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8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户，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7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80%以上的城镇就业^①。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提高，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从1987年温州市瑞安振中工程机械厂建立中国首个民营企业党组织起，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民营企业家入党和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再到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2012年意见》），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得到不断强化和发展。2017年，已有187.7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②。

与此同时，关于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这一独特制度安排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在经济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够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何轩和马骏，2018；何小斌和柳建坤，2020；龚广祥和王展祥，2020），增强员工权益维护力度（龙小宁和杨进，2014；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引导企业增加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投入（何轩和马骏，2016；叶永卫等，2021）。在企业治理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够改善企业内部审计治理效果（李世刚和章卫东，2018），抑制企业盈余管理程度（郑登津等，2020）和企业避税行为（李明辉等，2020）。在社会责任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够提高企业捐赠水平和社会责任意识等（梁建等，2010；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万攀兵，2020）。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旨在探究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原因在于，一方面，劳动收入是大部分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与劳动者福利、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质量等息息相关（Feldstein，2008），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可能带来居民消费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利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陈宇峰等，2013）。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且长期低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引发诸多担忧，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陈宇峰等，2013）。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本质属性使得党组织具有内生的与资本抗衡的力量，这一鲜明特征可能会影响民营企业内部的劳资分配关系，进而产生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倾向。基于此，本文使用2011年、2013年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考察党组织设立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对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绩效、员工权益、社会责任和经营规范等，较少关注党组织对企业劳资分配关系的影响。第二，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新思路。从劳动收入份额角度来看，中国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下降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担忧。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在排除多种干扰和样本自选择问题的基础上，发现在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第三，厘清了党组织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制，较为系统地检验了其传导路径，为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发展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机制检验发现，党组织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对民营企业收入分配的强大劝导力等途径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并未造成企业利润损失，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生产与分配中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变量释义与模型构建；第四部分为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和机制检验；第五部分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的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和启示。

二、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 制度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与国有企业长期存在党组织不同，民营企业内部的党建工作是在争议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如关于民营企业的阶级性质、民营企业家能否入党、民营企业是否应该设立党组织等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1987年，温州市瑞安振重工程机械厂建立了中国首个民营企业党组织。之后，温州多个民营企业开始建立党组织。这一时期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处于萌芽状态，其建立党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政治合法性，避免受到政策歧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为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首次提出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健全党组织，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得到认可，其党建工作取得初步发展。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就业规模不断增加，党中央意识到对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缺失将减弱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2000年，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个体和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提出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凡是有正式党员3名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应建立党的基层组织”。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党章内容作出修改，将党员发展对象中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民营企业主被列为六大新社会阶层之一，同时将民营企业党建内容写入党的基层组织一章，为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提供了制度保障，加快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进程。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明确了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职能，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民营企业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从2012年的147.5万个增长到2017年的187.7万个，增长了27.3%。从治理职能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依法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和社会稳定”等使命。随着民营企业党组织覆盖面的扩大，其影响力日益提高，基层党组织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劳资关系及其利益分配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

(二) 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梳理和对民营企业党组织主要职能的分析，可以推断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结构能够优化企业劳资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1.党组织能够降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流动资本获取能力

