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在世界范围内，大都市群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承载力量，也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一战略设计突出了长三角在中国迈向21世纪全球大国进程中作为高质量发展样板的示范意义。推动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正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从贯彻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和探索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科学视角，在新的时代背景上研究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使命、国际比较、优势资源、实施重点。

本文是在前人对于大城市群发展规律和长三角协同发展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对于大城市群发展规律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是由欧美学者在20世纪中叶开始率先推动的。1957年，法国学者戈德曼率先提出了城市群（megalopolis）这一新的研究范畴，引发了各国学者对于大城市群作用的高度重视^①。随着创意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对于城市群和城市文化产业的研究视角获得了不断更新。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提出数字经济对于美国大城市文化产业形态的重塑，包括打造复合型的超级文化产业复合体^②；而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勒提出要打造都市的创意生活圈，联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开发出创意经济的新资产^③。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世界大国，其对于城市群的研究是与中国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8年的59.58%。这其中以长三角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率最高、大中小城市及街镇的层级结构发育最为完善、区域一体化程度发展最为成熟的代表。姚士谋等分析了中国城市群的发展趋势，指出长三角地区形成的超级城市群，拥有区位优势明显、经济集约化程度高、区域布局合理和国际化程度高的四大优势^④；朱荣林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大契机为切入点，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圈，必须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枢纽^⑤；姜卫红和胡亚龙以1992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以来10多年的历程为经，以国家和长三角促进区域发展的实践为纬，研究了长三角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迈向区域一体化的广阔前景^⑥。随着多学科研究者的积极参与，长三角的文化产业建设也逐渐引起关注。吴锋和孟磊分析了苏浙沪的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和规划布局，指出三省市要加强功能互补和结构优化，克服重复建设等短板^⑦；刘士林指出，要深入挖掘长三角所特有的江南文化资源，从人文角度把长三角打造成为“不一样”的世界级大城市群。^⑧李思屈则分析了长三角向海而生、江海交汇的特点，提出了打造长三角海洋文化创新经济带的构想^⑨。

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为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提供了基础，而对于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的总体把握，有待于我们去更深入地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国家战略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义，借鉴各个世界级城市群持续升级的规律，指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是长三角城市群以文化赋能的重要内容；研究长三角何以能够一体化发展的独特资源，传承江南文化的共同文化基因，阐发它对于文化产业建设的宝贵价值；研究长三角的文化产业集群，对促进互联互通的长三角全域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探讨长三角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打造对外开放优势，发挥亚太门户的作用。

二、国家战略与长三角的使命 (一) 国家的重托：从地缘视角到战略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宣布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设计突出了长三角在中国迈向21世纪全球大国进程中的重大意义，强调了世界级大城市群在综合国力竞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了几代中国领导人对发挥长三角在中国现代化大格局中战略作用的深谋远虑。而推动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正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

对长三角定义的把握，可以从自然地理、大城市群和国家战略的多重视角来展开。从地理角度看，狭义的长江三角洲指长江在入海口因为泥沙冲击沉积而形成的三角洲平原，包括上海和毗邻江浙的苏锡常和杭嘉湖等地区。它们土地肥沃，水量充沛，航运发达，工商繁荣，是唐宋以后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富饶的地区。从城市群角度看，长三角城市群指分布在沪苏浙皖四省市，以上海为核心、联系紧密的26个大中城市及几十个小城市。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全球六大城市群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多个规划而积极推动的一体化发展先导区域。从国家战略角度看，长三角区域包括沪苏浙皖四省市，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早在1990年春天，邓小平在上海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强调要抓住历史性的机遇，以上海为核心，带动整个长三角和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⑪”

跨入新时代，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对长三角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了更高层次的部署，明确了长三角的战略定位是“一极三区一高地”，即全国发展的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⑫。这一重要定位，是建立在长三角强大的综合实力和面向未来的战略谋划基础上的。长三角区域包括沪苏浙皖四省市，承载着以超大型、特大型和几十个大中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它的陆域面积为35.08万平方公里，仅占我国总面积的3.7%左右，却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全员劳动生产率位居全国前列。截至2019年，长三角常住人口2.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6%左右。2019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99.08万亿元，而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就达到23.7252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3.9%。长三角地区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强劲增长势头，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区域带动作用。到2035年，长三角区域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将更加完善，整体发展达到全国领先水平，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二) 国际的趋势：面向未来的规划

提出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大趋势，也是推动大城市群全面升级的必然举措。从世界范围看，一个世界大国必然拥有世界级的大城市群，而且在深化城市群发展规律的意义上，推动城市群综合实力的不断升级。从可比性的意义上说，长三角城市群与其他五大世界级城市群相比较，其经济规模正在逐步逼近，而在人均GDP、地均GDP的产出水平及综合实力等方面还有明显的差距（见表1）。

