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史记•货殖列传》），表明只有充分考虑成本的重要性，才能保证生产经营的生生不息。成本（费用）管理或控制是现代企业日常经营的重要环节，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效率。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将不断受到经济结构动态调整的成本上行压力的冲击。如何开展有效的成本管控是企业面临经济复杂性特征下的重大挑战。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上榜企业高达129家，成为全球上榜数量最多的国家，可喜之余却发现，中国企业的经济质量并不乐观，其中负利润的企业数量高达12家，利润率低于1%的企业更是达到了37家，可见中国企业的发展质量与发达国家企业仍然有巨大差距。从组织内部管理的视角来看，整体成本管控行为，尤其是成本结构的优化调整是企业成功发展的基石。然而，许多企业在“高歌猛进”的时候却忽视了成本管控的基础性作用，导致企业成本高企，经营风险剧增。如何从根本上化解高成本压力是中国企业亟需解决的一项战略性问题。

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中国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截至2019年7月，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的3 663家企业中，近1 289家上市公司由家族控制，占比达35%。家族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核心力量，其作用不言而喻，作为家族和企业的“一家之主”，家族企业家的个人特质与行为模式对企业的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何在经济下行压力陡增、新旧动能转换加速的背景下实现企业结构化转型，对于家族企业家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相对于实务界关注家族企业在新时代如何稳定发展的议题，学术界也围绕中国文化与制度情境下家族企业发展进行了家族成员结构与公司治理（翁若宇等，2019；赵宜一和吕长江，2015；贺小刚等，2010）、家族传承与企业发展（蔡庆丰等，2019；朱晓文和吕长江，2019；黄海杰等，2018；李新春等，2015）、家族控制权与企业财务行为（肖金利等，2018；吴炳德等，2017；刘白璐和吕长江，2016；巩键等，2016）等多元化研究。家族企业群体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尤其是占据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三分之一的夫妻共同控制型家族企业的存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家族企业所有权配置、管理权配置与公司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现有研究中有关家族企业成本管控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探讨家族企业内部组织特征对公司成本粘性是否具有影响仍需进一步深化。成本粘性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决策者和管理层对公司经营管理在具体业务领域的判断和选择，是公司运营效率和经营风险的有效反映，同时也是企业实施战略决策的重要诠释。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中国民营企业若存在成本粘性的性态，或许意味着其在经营活动的资源配置方式上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更为严峻的是有可能引发民营经济系统性、结构性的经营波动风险。夫妻共治下的产权配置对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决策的实施存在决定性影响，高度集中的控制权对企业成本粘性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是本文要探究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基于公司产权理论与代理理论，对下述问题进行系统性实证检验：（1）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夫妻共治型企业是否能够灵活地调整成本，进而影响成本粘性。（2）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和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是否具有成本管控效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入理解夫妻共治下家族企业成本粘性的内在动因，也对家族企业资源有效配置的企业家行为路径认知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的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大样本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夫妻共治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影响，即基于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和基于夫妻共同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对成本粘性具有显著影响。（2）股权制衡度在夫妻共治情境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3）夫妻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在夫妻共治情境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4）夫妻双方的亲属参与家族企业经营管理会显著增强成本粘性。以上研究结论在采取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果依旧稳定。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视角，丰富了中国文化与制度背景下家族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家族内部成员的关系网络与企业组织结构相互交织，使得家族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容易产生多重代理问题（何轩等，2008；Karra等，2006），这种代理问题在家族核心成员之间的影响更为严重，这就导致了家族企业经营管理与非家族企业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从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着手，聚焦夫妻共治的产权配置情境，更为精准地研究家族企业组织产权配置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发现夫妻共治有利于改善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丰富了产权理论与家族企业组织管理相互关系研究的文献。第二，现有文献大多从外部制度环境研究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而忽视了组织内部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成本粘性行为反映了企业决策者对企业战略的定位和个人的战略风格，本文以夫妻共治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理清了公司组织内部治理与成本管控之间的关系。第三，夫妻之间有效的权力配置实现了资源配置的灵活协调性，提升了组织效率，扩展了传统差序格局下夫妻关系的经济内涵，丰富了现有关于婚姻经济学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假说发展

成本粘性作为成本管控的重要内容，是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交叉研究的热点。传统的管理会计研究认为企业的成本与业务量的变动幅度是相同的，即成本的发生与业务活动是相对称的。现实的企业经营实践中，由于管理层的主观行为差异，使得成本管理变得更为复杂（Cooper和Kaplan，1998；Noreen和Soderstrom，1997），从而改变了机械化的成本与业务量变动的对称现象。Anderson等（2003）借鉴“粘性经济”的相关概念，将业务量上升时成本（费用）增加的变动量大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费用）减少的变动量现象称为成本费用粘性（cost stickiness）。孙铮和刘浩（2004）则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了在中国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成本费用粘性现象，且程度更为严重。Banker等（2010）在成本粘性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成本粘性产生的动因进行了探索，认为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管理层乐观主义（optimism）和代理问题是引致成本粘性的三大动因。

