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通过对金融目的的深入分析得出“金融之美”的结论。“金融之美”是指人们在发现金融之隐藏的和重要的对称性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具体是指人们对金融在经济资源分配、创造生活必需品等方面为人类活动提供创造性帮助的认识^①。席勒在书中这样描述：“金融服务的是人类的欲望和潜能，它为构成我们一生中日复一日的各种活动提供资助。……正是在为人类所有的活动提供帮助的过程中，也就是为一个拥有为所有成员所分享的富饶和多元化的活跃的人类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金融才体现出其最真实的美丽。”^②事实上，在席勒的语境中，“金融之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无一例外地追求着自由的新境界，而金融使这种追求不断地成为可能并加以推进；二是金融“撮合交易”的核心意义之一就是把不同时间^③、不同空间^④联系在一起，而且把与此相关的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过程性存在，人们在这种“撮合”过程中最大化地分享现代社会的富饶；三是金融通过服务个人目标而服务社会，并实现社会多元化。

目前国内学界对“金融之美”关注度较高，尽管他们有的并没有明确地讲“金融之美”：（1）从人类追求自由的视角，张雄教授（2016）指出金融工具乃是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定在，金融作为“自由的领域的那个东西”^⑤，既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直接性存在，又是自由意志的灵性工具。（2）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视角，张成思（2019）认为“好的金融”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具有真实产业背景；吴宣恭（2009）认为，如果在已有金融衍生形成的经济泡沫基础上转移风险，再美丽的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也终将破灭。（3）从现实性与虚幻性对比的视角，袁东（2013）指明了席勒“金融之美”的虚幻性，他认为金融活动如果只是零和博弈则并没有什么美感，特别是对半数以上受损失的人简直就是恶魔。（4）从社会福利的视角，鲁品越和姚黎明（2019）用“社会福利化”揭示金融之“第二代金融化”的新表现形式，他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积累对比中分析金融化带来的二律背反。

不难看出，国内的研究成果与席勒“金融之美”的观点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金融在呈现美的同时，也无法回避恶的冲击。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40多年来，金融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金融市场震荡也时有发生，而且随着国际资本头寸绝对值不断增大，发达国家的资本高积累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贫困积累之间的全球经济不平等也不断加剧。事实上，金融有它最美的一面，但是如果驾驭不好就会出现风险，尤其是在金融化时代，风险一旦出现，就会形成连锁反应。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时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事实上，对金融的审美不仅至关重要，而且要从国家核心竞争力、国家安全层面加以思考，尤其是在健全“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⑥过程中，从审美的视角深刻把握金融的本质与现象已经势在必行。那么，就席勒的“金融之美”而言，目前我们需要进一步挖掘“金融之美”美在哪里？在何等意义上是美的亦或不是？其实，金融的核心问题依然是资本的问题，无论是货币金融还是资本金融^⑦，都遵循着资本的逻辑，最大化利己，最大化占有剩余。本文以罗伯特·席勒“金融之美”为研究切入点具有以下三方面重要意义：第一，从资本权力精英化、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生成、实现“金融之美”的难度及其原理三个层面展开对“金融之美”的澄清与批判；第二，在肯定与否定的双重批判中让“金融之美”与“金融之恶”同时显现，“金融之恶”在这里相对于“金融之美”而成立，用来描述与席勒“金融之美”相反的现实，如权力精英化、财富两极化、贫困积累、金融殖民等现象，在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中，恶与美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第三，通过深入剖析金融的现象与本质，为我们有效克服资本阴暗面，借助资本文明面，健全“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现代金融体系”，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