相关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是造成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Aziz和Cui，2007；罗长远和陈琳，2012；汪伟等，2013）。其原因在于，企业主要依靠债务融资方式补充自身流动资本，用以支付员工工资和购买原材料（罗长远和陈琳，2012；江轩宇和贾婧，2021）。当企业不存在债务融资约束时，劳动和资本获得企业收入分配的比例主要由这两类要素的边际产出决定，而债务融资约束过高则使得资本要素除获取其边际产出的价值外，还能凭借其稀缺性获取额外收益，使得劳动收入偏离边际产出水平，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众所周知，由于抵押品不足、信用担保缺失、信息严重不对称等问题，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一直存在（汪伟等，2013）。为突破内外因素形成的融资约束问题，不少民营企业试图将政治资源导入企业内部，以降低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门槛（蒲勇健和韦琦，2020）。其中，党组织嵌入作为一种政治关联方式，成为企业家能够与政府沟通的良好渠道。一方面，《2012年意见》指出非公企业党组织“要注意听取企业出资人意见，帮助企业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这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有效渠道。党组织的建立既是一种政治信号，也是一种经济信号。在政府关注下，出于对党组织和政府的信任，银行等正规金融部门会降低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排斥（何晓斌和柳建坤，2020；尹智超等，2021；龚广祥和王展祥，2020）。振中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曹光夏说，“成立党支部，不仅丰富了工厂中工人们的生活，而且与一些国企开展业务往来时，也更容易取得信任”^③。Li等（2008）发现，具有党员身份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另一方面，企业党组织作为上级党委的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和上级党组织之间存在天然联系，有利于企业获取地方发展信息，寻求自身发展机遇，提高企业经营稳定性和获取银行信贷的能力（Haveman等，2017；肖炜诚，2021）。随着党组织经济信号和信息获取作用的发挥，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资本对劳动收入的挤压。鉴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党组织能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流动资本获取能力，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2.党组织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对员工合法权益的维护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维护劳动者利益、不断提高生产力是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党章》第五章三十三条规定，非公企业党组织要“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2012年意见》也提出要“积极反映群众诉求，畅通和拓宽表达渠道，依法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这些都表明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协调劳资关系是民营企业党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随着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党组织职能的发挥将有助于强化民营企业在用工过程中的合法合规性，使得企业更加重视对员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另外，完善、高效的企业治理机制是协调企业各方利益，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优化企业内部治理，激发员工积极性的重要基础。治理结构好的企业不仅有较高的利润，而且能够给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钟宁桦，2012）。在企业劳资关系方面，由于缺少代表员工利益的治理机构，员工力量难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在涉及员工合理利益诉求的谈判和协商过程中，员工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梁建等，2010；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使得企业在战略制定和经营决策中容易忽视员工利益，造成“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2012年意见》明确指出，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初期，“可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确定党建工作联络员、建立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等方式，积极开展党的工作”。这直接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建立有助于完善工会等代表职工利益的企业治理结构。随着企业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力量的增强，企业员工利益将获得更大程度的保护，劳资分配结构也会得到改善。例如，在党组织和工会的监督下，企业会依照劳动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通过合理划分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构建稳定的劳动关系，降低由企业不合理解雇员工行为而带来的劳动收入损失。民营企业也会按照国家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足额支付员工加班工资或减少企业不合理的加班现象等，降低企业为过度追求利润而对员工合法利益的侵蚀。同时，工会组织的成立也使得员工在参与企业决策和薪酬谈判方面获得更有利的地位，进而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党组织能提高企业对员工权益保护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3.党组织较强的劝导力能够引导企业实施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方案

根据《党章》第五章第三十三条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员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体，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这表明党组织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嵌入民营企业，在引导和监督企业行为、培养和强化企业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国家政策落实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条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随着党组织教育活动和组织活动的开展，作为党组织的嵌入对象，民营企业自然被纳入党的组织网络，使得民营企业从根本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按劳分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是党的长期奋斗目标和执政理念，这些观念都会随着党组织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而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并逐步改变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结构。一方面，党组织可以对企业不合理的分配行为进行监督和及时劝导，通过自身呼吁和引导的方式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形成合理的劳资分配结构。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上层党组织向企业施压，以维护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2012年意见》规定：“对企业出资人的评先选优、政治安排，要事先征求企业党组织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构、地方工会组织的意见，党委统战、组织部门要严格审查把关。对政治方向有偏差、履行社会责任不积极、社会评价不良的企业出资人，要批评教育”。通过这种惩罚性的可信承诺，能够提高党组织对企业不合理行为的劝导力，促进企业对劳资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整。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党组织有较强的劝导力，能引导企业实施有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方案。

三、数据来源、变量释义与模型构建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微观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该调查项目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课题组完成，主要针对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民营企业进行抽样调查（每两年调查一次）。目前，可获得的公开数据包括1993—2013年共11次的调查数据。本文主要考察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考虑到该调查数据为非追踪调查数据，且2011年之前调查问卷中并未调查企业营业收入、缴费金额等测算劳动收入份额的核心指标，为保证变量口径一致，本文仅使用2011年和2013年企业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数据整理得到11217个（2011年为5073个，2013年为6144个）观察值的混合截面数据。

