤Stiglitz和Weiss还研究了道德风险,Arrow(1963)已经用这一概念描述这样一种情况:在订立合同之后,有关经济主体无法观察到另一主体的某些有关行为。

⑥Bowles和Boyer(1988)总结了包含类似思想的大量研究。

⑦Bond(1982)利用在二手小卡车市场上得到的数据进行了直接检验,结果并不支持不对称信息假说。Dahlby(1983,1992)利用加拿大汽车保险的综合数据验证了逆向选择。在对来自一家汽车保险公司的研究中,Putez和Snow(1994)为逆向选择和信号揭示提供了支持。ChiapporiSalanie(2000)研究的问题是:事故发生风险较高的人是否会选择较好的汽车保险,他俩没能为这种相关性找到统计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