首先，对于调整成本观而言，企业成本费用的产生是管理层对各类资源投入承诺的结果，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管理层的深思熟虑抑或未雨绸缪往往会按照某种动机或原则改变投资的方向，此行为就会产生资源的调整成本。Cooper和Haltiwanger（2006）认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调整成本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企业在后续决策中的管理效率，尤其是协调资源的调整能力。管理层在不同契约签订的过程中，往往会不断增加资源的投入，容易形成成本粘性。Anderson等（2003）认为，相较于实物资本，公司在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本领域存在更高的调整成本特征，因此在人力资本密集的公司，其成本粘性相对更高。其他的相关研究聚焦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保护水平（Banker等，2013）、相关法律制度的颁布实施（刘媛媛和刘斌，2014；江伟等，2016）以及客户关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王雄元和高开娟，2017）。

其次，管理层乐观主义认为，管理者对未来形势的预期和态度会影响其决策。管理者乐观预期观点认为，总体来看，企业业务量的长期趋势是渐进增长的，这就使得他们对企业未来销售量增长持更为乐观的态度，管理者往往认为现阶段经营的下滑是暂时的，为了保持企业一如既往的经营效率，公司管理层就不会迅速减少资源的投入，而在经营状况好转时，管理层会增加公司资源投入，使得调整成本增加，成本粘性程度也会相应提高（Chen等，2012；梁上坤，2015）。

最后，聚焦成本粘性的代理问题动因。代理问题是现代公司制企业两权分离下存在的客观现象。对于成本粘性的代理动因，管理层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动机进行类似盈余管理般的成本粘性管理，这种粘性程度既有被强化也有被弱化的可能性，而实际业绩目标考核驱动了管理层的决策行为模式（Kama和Weiss，2013；江伟和胡玉明，2011；刘慧龙等，2017）。此外，管理者为了建立自身的“帝国大厦”，往往会采取各种公司策略来增加自身的个人利益，比如增加在职消费等非生产性支出以最大化个人效用。公司支出的增加只增不减，导致了成本粘性程度不断提升（崔学刚和徐金亮，2013）。

上述关于成本粘性的研究为本文深入探究家族企业成本粘性行为及其影响机制提供了借鉴。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家族企业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核心成员掌控企业，家族领袖在企业中存在独特的影响力（Schulze等，2003；Pan等，2018；王明琳等，2014）。在中国文化与制度背景下，威权式家长风格、家族差序关系等体现东亚文化的家族伦理特征与现代企业制度相互融合，家族所有权特征、家族成员治理区别于非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特质（Redding，1990），由家族内部成员关系所引起的利益协调或矛盾冲突使得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从本质上区别于其他企业。而且不同的家族领袖所表现的乐观主义也是各有差异，尤其是女性家族成员与男性家族成员在共同经营家族企业时会呈现别样的风格和表现，这种对未来经营的态度与理念的差异性会影响公司的具体经营策略。本文认为夫妻共治的产权配置结构与成本粘性行为之间的关系或其内在发生机制会通过家族企业代理问题而触发。

企业家特征及其决策行为模式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至关重要。当企业业务收入下降时，企业家对业务发展的判断以及由此带来的决策准确性关乎成本管控效率。本文认为夫妻共治的权力配置对成本粘性具有显著的影响，股权结构决定了内部权力的归属，Berle和Means（1932）、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经典代理理论从两权分离的情形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使得代理问题呈现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而家族企业在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二为一下，股权高度集中使得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凸显。经典的实证研究同时也表明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高度合一，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治理效应（Shleifer和Vishny，1986；La Porta等，1999）。夫妻共治家族企业的权力配置存在其独有的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夫妻控制的家族企业核心特征是股权比例的高度集中，作为家族与企业的结合体，确保家族企业资产的安全和延续性是基本使命，也是未来家族企业面对的重大挑战。年轻的夫妻档家族企业正处于创业的关键阶段，对于所有权的保护显得更加谨慎。作为创业者的夫妻，也是家族企业中的大股东，其更有动力和能力去了解和获取有助于企业发展的特殊资源和信息，为了使企业做大做强，夫妻企业家会不遗余力地提高资源的投资效率，主动避免“掏空”企业的行为。在关系治理的中国家族企业中，夫妻共治的所有权安排存在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契约保护功能，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的显性契约使得夫妻牢牢掌控企业的控制权，从而形成了充分的信任和合作的力量。正如Arrow（1974）所述，“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当对其他人的话产生相当程度的信赖时，可以节省大量麻烦，从而大大提高社会效率”。夫妻之间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使得夫妻双方拥有了相对平等的舞台，股权的适度集中能够有效降低两类代理问题，进而对企业的成本管控产生影响，确保股权本身所蕴含的企业价值不受损害，保护家族财富的安全。