(二) 变量释义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两种：（1）收入法：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营业总收入（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施新政等，2019），其中营业总收入为调查当年企业营业收入（万元），劳动收入为调查当年企业“全年支付员工工资、奖金等（万元）”与“全年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万元）”之和^④；（2）要素增加值法：劳动收入份额=工资奖金总额/（工资奖金总额+缴税金额+缴费金额+税后净利润）（魏下海等，2013a，b）。由于收入法测算劳动收入份额指标口径差异较小，因此在实证检验中，本文使用收入法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核心回归变量，使用要素增加值法劳动收入份额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2. 为核为心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该变量根据CPES2011年和2013年调查问卷中“在您企业中，有无下列组织？”的回答构建虚拟变量，存在党的基层组织则赋值为1，否则为0（以下对解释变量简称“党组织”）。其中有党组织的企业样本共计3694个（2011年为1565个，2013年为2129个）。

3. 控制变量。借鉴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魏下海和董志强（2018）、施新政等（2019）的研究，本文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营业利润率、员工人数、成立年限、国企改制等企业层面变量；企业家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为党员、政治关联、曾经是否在政府担任职务等企业家特征变量；企业所在省份的名义GDP增长率、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等省际变量。表1报告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按照定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应该是介于0–1之间的数。依据实际情况，本文剔除了收入法劳动收入份额小于0和大于1的企业样本，保留样本8460个。

(三) 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为检验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i、t、j、h和z分别表示企业、年份、省份、行业和企业注册类别^⑥。被解释变量LS是收入法测算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解释变量Dang为企业是否建立党组织的虚拟变量，Control包括企业、企业家和省份特征变量，year、province、industry和class分别表示年份、省份、企业所在行业和企业注册类别的虚拟变量^⑦。考虑本文回归样本为混合截面数据，按照常规方法，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

2.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处理方法

由于样本是混合截面数据，仅能观察到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的状态，无法通过变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识别党组织带来的影响，使得上述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样本选择性问题，如员工规模更大，拥有更强经营实力，积极维护员工权益，提供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党员加入，成为党组织选择的对象，并在企业内部建立基层党组织。为了克服样本选择性问题所带来的干扰，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和熵平衡方法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1）处理效应模型。处理效应模型是基于Heckman（1979）样本选择模型的传统，由Maddala（1986）提出，通过寻找工具变量直接对处理变量进行结构建模的方法，排除实证估计中估计误差项相关的问题。处理效应模型的应用特点有二（以模型1为例）：第一，用于表征处理条件的党组织虚拟变量直接进入回归方程中；第二，回归方程中的结果变量LS对于Dang=1和Dang=0都可以被观察到。具体而言，干预效应模型可表达为如下两个方程：

回归方程同式(1)： $ L{S_i} = {\alpha _0} + {\alpha _1}Dan{g_i} + {\alpha _2}Contro{l_i} + yea{r_t} +\\ provinc{e_j} + industr{y_h} + clas{s_z} + {\varepsilon _t} $

选择方程：D* $=\beta +\gamma Z+u$ ，如果D*>0，则Dang=1，否则Dang=0

$ \begin{aligned} Prob(Dang=1|Z)=\Phi ( \gamma Z )\\ Prob(Dang=0|Z)=1-\Phi (\gamma Z ) \end{aligned} $

(2)

式（2）是企业设立党组织的选择方程，其中，Z为工具变量集， $ {D}^{\mathrm{*}} $ 是连续性潜在变量。处理效应模型假定ε、u两个随机误差项服从二元正态分布，且假定var（ε）=σ²，var（u）=1，cov（ε，u）=ρσ²，ρ是两个随机误差项ε、u的相关系数。通过对原假设H0：ρ=0进行似然比检验，如果原假设成立，表示回归方程和选择方程相互独立，使用OLS估计更合适；如果拒绝原假设，则使用处理效应模型更合适。值得注意的是，工具变量Z可以与回归方程中控制变量有重叠，但至少有一个工具变量不在控制变量中。Z能够影响个体是否参与党组织，但不能直接影响结果变量LS。按照这一要求，本文借鉴万攀兵（2020）的做法，使用较为常见的“组群类”工具变量，即样本中观测个体所在更高层级群体的特征作为个体层面特征的工具变量。就本文关注的问题而言，使用民营企业所在地区—行业—年份层面的企业党组织覆盖率（MeanDang）作为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与该地区—行业—年份企业党组织覆盖率息息相关，但该企业设立党组织对该地区—行业—年份企业党组织覆盖率的边际影响较小，满足工具变量要求的单向传递条件。另一方面，在控制企业地区—行业—年份虚拟变量以及地区特征变量的条件下，地区—行业—年份通过其他渠道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可能性较小，满足外生性条件。

