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特朗普2.0“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新政包含“让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回归保守主义价值观”“打压、遏制美国国际竞争对手”三大支柱。相较于特朗普1.0时期的政策，这一政策框架显示出更加系统性、全面性与策略性的特点。

自特朗普上任近半年来，从推行高额“对等关税”到驱逐非法移民，从提出大额减税方案到实施联邦政府大规模缩减等典型保守主义措施；从直接与俄罗斯谈判和推动俄乌冲突停战到威胁接管加沙地带，从威胁夺取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到施压乌克兰矿产资源协议的非典型经济、军事与外交政策；再到要求建立加密货币资产储备和频繁施压美联储的非典型货币政策。这一系列政策引发全世界对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持续攀升的关注，加深对美联储独立性和货币政策变动的担忧、对美国通胀加剧和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的警戒，加剧对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全球贸易冲突、诱发金融风险以及破坏“二战”以来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担忧。如何分析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行为，预期特朗普2.0冲击，排除“噪音”，分析和管理潜在风险，是当今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都面临的挑战。

展望未来，还需回顾历史。纵观历史，我们发现特朗普2.0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体系，与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推行的里根经济学有显著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源自特朗普及其团队对里根政策理念的认同，也体现了两者在应对美国经济核心挑战上的共同判断，以及特朗普继承和超越里根的渴望。因此，特朗普为应对当前美国经济金融困境所推行的核心“三支柱”政策，与里根为解决当年美国“滞胀”困境、推动美国经济复苏所采取的里根经济学核心政策如出一辙。需要关注的是，特朗普2.0在延续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上，不仅复刻了里根的政策框架，还在继续深化减税、削减支出和去监管政策方面推出了更加激进的关税和产业扶持政策，希望实现里根没有实现的让美国经济深刻转型、复兴美国国内工业和制造业。同时，特朗普2.0展示了更强硬的国际立场，从乌克兰到欧洲、从中东到北美，特别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明确提出通过“极限施压”来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科技和政治上的霸权地位。

本文从探讨里根经济学开始，基于历史基础探寻特朗普2.0的渊源和变化，并由此分析特朗普2.0的政策体系内在逻辑和可能的发展。本文也从分析当年里根经济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来分析当今特朗普2.0对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可能冲击。本文旨在论证，特朗普激进的贸易战、减税和去监管政策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如同里根政策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冲击一样，特朗普的上述政策也会造成美国经济的衰退和美元在弱强之间的大幅度波动。国际上，如同里根打压日本和遏制苏联，特朗普也会打压欧盟和遏制中国。这一切均显示特朗普2.0将会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冲击。

二、里根经济学的政策和全球影响 (一) 里根经济学的经济政治背景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经济领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飙升、能源价格的飞涨引发了通货膨胀的持续攀升。“二战”后盛行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及其推崇的“大政府”“强监管”政策，逐渐受到美国民众的质疑和反对。与此同时，美国的出口面临来自日本和西德等国的严峻挑战，贸易竞争力不断下滑。更为复杂的是，全球冷战格局中的美国与苏联的对立也进入了高峰，国际政治经济压力持续加剧。（1）经济衰退的挑战。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经济挑战。在经历1971年美元—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解体、1973—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美国经济陷入了高通胀与持续低增长并存的“滞胀”状态。通胀方面，1973—1980年间美国CPI年均增速达9.3%，其中1974年、1979年和1980年的通胀率均超12%。增长方面，美国经济增速也出现了剧烈波动，1974年、1975年和1980年实际GDP增速均为负，经济严重衰退。同时，美国失业率长期维持在7%的高水平，严重影响民众生活。此外，国内社会福利支出、越南战争军事开支的增加，使美国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 ¹1975—1980年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9%，较1970—1974年增加了1.7%。 ²这种财政压力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国内经济困境，削弱了民众对现行政策的信任（见图1）。（2）政治压力加大。自“大萧条”后，美国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政府通过实施扩大社会福利、加强行业监管等政策，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不断上升。这也使美国政府在严重滞胀的背景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这种情况叠加高通胀下居民税负不断上升等问题，使民众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 ³由此，美国国内以“小政府”、去监管、减税为核心的经济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并逐渐成为政治主流。（3）贸易赤字加剧。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工业与制造业发展受制于高成本和低生产力增长，使其相对于日本和西德等盟友的贸易竞争力持续下降，出口增长放缓。自1976年起，美国便从战后贸易顺差进入贸易赤字状态，贸易赤字与GDP的占比一度超1%。（4）地缘冲突激化。尽管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为避免与苏联冷战升级，曾实施“缓和与军备控制”（Détente and Arms Control）政策，试图缓解双方关系，但两大集团间的对抗并未得到根本性缓解。随着1979年阿富汗战争的爆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两国间紧张局势迅速恶化。 ^{4 5}正是在这种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压力重重的背景下，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11月胜选，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并于1981年1月正式上任。

(二) 里根经济学的“三支柱”理念与政策

里根认为，持续的高通胀与经济失去活力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的经济动荡中最关键的问题，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高，通胀就会越高，生产力也将进一步停滞，从而推高失业率，使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⁶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里根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强调减少政府干预以恢复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他虽然支持全球自由贸易，但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维护美国的贸易“公正性”以解决贸易赤字问题。 ⁷此外，里根还在与苏联的竞争中主张强硬对抗，认为美国应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多个领域加强对苏联的施压。 ⁸

基于上述理念，里根在1981年上任后制定了系统性的里根经济学政策体系，明确提出了三大核心目标：让美国经济再次强大、回归保守主义以及打压、遏制国际竞争对手。

1. 让美国经济再次强大。让美国经济再次强大是里根经济学的首要目标。里根主张，恢复美国人民对经济的乐观预期和信心，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是推动美国经济重回增长路径的关键。他强调供给侧改革是实现经济复苏的核心，政策应聚焦于激励劳动、储蓄与投资。同时，里根也认为联邦政府的过度开支和美联储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导致美国高通胀的根本原因，这些因素加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投资和生产力的提升。特别是高通胀和过高的边际税率，使劳动者和企业缺乏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增长。 ⁹因此，里根政府的政策重点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和干预，削减开支，去除政府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并纠正税制以消除对企业投资与劳动的抑制效应，旨在通过这些措施抑制通胀，在供给侧重新构建投资、储蓄和工作的激励机制，从而推动经济复苏、扩大税基、改善财政收入，形成良性循环，实现让美国经济再次强大的目标。 ¹⁰

