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¹这是“精神文明”首次作为完整、独立的概念单元出现，并与“物质文明”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文明”范畴。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二者辩证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²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特色之一。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针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作出系统部署。全会重申“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³，并将“着眼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⁴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

党的二十大以来，国内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原理、机制和路径进行研究阐发，形成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戴木才认为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共同构成了共同富裕的完整内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崇高使命，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人民精神力量。 ⁵张晚林和蔡佳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哲学视角出发，认为儒家文明中的个人主义、社群主义和天下主义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价值维度，并以此造就“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⁶孙明增从内在逻辑、价值蕴涵和实践指向等角度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进行理论界定，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先进本质，是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世界大同目标的必由之路。 ⁷郝立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多维度的社会发展进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价值目标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⁸李辉和韦莉莉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与新发展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并且提出“两个文明”是以文化人的两大文化形态，二者的协调发展根本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⁹田书为提出在物质文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引领力和高度发达的精神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精神要求，并对“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积极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两个文明”相协调有助于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蚀及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度构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提供思想保障和价值引领。 ¹⁰王淑芹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源进行了研究发掘，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全面进步发展观纳入“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范畴。 ¹¹徐秦法和刘星亮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为视角，阐明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可以推进全面发展和社会统筹协调，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精神引导和力量支撑，凝聚发展共识和弘扬人类共同价值。 ¹²史巍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诉求，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物质主义立场及其造成的精神世界虚无状况。 ¹³

总体上来看，当前学术界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沿着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规定和实践遵循的思路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意涵进行了广泛论证，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进行生成式追问和历史实践论证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理论增长空间。因此，本文首先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根源诉诸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发掘其中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哲学思辨，探究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过程中的理论超越与革新；其次对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深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客观认识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和考察，揭示当前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再次基于历史实践经验，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内在关系的角度提炼“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并以此驳斥当前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偏误，实现认识上的端本澄源；最后分析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挑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践指向，并展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现实价值和应用前景。

二、“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基础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思想理论根源。客观地说，中华传统文化长久以来并没有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上形成稳定一致的结论，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二者视作相互对立的价值主体，以至于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对于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也同样展现出明显的坼裂。直至马克思主义走进中国社会，长期难以讲清道明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迎刃而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物质”和“精神”走向统一。

（一）传统文化：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的价值分野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物质”和“精神”作为国家政治生活和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元素，并不是天然就协调统一的。相反，往圣先哲围绕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孰轻孰重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辩驳，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加以不同解释来阐发各自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志趣。

儒家和墨家围绕“礼与食孰重”（《孟子·告子下》）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儒家认为，春秋时代之所以出现“礼乐崩坏”的乱象，表面上是由于君臣、父子等传统伦理纲常关系遭到破坏，其本质则是因为个人私欲无以为限地膨胀。因此，要维持社会和谐和政局稳定就必须注重精神要素的培养，做到“克己复礼”，重建“礼乐制度”。墨家则认为，“周礼”存在和运行使得社会中出现了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消耗了大量物质要素，要想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必须瓦解礼乐制度，实现人人参加劳动，人人分享物质成果。对于墨家这种物质要素重于精神要素的思想观点，荀子曾尖锐地批判为“墨子敝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具体到人类个体如何处理“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墨家和道家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其中，墨家学派主张将物质要素维持在能够满足人类生存的程度即可，极力倡导严酷自律、极端刻苦的苦行僧式的个人生活，要求墨家门徒“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庄子则认为墨家学说是人类本性的退化，虽说人类存活于世必须遵循“有生必先无离形”的自然规律，但是“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庄子·达生》）要想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就坚决不能“丧己于物”（《庄子·缮性》），要更多关注精神层次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肇始于先秦时代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孰轻孰重的讨论，贯穿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演进历程，往圣先哲将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视为独立的价值主体，提出了符合各自世界观的思想答案，积累遗存了大量思想文化材料。具言之，中华传统文化既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又包含“饱暖思淫欲”“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既认为“家贫出孝子”“士穷乃见节义”，又警示“小人穷斯滥”“饥寒起盗心”。虽然绵亘千年的探讨未曾有过明确的答案，但关于“物质”和“精神”的相关范畴已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注脚。这些流传于中华经典名篇的言词语汇成为数千年来引导中华民族领会“物质”和“精神”及其关系的重要理论参考，并且客观上为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二）救国方案：物质优先与精神优先的次第迭现

