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学界各路学者给出了不同角度的看法。例如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来说，吴敬琏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是我国正经历的经济增长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所以在分析长期趋势的思路下，应该从供给侧出发。他认为目前我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也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①白重恩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低效率的部门拥有过多生产要素，导致资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样就形成了低效率部门对高效率部门的挤出效应，而成本过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因。^②李稻葵认为我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问题仍然是发展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目前既存在着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还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而这些问题当中最基础的就是生产侧不能提供百姓已经变化了需要的产品。^③而国外学者例如Michael Pettis早在21世纪初，通过对中国经济的长时间研究发现中国大量的投资没有得到有效分配，这其中并不是个体因素导致的，而是整个系统错误运作的结果。他认为“中国整个供给系统都在激励人们不考虑任何回报地大规模投资，而这些投资导致了大面积的浪费，形成过剩”。^④除此以外Minxin Pei曾在2006年《Foreign Policy》中发过一篇名为“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的文章，文章预测了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增长的低效和严重的供给过剩问题。^⑤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也验证了他们的说法。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现实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方面，央行经济学家姚余栋认为供给经济学的老祖宗是马克思，他指出：“供给侧的本质就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供给端的老祖宗是马克思，马克思是最重视供给侧最重视生产力的，生产力的发展和革命才是对整个经济体最大的挑战，这是基础。”贾康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解放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方面，厉以宁认为相比需求方面调控，供给侧主要在于产业政策、资源配置的经济结构调整，更注重中期。他提出定向调控、鼓励高新企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国企混改等六方面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⑦张维迎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强调企业从套利模式转向创新模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意的问题方面，林毅夫认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来看肯定是好的，需要考虑的是在短期推行时，有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也可能会抑制投资需求，因此要有轻重缓急，要审时度势，推行的时间点要掌握好。^⑧李佐军则是从未来改革可能产生的错误来分析，他指出改革可能产生的错误，一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二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政府计划思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五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六是将供给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提高决定因素简单平行地放在一起。^⑨