里根通过“供给侧经济学”的理论，推出一系列旨在提升经济生产力的核心措施，包括以减税、去监管、削减政府开支和维护央行独立性为核心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税收政策方面，里根对美国税收系统进行全面的立法改革，制定与促进经济增长相匹配的税收激励机制，并加强税收公平性。其中，1981年实施的《经济复苏税法》（ERTA）对个人和企业所得税进行大规模减税，并通过税收减免激励措施来促进储蓄和投资。1986年实施的《税制改革法案》（TRA）则进一步填补ERTA的漏洞，以实现扩大税基，增加税收公平性。去监管方面，里根取消对能源、金融、运输、电信等多领域价格、业务范围和行业竞争的限制，促进市场的自由运行，同时放松针对环保、工作场所安全等领域的要求，为企业经营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削减政府支出方面，里根主要从社会福利和联邦政府行政管理费用两点着手：一是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协调法案》，削减超200个联邦政府项目中的350亿美元经费，包括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教育预算 ¹¹；二是冻结联邦政府的雇员招聘，以减少政府工资支出 ¹²。同时，里根也强调维护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其在面临高利率政策引发美国1981年和1982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持续通过公开渠道表达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支持，推动加强货币政策的信誉度，以控制通胀、稳定物价。 ^{13 14}

2. 回归保守主义。回归保守主义是里根经济学的第二大核心目标理念。里根致力于复兴传统的共和党保守主义价值观，提出了由经济保守主义、社会保守主义和国防保守主义三大支柱构成的“三腿凳”（Three-legged Stool）的现代保守主义理论。 ¹⁵在经济保守主义方面，里根强调最小化政府干预，确保个体经济自由，并主张将联邦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移到私营部门或下放到地方政府 ¹⁶；在社会保守主义方面，里根认为家庭、社区和教会等传统社会组织，而非政府，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在国防保守主义方面，里根主张强化军事力量是顺利推行美国外交与国际治理政策的重要因素，并强调与盟友合作，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价值观的传播 ¹⁷。

里根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紧密围绕共和党传统的“最小化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理念。在工会问题上，里根也采取了强硬措施，漠视劳工权益保护，严厉打压工会活动。其在1981年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工会（PATCO）罢工事件中，解雇了超1.1万名罢工工人。 ¹⁸里根也大力推行联邦政府去中心化改革，旨在将更多的社会治理权责与支出转移到地方政府。这一做法与他的保守主义理念相一致，即推动政府职能精简化。 ¹⁹在国际经济政策中，里根政府积极推动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其自1986年开始主导《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成功降低了全球农产品补贴，并将服务业、知识产权等领域纳入GATT框架，推动了美国农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的海外扩张。同时，他还在1988年与加拿大达成《美加自由贸易协定》（FTA），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经济融合，降低了贸易壁垒。此外，里根在国防军事领域也践行其国防保守主义理念，大幅增加军费支出，推动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

值得注意的是，里根的经济政策在“三支柱”理念中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以应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断变化，以及各支柱下政策理念与目标之间的冲突。例如，其移民政策虽贯彻了保守主义理念，加强了对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但也为增加国内劳动力供给，于1986年出台《移民改革与控制法》，为约300万境内非法移民提供了公民身份。 ²⁰在国防预算制定上，里根在第二支柱国防保守主义理念下强化了美国军事力量和战略防御，同时在第三支柱下加强了与苏联军事对抗及打压战略目标的政策，这些措施显著增加了美国的国防军费支出。但这些措施也与第一支柱中削减政府支出的目标背道而驰，呈现出“跨支柱”间的政策矛盾。

3. 打压、遏制国际竞争对手。里根政策的第三支柱是打压国际竞争对手，包括打压经贸和地缘政治对手两个目标。在经贸领域，尽管里根支持全球自由贸易，但也强调保护美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他通过提出务实且主动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来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以实现其政策理念中的全球自由与公平贸易。 ²¹尤其是针对日本，里根认为该国以“不公平”手段推动汽车等关键领域发展，损害了美国相关行业，因此需通过更强力和多元的贸易措施进行纠正，并驱动日本市场对美开放。 ²²在地缘政治领域，里根彻底否定了前任政府在与苏联的对抗中采取的“缓和”策略，认为美国应更主动地通过经济、军事、政治、道德等多方面对苏联施压，保持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并借此增强对其脆弱社会经济系统的打击。 ²³

里根采取差异化策略，针对美国盟友和对立阵营制定了不同的打压和遏制措施。对盟友，特别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经贸竞争对手，里根实施了以提升美国贸易竞争力为核心的保护主义政策；而对苏联等对立阵营，则通过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多领域的“极限施压”遏制战略，试图放大其社会经济体系的脆弱性。

对于盟友竞争对手，里根重点针对日本这一美国最大贸易赤字来源国开展了经贸打压。里根政府的对日经贸打压政策具有高度的“复合性”特征：一方面通过直接对日本出口的“量”和“价”施加限制，打压其重点产业对美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干预日元汇率，间接推动日本出口商品“价”的上涨，进一步遏压其经贸发展及增长。同时，里根政府通过增加经贸打压威胁和双边谈判并举的方式，施压日本，加速其放开对美国商品与投资的市场限制，推动美国进一步减少对日贸易赤字。具体而言，一方面，里根政府在“量”上主要通过“自愿出口限制”（VER）工具限制日本重点行业对美出口。美国也对日本钢铁和纺织品等与美国本土产业直接竞争的行业，制定了进口配额等威胁措施。里根政府在“价”上，则通过直接对日重点行业加征关税并推动日元升值相结合，系统性削弱日本对美出口及其整体出口的竞争力。其中，美国分别在1983年和1987年对日本生产的摩托车和电子产品征收45%~100%不等的高额关税，并采取配额与关税相结合的打压政策组合，打压相关行业对美出口。 ^{24 25}与此同时，里根政府还充分利用国内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威胁推动更严格的贸易保护法律，迫使日本及德、法、英等美国贸易伙伴在1985年共同达成《广场协议》，协同推动美元贬值，增强美国出口的相对竞争力。 ^{26 27}另一方面，里根政府也利用美日贸易谈判施压日本开放市场，并于1988年推动出台《综合贸易竞争法》，通过其中“超级301条款”对日发起贸易调查，进一步施压其对美开放投资与市场。 ²⁸此外，里根政府还通过政府采购、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手段，支持美国科技、半导体和农业等关键产业，进一步增强美国产品对日本及他国商品的竞争力。

