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与粮食产区，近年来不仅人口流失、投资下滑、企业外迁，经济总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东北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全国问题的缩影^①，已经成为全国关注的战略性问题^②。对此，学术界、政府部门进行广泛讨论，普遍认为东北问题的症结在于国企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到位、国企路径与政府扶持依赖^③。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的准确性，本文运用工业统计数据，基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划分，从反映产业结构的两个不同维度指标——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来看，东北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显著低于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见图1），而产业结构偏离度却显著优于东部沿海地区（见图2）。针对这一特殊现象，东北地区是否真的存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的弊端，本文对此展开实证分析。

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从产业结构形成的根源入手。从现有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看，诸多学者分别从技术进步（付宏等，2013；王振华和李旭，2015）、资本深化（严武和王辉，2012；毛丰付和潘加顺，2012；于泽和徐沛东，2014）、人力资本（靳卫东，2010；张国强等，2011；王健和李佳，2013；周少甫等，2013；张桂文和孙亚南，2014）等视角进行探讨，但对省际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尚未达成共识。

其次，从产业数据的省际趋势看，在产业结构^④省际异质性变动（见图1和图2）的同时，劳动要素也表现出显著的省际迁徙特征，由东北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并且劳动要素供给表现出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一致的省际分化特征。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劳动要素的迁徙必然会改变省际要素投入与配置，进而对作为要素配置结果（余子鹏和刘勇，2011）的产业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但现有研究并未将劳动力迁徙与产业结构演化纳入完整的分析框架，不仅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偏差，更有可能导致对策建议缺乏针对性与有效性。而如果从劳动力迁徙的视角对产业结构演化机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演化规律，也有助于解释甚至解决东北等地区面临的产业困境。

劳动力迁徙可能改变省际产业结构，那么劳动力回流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也必然会改变产业结构甚至有可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而在经济增速放缓与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并存的新常态时期，揭示劳动力回流框架下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的演化机制，不仅可以对东北等劳动力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困境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与建议，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地区出现与东北地区类似的经济发展困境。因此，我们在劳动力回流的框架下，首先，基于“托达罗”等理论模型探究了劳动要素供给变动对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2000–2015年的工业数据，在劳动力回流有效度量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限模型以及分时段与分区域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回流机制以及劳动力迁出与回流对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据此研究省际异质性的要素投入与配置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偏离度的作用机制，以揭示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最后，基于数理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对如何扭转东北等劳动力流出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下滑、避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优化机理分析 (一) 劳动力回流与资本、劳动要素配置数理分析

1.劳动力回流选择与劳动要素供给

基于理性经济人基础假设，迁徙是劳动者在工资差距驱动下自发的行为选择。因此，本文选择可以有效衡量工资差距与迁徙特征的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来揭示工业劳动力的迁出与回流机制。模型如下：

$M = f\left[ {\int_0^n {\left[ {\rho \left( t \right){W_\mu }\left( t \right) - {W_\gamma }\left( t \right)} \right]} {e^{ - rt}}dt - C\left( 0 \right)} \right]$

(1)

其中，在 $\left[ {0,n} \right]$ 时段内， $M$ 为劳动力流动量， $r$ 为贴现率， $\rho \left( t \right)$ 是 $t$ 期在流入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 ${W_\mu }\left( t \right)$ 表示 $t$ 期流入地区工资， ${W_\lambda }\left( t \right)$ 表示 $t$ 期流出地区工资， $C\left( 0 \right)$ 为迁徙成本。

在工资差距的作用下，劳动者自发地选择迁入高收入地区，其流动过程增加了流入地区的劳动要素供给，抑制了流入地区工资上涨，降低了流出地区的劳动要素供给，加速了流出地区工资上涨。但当流入地区与部分流出地区工资差距缩小到临界值以下时，劳动者将不再流出，而是选择回流。劳动力回流作为先流出、后流入的迁徙阶段性表现，在弥补了回流地区因流出造成的劳动要素供给降低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口过度涌入少数发达地区，而最终呈现出不同于流入区域、流出区域的异质性劳动要素供给特征。

但也须注意，由于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存续（蔡昉，2010、2011），劳动力流出开始时可能并未直接降低流出区域的劳动要素供给，而当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后，流出区域的劳动要素供给才显著下滑。因此，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劳动要素供给应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如果劳动力回流点早于人口红利关闭点，在劳动力回流过程中的流出阶段，劳动要素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而在劳动力回流过程中劳动要素的供给则迅速增加。反之，如果劳动力回流点晚于人口红利关闭点，则劳动要素供给会呈现先稳定增加、后迅速下滑而后显著增加的动态演化特征。

