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搭乘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快车，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同时亦面临中国制度环境兼具“新兴经济”和“转型经济”特征的独特困境与挑战(陈凌和王昊, 2013; 李雪灵等, 2018)。中国制度背景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了“新兴经济”国家层面普遍存在的制度空隙和缺陷特征以外，更具有“转型经济”国家内部地区层面制度发展差异化不均衡特征，以及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非市场环境的重要治理作用(田志龙等, 2007; 陆亚东, 2015)。如何刻画中国制度环境发展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以及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对特殊的转型制度环境作出有效应对，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重要问题(Davis, 2014)。

目前对中国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成长及战略响应行为的研究大多将中国归入新兴经济体进行探讨，强调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制度空隙和制度缺陷等普遍性特征对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作用(Luo和Wang, 2012; Shi等, 2017)，而对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内部制度差异化和不均衡等特殊性特征导致的地区间制度发展水平相对差距对企业战略响应行为的影响有所忽视。尽管近年来制度距离研究开始关注国家间制度相对差距对新兴市场企业跨国投资决策的影响(Hernández和Nieto, 2015)，但其比较局限于跨国企业母国与东道国间，而对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制度发展上的相对差距依然缺乏关注(Van Hoorn和Maseland, 2016)。

纵观已有文献，学者大多关注企业如何通过市场化战略被动应对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空隙或缺陷，如削弱创新投入(Brinkerink和Rondi, 2021)、降低创业精神(Webb等, 2020)以及制度逃离(李新春和肖宵, 2017)等。然而，在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企业更多地面临非市场环境的影响(田志龙等, 2007)，甚至相对于西方企业而言，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非市场环境对企业成长及成功的影响更大(He等, 2007)。而非市场战略是企业在非市场环境中为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市场环境或增加企业整体价值而主动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战略行为(Hillman和Hitt, 1999)。探讨企业如何采取非市场战略积极主动地响应中国的转型制度环境具有更特殊的情境意义与研究价值。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和制度理论，本文通过构建地区制度期望落差(regional institutional aspiration gap)这一相对水平概念来探讨由制度发展在中国不同地区间的非均衡性导致的相对制度效率差距如何驱动企业非市场战略−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社会责任是企业目前所采取的最常见的非市场战略之一，具有更高的实践可操作性及普遍性(谢佩洪等, 2010)，并与经营绩效、财务绩效一同构成了企业战略绩效评价体系的重要基石(徐光华等, 2007)。本研究将非市场战略纳入制度期望落差的响应行为中，强调非市场战略对企业主动应对制度空隙的重要性，尤其在中国典型的转型环境下研究非市场战略更具理论和应用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组织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地区制度期望落差

制度环境被定义为“为生产、交换和分配奠定基础的一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Davis和North, 1971)。它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有效性。相较于通过参与更含蓄的社会构建过程运作的非正式制度，当前制度文献更侧重于探讨对市场有效性产生直接影响的正式制度对企业成长及战略决策的影响机制(Doh等, 2017)。基于制度理论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制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聚焦新兴经济体制度空隙等普遍性特征对企业战略行为影响的研究视角仍停留在国家层面制度发展的绝对水平上。尽管近年来制度距离研究开始关注母国与东道国间制度相对差距对新兴市场企业跨国投资决策的影响(Hernández和Nieto, 2015)，但亦未更多关注中国这类转型制度体制下国家内部制度不均衡、非市场环境治理作用等特殊性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除此之外，目前研究更多关注企业如何通过调整市场化战略，被动应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式制度空隙或缺陷，而对企业非市场战略响应行为的关注不够。这无法很好地解释在中国这类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与非市场环境并存的特殊制度情境下，企业为谋求市场机会或增加整体价值而主动影响非市场环境所表现的具有独特性的战略响应行为。