然而，实际控制人过度集中的所有权比例也有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家族内部来看，过度集中的所有权有可能导致控制人自我控制问题，即实际控制人可能处于自利动机，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将企业资金投资于自己感兴趣而其他家族成员并不认为是最佳的投资项目，这就会导致家族企业资源的错误配置（Schulze等，2002），形成成本粘性。夫妻实际控制人有可能因个人投资兴趣的偏差而产生公司决策分化、资源投资分散和无序的现象，使得公司资源的无效投资增加，导致后续的调整成本增加，形成成本粘性。过度集中的所有权也会进一步激起家族成员内部矛盾，倘若夫妻双方的亲戚卷入家族企业中，往往会触发由于各自利益冲突导致的企业风险，使得家族企业代理问题徒增，进而引发成本粘性问题。夫妻共同控制下，所有权比例往往反映了夫妻双方个人及其各自家族的权力配置，在这种情景下，夫妻控制就有可能导致权力配置下的家族代理冲突问题，引起公司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现象，导致成本粘性的产生。既有大量研究都认为高度集中的股权比例会使得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致使代理成本增加（魏明海等，2013；贺小刚等，2011），夫妻共同持股会引起夫妻双方背后的家族成员的恶性竞争，使得家族内部代理冲突发生的概率提升，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形成企业更高的成本粘性程度。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1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夫妻共同持股比例越高，成本粘性程度越低。

假说1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夫妻共同持股比例越高，成本粘性程度越高。

其次，在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下，夫妻共治的功能更具有能动性。管理权的配置直接影响家族企业是否能够维持对企业的技术性控制进而保持家族财富的增长，所以在此权利配置下，夫妻的管理更加具有经济人理性的特征。家族管理者身份与角色的合理配置和协调成为夫妻在企业组织中权力有效发挥的关键机制。大部分研究表明丈夫和妻子在家族企业中担任的角色是具有合理差异性的（Dyer等，2013；Carr和Hmieleski，2015）。夫妻性别差异所致的行为模式使他们在企业组织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并由此发挥了别样的功能。丈夫一般会以主导者的身份掌舵企业，而妻子往往会成为其“贤内助”，在具体的公司运营中发挥作用，保证家族企业的有序发展（Poza和Messer，2001；van Auken和Werbel，2006）。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家族企业，夫妻共同管理的权力配置在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方面具有独特优势：（1）夫妻共同治理意味着夫妻双方在家庭组织和企业组织中具有相对平等和谐的家庭地位，夫妻双方能够同心同德，增强家族和企业的凝聚力，这种关系的建立和持续将会有效传递至企业具体的战略资源投资决策领域，使得公司在经营业务方面不会采取盲目扩张或者激进的方式，有效降低资源过度投资或错配的可能性。（2）从家族情感财富的视角来看，夫妻双方往往会对亲手创立的企业倾注更多情感和精力，而且这种情感财富会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增强。配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对于提升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形象的需求往往会使得夫妻控制人更加在意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声誉维护。（3）在日常的公司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的交流时间更为充分，有效的沟通能够消除彼此对于公司经营理念和决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保证了公司的高效率运营，降低了公司管理层团队的沟通协调成本，有助于公司决策的灵活协调性。夫妻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往往会小心谨慎地投资战略资源，尽量减少作出不利于企业利益的决策，自觉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

但是，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组织内部也往往会因夫妻双方各自的亲戚涉足企业而造成家族内部的代理问题，形成家族的裙带文化（Dyer等，2013）。在夫妻共同控制企业的情境下，其各自亲属参与企业经营就会更加容易，但是如果家族其他亲属不能够很好地胜任工作岗位，就会导致企业低效运营，引起成本粘性。如果夫妻在共同经营期间发生了感情破裂或者婚变，就会导致企业发展困难重重，使夫妻双方的协作与分工机制遭到极大的破坏（Perricone等，2001），其各自为政的概率增加，使得公司容易遭到管理者“掠夺”，导致资源配置发生极大的偏差，引起成本粘性。另外，过度集中的管理权配置，使得家族内部和企业非家族核心成员的信息交换与共享的机会大为减少（Eddleston等，2008），夫妻管理者与公司其他管理者之间就会形成一道屏障，信息交流与沟通的障碍影响公司的经营效率，可能出现的一言堂现象最终会导致公司大量的资金成本、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配置到投资回报低的项目之中，形成成本粘性。因此，在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情景下，也会产生严重的代理问题，使得企业的经营决策发生偏差，对企业成本管控产生负面影响。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2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夫妻共同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夫妻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显著降低了成本粘性。

假说2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夫妻共同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夫妻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显著提高了成本粘性。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本文参照Anderson等（2003）关于成本粘性研究的经典建模思路，并借鉴周林洁等（2019）、梁上坤（2018）、刘慧龙等（2017）的研究，构建了如下实证模型（1）和模型（2），用于检验主假说。模型变量名称和取值方式如表1所示。