2.厂商的资本要素投入选择

与劳动者类似，资本要素的投入也是厂商基于其收益最大化选择后的结果，资本要素倾向于流入收益或回报更高的地区。在仅存在资本、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经济系统中，当劳动要素供给发生变动时，资本的回报水平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进而导致资本要素的省际流动。分别令 ${R_{rm}}$ 、 ${R_o}$ 为回流、流出区域的利润函数， ${K_{rm}}$ 、 ${K_o}$ 为回流、流出区域的资本要素存量， ${L_{rm}}$ 、 ${L_o}$ 为回流、流出区域的劳动要素存量， $\Delta {L_{rm}}$ 、 $\Delta {L_o}$ 为回流、流出区域的劳动要素增（减）量，并借鉴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和卢锋（2007）的研究，以利润与资本之比 $roc$ 衡量资本回报率水平。

劳动力流出降低了流出区域的劳动要素供给 ${L_o} - \Delta {L_o}$ 与利润水平 ${R_o}\left( {{L_o} - \Delta {L_o}} \right)$ ，即 ${R_o}\left( {{L_o} - \Delta {L_o}} \right) < {R_o}\left( {{L_o}} \right)$ ；同时，劳动力回流增加了回流区域的劳动要素供给 ${L_{rm}} + \Delta {L_{rm}}$ ，提升了回流区域的利润水平 ${R_{rm}}\left( {{L_{rm}} + \Delta {L_{rm}}} \right)$ ，即 ${R_{rm}}\left( {{L_{rm}} + \Delta {L_{rm}}} \right) > {R_{rm}}\left( {{L_{rm}}} \right)$ ，由此可得流出、回流区域资本回报率：

$ro{c_o} = \frac{{{R_o}\left( {{L_o} - \Delta {L_o}} \right)}}{{{K_o}}}$

(2)

$ro{c_{rm}} = \frac{{{R_{rm}}\left( {{L_{rm}} + \Delta {L_{rm}}} \right)}}{{{K_{rm}}}}$

(3)

劳动力流出导致的要素供给减少，抑制了资本回报率的上涨，甚至导致资本回报率下滑；而劳动力回流导致的要素供给增多，则推动了资本回报率上涨。省际资本回报率水平的相对分化最终导致了资本要素更倾向于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劳动要素回流地区，造成了流出地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双重流失。

(二) 基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划分的产业结构优化机理分析

针对已有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与工业数据背离的特殊现象，本文基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划分，在劳动力流出与回流的视角下，从构成并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的两类不同维度的指标——产业结构偏离度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入手，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特征。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SH$ 旨在衡量产业比例加权后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可以有效度量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较高的产业部门跨越的转移程度（黄亮雄等，2013）。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的数值越高，产业结构效率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产业结构偏离度 $SD$ 旨在衡量产业增加值与就业的相对比重变动，偏离度指数越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两项指标的具体形式如下：

$SH = \sum\limits_{i = 1}^n {\left( {{{{Y_i}} /Y}} \right)\left( {{{L{P_i}} / {LP}}} \right)} $

(4)

$SD = \sum\limits_{i = 1}^n {\left( {{{{Y_i}} / Y}} \right)\left| {\frac{{\left( {{{{Y_i}} /{{L_i}}}} \right)}}{{{Y / L}}} - 1} \right|} $

(5)

其中， $Y$ 为总产出， ${Y_i}$ 为第 $i$ 项产业产出， $n$ 为产业数， $L$ 为劳动总供给， ${L_i}$ 为第 $i$ 项产业的劳动供给， $LP$ 为总劳动生产率， $L{P_i}$ 为第 $i$ 项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假设仅存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可变形为：

$SH = \frac{{{{Y_1^2} / {{L_1}}}}}{{{{{Y^2}} / L}}} + \frac{{{{Y_2^2}/ {{L_2}}}}}{{{{{Y^2}} / L}}}$

(6)