从20世纪末叶开始，世界级大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在不断升级，不仅关注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而且在不断反思中突破之前的片面性，上升到更自觉和更高级的阶段，特别是把创新驱动、经济规模、文化创意、智慧城市等多个目标进行有机的融合。这种升级过程先后经历了以注重经济增长为主的全球城市规划1.0版（1970–1980年），如伦敦汇聚了大批金融机构而成为国际金融的中心之一；纽约凭借全球化的资本配置能力而成为最大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等。以文化振兴为主导的全球城市规划2.0版（1990–2008年），如伦敦市长办公室开始连续颁布《世界城市文化报告》，把文化作为衡量城市群活力的重要指标；新加坡从1999年开始连续颁布多版《文化复兴城市战略》（Renaissance City Plan），注重塑造文化产业和繁荣艺术，建设“文化艺术全球城市”（Global City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以经济、文化与科创相融合的全球城市3.0版（2008年至今），如东京提出包容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平衡的“多彩城市”，深入实施“酷日本战略”；而伦敦的城市规划经过多轮更新，把新的目标定位于2036年，提出把伦敦建设成为一座具有国际竞争力、多样化、强大、安全，充满愉悦感、可以应对经济挑战和人口增长的城市；首尔则启动《经济发展蓝图2030−首尔式创新经济模式》，聚焦于科技创新和智能化驱动的新经济模式，以建设强大的全球性城市等。

2010年以来，五大城市群及其核心城市都先后颁布了面向未来的发展规划。它们各擅胜场，也表现出诸多共性：如《迈向2040：一个综合区域规划（芝加哥）》规划涵盖了芝加哥市和周边的7个县和284个自治市，形成了对大城市群的层级布局和整体协调，显示了注重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它强调可持续增长，把创新引领、经济辐射、文化魅力、智慧效能等目标综合起来；它注重人文关怀，让五大湖地区的城市和各级乡镇风貌充满愉悦感，并与湖区的生态保护相结合等。而《纽约：强大而公平的城市规划》则强调了面向未来的四大愿景：增长与繁荣、公正与公平、可持续增长、富于韧性，提出要把纽约建设成为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广泛吸引力、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世界之都。大城市群升级的四大重点：创新驱动、可持续增长、文化吸引力、智慧治理（见表2）。

上述的重要趋势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比之下，长三角的区域内协同发展还不充分，跨区域共建共享共保共治机制尚不健全，城市群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科创与文创及相关产业的融合不够深入，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的创新成果还不够丰富，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全面深化改革还没有形成系统集成效应，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尚未建立。从这个意义说，新时代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不仅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继续深化，还需要跟踪世界范围内大城市群持续升级的趋势。

(三) 文化赋能：升级转型的应有之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文化对于大城市群升级的赋能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正如研究创意经济的知名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重现繁荣》中指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许多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我们不能沉溺在危机带来的沮丧和悲哀之中，要换一个角度思考，决不能白白浪费一次危机，而是看到每一次危机呼唤着新的“空间修复”。文化创新犹如冰层下的涌流，激发每一个人的创造天赋，集聚着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资源创新的巨大能量，成为危机中重启繁荣的快捷键。“在危机中，创新并没有放慢脚步，它会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先积累起来，一旦等到经济恢复便爆发出来。”^⑮文化创新在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塑造新人、激发活力的意义上，为下一阶段更大规模的产业和城市更新积累了能量：“一次真正的重启不仅会改变我们创新和生产的方式，还将开辟一个全新的经济格局”^⑯。从产业层面上看，文化创新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和心态，而且以具有创新内涵的设计、形态、品牌、时尚、产品等形式体现出来，而且作为高级生产要素而流动到工业、商贸业、城市建设业等相关领域。正如英国国家科学与艺术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软创新−创新变革的全景图》^⑰指出：在创新的领域中，除了人们熟悉的技术、材质、工具等“硬创新”，还有针对人类情感、想象、象征意义的“软创新”。它是一种通过改变产品形态和象征意义而影响人的感官知觉、审美情趣、感情共鸣之创新。当一个国家和城市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消费的新动力是人们对体验消费、时尚消费、品牌消费、审美消费、教育消费等的需求，也就是既需要“硬创新”，也需要“软创新”。所以，一个世界级大城市群的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文化创新作为强大动力，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为激发新动能、促进新消费而作出贡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三角要承担起国家的重托，建设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和亚太地区的门户，成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极三区一高地”，必须把文化产业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为重要内容。所谓“高质量”是指要真正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活跃增长极和升级样板区，担当起中国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国际枢纽和亚太门户的作用。所谓“一体化”是指要实现长三角四省市文化产业在投资、政策、市场、人才、对外开放等层面的互联互通，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高质量一体化”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又有机联系在一起。