金融的逻辑是资本逻辑的高级形态，它并没有脱离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再生产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与权力的精英化有着深刻的内生关系。权力精英化是指市场权力向精英阶层集聚，并最终被精英阶层所掌控，重点强调精英阶层在市场权力占有中所占份额明显增加。马克思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⑧人类刚刚踏进21世纪，这种避开生产直接赚钱的狂想病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进入金融化的高级阶段后，生产出了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⑨与从事金融活动的精英阶层。首先，全时空场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结果，资本力图降低成本，力图绕过生产过程的“倒霉事”而直接占有剩余，也就是货币资本循环绕过作为中间环节的生产过程，从出发点直接到达复归点。今天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是货币资本循环绕了几百年绕出来的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资本循环系统。全时空场域是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生成过程中的副产品。原本作为再生产辅助条件的金融，现在上位为主角，似乎物质条件的再生产成了它的辅助条件。从公式上看，G-G'是绕过生产环节的货币到货币的流通过程，但在现实中它却一刻也离不开生产环节，其本身也是再生产的结果。其次，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且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生产当事人在彼此社会关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当这种再生产发展到金融化阶段，生产关系中当事人彼此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生产出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另一方面又生产出主要从事这一体系运作的精英阶层。金融资本的职能除了占有剩余价值，同时还生成用来占有剩余价值的金融空间，因此，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包含着创造价值的普罗大众与精英阶层所生产的金融空间之间的矛盾统一。随着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占据支配地位，技术条件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革，原有的产业资本不仅与金融资本密切相关，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从属于金融资本。这时，从事金融创新的工作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所以，星罗棋布的金融机构、金融堡垒的出现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领域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同时，从这里生长出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最后，全时空场域与从事金融活动的精英阶层相当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之一体的两翼，相互震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成为金融化世界的最高权力指挥部。新生的精英阶层从属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也即精英阶层的劳动从属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同时，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中时间的绵延与空间的生产又深深地依赖于精英阶层的创新能力，二者达到互生共荣的高度统一。至于如何互生、如何共荣，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分析精英阶层与全时空场域的相互作用机制。

全时空场域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现实产物与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历史化的产物，具有三方面特征，其中任意一方面都与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须臾不可分离。

首先，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具有无限性特征。全时空场域之所以具有无限性，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总体性趋向，我们是否赞同这一判断在这里暂时不重要（虽然忽略这一点无疑是不理智的）。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精英阶层的不断创意，无论动力因来自何处，他们的工作都是不可忽视的，金融化的不断推进正是他们努力工作的结果。任何一个金融产品的开发与应用，都是时空的展开过程。任何一个杠杆率的放大，都是时空的一次叠加。尽管金融创新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壁垒，但更胜一筹的突破总是与它如影随形，而且随着全社会剩余价值的不断增大，金融的时空拓展潜力也变得更大。只要精英阶层及他们从事的工作没有终结（事实是这一阶层的队伍在壮大、实力在增强、工作程序渐趋复杂），全时空场域就会不断得到拓展与延伸。因此，全时空场域的无限性在于动用了精神资源，本质上是在原有丰裕物质基础之上精神创意的无限性。

其次，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具有全速循环特征。全时空场域之所以能够全速循环，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保存并扩张自身的本性，这如同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是人们在直觉上所感知不到的，普通人更感兴趣的可能是太阳的日常升起与降落。金融化世界的繁荣与金融从业人员的工作密不可分，他们日复一日地“撮合”着各种交易，演绎着各种金融叙事，为无数人的愿望达成贡献着力量。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非理性繁荣，为了这种繁荣，德波所谓的“糖衣炮弹、盛世狂欢、循循善诱和靡靡之音”在金融从业人员那里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每一个金融概念都被意象化的盈利预期包装后，普通人的“迎合”让金融从业人员的“撮合”变得如此那般轻松与容易，当尽可能多的欲望与尽可能多的利益都被激活并加以对接和融合时，整个生存世界的金融化就自动呈现了。金融化世界不是一个静止状态的集合体，而是一个全速循环过程的集合体，是一个过程性实体，这里循环的不是货币、不是概念、不是数据，而是以货币为载体的实体财富，非理性成为实体财富流转的润滑剂。因此，全时空场域的全速循环特征是借助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而动用了全社会的非理性，本质上是价值世界与非理性的全方位交织。

最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具有总体性特征。全时空场域之所以具有总体性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总体性的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在“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总体性。换言之，资本从它出现那天起，就一直朝着总体性的方向运动，人类对总体性的任何一次阻挠，无论是用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都是对这一总体性的一次加速。当普通人的“迎合”与金融从业人员的“撮合”在精英阶层精神创意的产品中达到一致时，就如同为资本总体性插上了无形的翅膀，使其飞得更高更远，而且无需任何外力。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总体性特征，这一鲜明特征是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难以找到的，与马克思当年喊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相呼应的是“全世界的资本已联合起来了”，而且整个世界在资本总体性的覆盖下金融化了。在资本联合即趋向总体性过程中，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始终作为一种推进器在起决定作用，精神创意成为金融化世界的时代精神。因此，全时空场域的总体性特征是在精英阶层的精神创意基础上使原有的总体性呈现加速趋势，本质上是资本与精神互动的结果。