（2）熵平衡法。对于样本自选择问题，多数文献也采用匹配法寻找处理组的反事实样本，以获得总体平均处理效应。但传统的匹配方法无法保证联合并平衡所有协变量，难以避免倾向得分模型被错误指定的可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Hainmueller（2012）推导出熵平衡法，以熵权重ω_i替代d_i得到反事实指标E[Y(0)|D=1]的表达式：

$ E[Y(0)|D = 1] = \frac{{\sum\nolimits_{i|D = 0} {{Y_i}{\omega _i}} }}{{\sum\nolimits_{i|D = 0} {{\omega _i}} }} $

(3)

权重ω_i由以下公式决定：

$ \min H({\omega _i}) = \sum\limits_{i|D = 0} {{\omega _i}\log ({\omega _i}/{q_i})} $

(4)

通过对ω_i的约束条件，为对照组协变量增加一组矩约束，使其与处理组的协变量相平衡，利用平衡后的样本研究处理效应得到无偏的估计结果。其约束包括均值（一阶矩）、方差（二阶矩）和偏度（三阶矩）。

四、实证分析 (一) 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准回归及内生性处理

表2列（1）报告了使用OLS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干扰变量的条件下，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系数为0.0286，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2列（2）和列（3）分别报告了使用极大似然法和两步法估计的处理效应结果，其中ρ的极大似然值LR为233.96，显著拒绝处理变量无内生性的原假设，表明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是有效的。列（2）和列（3）中MeanDang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本文所选工具变量与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列（2）和列（3）党组织的估计系数来看，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其中，使用最大似然法估计的党组织系数比两步法的估计系数大13.143个百分点（接近2.5倍），可能的原因是估计方法差异使得工具变量带来的误差被放大的程度不同，极大似然法较高的估计效率可能降低了估计结果的准确性。虽然处理效应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处理样本选择性问题，但在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方面存在不足。对此，进一步使用IV-2SLS估计来检验该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列（4）中模型一阶段回归的F值大于10，排除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列（5）两阶段估计结果中，党组织的估计系数与Treatment两步法估计系数接近，侧面反映出本文使用Treatment两步法进行估计更合理。此外，为保证本文内生性问题处理得当，再次使用熵平衡法进行估计。在选择最优权重时，同时考虑协变量和各变量的二次项及交叉项，剔除虚拟变量的二次项及没有实际意义的变量交叉项（解决共线性问题），利用logit模型对所有协变量和保留的二次项、交叉项回归，估算出熵平衡的权重^⑧。经熵平衡匹配后的估计结果如列（6）所示，结果表明在排除样本自选择问题后，党组织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结论依旧显著。

(二) 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1.控制其他企业治理结构带来的影响。在企业治理结构中，与党组织相比，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是代表企业员工利益的治理结构，在企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起着更加直接的作用。在上述治理结构交叉存在的条件下，党组织职能存在被补充和替代的可能。因此，控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带来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识别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在Treatment模型中分别加入企业是否建立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虚拟变量来控制其潜在影响，表3列（1）−（3）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其中LR统计量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仍是必要的。从党组织的估计系数来看，在控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影响后，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其显著正相关的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同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也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后，本文进一步使用熵平衡法重复上述估计，结果如列（4）−（6）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治理结构的条件下，党组织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仍然存在。

2. 其他稳健性检验。在排除处理变量内生性和其他治理结构带来的影响后，本文进一步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具体检验内容如下：（1）替换被解释变量。按照前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定义，使用要素增加值法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排除变量测量误差带来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4Panel A列（1）所示。（2）剔除干扰样本带来的影响。与纯粹的民营企业家不同，存在政治身份或拥有政府部门职务的企业家，其行为和决策可能更多地受到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在提高员工福利和社会责任方面会作出更多努力。根据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问卷的信息，我们使用逐步剔除了党员、在政府担任职务、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家样本进行处理效应模型估计，表4Panel A列（2）−（4）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3）使用单个年份数据进行检验。由于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非追踪数据，使用多年份样本和单一年份样本进行估计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如果使用单一年份样本检验的结论依旧成立，则本文上述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因此，本文分别使用2011年和2013年调查样本进行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列（5）−（6）所示。同时，本文进一步使用熵平衡法重复上述估计，相应的估计结果如表4Panel B所示。从表4列（1）−（6）党组织的估计系数来看，在排除上述各种潜在干扰因素后，无论是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还是使用熵平衡法的估计结果都显示，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上述结论依旧稳健。