这一要求不但体现了国家战略的深刻内容，而且体现了长三角特有的产业优势，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之举。自从中国文化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起步以来，长三角就逐步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强大增长极，在全国文化产业规模中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以2017年为例，长三角的四省市各显优势，优势互补。其中，上海大力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突出影视、演艺、艺术品、出版等八大重点领域，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2081.42亿元，占GDP比重达到6.8%^⑱；江苏省依靠丰沛的文化资源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聚焦于文化科技融合等环节，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3979.24亿元，年均增长率超10%；浙江省全面贯彻“八八战略”，把一张蓝图绘到底，全省文化及相关特色产业增加值为3744.68亿元，增速达到15.8%，占GDP比重为7.23%；安徽省落实“文化强省”的战略，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达到1088.3亿元，增长11.5%，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中部地区名列前茅^⑲。在全国按主要区域划分的环渤海、东北、西北、西南、中部、东南、长三角等七个区域中，长三角四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5.67%，为全国占比最高的地区，也是全国七个地区中第一个实现地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区^⑳（见图1）。

从2010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贸易走势低迷的情况下，长三角文化产业增加值稳步增长，它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0%以上。2017年长三角四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0893.64亿元，占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34722亿元的31.3%（见图2）。这也是全国七大地区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总量比重最高的地区，而且历年占七大地区的榜首。这为长三角文化产业贯彻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方针，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优势资源与共有文化基因 (一) 宝贵基因：江南文化的现代价值

长三角是中国区域一体化建设起步最早、大城市群机制发育最为成熟的地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上海经济区就率先成立。它在不改变行政隶属关系的条件下，探索上海及苏州、无锡、嘉兴等周边城市的协调发展；1992年国务院界定长三角地区范围，正式设立浦东新区，推动了长三角地区的开放发展；1994年上海牵头建立长三角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首次提出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的概念，并且为此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明显的成效，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四省市开放合作协同高效，形成了通江达海、承东启西、联南接北、辐射亚太地区的综合优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在这样良好的基础上，长三角文化产业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就要进一步发挥长三角的文化优势，既加强以江南文化为基础的共有文化纽带，又培育各具特色的丰富文化形态，从而建立彼此高度认同、共享文化基因、各显自身的发展优势。

从长三角共有的文化基因看，“文化之江南”是在“地理之江南”和“经济之江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世界之江南”的内涵。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现“江南”的文字是《史记•五帝本纪》：“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里所指的是广义的地理“江南”。而根据历史传统，狭义江南即长三角地区是“水乡江南”，是江南文明之核心区的典型代表。长三角位于江海交汇之处，往内陆可以沿万里长江而深入中国腹地，直达皖赣、湖湘、荆楚、巴蜀、青藏地区，往海洋可以进入太平洋，直达世界五大洲主要国家的港口。

随着京杭大运河在隋朝（7世纪）和元朝（13世纪）的两次大规模扩展，江南获得了四通八达的水网，加强了南北的贸易往来，增强了江南作为中国最富庶地区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也吸取了中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㉓；明初的苏州被誉为“财赋甲天下，词华并两京”，恰好可以代表江南文化的特色：经济的高度富庶与艺术的精致昌盛双峰并举。而1840年以后，上海等城市的对外开埠，加强了东西方的贸易。跨越大洋的远距离贸易，为江南地区带来了依赖商业信用和签约关系所形成的“陌生人合作纽带”，极大地超越了乡土经济和原住民社会的封闭性。江南文化和西方文明相互碰撞而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化，带动整个江南地区发展成为“世界之江南”。现代的江南文化不是单纯的地域文化，而是由南北文化、中西文明融合而成，集华夏文明与世界潮流之精华。江南地区依托于“四水”航运（长江、大运河、江南水网、海运），不仅成为商品流通的中心，而且塑造了对外开放的性格，可以与成千上万公里之外的国际客户进行远洋贸易和商业合作，由此诞生了“不贵空谈贵实行”，重商致用、兴利济民的社会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江南文化，其特点是务实、崇商、惠民、重信，而且精致、开放、多元，充满了诗性和审美情趣。正所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文化崇尚审美和艺术，在各个领域包括绘画、诗词、小说、演艺、工艺、建筑、音乐、园林、服饰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优秀和繁荣程度，被有关学者专家评价为中华文化长河中，自先秦文化、唐宋文化以来的第三座辉煌的高地^㉔，是中华文化的三大高峰之一。

(二) 文化谱系：自成一体和多样形态

中国学者刘士林教授指出：自成一体的、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的某种区域文化，通常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区域地理的相对完整性；二是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江南文化正是这样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在审美和艺术上的最高水准，是中国本土最符合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文化谱系^㉕。海内外许多专家和艺术家直接以“诗画江南”来描述它，这一文化理念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获得了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并且在现代意义上付诸实践。如2019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提出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串联起诗画山水之“链”，成为浙江的魅力人文带、富民经济带和黄金旅游带，打造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㉖现代文化产业是以创造精神文化内容为主的经济活动的集合，它的核心价值超越了真和善，在更高的意义上实现了美。江南文化作为崇尚诗性和审美的文化体系，为长三角地区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基因。一个地区有没有这样的优秀文化传统，实在是大不一样的。