中国转型制度环境的特殊性体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和变迁带来的地区间制度发展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以及在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中始终面临大市场(市场因素)和大政府(非市场因素)的双重力量(蔡莉和单标安, 2013)。这些特殊性影响着中国情境下企业战略响应行为的差异性，尤其是非市场战略的决策导向和行为选择不同于西方企业(田志龙等, 2007)，如何充分考虑诸如中国这类转型经济体的制度特殊性对企业非市场战略响应行为的影响成为当前研究关注的重点(陆亚东, 2015)。企业行为理论与制度理论的结合为探讨中国转型制度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均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此，本文将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范式和逻辑框架与传统制度理论相融合，提出“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这一概念，对中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性−地区间制度发展的差异性和非均衡进行刻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制度期望落差-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制度期望反馈逻辑框架，来解释中国企业应对转型制度发展的不均衡性所实施的战略响应行为。

企业行为理论的绩效反馈机制认为企业实际绩效与绩效期望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形成绩效期望反馈，进而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决策(Cyert和March, 1963; Greve, 2003)。本文参考企业行为理论的绩效反馈逻辑框架，融合制度理论对转型经济体国家制度环境的研究，提出中国转型制度环境下的制度期望反馈逻辑框架。该逻辑框架认为，组织基于所在地的制度发展水平，与相似参考群体(同行业企业)所在地的制度发展水平进行对比，确定本企业所处外部制度发展水平的“顺境”或“困境”状态，困境状态会影响组织为弥补制度期望落差困境而采取战略响应行为。在该逻辑框架下，参考群体所在地的制度发展水平被看作制度期望水平，本企业将所在地的实际制度发展水平与之相对比，如果高于制度期望水平，则称之为制度期望的“顺境”状态，即地区制度期望顺差，表明当地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完备性和协调性相对更好；相反，则称之为制度期望的“困境”状态，即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表明当地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处于一种制度相对脆弱或失灵的状态。

制度期望差距是针对中国转型制度背景的特殊性而提出的概念，旨在全面刻画我国地区间制度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性和不均衡特征。而制度期望反馈机制则提出了转型制度背景下制度发展的相对差距对企业战略响应决策的影响逻辑，企业会根据面临的制度期望落差判断自身处于相对(而非绝对)制度空隙，从而主动(而非被动)进行战略响应。这一概念和逻辑框架关注了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制度发展不均衡的特征，比较是在实际制度水平与制度期望水平间进行的。本文将制度期望落差视作一种消极的制度期望反馈，认为制度期望落差会使当地企业因缺乏相对(而非绝对)高效的正式制度的竞争和市场空间，从而增加了在该类新兴和转型制度环境中管理企业的挑战。这将激发制度期望落差反馈机制的产生，即组织将会通过实施战略响应行为来弥补由此产生的相对制度期望落差困境。

(二) 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

如上所述，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意味着本地支持市场功能及运作的正式制度安排处于相对薄弱或失灵的状态。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扩大加剧了经营不确定性、增加了合约风险、阻碍了市场形成，最终造成了市场的低效(Doh等, 2017)，对当地企业发展形成阻碍。制度期望落差在留下正式制度缺口的同时，也诱发了企业通过其他支持机制进行复杂的替代性安排(Webb等, 2014; 何轩和马骏, 2018)。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被视为企业构建关系网络、降低合约风险、降低不确定性、释放信号以填补正式制度空隙的重要非市场战略，在中国转型制度的特殊情境下起着重要作用(谢佩洪等, 2010)。本文认为企业将积极采取社会责任战略来应对不断扩大的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这是因为：

首先，制度期望落差意味着监管的相对不确定性、政策的波动性以及市场制度基础设施的相对空白，将增大企业资源获取及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例如，监管的不确定性和资本市场制度基础设施的相对薄弱会增大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难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基础设施的相对薄弱则会导致企业难以取得优质的人力资源，而政策波动程度的相对较高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使企业难以推测市场趋势及行为结果。社会责任战略可以帮助企业部分缓解融资约束(顾雷雷等, 2020)，维护并吸引优质劳动力资源(Flammer和Luo, 2017)，与政府等关键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Ge等, 2019)，从而降低企业在制度期望落差情境下资源获取及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