$ \begin{aligned} LnFeeR \!=&\! {\beta _0} \!+\! {\beta _1}LnIncomeR \!+\! {\beta _2}LnIncomeR \times D \!+\! {\beta _3}LnIncomeR \times D \times Ownership \!+\! {\beta _4}Ownership\\ & \times \sum {LnIncomeR} \times D \times Economic\_Var + \sum {Economic\_Var + \sum {Control\_Var + \varepsilon } } \end{aligned} $

(1)

$ \begin{aligned} LnFeeR = & {\beta _0} + {\beta _1}LnIncomeR + {\beta _2}LnIncomeR \times D + {\beta _3}LnIncomeR \times D \times CM + {\beta _4}CM\\ & \times \sum {LnIncomeR} \times D \times Economic\_Var + \sum {Economic\_Var + \sum {Control\_Var + \varepsilon } } \end{aligned} $

(2)

借鉴既有研究的做法（孙铮和刘浩，2004；孔玉生等，2007；刘慧龙等，2017），本文构建了两个被解释变量，分别是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之和的变动（LnFeeR）和营业成本的变动（LnCostR）。如果成本存在粘性，则模型中D×LnIncomeR回归系数应显著小于0。这意味着，相对于收入上升，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成本（包括费用）下降的速率更低，表明存在显著的成本粘性现象。家族企业夫妻共治的权力配置与D×LnIncomeR的交互项（D×LnIncomeR×Ownership、D×LnIncomeR×CM）的回归系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1. 被解释变量。LnFeeR表示费用的变动，本研究采取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之和的变动，即当年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之和与上年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之和的比值的自然对数。此外，本文将营业成本的变动也纳入研究，LnCostR表示当年营业成本与上年营业成本的比值，并将其值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

2. 解释变量。LnIncomeR表示营业收入的变动，为公司当年营业收入与上年营业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D表示公司业务量是否下降，其为虚拟变量，若公司当年的营业收入相对上年出现下降，取值为1，否则为0。

本文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中实际控制人涉及自然人为基本标准，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夫妻实际控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作为关系契约与要素契约的结合体，夫妻控制家族企业的权力配置是建立在权威构建基础之上的，从而成为合法性来源（Eglene等，2007）。夫妻之间在家族企业的权力结构反映了夫妻之间的关系融洽度，体现了夫妻在家族企业中的话语权分配。本文以夫妻共治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从所有权配置和管理权配置两个层面进行度量：（1）以夫妻共同持股比例（Ownership）作为所有权配置的代理变量。（2）以夫妻在公司共同管理作为管理权的代理变量。如果夫妻在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中同时或者分别获得了相应的职位，具有了共同管理权（Common Management）（以下简称CM），CM赋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依据既有研究，将驱动公司成本粘性的四大经济变量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1）业务量是否持续下降（D_twoy）。若公司营业收入连续两年下滑，则取1，否则为0。（2）经济增长（GDP_Growth）。各省份当年GDP的增长率。（3）人力资本密度（EIntensity）。以公司年末员工数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营业收入的单位为百万元）来衡量。（4）资本密集度（AIntensity）。以公司年末资产总额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进行衡量。进一步，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上述四个变量本身及其与粘性的交乘项（LnIncomeR*D*Economic_Var）。

其余的控制变量包括：（1）企业规模（Size）。期末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2）资产净利润率（Roa）。公司当年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3）财务杠杆（Lev）。公司负债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4）独立董事比例（RatioInde）。年末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的比值。（5）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为1，否则为0。（6）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年末管理层持股数量与公司总股数的比值。（7）地区市场化水平（Market）。公司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其值取自王小鲁等（2017）。除此以外，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虚拟变量。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7−2018年A股家族企业为样本，通过手工查阅家族企业的招股说明书，获取有关实际控制人及其家族成员的基本信息，并基于实际控制人的关系性质，将基于婚姻关系构建的夫妻控制型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了进一步获取实际控制人的背景资料，当实际控制人在企业任职时，通过查询年报中“高管个人资料”获取其详细信息，并进一步通过检索东方财富、巨潮资讯等网站予以检查补充完整。本文所用的公司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

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按照下述逻辑和要求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和处理：（1）由于在经营模式、资产结构特征以及财务报告编制与列示要求等方面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的样本；（2）剔除了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企业；（3）最后本文得到3 867个观测值。此外，为了消除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的连续变量在1%和99%的分位上进行了缩尾（Winsorize）处理。

(三) 描述性统计

表2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统计结果表明，夫妻控制的家族上市公司中，费用变动（LnFeeR）的均值为0.119，营业成本变动（LnCostR）的均值为0.065，收入变动（LnIncomeR）的均值为0.050，公司营业收入是否下降所占比为44.8%。在夫妻共治中，夫妻共同持股的均值为67.2%，说明夫妻实际控制人在企业中的持股比例高度集中；在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下，近44.1%的夫妻共同经营管理企业。