对于对立阵营对手，里根摒弃了此前美国政府的“缓和”策略，转而主动在多个重点领域加强对苏遏制。具体包括如下几方面：在军事领域，推出“战略防御计划”（SDI）等项目，扩大国防支出，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在经济领域，联合盟友，大幅加强并扩大对苏出口限制 ²⁹，并推动中东国家增产石油，降低全球油价，进而削减苏联的石油出口收入；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对苏联的“邪恶帝国”宣传，塑造其为全球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³⁰；在地缘政治领域，大力支持全球反共和反苏力量，推动了一系列政治与军事策略以增强美国在冷战中的优势。

综上，在“让美国经济再次强大”的第一支柱下，里根政策围绕减税、去监管、削减政府开支以及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四项“供给侧经济学”核心措施展开，以重塑国内投资、工作、储蓄的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生产力；在“回归保守主义”的第二支柱下，里根政策则围绕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活动等传统保守主义措施展开，同时坚定拥护和践行国防保守主义理念。在“打压、遏制国际竞争对手”的第三支柱下，里根重点针对以日本为代表的盟友经贸竞争对手，一方面通过自愿或强制配额、关税和影响汇率等打压措施，推动它们对美出口的“量降价升”，结合对内重点行业的部分补贴措施，提升美国制造业与出口的相对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在打压措施完成后，积极参与全球自由贸易谈判，推动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多边自贸体系。与此同时，里根也大幅强化在军事、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多领域的反苏前线建设，以增强苏联政治经济体系的脆弱性。

(三) 里根经济学的全球影响

里根经济学的三支柱政策体系，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内经济，同时也对全球经济，尤其是主要贸易伙伴和地缘政治对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短中期视角看，这一政策体系通过减税、去监管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成功遏制了通胀、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并在随后的多年中保持了较好的增长。然而，在全球范围内，里根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干预政策措施，显著影响了包括日本、苏联及拉美地区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产业结构甚至政治体制，并使其发生了深刻变化。

1.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从里根任期内来看，他以保守主义财税、货币以及去监管政策措施为核心，在短期内有效遏制了通胀上行、刺激了消费和投资增长、促进了经济复苏，使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良好增长。《广场协议》也有效推动了美元较大幅度的贬值，从而增强了美国贸易竞争力并缓解了其贸易赤字问题。通胀下行、经济复苏与贸易改善也使美国股市经历了牛市，进一步吸引海外资本流入，促进股市上涨。但从长期视角看，里根经济学并未扭转美国劳动生产率、储蓄率、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等重要指标长期下降的趋势，其经济增长也更多的是由财政赤字与债务驱动，使美国财政赤字与债务持续攀升，为长期发展埋下隐患。里根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其国内社会不平等问题。

一方面，里根经济学在短期内有效地抑制了通胀，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在走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阴影上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里根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定支持，使美联储在1981年能够顺畅实施激进的加息政策对抗通胀。如图2所示，1981年月均联邦基金有效利率达到约16.4%，较1980年大幅上升近300基点，显著提升了国内资金成本。大幅加息叠加美联储公信力的上升，有效遏制了通胀并稳定了通胀预期，美国月度CPI同比增长也从1981年初的近12%迅速回落至1982年三季度的5%以内，为后续美联储启动降息创造了条件。（1）经济增长方面，随着通胀和利率的双重下降，叠加里根政府的减税与去监管等刺激性措施，使美国居民消费和私营部门投资在短暂承压后，在1982年之后均快速增长，到1989年分别实现了4.4%和6.6%的年均增速，这也推动美国经济较快走出1981—1982年由加息引发的短暂衰退，1983—1989年间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速超4.4%，较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增速高1.5%（见图3）。同期的美国失业率也由超10%降至6%以下，就业市场明显改善。（2）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成功遏制了美元的持续升值。如图4所示，美元指数在1985—1989年间下跌超25%，有效增强了美国的贸易竞争力，推动美国贸易赤字的GDP占比从2.8%降至1.7%。同时，《广场协议》也推动了日本等主要出口国的国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金融市场 ³¹，使美国1986—1989年间吸收的海外资本净流入占其GDP的比重较20世纪80年代前半增长超一倍。美国股市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持续的牛市，1982年下半年至1987年上半年，主要股指分别上涨约200%（道琼斯）、180%（标普500）、150%（纳斯达克）（见图5）。

另一方面，里根经济学并未有效解决美国面临的长期劳动生产力下降和储蓄率下滑等结构性困境，也未能成功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多个分析和数据显示，1981—1989年间美国劳动生产力增速从20世纪60—70年代的3.5%进一步下滑至约2% ³²，居民储蓄占GDP以及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分别下降了3.3%和4.7% ³³。而同期，无论是制造业产值抑或是就业占比也都持续萎缩 ³⁴。因此，尽管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实现了较好复苏，但长期来看，这一复苏有过度依赖财政赤字与债务扩张的倾向。 ³⁵同时，里根1981年推出的激进减税政策，也未如“供给侧经济学”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促进税基扩张弥补减税导致的财政收入缺口。 ³⁶而国防支出的激增，则进一步使美国财政赤字的GDP占比在1981—1983年间由此前的2.5%飙升至5.7%。尽管这一问题在1986年里根第二次税改后有所改善，但在其任期结束前再次加剧，迫使里根政府大量发行债务，为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融资，使美国政府债务的GDP占比由1981年的31.4%跃升至1989年的56%（见图6）。

