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以及生物识别等智能技术创新发展,并迅速向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环节渗透,由此形成的人工智能时代承担起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重构全球竞争格局等时代课题。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活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采用正深刻改变着这一活动的全流程,尤其是改变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生产方式,并进一步造成生产关系的深度调整,可能带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劳劳关系和资资关系的新改变。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最先进科技赋能的生产力代表,是以人工智能技术造就的先进生产力为样态表征的生产力新质态,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特征。基于这一发展现状,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当前国内学界围绕“人工智能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解和重塑”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维度的研究态势。周文和李雪艳在讨论新质生产力如何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时提出生产关系自身的相对稳定性能对新质生产力在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时造成堵点卡点,要从理论阐释和历史回溯中寻找新型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内在逻辑。
在讨论新质生产力如何消解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实现新型生产关系现代化重塑等内容时,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1)从智能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一致性视角来研究,面对“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这一现状,生产者在创造普遍性的世界交往的同时,这种普遍的交往力量很可能会作为异化的力量威慑和驾驭它的生产主体,如何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表征和发展逻辑来抵御人工智能时代先进生产力可能受资本裹挟的风险?(2)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论述线索中,如何进一步论证人工智能时代以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历史进步性?(3)在试图重塑当代全球生产关系的研究视域内,如何进一步说明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先进生产力与服务于全体人民的新质生产力的根本不同?在进一步论证新质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及其化解之道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新质生产力何以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缓解资本逻辑宰制的有力手段;(2)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质生产力对资本的社会权利超越和对传统劳资关系、劳劳关系以及资资关系的变革;(3)新质生产力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世界历史意义。
二、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表征生产力如果不在特定社会关系与联系中展开而仅仅理解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经济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总进程中并非始终如一,不同的发展现状、生产能力和社会需求会使经济活动的内容、方式、场域、目的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其中生产力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有活跃性和革命性的因素,其每一次迭代升级都会带来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度转型。作为表征人工智能时代经济活动新阶段总特征的新质样态的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将塑造这一时代下经济活动和财富获得的主要范式。伴随21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类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领域,全方位改变着社会的运行模式、人们的思维转换和人类的生存样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也造就了全新的基于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引领的新经济形态。人工智能时代具有字符编码特性的数字化世界正在逐渐取代以往现实可塑的原子世界,促成财富创造和增长的因素由一般性活劳动转变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智能化程序,造就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价值创造和经济发展范式。在人工智能时代应运而生的新质生产力,“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具体而言,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活动正发生“从传统的物质资源拉动,到精神和物质资源双向拉动”
生产力在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协同下衍生为变革社会面貌的核心物质力量,不同要素的转型升级和要素间的组合优化又使生产力实现质变。其中,新质生产力在智能技术赋能下促使生产力发生质变,实现对传统生产力要素的全方位变革。
其一,主体劳动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呈现脑力化趋向。在生产力发展的整体视野中,劳动者始终作为最革命的因素而存在,“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其二,劳动工具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呈现智能化特征。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最基本要素,“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
其三,生产要素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呈现智能化形式。各类智能技术的介入导致生产要素发生深刻改变,促使新质生产力各生产要素以信息形式凸显智能化特征。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受到智能技术的赋能效应从一般商品转化为数字化商品,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这一过程中出现非物质化现象,劳动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发生深刻变革。在智能技术赋能下,新质生产力利用智能化信息对实体性要素实现智能转向,使现实生产要素以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智能化生产要素而存在,展现出新质生产力对生产要素智能化转向带来的关键作用。
(三) 新质生产力深刻改变人工智能时代价值链的生态系统新质生产力在技术革命、要素重组以及生产关系的合力作用下正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产生深刻变革,但由新质生产力所引发的变革依然体现在剩余价值的来源、剥削形式以及分配机制等层面,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指向。同时人工智能时代伴随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和数据劳动的转移,这种剥削形式可能更加隐蔽。因此要在适应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对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如何改变价值链进行科学判断与系统审思。
新质生产力对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方式的改变,表现在对社会分工的结构和逻辑的深刻变革。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顺应和满足了马克思对人主体利益和全面发展的主张,要求社会分工与资本、利润相背离,在调整人工智能时代分工结构过程中实现了人对物的依赖性的摆脱。新质生产力抛弃以往以物的占有为主要依据的社会分工形式,将更多视角聚焦如何匹配人的能力与社会需求之上,引发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分工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不同于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社会分工,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层面依靠数字劳动和智能劳动实现资源共享化和组织平台化,进一步凸显了“按需经济”的价值和功能,使得社会资源得到更加合理配置,社会分工更加注重创新和服务。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在调整人工智能时代分工结构中逐渐构建更加和谐的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视域中,社会分工要实现对人与社会关系的重塑,从而满足人类生产实践的诉求。新质生产力在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分工结构予以调整的同时,还在不断塑造更加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人工智能时代充分彰显“人机协作”“人机共治”等特性的同时,还不断显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强音。人作为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都与自然界产生联系的生命体,归根结底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新质生产力对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方式的改变,表现在对价值分配的结构和逻辑的深刻变革。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方面”