$SD = \left( {{{{Y_1}} / Y}} \right)\left| {\frac{{\left( {{{{Y_1}} / {{L_1}}}} \right)}}{{{Y / L}}} - 1} \right| + \left( {{{{Y_2}} / Y}} \right)\left| {\frac{{\left( {{{{Y_2}} / {{L_2}}}} \right)}}{{{Y / L}}} - 1} \right|$

(7)

其中， ${Y_1}$ 、 $ {Y_2}$ 分别表示国有产出、非国有产出， ${L_1}$ 、 $ {L_2}$ 分别表示国有劳动供给、非国有劳动供给。相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份额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⑤（见图3）。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差异化的就业、产出匹配状态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⑥显著低于国有企业，呈现出非国有企业、全行业、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递增的演化特征（见图4）。

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指标设计看，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是劳动生产率以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加权后的平均数。基于变形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要素存量的函数，如式（8）所示， $A $ 、 $ \alpha $ 、 $\beta $ 为作用参数：

$\ln {Y / L} = \ln A + \alpha \ln {K / L} + \left( {\alpha + \beta - 1} \right)\ln L$

(8)

劳动力迁徙改变的劳动要素供给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劳动力迁徙改变的劳动要素存量，也必然会改变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在劳动力回流的框架下，劳动力迁出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必将抑制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而劳动力回流促进的劳动要素供给增多必将加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

相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劳动力流出、回流的单向作用关系，产业结构偏离程度须结合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此消彼长对产出份额特征与偏离度指标中的绝对值项变动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仅考虑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出份额，国有产出份额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存在倒U形关系。当国有产出份额较低时，全行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基本趋同，国有企业产出提升加速了产业结构偏离；当国有企业产出份额跨越某一临界点后，全行业生产率虽然与国有企业生产率较为一致，但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差距较大，国有企业产出份额的提升实际上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

借鉴朱相宇和乔小勇（2014）的研究， ${{\left( {{{{Y_1}} / {{L_1}}}} \right)} / {\left( {{Y/ L}} \right)}} > 1$ 表明国有产值比重大于国有就业比重，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存在劳动力转入需求； ${{\left( {{{{Y_1}} / {{L_1}}}} \right)} / {\left( {{Y / L}} \right)}} < 1$ 表明国有产值比重小于国有就业比重，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劳动力转出需求。由图4可知，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意味着劳动要素普遍倾向于由非国企流出。因此，在控制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产出份额变动（即不考虑产出份额变动）后，劳动迁徙减少了流出区域、特别是流出区域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要素供给，并且在国有企业产出、劳动生产率未发生显著变动的同时，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产出总量与劳动生产率。虽然可能存在因劳动力流出而避免要素边际产出的递减，但国有企业绝对值项、非国有企业绝对值项的提升，共同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扭曲。因此，从理论上看，劳动力迁出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必然加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

与此同时，劳动力回流虽然更倾向于流入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存在显著的就业壁垒（林毅夫等，1994；李勇和郭丽丽，2015），并且非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部分就业岗位（见图3）。因此，回流带动的劳动要素供给增多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层面。非国有企业劳动从业人数的增多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进一步减缓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扭曲。劳动力回流带来的劳动供给增加，显著缩小了回流区域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

因此，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省际分化特征是劳动力流出与回流改变劳动要素投入与配置的直接结果，而产业结构偏离程度的省际分化，则是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划分后的劳动力流出与回流的间接结果。劳动力流出导致的要素供给减少抑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进而造成产业结构发展的负面效应；而劳动力回流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则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避免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最终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劳动力回流与资本、劳动要素配置 (一) 工业劳动力迁徙度量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准确性以及与宏观经济的可比性，本文借鉴李扬和殷剑锋（2005）、沈坤荣和余吉祥（2011）、侯燕飞和陈仲常（2016）等学者针对就业转移的相关研究，选择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与人口数之比的年增长值来衡量工业劳动力省际迁徙。工业劳动力省际迁徙指标数值为正则表示劳动力省际流入，工业劳动力省际迁徙指标数值为负则表示劳动力省际流出，工业劳动力省际迁徙指标数值由负转正则表示劳动力省际回流。