江南文化不但崇尚诗性和审美，而且具有沟通南北、汇中西文明的巨大包容性。这使得江南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特色，形态多样，各有千秋，又多元互补。从城市规模来看，现代长三角城市群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是超大型城市上海，常住人口近2000万人，2019年GDP总量达到3.8万亿元；二是特大型城市南京，人口规模1000万人；三是大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00万到500万人，包括苏州、杭州、合肥等，其中苏州的GDP接近2万亿元；四是中等城市，人口规模达到50到100万人，包括嘉兴、舟山、镇江等；五是小城市，人口规模约50万以下，包括昆山、东阳、张家港、桐乡等^㉗。这些城市的建立年代相差很大，在时间轴上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坐标。它们同属于江南文化的谱系，又以各自的特色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

从表3中可以看出：位于长三角城市群“一核五圈”的六个重点大城市，就分别在公元前400多年、公元400多年和1400年之后，逐渐形成了基本的雏形，而它们中的每一个，又把江南文化的多样特色发育得非常充分。古老的石头城在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以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大规模建设，成为中国长江以南最富庶的大城市；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了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大运河所贯通的杭州和苏州则以优美绝伦的山水风光和人文成就，成为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中心，在历史上被誉为“南剑北萧”；它们连同周边的扬州、无锡、嘉兴、湖州等城市在建筑、园林、工业、工艺、服饰、文学、戏剧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无数人梦魂萦绕的名胜之地。它们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典雅品质，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音乐、戏剧、文博等的开创性业绩；而从17世纪开始，宁波就成为钱庄与航运的重镇，为整个江南地区输送了宁波商帮和商业文化的活力，影响远达东亚和东南亚。至于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原先只是一个小渔港。在开埠后的100多年里，它利用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区位优势和航运便利，迅速崛起为远东最大的城市，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并且培育出江南文化的现代版海派文化。古都、巨港、名园、名宅、商埠，大江、深湖、寺庙、名校、大厂，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科学成果与匠人匠心如此高度集中在长三角地区，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极致水准，为江南文化的整体繁荣创造了重要条件，成为世界罕见的一大文化资源富集高地。

(三) 创意城市：历史和创意相辅相成

长三角所承载的江南文化传统，既有崇实、重商、精致、开放、多元，诗性和审美的共性基因，又包括了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城市所创造的个性化成果；既传承了中国本土自管子、墨子、商鞅、荀子、陈亮、叶适等人的经世致用主张，又在高度的开放中包容了来自欧美、东亚和东南亚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元素，形成了包括海上画派、金陵画派等在内的近代优秀艺术成果。跨入21世纪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的评选中，长三角入选的就有上海–设计之都（2010年）、苏州–民间文化与手工艺之都（2014年）、杭州–民间文化与手工艺之都（2014年）、南京–文学之都（2019年）、扬州－美食之都（2019年）五座，占中国拥有创意城市总数的35%。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创意经济报告》中所说：联合国倡导“创意城市”的意义，是因为“城市有一种关键资源−它的人民，人的智慧、欲望、动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取代了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市场通路而成为城市的资源。^㉙”建设创意城市有助于激发城市人民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并且把它们转化成为可增值、可投资的文化资产和社会财富。

这些长三角城市在申报创意城市的时候，都强调了自己对江南文化遗产的传承，努力把它们开发成为现代文化资产，形成可投资、可流通、可增值的文化财富。如南京在2017年以来申请“文学之都”这个过程当中，就特别强调南京与江南文化的深刻关联：“让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江南文化历史在世界级的交流平台上得到展示”^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理论和批评专著《诗品》、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文心雕龙》、六朝时期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明清以来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文学巨作等都诞生在南京；鲁迅、朱自清、俞平伯、巴金、张恨水、张爱玲等著名作家和刘海粟、吕凤子、徐悲鸿、张大千、颜文梁、吕斯百、傅抱石、高剑父等著名艺术家也都跟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写的《大地》系列三部曲，就是她在南京时期所完成的。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江南重镇，将以绵延近两千年的文化艺术脉络，以厚积薄发之力，为建设全球创意城市积累强大的动能。这正如研究创意城市的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勒所指出的：“发挥创意并不意味着只关心新事务。相反，你要愿意以灵活的方式，去检视并重新评估一切状况。……由于伟大的成就往往是新旧的综合体，所以历史与创意得以相辅相成。^㉛”

四、互联互通与打造产业集群 (一) 必然趋势：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

长三角是全国文化产业集聚度最高，拥有文化产业集群最多的地区。这是它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级大城市群与主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之间存在深刻的必然联系。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的设计、媒体和娱乐产业集群、伦敦中南部城市群的创意设计和数字内容产业集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的会展和设计产业集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动漫游戏、数字内容和媒体产业集群等，都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代表，也成为推动世界级大城市群不断升级的活力引擎（见图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文化产业“连接了无形的文化内容创作、制造与商品化过程。这些内容通常受著作权法保护并可以采用产品或者服务的方式”^㉝。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指的是在一个边界清晰的区域内，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吸引大量彼此联系密切的大中小企业和机构在空间上集聚，从而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各种文化产业集聚区是它们的物质载体，规范化的文化产业园区是它们的管理形态，而文化产业的集群则是它们发展的高级形态。文化产业集群是一个有机的经济整体，它不仅包括主要的企业群体，而且还包括相关的政府机构、研发中心、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培育强大的文化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大城市群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举措之一（见图4）。