其次，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还意味着当地市场相对于其他地区缺乏中介机构来有效连接买方和卖方以支持市场形成，从而阻碍了当地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经济交换，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破坏市场有效性。新兴市场下社会责任战略成为填补当地制度空隙的重要响应策略。制度期望落差困境下，企业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与市场买卖和交易主体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如非正式关系、企业合作联盟、跨部门伙伴关系等，从而填补中介组织和机制的正式制度缺失，推动当地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等交易主体的广泛市场参与，以促进经济交换(Peng和Luo, 2000)。并且企业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提高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的稳固性，以此克服制度期望落差困境下正式制度不确定性的挑战(Khan等, 2018)。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战略建立的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可以协助企业获取资源能力、降低信息差造成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交换的效率，来弥补制度期望落差下市场交易成本较高、有效性受损的缺陷。

最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扩大意味着本地市场的信息模糊性上升、有效的合同执行及产权保护机制相对缺乏、监管和法律制度相对薄弱，从而增加了当地企业在经济交易中涉及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合约风险上升。高度发达的制度环境为经济交易创造了透明度，并为产权保护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然而，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意味着本地相对缺乏强有力的合同执行与产权保护机制，监管及法律制度相对薄弱(Ge等, 2019)，从而加剧本地企业经济交易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性和模糊性，增加合约风险。面对制度期望落差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由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企业价值、企业发展态势正相关，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顾雷雷等, 2020)，企业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主动释放经营信号，缓解市场的信息不对称(Tashman等, 2019)。企业还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释放合法性信号，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Porter和Kramer, 2002)，从而降低制度期望落差情境下交易对象面临的合约风险。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越大，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战略响应行为的程度越高。

(三) 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机制

基于上文论述，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将促进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响应行为，随着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扩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更高。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并非同质的，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程度的影响还取决于组织外部情境是否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即行业领先企业的成功经验与示范效应(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分析师对社会责任信息的关注扩散与积极评价(分析师关注度)；同时这种影响还取决于组织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力(企业资源禀赋)与优先的管理者注意力(绩效期望落差)来支持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履行。

1.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调节作用。制度理论认为，模仿行为是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理性回应，通过模仿成功的或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组织行为，可减少组织为降低不确定性而发生的搜寻成本，帮助组织获取合法性(Cyert和March, 1963)。当企业面临制度落差困境带来的不确定性时，模仿同行业领先企业的战略行为则成为应对制度期望落差的有效战略。这意味着在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扩大的情境下，如果同行业领先企业采取社会责任战略的程度越高，则本企业会积极模仿，从而实施社会责任战略的程度越高。这是因为：首先，由于目前国内社会责任履行缺乏统一的规范体系，企业可能通过模仿同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降低社会责任战略的决策成本与实施的不确定性(沈洪涛和苏亮德, 2012)。研究表明，组织倾向于模仿那些在其所处领域看上去更成功、更具合法性的类似组织(DiMaggio和Powell, 1983)，由于同行业所需的资源、市场及产品服务往往高度相似，并且行业领先企业可能掌握更多的信息及经验，因此企业模仿同行业领先企业有利于降低社会责任战略的决策成本与实施的不确定性。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越高，企业模仿并进一步提高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能性越大。其次，在制度期望落差下，市场的信息不透明度更高，企业难以完全了解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而同行业领先企业受到更多关注，其社会责任行为更易被了解和模仿。最后，在制度期望落差困境压力下，组织有选择地模仿同行业企业，规模较大、较为成功或较有声望的企业更易成为被模仿的对象(Lieberman和Asaba, 2006)。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正向调节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

2.分析师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社会责任响应为企业提供合法性、赢得利益相关者信任，作为重要的信号战略帮助企业在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建立竞争优势(Tashman等, 2019)。企业社会责任的回报取决于利益相关者对其社会责任行为的知晓程度(Du等, 2010)，当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时，企业从中收益更大，也更有动力履行社会责任战略。这表明在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扩大的情况下，相对于受分析师关注度低的企业，受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将具有更高动机通过社会责任战略应对制度落差困境。这是因为：首先，分析师具有更广的信息收集和传播渠道，同时具备熟练的信息提炼加工能力及专业的信息分析技术，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潘越等, 2011)，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知晓程度。在制度期望落差扩大的背景下，信息交换机制欠缺、企业信号释放渠道较少，投资者很难知道企业是否在从事社会责任战略响应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拥有更多的宣传途径和更高的曝光度，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能够通过分析师研报被更广泛地传播和深入解读(Doh等, 2010)。因此，分析师关注度更高的企业在制度期望落差情况下履行社会责任响应战略的回报更高，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战略。其次，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已成为评价企业经营状况的风向标，分析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行为持更加积极的态度，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提高绩效(Flammer, 2013)。因此，受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在制度期望落差的困境下，不仅社会责任信息能被投资者更广泛地知晓，也更容易从社会责任履行中获得积极评价，有利于弥补制度期望落差困境并获得更多回报。因此，在拥有更高分析师关注度的情况下，企业具备更高的动机将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制度落差困境下的战略响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