综合以上学者的分析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和换挡期间进行有效生产再提高的战略。无论是满足新需求、减少成本、减少过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最终的落脚点就是如何合理有效地生产，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就是围绕着如何有效生产而进行的。尽管目前学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已经明确就是生产的变革，也提出了各种关于提高生产的方法和手段，但是对于生产的阶段性背景并未深入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有效生产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就像李佐军所说我们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量”和“种类”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首先要将不同时期的“生产”内涵理解清楚，这样我们才能明确当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如何组织生产。生产本身虽然是客观事物，但是生产也是分阶段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生产的目的和饥渴程度也不尽相同，在这一点上学界进行深刻分析的成果并不多见。对于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情况做深刻分析的要数加尔布雷斯了，加尔布雷斯在其《丰裕社会》中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生产分为“贫乏生产”和“丰裕生产”，在不同的社会“丰裕”程度下生产的目的并不相同。诚然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是资本主义私有消费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提出的理论，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并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的生产也经历着由“贫乏生产”向“丰裕生产”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对于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进行选择性的借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其实是在宣告过去暴利的生产时代已经远去，何为暴利生产时代？就是那个产品短缺、信息不畅、需求粗放、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产品贫乏的时代。产品贫乏的时代，对于产品的渴望，使得生产的目标和获得利润的方式变得简单，就是尽可能地去扩大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逐渐丰裕的时代到来，整个生产的目标和方式也将发生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在产品丰裕的时代，如何调整生产的目标和方式再次提高生产的能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分清楚“物质贫乏”和“物质丰裕”的理念，找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即在何种物质条件下我国是丰裕的，何种物质条件下我国是贫乏的，贫乏的经济改革道路是追求生产迫切的“量”的生产，丰裕的经济改革道路是围绕已存“量”的升级生产，做好这两点才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之所在。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生产的改革，但是生产又是分类的，既有私有消费品的生产也有公共产品的生产，而这两种生产在社会大生产的系统中也需要配合和平衡，如果我们把目光仅仅放在私有产品的生产上，忽视了公共产品的生产同样会出现问题。从目前学界的观点来看，所有的关注点都落在私有消费品的方面，没有提到公共产品的“有效生产”。当一个社会私有消费品“丰裕”时，往往公共产品会显得“贫乏”，因为私有消费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生产中最为关注的，一般生产和发展都比公共产品来得及时和快速；公共产品由于被关注的程度较弱，提供者一般是政府而非市场，加之其弹性不足，对比私有消费品来说往往显得稀缺。而目前学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公共产品的生产研究并不多见，公共产品是社会大生产中重要的一环，如果公共产品由于被忽视没有跟上发展，同样会造成资源稀缺，进而引发争抢和耗夺。目前我国公共资源的问题已非常严重，争抢教育资源、医疗资源、运动健身场地资源等屡见不鲜。如果公共产品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会大大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目标，首先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出发，揭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欲望逻辑下”的生产改革，接着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产应遵循“丰裕社会”的思路，在物质丰裕的基础上考虑如何更进一步提高生产，进而分析在“丰裕社会”的背景下，公共产品生产的重要性和时机选择，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来思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弥补学界只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私有消费品生产改革的研究，对公共产品生产研究的不足，为学界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绵薄的理论参考。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社会变革的一般条件，那就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⑩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详细解释了当时代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时候，社会必然存在变革的趋势。加尔布雷斯也论述了相似的观点，他阐释了生产本身生产出欲望的思想，他说到“如果生产创造它企图满足的欲望，或者如果欲望随生产而并行的产生，那么欲望的迫切性不再能够用来为生产的迫切性辩护，生产只是填补了它本身所创造的空隙”。^⑪所以加尔布雷斯认为欲望是生产的产物，生产在生产的同时，就在创造着欲望，并且随着生产的产品增加这种欲望并不会消失，这种不会消失的欲望正是生产要继续变革的基础。虽然加尔布雷斯没有像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那样更宏大的视角去思考，但是其生产创造欲望继而影响生产的思路很值得我们借鉴。根据马克思和加尔布雷斯的观点，生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如果认为随着基于需求的产品产量的增加就会解决需求欲望的想法，就是大错特错了。正如加尔布雷斯说的“谈论生产而不讨论有关的消费，显然是像估量一个盛水能力时只考虑桶的大小而忽视了它是否早已盛满了水的细节一样”。^⑪加尔布雷斯巧妙地描述了生产所带来的需求变化的比喻，生产的增加就是桶的尺寸增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会增加需求，这个需求就像桶中的水一样随着桶的加大而增加，所以加尔布雷斯认为生产是创造需求的原因，生产无论怎么发展都不会完全满足需求，因为生产的本身就在不停的创造着需求。随后加尔布雷斯又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生产对产量本身的需要，他说：“如果在增加经济产量的同时，我们必须增加对那种产量的需要，事情不可能是别样的。如果允许再用一个比喻的话，那么一个气球不能大于打进去的气体。”^⑪所以在一个社会中生产不停地增加而人们的需要也不停地变化，所带来的需求增加的同时也会对原有的产品需求产生极限，这种需求就类似于打进气球的气，生产产量的增加就是充气的过程，生产不停地进行着，这个气体就不断的充进着，这样看来生产最后的终结者就是自己，生产创造着对自己产量的极限，也创造着消费者对需求逼近极限的过程，所以当生产到达丰裕的时候，这种生产的气球就会支撑不住了，生产自己解决了自己。这在现实经济发展中生产方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产品过剩，而生产方的解决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改变生产效率，在尽量缩减生产投入的方法上寻求相对低成本优势来延续生命；二是生产升级，创造新的需求来重新塑造这个生产的气球，要么是加大气球的容量，要么是创造一个新的气球，而这两者本质就是通过生产产品的改变来创造新的需求的方式。除此之外，生产方别无他法，当然现实世界中生产方亦会寻找另一种死皮赖脸的苟延残喘的方式就是利用资金的获得去延续这种无法为继的没有需求利润的生命。以上的情况其实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补一降”任务的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说的就是生产，一种满足由于自身发展而产生新的欲望的生产，这种生产有两层含义：一是针对已经变化的欲望，重新改变生产的方式或者是提高效率；二是升级生产，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来重新唤起新的欲望，创造新的效用。这两者的含义并不一样，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这两种生产的改革，那我们可以总结为“供给侧的需求改革”和“需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的需求改革”是就供给端本身来说的，因为供给端本身也有需求，生产方在生产产品时本身就消耗各种“需要”，例如生产资料的成本、管理效率、人力资源的优劣、外部税费的高低等。而需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根据消费端的需求变化来说的，例如需求档次提升要求产品质量提升，需求的速度提升要求供给端的效率提升，需求的个性化提高要求供给端的弹性变大。而这两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和手段是不一样的，一种是针对供给端本身，另一种是针对需求端，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加尔布雷斯的生产哲学，才能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种不同意涵。