四、实证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假说1的实证结果。第（1）、（2）列交乘项D×LnIncome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了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成本粘性现象。第（3）列中加入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D×LnIncomeR×Ownership的系数为0.011，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4）列中增加了四大经济变量的控制变量后，D×LnIncomeR×Ownership的系数为0.008，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夫妻控制首先需要保证有效比例的股权，在所有权上获得绝对的优势。保证家族资产的安全是家族企业的基本目标，股权比例越高，夫妻共治下会更加关注企业长期的发展，兼顾长短期利益，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代理成本。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说1a。

表4报告了假说2的实证结果。第（1）、（2）列交乘项D×LnIncome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成本粘性现象。第（3）列中加入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D×LnIncomeR×CM的系数为0.36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4）列中增加了四大经济变量控制变量后，D×LnIncomeR×CM的系数为0.371，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夫妻共治的管理权配置在成本粘性的调整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夫妻在董事会和管理层中占据核心的领导位置，相互支持合作，实现公司战略的健康稳健发展。这种由婚姻关系“穿透”至家族企业共同合作的关系能够极大地降低代理成本，保证家族企业资本投入更为有效的领域，提高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实现了相对有效的成本管控。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说2a。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营业成本的变动，以此对假说1和假说2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5。第（1）、（2）列交乘项D×LnCost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成本粘性现象。第（3）列中加入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D×LnCostR×Ownership的系数为0.00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4）列中增加了四大经济变量控制变量后，D×LnCostR×Ownership的系数为0.004，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以营业成本变动为被解释变量时，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亦具有显著的影响。表6报告了假说2的基本回归结果，回归时逐步引入控制变量从而保证数据结果的准确性。第（1）、（2）列交乘项D×LnCost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成本粘性现象。第（3）列中加入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D×LnCostR×CM的系数为0.123，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4）列中增加了四大经济变量控制变量后，D×LnCostR×CM的系数为0.094，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以营业成本变动为被解释变量时，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亦具有显著的影响。

2. 夫妻共同控制与非夫妻控制民营企业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为稳健和具有说服力，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与非夫妻控制民营企业作为两组样本进行比较，以此检验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为此，本文定义了在民营上市公司总体样本中，如果公司以夫妻作为实际控制人，则被界定为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Couple），赋值为1，否则为0。

表7报告了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与非夫妻控制民营企业之间对企业成本粘性影响的实证结果。当因变量为费用变动（LnFeeR）时，列（1）中收入变动（LnIncomeR）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D×LnIncomeR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小于0，说明公司管理费用与营业费用之和存在粘性。列（2）中D×LnIncomeR的回归系数为−0.032，在1%水平上亦显著，而D×LnIncomeR×Couple的回归系数为0.179，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当因变量为成本变动（LnCostR）时，列（3）中收入变动（LnIncomeR）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D×LnIncomeR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小于0，说明公司管理费用与营业费用之和存在粘性。列（4）中D×LnIncomeR的回归系数为−0.304，在1%水平上亦显著，而D×LnIncomeR×Couple的回归系数为0.07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夫妻控制民营上市公司，夫妻共同控制的上市公司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发现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3. 非夫妻控制家族企业的分组比较检验

本文进一步聚焦其他类型家族企业（F_Type）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家族企业群体内部存在显著差异，就实际控制人的关系结构而言，存在以父子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以兄妹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以及单一自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因此，为了使本文的结果更加稳健且具可比性，本文考察了其他类型家族企业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

为此，在家族企业群体内部考察其他类型家族企业时，定义以父子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Fuzi_Type），赋值为1，否则为0，以此来考察父子控制与非父子控制家族企业对成本粘性的差异性影响；定义以兄妹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Xmei_Type），赋值为1，否则为0，以此来考察兄妹控制与非兄妹控制家族企业对成本粘性的差异性影响；定义以单一自然人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One_Type），赋值为1，否则为0，以此来考察单一自然人控制与其他类型家族企业之间对成本粘性的差异性影响。

表8报告了非夫妻控制家族企业所有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当因变量为费用变动（LnFeeR）时，第（1）、（2）、（3）列分别显示了父子共同控制家族企业（Fuzi_Type）、兄妹共同控制（Xmei_Type）以及单一自然人控制（One_Type）的实证结果，其三项交乘项D× LnIncomeR×F_Type的系数分别是−0.384、−0.044和−0.016，而其中只有父子共同控制家族企业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当因变量为营业成本变动（LnCostR）时，第（4）、（5）、（6）列分别显示了父子共同控制家族企业（Fuzi_Type）、兄妹共同控制（Xmei_Type）以及单一自然人控制（One_Type）的实证结果，其三项交乘项D×LnIncomeR×F_Type的系数分别是−0.004、−0.059和−0.012，其中，父子共同控制家族企业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兄妹共同控制家族企业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综合上述结果表明，父子共同控制家族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更高，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兄妹共同控制的家族企业和单一自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也显示了较高的成本粘性。