(三) 机制检验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来自以下三方面：（1）党组织改善了企业融资条件，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问题；（2）党组织注重员工权益保护；（3）党组织对企业分配行为存在较强的劝导力。为识别上述机制，本文通过实证方法，逐次检验上述机制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1. 党组织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理论分析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通过其强政治关联性和信息优势，弥补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劣势，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因此，本文通过检验党组织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来识别上述机制。

从融资环节来看，企业融资约束主要表现在融资规模受限、融资渠道不畅和融资成本过高三方面。在融资规模方面，本文使用企业流动资本中贷款比重和企业扩大再生产资金中贷款占比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企业流动资本和扩大再生产资金中贷款比重越大，表明企业融资规模受限越小，融资约束越小。在融资渠道方面，本文使用企业民间借款占贷款余额比重和银行贷款占贷款余额比重来衡量企业融资渠道通畅程度。具体来说，当企业受到正规金融机构排斥时，其贷款结构表现出更高的民间借款比重和更低的银行贷款比重。在融资成本方面，使用企业所有信贷余额加权平均利息率作为企业融资成本的代理变量^⑨。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在回归之前本文首先检验处理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并依据LR统计值选取合适的估计方法，表中内容记录了各列使用的估计方法，正文部分仅介绍最终的估计结果及其经济学意义。表5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显示，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流动资本中贷款比重和扩大再生产资金中贷款比重要显著高于没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列（3）和列（4）的估计结果显示，有党组织的企业，其贷款余额中民间借贷的比重更低、银行机构借贷的比重更高。列（5）Panel A的结果显示，党组织对企业贷款利息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但这种影响并不突出。从Panel B的估计结果来看，在对处理组样本进行熵平衡匹配后党组织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结论依旧稳健，且显著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综上所述，缓解融资约束确实是党组织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可行路径。

2. 党组织注重企业员工利益维护。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是改善企业劳资分配结构的有效方式。针对党组织对企业员工权益保障的检验，借鉴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的研究，考虑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企业签订个人劳动合同的职工比例、签订集体合同的职工比例、企业人均社会保险缴费支出水平和为员工支出的培训费来衡量企业对员工权益的保障水平^⑩。表6列（1）−（4）Panel A和Panel B分别汇报了OLS和熵平衡法的估计结果，Panel B列（1）−（3）结果显示，有党组织的企业，其员工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和集体劳动合同的比例比没有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分别高10.46和10.58个百分点，职工人均社会保险缴费比无党组织的企业高2.36个百分点。列（4）结果显示，在经济学意义上有党组织的企业，其员工人均培训费用支出水平比没有党组织的企业高0.8−0.9个百分点，表明更有利于员工人力资本的积累。综上所述，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员工权益的保护，增加对员工福利的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3.党组织对企业收入分配行为存在较强的劝导力。考虑到党组织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劝导力是相对抽象的概念，很难通过变量来衡量。对此，本文通过对相似事件的检验来证实这一猜想。

为应对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高管发出“限薪令”。从相关规定来看，该政策主要面向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并不涉及民营企业。因此，理论上民营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会受到政策影响。但如果确实存在党组织对民营企业收入分配的劝导作用，我们应该观察到存在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其内部收入差距小于没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相反，如果上述假说不成立，则是否存在党组织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不相关。借鉴杨青等（2018）的做法，使用企业高管平均年收入和员工平均年收入的比值作为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本文使用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受访者年收入作为高管收入水平。表6列（5）汇报了党组织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相关关系的检验结果，从熵平衡方法的检验结果来看，在匹配之后，存在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其内部收入差距比没有党组织的企业小1.1236倍。依据上述预期，可以证实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活动表现出较强的劝导力。