3.企业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当企业面对不断扩大的制度期望落差时，社会责任战略可帮助企业应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改善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填补中介机制等正式制度的缺失，促进市场的形成和有效运转，而企业的资源禀赋状态则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执行能力，在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扩大的情况下，相较于资源禀赋低的企业，资源禀赋高的企业将具有更强的能力推动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这是因为：首先，资源禀赋是企业面对“问题状态”产生战略响应的基础(Cyert和March, 1963)，充足的资源禀赋促进企业产生针对问题解决的战略响应，为企业实施战略行为提供资源支持(Iyer和Miller, 2008)。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意味着企业所处的本地制度环境处于“不满意”的问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充足的资源禀赋将促进企业采取社会责任战略以应对本地制度期望落差困境，并且为企业执行社会责任战略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持。其次，企业资源禀赋越多，管理者将拥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Finkelstein和Hambrick, 1990)，在面对制度期望落差时将拥有更大的调整余地来实施战略。资源禀赋构成了企业与制度环境间的缓冲，降低了管理者战略施行的试错成本(Levinthal和March, 1993)，相较于缺乏可支配资源的管理者履行社会责任战略的能力受限、试错成本较高，具备资源禀赋的管理者有更大的自由和能力履行社会责任战略并承担风险。由此，当地区制度期望落差扩大时，拥有资源禀赋更多的管理者会具备更好的基础条件和战略弹性来选择并实施社会责任战略。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企业的资源禀赋正向调节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

4.绩效期望落差的调节作用。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与执行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连燕玲等, 2015)。绩效期望落差一方面会限制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战略的资源能力，另一方面会迫使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将有限的注意力与资源转移至财务目标。这意味着绩效期望落差可能削弱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首先，绩效期望落差表明企业处于经营困境中，盈利能力与财务绩效相对不佳，财务资源与可用的闲置资源减少(Kuusela等, 2017)，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战略投入的财务空间缩小，管理者履行社会责任战略的程度受到限制，企业缺乏充足的资源能力来履行社会责任战略，从而削弱了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促进作用。其次，企业通常追求多个管理目标，决策者遵循顺序注意逻辑在目标之间分配注意力，在实现重要性更高的管理目标之后才会将注意力转移至下一目标(Cyert和March, 1963)。财务绩效是企业首要的管理目标，也是企业最基础的责任(Greve, 2008)。绩效期望落差下企业会将大部分注意力和更多资源用于解决财务绩效问题(Xu和Zeng, 2021)，从而将分散制度期望落差情境下企业对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注意力以及资源投入。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绩效期望落差负向调节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基础样本库，为确保样本选择的合理性，对上市公司进行严格筛选：(1)剔除ST、*ST和PT公司样本；(2)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公司样本。地区制度期望落差计算的核心基础指标由各版《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手工摘录所得，目前从该系列报告中可以获得的省份市场化指数的年限区间为1997—2019年。慈善捐赠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公司研究系列中的社会责任子数据库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基本信息表》，该表自2006年开始披露企业慈善捐赠数据，因此该部分数据的年限区间为2006—2020年。其他企业层面数据(包括企业年龄、规模、董事会、高管信息、财务指标、注册地等)主要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所使用的最终样本包含了2007—2020年3 352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个体，共计20 090个观测值。

