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以年均9%以上的增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学者研究发现，中国首先在沿海崛起，由沿海带动内地，从而促进中国崛起。对中国崛起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优惠政策和政策倾斜是主要原因（Fleisher和Chen，1997；Démurger等，2002）；也有学者认为，地理因素和资源禀赋起决定性作用（Démurger等，2002；Diamond，1998；Bao等，2002）；还有学者从技术、人力资本、基础设施、FDI、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寻找原因（吴延兵，2008；姚先国和张海峰，2008；刘勇，2010；魏后凯，2002；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这些学者的观点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解释力度需要进一步强化。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市场化力量，不少学者认为市场因素对沿海地区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小鲁和樊纲（2004）利用2000年各省份市场化指数的数据证明了市场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周业安等（2004）论证了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王小鲁等（2009）证明了市场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市场化使资源配置趋于优化；樊纲等（2011）运用市场化指数证明了市场化对各地区TFP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韦倩等（2014）认为市场化对沿海地区崛起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运用28个省份1985–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多种稳健性检验。

本文认同市场化对沿海地区经济崛起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还认为市场化之所以能够促进沿海地区的崛起，其关键因素是海洋文化扩展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陆海复合型文化，不仅有农耕文化、游牧（草原）文化，也有丰富的海洋文化。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中外交流就一直没有停止。历史上，我国沿海地区居住着大量的人口，其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生活方式都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色，只是到了明中后期和清代忽视了海洋文化。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激活了沿海地区海洋文化的元素，自然而然地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不仅成为新思潮、新观念的发源地，也成为吸引外资最多、体制创新最活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将海洋文化作为东西文化的分界线是错误的，他认为西方文化是蓝色的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扩张的，东方文化是黄色的、内陆的、封闭的、保守的。其实，中国的海洋文化更具独特性，是开放的、重商的、开拓的，并且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广大内地产生很大的影响。

沿海地区崛起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区域经济学家很早就进行了论述，主要是按照两条线索解释的：一是经典的自由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要素流动有助于缩小要素禀赋差距，使各地发展条件趋于一致。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就提出：自由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它能使参与贸易的国家走向富裕。Solow（1956）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及要素自由流动假设出发，引入外生技术进步因素，提出趋同假说，即要素自由流动使要素和产品价格趋同，各国经济增长趋同。Williams和McGuire（2010）提出倒U形假说，认为经济发展早期地区差距扩大，经济发展后期地区差距缩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封小云（2004）就此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认为CEPA的建立，从长远来看是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一份大礼。

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由于中国体制的特殊性，政府控制着或主导着经济活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市场的力量而是政府的行为，许多研究文献都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支出功能，在城市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东欧转型国家的“攫取之手”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发挥了“援助之手”的作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不少文献在研究地方经济崛起时，都遵循地方政府竞争的逻辑，学者们认为：地方政府竞争能促进资本流动，甚至带来制度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有的学者从财政分权的角度进行验证，认为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地方经济增长越快（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Lin和Liu，2000；张晏和龚六堂，2004、2005；周业安，2003；徐现祥等，2007）。

我们认为，研究沿海地区对内地的影响从海洋文化的扩展入手更有说服力，因为沿海地区的崛起主要不是取决于有形的物质因素，而是取决于以海洋文化为特征的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科学的制度设计以及现代化的管理效率。沿海地区对内地的带动和影响，不仅是向内地转移企业、支援资金，更重要的是输出海洋文化的思想观念和制度。首先，任何经济发展都必须依据一定的秩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社会秩序的演化和社会规则的变异与传递，必须有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其次，市场化必须以文化观念市场化为前提，市场化条件下人们必须接受规则的约束，既包括正式规则，也包括非正式规则。最后，地方政府竞争必须有竞争文化作支撑，没有竞争文化，则竞争无规则，必然会带来秩序的混乱不堪。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功能、价值体系、公民素质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内容。