传统社会和丰裕社会有着不一样的“欲望逻辑”，加尔布雷斯在他的《丰裕社会》中的前三章，用冗长的篇幅形容了传统智慧的顽固。他认为传统智慧是人们爱听的和乐于接受的，但往往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而颠覆传统智慧的情况是自然而然的，是世界自然发展的结果，“传统智慧的敌人不是观念而是事件的进展，正如我所提醒过的，传统智慧不适应它所要解释的世界，而是适应听众的世界。由于后者安于适应的和熟悉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却在前进”。^⑫在抨击传统智慧的探讨中加尔布雷斯认为，古典经济学所立论的条件已经变了，人们之所以还在不断重复着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只是因为所有的传统智慧都有顽固的一面。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经济学立论的条件是物质条件的贫乏，经济学的任务是探索如何扩大生产能力。而现在，物质生活已不再贫乏，生产的紧迫性已发生变化。所以现代社会生产的东西已远远不是满足生存的需求，而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贫乏条件下的生产观和经济发展观已不适应，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因为生产的目的和方式都已变化。这一思想对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是我国生产端的问题，生产端生产的产品一部分严重过剩而另一部分却不足。换句话说，就是我国的生产面临着丰裕性生产和贫乏式生产两种问题，而这两种问题是基于不同的生产理念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升级和创新，本质上就是要改变过去暴利生产的理念，转而向重“质”发展，而重“质”发展的核心就是“丰裕社会”的思路，因为人们的需求已经从饥渴贫乏的简单产品需求脱离出来，转而向满足更高欲望的产品需求。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本质上也就是生产和欲望之间平衡的矛盾，而这个欲望不仅仅是私有消费品还包括公共产品。由于私有消费品具有排他性等特点，其价格和质量是我们最为敏感和重视的，所以人们的目光自然会放在这类产品上。而公共产品一般来说是由政府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价格等方面的因素并不明显，往往会引起我们的忽视。但是其实公共产品的“质”和“量”同样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也存在着“贫乏”和“丰裕”的概念，当我们看到“生产和欲望之间平衡的矛盾”时，切不可忽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

丰裕社会的生产思路不是就私有消费品而谈生产，而是融合了公共产品的讨论，例如加尔布雷斯所说的，“人们把太多的投资放在财物上而没有把足够的投资放在人们身上。一方面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消费品充斥于市场上和家庭内，另一方面公共教育、卫生、公路等设施则远远落后于私人消费财物的生产，造成丰裕社会中的不道德和罪恶，而且也是美国科学技术进展缓慢的原因”。^⑬所以丰裕社会的改革是整个生产系统的改革，不仅仅针对产品的生产，而是围绕着产品的生产，去提高服务于产品生产的诸如公共服务和教育的生产，因为当一个社会进入丰裕的时代，产品开始极大丰富，人人都不缺乏基本消费品，继而会去抢能让自己再次收益的公共产品。如果这种公共服务的产品贫乏的话，会带来众多影响。一是如果教育跟不上产品的丰裕，价值观缺失，道德沦丧的情况时有发生。因为在丰裕的时代，人们不再会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追求基本消费品上面，转而会寻求如何把这种基本消费品如何叠加借以显示自己的地位了。正如凯恩斯观察到人类需要分成两类：一类是绝对的，意思是说，不管与我们同处的别人的情况怎样，这种需求总是存在的；还有一类是相对的，意思是说，只有当这种需求满足，会是我们感到凌驾于同处的别人之上的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感到这种需求。这两种需求是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满足基本需求时，人们才会开始转而寻求凌驾别人之上的需求，这种凌驾别人之上的需求并不是贬义词，相反倒是褒义词。因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脱离基本消费品的表现，更是丰裕社会的表现，这种需求如何处理，是考验一个社会在丰裕时代如何提高公共服务的艺术。二是公共服务的贫乏，带来的是对原有丰裕社会的阻碍，“个人得到的供应越多而欲望的迫切程度并不变得愈减，大体上说来是和常识相矛盾的……谁能够说饥饿能使人蒙受的损害，要比嫉妒他的邻居有一辆车更痛苦？”^⑬加尔布雷斯的这段论述就表达了，丰裕社会人们的欲望并不会比纯饥饿的欲望要小，人与人之间的嫉妒甚至会在各自物质丰裕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可怕，因为饥饿的时代，大家的目标就是简单的生存，生产也只是围绕着简单扩量的扩张，这种情况目的反而简单了。而丰裕社会的生产不仅仅是量的扩张，因为丰裕社会已经达到产品的丰裕了，那么生产的目的转向人与人之间显示地位的目的了。一旦转向这个目的，生产就变得复杂了，因为人与人显示地位是多元话的，财富、权利、才华知识、相貌等都是可以比较的东西，而生产如何朝着这些需求去发展，是丰裕社会的复杂性之所在。例如权利、知识、相貌等都是在竞争公共产品的范畴之列，权利的体现是公共物品排他性的表现，知识则是公共教育资源的抢占，美貌和健康则是对公共医疗的豪取强夺，而这些除了提高公共产品的方法外别无其他更好的办法，因为无论怎么去合理分配做到公平都不能解决资源稀少的问题，任何资源的稀少都会引发抢夺，公共产品也不例外。而传统智慧只认为对于私有产品的生产才是理智和科学的，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无效和寻租的想法，这种不能根植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阻碍社会再一次进步的源泉。