18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而出现，用以表达“从以传统为基础的社会向‘社团’型现代社会过渡所带来的急剧（有时是创伤式）变化” ¹⁴之意。在彼时的中国，儒家学说因其倡导的“三纲五常”之言依然高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运行规律，继续作为“庙堂之学”主导着中华传统文化演进历程。固步自封的中国与正在经历现代化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越发趋于不对称。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封建中国的经济社会逐渐沦为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的附庸，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当居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人真正领略到西方列强伴随现代化进程发展起来的“近世文明之利器” ¹⁵之时，原生的恐惧和不安逐渐转变为信任和崇拜。他们认为只要像西方列强一样拥有并掌握这些“利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会逐渐减少” ¹⁶，万世太平的局面一定会回来。然而，单纯从器物层面展开的现代化追求并没有让近代中国走向兴国安邦，在西方列强的持续侵略中，我国面临着越发严峻的内忧外患。于是，一批仁人志士逐渐意识到“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 ¹⁷，要想实现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就必须全面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思想，谋求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但是，传承千年的封建礼教早已占满整个封建中国的社会意识，异于中华传统的西方思想文化一时难以找到足够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形下，近代爱国先驱意识到唯有“大破大立”，才可能将国民思想从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中解放出来，实现精神层面的现代化转型。因此，他们一边高呼“打倒孔家店”，与中国封建文化做全面决裂，一边将西方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国，在封建思想与殖民统治的夹缝中艰难开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空间。

纵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为探寻抵御西方列强的救国方案做了多种尝试。无论哪种方案，都始终没有脱离“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探讨。例如，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派看到了“先进物质与落后物质”之间的差距；拥护“德先生”“赛先生”，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一派看到了“先进精神与落后精神”之间的差距，进而在面临“先进物质和先进精神”何者应该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优先选择时，两派形成了不同的救国方案。近代以来的历史实践证明，任何“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救国方案都无法帮助积贫积弱的中国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革命实践亟需新的理论指导。

（三）科学理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辩证统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演进，西方世界对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认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对货币的贪婪崇拜致使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间隙越拉越大，力量对比越发悬殊，直至物质世界完全成为压倒精神世界的存在。针对这种情形，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尖锐地指出：“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 ¹⁸，乔治·齐美尔也将其评价为“所有的人格与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 ¹⁹凡此种种，皆是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拜物主义的典型表现，其直接后果是几乎所有人都沉浸于物欲横流的沃野中，人们“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拿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 ²⁰，最终导致人们的精神世界陷入无尽的“赤贫”。因此，恩格斯曾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²¹

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然认识到人们不应因沉沦于物质世界而将精神世界视若虚无，唯有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二者共同构成人类世界的基本内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第一，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²²第二，物质世界是基础，对精神世界发挥着制约和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²³“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²⁴，这鲜明指出了物质世界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可以为精神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和条件。第三，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具有反作用。如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提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 ²⁵或“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²⁶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在文本中明确提出“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的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活动入手，深入考察了作为社会历史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并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深刻批判中开创性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此“物质”与“精神”不再是绝对独立的价值主体，“物质富裕”与“精神进步”也不再面临二元对立的发展博弈，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为“物质富裕”和“精神进步”谋划了一个“文明时代”的光明图景。他们认为，未来理想社会形态应当是物质丰饶、精神丰裕、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都能使自身的能力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