其实，以往的文献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一般认为，经济与文化是世界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两种力量，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文化又渗透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经济活动是由人承担的，人的思想观念和素质决定经济活动的水平和质量；同时，经济与文化之间还具有一种稳定的结构关系，没有这种稳定的结构关系，经济难以得到充分发展，也就是说，落后的文化只能与落后的生产和落后的制度相适应。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文化多样性实现的。Ottaviano和Peri（2006）的研究结论表明，文化多样性对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具有积极的正面净效应。文化多样性有利于政局稳定，不同文化的交融对本土族群的创新思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Dieckman，1996；Lian和Oneal，1997；Hwang，2003）。也有学者提出质疑甚至得出相反的观点，Lian和Oneal（1997）采用98个国家1960–1985年的样本研究文化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将文化多样性引入巴罗（Barro）基本模型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信仰、语言、宗教差异对人均GDP增长率影响不大；Hwang（2003）研究文化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没有联系，但在统计意义上，落后国家的宗教多样性对人均GDP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不仅如此，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文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因素，通过政治经济体制、劳动者素质影响经济增长。不少学者认为，文化资本通过社会成员身上的文化能力进行文化产品创造或企业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Collins等（1996）对亚洲7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表明，庞大多样的文化基础，使东亚国家和地区GDP的增长高于其他经济体。Allen（2004）通过对美国48个州的回归分析，认为增加文化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Wynne（1992）研究英国文化产业发展后认为，文化产业可以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发展。蔡旺春（2010）采用2007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及文化产业产值与GDP的数据分析各产业与GDP的关系，结果表明：文化产业会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陆立新（2009）采用1990–2006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文化产业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文化产业投资每增加1%，GDP增加0.237 5%；侯志德（2009）利用我国1994–2008年的数据发现，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加1亿元，GDP将增长51.84亿元。王林和顾江（2009）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文化产业对长三角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高波和张志鹏（2004）认为，企业家文化资本投资推动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制度资本的高效应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从文化方面研究了沿海地区的崛起及其对内地的影响，并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仍然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即现有文献往往只重视器物层文化的作用，而忽视了精神层文化与制度层文化、器物层文化的协调。本文认为，研究中国崛起，首先要理解中国崛起的文化因素，文化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在中国崛起中发挥巨大作用，而且还渗透、融合在其他要素中并发挥作用。同是文明大国，埃及、巴比伦没有重新崛起，同为转轨国家，俄罗斯东欧国家没有成功，因此，研究中国崛起，必须将文化因素作为重中之重，本文由此将海洋文化扩展作为抓手，研究文化因素对中国崛起的影响作用。

海洋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受海洋影响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徐杰舜，1997）。因此，本文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城市化、基础设施等因素的情况下，从三个维度将海洋文化扩展纳入一个经济系统，通过构造面板数据，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计量模型估计海洋文化扩展对中国崛起的影响，研究发现：海洋文化扩展既表现出突飞性又包含渐进性，通过梯度效应、层级效应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从而实现中国崛起。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是：（1）构造了一个文化—语言—制度—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将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虽然研究中国崛起的文献很多，但从海洋文化方面寻找原因的研究不多，本文从海洋文化扩展的视角研究中国崛起能够拓展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空间。（3）本文将海洋文化的扩展抽象为变量，并代入数学模型，力争为海洋经济学、文化济经学的研究做一点贡献。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海洋文化扩展对中国崛起的影响机制研究；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研究假设、模型构建、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包括模型估计、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二、海洋文化扩展：对中国崛起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中国文化产生于黄河流域，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线、由农耕文化主宰的文化，但是海洋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农耕文化相比，海洋文化的特征为：（1）开放性。全方位对外开放。航海必然带来海外贸易和人口流动。开放程度越大，经济发展越快。（2）开拓性。海洋文化通过不断开发和征服海洋，拓展生存空间和经济活动范围。（3）多元性。海洋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容忍异质文化、多元文化的共存与竞争。（4）重商性。海洋文化重视发展海外市场，追求经济利益。代表海洋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隋唐出现繁荣景象，宋元实现全盛，郑和下西洋达到了鼎盛。明中期的倭寇侵扰，几乎使明王朝中断了海外贸易；清王朝的严酷海禁，片板不能入海，使海洋文化走向衰落。直到“五四”运动，海洋文化才被提及，但由于救亡图存压倒一切，海洋文化被淡化。之后，海洋文化仅限于学术界的讨论，没有成为滋养民族的新元素，更没有达成全社会的共识，从而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