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是资本在21世纪最大的变化与最新的总体性形态，它与权力精英化之间存在着正反馈的内生关系。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占据资本金字塔的顶端，它不仅具有吮吸所有财富的威力，而且能“入彀”世界范围内精英中的精英，资本与精神的互动不仅在宏观上使人类历史前进方向产生偏斜，在微观上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叠加与整合，而且在感性中观层面的全时空场域中，也构成了新的文明样态和交往范式：一方面是资本基于自我保存与扩张的全球化驱动力，不断拓展全球化的新领域；另一方面是以精英阶层为先锋的浮士德精神，在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全时空场域所不断拓展的是人类永恒追求的命运打击不到的领域。金融化世界是资本逻辑强力推进的必然结果，金融在服务人类欲望与潜能过程中，以资本的主观性、任性、杠杆率、更高的上升空间、更广阔的衍生功能展开它的直线加速运动。金融化世界是一个财富充裕的世界，是人类从短缺经济进入丰裕经济再到今天的过剩经济的历史进程的体现。剩余劳动不断积累，不断资本化，不断金融化，最终所有的财富（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被通约并且在现有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中实现加速流动。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财富如此这般丰裕，财富的获取如此唾手可得，资本的积累如此合人所愿。

金融化世界本身是精神世界的时代彰显，是对未来的不断发现、发掘、兑取、利用。人类追求自由的精神与浮士德精神在这里不断产生互震与共鸣。资本的精神向度既是精神的主观性体现，又是精神的异质化体现，更是任性的体现，而且是一个正反馈过程。意识有多远，资本就能走多远，人的欲望被不断创造出来。金融化所开辟的新时空为人类的自由伸张及自由内涵的丰富提供了更多条件，主体的自由表现为无穷无尽的财富创造力和想象力。这预示着人的意志越来越自由，同时精神自由和资本逻辑的冲突也越来越凸显：金融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如果不将最后一个人的需求挖掘、制造、开发出来，是无法停止行动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全时空场域是资本与精神互动的产物，即追求利益最大化与追求自由之间的矛盾与统一，所以，金融化无论是起始还是过程，还是对人类朝着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言，都应与资本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

精英化的权力是指在市场机制的完善与进一步推进中，精英阶层拥有的市场权力起主导性作用，重点强调精英阶层所拥有的市场权力在市场机制持续推进中的力量与方向。当一个社会以资本为轴心时，“金融之美”就变成了一个噱头。生存世界之所以金融化就在于金融资本长上了“看不见的腿”，它可以到达全球范围内任何地方，所不能到之处也终将以坚船利炮亦或是现代化武器开路。历史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渐趋于命运共同体，这一现象一方面是金融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为金融化提供理想的环境。在金融化迅速推进的21世纪，精英化权力的出现与金融资本之“看不见的腿”的强力运作不仅使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以实体的形式出现，而且有了与此相适应的灵魂。

一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只是金融化的基础，而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员才是推动金融业充满活力运转的真正载体，精英阶层作为资本权力现实的看得见的载体推动着资本金融化的进程。“如果说金融是构建目标的科学，那么这个领域中的各个角色就是塑造这些目标的建筑师，同时也是为社会的组成元素管理风险的人，……如果将其视为社会资产的管理者，那么金融从业者就是真正管理和进一步增加这些资产的人。”^⑪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席勒用全书近2/3的版面，试图以穷尽的方式呈现了首席执行官等至少18种与金融密切相关的职业，以此审视金融从业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发现这些职业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通过他们所获得的薪酬、名誉、以及行为准则等对他们的从业未来做出趋势性预测。“市场以及市场创造者和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人是现代社会的关键环节，他们使金融体系可以对更广泛的社会中出现的变革做出反应。我们正是通过市场才懂得交易对象的真正价值，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是预示社会发展大方向的指标之一。”^②在现实生存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财经类大学越来越受到追捧，大学里的金融类专业越来越成为香饽饽，从事金融业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中的亿万富翁也越来越多地来自金融业或与金融相关的领域。随着金融化的推进，这些行业和领域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高智商与多金成为进入这一领域的敲门砖，这种人才的现状与流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金融从业者队伍有着智力与财力互动的效应，这种效应的长期存在使得金融业不仅是财富的堡垒，而且是智力的堡垒，因为我们真的难以否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智力的差异。