大量数据显示，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澎湃活力，在于它多年来在多个细分市场领域形成的优势文化产业集群。这与长三角强大的经济基础、广阔的国际辐射、丰厚的人文资源、奋发有为的政府推动密切相关。长三角拥有中国最大的会展中心城市和会展产业集群，拥有中国最大的数字出版产业集群，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网络音频服务平台和网络教育基地，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全国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华语正版网络文学平台，拥有全国产量最高的电影和电视剧制作基地之一、全国规模最大的文化小商品交易中心等。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会展大国之一，而长三角在全国会展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每年颁布的《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在2018年全国十大会展城市中，上海占第一位，举办展览994次，占全国比重为9.13%，展览面积1906万平方米，占比为13.19%；南京为第五位，举办展览516次，占比为4.74%，展览面积490万平方米，占比为3.39%^㉞。从2014年以来，上海和南京连续保持全国十大会展城市排行榜上第一名和第五名的位置，上海也被国际会展界公认为与纽约、伦敦并列的三大世界会展中心城市之一；长三角还是中国数字出版的核心地区，2008年7月16日，全国第一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上海张江挂牌成立。上海网络文学整体规模已占全国市场的近80%。以上海为基地的阅文集团旗下囊括QQ阅读、起点中文网、新丽传媒等业界知名品牌，作为国内引领行业的正版数字阅读平台和文学IP培育平台。它拥有1170万部作品储备，780万名创作者，覆盖200多种内容品类，触达数亿用户，已成功输出《鬼吹灯》《盗墓笔记》《琅琊榜》《全职高手》《扶摇皇后》等大量优秀IP改编为影视、动漫、游戏等多业态产品，并且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公开上市。

(二) 持续升级：创新成为主旋律

近年来，长三角的文化产业集群正在逐步从规模优化迈向创新型集群。其重点是建立一种创新型的组织架构，让所有参与该网络的企业共享创新的成果，以带动周边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输出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这种产业集群包含三层：核心层、联接层和相关层。第一层核心层，是由一个或者多个领军企业和研发机构所组成，具有创新研发的强大动力；第二层联接层，包括大量的服务商、供应商、相关的中小微企业和配套服务机构；第三层是相关层，包括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的外部政策和环境。经常有这种情况：中小企业具有强烈的创新愿望，而它们的成果可以很快地被大型企业和投资基金发现，从而获得有效的投资匹配，加快了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转化过程。

长三角文化产业升级的基本动力来自创新型的企业。它的一批重点文化产业企业把创新作为内生的增长动力，激发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创意领导力和创新组织化管理，在三个战略维度上不断推进。第一，价值创新和成本创新，即通过技术创新和内容研发而率先开发新领域，形成新的价值链。如喜马拉雅FM，率先开发“耳朵经济”，手机用户规模突破2亿，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在线移动音频分享平台。第二，市场创新和容量创新，即敏锐把握整个大市场环境的变化，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联动，开拓大容量的蓝海市场。如上海“灵石中国电竞中心”，集聚了EDG、拳头游戏、视拳、量子体育、香蕉游戏等一批电竞企业，形成了内容制作、赛事运营等电竞生态。第三，学习创新和边界创新，从产品消费到服务消费再到体验消费，不断突破已有的产业边界，通过延伸服务链而激发消费市场的潜力。如宋城演艺打造六大强项，即演艺宋城、旅游宋城、国际宋城、科技宋城、IP宋城、网红宋城，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演艺娱乐企业。

正因如此，长三角成为全国范围内拥有文化产业领军企业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长三角拥有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数量最多，在连续11届评选出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共330家（次）中，长三角占总数的34%，包括上影集团、东方明珠、世纪出版、凤凰出版、宋城演艺、华策影视、安徽出版等，在各地区中遥遥领先。长三角四省市在2018年全国文化传媒类主板上市公司中占有33.8%（见图5、图6）。它们并非各立山头，而是在各个细分领域发挥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领军作用，形成了创新研发的引领作用，成为文化产业集群的核心力量。

(三) 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的“五全基因”

201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创意经济的前瞻−创意经济的国际贸易趋势》指出，创意经济推动了创新和知识的转化，用最小的物质消耗创造了双重的商业和人文价值：“创意经济兼有商业和文化价值。它的双重价值在于既推动了全球治理的扩张，又成为经济多样化战略的组成部分。^㊲”这就必然要求文化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即高附加值产品、高质量服务、高效率投入产出所组成的“三高”模式。那种依靠大规模的资金、土地和自然资源投入来增加低附加值文化产品生产的模式，不但是难以持续的，也是违背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主流和生态文明要求的。在中国迈向世界创新强国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创新驱动、优胜劣汰、逐步向高度化发展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趋势。长三角文化产业向高质量一体化迈进的重点，就是加强市场在配置要素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领军企业和产业集群的优势，同时形成互联互通的全域一体化优势。在路径的选择方面，长三角文化产业必须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五全基因”，即“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㊳这种五全基因对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和创新链的精准对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产业链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面向市场需求而形成各个企业间的协作关系；创新链是以某一个创新主体（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为核心，形成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集合。创新链的本质是创新供给与生产需求的关系。长三角要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应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的特点，以产业链为引导，以创新链为驱动，以创新成果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为归宿，最终在全球文化产业的大格局中形成竞争力优势。