本文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海洋文化扩展的结果，其典型是南海文化的扩张。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发起（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向全国推行，但改革只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中国的开放则从广东肇始，即从建立经济区开始：1979年4月中国决定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三个在广东，其中深圳特区规模最大，建设最成功，对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发挥的作用最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海洋文化的扩展就是南海海洋文化的扩展。因此，对外开放全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广东作为海洋文化扩展的源头是有复杂的历史背景的。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活跃于岭南，以南海为中心，番禺（广州）徐闻（雷州半岛）是最古老、最大的港口，广东的造船业也是最发达的。广东由于南岭阻隔，受中原文化（农耕文化）影响较小，有“天子南库”之称，与北部沿海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海洋文化更具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清两朝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广州具有特殊的经济地位，成为政府指定的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成为全国唯一专营对外贸易的半官方垄断机构，直到鸦片战争前有近百年的时间。

以广东为源头的海洋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比，其特征是不安现状、敢于冒险、开拓进取、全民皆商、海纳百川、敢做敢为、求新求变，概括来说就是重商文化、创新文化、务实文化。改革开放近40年来，正是这些文化元素的扩展，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生态，推动了中国的文化转型，使中国不断适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促进了中国崛起。

1. 海洋文化扩展带来语言环境的嬗变

众所周知，文化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记录文化的符号系统，文化特征必然会对语言特征、使用方式产生影响。海洋文化的扩展是从语言扩展开始的，即从语言符号系统的变化开始的。首先是官方语言变化，也就是体现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其表现在很多方面，本文以标语口号为例简要分析。标语是官方语言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的体制下，标语是政府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理念体现，是向基层和民众传递信号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后，主要的标语口号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私批修”等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有明显的导向性，对民众的观念变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次是民众语言的变化，也就是普通大众思想意识和审美观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主要变化表现在由“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转变为“懒惰可耻，致富光荣”、“要想不受穷，外出打工才能行”等。总之，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语言变化，改变了社会的语言环境、价值观念、价值判断标准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社会的审美文化，同时也给社会注入了现代化的活力。

2. 海洋文化扩展催生制度变迁

以海洋话语为特征的海洋文化的扩展，必然产生海洋话语活动，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话语生态，形成新的话语系统，催生新政策（制度）的产生。按照塞尔的观点：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没有语言就没有其他制度。同样，没有语言人们就无法理解制度，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能使其他制度成为一种可能的元制度，是开始和结束所有制度的制度。可见，语言创造了制度事实，制度或规则必然通过语言描述出来，没有用语言描述出来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成为制度（韦森，2014）。