资本之所以能够凭借“看不见的腿”走遍世界，就在于精英化权力的运作与流变。当财富作为一种聚变了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精英阶层时，精英阶层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资产管理者，甚至是拥有者，他们通过推动社会财富的流动而使其在所有权上发生质与量的改变。无论是传统货币金融还是现代资本金融，无论是早期的货币化世界还是今天的金融化世界，无论是传统的本能化时代还是今天的智能化时代，也无论是古老的重农抑商时代还是现代的重商主义，金融从业者的角色始终非常重要，他们始终是世界发生联系并越来越紧密的勤劳实践者。今天，在金融从业者的撮合中，原本毫不相干的人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而形成各式各样的债权债务关系。

社会财富融入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介质具有二重性：一是作为物存在的诸如网络、计算机、光缆等，二是作为人存在的各种有意识的能动活动，二者在对象化过程中构成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中金融化的社会关系，其中作为人的存在方面成为金融化的主要推动力。金融资本之“看不见的腿”依托金融从业人员之看得见的奔走与撮合，实现资本权力的全球扩张，资本扩张的任何环节都离不开相关金融从业人员的劳作。如果说资本总体性的趋势是一种弥散性融合，那么相关金融从业人员就相当于这种融合过程中的一种介质，他们的任何劳作最终都使资本趋向于总体。然而，人们对这种介质的重要作用往往日用而不知，亦或是被利益吸引而忽略了他们的“奔走”，亦或将自己对金融的不满迁怒于他们。罗伯特•席勒发现民众对扮演这些角色的人要么缺乏尊重，要么总是抱有敌意，^③笔者以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民众眼中的金融从业人员一方面因其财富、声誉等已经跃居精英阶层，另一方面他们看上去更多的属于不创造价值的不劳而获者，尽管席勒本人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毫无疑问，他们为金融系统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更多地凝结在这个庞大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之中，他们的生命意义埋藏在结识的朋友那里、奋斗的过程之中以及他们经历的所有社会关系之间。

虽然资本长了可以走遍全球的“看不见的腿”，但它还是有迹可循的，资本流动之后的头寸便是资本行走的足迹，当然也不排除躲在避税天堂无踪无迹的可能性。随着互联网金融的盛行与传统手工记账行业的式微，资本无一例外地以头寸等数据的形式留下了印迹，而这些印迹的生成与金融从业者们的奔走与撮合密切相关。

以资本集中、资本集聚为基础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是资本权力的最高机关。完全的实体经济换取不了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积累到高端状态，就是肉体公司与灵魂公司的合一，单靠过去实体的方法显然已经力不从心，需要上升到精神层面进行运作，金融叙事^⑫已经到了不得不上升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时候了，甚至已经占据了绝对地位。股票表达的公司是肉体公司与灵魂公司的一致。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集中反映，构成了现代国际金融活动的总体框架，在金融化背景下，各国之间越来越频繁、密切的交往不仅需要通过这一体系展开，而且深刻地受到这一体系的约束。金融从业人员是这一权力体系生成过程中的关键性存在，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中，各国之间贸易往来、资本转移、劳务往来日趋密切，一个国际间投资、转移、支付、结算，协调各国经济制度、货币制度、法律制度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逐渐生成。这一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化而逐步生成，是人类文明的整体体现。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可以把人与人之间极其隐蔽的债权债务链条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债权无疑成了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所以以债权、债务等关系构架起来的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成为支配所有人的至高权力机关。

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已经从最初的交往手段反转为囊括一切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定在，它是资本总体性的灵魂所在，只有不断趋向于总体，资本才可以获取更多利润，资本权力的灵魂如同一个幽灵般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创造一个无止境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境界，而金融从业人员以及他们的所有活动都只不过是这一灵魂的载体，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成为凌驾于货币金融，乃至整个生存世界之上的绝对权力，精英化权力上升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普罗大众成为一团模糊的背景色，随时准备着与最新开发的金融产品一同被开发并安排到新格局中的新位置。那些既没有什么资产，又没有较高智力的人，逐渐淡出资本权力的视线，变成了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所描述的“连被剥削的价值也没有”的一类人。总之，在金融化进程中，看得见的是欲望驱使的人的活动，看不见的是为利润分割而进行不懈奔走的资本驱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总是不遗余力地朝着总体性的方向不断前进。