4. 实际控制人婚变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

本部分从家族实际控制人婚变的情形来检验由于婚姻的破裂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一般而言，企业家婚姻破裂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一段破碎的婚姻会将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放在首要位置，离婚的双方会想尽办法从公司攫取既有利益或未来利得，破坏原有相对稳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权利分配机制，从而使得代理问题凸显，影响企业的资源调整决策，使得企业资源调整出现成本粘性现象。

为此，本文借鉴双重差分的研究思路对家族企业家族成员婚变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对家族企业中家族实际控制人及家族核心成员发生婚变进行了界定，并按照如下逻辑对婚变进行变量定义：以家族控制人及核心成员发生婚变的公司公告为准，将公告日当年度及以后年度设定为家族成员发生婚变（Divorce_C），赋值为1；而在发生婚变的公告当年之前，则赋值为0。本文利用万德（Wind）数据库，以“离婚”为关键词搜索全文公告，并通过百度新闻等搜索引擎进行再搜索匹配。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有45家家族上市公司在其公告中提及离婚事项。其中控制人婚变的企业26家，家族核心成员高管婚变的企业19家。本文以此45家婚变上市公司为小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9的回归结果显示，控制人夫妻婚变（Divorce_C）对企业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当因变量为费用变动（LnFeeR）时，三项交乘项D×LnIncomeR×Divorce_C的回归系数为−0.174，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当因变量为营业成本变动（LnCostR）时，三项交乘项D×LnIncomeR×Divorce_C的回归系数为−0.344，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见，破碎的婚姻造成了企业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导致企业成本粘性增加。

5. 工具变量回归

为了缓解模型遗漏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来进行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性别不平等指数反映了夫妻之间的平等关系，指数值越低，所在地区的男女平等性越高，夫妻之间相互合作支持会使得夫妻共同创业的概率提升，有利于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从而影响夫妻共治下企业的成本粘性。表10和表11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10中列（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对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的影响显著为负，符合本文预期，即在性别不平等指数越低、男女平等性越高的地区，家族企业中夫妻更有可能共同持股。列（2）、列（3）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通过第一阶段回归估计得到Ownership的预期值POwnership，并将其与D×LnIncomeR交乘项代入回归，估计结果仍然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同理，表11中列（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对夫妻共同管理的管理权配置的影响显著为负，符合本文预期，即在性别不平等指数越低、男女平等性越高的地区，家族企业中夫妻更有可能共同经营管理企业。列（2）、列（3）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通过第一阶段回归估计得到的CM的预期值PCM，并将其与D×LnIncomeR交乘项代入回归，估计结果仍然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地区男女性别越平等，夫妻之间的相互尊重合作的可能性越高，从而越能够有效地定位公司资源的投资和配置方向，灵活地进行成本管控。实证结果与假设预期保持一致。

(三) 机制检验

1. 股权制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既有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即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监督作用（杨文君等，2016）。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夫妻共同控制的权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导致权力过于集中而带来的大股东侵占行为，此时其他大股东的作用就更为凸显，其他非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地位得到提升，在公司治理也就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有利于防止控股股东的权力滥用所带来的决策偏差，这对于灵活调整公司战略资源的配置具有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在夫妻共治家族企业中，股权制衡度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股权制衡度越高，越能够灵活地调整企业成本，显著影响夫妻共治下的成本粘性行为。股权制衡度（Equity Balance Degree，EBD）指大股东之间的相互牵制、相互制衡的程度，通常表现为公司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程度。借鉴陈德萍和陈永圣（2011）的做法，本文计算股权制衡的方法是由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得到。为了能更好地检验股权制衡度在夫妻共同持股、夫妻共同管理的两类所有权效应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根据股权制衡度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股权制衡度（HEBD）与低股权制衡度（LEBD）两组，采取分组回归并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估计方法（su-test）进行检验，比较不同组回归结果中成本粘性影响系数的差异性。

表12报告了高股权制衡度（HEBD）与低股权制衡度（LEBD）下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Ownership系数都显著为正；股权制衡度较高组系数为0.006，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股权制衡度较低组系数为0.00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变量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较高股权制衡度与较低股权制衡度组间差异比较的结果显著。可见，股权制衡度在夫妻共治的所有权配置权力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

表13报告了高股权制衡度（HEBD）与低股权制衡度（LEBD）下夫妻共同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CM系数都显著为正；股权制衡度较高组系数为0.42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股权制衡度较低组系数为0.32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变量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较高股权制衡度与较低股权制衡度组间差异比较结果显著。可见，股权制衡度在夫妻共治的管理权配置权力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