在我国，随着海洋文化的扩展以及海洋话语的普及，催生了新政策（制度），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话语系统领域。公共政策话语就是关于集体行动规划的话语表述，它是一种能够传递到相关的集体成员并被他们理解、认同和遵从的语言符号系统（杨正联，2011），这种特定利益关系状况的话语阐释或话语构建，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规则。我国的公共政策话语系统包括语言符号的公共政策话语和围绕话语符号信息发出及传播的公共话语的说出平台乃至宣传活动，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党代会是中国公共政策话语极高的、具有合法性效力的说出平台，因为党组织是公共权力的合法使用者，党代会代表遍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和民意基础，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是制订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党代会召开过八次（十二大至十九大），党代会政治报告所体现的海洋文化内涵不断增加与深化。十二大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延续，其公共政策和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认为，十二大政治报告体现海洋文化的元素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政策导向和指导思想上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其次，在价值判断上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组织和个人的评价不再采用单一的政治标准，而主要体现为经济实绩。再次，在行动上促进经济全面高涨，而不是抓阶级敌人。最后，在原则上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党代会都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体现海洋文化的元素也不断增多。十三大政治报告强调改革要扩大深度与广度，不断发展对外技术合作与交流；十四大政治报告将对外开放引入政策（制度）话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三个面向；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引进来、走出去；十七大政治报告将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再次强调提高开放水平，并将文化创新、繁荣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纳入政策话语（制度话语）；十八大政治报告强调全面提高开放水平，将海洋强国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十九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中国公共政策话语还可以在法律法规的平台上说出。改革开放以来，完整体现海洋文化的法律法规就有两部：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2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为行使领海主权、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海洋权益奠定了基础；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法与大陆架法》（1998年6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对推动中国海洋事业的全面发展，保护、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文化在地域上的扩展是循序渐进的。首先，以1979年建设4个经济特区为起点，之后将14个沿海城市作为开放城市，并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其次，建设沿海经济带（从1985年建设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1988年扩大到辽东、山东半岛）和15个保税区；最后，开发浦东新区，中国加入WTO，自贸区建设，直至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海洋文化扩展以点带面、以点连线，由沿海到内地，由局部到全局，层层推进，使体现海洋文化特征的制度在全国形成，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中国崛起。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们早有论述，库兹涅茨很早就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对于中国而言，包含海洋文化的制度与传统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它改变了传统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本的配置方式，减少了交易成本，同时也改变了激励的方式，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而非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全面崛起。本文在揭示文化—语言—制度—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并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后，对这一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三、海洋文化扩展的测量与模型设计 (一) 海洋文化扩展的测量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海洋文化扩展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是以政府推进为主导，以建立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再到开放内地为顺序，以电影、电视、报刊、网络、录像为载体，以吸引外资、市场化改革、企业改制、开发区建设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本质上却反映在公民价值观体系的变化和对海洋文化的接纳上，这些变化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完善。由于海洋文化扩展涉及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内容，精确测量海洋文化的扩展是困难的。为了增加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选择以下三项指标作为度量海洋文化扩展引发制度变迁的变量，选择理由及度量方法如下：

1. 对外开放度

与传统的闭关自守的农耕文化相比，中国的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文化。因为大海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开放就无法立足，在这种全方位开放的文化语境下，各种要素以及产品、资金、技术、人才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衡量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就是进出口贸易额，其大小直接反映开放度的高低，而开放度的高低又影响经济增长。本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测量对外开放度。

2. 市场化

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相比，中国的海洋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或市场文化。因此，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海洋文化扩展的速度与效果。目前，测量市场化水平比较科学和比较权威的指标是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1），该指数从五个方面测量各省份的市场化水平，由于该指标时间短，补充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本文采用非国有单位职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测量市场化水平。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市场化的一项重要内容，非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接受市场观念的程度。

3. 外商直接投资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开拓性，它可以弥补资金缺乏，促进资本要素的集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吸引多少，与文化的包容度有关。如果当地政府和居民对海洋文化包容性越强，思想观念转变越快，则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同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多少，还反映投资者的文化观念运用到投资地经营活动中的成效。它既是投资者海洋文化扩展能力的体现，又是本地文化与海洋文化融合的体现。许多文献都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

(二) 模型设计

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典方法是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及其数据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上，各因素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本文认为，如果考虑海洋文化扩展引起制度变迁的影响，这种模型估计可能就不够精确了。首先，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各因素是互动的，文化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冲击，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其次，文化对经济发展各因素的影响不是即时发生的而是滞后的，并对经济增长长期发挥作用。再次，海洋文化扩展的速度和效果受时间因素的影响，时间长短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同影响。因此，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将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互动关系、海洋文化的扩展效果引入模型中，可以准确刻画各变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使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和稳健性。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很大差异，除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影响外，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可忽视。由于海洋文化的扩展，经济增长各因素之间产生互动，并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本文从最基本的Solow模型分析开始。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Solow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它成为所有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Barro（2000）曾利用Solow模型建立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利用这一模型并进行扩展。首先，我们基于一个最基本的Solow增长模型，加入制度变量作为扩展，其基本函数为：