公共产品的生产也遵循着供给和需求的规律，但是公共产品的生产必须具有预前性。“正如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东西应有平衡一样，这个社会的消费也必须予以平衡。一种产品使用上的增加难免引起对于其他产品的需要。假使我们消费更多的汽车，我们也得要更多的汽油。有更多而更好的食品意味着也需要更多的医药服务”^⑭。加尔布雷斯先是论述了私有产品的平衡性，他认为当生产的产品数量和品种增多时，这个社会的生产系统也开始了变化，这种变化从消费端延伸至供给端，例如当汽车增加时，汽油的使用量就会增加，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供给方调整供给量时所引起的另一个供给方的变化，而供给方的变化就是由于某个相关供给方的供给量调整造成的需求量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在私人消费品生产中较为常见，公共服务品却不容易被发觉。“但在公共服务不能与私人消费并驾齐驱的社会中，事情就大不相同了。这在私人丰裕而公共卑劣的气氛中，私人货物得以畅销。学校不能与电视和电影竞争，电影中可疑的英雄不是学习中的琼斯女士，成为青少年的偶像……一个朴素的社会是不受诱惑的。它可能在公共劳务方面也很朴素，但在富裕社会中就不能如此。”^⑭加尔布雷斯认为公共服务要比私有产品的平衡更难把握，因为公共服务虽然是由于产品增加而造成的需求变化，但是这种需求并不会比私有产品的需求来得明显和受欢迎，所以丰裕社会往往会出现的问题就是，私有产品极大丰富，也催生了对公共产品的极大需求，但是公共服务迟迟不能提高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丰裕社会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企业管理和竞争的作用是为私人生产效劳的，公共劳务将有天生落后的倾向。不惜花费用人工制造出来的汽车需求，不可避免地要比没有这种影响作用着的公园、公共卫生甚至公路，在收入中占有大得多的要求。”^⑭所以在经济发展中，私有消费品的变化在市场中是敏感的和快速的，其调整的频率和速度也较快，但是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变化是隐晦和漫长的。又由于公共产品提供的缓慢性和长期性往往会被人们所忽略，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须要有预前性，不能等到人们开始觉得公共产品缺少时或者急需时才开始提供。