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的生产力创新的最新成果,代表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最高阶段,内蕴着构建更高层次的人的创造能力和整体素质生态系统的新标准、新要求。
其一,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人不再受烦琐的劳动所束缚,拥有更多满足自身全面发展的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
其二,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人的发展空间得到不断拓展。原子式的物理世界一直是人类基本的发展空间,人工智能时代人生存的空间开始涵盖线下-云端、现实-虚拟等不同场景。新质生产力在智能技术支撑下能够逐步构建虚拟化的共同体模式,此种虚拟化共同体为人-人、人-机交互提供了极为便利与广阔的环境。同时,物理世界的客观约束在新质生产力促成的虚拟世界中将大为减少,人们可以在“新质”空间中尽可能施展才能,依靠信息化、网络化平台满足自身诉求、实现自身价值,在为社会增添更多新业态、新职业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提供新机遇。
其三,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人将获得更多人机协同的合作机会,为人的发展提供新平台。人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工具与劳动技能的改造促使其专业化日益提升,也相应增强了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
人类在实践活动中长期受生产力发展状况制约,充分体现了生产力在塑造人类文明中的关键作用。对此,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抢抓发展主动权和制高点,是努力在文明竞争中率先取得优势并不断超越西方文明的必经之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背后映射的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一种技术范式的确立往往带来一种生产力发展路径的确定。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对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新型生产力,它的出现也必然代表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将对社会的生产组织、生产环境、生产模式、管理经营等生产关系带来颠覆性变革。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借助于智能化生产实践,不断调整创新的适应性环节,努力打造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原则、创新主体的协同互动基础,在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举国体制下技术突破优势的同时,为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调配和技术攻关提供现实借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机制既不等同于以往的单一行政指令计划,也不等同于西方市场的自由配置体制,是真正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诉求的新型生产力发展模式。可见,新质生产力所构建的新型生产关系,为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产品、服务、平台、技术的创新和体制、机制、制度的改变,同时带来的还是物质、精神、制度三维文明的联动推进和发展。
三、人工智能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消解一定性质的生产关系取决于一定性质的生产力状况,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关系需要由符合这一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质生产力所决定。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在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
(一) 新质生产力内含的发展要求为消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提供可能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生产活动对信息的依赖性逐渐增强,随之带来社会生产活动的数据化现象,使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不同于传统耗费型生产资料,它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保持价值不消耗并逐级扩大。但是数据来源于智能化系统所衍生的非物能型资源,即非天然资源,也不可能天然化身为资本,需要靠长期的数据积累才能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生产资料。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人工智能应用极易造成“数据霸权”现象的发生,进而带来全球智能化的“发展鸿沟”并化身为新型的劳动和技术异化。资本“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实践变为剩余劳动”。
人工智能时代,伴随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力“新”+“质”的提升,要素升级与技术进步同频共振,加之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满足了生产力发展要求与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其中生产力发展受到科技创新的渗透,带来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结合方式的改变。这种新型结合方式使“分工-协作”进一步完善并孕育社会新生产力的出现,进而加速完成生产社会化,满足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
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各类智能技术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加剧对劳动者的剥削,这种变相的资本剥削劳动造成社会的发展鸿沟和阶级分化不断扩大,进而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尽管资本主义试图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缓解这一系列矛盾,但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对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资本主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得以维持的空间正在不断缩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特定生产要素上的体现即代表资本的实质,这就带来资本在大力激发生产力解放和进步的同时,也将社会生产力转化为资本自身力量强化对劳动者的统治与剥削。而诞生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质生产力,能够限制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资本的随意发展,严格控制资本的比例比重和存在形式,确保其内在特性逐渐发生改变,使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不再以服务资本主义为圭臬。
由新质生产力所塑造的新型生产关系将资本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关键是在生产关系的具体机制和要素环节中添加一系列新结构、新功能、新特征,以此不断激发资源配置的灵活性、高效化,同时尽可能规避资本自身盲目追求利润的本性,防止忽视技术创新背后内隐的可持续发展因素。主要体现在:其一,相较于资本主义单一、低效、固定的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所塑造的创新机制和市场机制更加多元、灵活以及富有弹性,能够确保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优质生产要素始终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活力,从根本上实现对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转化。其二,面对资本逻辑宰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新质生产力塑造的生产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科技创新驱动日益完善,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其中内含着新质生产力对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建设,促使劳动主体“再生产”机制得到有效改善,保障人民群众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有力激发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主体性。其三,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构建的不平衡的全球价值链,新质生产力通过更加开放包容的生产关系予以回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逐渐产生密切的经济联系、科技交流、信息交互、文明交往,这决定了作为具有新质态的新质生产力要以全球整合为发展条件。新质生产力通过扩大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关系,不断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整体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共同发展。
