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¹关于两个“划时代”的论述，首次见于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²，在同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被再次提及 ³，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明确把第二个“划时代”与“新时代”“新征程”联系在一起。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回答好与两个“划时代”相关的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在哪种意义上曾经落后于时代，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哪种意义上是“划时代”的，其时代划分的根据是什么，与此前的历史时期有什么区别？第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哪种意义上是“划时代”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什么区别？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国内理论界就对两个“划时代”的意义进行过讨论。陈理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措施的全面深化和系统化，是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突出了“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的特点。 ⁴戴熖军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对我们改革开放面临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的一种科学回应”，“是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种全面升级”，并从主要矛盾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条件下改革开放的新要求”。 ⁵华诺和周竞风分析了两个“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与改革措施的关系，提出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的良性互动是连接两个“划时代”的纽带。 ⁶隋芳莉和鲁秀伟分析了两次“三中全会”的相关性：第一，两次“划时代”三中全会面临的时代课题不同，但都需要思想解放；第二，两次“划时代”三中全会具体的改革路径有所不同，但都遵循从实践出发；第三，两次“划时代”三中全会之所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都得益于领导团队和领导核心的正确部署。 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理论界进一步对两个“划时代”的演进、成就与经验进行了研究。例如，乔榛主张，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可以划分出两个划时代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对这种演进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改革不仅取得了重大成就，即“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创新、探索出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而且为他国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即“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在开放条件下推进”。 ⁸

综上可知，理论界对两个“划时代”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措施的一致性方面。同时，学者们对两个“三中全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要求都给予了一定关注，这是完全正确且必要的。但是相较于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标示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转折意义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学者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突出不够，给人的印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只不过是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继续深化、系统化，并未发生历史性转折。由此导致对两个“划时代”的把握呈现线性思维的特点，无法理解后一个“划时代”所体现的既前进又转折的本质。

只要运用辩证思维把两次“三中全会”放在改革开放的整体历史进程中就可以看到：两次三中全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所不同的是二者处于不同的时代方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方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方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按照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落后”这一特点，强调改革与落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是“划时代”的。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概括，十八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意义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巨大发展，导致社会基本矛盾的改变，而社会基本矛盾的改变又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要求，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实现了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这两个“划时代”之间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关系。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以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历史连续性角度重新考察本文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

二、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中国在1956年底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何还要提出党和人民的事业落后于时代的问题呢？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要切实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充分发展生产力。

讲中国落后于时代，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⁹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不具备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落后于时代。

中国要想大踏步赶上时代，就必须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积极利用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然后积极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中国正是这样做的。毛泽东经过细致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¹⁰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社会主义革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试图跨越历史发展阶段，越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不管愿意不愿意，中国都必须经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¹¹。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候马克思主义是从欧美和日本传入的，被称为“大同学”；在这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登上历史舞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¹²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它的领导力量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¹³。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由无产阶级领导，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能大大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却不可能跨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一条道路，路可以走得快些，也可以走得慢些，但必须一步步走。

中国革命大踏步赶上时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为前提条件。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是从欧美和日本传入的。孙中山先生从欧美学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师从河上肇先生，从日本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很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 ¹⁴。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一方面，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德宣战，并成为战胜国；另一方面，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退出了世界大战，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中国是带着战胜国的自豪感参加巴黎和会，准备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没想到，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青岛的权益给了同为战胜国的日本，而列宁则发布宣言，准备把沙皇俄国侵占的中国权益无偿归还给中国。中国沸腾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¹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¹⁶十月革命前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称作“大同学”。当时中国连“小康”的水平都没有达到，所以在十月革命前传入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影响了一部分先进分子，但未能引致“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更不要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了，因此，作为“大同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革命事业中并没有发挥出显著作用。比较起来，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不仅李大钊和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布局，而且受到了孙中山的欢迎，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成为可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磨难，最终获得成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新中国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在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言，当时中国已经“大踏步赶上时代”。

然而，就生产力来看，中国并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列宁称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水平。如果我们借鉴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的表达语境，把共产主义称为“大同”社会的话，那么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生产力尚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后来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¹⁷中国必须先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为民族谋复兴”，然后才有可能走向“为世界谋大同”。