连续多次名列全国文化企业30强的宋城演艺，在世界演艺企业规模上位列第一，也是中国旅游演艺上市公司第一股。它强调：“一切源于文化，一切围绕文化”，以城市文化的挖掘驱动演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年演出场次第一、年观众人数第一、年演出利润第一、剧院数第一、座位数第一的世界纪录，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演艺娱乐公司。宋城演艺每年演出15000多场、每年吸引观众5000多万人次。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宋城演艺在杭州、萧山、上海等地积极进行线下布局，而且利用“六间房”平台，集聚了29万名签约主播，每个月的活跃用户达到5621万人次，每天直播时间超过6万小时，创造了中国和世界演艺历史的全新纪录^㊴。中国电视剧上市公司第一股华策影视，2013年并购全国第二大影视公司上海克顿传媒成为行业龙头企业。它聚焦于电视剧、电影、综艺三大精品内容，年产精品电视剧高达1000集、电影数十部、综艺十余档，其规模产量、全网播出量、市场占有率、海外出口额稳居全国前列，在全国电视台收视和视频网络排名前十部电视剧中占比30%，网络年总点击量破1000亿次。它以内容为核心全面布局泛娱乐产业，包括在长三角核心区域−上海松江科技影都，由它的母公司重点投资项目−首期用地77亩、投入资金超十亿元的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在2020年正式启动建设。它将作为拉动沪浙苏皖四省市的“G60科创走廊”的重要项目，推动从剧本研发、拍摄、服化道置景、美术直到后期制作的整体联动。

(四) 平台助力：加快形成流量经济

长三角文化产业迈向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必须要适应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产业要素流通的规律，积极建设各个细分领域的专业服务平台，并且通过高端集聚，作为产业要素流通的加速器。2018年11月，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上海隆重举办，汇聚了来自长三角和海内外的330多家企业，形成了10个长三角文化产业专业联盟与合作平台，还有更多的专业平台在筹备和建设中。这显示了上海和长三角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强大活力。在互联互通、快速迭代、海量流通的数字经济时代，它们采用跨域合作、专业整合、协同推进的方式进行合作，其中包括长三角红色文化旅游区域联盟、长三角动漫产业合作联盟、长三角文创特展产业联盟、长三角文旅产业联盟、长三角影视制作基地联盟、长三角文化装备产业协会联盟、长三角XR创意媒体发展联盟、长三角文化金融合作服务平台等。它们连同已经有序运行多年的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ChinaJoy、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等大型会展交易平台，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平台体系，正在创造规模惊人的流量经济。

这些平台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利用统一的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了多用户、多供应商、多渠道的订单程序，包括用户数据、需求分析、内容搜索、产能分配、仓储运输等，实现用户与供应商、服务商的精准连结。它们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个可靠而灵活的低成本文化内容供应源；而对于生产商来说，是一个通往分散小众市场的海量渠道。它促进长三角文化产业跳出了本地化的狭隘空间，进入一个互联互通的巨大市场中，形成以流通为导向的运行模式。正如中国专家陈文玲所指出的：中国形成了超大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2018年市场规模大约为363万亿元，2019年可能会达到400万亿元，“中国现在不但有市场规模，还会形成现代流通核心竞争力”。^㊵如长三角文化金融合作服务平台就由上海徐汇及南京、杭州、宁波、绍兴、蚌埠6个长三角的市、区联合发起。徐汇区作为上海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正在探索文化与科技、金融跨界融合的新模式，而南京正在打造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杭州则在构筑文创融资的服务链。该平台针对长三角的文化企业进行融资项目的征集，共收集到60余个优质融资项目。目前这些平台的流通能量还不够强大，对长三角各市区县的渗透力还不够深入，但是它们预示着长三角文化产业以重点集群为基础，以网络平台为节点，以市场流通为导向，迈向一体化发展的方向。

五、开放优势与建设亚太门户 (一) 结构升级：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

长三角文化产业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其重要内容是树立对外文化开放的新优势，以向内陆地区辐射和向亚太地区辐射的两大扇面，成为全球文化产业的国际枢纽和亚太门户。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贡献值和受益者，而长三角是中国参与全球化最为领先和最有深度的地区之一。根据中国学者张辉的研究，在有统计数据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对外出口商品中最终消费品占所统计国家和地区前五位的有123个，中间品占所统计国家和地区前五位的有73个；从中国自国外进口的商品中，最终消费品占所统计国家和地区前五位的有60个，中间品占所统计国家和地区前五位的有74个。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通过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㊶。从宏观上看，在全世界商品的循环大体系中，中国已经处于中间枢纽的位置，广泛联系着世界上大部分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这在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领域也有相应的表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颁布的数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国，但是在文化创意的服务出口方面，中国仍然存在逆差。有鉴于此，中国在对外文化贸易方面，不仅仅要扩大规模，更要优化结构，加快产业升级。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培育一大批外向型和国际化的文化企业。