(三) 新质生产力适应的技术体系对规范与引导资本提出更高标准要求人工智能对社会生产的嵌入,一方面加速了这一新兴技术的资本化,另一方面在对生产资料的变革中加速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重构,这种智能技术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智能化”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同时,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在群智共享、人机协同和万物互联的深度影响下正从传统物质形态向数智化、网络化形态转变,为规范和引导资本提出现实诉求。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抢抓信息革命机遇,不断提高自身制造业能力和水平,纷纷跻身世界制造业龙头国家。但随着全球信息化发展,原本制造产业利润率直线下降,各资本主义国家为避免资源过度紧张和环境持续恶化,逐渐向金融贸易化过渡,由此带来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不断加剧。“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在新质生产力所形成的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力由各种数据、智力以及知识提供推力实现进步。这就使得社会生产不再依靠原本的有形资产进行组织和支配,数据、智力、知识等无形资产在引领社会生产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社会的总分配。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技术体系建立在各种数据、智力以及知识的集成和凝结之上,这种技术特性决定了它必然不是为某个阶级或者直接为资本所服务,一定内含着协同、共享的社会分配指令和程序,以及内含着实现真正分配正义的技术条件。对此,党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型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从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现状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独享科技成果和科技红利,对全球科技创新及成果共享造成极大不确定性,这主要源自资本主义对劳动生产率的过分追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调效率和利润最大化,这促使企业不断通过抢占新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和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一旦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将大幅降低。对此,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劳动方式创新和科技创新有机统一,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实现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对于新质生产力所要创造的劳动自由,马克思早已作出科学预见:“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如何才能算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对此马克思给出了解答。他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不能仅仅限定在产品的生产数量,劳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创造的社会价值也应作为其考虑的对象。以往资本主义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始终存在矛盾,对此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
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重塑内蕴着对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批判,这种同资本主义生产所不兼容的发展理念将可能带来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进一步扩大。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来看,这种生产既是物质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同样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物质条件的生产从表层来看将引发生产的过剩,从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来看则呈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物质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出现属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源自私有制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直接矛盾。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马克思则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比物质条件生产更容易带来危机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具有极高活性和地位的劳资交换,将资本的增长扩大至无穷。这种资本主义带来的劳资关系并非简单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系,其背后蕴藏着深刻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
从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所呈现的私有制特征来看,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由私有制所带来的生产危机。当前,新质生产力正极力挣脱由私有制所构筑的牢笼,呈现出同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所背反的生产新模式,加速生产力社会化的实现。第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赋能。新时代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专注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契合可能,努力将社会、市场乃至国家资源配置至最优状态。例如面对由竞争过度化可能带来的市场无序化,发挥有为政府功能和坚持有效市场运行有机统一;在持续加强政府调控、监管市场能力同时,给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多灵活性和决定性,确保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都能与合理价值规律相契合。第二,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视为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推手,促成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双向互动。一方面,要依托新质生产力努力向共同富裕靠拢。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真正嵌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轨道中,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出台各类合乎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发展以及保护人民权益的法律法规,使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将共同富裕视为新质生产力长足发展的内生动力。共同富裕的实现关乎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智能水平和发展境遇的完善,更是促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经过程,这种对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和人的类本质复归的方式将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对此,新质生产力作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物质生产,人工智能时代坚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为人现实的发展和本质的复归提供更加充足的发展环境,并进一步澄清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四、人工智能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新型生产关系的历史重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时代下的重大改革命题,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为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深层次改革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已然发生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正面临着塑造与其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时期,以此推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对此,要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在经济发展、生产变革、价值引领、主体培育、文明演进上的驱动作用,以新质生产力不断推动生产关系变革,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科学、高效、公平、共享、绿色的发展格局。