遗憾的是，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对形势的认识并没有像后来这样清楚。解放战争的胜利速度之快，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之顺利，给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主要领导人一个错觉，似乎单纯依靠人们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就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对形势的这种错误估计的基础上，无论是在农村和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和工业方面，我们都犯了“左”的错误。以农村为例。1958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¹⁸。这里的要害在于“加速”和“提前”。《决议》一方面肯定公社目前还是集体所有制，不急于改为全民所有制；另一方面又提出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¹⁹。在“小康”尚未实现的时候就试图走向“大同”，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有的是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作为“共产主义试点”的河北徐水县和河南修武县成为一县一社。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队，实行三级管理：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和经济核算，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²⁰当时的农业还是以手工生产为主，在这样的条件下搞“一大二公”的政社合一制度，显然严重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表明全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缺乏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以及在20世纪末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党的十二大正式采用了“小康”概念，并把它作为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等外宾时，进一步阐述了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0年开始，用十年时间，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250美元提升到500美元；第二步从1990年开始，再用十年，争取到2000年达到人均1000美元；“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²¹。党的十三大充分肯定邓小平的构想，明确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国后来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想。中国是在2010年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的；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2020年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的目标比计划提前了40年；建成“比较富裕的小康社会”比计划提前了30年。按照中国古代的观念，“小康”之后是“大同”，一旦“后小康时代”来临，“大同”社会的建设就提上了日程。由“小康”转向“大同”，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²²。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条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后小康和“大同”并不是一个概念。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语境中，从“小康”到“大同”都是重要的跨越，其间的道路还很漫长；必须一步步向前走，并且走一步看三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统一为指导原则，根据每一步的快慢，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制定的“三步走”战略，如果按照原来的标准，到2020年底已经全部完成；即使按照后来不断调整、大大提高了的指标来看，也只有“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尚未实现。一旦“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实现，用十三大报告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结束了。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是，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标准是“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然后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后提出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三为三谋”思想，经过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展为二十大报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四为四谋”思想。

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意义上，两个“划时代”具有一致性，不能割裂。但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条道路而言，它又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从实现“大同”社会的幻想回到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的转折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从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奔赴“大同”理想的转折点。然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思维定式往往构成人们识别转折性事件的认知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大同”幻想中，无法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另一些人矫枉过正，把改革开放理解为放弃“大同”理想。这一问题直到党的十三大才得到彻底解决。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中国虽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邓小平后来承认，十三大报告虽然不是他个人做的，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他本人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强调，尽管发生了种种波折，但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而且，这不是他的个人观点：“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²³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现在要改变的，不再是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过于超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与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已经变得落后了的那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在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前，无论是“经济新常态”，还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转向，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从“小康”目标回到“大同”理想这一转折，也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阐发的。由于思维定式造成的认知障碍，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两次转折的历史意义。当然，我们也要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回过头来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历史转折视为一种退步，或者把“大同”理想当成“大同”的现实。必须运用“螺旋式上升”的辩证思维来把握这一切；必须充分认识到，不仅螺旋式的上升阶段是在前进，而且螺旋式的下降阶段也是在前进。不能用前进性否定曲折性，也不能用曲折性否定前进性。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何种意义上是“划时代”的

很多人不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是划时代的，是因为这种划分标准到党的十三大才明确提出。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讲到改革开放的根据，但由于党的文件尚未把这些讲法正式确定下来，因此，无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还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转入城市，都有很多人只是被动地跟着中央政策在走，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走。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理论界的很多讨论都带有尝试性质，只是到十三大报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确立下来，有了标准的、规范的表述。

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政策转折，在十三大之前争论非常多，尤其是对要不要采取资本主义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分歧很大。邓小平讲：“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 ²⁴对于不同观点的分歧，不能通过压制的办法去解决。有人担心采取资本主义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会导致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这样的顾虑要通过实践去打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²⁵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用害怕偏离正确方向。社会主义要想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对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命题的准确说明。这里讲的是“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不是照搬照抄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学习和借鉴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有人讲，资本主义已经走出了一条现成的道路，已经有了通往富裕社会的桥梁，中国为什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对类似问题，毛泽东早已经做过明确的回答。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²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除了毛泽东曾经分析的原因，即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容许” ²⁷，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想大踏步赶上时代，就不能重走资本主义老路，否则会被牢牢压制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只有发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才能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地位，加快中国的发展速度。