五、进一步研究：党组织是否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

上述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对民营企业收入分配的强大劝导力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但这些都是党组织在企业分配端的作用，从企业收入端来看，依旧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党组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是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的统计表现，党组织在分配端的影响可能不是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主要动力；相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可能是其内在原因。

针对这一猜想，本文检验了党组织与企业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绝对量的关系，具体使用企业员工人均工资作为企业劳动报酬的代理变量，使用企业人均净利润作为企业资本报酬的代理变量^⑪，表7列（1）和列（2）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从列（1）的结果来看，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报酬绝对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党组织的初次分配作用确实提高了劳动报酬。列（2）党组织对企业人均净利润的估计结果为正但不显著。从两者的经济学含义来看，存在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其员工收入和企业人均利润比没有党组织的企业分别高出981元和1050元，表明党组织的存在并未出现“工资侵蚀利润”或经营效率下降的问题。相反，党组织在维护企业员工利益方面的努力也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使得企业能够在提高利润的同时增加员工福利，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更多地表现为党组织对企业收入增量部分分配的影响。同时，表7列（3）和列（4）也得到了与上述逻辑一致的检验结果。综上所述，民营企业党组织通过降低企业盈利能力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猜想并不成立。党组织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员工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努力，使得企业创造出更大的收益，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发展目标。

六、结论与启示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为一种嵌入企业内部的正式治理结构，承担着引导和监督企业合法经营、维护职工群众利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一系列职能。既有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对于民营企业党组织与企业劳资分配之间的关系鲜有文献进行研究。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高于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该结果在排除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和其他治理结构带来的干扰后依旧稳健。机制检验发现，党组织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对员工合法利益的维护和对企业分配过程较强的劝导力，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并未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相反，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由于对员工利益的重视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企业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发展目标。

本文的启示意义在于：民营企业党组织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依法维护员工合法利益、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有助于企业在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提高劳动者福利的同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实现利益分享与企业发展相协调的目标。因此，对民营企业而言，要重视党组织的建设，在发展中依靠党组织，不断优化自身治理结构。将党的执政理念、发展理念内化到企业文化中去，形成企业战略，自觉接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维护员工利益，在自身壮大的同时提高利益分享比例，进而实现私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统一。同时，民营企业党组织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积极作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监督企业经营行为，积极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充分调动劳动者、管理者和所有者的积极性，不断将蛋糕做大，以发展促协调，最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①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1/content_5336616.htm。

② 数据来源：2017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③ 来自《非公党建·温州故事》系列报道之六，亲历者回望：浙江首个民企党支部诞生时，http://news.66wz.com/system/2011/06/29/102595222.shtml。

④ 在2011年企业调查时，关于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细分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大类支出。在2013年企业调查时，仅调查了企业“全年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总值。在指标构建中，对2011年各类支付费用加总，形成“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变量。

⑤ 企业营业收入按照以2011年为基期的各省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⑥ 企业注册类别包括一人公司、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五类。

⑦ 企业所属行业使用2011年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问卷中“2011年，您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是什么？”的回答来识别，包括农林牧渔、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服务、科研技术、公共设施、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其他19个行业，并对2013年调查问卷中行业编号进行相应调整。

⑧ 本文熵平衡法logit回归的协变量数为115个，受篇幅限制，熵平衡法协变量调整前后的均值、方差、倾斜度以及标准偏误和t检验等熵平衡性检验结果未列示，若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⑨ 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分别调查了企业在当年拥有的各类贷款余额及贷款平均年息，本文依据上述数据构造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息率= $ （\sum \mathrm{i}\mathrm{类}\mathrm{贷}\mathrm{款}\mathrm{余}\mathrm{额}\times \mathrm{i}\mathrm{贷}\mathrm{款}\mathrm{平}\mathrm{均}\mathrm{年}\mathrm{息}）/（\sum \mathrm{i}\mathrm{类}\mathrm{贷}\mathrm{款}\mathrm{余}\mathrm{额}） $ 。其中，i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小型金融机构贷款和民间借贷。

⑩ 企业人均社会保险缴费支出水平=ln［全年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万元）/员工数+1］，其中企业全年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按照以2011年为基期的各省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⑪ 员工工资=全年支付员工工资、奖金（万元）/企业员工数，人均利润=企业当年净利润（万元）/企业员工数。其中，全年支付员工工资、奖金和企业当年净利润按照以2011年为基期的各省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