此外，里根的去监管、削减社会福利、打压工会组织等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组合，也显著加剧了美国内部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其任期内国内社会矛盾加剧 ³⁷，成为制约美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38 39}。

2. 对国际的影响。里根国内经济的成效是以对国际经济金融的冲击为代价的。里根经济学政策组合，尤其是对主要经济体的干预和制裁措施，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日本的经济，里根的贸易、汇率与金融市场干预政策导致日本面临货币升值、贸易顺差减少、产业外迁以及资本外流等一系列挑战，不仅减缓了日本经济的增长，还加剧了其资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与此同时，里根对苏联的多维度打压则显著加速了后者经济体系的崩溃。此外，里根政府货币政策大幅变化的外溢效应，也使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多个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第一，对日本的经济打压。里根政府针对日本出台了复合型打压政策组合，使日本经贸金融多领域遭受了负面影响和冲击。其一，里根对日本汽车等关键产业的“自愿出口限制”及关税等综合贸易打压政策，加速了日本重点领域的产业链外迁。例如，1981年日本汽车行业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后，1982—1989年间日本车企在美国的生产量从1500辆激增至113万辆，而日本本土对美出口的汽车仅从169万辆增加到194万辆。 ⁴⁰这些政策也导致日本车企大量将研发和生产转移至美国，进一步影响其国内该行业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境内已有44家日本车企的研发中心。 ⁴¹其二，《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大幅升值，对美元汇率在两年内上涨近85%，使日本遭受巨大冲击，1989年出口较1985年下降超18%。由于日本经济对外贸的高度依赖，出口的大幅下降使其1986年、1987年的GDP增速分别较1985年减少3%和2.2%（见图7）。同时，日元升值也推动日本企业大规模向东南亚和中国等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加速产业外迁的进程。 ⁴²其三，日本央行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进行了大幅降息，日本政府也出台了财政刺激政策来对冲出口下降与产业链外迁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此举导致了日本银行业杠杆率上升、股市与房市的投机行为大幅增加并促成资产泡沫，国内金融市场风险显著上升 ^{43 44}，为其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金融泡沫破裂埋下伏笔。

第二，对苏联的遏制政策。里根政府对苏联在经济、军事、地缘政治等多领域同时进行“极限施压”，导致苏联经济运行压力显著增加，经济脆弱性和风险快速上升。尤其是在能源领域，里根实施的贸易制裁、技术出口限制等措施显著拉长了苏联石油管道建设周期，并增加了开采成本 ⁴⁵，叠加20世纪80年代前半石油价格暴跌，大幅降低了苏联能源出口的硬通货收入，使其经济压力加大。与此同时，里根推动的美苏军备竞赛，及其对阿富汗、波兰等国的军事援助，也消耗了苏联的大量外部资源，迫使苏联在军事支出占GDP的20%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相关开支，严重挤压了民用部门的资金投入，导致设备投资和生产力增长放缓，强化了美国对其技术出口限制的效力。 ^{46 47}这些因素相叠加，使苏联财政赤字短期内大幅上升，其1985—1987年间的GDP占比从2.5%激增至8.5%，迫使其大规模发行货币为赤字融资并控制国内需求，最终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失控，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48 49}

第三，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溢出效应。里根任期内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大幅变动伴随的溢出效应，对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成为导致拉美债务危机的主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以及跨国银行的扩张，使拉美国家短期内积累了大量浮动利率美元债券，1970—1982年间其存量债务规模由290亿美元暴增至3270亿美元 ⁵⁰。新增的债务主要用于支持政府支出与国内消费，导致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经济基本面显著恶化 ⁵¹。随着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初激进加息并维持高息政策，叠加美元的快速升值，使上述拉美国家的偿债成本大幅上升，并陷入偿债能力下降、资本外流加速、汇率贬值、偿债成本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最终，拉美国家被迫接受严格的债务重组，陷入长期经济困境，经济增长停滞。 ⁵²

综上，里根经济学的三支柱政策体系对美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复苏、资本流动和贸易格局的变化上。里根任期内，通过推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和供给侧改革，使美国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困境，实现了经济复苏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良好增长。但是，这一切是通过里根对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干预，如对日本的贸易打压和对苏联的多领域施压实现的。里根政策在短期改善了美国贸易竞争力、提升了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使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驱动美国股市经历较长期的牛市，进一步促进其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复苏的背后还是美国经济对财政赤字和债务扩张的过度依赖，加深了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这些问题至今仍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⁵³