“摸着石头过河”的决策，是由于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当时还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条现成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并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绘就一幅地图，我们只要照着地图走就行了。“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 ²⁸在中国之前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两种：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第一阶段后来被列宁称为社会主义阶段；二是列宁和斯大林为俄国人民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由于俄国生产力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道路。比较而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生产力连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此既不能照搬照抄列宁和斯大林为中等发达国家找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更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 ²⁹要想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中国自己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道路探索的理论产物。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³⁰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如果以生产力水平衡量，把尚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发达国家水平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把比发达国家水平还要高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那么，毫无疑问，发达国家不需要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而是直接进入对我们而言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中等发达国家也不需要经历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直接进入对我们而言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只有中国这样“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才需要经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高，已经全面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却尚未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因此还需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手段。在这一意义上，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成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的那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误以为不符合那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标准，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通往那个阶段的一条道路，在到达那个阶段之前，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在中国已经吸取和借鉴了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之后，还必须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那种认为“凡是向资本主义学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僵化观点。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只能坚持和发展而不能偏离和背弃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不能按照前文所述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标准去衡量。前者要求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后者要求我们突破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混淆起来的僵化的陈旧观点，坚持改革开放。“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在初级阶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开放，就不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就会在实际上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长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 ³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根本的一条是，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这些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³²从有的同志没有重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条文，试图抓住《决定》条文中“没有出现‘公有制为主体’”做文章来看，这一说明十分必要。

最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个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终结的最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随着初级阶段的结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将发生转化。反过来说，如果主要矛盾已经变了，就说明初级阶段已经终结，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还在强调三个“没有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则是“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却变了。对此，仍然有人未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说明，党的十三大报告并没有深入这些人心里。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明确的说明。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问题。从“人均GDP四千美元”“比较富裕的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三项指标来看，初级阶段到2035年就将结束，因此，2035年以后将是迈向更高阶段的时期。如前所述，2010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分别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个重要节点。这说明：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尚未结束，但已经进入后半段；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是一个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阶段；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后者本身也具有过渡性，尤其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含义，将在2035年以后发生重大变化。造成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误解的部分原因，是对党的十三大精神缺乏准确的把握。其中最严重的，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成生产力水平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忽略了我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生产力水平连中等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一事实。这些误解不仅影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而且是造成当前困难局面的原因之一，有必要予以纠正。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而在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中，生产力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中国在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并以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非公经济，它需要一定的占补充地位的生产关系与之配套，以便与生产力中水平较低的那部分相适应。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极“左”错误的影响，后来非公经济逐渐被排除了。“一大二公”成为公认的政治正确，严重背离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要纠正这种错误。一方面，非公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得到恢复和扩大；另一方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改变经营方式的形式不断变革。改革之所以首先在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于只有这种小生产的经营方式才与手工生产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毛泽东认识到，大集体生产是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联系在一起的 ³³，而在20世纪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从根本上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1982年，宪法作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等规定。到1984年，粮食供求状况有了根本好转，随着粮食价格的变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适时地把改革推进到城市。1985年春，撤社建乡（镇）工作完成，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至此不复存在。对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适应了小农经济的现实需要，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农业产量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这一决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初步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二是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制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 ³⁵这是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得出的全新认识，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准备了理论条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要求政企分离，因此，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集中表现在政府机构的变革中。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相关部委相继裁撤，体现宏观调控和间接管理的政府部门则不断建立。

无论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是为了巩固而不是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基本路线中，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一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另一个基本点。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不能前进；脱离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有着本质区别。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的是经营权或者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与其说是“土地私有化”，不如说是“公有土地私用化”。同样，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城市改革和企业改革改变的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公有制本身；同农村一样，城市改革改变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国有企业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而不是逐渐萎缩的过程。

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前，中国的经济、科技水平极为落后，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特别是大量手工生产更适合个体或小型企业的发展，因此，从个体工商业到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非公经济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公有制经济之外的增量因素。与此同时，公有制企业不断改变经营方式，陆续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在两个“毫不动摇”政策的支持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我国实现了长期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但需要说明的是，两个“毫不动摇”不能只讲一方面，也不能把两方面相提并论，而是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它讲的是对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发展”毫不动摇，对非公经济“鼓励”“支持”“引导”毫不动摇。两个“毫不动摇”具有不同的内容，不可混淆，更不能颠倒过来，讲成对公有经济“鼓励”“支持”“引导”毫不动摇、对非公经济“巩固”和“发展”毫不动摇。

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平等的。之所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正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党。这“两为两谋”都要求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是党的十九大后所提出的“三为三谋”（加上“为世界人类谋大同”）在党的二十大上发展为“四为四谋”（“为世界人类谋大同”改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基础。