三、“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生成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他们通过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激烈论战，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领大批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党领导的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条“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一）前期探索：革命的文化运动与实践运动同等重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融入武装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领导社会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方面，我们党坚持通过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着力为革命事业提供给养保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在解放区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到1948年秋，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已在大约1亿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 ²⁷，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基本被废除，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生活改善。同时，毛泽东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 ²⁸，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我们党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开展合作互助，发展农业技术，选配优良品种，兴办农业水利” ²⁹，在解放区基本实现了粮食和其他日用品的自给。此外，我们党面对持续的经济封锁，积极推进贸易流通，即“大力发展‘红区’的集市贸易和商品流通，发展同‘白区’的经济贸易，推动各类合作社经济和工商手工业发展” ³⁰，逐步形成“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另一方面，我们党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普及，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以精神文化建设凝聚革命力量。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已经开始意识到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储备不足是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党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出版作为《宣传工作决议案》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建立书店、组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传播。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积极团结知识分子，在延安组建文艺社团、开办文艺期刊，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并通过开设干部学校和地区小学推进边区教育发展，为凝聚革命力量和扫除愚昧奠定坚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围绕开展“三查”“三整” ³¹、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和破解“历史周期率”等一系列创新做法持续加强党内精神文化建设，着力改进工作作风，为全面执政做了较为充分的精神准备。

（二）酝酿萌芽：经济恢复与扫除愚昧同步进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全方位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农业生产环境极为恶劣，绝大多数农产品产量低于1936年的水平；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水平整体低下，行业间、地区间的工业结构分布极不均衡；通货膨胀现象严重，物价波动剧烈，非法经营的投机资本活跃，国内财政金融秩序混乱不堪；国民人均收入极低，失业人口激增，人民生活水平处于温饱线以下。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状况，党中央果断施策，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巩固新生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寻求苏联经济援助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方式汇集了宝贵的生产资料，为后续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做了资金准备；通过严厉打击肆意炒卖银圆外币、蓄意抵制人民币进入市场的投机资本家，在规定时间内收兑、肃清人民群众持有的金圆券、银圆券，严格查封地下钱庄，扩大国有经济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规模等手段遏制非法金融活动，稳定社会物价，理顺社会生产关系。经过三年不懈努力，国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稳中有升，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此后，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提出以“一化三改”为核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代表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已在我国经济成分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标志着我国已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面对新中国成立初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封建文化残余势力尚存、教育文化事业惨淡的现实状况，毛泽东强调，要“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³²同时，毛泽东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³³具体到实践层面，我们党在精神文化领域坚持“破旧”与“立新”并举，一方面深入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和“移风易俗运动”，降低人民群众文盲率，破除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并通过批判《武训传》等典型文艺作品，逐步破除文化艺术界的旧思想、旧观念，进而清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遗留的反动腐朽的思想文化观念；另一方面，在全社会持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集中编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出资兴办各级学校，初步建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政策，出品《茶馆》《梁祝》等一系列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在全社会营造起重视知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的良好风气。

（三）系统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连续写入党代会报告

1979年10月，邓小平正式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标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式纳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话语体系。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二者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 ³⁴，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 ³⁵。党的十二大将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性高度”，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统筹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三大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阶段性成绩进行了总结，提出“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事业欣欣向荣。九年制义务教育正在逐步实施” ³⁶。党的十四大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宏大框架，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³⁷这意味着我们党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党的十五大基本延续了十四大的论述，再次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³⁸党的十六大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连同“政治文明”，构建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文明”范畴，并要求“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³⁹党的十七大将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做了具体化、细致化的安排部署，提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 ⁴⁰党的十八大将“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作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助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⁴¹综上可以看出（参见表1），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历届党代会报告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意蕴、战略构想、具体举措等多个角度做出了系统谋划和周密部署，其内容贯通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等诸多方面，为全面深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四）全面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⁴²。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新时代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大命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深邃的新论断，推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实践，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其一，理论阐释不断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 ⁴³并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⁴⁴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对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提出新要求，作出新指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⁴⁵，并在2022年赴辽宁考察期间完整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⁴⁶的重大论断。同年，这一论断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意味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应有之义、必答之题。其二，实践探索持续深化。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战略机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打响脱贫攻坚战，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发展以科技创新为重要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全面提升人民收入水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助力国家和人民在“物质上强大起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度开展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创新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人民群众“精神上强大起来”。其三，成就经验不断积聚。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奋斗，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根本性转变，网络生态持续向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人民文化自信显著提升。