三、特朗普2.0政策与里根经济学 (一) 从里根经济学到特朗普2.0

特朗普2.0“三支柱”政策体系与里根经济学的高度相似并非仅流于表面，更是源于其对里根执政的根本理念和目标的认可，以及对这些目标理念的继承、发展和超越的渴望。特朗普及其主要顾问一直都表现出对里根的钦佩，特朗普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总统大选中的竞选口号分别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保持伟大”“让美国再度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Keep America Great”“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gain!”），与里根1980年竞选时的“让我们使美国再次伟大”（“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惊人相似。而其本人早在1999年的一档重要电视节目访谈中，便曾称赞里根是具有“风格和格调”的总统，并认为这是“成为总统需具备的重要因素” ⁵⁴。同时，由多名特朗普前任或现任重要政策顾问参与撰写的《2025年总统过渡计划》（Project 2025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Project）也提到里根名字多达71次，显示这位前总统对其政策提案的深刻影响。这些迹象不仅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在理念上对里根经济学思想的继承，也反映出其对“使美国伟大”的经济政治目标的持续追求。因此，特朗普2.0的核心理念与里根经济学高度契合，继续围绕“让美国经济再次强大”“回归保守主义”“打压国际竞争对手”这三大支柱展开。这一继承与发展不仅体现在政策框架与部分措施的延续上，还体现在特朗普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激进改革和战略性调整上，以进一步推动里根经济学理念在新时代的再度崛起。具体来看：（1）在让美国再次强大方面，特朗普2.0与里根类似，强调切实推动供给侧改革和扩张才是维持美国经济长期良好增长的核心要素。在特朗普2.0看来，拜登政府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推动需求扩张刺激经济的做法，仅能换取短期且不可持续的经济反弹。这些做法不仅掩盖了美国经济供给端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也导致了高通胀与高政府支出，影响长期经济发展与美元信用。特朗普2.0强调，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过度扩张的监管以及环保等政策对传统行业发展的限制，会进一步增加美国供给侧扩张的难度，降低经济效率，推高通胀。 ^{55 56}因此，特朗普2.0必须推动对美国经济的系统性改革，通过降低政府干预、平衡财政收支、建立激励机制来促进私营部门的投资，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和制造业回流，实现美国经济的内生增长与繁荣。（2）在回归保守主义方面，特朗普2.0在里根的“三腿凳”新保守主义理论框架中，进一步融入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元素，整体理念更加激进。经济层面，特朗普2.0与里根类似，也主张最小化政府监管，支持“放任资本主义”。但与里根不同的是，特朗普2.0坚决反对全球自由贸易，并力图减少美国维护全球治理及军事安全体系的成本。社会层面，特朗普2.0的保守主义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和更强硬的反移民政策，与里根相比，对非法移民的容忍度更低。国防外交层面，特朗普2.0虽然继承了里根时期强化军事力量的理念，但他同时也奉行孤立主义，不愿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也不重视与盟友合作，以维护西方传统政治和经济价值观。（3）在打压、遏制国际竞争对手方面，特朗普2.0的对外政策核心在于打压国际竞争对手，尤其是在贸易和科技领域。与里根类似，特朗普2.0认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需要通过强硬的贸易政策进行纠正。然而，特朗普2.0打压国际竞争对手的政策理念远比里根激进，特别是在其针对中国的策略上。特朗普及其内阁部分主要成员坚持认为中国是美国在全球贸易、科技和政治领域面临的最大的长期威胁，因此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压措施。 ^{57 58}因此，其第二个任期内不仅需要在对华关税上进行全面激进升级，还需在美国对华出口、中美投资、科技、军事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升级对华打压遏制，推动中美经济“脱钩”。

综上所述，特朗普2.0的政策体系在继承里根经济学核心理念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与激进发展。从推动供给侧改革到强化保守主义，从打压国际竞争对手到针对中国实施全面施压，特朗普2.0不仅延续了“让美国伟大”的经济目标，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虽然特朗普2.0的政策更加激进和单边，但其核心理念和目标始终与里根期许的使美国经济复兴、保证美国国家强大保持一致，推动美国经济的领先优势在全球竞争中进一步强化，并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二) 特朗普2.0的“三支柱”政策体系、核心理念与战略目标

1. 让美国经济再次强大。特朗普2.0“让美国经济再次强大”支柱下的政策设计借鉴了里根经济学的供给侧经济政策，大力推行与里根时期一致的减税、去监管、削减政府开支等主要政策，以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增长，增强经济活力。与此同时，特朗普2.0也在上述传统政策的基础上，融入了更激进的货币、关税、产业政策组合，旨在构建进一步促进国内消费、投资以及海外制造业流入美国的政策激励体系，加速推动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强大。

在税收领域，特朗普承诺并已开始大力继续推行其执政1.0时期极力主张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展示出极强的政策连贯性。特朗普1.0，在其上任后短期内便签署通过《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对企业与个人多种类型的收入与资产实施大规模的减税 ⁵⁹，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增长。特朗普2.0，在其竞选期间除明确承诺将推动TCJA减税政策“永久化”外，也在此基础上提出覆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减税措施主张，以强化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而特朗普2.0，在其上任后也如其承诺，立即开始在国会推动为期十年（2025—2034年）、预计总减税额达4.5万亿美元的较TCJA更全面的减税法案。 ⁶⁰值得注意的是，该减税方案还附带至少2万亿美元的主要针对医疗补助、营养补贴、环境等领域的政府支出削减条款，以及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上调至5万亿美元的条款。这表明特朗普2.0政府政策的策略性、融合性与复杂性均较此前显著上升。

在控制财政支出领域，特朗普2.0除在延续其执政1.0时期极力削减医保和教育等领域支出的风格外 ⁶¹，也进一步推动建立以“提升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的系统性财政支出控制与管理体系。其2025年上任伊始，便下令建立“政府效率部”（DOGE），由其负责系统执行削减联邦政府支出和提升政府效率的措施，而后者也承诺将在2026年年中前削减2万亿美元政府开支，占美国财政预算近30%。 ⁶²截至2025年4月下旬，DOGE在其官网上声称已完成削减约160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此外，特朗普2.0政府的其他主要职能部门也积极推行预算削减，但不同部门的预算改革存在矛盾。例如，其推动的减税与预算改革法案中大幅削减了美国国务院的经费，并关闭了多个国务院对外合作项目和部门，但其同时也大幅增加了军事国防相关支出。 ⁶³总体来看，特朗普2.0所采取的控制财政支出政策策略与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尝试推动预算改革以降低财政支出的策略很相似 ⁶⁴，但特朗普2.0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无疑更为激进。

但在货币政策制定上，特朗普2.0与里根坚持维护美联储独立性的立场明显不同。一方面，特朗普在其执政1.0时期便呈现出明显的希望干预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特朗普2.0时期更加强烈。其无论是在竞选时还是上任后，均频繁公开要求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 ⁶⁵，并在2025年4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后公开表示将解雇联储主席鲍威尔。 ⁶⁶另一方面，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也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大力推动探索加密货币的应用、建立比特币与加密货币战略储备，并在相关命令的执行机构上将美联储排除在外，禁止其开发央行数字货币。 ^{67 68}这些举动可能存在削弱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把控力及其政策影响力的潜在意图。

此外，特朗普2.0在经济政策制定中，还有将关税、产业政策等“非传统”政策纳入传统“供给侧经济学”框架的倾向，存在通过构建更激进、刺激性更强的政策组合，加速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与制造业复苏的潜在意图。特朗普2.0政府已提出构建一套结合国内税收、关税、产业政策的政策激励机制，以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海外制造业回流。该机制中，美国将通过向全球其他国家征收“对等关税”，形成新的美国财政收入来源，并以新增收入为基础，进一步降低甚至取消国内所得税，从而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与投资增长 ⁶⁹。同时，高关税政策与特朗普2.0承诺的对国内制造业提供税收和政府采购等补贴的措施相结合，将形成更加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 ⁷⁰特朗普政府已于2025年4月初开始实施激进的“对等关税”政策 ⁷¹，显示其已可能开始系统推进上述构想机制的实施。