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如何“划时代”的

尽管截至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初级阶段”已经不再是20世纪下半叶的初级阶段，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因此必须着重考虑它的转折性意义。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因而有必要对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的论断进行回顾。

“新时代”的突出表现是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 ³⁶，由此决定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则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³⁷根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既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那么那些只能适应低水平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变革。相对于党的十八大之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半段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进入了后半段，现在的任务不再是“建成比较富裕的小康社会”，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现在的目标不再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的本质，是开辟由小康社会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这在十九大报告的三个“意味着”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³⁸第一个“意味着”就是民族复兴，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十九大报告关于“民族复兴”的阐发所蕴含的“从小康到大同”的意义，却极少有人发挥。这是因为，第二个“意味着”讲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第三个“意味着”讲的是中国古代“天下大同”和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复兴；它们与第一个“意味着”分割开来，使得第一个“意味着”的深刻含义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进一步分析“新时代”的五个内涵表述，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³⁹在这五个“时代”中，第一个“时代”是时间维度，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备了新的历史条件，有了从小康向后小康迈进的可能；第五个“时代”是空间维度，讲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显然是历史上“天下之中国”的复兴；第二至第四个“时代”分别讲国强、民富、复兴。从表面上看，“这个新时代”的五个“时代”含义似乎并不出奇，但如果深入其具体内容中去就会发现，中国要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要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指出新的方向，而不再满足于“基本实现现代化”，不再是做以人均GDP4000美元为基础的“中等发达国家”。这为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把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时代”结合起来，就能准确把握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⁴⁰强调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但“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对很多人来说理解比较困难。其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结尾处专门引用了中国古代描述“大同”理想的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的就是防止人们把中国与世界分割开来。这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讲的“四为四谋”（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本来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在强调“大同”理想的同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超越当下发展阶段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统一。我们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时候，既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至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关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是以“第二个结合”的形式加以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延伸的新时代新征程的需要。

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整个人类自有史以来，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短缺或稀缺（经济学的所谓“scarcity”），具体表现为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因此，所有文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养活更多的人，以便生产更多的粮食、衣服、房子，让上层的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让下层的人能够吃饱、穿暖、有地方住。这种以谋生为基础建立的社会被马克思称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不仅人类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且全部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都是为解决短缺或稀缺问题而创立的。这也就难怪，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把短缺或稀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设。中国历史上甚至专门把让所有老百姓都能够吃饱穿暖的状态称为“盛世”或“治世”。

今天看来，这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毕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吃饱穿暖也就是当代的“小康”水平。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能够让所有的人吃饱穿暖本身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人几千年见面打招呼都问“你吃了吗”，就是明证。民以食为天，吃不饱只能匀着吃。这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短缺经济制度，也就是共同贫穷的制度。人类几千年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能够让所有的人吃饱穿暖的时期，则是屈指可数的，在中国，只有盛世或治世才能达到；在西方，只有“黄金时代”才能达到。由此可见，人类几千年的经济学说解决的都是短缺问题，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制度都以让人吃饱穿暖作为目标。至于“共同富裕”，除了共产主义者之外，那是没有人敢想的事情，更不要说作为奋斗目标了。

然而，人类经济史在1825年迎来了转折点。这是第一次“由过剩引起的”“普遍危机”。 ⁴¹“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 ⁴²1825年以后，这种意义的相对过剩危机周期性的爆发成为常态，直到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提出“需求拉动”的理论和政策，才得到缓解。为此，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经济问题是可能会在100年之内得到解决，或者至少在100年之内有解决的希望” ⁴³的命题。这表明，即使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凯恩斯，也已经意识到传统经济学终结的命运。

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表明，相对过剩问题不难解决。只要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实行“福利社会”政策，就可以跳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变成发达国家。这是因为，按照凯恩斯的逻辑，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概念，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中等收入”本身并不带来“陷阱”，中等收入条件下的“两极分化”才会带来相对过剩危机的“陷阱”。因此，只要提高群众收入，把群众缺乏支付能力的“绝对需要” ⁴⁴变成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相对过剩的危机就可以克服。问题在于，这种改良主义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一旦相对过剩变成绝对过剩，就必须彻底改变人类本性，否则经济就会陷入死胡同。