(二) 模型设定

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设定以下待检验模型：

$ \begin{aligned} Donatio{n_{i,t}} = & {\beta _0} + {\beta _l}\left| {{I_l}\left( {{P_{i,t - 1}} - {A_{i,t - 1}}} \right) < 0} \right| + {\beta _2}\left| {{I_l}\left( {{P_{i,t - 1}} - {A_{i,t - {\rm{l}}}}} \right) < 0} \right| \times Charit{y_{i,t - l}} +\\ & {\beta _3}\left| {{I_l}\left( {{P_{i,t - 1}} - {A_{i,t - {\rm{l}}}}} \right) < 0} \right| \times Analys{t_{i,t - {\rm{l}}}} +{\beta _4}\left| {{I_l}\left( {{P_{i,t - 1}} - {A_{i,t - 1}}} \right) < 0} \right| \times \\ & Slac{k_{i,t - 1}} + {\beta _5}\left| {{I_l}\left( {{P_{i,t - 1}} - {A_{i,t - 1}}} \right) < 0} \right| \times Perfpb{a_{i,t - 1}} + {\beta _6}Charit{y_{i,t - 1}} +\\ & {\beta _7}Analys{t_{i,t - 1}} + {\beta _8}Slac{k_{i,t - 1}}+ {\beta _9}{P{erfp}}b{a_{i,t - 1}} + {\beta _{10}}C{n_{i,t - 1}} + {\varepsilon _{i,t}} \end{aligned}$

(1)

其中，Donation_i,t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程度。|I₁(P_i,t−1−A_i,t−1)<0|^①表示企业面临的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程度。调节变量包括同行业领先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Charity_i,t−1)、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_i,t−1)、资源禀赋(Slack_i,t−1)和绩效期望落差(Perfpba_i,t−1)。Cn_i,t−1代表控制变量，如企业寿命、规模、资产负债率、两职兼任、高管持股比例等指标。此外，为了控制企业个体中难以观测的潜在因素和时间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产生影响，控制了企业个体效应和年份效应。

(三) 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响应行为(Donation_i,t)。采用企业社会捐赠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响应程度，具体通过企业当期捐赠金额加1再取自然对数来测量(Wang和Qian, 2011)。

2.解释变量：地区制度期望落差(|I₁(P_i,t−1−A_i,t−1)<0|)。借鉴企业行为理论中的绩效期望落差的变量核算方法(连燕玲等, 2015)，结合刻画中国地区制度发展水平的樊纲市场化指数(罗党论和唐清泉, 2009; 陈凌和王昊, 2013)，将地区制度期望落差(|I₁(P_i,t−1−A_i,t−1)<0|)定义为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的地区发展的实际制度水平(P_i,t−1)与制度期望水平(A_i,t−1)间的落差程度。其中I₁表示企业注册地实际制度水平(P_i,t−1)低于制度期望水平(A_i,t−1)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注册地实际制度水平低于制度期望水平，那么I₁=1，否则为0；P_i,t−1代表第t−1期企业i注册地所在省份的实际制度水平，选取樊纲市场化总指数作为基础指标进行衡量。借鉴企业行为理论的核算方法，A_i,t−1代表企业i在t−1期的组织制度期望水平，由企业所在行业的所有竞争者注册地所在省份制度水平的平均值计算得到。综合上述所有变量界定，I₁(P_i,t−1−A_i,−1)表述企业i在t−1期面临的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程度，取绝对值后的数值(|I₁(P_i,t−1−A_i,t−1)<0|)越大，则意味着企业i在t−1期面临的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程度越大。

3.调节变量。(1)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Charity_i,t−1)。采用行业中按照资产规模排名前1%的企业(若包含所观测企业i则剔除)的慈善捐赠金额的平均值进行衡量^②。(2)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_i,t−1)。采用该公司分析师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3)资源禀赋(Slack_i,t−1)。采用现金占资产比值来衡量企业资源禀赋。(4)绩效期望落差(Perfpba_i,t−1)。参照Greve(2003)和连燕玲等(2015)的研究，利用企业实际财务绩效(ROA)低于财务绩效期望的落差的绝对值来衡量，其中财务绩效期望利用企业所在行业的平均绩效来衡量。同时，参照以往的研究，将绩效期望顺差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模型中。