以2000–2015年为研究期来看，工业劳动力流向可显著分为四类。第一类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指标数值持续为正，表现出显著的劳动力流入特征，这也与我国现阶段人口普遍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迁徙形势一致。第二类北京、天津、上海与第三类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指标数值显著为负，均表现出显著的劳动力流出特征。但第二类京津沪地区为低端工业产业外迁带动的劳动力流出，第三类东北与部分中西部地区是在工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难以抑制地持续迁出，因此，本文将京津沪视为低端工业产业外迁地区，将东北、部分中西部地区视为劳动力流出地区。第四类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宁夏工业劳动力2000–2002年流出、2003–2015年流入，表现为显著的劳动力回流特征。进一步结合劳动流出、回流省份的劳动要素存量均值^⑦（见图5）可以发现，由于人口红利存续，劳动力流出并未直接降低劳动要素供给，流出区域与回流区域的流出阶段均表现出劳动要素存量缓慢增加的特殊现象。但伴随着2013年后人口红利（蔡昉，2010、2011）的关闭，流出省份的劳动要素供给迅速下滑；而2003年后的工业劳动力显著回流加速了劳动要素的积累，避免了因迁出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不足而陷入困境。

因此，基于工业相对从业人数年增长值的劳动力迁徙刻画不仅准确、连续，剔除了人口增长对劳动力存量的带动，与基于微观数据的迁徙特征（王子成和赵忠，2013；樊士德，2014；彭国华，2015）基本一致，可以在研究期内有效衡量劳动力迁徙的规模与状态；而且更与宏观产业数据有效匹配，有助于进一步在劳动力回流框架下分别基于劳动力流出省份与回流省份揭示劳动、资本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化机制。

(二) 工业劳动力回流机制研究

借鉴可以有效反应工资差距与迁徙规模作用关系的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的基本设定，本文将工资差距视为推动劳动力回流、改变省际要素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但托达罗模型设定与本文劳动力回流研究不完全相符。其一，以工业劳动力的当期回流为研究对象，工资收入不存在贴现；其二，工资差距 $\Delta W$ 对劳动力回流 $M$ 应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即回流地区与劳动力流入地区工资差距高于临界值 $q$ 后，工业劳动者自发地改变其流动方向，选择回流；其三，地区经济增速与就业水平、社会福利状况正相关，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劳动力流动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回流应是地区经济增速差距 $\Delta R$ 的函数；其四，迁徙成本不应为常数，应是地区生活成本的函数，迁徙成本与生活成本对劳动力回流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本文将生活成本 $CL$ 视为迁徙成本的代理变量引入理论模型；其五，实证检验基于工业数据，应同时增加工业产业占比 $IS$ 变量，揭示控制工业产业结构后的劳动力回流机制。因此，基于如上分析，工业劳动力回流基本理论模型应为：

$M = f\left[ {\Delta W < q,\Delta W {\text{≥}} q,\Delta R,CL,IS} \right]$

(9)

基于统计年鉴，本文以2000–2015年为研究期间，以表现为流出、回流特征的23^⑧个省份的劳动力迁徙为研究对象，以具有普适性、与区域宏观经济数据相匹配的工业相对从业人数年增长值衡量工业劳动力省际回流 $M$ ，以分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衡量区域生活成本 $CL$ ，以地区工业增加值与地区 $GDP$ 之比衡量工业产业结构 $IS$ 。因数据限制，选择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近似替代工业人均工资，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位数工资衡量流入地区工资，进而得到23个省份与流入地区工资差距 $\Delta W$ 。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位数 $GDP$ 指数衡量流入地区经济状态，以23个省份 $GDP$ 指数分别与流入地区 $GDP$ 指数做差求得地区经济增速差距 $\Delta R$ 。

本文基于门限回归命令，对回流与流出区域2000–2015年368项样本数据进行1 000次重复抽样检验（拔靴法）发现，双重门限模型显著性较高（见表1），因此选择以双重门限模型揭示工资差距等因素作用下的劳动力回流机制问题。根据回归结果，双重门限值分别为–0.312、–1.077，置信区间分别为[–0.369，–0.187]、[–1.123，–0.942]（见表2）。

根据工资差距的门限估计值，得到了整理后的工业劳动力回流基本模型：

$M = \delta + {\beta _1}D{V_1}\Delta W + {\beta _2}\Delta W + {\beta _3}D{V_2}\Delta W + {\beta _4}\Delta R + {\beta _5}CL + {\beta _6}IS$

(10)