公共教育的预前性是最至关重要的，马克思曾说过“在考察生产变革时，我们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者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那种形式”。^⑮马克思认为在考虑生产的变革时务必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上的，一个是意识上的。当物质上的生产提高时，必须给予相应的“人”的意识上的进步。加尔布雷斯也秉承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丰裕社会的生产不是为了产品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创造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必须依托人的提高，这种人的提高也得依赖于投资，加尔布雷斯说到“更重要的是，投资的改进——技术进步——目前几乎全靠对于个人的教育、训练和科学机会上的投资”。^⑯但是加尔布雷斯也论述了对人的投资的困难性，“对人的投资是在公共领域以内；随着科学和技术学的进步，这种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在对物的投资和对人的投资之间并无自动分配资源的机构”^⑯。正如经济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手段来看，短期莫过于强刺激的政策，而中期是建立良好的市场自动运行的价格体制，而长期所能展现的就是人的素质和创造力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产品和服务最终的提供者就是“人”，归根到底“人”的因素是生产的最本质的因素，试问如果没有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人”怎能相信他会提供出良好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呢？但是长期最重要的人的素质和创造力，在私人生产的世界力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并不是教育本身出现的问题，而是对于公共服务的忽视。人的素质提高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端的创造力，也是需求端的升级，这点上有时又是决定生产端的主要因素。在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目前的情况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道只是供给上的原因吗？难道只是产品上的原因吗？难道只是生产效率和升级的问题吗？其实产生这样的问题根源也来自于人的因素，人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不够会造成需求档次低，从而造成无法实现高端生产的利润回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再怎么想升级都不会有土壤。即使暂时的强制性使生产升级也不能彻底改变这种局面。除此之外，要想提高“有效需求”，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当人们还未实现具体的消费和投资时，他们往往首先考虑的就是消费环境和投资环境，如果公共环境不理想，会对消费者和投资者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有充足的选择弹性，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是消费者和投资者重点考虑的因素。而落后地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要的低下很大程度上就是提供的“文化”和“教育”的不足，这些公共产品的不足，会提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潜在成本，试问谁愿意到一个不讲诚信、没有效率、无知自大、脏乱差的地区去消费和投资呢？所以文化和教育水平的升级刻不容缓。

美国经济统计局在1996年曾经做过一份关于公共产品影响经济发展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到，过去十年中让经济学家十分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究竟是经济高增长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升的影响大，还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答案是后者。报告分析美国的服务业比重上升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共产品和文化的发展，比如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加入服务业，使得服务业的规模扩大；另外，是公共产品长期的选择与演变，比如公共教育的提高，使得参与科技与知识产业的劳动力不断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量海外投资和就业，这造成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⑰所以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并不能按照私有产品的那种思考方式，不能被传统智慧所绑架，现实需要冷静的思考和观察，公共物品的提高必须要有提前性，没有人会认为当汽车已经开始拥堵时才开始建造停车场是及时的和聪明的，公共物品往往是提前于私人物品的提供，这又使得公共物品的受欢迎度大大下降，当人们没有亲眼看到汽车拥堵时，想去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花钱建停车场是多么愚蠢啊。以上两点就注定了公共物品的艰难性，这里还没有提到人们去怀疑政治租金的内容，但是公共物品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私人市场的发展，这点凯恩斯主义者有着鲜明的洞察力和坚定的态度，政府这只手需要合理和强硬地伸出来。

公共产品影响经济的发展不仅是间接的，有时还是直接的，“凯恩斯主义”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天然就是一剂良药。“经济萧条的威胁并不是牺牲了生产，而是失去了职业和收入——一句话是对经济安全的威胁。”^⑱加尔布雷斯这段话也是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警钟，当我们把关注点只放在生产端时，千万不能忽视就业的变化，事实上就业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西方经济学认为在一定时间内，总供给主要是由社会总就业水平决定的。^⑲生产端的效率和生产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削减是随时会发生的，当旧的岗位减少而新的岗位还未增加的时候，人们的耐性能不能等到新的生产重新创造活力这是个大问题。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丰裕社会的生产不是为了增加产品而是为了就业。所以当我们考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就业是如何跟随着改变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凯恩斯在《通论》中说过，“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是在满足消费者。不过从生产者付出成本开销，一直到最后消费者购买此产品，期间要经过一段时间——往往是很长一段时间。经过这段时间以后，等到生产者已经可以供给消费者时，那时消费者所愿付出的代价为何，生产者（包括生产者和投资者）无从确知，只能尽其能力做若干预期而已”。^⑳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就业率，因为这些都是生产者的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我们说起来容易就是“三去一补一降”，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升级换代或者是降成本，降库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企业并未有明确的预期保证，这个过程会切实地影响就业率。即便是这些任务都已完成，创新的产业也已成形，那么熊彼特的“创新”破坏也会发生，一个产业实现了升级和换代势必会带来旧的产业淘汰，被淘汰的产业失业率也是我们要关注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曾经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和政府消费带动投资与消费的扩张性政策。日本的这种方法其本质就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稳定就业，从而稳定消费和投资。