4.控制变量。为了控制企业基本特征、财务结构、治理结构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对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影响，选择以下控制变量：（1）企业年龄(Life_i,t−1)：企业成立至今所经历的年数。（2）企业规模(Size_i,t−1)：企业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3）绩效期望顺差(Perfpaa_i,t−1)：企业实际绩效高于绩效期望的正向截距。（4）资产负债率(Debt_i,t−1)：负债占总资产的比值。（5）两职兼任(Duality_i,t−1)：若董事长兼任CEO，该变量编码为1；反之则为0。（6）董事会规模(Board_i,t−1)：企业董事会总人数。（7）高管持股比例(Eshare_i,t−1)：企业CEO持股数量占总股数的比值。（8）股权集中度(Own_i,t−1)：企业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赫芬达尔指数。（9）企业产权属性(Private_i,t−1)：若企业为民营企业，该变量编码为1；反之则为0。（10）制度期望顺差(|I₁(P_i,t−1−A_i,t−1)>0|)：企业注册地的制度水平高于制度期望的正向截距。

(四)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对连续变量在1%程度上进行缩尾处理。表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社会责任响应行为(Donation_i,t)的均值为2.148，标准差为5.080，表明企业之间社会责任响应行为差异明显。地区制度期望落差(|I₁(P_i,t−1−A_i,t−1)<0|)的均值为0.846，标准差为1.175，最大值为10.042，表明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的制度水平低于其制度期望水平的最大程度为10.042。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Charity_i,t−1)的均值为6.707，最大值为17.889；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_i,t−1)的均值为1.385，标准差为1.164；资源禀赋(Slack_i,t−1)的均值为0.042，标准差为0.073；绩效期望落差(Perfpba_i,t−1)的均值为0.019，标准差为0.048，表明该变量在样本企业之间的离散程度较高，最大值为0.313，表明企业实际绩效水平低于其绩效期望水平的最大值为0.313。除此之外，企业年龄(Life_i,t−1)均值为17.824，表明样本企业的平均寿命约为18年。企业产权属性(Private_i,t−1)的均值为0.530，表明本研究中有53%的样本来自民营企业。

四、实证检验 (一) 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检验

表2列示了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为基础模型，包含所有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模型(2)中进一步加入自变量检验，结果显示：地区制度期望落差(|I₁(P_i,t−1−A_i,t−1)<0|)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coef.=0.101, p<0.05)，并且这一结果在加入交互项后的模型(2)−(7)中依旧稳健，表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二) 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该部分进一步分析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分析师关注度、资源禀赋和绩效期望落差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表2模型(3)检验了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本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交互项(|I₁(P_i,t−1−A_i,t−1)<0|×Charity_i,t−1)系数显著为正(coef.=0.006, p<0.01)，并且这一结果在全模型(7)中依然稳健(coef.=0.004, p<0.05)，表明随着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模仿同业领先水平进而实施社会责任行为的力度更大，假设2得到验证。其次，模型(4)检验了分析师关注度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度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交互项(|I₁(P_i,t−1−A_i,t−1)<0|×Analyst_i,t−1)系数显著为正(coef.=0.115, p<0.01)，且在全模型(7)中依然稳健(coef.=0.099, p<0.01)，表明随着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信息传递机制更有效，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动机更强，假设3得到验证。再次，模型(5)检验了企业的资源禀赋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资源禀赋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交互项(|I₁(P_i,t−1−A_i,t−1)<0|×Slack_i,t−1)系数显著为正(coef.= 0.473, p<0.01)，且在全模型(7)中依然稳健(coef.=0.253, p<0.05)，表明企业的资源禀赋越充足，管理者将具备更好的基础条件和战略弹性实施社会责任战略，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程度越高，假设4得到验证。最后，模型(6)检验了绩效期望落差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绩效期望落差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交互项(|I₁(P_i,t−1−A_i,t−1)<0|×Perfpba_i,t−1)系数显著为负(coef.=−1.353, p<0.01)，且在全模型(7)中依然稳健(coef.=−1.052, p<0.05)，表明绩效不佳产生的经营困境将削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战略的可调配资源，导致企业将有限的资源和注意力转移至短期生存目标，从而负向调节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程度，假设5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一) 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替代性检验