$D{V_1} = \left\{ {\begin{array}{*{20}{c}}1,& {\Delta W {\text{≥}} - 0.312}\\0,& {\quad \quad \;\quad \;\;{\text{其他}}}\end{array}} \right. ，\quad\;D{V_2} = \left\{ {\begin{array}{*{20}{c}}1,& {\Delta W {\text{≤}} - 1.077}\\0,& {\quad \quad \;\;\;\quad {\text{其他}}}\end{array}} \right.$

其中， $\delta $ 为常数项， $D{V_1}$ 、 $D{V_2} $ 为不同工资差距对劳动力回流选择门限效应的虚拟变量， ${\beta _1}$ 、 $ {\beta _2}$ 、 $ {\beta _3}$ 为不同工资差距所对应的回归系数， ${\beta _4}$ 为经济增速差距回归系数， ${\beta _5}$ 为生活成本回归系数， ${\beta _6}$ 为产业结构回归系数。

实证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工资差距低于门限值–0.312万元时，工资差距对劳动力回流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工资差距提高不会促进劳动力回流。工资差距高于门限值–0.312万元时，工资差距对劳动力迁徙的乘数为0.000 04，工资差距的加大显著促进了工业劳动力省际回流。控制变量区域经济差距、生活成本、产业结构对劳动力回流也存在显著影响，回流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速加快都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回流，生活成本上升则显著抑制了劳动力回流。

实证结果意味着区域间工资差距等因素改变了劳动者的流动选择。当低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差距跨越临界值3 120元后，劳动者会自发地选择流入低收入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回流特征。同时由于省际工资差距持续存在并且显著拉大，劳动力回流是自发的和难以抑制的。但也须注意，工资差距对劳动力回流的促进作用相对较低，劳动力回流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要素流失，劳动力回流规模仍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三) 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资本回报率演化机制研究

基于前文分析，劳动力回流可以显著扭转因劳动力流出导致的资本回报率下滑趋势。为验证这一预期，本文首先以可比性处理后的工业企业利润衡量工业利润 $R$ ，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数衡量劳动要素投入 $L$ ，以可比性处理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净值衡量资本要素投入^⑨ $K$ ，以产出与资本之比衡量资本回报率 $roc$ 。由于2003年、2013年分别为回流与人口红利关闭的关键节点，在实证检验中本文分别以2003年、2013年为分界点，以劳动力迁徙改变的省际劳动要素存量对资本回报率演化机制进行分时段与分区域的检验。

由于人口红利存续，劳动力流出并未直接降低劳动要素供给，流出省份资本回报率保持较为稳定的上涨趋势，资本回报率的劳动要素弹性为1.07（见表4）。伴随着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劳动要素供给的显著降低抑制了资本回报率上涨，并于研究期末导致资本回报率下滑。

因人口红利存续，2000–2002年的劳动要素供给并未显著减少，而是保持较为稳定的上涨趋势，在实证检验中劳动力回流是否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仍需要探讨。首先，本文将2000–2002年、2003–2013年时段的劳动力回流对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分别回归，不同时段的资本回报率的劳动要素弹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分别为1.07与1.23（见表4）。这意味着劳动力回流的流出与流入阶段存在显著的时段特征，在进一步的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研究中仍需考虑劳动力回流的阶段性问题。

许召元和李善同（2008、2009）基于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虽然证明了“资本追逐劳动”现象的存在，但是缺乏基于现实数据的实证检验。而基于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流出与回流的实证结果则显著证实了这一经济学现象。资本回报率省际分化的演化规律意味着劳动力流出导致的资本回报率下滑必将造成资本要素由流出省份流失，而工业劳动力回流不仅带动了劳动要素流入，也相对于流出区域显著加速了资本要素的积累，最终扭转了资本和劳动要素双流失的困境。

四、劳动力回流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实证研究 (一) 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度量

基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划分，本文测算了回流区域与流出区域的工业企业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如图6、图7所示。流出区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数值基本低于劳动力回流区域，其产业与就业的匹配程度更为合理。但在流出区域劳动要素供给减少阶段，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迅速上涨，而在回流区域的劳动要素回流阶段，由于劳动要素存量显著增加，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呈现出显著下滑的趋势。省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也呈现出显著的时段与区域特征（见图8、图9），相对于回流区域持续的产业结构改善与生产效率提升，流出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增速放缓。