长三角文化产业适应这一产业升级的需求，形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国家对外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集群和重点项目集群，并连续10年在全国保持了规模的优势。长三角在首批13家国家对外文化出口基地中占有4家。在商务部连续颁布的历年国家对外文化出口重点企业中，长三角拥有的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1/3，其中包括上海世纪出版、上海今日动画、江苏译林、江苏原力动画、浙江华策影视、浙江华谊兄弟、安徽华文国际经贸等一大批生机勃勃的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二) 双向流通：从引进到输出

长三角文化产业参与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一个从引进消化到创新输出，进而促进双向流通的升级过程。长三角城市群要打造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在这种双向流通的过程中，逐步熟悉国际文化市场的规则，吸引自己所需要的高端文化资源，对接世界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机构和作品，同时提升自身的国际化运作水准和输出质量。如由中法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的“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在2019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上海西岸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席方世忠共同为之揭幕。在五年内，西岸美术馆计划呈现3个常设展和约10个特别展，展陈内容由西岸美术馆和蓬皮杜中心共同策划。蓬皮杜中心是国际上最重要的现代艺术收藏和展览中心之一，也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新媒体艺术馆藏。它也将通过这一纽带，向法国和世界观众展示中国优秀艺术的魅力与价值。这些项目具有意味深长的象征意义：长三角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东风西渐”和“西风东渐”的交融，形成“全球智慧、高端融合，联合出品，人类共享”的模式。

长三角文化产业打造对外开放的新优势，对于全国都具有示范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原先一个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为站立于世界舞台中央的全球大国。中国融入世界文化贸易体系的路径，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创新性。它既不同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文化贸易优势，也不同于韩国等后起的东亚经济体采用的追赶战略，而是既坚持中国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优秀文化传统，又顺应国际文化贸易的规则，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文化财富。这一过程往往是从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文化投资开始，扩大先进文化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内容的进口，使本土资源和国际要素获得优化组合，又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自主创新，培育自身的高端文化生产能力，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版权密集型的文化项目，努力进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把中国优质的文化产能向外输出，扩大中国在全球文化贸易市场上的话语权。这个前所未有的开拓过程，迫切需要长三角发挥首发、首创、首展、首创的示范和探索作用。比如上海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的功能设计，展现了自贸区作为国家试验的创新意义和世界级的综合服务水平。该中心建筑面积6.83万平方米，是全球面积最大的艺术品综合保税仓库。它对标国际标准，安防等级达到美国UL Class2。它集艺术品仓储物流、展览展示、拍卖洽购、评估鉴定、版权服务、金融服务六大功能于一体，依托上海自贸区境内关外的政策优势，开展保税/非保税展示、拍卖、交易、租赁等服务，而且包括“国际艺术品保税临时出区展示”“国际艺术品海关保证金代垫”“国内艺术品交易税费补贴”等便利化措施，给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品投资商营造了一个固若金汤、便捷高效的“家”。

(三) 高端整合：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长三角文化产业在新时代中国对外文化开放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由长三角的地缘优势所决定的。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视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在空间上形成了三大发展轴：第一，为沿海发展轴，由中国沿海11个省市，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动力长廊；第二，为亚欧大陆桥发展轴，从东海之滨的江苏连云港开始，向西通过海陆联动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甘肃、青海、新疆7个省区，从阿拉山口出境联动西亚、中亚和欧洲，进入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是新丝绸之路陆上经济带的主线之一；第三，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轴，它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11个沿江省市，并且通过中南半岛铁路网，联接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学者王战等指出：这三条发展轴，如同一个巨大的“π”字型战略^㊸，而长三角正是在“π”字型战略的交汇点上；长三角打造对外文化开放的新优势，与它作为世界级大城市群的巨大包容性密切相关。正如《全球城市》的作者萨斯基娅•萨森所指出的：“全球城市既是为生产、也是为执行多样化与复杂化的中介功能的极端空间。”^㊹

近年来，长三角服务“一带一路”大局，积极打造体现国际文化融合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平台，有一些成果堪称世界首创。它们实践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了国际文化产业和艺术成果的互联互通。在2015年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论坛期间，来自18个国家的22个艺术节代表联合发出倡议。到了2017年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在人文合作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机构共同成立的国际艺术节联盟。它经过多次扩容，截至2019年共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163家艺术机构加盟，包括印度德里艺术节、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等。该联盟以“多样、合作、促进、示范”为宗旨，贯彻联合国倡导的文化多样性的主张，在节目展演、合作制作、共同委约、人才培训等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日渐成熟，除了上海、南京和杭州等超大城市和中心大城市，还有更多的大中小城市参与到国际文化产业的合作与竞争中，在多个领域承担起流通枢纽的作用。据统计，长三角的苏浙皖三省共占全国百强县的47席^㊺，涌现了一大批产业强市（县）和经济强镇。这些中小城市的强劲竞争力和外向型经济为它们进入全球文化贸易链提供了重要基础。