如果说席勒的“金融之美”是可以实现的，那至多是货币金融层面的事，要在资本金融层面实现“金融之美”，必然存在历史向度的自我交战，也即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历史化，这一过程不仅会带来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而且会导致新的殖民关系出现，即“金融殖民”的可能性甚至现实挑战。

资本权力具有极化^⑬的特性，这种极化表现在金融化世界中就是资本总体性趋向。资本总体性不是既成的状态，而是由利润率下降规律决定的一种趋势。利润率下降规律经常被误解为是利润率的量的下降，其实，作为规律，它的作用机制与它的文字表述恰好相反。“利润率的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就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构成的提高来说，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加速资本的集中。”^⑭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不是自己要集中，而是有一个绝对的力在推动，与其说资本集中导致资本总体性，倒不如说资本总体性决定着资本集中，或者，二者根本就是一回事。所以，从历史向度查审，金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蕴含着一个自我交战的过程，因为它不可能直接进入“金融之美”，而是通过人类自我挫败、自我克制、自我批判的对象化过程加以实现。

《21世纪资本论》理论性结论的核心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收益率高企，事实上，皮凯蒂的资本收益率高企正好从数理上证明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⑮，皮凯蒂被称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体检医生’”^⑯。资本收益率高企是权力精英化的实证研究结果，在现象上表现为精英阶层的生成与巨富的出现，而在其本质上，就是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的结果。所以资本收益率高企与资本权力极化都是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下同一个现象的不同表达形式，本质上是一致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决定了两极分化的必然性，资本收益率高企是21世纪精英阶层绝对存在的另一种表达。所以，21世纪，不变的是资本权力的极化，变的只是金融化带来资本收益率高企使极化得以增强。随着资本权力的极化，资本分割剩余的力度和广度也将出现而且已经出现迭代式分化，全球化的经济现实使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分割剩余的范围扩大到全球。所以，随着金融化的进一步加深，资本总体性趋向呈加速度演进，即资本权力的加速极化与分化。

随着资本权力的极化，市场体系中参与分割的价值如同电流的正负电荷一样出现反向移动，社会财富随着这种运动发生两极分化，一极是趋向正极的资本积累，表现为资本账户中的数据增加、兑取社会财富的权力放大、经济体量的增大；另一极是趋向负极的贫困积累，表现为潜在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人的发展危机的单纯积累或叠加积累。资本权力的极化导致社会财富的极化，这种极化的社会关系对代表资本积累一方的巨额资本所有者来说越来越有利，而对代表贫困积累一方的资源消耗、社会劳动关系破坏、劳动力过度榨取来说却越来越不利，而且，这种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还会随着金融化的推进被不断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这种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这种关系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的再生产，……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互相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⑰。在全球化、金融化叠加推进中，全球范围内的所有财富，当然也包括未来的财富，在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作用下出现两极化流动，这种两极化流动在经济学中表现为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反向相关，即前者相比过去越高，则后者相比前者就越低。在正向的资本积累一极，财富以免于生产的、不断趋高的资本收益率迅速向精英阶层进而巨富集中；在负向的贫困积累一极，财富以自然资源、社会劳动、劳动力的渐进式消耗而缓慢向欠发达国家、欠发达地区转移，劳动收入提高的比例明显低于资本收益率，虽然有时候劳动收入的绝对值是提高的。这是因为在金融化背景下，资本分割剩余的工具越来越锋利，杠杆率倍增效应越来越明显，资本权力从早期的倍数放大慢慢发展为指数式放大。如果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⑱，那么在金融化时代更是如此。这里的贫困积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其表面上可能是更加丰裕，即需要甚至是被动的需要都得到了更加无微不至地满足，然而对于欠发达国家、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却存在着因资源消耗而出现的生态贫困、因社会劳动的吮吸而出现的经济贫困、因劳动力的攫取而出现的人的发展的贫困等深层次危机的威胁。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资本权力的极化，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而且，资本市场越完善，这种正反馈机制越明显。