对此，凯恩斯有清醒的意识。他指出：“当积累财富不再具有那么大的社会重要性时，我们先前的道德准则也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过去200年来，有很多困扰着我们的伪道德原则，在这些原则之下，我们把人类品性当中某一些最令人憎厌的部分加以抬高，奉为最高的品质。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伪道德原则悉数推翻。” ⁴⁵根据上下文，这里的“积累财富”指的是积累资本，资本积累的动机被凯恩斯当成一种“精神疾病”；这里的“伪道德原则”，正是所谓“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和“看不见的手”的原则。占有货币和资本为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占有而占有”。作为经济学家，凯恩斯并不反对追求金钱，但在他看来，为“享受和维持现实生活”而追求金钱，与“作为守财奴式的占有欲”有着本质的区别。“守财奴式的占有欲”“是一种令人憎恶的病态，是一种一半属于犯罪、一半属于变态的性格倾向”，是一种“人们不得不心怀恐惧”的精神疾病，人们需要“战战兢兢地把它交付给精神病专家去处理”。要让人统治财富，而不是让财富统治人。凯恩斯把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那些“影响财富分配和经济奖惩的各类社会习俗和经济惯例”当作“桎梏”，“由于它们对促进资本积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也就不惜一切代价来对之加以支持”，现在到了“从这些桎梏中解放出来，将它们完全摒弃”的时候了。

可见，即使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能认识到过剩经济的“新时代”到来的必然性，并把超越旧的“物质需要”，特别是“完全抛弃”“对促进资本积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的制度作为解决人类面对的新问题的历史条件。“实际上，巨变的帷幕已经拉开”，而“今天的那些富人们”却仍然生活在旧的时代，以致凯恩斯悲观地说：“从今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富裕阶层的行为和成就来看，要想指望这些人来使这个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其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⁴⁷后来出现的“滞胀”现象，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实际上是由“富人们”及其经济学代理人造成的，不能将其归咎于凯恩斯。

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解决这一难题。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⁴⁸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自私并不是人的本性，而只不过是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种病态的精神现象，它在资本积累的年代会变成“一种一半属于犯罪、一半属于变态的性格倾向”。凯恩斯幻想通过改良改变这种倾向，但他对当今时代的“那些富人们”即资本家，却又深感失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性的改变是不可能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不仅资产者不可能自动实现自我改变，就是无产者也不可能自发地实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而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 ⁴⁹来达到这一点。“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⁵⁰马克思之所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市民社会，正是由于他认识到，解决过剩经济问题，需要的是超越资本经济学的人本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今天这种新经济学又可以称为人文经济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首要的之所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因为它要解决的并不是历史上的短缺问题，而是新时代的过剩问题。针对经济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先是提出了在国内搞“三去一降一补”、在国外搞“一带一路”建设的举措，后来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要求。这些思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相应地，我国的全部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解决过剩问题。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意义之所在，也是新时代的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的根源之所在。

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谈到“关于确定全会议题的考虑”时，为什么首先要强调“这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 ⁵¹。与党的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相比，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已经超越了“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等目标，现在的目标是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2页。

2详讯：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新华社客户端：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3448820773987749&wfr=spider&for=pc，2019-01-23 19:04，2024-09-28访问。

3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社：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9360270988660016&wfr=spider&for=pc，2019-11-05 19:14，2024-09-28访问。

4陈理：《深刻理解把握两次三中全会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旗帜》2019年第3期。

5戴熖军：《两个“划时代会议”的重大意义》，《前线》2019年第3期。

6华诺、周竞风：《两个“划时代”的纽带：思想解放与体制机制变革的良性互动》，《理论建设》2020年第2期。

7隋芳莉、鲁秀伟：《两次“划时代”的三中全会的关联》，《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

8乔榛：《中国改革两个划时代的演进、成就与经验》，《理论学刊》2025年第1期。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47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50页。

20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492-49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7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做了论述，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683页。学界对此也已形成定论，可参见韩裔英国学者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蔡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2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页。

2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32庄荣文：《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以深化网信领域改革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中国网信》2024年第9期。

33李萌萌：《毛泽东与新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学习时报》2020年9月25日第5版。

3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700页。

3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702-703页。

36参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页。

3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

3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3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4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43[英]凯恩斯：《劝说集》，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页。

44凯恩斯的用语，参见[英]凯恩斯：《劝说集》，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45[英]凯恩斯：《劝说集》，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

46[英]凯恩斯：《劝说集》，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6页。

47[英]凯恩斯：《劝说集》，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5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24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