上文采用企业i同行竞争者注册地所在省份t−1期的平均制度水平来衡量企业i在t−1期的制度期望。为了降低变量测度差异导致研究结论存在的偶然性，该部分将进一步采用企业i同行竞争者注册地所在省份t−1期与t−2期的加权平均制度水平来衡量企业i在t−1期的制度期望，重新检验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及调节效应。地区制度期望落差的替代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显示，本文大部分假设均得到验证，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更换自变量测量方式后依旧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二) 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替代性检验

该部分进一步采用由和讯网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分项得分来衡量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程度。该报告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项内容进行考察，其中社会责任项分设贡献价值二级指标与所得税占利润总额比、公益捐赠金额三级指标进行全面评价，是一个较为综合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该部分选取社会责任分项得分重新进行检验，由于和讯网数据自2010年起披露，进行替代性检验的样本期间为2010—2020年。更换因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测量方式后的检验结果（留存备索）显示，本文的大部分假设均得到验证，表明研究结论在更换因变量测量方式后依旧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三)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检验

为避免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问题，该部分进一步借助工具变量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选择城市夜间灯光数据，原因如下：第一，夜间灯光数据能够较好地衡量该城市的发展活力，工具变量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王贤彬等, 2017)，这与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存在高度负相关；第二，夜间灯光数据不会影响某个企业制定社会责任响应决策，因此也符合无关性要求。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显示，本文的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表明研究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后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四) Heckman二阶段检验

本文采用企业慈善捐赠数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并利用0值补充样本内企业未披露慈善捐赠数额的观测个体，可能导致因变量存在选择偏差。该部分利用Heckman二阶段估计方法来处理上述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采用同行业排除本企业外其他企业慈善捐赠的平均披露比率作为工具变量，原因如下：一方面，企业所在行业中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平均披露比率越高，本企业越容易受到同行其他企业的影响而披露该数据，因此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同行其他企业是否披露慈善捐赠数额并不会显著影响本企业实际的慈善捐赠决策，因此具有严格的外生性。Heckman二阶段估计结果（留存备索）显示，本文的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表明研究结果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依旧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推进市场经济建设与经济制度转型，不断提升的制度环境水平促进了中国市场企业的繁荣发展。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市场仍面临正式制度的缺位和地区性的不均衡(陈凌和王昊, 2013; 李雪灵等, 2018)，导致企业需要通过积极参与或建设支持机制进行复杂的替代性安排(Webb等, 2014)。而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表明，组织及管理者的决策动机通常并非源于目标达成的绝对水平，而是源于其与不同参考群体相互比较的结果(Cyert和March, 1963)。基于此，本文认为当企业处于实际制度水平低于制度期望水平的“不满意”状态时，决策者将通过社会责任战略响应减轻不确定性影响、降低合约风险、建立非正式社会网络，以填补正式制度的相对空隙。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企业行为理论逻辑框架与制度理论探讨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地区制度期望落差将增加企业资源获取难度和经营不确定性，加剧信息不对称和合约风险，破坏市场的形成及有效性，促使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战略响应行为来弥补正式制度空隙。第二，企业通过模仿同行业企业以降低不确定性和决策成本，同行业领先企业具有信息优势与成功经验，更容易被了解和模仿，从而较高的同行业领先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将强化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正向关系。第三，分析师关注度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传播广度和解读深度，且目前分析师大多对企业社会责任持积极态度，从而分析师关注度能够提高社会责任战略的有效性，并提升企业采取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动机。第四，资源禀赋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执行提供资源保障并提高管理者的经营自主权，从而将提高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执行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能力。第五，绩效期望落差一方面减少企业的资源能力，另一方面导致管理者将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转移至短期财务目标，从而削弱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能力。