金融化世界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资本市场越完善，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可能性就越大。”^⑲而且“金融的‘富人更富’的秉性与金融的民主化、人性化的矛盾对立不可调和。”^⑳这是资本直线运动的必然结果，正是这种运动推进着全球化乃至金融化的进程。一方面全社会所有人都在为财富积累打拼，另一方面财富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少数人集中；一方面，人类在追求自由中客观地推进着金融化，金融化也使人追求自由的愿望得以实现，另一方面，金融化又客观地形成了对绝大多数人自由的限制。面对庞大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人类已积重难返，该向何处去？对金融化的进一步追问必然把我们引向“金融殖民”的时代困境。金融化世界在其深层本质上是一个金融殖民的世界。金融殖民是指金融博弈的背后，凸现出实现世界霸权的野心。威廉•在分析金融霸权时指出，“今天的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新鸦片战争’。……今天这场新的鸦片战争同160年前英国人打得更加直接的鸦片战争一样致命，而且一样的危险。”^㉑刘福堆在《金融殖民》一书中通过对前苏联卢布的世界悲剧、日本被金融殖民的噩梦、离岸金融的隐秘世界等历史事实的刨根问底，揭示了金融资本如何通过流动实现对世界的殖民。^㉒ “以货币兑换为实体金属的调控机制已经消失，美元已经挣脱了‘黄金枷锁’，成为‘美金’。……当美国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豢养了全世界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再也不需要担心买不到便宜的商品，因为这些国家将通过各种方式彼此竞争，提供美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其中当然也包括汇率的竞争。美国本土未来不需要保有大量的制造业，自然也不会有污染或碳排放的问题，反过来则可以跟这些发展中国家征收碳排放费用。”^㉓可见，金融殖民是一场隐性的世界战争，它与鸦片战争不同之处只是没有了坚船利炮与战火纷飞，表面看上去文明了许多，但在其本质上却并无二致。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仅要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而且要在高于国家军事委员会至少是与其平行的层面重视金融安全与稳定，因为现代国际社会发起金融战争更容易、可能性更大、破坏力更强、影响面更广。2017年11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事实上，这是应对新时代金融殖民的必要举措，因为资本总体性趋向中预设着财富两极分化与更深层次矛盾：其一，金融殖民是在资源资本化条件下，资本对欠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的掠夺；其二，金融殖民是在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化的条件下，资本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社会劳动的掠夺；其三，金融殖民是资本对劳动密集型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掠夺。一个问题值得追问：谁是殖民者？美国？中国？英国？全不是，这样的设问首先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绝对思维方式，因为这种金融殖民不是过去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殖民，而是一种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过程性社会关系，说到底，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关系的作用机制。金融殖民是作为人类对象化存在的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对人类生存世界的不断侵蚀、挤压，导致人们在相互排斥与抗争中不得不趋向于整体主义的发展方向。个人独立于他人，但又是整体的一部分，只有通过与整体的统一，对个人而言才有实际意义和生存基础。所以，金融殖民本质上是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对人类生存世界的支配。

在金融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追问“金融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如果金融是美的，它绝不是完全肯定的美，而是否定主义的美，金融化世界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世界，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生成既是“金融之美”的功劳，又是“金融之恶”的结果。席勒“金融之美”带来的后果分别是权力精英化和财富两极化的事实，正是资本的总体性趋向与现实财富两极分化的内生性矛盾推动了生存世界金融化。或者我们可以说，如果有“金融之美”，这个美不在于民主，而在于二律背反。席勒眼中通过“撮合交易”服务大众、分享富饶的“金融之美”在表层现象上是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的体现，但在深层原理上却存在着缺憾甚至悖论，因为，我们在享受“金融之美”的同时，也必然受到“金融之恶”的制约甚至支配，与其说“金融之美”与“金融之恶”共同构成金融的本质特征，毋宁说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没有脱离美的恶，也没有脱离恶的美，我们能够做的，无非是控制二者的比例。由此可见，金融的美学绝不是肯定的、绝对的审美，而是辩证的、否定的、相对的审美。当然，这里对“金融之美”的深层剖析不仅不是全面否定席勒的审美，而是充分肯定他的重大贡献，并在此基础上，从更深层次上探讨金融化世界无法回避的矛盾问题。一方面我们确实无法回归过去极简的文明，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向前、只能向前，那么金融的总体性趋向及其内生性矛盾就是现代人必须承受的。以席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救赎意识在金融的深层本质面前显出了它的虚幻性，金融化世界的二律背反属性决定了当代人在前进中必须拥有批判眼光、批判意识、批判武器，只有在不断批判与反思中才能走向历史进步的普遍性。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作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目标。在我们看来，现代金融体系的健全过程某种意义上与资本金融权力体系密切相关，在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绝不是资本为所欲为的体系，而是党领导下的有界限的体系，同时，现代金融体系不仅在货币金融层面，更在资本金融层面，不仅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更在参与国际治理体系层面。这就要求我们对现代金融体系进行辩证地审美，它既不是单纯地肯定，也不是单纯地否定，也就是既要从政策层面让金融不断释放其服务大众分享富饶之美，又要有效克服权力精英化以及贫困积累的进路，只有这样才能在21世纪国际资本金融权力体系的汪洋大海中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航母”。