公共产品的生产会缓和经济下行，但是也会让政府有了进一步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由，所以如果不对政府干预经济进行限制，很可能会形成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对政府的支持。其中一个例子可能就是政府为了维持就业和经济增长，大规模举债将大量无效投入继续滞留在公共基础行业，这种结构失衡还将继续维持。这种利用扩大财政支出来阻止经济下滑的方式，将会造成极大的负面效果，一是经济发展的活力降低，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日趋明显；二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将减少，人民的公共福利水平将会降低。这两方面的影响，会使政府财政陷入绝境。因为当政府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依然不能阻止经济下滑时，经济体的活力会变得更低，政府的负担也会变得更重，当达到经济增长开始低于债务的增长时，就会形成所谓的“凯恩斯死结”的困境。这个死结在公共部门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会雪上加霜，因为这个庞大的公共部门会演变出自我繁殖的能力，也就是会自己派生出新的职能和新的需要，公共部门一旦形成气候和势力，要想减少它就会非常困难。不仅如此，这个庞大的部门还会“绑架”经济，同样也会“绑架”政府决策，使经济体背上一个不断增加重量的包袱，甩都甩不掉。这就像人长了脓包一般，当脓包达到人体重量的三分之一时，切掉和保留都会危及生命。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不预先规划好公共产品，但同时也要预防公共产品喧宾夺主的问题，这又是摆在我国经济发展面前的另一大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议题，公共产品问题的思考，一方面要从效率和利润的角度，另一方面要从民众需求的角度，这里的需求不仅仅是简单的例如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生理需求和温饱需求，还要考虑民众更大的社交和安全的需求。如果从产品层面来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厘清边界、顺序及有效性三大问题。边界问题，“仁政必自经界始”，任何一个有效的改革其开端都是要从确定问题的边界开始，公共产品领域也是这样，首先要把公共产品中的这个“产品”的概念和种类分清楚，不同的产品种类，供给可选的模式也不一样。顺序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手段的合理性问题，是事前管理、事中管理，还是事后管理，其中的动力和实现的效果大不一样。处理不好，改革的任务就不会一帆风顺，“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只有把顺序问题理顺了，改革的步伐才能顺畅。有效性问题，以上所说的边界和顺序是方法，最终的检验结果还是有效性，正如公共医疗改革，引进私人医院，却有莆田系的兴风作浪，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样的效果是不理想的。最终的目标还是以老百姓的需要为原则，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行事风格能不能适应改革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和经济体制，其供给的途径并不相同，这需要政府和市场进行切实有力的配合。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是如同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高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很多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改革的必要。而每一次经济发展的改革对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转折，转得好下一阶段就会迎来稳定和健康的增长，转得不好不仅会打破原有的、传统的、习惯性的增长方式，还可能引发经济倒退。在2016年年初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详细阐释，同年5月，总书记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重大部署。2018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依旧未变，将继续为中国经济在转型阶段持续健康发展指明正确路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是目前新的经济发展思路的提法，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派都处于探索阶段。

本文借鉴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的视角，从思想根源上重新梳理改革的思路，目的就是想唤醒学界同仁理论分析的物质基础已发生改变。而本文没有从主流的私人消费品的思路来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而向公共产品的角度来思考，也是希望学界能从社会大生产的角度来全面思考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群策群力。

① 吴敬琏：《以供给侧改革应对“四降一升”挑战》，《中国经济导刊》2016年第3期。

② 白重恩、张琼：《用“已知”倒推“未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展望》，《新金融评论》2014年第1期。

③ 李稻葵：《关于供给侧改革》，《理论视野》2015年第12期。

④ Pettis M，Will China’s New “Supply Side” Reforms Help China? [EB/OL].http://carnegieendowment.org/chinafinancialmarkets/62601，January 25，2016.

⑤ 裴敏欣：《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财经文摘》，2006年第6期。

⑥ 贾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解放生产力》，《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49期。

⑦ 刘世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国质量报》2015年第34期。

⑧ 谭翊飞、林毅夫：《供给侧和需求侧应统一考虑》，《企业界》 2016年第2期。

⑨ 李佐军：《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走出六大误区》，《中国产业经济动态》 2015年第24期。

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

⑪ 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3、142页。

⑫ 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 第12页。

⑬ 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29页。

⑭ 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85页。

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

⑯ 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230页。

⑰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Service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B/OL]. http://www.esa.doc.gov/sites/default/files/serviceindustries_0.pdf. March，1，1996.

⑱ 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8页。

⑲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页。

⑳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