(一) 发展重塑: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别于传统生产力仅关注对物理资源的优化,而是以技术创新、数据驱动和知识资本为主要特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现代化和智能化生产要素,在合理规划智能生产力发展路径基础上紧紧抓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任务主线,为构建多元发展模式以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重要保障,成为重塑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驱动力。
当前,重大科技创新的内核驱动与丰富内涵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经济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在这一趋势下重大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率显著增强,生产力的综合效能与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促使产业结构和产业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不断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成。新质生产力注重重大科技创新驱动引领下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力图借助于各类智能技术不断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产业升级,提升了全要素生产效能。”
生产方式变革是经济深度改革的必备环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以高质量高水平的生产方式为基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表明当前生产力已经发生深刻质变,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来满足生产力发展要求。同时,生产关系也需要依据生产力的质变进行相应调整,以造就出更加符合人工智能时代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以人工智能为关键引擎,智能技术在对新质生产力赋能过程中逐渐孵化出具有智能化特征的生产力质态,构建出一整套以智能化为标准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这种具有智能化标识的生产方式助推人们进一步打破自然界对人类的发展束缚,帮助人们充分利用自然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具有智能化特质的生产方式在助力人类突破自然界限的同时,还促使人们不断突破物理界限,提升物质生产速率,以保证全社会享有更多社会财富。面对生产可能出现的社会化问题,新质生产力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抓取不同信息用户,利用智能算法技术对不同用户信息进行智能分析,从而更加便捷与精准地控制和调节社会化生产。这种由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智能化生产方式,其生产能力更强、适应性更快、普及性更广,通过不断尝试改变旧有生产关系来塑造新型生产和生活方式。
(三) 价值重塑: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以满足分配公平为必要保障从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表征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为满足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公平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第一,新质生产力作为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追求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制度创新为一体的系统创新体系,充分考虑人才搭建、科技孵化、教育供给等层面的良性供需,并依靠人工智能时代生产要素范围不断扩大的条件,持续挖掘新型生产要素,为搭建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公平格局和优化分配收入提供动力。第二,新质生产力将做大共同富裕这块“蛋糕”作为实现分配公平的必要前提,着力引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的迭代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加速出现,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致富空间和更具创造性的致富能力,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面对共同富裕尚且过渡不到共产主义的现实境遇,新质生产力还注重分好共同富裕这块“蛋糕”,系统把握和优先利用知识、数据、技术、管理等先进生产要素,构筑勤劳致富和创新优先的社会发展氛围,以按劳分配为分配根基衍生出各类先进贡献机制和报酬机制。面对新时代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新质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创新资源,努力构成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有机融合,尽可能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公平格局提供更优质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条件,使全体人民享受更多更公平的高质量发展成果。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对分配问题可能造成的负向冲击,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科技向善,不断构建和完善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分配关系,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在主体层面,人才工作一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环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鼓励各类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并满足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创新要求,重新定义生产要素内容和评估生产要素价值。具备高技术的优质劳动力被新质生产力视为人工智能时代创造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生产要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加注重对高技能劳动者的培养、吸引和管理,为社会培育更多以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为核心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实现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创新机制的切实落地。新质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劳动者财富回报和职业尊重的维护,通过构建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人才评价体系、分配激励标准和权益保障机制,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同时各类新兴技术受益于新质生产力的助推效应纷纷由设想向应用落地,为优质劳动力的培育提供充足技术支撑。在分配机制层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倡导健全要素参与分配机制,除传统的生产要素以外,新质生产力为技术、知识、数据、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参与提供渗透渠道,不断尝试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社会分配机制。第一,人工智能时代在充分肯定劳动力这一重要生产要素之外,亦看到技术、知识、数据、管理等生产要素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与劳动者相结合的现实可能。尝试利用技术为劳动者创造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利用知识和数据等要素为劳动者提供更丰富的工作场域,利用管理为劳动者提供更高效的工作平台。第二,依托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本质特征,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中着力实现技术的创新孵化、知识的集聚处理以及数据的管理分类,努力探索技术价值与知识价值有机统一的新型分配方式,为劳动者营造能够更加彰显自身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环境。第三,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资料以及应用上具有的不透明性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深挖数据的要素价值和公平分配数据的现实方案,将数据的收集、处理、流通等环节置于由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透明环境下进行,探索帮扶弱势群体和实现分配公平的新渠道。