六、结　语

从整体上看，长三角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跨省市的合作机制最为有效、文化产业集群最为强盛、国际文化合作和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这一充满生机的系统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益文化等诸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指出：社会系统是设计出来的，而非自然命定的。它依赖看问题的新鲜角度，追求更加有价值的理想和更加睿智的策略^㊻。从这个角度来看，长三角文化产业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体现了这一重大战略的设计者和建设者所拥有的远见卓识和优秀的执行能力。未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将在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深度上，在与世界大城市群同类内容的横向比较上，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展开，提炼出它的创新性和引领性的规律和路径，为学术界和产业界提供富有价值的时代启迪和中国经验。

① Jean Gottmann：Megalopolis，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MIT Press，1961.

② 乔尔•科特金：《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王玉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页。

③ [英]查尔斯•兰德勒：《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圈》，杨幼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页。

④ 姚士谋、朱英丽、陈振光等：《中国城市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⑤ 朱荣林：《走向长三角：都市圈经济、宏观形势与体制改革视角》，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⑥ 姜卫红、胡亚龙：《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⑦ 吴锋、孟磊：《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94页。

⑧ 刘士林：《江南文化助力长三角打造“不一样”的世界级大城市群》，《上观新闻》2018年11月5日。

⑨ 李思屈：《打造长三角海洋文化创新经济带》，荣跃明、花建：《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221页。

⑩ 《邓小平鲜为人知的上海情结》，《新浪历史》2015年12月7日。

⑪ 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页。

⑫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新网》2019年12月2日。

⑬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

⑭ 本文作者根据One New York：The plan for a Strong and Just City，www.nyc.gov等资料综合绘制。

⑮ 　

⑯ [美]理查德•佛罗里达：《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再现繁荣》，龙志勇、魏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⑰ NESTA：Soft innovation—Towards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innovation change，July 2009 , P.5.

⑱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2018年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经济网》2019年3月14日。

⑲ 王彦：《向海而生的长三角，共谋文化产业“龙头”起舞》，《文汇报》2018年11月29日第三版。

⑳ 参看李炎、胡洪斌：《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第3页。

㉑ 本文作者根据各方面数据综合绘制。

㉒ 本文作者根据各方面数据综合绘制。

㉓ 京杭大运河的部分河段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建设。至元三十年（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航运可以由杭州直达元大都（今北京），形成了京杭大运河这一贯通南北的大动脉。

㉔ 王战：《从“仁义礼智信”到“信义仁智礼”，江南文化因何独树一帜？》，《上观新闻》2019年11月17日，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188995。

㉕ 刘士林：《不能“见物不见人”》，《上观新闻》2018年11月5日。

㉖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㉗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

㉘ 此表参考了姚士谋、朱英丽、陈振广等：《中国城市群》中的“沪宁杭区域重点城市形成过程年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并且做了补充。

㉙ UNCTAD & UNDP：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0，P.13.

㉚ 《南京获选科教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文学之都”》，大众报业集团海报新闻，2019年11月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

㉛ [英]查尔斯•兰德勒：《创意城市》，杨幼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㉜ 本文作者根据各方面数据综合绘制。

㉝ UNDP & UNCTAD：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0 P.5.

㉞ 《中国十大会展名城榜单》，2019年7月6日，https://www.maigoo.com/news/。

㉟ 本文作者根据新华网颁布的历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录整理和绘制，http://www.xinhuanet.com/2019-05/18/c_1124512454.htm，2019年5月18日。

㊱ 本文作者参照平安证券：文化传媒行业上市公司名单2018年，https://zs.stock.pingan.com/a/2707.html 2018年12月等资料绘制。

㊲ UNCTAD：Creative Economy Outlook：Tren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reative industries 2002-2015; Country profiles 2005-1014，Foreword.

㊳ 黄奇帆：《数字化颠覆全球金融生态》，《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

㊴ 根据宋城演艺在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展示的资料和数据整理。

㊵ 潘 圳：《2020：加速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27日第一版。

㊶ 张辉：《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之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26日第二版。

㊷ 本文作者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整理和绘制。

㊸ “上海参与建设长江流域经济新支撑带的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组：《“π”型战略格局中，上海该怎么做》，《解放日报》2014年12月25日。

㊹ 王昀：萨斯基娅•萨森答“全球城市”八问，《观察者》网，2014年5月14日。https://www.guancha.cn/Saskia-Sassen/2014_05_14_225411.shtml。

㊺ 京东公共战略研究院曾晨、冯蕾：《发掘城市群消费潜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经济日报》2019年3月31日。

㊻ [美]赫尔伯特•西蒙；《管理行为》，詹正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靳涛：《诺贝尔殿堂里的管理学大师：赫尔伯特•西蒙》，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