$Y\left( t \right) = F\left( {k\left( t \right),A\left( t \right)L\left( t \right){\times} s\left( t \right)} \right)$

(1)

根据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因素，即符合经典的CD生产函数。然而在中国国情下，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CD函数显得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本文将海洋文化扩展后的制度和其他相关因素引入模型中，为此将CD函数模型作一修改。

$Y = A\left( t \right){K^\alpha }{H^\beta }{e^\lambda }^\delta Z$

(2)

本文采用技术进步非中性和可变替代弹性的超越对数形式增长模型，用滞后一期的国民产出衡量资本、劳动以外的潜在因素的影响，最终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Y_{it}} = \alpha + \beta {X_{i,t}} + \gamma {Z_{itt}} + {\varepsilon _{it}}$

(3)

其中：Y_it=[Grow_it，lnpGDP_it]分别表示各省份i在年度t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对数，X_it=[Open_it，Mark_it，LnFDI_it]分别为对外开放度、市场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Z=[lnk_it，LnHC_it，Tech_it，Infra_it，Urban_it]分别表示资本的对数、人力资本的对数、技术进步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化水平，t为滞后变量，β是本文关注的重要参数，其显著与否关系到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制度变迁是否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γ为控制变量参数， ${\varepsilon _{it}}$ 为残差项。

(三)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是2001–2013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因为资料缺失和考虑到资料的易得性，本文选择的样本、变量及数据来源分述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各省份经济绩效采用实际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来衡量，两指标均用当年价计算，为了消除波动性，对于GDP实际增长率，本文的计算方法是：上年=100，当年地区GDP除以上年GDP减100，人均GDP直接取自然对数。为了使数据资料的口径统一，2001–2009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201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别用进出口总额/GDP、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和外商直接投资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3. 控制变量。依据经典模型和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因素，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1）物质资本。根据永续盘存法原理，物质资本的基本计算公式为：K_t =（1–δ）K_t–1+I_t，数据的选择采用张军等（2004）的方法，当年投资I_t用当年固定资本形成额表示，基年资本存量I₀用各省份1952年的固定资产形成额除以10%表示，综合折旧率δ为9.6%。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在张军等（2004）对中国实际物质存量估算的基础上，选择1990年的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1952年为基期）作为基年资本存量，并以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为1990年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

（2）人力资本。采用岳书敬和刘朝明（2006）的做法，用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h）和劳动量（L）的乘积表示。本文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分地区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将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为7类，即研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高中、初中、小学、未上过学，且把各类受教育程度的平均累计年限分别界定为19年、16年、14年、12年、9年、6年、2年，则居民受教育程度年限（h）的计算公式为：h=未上过学×2+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学专科×14+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3）技术进步。参照徐现祥等（2007）的做法，将技术进步率与资本折旧率之和设定为0.10，为了避免这一变量是常数项，将其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加，这一做法虽然武断，但不影响分析结果。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4）基础设施。本文采用人均公路通车里程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5）城市化。本文用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四) 估计方法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运用最多的是静态面板模型，此方法虽然可以控制个体效应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偏差影响，但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受当前因素的影响，又受历史因素的影响，需要用动态面板模型再次检验。由于滞后期的增长率用以控制经济增长的惯性特征，必须用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本文选择的模型，除了典型的双向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外，还存在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化，即滞后一年的被解释变量Y_i。X用来控制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可能，以及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即可能内生的解释变量不仅包括滞后变量，而且还包括各控制变量X_it。根据Madariaga和Poncet（2007）的观点，GMM是目前同时解决被解释变量动态化、解释变量内生化的最好方法，同时还能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四、结果估计 (一)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

为了对比分析海洋文化扩展引发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首先对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Y_{it}} = \alpha + \beta {X_{it}} + \gamma {Z_{it}} + {\nu _i} + {\theta _t} + {\varepsilon _{it}}$

(4)