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

（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高水平”的协调

“协调”是指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部分之间达成和谐统一，形成稳定而有序的整体。具体到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语境中，“协调”一词仍然用以指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形成的一种无限接近平衡的理想状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较低水平的物质文明与较低水平的精神文明之间同样达成了某一程度上的“协调”，并且这种“协调”能够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状态持续存在。但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低水平”的协调绝不是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价值目标。质言之，我们大力倡导的“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理应是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先进性的“高水平”协调发展，其至少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含义：一方面，整个社会生活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程度趋于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最高水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活动中，总要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育程度。因此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域内，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最优层次的协调发展的首要前提是不断创造和积累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努力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向当前历史阶段的最高峰，形成高水平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精神文明交相呼应的社会文明格局。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向“更高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⁴⁷。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要积极顺应时代在演进、历史在向前、条件在变化的客观规律，坚持发扬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聚焦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大丰富”，并在此基础上坚持不懈、勇攀高峰，争取早日实现全体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达成全体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统一发展。

（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螺旋式”的协调

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相关论述深刻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内在蕴含着相辅相成、耦合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我们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但在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应当避免出现两种较为常见的误区：一是避免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简单地理解为“物质引领、亦步亦趋”。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百余年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历史任务，我们党制定了不同的发展策略，客观上形成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交替领先的演进格局。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边区局势整体稳定，我们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近四年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通过学习和讨论的方式主抓党内精神文化生活，纠正党内“左”倾或右倾错误，肃清教条主义风气，使党内达成空前团结；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社会面貌，我们党将促进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通过持之以恒的艰苦奋斗，夯筑兴国强国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前夕，“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极左思潮仍在危害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我们党面向全社会发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全面思想解放引领伟大社会变革。二是避免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最终结果机械地理解为“完全一致、齐整如一”。一方面，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处于永无止境的运动变化之中，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更迭不息，要想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协调”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另一方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作为矛盾的双方，合理限度内的差距会对二者的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驱动作用，换言之，当前我们倡导“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本质目的并不是彻底消灭差距，而是将二者之间的差距始终限定在一个动态、平衡、可控的合理区间内，保障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有机体。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赋能型”的协调

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本身是一个持续赋能、优势互补的过程，其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并不仅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它需要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创新实践为其赋予活力与动力。在实际推进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利用教化的力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托法治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此确保“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能够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既是社会进步的要求，更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创造性智慧的赋能过程。只有当每个人都能积极投身其中，自觉地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滋养、共同发展，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持久和谐、富有生机的全面协调进步。另一方面，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克服了单向度依赖“内在超越”传统必然带来的软弱性，实现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赋能。梁漱溟用广土众民、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长久、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重视家族制度、道德气氛特别重等十四个特征概括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倾向于向内用力，凡事求诸己，强调内省，注重“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其身正，不令而行”，无论是自身的修养还是社稷的安危，最终都归到个人德行的培训上，要“内圣开外王”，即不注重物的开发而转向人的内省。这种以精神文化为内核的文明营建方式，一定会在世俗化的物质层面表现出某种超越性的特征。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物质基础和制度支撑的超越性符号的构建，又必然会由于其凌空蹈虚而沦为空谈。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既呵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坚持崇高的精神修养和道德追求；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实践力量，克服了单向度依赖“内在超越”传统必然带来的软弱性，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共同构成“一体两翼”的和谐共生新格局。

五、“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挑战

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环境和任务已经发生了全局性变化，持续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需要在全面把握其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正视现阶段“两个文明”建设仍然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特征、面对数字化转型的革新任务、亟须凝练新的理论总结等诸多发展困厄和挑战。