(二) 理论启示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理论启示：（1）拓展了关于制度环境影响企业战略响应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基于制度发展绝对水平展开，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发展相对水平的研究；尽管制度距离研究关注到国家间制度发展相对差距对跨国企业战略的影响，但其局限于国家间而缺乏国家内部地区间的研究。本文结合企业行为理论的绩效期望反馈逻辑与制度理论，提出“制度期望落差-战略响应行为”的研究框架，拓宽了以制度发展绝对水平为主导的研究范围，为探讨企业战略响应的制度前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2）拓展了组织绩效反馈研究对非财务目标的探讨。尽管组织绩效反馈研究在近20年里蓬勃发展，但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对财务绩效(ROA、ROE、营业收入等)期望的探讨，而对非财务管理目标的绩效反馈如何驱动企业战略响应行为的探索略显不足。本文将制度效率目标纳入绩效反馈模型中，通过提出“制度期望落差”这一概念来探讨消极的制度反馈如何驱动企业战略响应行为，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研究中组织管理目标的多样性，也为后续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他管理目标给予启发。（3）丰富了企业面临制度空隙时非市场战略响应行为的研究。大量关于新兴市场制度的研究虽讨论了制度空隙如何影响企业的市场化战略响应行为，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对非市场战略响应行为的影响。本文从制度期望反馈视角讨论了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影响机制，补充了以往制度研究对非市场战略响应的关注不足，更贴合新兴市场与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独特性战略响应。（4）完善了制度期望反馈作用的情境机制。作为首次从制度期望落差视角探究企业战略响应制度前因的研究，本文同时关注了影响制度期望落差反馈作用的情境机制，通过探讨同行业领先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分析师关注度、资源禀赋及绩效期望落差对地区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完善了影响制度期望反馈机制作用的情境因素。（5）拓展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内部制度发展相对水平的研究。目前关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制度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一国整体制度发展水平对本国市场或本国企业战略响应的影响，而对转型经济体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制度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有所忽视。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情境，重点关注国内各省份制度发展的差异性与非均衡特征，为后续探究一国内部制度发展水平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参考。

(三) 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还为新兴市场制度建设与企业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1）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在加快提升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的同时，规范正式制度与替代性支持机制共同参与企业治理的协同模式。一方面，推动地区的市场化建设能够提升当地企业经营的环境稳定性、市场透明度以及中介机构完善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市场有效性；另一方面，规范非正式制度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强化对替代性支持机制作用的监管，有助于保障市场交易的规范性与公平性。（2）加强行业领先企业的示范效应和带头效应，构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响应的行业自治模式。行业领先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够为行业内其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义务提供示范和参考，也能够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从而影响全行业企业乃至消费者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与履行，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3）加快完善资本市场的建设，同时拓宽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治理的参与渠道。完善的资本市场能够有效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与合约风险的同时对企业有效监管；而诸如新闻媒体、舆论点评等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治理的非正式制度机制能够广泛监督企业的违规行为，督促正式监管单位有效介入，保障社会公众的权益，最终促进企业主动维护组织合法性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义务。（4）优化组织和管理者资源分配与战略执行的效率，构建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目标的多元化协调发展模式。研究结论表明，在制度期望落差与绩效期望落差共同作用的情境下，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战略的资源分配与战略执行程度存在差异。因此，管理者在面对互相矛盾甚至冲突的经营目标时，收集和比较相关的市场与经营信息，在综合考虑多元目标的重要性、严重性和紧迫性等原则的情况下，合理分配注意力和企业战略资源并提高执行效率。

本文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补充：首先，本文参考企业行为理论强调绩效期望落差对战略响应行为影响的研究，重点关注了制度期望落差主题，而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制度期望顺差对企业战略响应的影响。其次，本文着重于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响应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将更为普遍的市场化响应行为整合至上述研究框架之中，以完善制度期望落差的作用机制和作用结果。最后，本文以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来源，这类企业的规模相对更大、信息披露透明度相对更高、资源能力相对更强，相对而言，非上市企业无论是企业治理水平还是资源能力均相对逊色，制度期望落差为这类企业带来的困境和挑战更加严峻。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以非上市企业、中小企业、新创企业等作为研究对象，相关研究将在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上更加突出。

① 本文旨在探讨企业过去的制度期望落差对未来战略响应行为决策的影响，参照组织绩效反馈与战略响应的相关文献(Greve, 2003; 连燕玲等, 2015)，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均采取滞后一期处理。

② 因企业慈善捐赠数额较大，为使后续回归结果的系数显示更清晰，对该变量取对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