(二) 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产业结构演化趋势研究

在数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流出和劳动力回流对产业结构偏离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作用机制。为保证研究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进行，本文在产业结构实证检验中选择相同的解释变量，分别为劳动要素存量、资本劳动比与国有企业占比；以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SH$ 与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 $SD$ 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企业从业人数衡量劳动要素投入 $L$ ，以可比性处理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净值衡量资本要素投入 $K$ ，以可比性处理后的工业企业产值衡量工业产出^⑩ $Y$ ，以资本与劳动之比衡量资本劳动比 $k$ （ $k = {K / L}$ ），以国有企业占总产出之比衡量国有企业占比 $State - owned\;Y\;ratio$ 。

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实证结果显著证实了本文的理论预期（见表6），过高的国有企业占比不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劳动力迁出与回流改变的劳动要素存量，的确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显著的时段特征。由于人口红利存续，劳动力流出并未直接降低流出区域的劳动要素供给，劳动要素存量的稳定增长显著提升了以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划分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的半弹性为18.50。随着2013年后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劳动力流出导致的要素供给减少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的半弹性为19.88。与此同时，劳动力回流所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显著扭转了产业结构恶化的困境。虽然同样国有企业占比过高不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但劳动力回流促进的劳动要素积累，则显著提升了回流省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高度化指数的半弹性为33.86。但也须注意，劳动力回流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回流省份的劳动要素供给的相对不足，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劳动要素半弹性显著低于劳动力回流省份的流出阶段。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的实证结果与本文预期一致，但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省际分化特征（见表7）。控制了国有企业产出占比与厂商的资本、劳动要素配置后，由于人口红利的存续，劳动要素供给增加均显著优化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匹配程度，流出区域产业结构偏离度半弹性为–0.39，劳动力回流省份的流出阶段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半弹性为–0.19。伴随着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关闭，劳动要素供给减少的新现象显著加速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产业结构偏离度半弹性为–0.38；而劳动力回流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则有效避免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化，产业结构偏离度半弹性为–0.21。

如果不控制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出份额的变动，分别以流出区域、回流区域国有企业产出份额的门限回归（见表8）来看，国有企业产出份额对产业结构偏离存在着与理论预期相符的作用机制。当流出省份国有企业产出份额较低时，国有份额提升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其作用参数分别为1.00与0.20。而当流出省份国有企业产出份额跨越门限值0.619后，国有企业份额提升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其作用参数为–0.01。回流区域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出份额的演化机制与此类似，国有产出份额高于门限值0.447后，产出份额提升降低了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而如果有效控制了产业份额的变动，就可以得到如表7的回归结果。

综上所述，基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划分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失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降低，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而劳动力回流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显著扭转了产业结构恶化的现状，劳动要素存量增多显著提升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水平，避免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最终促进了回流区域国有产业与非国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导致了省际产业结构的分化。

但为什么会呈现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指数显著优于其他地区的特殊现象呢？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知，劳动力流出省份较高的国有企业产出占比，导致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析框架下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较小；而回流省份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产出占比，导致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较高。一旦控制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出份额的变动，就可以发现，劳动力流出与劳动力回流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匹配关系存在完全相反的作用机制。劳动力流出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加速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而劳动力回流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对产业、就业结构偏离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作用，有效避免了二者偏离后的负面效应。产业结构偏离指数的描述性统计最终也佐证了本文的观点，在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的2013年后，劳动力流出与劳动力回流改变的要素配置，导致了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演化趋势，劳动力流出省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迅速偏离，劳动力回流省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显著缩小并迅速趋近于0。