（一）“两个文明”建设仍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同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⁴⁸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包含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两方面内容，这与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不谋而同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旨归。但是，在社会物质文明建设水平和人民物质富裕程度作为更易感知和测度的显性表征的影响下，在具体实践中“认为物质文明建设是‘硬劳动’，精神文明建设是‘软劳动’，重硬轻软的做法” ⁴⁹仍然存在，致使“两个文明”建设表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特征。一方面，综合考量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的物质生活的丰富程度和获取难度，现阶段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并且结合我国当前国际舞台角逐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国际经济影响力与国际文化影响力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这集中反映了我国物质文明建设总体领先于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从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到乡村的传统农耕文化，作为整体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是丰富多元的，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乡村、高新行业与低端行业等诸多领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阶段、水平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

（二）“两个文明”建设面对数字化转型的历史革新任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经济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整体表现为传统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不稳定性和突发性因素增多。如此时代境遇下，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的数字经济浪潮为促进各国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战略机遇。转观我国，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数字经济建设，持续优化数字经济产业和空间布局，加快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数字经济日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生动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数字经济在对我国物质文明建设正向赋能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可能不利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新问题。例如，在以“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生产要素、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经济样态、以“数字化生存”为特征的新型生活方式接连出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如何推进数字赋能“两个文明”建设，提高“数字韧性”“数字活力”的问题；在经济发达程度、互联网发展能级、人民数字化素养具有显著差异的各个地区之间，面临着如何扩大和释放经济文化领域“数字红利”，防范和治理“数字鸿沟”“数字弱势群体”的问题；在大力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实践中，面临着如何平衡数字文化产业和数字文化产品的商业经济属性与社会价值属性的关系的问题。凡此种种，皆是现阶段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和研究的现实问题，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是在数字化时代持续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

（三）“两个文明”建设亟须形成新的理论总结

面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以协同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速度、程度、匹配度等多个方面问题。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文化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其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统揽新时代社会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直接理论来源，应当继续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和发展。随着实践走向深入，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必将面对越发复杂和艰险的发展环境，并且，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对于“协调”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因此，为应对新征程上推进“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高质量”协调性要求，我们必须面向未来，从理论指南的层面探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融合创新路径，外化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统一性，形成新的理论总结。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期望加强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学理化、学科化、体系化的探索，进而为增强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协调性提供理论遵循，这与面向新征程更好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需求不谋而合。

六、“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指向

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贯穿历史、现在和未来的。面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坚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进一步揄扬，更是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增进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勇担时代使命，矢志不渝地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理论认识层面的难题，更是一个实践方略层面的难题，“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宝贵思路。从“两点论”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做到统筹兼顾，既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谋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统促进生产力跃升，又要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从“重点论”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情况似乎尚未完全摆脱费孝通的判断：“当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没有真正的协调一致，新的物质文明需要有一个新的精神文明、一个新的文化观念、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新的精神文明还没有真正跟上来，还在探索和完善之中。” ⁵⁰我们要重视现阶段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防范和克服基层工作实践中出现“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硬，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现象，切实推动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政策方针、强化制度保障、引领社会风尚，有力地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二）发展数字文化产业，促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文化产业及其衍生出的数字文化产品分属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同范畴，并且“一国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则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可以培育新供给、促进新消费，直接影响了该国的精神生活富裕状况。” ⁵¹因此，数字文化产业是数字经济时代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产业载体。我们要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制定和出台新形势下推动数字文化产业有序发展的政策措施，优化数字文化产业规划，明确发展方向，鼓励各类资源向重点领域的数字文化产业集聚，开展市场主导的、有组织的投资研发和创新应用；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数字文化产业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文化企业和品牌，构建涵盖内容生产、平台运营、终端服务、衍生产品等多个环节的数字文化产业链条。特别地，有针对性地治理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过程中可能进一步加剧的“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本质上是在不限制发达地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前提下竭力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让优质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惠及更多群体和地区。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过程中形成的良好的东西部协作模式，巩固和畅通对口帮扶机制，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文化产业园区，引导具有鲜明地区特色的数字文化产业在欠发达地区落地，并通过人力资源帮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数字人才交流、支援和培养力度。我们要高度重视对数字文化产业社会价值属性的建构与弘扬，例如，严厉打击和取缔当前在短视频平台普遍存在的低俗“审丑”现象，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升数字文化产品的思想性，确保数字文化产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三）深化人文经济研究，科学把握人文经济发展规律