2. 回归保守主义。特朗普2.0的回归保守主义战略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领域：去监管和反移民政策。与里根和特朗普1.0时期相比，特朗普2.0在这两大领域的政策推进速度和激进程度明显加快，显示出其通过回归保守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强烈决心。特朗普2.0在上述两领域目标明确，即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缩减政府开支以减缓债务负担，以及保障本国人民就业，最终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和强大。

在去监管上，特朗普2.0制定明显较其1.0时期更为激进、覆盖面也更大的政策方案，并已开始启动实施。首先，其上任后第一任期，要求在每出台一条新监管规定就需废除两条旧规定的“二换一”政策基础上 ⁷²，进一步将此规定拓展为“十换一” ⁷³，大幅加强去除旧监管政策的力度。其次，特朗普2.0去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较此前更具系统性，已委任政府效率部为美国去监管政策的“中枢机构”，并要求联邦政府各主要部门与其协调进行全面的监管政策审查、去监管策略制定与实施等工作 ⁷⁴。最后，特朗普2.0将金融领域作为其去监管的核心目标，并大幅加强了推动该领域去监管政策的力度，以促进金融创新和信贷扩张，进一步提升美国金融市场竞争力、巩固全球地位。尤其是特朗普2.0已展现出较明显的推动金融领域去监管与货币政策改革更深度结合的倾向，在金融领域着重和优先推行针对加密货币资产的去监管政策。其一方面通过任命对加密货币等金融创新“友好”的人员作为重要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推行相关领域的“软性”去监管，如提名支持加密货币发展的保罗·阿特金斯（Paul Atkins）为美国证监会主席；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积极实施更广泛的“硬性”去监管，已废除拜登时期针对加密货币会计处理方式和披露的相关要求，刺激加密货币交易 ⁷⁵，同时也在推动冻结美国大型银行落实《巴塞尔协议Ⅲ》、弱化针对银行业并购反垄断调查、削减金融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去监管措施。

在反移民领域，特朗普2.0上任后迅速启动了非法移民驱逐政策，并按照其竞选承诺加大力度。上任首日，特朗普签署了10项反移民行政命令，其中包括终止非法移民子女的公民权，并通过关税威胁，加速了针对哥伦比亚等国非法移民的遣返进程，显示出他在推动保守主义政策方面的强硬态度。 ⁷⁶

3. 打压、遏制国际竞争对手。特朗普2.0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延续了其一贯的单边主义逻辑，以美国经济利益为核心，全面打压国际竞争对手，包括对中国和部分美国盟友采取更为激进的打压措施。与里根时代类似，特朗普2.0针对盟友型经贸竞争对手的打压主要以关税等保护主义手段为主，而针对中国等被其视为“对手”的国家，则采取结合关税、出口与投资限制、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等综合性遏制措施。与里根不同的是，特朗普2.0的对外打压方式更具单边主义特质，且有更高的策略性。同时，因中国在全球经贸中的融合度和影响力远超苏联，特朗普2.0打压国际竞争对手的政策也更聚焦于中国。

第一，关税仍是特朗普2.0打压竞争对手的关键手段，其已对关税政策进行全面升级。相较于特朗普1.0时期主要侧重于针对商品的单一维度制定关税的策略，特朗普2.0已将关税政策拓展至针对商品和国家的双重维度，同时大幅扩大关税的覆盖范围、增强了相关措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具体来看：特朗普1.0时期，其关税主要集中在特定商品，并对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友及合作伙伴提供关税减免；同时，当时美国对华关税也仅覆盖60%~70%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 ⁷⁷相比之下，特朗普2.0的关税则更加全面且复杂，主要呈现以下四大特征：一是继续维持针对特定产品的高关税政策，并逐步扩大覆盖产品范围。如其上台以来，不但继续针对钢铁、铝等商品加征关税，还对汽车和部分汽车配件征收25%的统一关税。 ⁷⁸二是对全部贸易伙伴加征“互惠关税”，既包括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通用关税”，也针对不同贸易伙伴制定差异化的高关税税率。 ⁷⁹三是对中国商品实施更严厉和广泛的限制，全方位强化对华贸易打压。截至2025年4月中旬，特朗普2.0政府不仅将全部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关税税率提升至145%，并威胁继续提升税率，美国国会也提出一项两党法案，拟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税”（PTNR）地位，进一步打压中美贸易。 ⁸⁰四是将关税作为战略工具，以达到打压中国、维护美国霸权的多重目的。其中，特朗普政府正探索一方面将关税豁免作为施压第三国抵制与中国贸易的潜在工具 ⁸¹，另一方面也可能利用关税威胁达到使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帮助美国债务重组等目的 ⁸²。

第二，特朗普2.0将对中国实施更严厉和激进的战略性打压遏制政策组合。特朗普2.0在打压中国方面将继续遵循其1.0和拜登执政时期已形成的政策三维架构，即直接打压、间接压制、推动西方联盟制衡中国，但政策措施及覆盖领域将较此前更加严格和全面。特朗普1.0时期的主要对华打压政策仍以关税与威胁盟友联合遏制中国为主，其他打压政策仍处于制度框架建设阶段。而随着相关制度框架的建成，使特朗普2.0能够在出口限制、投资限制、金融与科技制裁、胁迫盟友协同制华等多方面制定更极端和强硬的对华打压政策，推动中美经贸全面“脱钩”。 ⁸³事实证明，特朗普2.0也正据此框架制定对华政策。其政府除如前所述尝试利用关税威胁他国限制对华贸易外，也出台了“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对中美间投资与资本流动进行更严格的限制 ⁸⁴，并实施了更严格的对华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以及对中国船只停靠美国港口收取“停船费”等一系列措施。此外，也不能排除特朗普2.0将效仿里根，通过加大对华军事施压，降低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稳定的可能。