① 参见[美]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194、195页。

② [美]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195页。

③ 时间在本文并不是指自然立法时间，而是指历史化的时间，即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时间，是属人的、能动的历史时间，它是一个关系性实体，是劳动产品中“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它是人类生命时间历史化的实体性存在，而且它不仅仅是现有的实体的历史时间，更包括未来可能的时间。

④ 空间在本文不仅包括已有财富的流转空间，更包括未来财富的流转空间，而且这种空间的延伸在不断被激活的未来时间的驱动下具有无限性，这里的无限性不是没有限制，而是它的限制不断地被突破。金融空间延伸的内核在于从观念的存在（观念的时间）到观念的流通：首先，观念的东西流通一定需要实体的空间，或是只需要极其微小的技术空间，这个空间与马克思时代商品流通的空间相比，可谓是“观念的空间”。其次，观念的东西的流通正因为它只需要高技术含量的“观念的空间”（非实体空间），所以，主要依靠现代网络通讯技术，可创意的范围更大。最后，“观念的空间”可以实现时空叠加式的延伸，而且这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观念的流通与实体的流通相比，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少，往往是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进行的。

⑤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7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⑦ 经济学家刘纪鹏在《资本金融学》中对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两大现代金融范畴做了明晰的界定，参见刘纪鹏：《资本金融学》，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6页。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资本金融是当今世界现代金融发展的新领域，它是从传统货币金融单一的间接融资，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的现代金融的方向发展。张雄教授认为资本金融是金融化世界的典型特征。笔者以为，资本金融与货币金融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融资的方式不同，其次在于对时间与空间激活程度不同，前者更多的是时空叠加条件下的权力兑换，后者一般只是单维的直接权力兑换。另外，资本金融目前趋于精英化，而货币金融更趋于大众化。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8页。

⑨ “全时空”这一概念在学界偶有出现，大多是指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同步进行无缝隙、无死角、全天候的工作过程，主要用来描述教育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及其他媒体、视频监控等，这一时空概念主要体现的是现有的、感性的、自然的时间和空间。而本文中的“全时空”是一个历史化的时空，在这里时间和空间都是历史化的实体性存在，而且它不仅仅是现有的实体的历史时间，更包括未来所有可能的时间，不仅仅包括现有的实体的经济空间，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实体之外的摸不着、看不到的通过金融创新不断激活并供金融资本流通的空间。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⑪ ②③[美]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1、24页。

⑫ 申唯正：《21世纪：金融叙事中心化与整体主义精神边缘化》，载《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

⑬ 关于极化的研究很多，纲纳•缪达尔（瑞典，1957）在研究区域经济学时提出极化效应。他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造成发达地区越富、落后地区越穷的两极分化现象，即迅速增长的推动性产业吸引和拉动其他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出现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的极化，然后形成地理上的极化，从而获得各种集聚经济，即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从而加速其增长速度和扩大其吸引范围。

⑭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270页。

⑮ 参见宁殿霞：《破解<21世纪资本论>之谜——皮凯蒂对马克思的误解及其辨正》，载《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

⑯ 申唯正、任瑞敏：《21世纪：资本的社会存在论追问——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高层论坛述评》，载《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⑲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⑳ 张雄：《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㉑ [美] 威廉•恩道尔：《金融霸权：从巅峰走向破产》，陈建明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中文第一版序，第7页。

㉒ 参见刘福堆：《金融殖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67页。

㉓ 王伯达：《金融殖民的真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