五、结论与启示

在劳动力回流与产业结构演化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0–2015年31个省份工业数据，基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划分，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分区域与分时段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劳动力回流、要素投入与配置视角对产业结构省际演化机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探讨，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本文基于变形后的托达罗模型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刻画了劳动力迁徙框架下流出省份与回流省份的劳动、资本要素投入特征与以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划分的产业结构演化规律。数理分析表明，工资差距等因素驱动下的劳动力回流显著提升了回流省份的劳动要素存量。差异化的劳动要素投入导致资本回报率显著分化，并进一步导致资本要素更倾向于流至劳动力回流省份。与此同时，基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业划分，区域异质性的劳动、资本要素投入与配置直接导致了作为劳动生产率产业加权指数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分化。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全行业与非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劳动更倾向于由非国有企业流出而流入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存在显著的就业壁垒且吸纳就业能力有限，省际劳动力迁徙主要表现为由非国有企业流出而流入非国有企业。因此，劳动力的迁徙过程减少了流出区域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要素供给，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产出总量、产出份额与劳动生产率，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进而造成产业结构发展的负面效应；而劳动力回流带动的劳动要素供给增多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层面，回流过程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减少了国有企业产出份额，进一步矫正了国有、非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扭曲，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劳动力省际流出与回流导致了省际异质性的劳动、资本要素配置。由于人口红利存续，2000–2013年间，劳动力迁出并未直接降低劳动要素供给，而在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的2013年后，劳动力流出省份才呈现出劳动要素供给减少的新现象。当高收入地区与低收入地区差距大致低于3 120元时，劳动者将不再选择流出，而是会自发地选择流入低收入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回流特征。基于流出省份与回流省份的固定效应回归发现，劳动力流出导致的资本回报率下滑造成了资本要素由流出省份流失，而工业劳动力回流不仅带动了劳动要素流入，也相对于流出区域显著加速了资本要素的积累，最终扭转了资本、劳动要素双流失的困境，促进了资本、劳动要素的积累与集聚。

第三，劳动力流出与回流导致了产业结构特征的省际分化。作为劳动生产率产业加权指数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演化规律，是劳动力流出与回流改变的劳动要素投入与配置的直接结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程度的省际分化则是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划分后的劳动力流出与回流的间接结果。劳动力流失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降低，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而劳动力回流、劳动要素存量增多则显著提升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水平，避免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最终促进了回流区域国有产业与非国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资本回报率与产业结构省际分化规律不仅在数理与实证角度解释了“资本追逐劳动”现象，更对劳动力流出地区、回流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全新解释。省际工资水平的长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导致了劳动要素自发且难以抑制的由东北等地流出，加速了资本回报率下滑，不仅导致东北等地陷入资本、劳动要素双流失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急剧下滑的经济困境，同时也因非国有企业份额较低，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但是，劳动力回流不仅可以通过劳动要素的积累加速要素回流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上涨，还通过吸纳劳动要素回流至非国有企业，有效纠正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最终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因此，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研究，可以为掌握现阶段经济增长规律、揭示东北等劳动力流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困境的根源提出有针对性的“东北药方”，以及最终避免人口流失与生产效率、经济分化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劳动力大规模持续迁出的东北等地区，非国有企业呈现出劳动、资本要素双流失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特征，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匹配反而较优。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小、活力低的弊端拖累了东北经济发展，具有较大体量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则已成为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鉴于劳动力可以有效回流至非国有企业，进而加速要素积累与产业升级，本文认为，“东北药方”的核心是，在大力扶持和培育非国有经济的同时，必须保持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不仅需要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更需要促进劳动力有效回流。如果可以促进劳动要素有效、有序回流，不仅可以减缓或者避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供给绝对与相对不足，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水平，更可以有效纠正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劳动生产效率的有效反应，生产率提升可以进一步促进工资水平上涨，最终形成工资上涨、劳动要素供给增多、产业结构优化、工资继续上涨的经济良性循环。

① 张军扩：东北问题是全国问题的缩影，http://business.sohu.com/20151018/n423522079.shtml。

② 参见“东北经济困难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6-08/9340054.html。

③ 宋晓梧、田国强、聂辉华：为东北经济“把脉开方”，http://www.sohu.com/a/190379662_508683。

④ 产业结构变动特征研究普遍基于产业结构偏离度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类指标。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旨在衡量产业比例加权后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可以有效度量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较高的产业部门跨越的转移程度。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的数值越高，产业结构效率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产业结构偏离度旨在衡量产业增加值与就业的相对比重变动，偏离度指数越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⑤ 鉴于数据的连续性与可获得性，本文以工业数据刻画国有、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与劳动供给变动。

⑥ 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工业企业产值衡量产出，以工业企业从业人数衡量劳动要素投入，以产出与劳动之比衡量劳动生产率，数据源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下同。

⑦ 数据源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工业从业人数。

⑧ 京津沪地区由于政治金融文化中心定位，主动外迁低端工业产业，出现工业劳动力流出的特殊情况，因此，在本文实证研究中对京津沪地区予以剔除。

⑨ 借鉴李何（2006）以价格指数平减新增固定资产净值，以剔除折旧的固定资产处理方式，得到平减与折旧处理后的资本要素投入。

⑩ 由于2012年后产值统计数据缺失，本文以上年存货与当年存货处理后的销售产值衡量工业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