第三，特朗普2.0对国际竞争对手的打压和遏制政策将主要以单边方式进行，其策略性也更加明显。一方面，特朗普2.0延续了其1.0时期的单边主义政策，强调美国优先，不再依赖基于规则的国际合作。如上任后，他立即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及世卫组织，并曾威胁退出世贸组织。 ⁸⁵另一方面，特朗普2.0较1.0时期加大了对盟友的施压力度，如威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威胁夺取巴拿马运河以及要求北约盟友将国防支出提升至GDP的5%等。 ^{86 87}这些措施显示出，特朗普2.0正尝试通过强硬的外交政策迫使盟友更多地在外交政策上遵循美国的意图，这或许是为联合盟友共同打压中国铺平道路。

综上，里根与特朗普2.0政府的核心支出政策及实施对比情况如表1所示。

四、特朗普2.0政策的全球影响

特朗普2.0政策将对美国短期与中长期的经济和金融发展产生显著且具有差异化的影响。短期内，得益于美国经济的稳步增长、通胀的下降和美联储的降息举措，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可能有助于促进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表现，使美元汇率上升，吸引更多的海外资本流入美国。然而，其激进的关税、削减财政支出、驱逐移民的措施也可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对部分行业产生结构性冲击。若其他主要经济体针对其对外经贸政策采取反制措施，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金融市场波动，对其国内经济造成更大范围的冲击。在中长期，特朗普2.0政策可能引发更高的通胀，增加美国经济“滞胀”的风险，并可能对美元长期信用造成威胁。

从全球看，特朗普2.0政策的全球影响则将主要表现为负面效应，其激进的关税政策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贸易战，加速全球贸易“阵营化”与“碎片化”。若美元汇率与美国股市上涨、吸引海外资本流入美国等效应实现，则可能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和金融风险。若其他主要经济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则可能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激进程度产生一定约束，或将降低其政策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短期冲击。此外，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也将阻碍全球合作，并可能导致国际秩序由“规则性”向“交易性”转变。

(一) 对美国的影响

短期内，若特朗普2.0成功实施与里根类似的减税、去监管与产业扶持等供给侧改革政策，一方面可能通过提高居民与企业的税后收入来刺激国内消费与投资扩张，为2025年美国经济仍保持良好增长提供支撑；另一方面，特朗普2.0更广泛和激进的关税政策将提高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有助于促进本土商品的需求，结合部分海外企业可能为规避关税而赴美投资建厂，或将进一步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而关税上升和进口下降有助于在短期内部分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状况，推动美元汇率升值 ⁸⁸，从而吸引更多的海外资本流入美国资本市场，叠加其供给侧经济政策针对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扶持，也可能增强投资者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乐观情绪，或最终形成股市上涨与资本流入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若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保持良好表现，则消费与投资需求也会进一步扩展，推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然而，上述推演是建立在相关政策能够顺利且有序实施的基础上的，这也与特朗普在诸多政策领域激进的政策理念与行事风格存在一定内在冲突。而若特朗普2.0在对外关税以及对内削减财政支出、驱逐移民等领域出台的政策过于激进或无序，可能在外部导致全球贸易动荡甚至引发贸易战、在内部导致国内社会动荡，而这些因素叠加也将显著增加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其溢出效应也可能对美国经济金融的短期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除金融市场外，这些政策的实施若过度激进，也可能对美国实体经济带来一定的结构性冲击。一方面，美国制造业与全球产业链仍保持相当程度的融合，例如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增加值中有38%来自美国本土汽车零件制造企业。 ⁸⁹特朗普2.0更广泛和更严厉的关税政策因此不仅将影响海外企业，也可能通过全球产业链的传导影响美国本土制造业。而若其他国家对美实施报复性关税，则可能在进一步放大相关影响的同时，对美国农业等主要出口行业造成更大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美国非法移民就业主要集中于农业及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若特朗普2.0如期承诺持续实施激进的反移民政策，可能导致上述行业面临劳动力短缺，叠加关税对部分进口原料成本的推升，或将对其运营和发展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⁹⁰

在中长期，特朗普2.0的减税与削减财政支出的措施也可能产生与里根经济学相似的后果，导致美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进一步攀升，债务危机风险上升，社会矛盾可能加剧。具体来看，根据美国国会要求，特朗普2.0推出的为期十年4.5万亿美元减税方案的实施条件是需要美国同期减少1.7万亿美元的净财政支出。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预计美国未来十年也将增加2.8万亿~ 3.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约占其2024年GDP的10%，而这也将使美国政府债务的GDP占比在未来十年继续上升11%，达到超130%的历史高位。 ^{91 92}鉴于多年来美国财政支出均维持高增长的趋势 ⁹³，特朗普2.0政府如预期成功削减支出的挑战较大，这可能在上述预测基础上进一步推升美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降低债务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若特朗普2.0政府维持或加强其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干预倾向，则可能在中长期负面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公信力，显著推升其国内通胀及相关预期，增加其中长期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或衰退的概率，并加剧金融市场波动。这一方面可能使美国政府财政纪律下降，推动赤字与债务继续上升；另一方面也可能推动美国国债利率上升，增加其融资与偿债成本，形成赤字、债务、偿债成本相继增长的负面循环，使其在中长期面临债务危机的风险上升。与此同时，特朗普2.0推行的诸如削减医保等福利支出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也可能会产生与里根经济学类似的效果，加剧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而相关影响叠加关税对通胀的推升效应，可能进一步加大其国内的社会矛盾，社会动荡风险也将随之上升。

(二) 对国际的影响

特朗普2.0在关税及打压国际竞争对手等领域出台的更为激进的政策措施，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较里根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其政策最主要的国际影响可能包括加剧全球经济的阵营化与碎片化趋势、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风险以及推动“二战”以来国际秩序从“规则性”向“交易性”转变。