2. 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企业家的管理技能是在其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逐渐形成的，尤其是职业生涯经历决定了其特质性的认知结构、价值取向乃至决策行为（Graham等，2013；Dittmar和Duchin，2016）。整体职业素养高的企业家，往往能够在信息的搜集、处理和解读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促使其在进行公司决策时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避免盲目进行资源投入，从而在成本粘性行为方面表现出更好的灵活协调性（Leverty和Grace，2012；Banker等，2014）。

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夫妻白手起家，经历了多元化的职业生涯，有利于提升公司投资的战略协调性；而且民营企业家对于声誉的重视程度也能够发挥企业家自律的效应，降低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同时，企业家丰富的多元化经历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有效的项目，避免了无效的资源配置，从而能够灵活地调整成本，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张路等，2019）。因此本文认为，夫妻作为企业家共同体，其企业家多元化经历对成本粘性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本文借鉴Custódio等（2013）的方法，基于夫妻实际控制人不同维度的职业生涯经历，构建了以夫妻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特征度量指标−夫妻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Equity Balance Degree，EBD）。设计这个指标的目的在于能够全面测度夫妻在不同行业、企业和职业岗位之间的转变能力和适应能力，体现个人在管理层面的一种知识与能力的积累。具体测度指标设计如下：（1）经历的职位数（X1）。在当前职位之前，夫妻所经历的不同职位数量。该指标可以反映以夫妻为实际控制人对所经营的企业在产品生产、财务管理、人力资本建设、市场建设和公司其他领域等组织模块的熟悉程度和管理才能。（2）经历的企业数（X2）。在当前公司之前，以夫妻为实际控制人所经历的不同企业数量。该指标可以反映实际控制人对多元化企业运作的了解，实际控制人所经历的企业数量越多，其经营管理能力也越丰富。（3）经历的行业数（X3）。在当前行业之前，夫妻实际控制人所经历的不同行业数量。该指标反映了实际控制人对不同商业环境的了解程度，同时也体现了实际控制人作为企业家在不同领域所进行的创新努力。（4）经历的省份数量（X4）。在当前行业之前，夫妻实际控制人所经历的不同省份数量。家族企业的成长史表明其在不同地域进行商业活动的阅历能够使他们接触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以及对商业规则背后的非正式制度认知，这样的经历可能使得实际控制人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包容的情怀。（5）是否兼任其他公司的相关职位（X5）。在当前任职的同时，如果夫妻实际控制人兼任了其他组织的相关职位，表明实际控制人具有“多面手”的能力，同时也使其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并尽量减少测量误差，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将夫妻实际控制人信息中涉及个体特质的五个维度进行提炼，分别获取其第一主成分，CDAI描述了夫妻实际控制人职业生涯多元化的程度，本文将其作为判断夫妻企业家才能的代理变量之一。为了能够更为清晰地考察企业家才能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根据多元化才能指数的中位数划分为高才能指数（HCDAI）与低才能指数（LCDAI）两组进行组间差异比较，以此来分析夫妻共治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表14报告了高才能指数（HCDAI）与低才能指数（LCDAI）下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Ownership系数都显著为正；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高组系数为0.010，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低组系数为0.00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变量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高组与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低组组间差异比较结果显著。可见，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在夫妻共治的所有权配置权力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

表15报告了高才能指数（HCDAI）与低才能指数（LCDAI）下夫妻共同共治的管理权配置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CM系数都显著为正；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高组系数为0.596，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低组系数为0.188，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变量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高组与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低组组间差异比较结果显著。可见，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在夫妻共治的管理权配置权力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

3. 妻子技术专家型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考察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妻子是否是技术专家型企业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技术专家型企业家凭借专业知识与经验，能够以专业化的水准评估公司投资战略，尤其在核心技术投资领域，通过提升公司方案的可行性将潜在的战略选择转化为现实的战略行动，同时技术专家型企业家通过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使公司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降低无效资源配置的概率，增强企业对风险的把控，有效调整公司的成本粘性程度。为此，本文将具有技术专长的夫妻企业家界定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借鉴Adler和Ferdows（1990）、胡元木等（2016）的研究，本文在夫妻企业家的学习经历（涉及工程、生物医学、计算机科学等理工科专业）、工作经历（在研发或关键技术岗位任职的经历或行业技术协会任职）、专业技术职称（具有技术类相关职称，如工程师系列、研究员系列等）、专利技术发明中获取相关信息，满足上述条件，则可界定夫妻企业家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Tech_enterpriser）。为此，本文在夫妻共治家族企业中，依据妻子是否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分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Tech_W）和非技术专家型企业家（NTech_W）两组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来分析其对成本粘性影响差异的显著性。