(四) 主体重塑: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以开启人的新发展为目标旨趣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如同现代化在塑造人的同时人也在创造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为人工智能时代带来具有智能范畴的劳动“新人”的同时,这种劳动“新人”还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充足动能。
其一,作为知识密集型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人的知识水平和素养提出了新要求。新质生产力作为由不同学科、技术、领域交叉形成的社会产业发展新常态,同时智能机器和智能系统又是内含着不同学科交叉发展的产物,这就要求对其操控上需具备专业培训的劳动者来适应其复杂属性。对此如何培育智能机器和智能系统的熟练操作者,就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备要求。这关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需要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造就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其二,作为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人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出现需要以重大科技创新为依托,而重大科技创新则需要由大量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协同合作加以实现。新质生产力作为由智能技术武装而成的生产力新质态,创新型人才是创造各类智能技术的主力军。这一阶段人的培养要敢于突破原有知识框架和理论,逐渐构建适合创新性人才和创新性成果涌现的体制机制,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后劲充足。其三,作为自动化程度极高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人驾驭智能机器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智能机器所具有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导致它有时会做出一些令人难以预料的操作,变相提高了人有效驾驭这项技术的难度。对此要不断提高人主动驾驭智能技术的意识,努力营造人机协同的发展态势,并始终坚守人在主客体发展中具有的主体性地位,避免人机关系在智能化进阶中本末倒置。其四,作为开放共享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人的协同、合作精神提出了新要求。为避免智能系统和智能机器这一生产要素再次被资本家私人占有,要努力重塑人的协同、合作精神来限制不平等关系再次出现。数据本身的虚拟性特征决定了它不再像传统生产要素一般具有稀缺性,信息的可共享性将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更多开放共享的可能。
(五) 文明重塑: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以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现实旨归建立于资本逻辑之上的资本主义文明以剥削和压迫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种内外部对抗性矛盾呈现出不可调和的特性。由资本逻辑不断扩张显现的狭隘本质阻断了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和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映射着资本主义文明必然被更高级别生产力所超越的历史必然性。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借助于智能化发展潮流,不断构筑具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推动人类文明演进提供重要物质力量。
其一,新质生产力为人工智能时代开辟新的文明发展路径。生产力发展在西方现代化的内隐和外显矛盾中凸显文明的悖论效应。这种生产力发展的文明悖论表现为西方现代化时刻以资本为核心、以资本逻辑的自发行为来满足资本持续积累的野心。从内部来看,发展过程的不公平和不平衡,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裂是西方现代化的失衡症候;从外部来看,对外排他性、剥削压迫性是西方现代化宣扬“普世价值”进而实现资本全球扩张的主要砝码。本着对资本的充分驾驭以及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国式现代化并未抛弃资本的关键效用,而是将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体现资本发挥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历史作用,并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双重保障下搭建市场和政府良性合作的渠道,为克服生产力发展的文明悖论提供现实镜鉴。其二,新质生产力为人工智能时代提供新的文明发展理念。受制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资本主义文明在完成巨量财富积累的同时,也显现出以私有制为文明根基的狭隘性,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越是加速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越加尖锐。中国共产党准确认识到生产力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演进规律,通过释放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来完成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超越。尤其是依据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生产力的新动能被新质生产力进一步释放,人类文明由此迈向更高阶段。其三,新质生产力为人工智能时代贡献新的文明发展范式。由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将物质和财富积累作为发展内核。这种物质和财富的大量积聚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无限制损耗、对精神文化的过量侵蚀以及对不同文明的过度攻击之上的,昭示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单一、片面和畸形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以系统观念审视中国具体实际和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要求,通过党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开启生产力发展新篇章,以新质生产力塑造人工智能时代发展新范式,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向更高层次迈进。一方面,由新质生产力完成的我国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绝非简单的西方式“去工业化”过程,没有简单否定工业文明对人类社会的推动意义。新质生产力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引导下兼顾新型工业化战略锚定和现代化宏观掌控,在有效提升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使工业质量、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保证,这对于将改造工业文明范式融入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中,不断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始终以绿色发展为底色,在发展模式上追求绿色技术和绿色创新相配合对全产业链实现绿色升级,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中逐步构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文明形态。
五、结 语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尝试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这一发展趋势,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这一改变根本解决不了资本的逐利本性,更改变不了“两个必然”的历史规律。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代表,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人工智能对生产力全要素的系统塑造,表现为人们对自然力不断探索的现实过程,其发展特征符合生产力发展促进旧有生产关系变革的时代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有力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形态,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全面调节与消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因素。对此,系统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内涵特征,合理引导和规范智能技术在全球资本中的运行,以更强的历史主体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塑造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的最优发展路径,是加速构建理想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