1. 对全球贸易形成全面性与结构性并存的冲击。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双重影响，既有直接冲击，也可能引发贸易战等连锁反应，从根本上改变全球贸易格局。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关税政策具有广泛的外溢效应。特朗普1.0时期的贸易战已导致全球除美国外的出口总额下降。2019年，全球除美国外的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9%。而特朗普2.0所采取的远比其1.0时期极端的关税措施，可能带来更大的负面冲击。特别是在美国市场需求收缩的情况下，出口国将转向其他市场，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全球陷入更大范围贸易战的风险。而这也会增加全球供应链的扰动风险，提高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使全球经济发展进一步承压。另一方面，特朗普2.0的单边主义政策也将推动全球贸易的“阵营化”与“碎片化”。受特朗普1.0贸易保护政策和疫情后全球供应链扰动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去全球化”趋势显著加剧，全球经贸“阵营化”与“碎片化”的趋势也逐渐形成，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贸易“阵营化”，即发达国家群体与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群体间的贸易额持续下降，而诸如东盟、欧盟、美加墨等同一贸易阵营内国家间的贸易额则不断上升；二是投资“阵营化”，尤其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通过推动“友岸外包”等策略，显著增加了盟友间的直接投资；三是供应链“碎片化”，无论是在科技还是能源供应或传统制造业领域，主要国家均将安全作为与效率同等重要的考量因素进行供应链部署或建设。而特朗普2.0的单边主义政策组合可进一步加速上述转变趋势，使全球经贸“阵营化”“碎片化”走向不可逆的方向，促使全球贸易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全球化的理念和结构也会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经济关系将更多地依赖于双边或区域协议，而非广泛的全球性规则和合作。此外，全球贸易体系走向“碎片化”也将对不同类型国家造成差异化的影响。对于依赖全球供应链的出口型国家，碎片化将带来显著的阻力，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壁垒将加剧，可能拖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在全球经济分化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可能会通过重建供应链来增加对能源和初级商品的需求，相关商品出口国将受益，但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可能带来全球通胀压力。 ^{94 95}

但是，若其他主要经济体针对特朗普政策采取及时反制措施，其约束效应可能在短期内缓解部分冲击。例如，中国针对特朗普政府在推出“互惠关税”后大幅升级对华关税的打压措施，在第一时间采取反制措施，使美国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均面临强烈冲击和波动，迫使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谈判并达成暂停关税的协议 ⁹⁶，短期内其相关政策的激进程度及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均有所降低。

2. 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风险。在金融领域，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及其可能导致的美元升值效应，或将对依赖美国市场的中低收入国家造成显著的金融压力。随着美元升值，这些国家将面临汇率贬值与资本外流的双重打击，加剧其金融风险。同时，特朗普2.0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干预以及美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水平潜在的上升可能性，都可能推动美国通胀预期上升，并可能损害美国国债及美元信用，从而加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而这一系列外溢效应，可能在依赖外债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引发类似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金融风险出现。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特朗普2.0的高关税和移民驱逐政策，将加剧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动荡。2024年，墨西哥有超80%商品出口流向美国市场 ⁹⁷，对美国经济依赖程度极高，若特朗普实施移民驱逐及加征关税的政策，将直接冲击墨西哥经济，并使该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结构性问题，进而加剧社会动荡。此外，特朗普2.0政策也可能带动欧洲的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潮流，促使欧洲主要国家效仿出台反移民政策驱逐中东难民，进一步加剧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进而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性。

3. 国际秩序由“规则性”向“交易性”改变。特朗普2.0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立场以及对国际规则的蔑视，可能引发国际秩序的根本性转变。特朗普频繁退出《巴黎协定》及其他重要国际协议，减少对外援助，削弱全球合作机制等举措，将使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时，面临更大的协调难度。同时，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公信力和有效性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美国进一步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组织和协议，全球的多边合作体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一局面可能促使国际秩序从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转向更加交易性的模式，即各国根据自身利益进行个别谈判与合作，而非依靠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这种转变将增加各国应对全球性问题时的难度，降低全球治理的效率，并可能推动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的不稳定性。

4. 特朗普的激进举措将增大国际金融波动风险。特朗普2.0在政策制定上选择了更为强硬和激进的措施，特别是在关税、去监管和货币政策等领域，通过更具力度的手段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并努力维持财政纪律和减少政府债务 ⁹⁸，以确保美国重新实现经济复兴。

然而，特朗普2.0的政策框架和目标中存在诸多潜在矛盾与冲突。例如，特朗普2.0既希望控制国内通胀，却又推出可能大幅推升通胀的关税、驱逐移民以及干预美联储货币政策等举措；他既希望在全球维持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霸权，又奉行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不愿参与国际治理与合作。 ⁹⁹这些矛盾和冲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并加剧，进而影响特朗普2.0核心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为避免或减少上述潜在问题对其实现核心政策目标的干扰，特朗普2.0可能会利用当前美国经济状况良好的短期窗口，集中精力加快推行激进的减税、削减支出和去监管等关键政策，以尽早实现美国供给侧的制造业扩张，推动经济在新的发展轨道上运行；同时，他也可能大幅提升关税措施的力度和覆盖范围，并通过更强硬的手段施压盟友，力图尽早实现经济目标，集中打击中国这一美国经济霸权的最大竞争对手。这使全球贸易、供应链和金融市场将可能受到显著且重大的扰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的风险也将大幅上升。这种加剧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使各国面临更多的外部冲击和挑战，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综上，特朗普2.0的政策组合将带来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转型，推高全球风险，尤其是在贸易、金融、社会和国际治理等领域。尽管短期内，美国经济可能因其政策组合而表现良好，但同时也面临因部分政策实施过激或顺序不当而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特朗普2.0政策组合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更不容忽视：全球贸易的碎片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风险加剧以及国际秩序的转变，都将对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Labonte, M., Levit, M.R. Financing Issues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American War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9 July 2008.

2作者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披露数据整理计算。

3Mark, C. President Reagan’s Economic Legacy: The Great Expansio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Staff Report, October 2000.

4Kuttner, R. Export Controls Industrial Policy in Revers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1991.

5Wallensteen, P. American-Soviet Détente: What Went Wrong?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2, no. 1, 1985, pp. 1–8.

6Reagan, R. America’s New Beginning : A Program for Economic Recovery, The White House, 18 February 1981.

7Richman, S.L. The Reagan Record on Trade: Rhetoric vs Reality, 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107, 30 May 1988.

8Kaufman, R.G.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Ronald Reagan’s Foreign Polic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 November 2011.

9Reagan, R. America’s New Beginning : A Program for Economic Recovery, The White House, 18 February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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