其中，Y为经济增长率或人均GDP的对数，X为海洋文化扩展变量，Z为一组控制变量，i、t分别为年份和省份，ν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定效应，θ为时间固定效应，ε 为残差。为了消除异方差，FDI、infra做了对数化处理。估计结果见表2。

表2显示，Hausman检验支持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第2列至第4列显示，在控制物质资本等因素后，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对外开放度、市场化、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均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第5列至第7列估计了制度变迁对人均GDP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均GDP都有正面影响，分别通过1%和5%的显著性检验，而市场化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似乎不支持本文的观点。可见，市场化可以推进整体经济增长，但过度市场化可能造成分配不公，从而对人均GDP增长不显著。

(二)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

表2显示，作为控制变量的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他因素的作用是不稳定的，有些变量的影响有时显著，有时不显著；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这可能是内生性原因造成，因此需要用动态面板模型进一步分析。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Y_{it}} = \alpha + {\beta _1}{Y_{i,t - 1}} + {\beta _2}{Y_{i,t - 2}} + {\beta _3}{X_{it}} + \gamma {Z_{it}} + {\nu _i} + {\varepsilon _{it}}$

(5)

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的一致性，本文采用GMM的方法，由于本文观察样本是31个省份，时间跨度为13年，符合使用GMM分析的条件，回归结果见表3。

由于系统GMM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它比静态面板模型更加可靠，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它更符合研究预期。表3显示，滞后一期的系数为正值，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各省份的经济增长除了资本等有形要素外，潜在的因素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认为这个潜在的因素是海洋文化扩展的结果，具有动态性，由于它对经济增长的各要素发挥持久的正面影响，因此各省份经济增长表现出惯性特征。表3同时显示了海洋文化扩展对各省份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效果，对外开放度、市场化无论是对GDP增长还是人均GDP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实际GDP增长和人均GDP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检验。可见，动态面板回归的结果要优于静态面板的回归结果。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本文的分析结果更加可靠，还必须进行稳健性检验，海洋文化扩展受地理因素影响，因此将地理距离作为变量引入模型。一般而言，距离海洋越近，按受海洋文化越快，海洋文化扩展的效果越好；反之亦然。本文地理距离的计量是以各省会城市到深圳的空间直线距离计算的，估计结果见表4。

表4显示，将地理距离引入模型后，各要素的参数符号、参数值、显著性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说明海洋文化扩展带来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稳健的，本文的结果是可信的。

五、研究结论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挡。然而，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硬实力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软实力的崛起，因此，加强文化建设特别是海洋文化建设至关重要。现有文献已从多方面论证了市场化等因素对中国崛起的贡献，但从文化视角特别是以海洋文化为视角的研究尚不多见，从海洋文化扩展与制度变迁联系分析的文献更加缺乏。

本文从沿海崛起入手研究海洋文化扩展对中国崛起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1）改革开放提高了海洋文化的地位，使海洋文化迅速扩展。（2）海洋文化的扩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话语生态，催生崭新的公共政策话语。（3）新的公共政策话语催生新的制度，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海洋文化扩展的结果。

当然研究海洋文化扩展对中国崛起的影响，还有些问题值得继续讨论：一是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问题。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形成多元的文化格局，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不仅有中西文化冲突，还有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冲突，它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思想混乱，在道德领域产生价值取向紊乱。如何将海洋文化打造成主流文化的核心内容，使其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二是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海洋文化被长期湮没不彰，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各部分的优势融合，共同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对策：（1）捍卫海洋文化边疆，抵御海洋文化霸权。吸收国内外文化的精华，建设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加长海洋文化的短板，使其成为新时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2）弘扬和培育海洋文化精神，提高海洋文化的凝聚力和激励作用，大力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加快中华民族崛起的步伐。（3）推进海洋文化的不断创新，拓展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平台，提高传播能力，构建中国的海洋话语，以此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本文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性：（1）资料所限，本文采用13年的数据分析，时间相对较短。（2）在进行稳健性分析时，只用地理加权一种方式分析，略显不足。（3）文化测量还应包含宗教等因素，由于缺乏资料，精准测量有待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