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对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关系展开过深入的思考，提出“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行为有质的区别。” ⁵²这段论述阐明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深刻揭示了“人”居于经济文化建设核心位置的道理。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面对如何评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两个文明”建设现实状况之间的差异、如何度量“两个文明”之间的不平衡范围、如何在具体实践中理顺“五大文明”的发展逻辑、如何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两个文明’发展模式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我国必须在深入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伟大实践的基础上，系统深化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以坚定的研究立场、独到的研究视角、科学的研究范式、新颖的研究方法，筹谋人民群众、物质生产、精神文化三大要素，探索新时代人文经济发展规律，为开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七、结　语

通览世界现代文明的演进，“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发展悖论似乎已经普遍到让人们视若无睹的境地：中国、印度等一众在人类文明史上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国家尚且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反观仅有二百余年文化史的年轻的美国却飞速成长为当世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样地，以华夏文明摇篮而著称的中原地区，曾长期制霸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得来“逐鹿中原，方可鼎立天下”之誉，然而随着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快速崛起，为中原地区乐道的文化底蕴也变得相形失色。面对这种发展悖论，西方社会高呼着“回到古希腊”的文化口号一路从文艺复兴走向现代化，而近代中国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倡导的文化复古与回归的道路，试图通过“打倒孔家店”这种确定性的方式弥合传统文化中物质和精神的价值分野带来的不确定性。直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物质与精神的同一性，领导人民群众在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策略转向，逐步探索出一条“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技术更新加速与文明整体转换滞后相并存，新增长极崛起与传统发达板块的失落相并存，新财富主体崛起与传统财富主体的失落相并存” ⁵³的世界文明震荡中生成，它超脱于单一以“物质”或“精神”为对象的客体性现代化研究，始终聚焦于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精神需要为目标的主体性现代化探索，致力于实现人文与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融合互动，高度契合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持续深化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加快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是有助于我们克服西方经济学弊漏，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平衡营建，进而摆脱“人文陷阱”“人文危机”“人文悖论”，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社会繁荣局面的时代开新；二是有助于发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说”，将其中的积极元素聚集、融汇于新时代人文经济活动之中，在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是有助于调动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不断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优化和凝练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话语表达，推动世界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变革，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人文经济发展活力，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5戴木才：《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建》2023年第4期。

6张晚林、蔡佳：《儒家文明与现代化的价值之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哲学视角》，《天府新论》2023年第3期。

7孙明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内在逻辑、价值蕴涵和实践指向》，《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5期。

8郝立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9李辉、韦莉莉：《以文化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价值目标》，《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24期。

10田书为：《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视野》2022年第10期。

11王淑芹：《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源》，《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6期。

12徐秦法、刘星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何以突出文化建设？——基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视角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2期。

13史巍：《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思想逻辑及时代要求》，《社会科学家》2023年第1期。

14[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66页。

15这里可以参阅竺可桢的说法：“惟是近百年来，科学勃兴，交通之便利远过曩日，欧美各国均藉近世文明之利器以侵略我国，日本随之，变本加厉。”竺可桢：《竺可桢全集》 （第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

16[澳]彼得·哈里森：《科学与世俗化》，《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8年夏季卷），张卜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8页。

17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

19康少邦、张宁等：《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9页。

27《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65页。

2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5页。

29刘儒、王明森、马叶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建设及其基本经验》，《行政论坛》2022年第3期。

30刘儒、王明森、马叶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建设及其基本经验》，《行政论坛》2022年第3期。

31“三查”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李君如：《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3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

3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34《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35《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36《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37《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38《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39《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4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4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42《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4页。

4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02页。

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23页。

46《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强调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2年8月19日。

4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页。

4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49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50费孝通：《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51倪建文：《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文化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52习近平：《文化是灵魂》，《浙江日报》2005年8月12日。

53陈忠：《人文经济学的世界文明意蕴》，《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