表16报告了技术专家型企业家（Tech_W）与非技术专家型企业家（NTech_W）下，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Ownership系数都显著为正；妻子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组系数为0.009，在1%水平上显著，妻子为非技术专家型企业家组系数为0.005，在1%水平上显著，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变量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列（3）和（4）的结果表明，妻子为技术专家型与非技术专家型的组间差异比较结果显著。可见，具备技术专家型特质的女性企业家在夫妻共治的所有权配置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

表17报告了技术专家型企业家（Tech_W）与非技术专家型企业家（NTech_W）下夫妻共同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CM系数都显著为正；妻子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组系数为0.297，在1%水平上显著，妻子为非技术专家型企业家组系数为0.198，在5%水平上显著，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变量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妻子为技术专家型与非技术专家型的组间差异比较结果显著。可见，具备技术专家型特质的女性企业家在夫妻共治的所有权配置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

(四) 进一步研究−夫妻亲戚涉足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

既有研究认为，夫妻配偶双方的亲属过多参与家族企业经营会助长家族企业内部的裙带文化：一方面，亲属参与越多，任人唯亲的现象就越严重，部分亲属成员的能力与岗位并不能有效匹配，如此便会造成在具体经营决策中无效或低效的资源配置，而且一旦资源投入，调整的成本就会更高；另一方面，夫妻双方不同亲属之间往往会因为各自利益而产生矛盾冲突，这就会导致公司代理成本的增加，最终影响公司的经营发展，影响成本粘性。综上所述，如果夫妻控制的家族企业中夫妻双方亲属过多涉入公司的具体经营业务决策，往往会导致成本粘性水平上升。

因此，本文使用夫妻双方的亲戚涉入（Relatives）作为变量，包括家族亲戚在董事会任职（Rboard）、高管层亲戚人数（RTMT）以及夫妻双方亲戚在家族企业中的持股比例（Rshare），以此来考察夫妻控制家族企业下亲戚涉入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表18报告了夫妻双方亲戚涉入对企业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当因变量为费用变动（LnFeeR）时，第（1）、（2）、（3）列分别显示了家族亲戚在董事会任职（Rboard）、高管层亲戚人数（RTMT）、夫妻双方亲戚在家族企业中的持股比例（Rshare）的实证结果，其三项交乘项D×LnIncomeR×Relatives的系数分别是−1.498、−0.797和0.009，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当因变量为营业成本变动（LnCostR）时，第（4）、（5）、（6）列分别显示了家族亲戚在董事会任职（Rboard）、高管层亲戚人数（RTMT）、夫妻双方亲戚在家族企业中的持股比例（Rshare）的实证结果，其三项交乘项D×LnIncomeR×Relatives的系数分别为−0.878、−0.908和0.011，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如果夫妻双方亲戚在董事会和高管层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其参与人数越多，企业成本粘性越大，而夫妻双方亲戚若仅持有公司股权，反而有助于降低成本粘性。

五、结论与启示

成本粘性揭示了企业家公司决策行为的精准性、前瞻性，也体现了公司的战略布局、实施和协调能力。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中夫妻共同控制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夫妻共治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为：（1）夫妻共同控制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其中，基于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和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均能够显著降低成本粘性，具有灵活协调性。（2）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和妻子的技术专家型人力资本特征都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3）家族其他亲戚成员进入企业的方式会对成本粘性产生不同影响，夫妻双方亲属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越多，其可能的代理成本越高，从而增强了成本粘性程度；而家族亲属成员持股水平越高，则成本粘性越低。

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在理论层面：第一，本文丰富和深化了家族企业的组织理论研究文献。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与其他类型的家族企业存在差异性的内在治理逻辑，夫妻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产权结构动态配置对家族企业组织行为影响显著。夫妻共治对公司经营管理决策，尤其是家族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起到显著的协调作用。第二，本文的发现打开了家族企业内部成本管控的“黑箱”，拓展了组织管理会计领域的研究。基于婚姻关系而形成的夫妻共治家族企业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显著，夫妻之间有效的权力结构设计能够提升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减少家族内部利益冲突带来的代理成本，从而形成团结一致的家族经营能力。

在实践层面，本文的研究为家族企业组织内部有效经营管理提供了富有启迪性的实践意义。第一，家族企业核心领导层，尤其是实际控制人的合理权力结构配置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尤其在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夫妻实际控制家族企业中，夫妻之间的有效权力分配能够为企业经营带来正面效应。夫妻共同持股与管理是一项特殊的产权安排，企业如何安排适当的股权比例，如何根据夫妻的能力特质和个性设计合适的权力结构，都是一门管理艺术，其中重要的内在根源或力量便是夫妻和谐的情感关系、具有柔性化的沟通机制。第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外部的制度环境需要给予民营企业家足够的宽容和尊重，政府及有关部门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规则，以此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为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民营企业提供有力的支持。第三，两性之间有效的协作是家族企业繁荣的基础，因此需要重新定位家族女性成员在家族企业中的角色和身份。女性具备细腻、利他主义的优良品质，其对于公司经营效率的提升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