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这是1981年以来有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首次改变，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深刻揭示了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点、新内涵和新变化。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面对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从理论上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这一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深化对现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明晰新时代“新矛盾——新问题——新任务”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找准现阶段和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工作的着力点，探寻化解矛盾的现实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共同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在影响社会发展的众多矛盾中，主要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围绕着主要矛盾来确定工作的中心和重点。社会主要矛盾是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对它的认识和判断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此外，社会主要矛盾会随着国际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发生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极其曲折的转变过程。如今，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起点，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逻辑脉络，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探寻化解矛盾的现实路径显得尤为必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仍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以巩固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1952年底，随着人民政权的基本巩固和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居于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占有很大比重。经济政治形势的转变促使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明了从中国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途径和步骤，其实质是要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

1956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因此，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如今看来，这是符合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但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阶级矛盾和道路斗争被认为依然是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认识被不断发展并被系统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很快取代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决策。后来的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认识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和人民的要求，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影响了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和策略的制定和贯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党和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也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对其进行了新的判断和概括，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基本延续了八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但相比八大的表述更加准确和规范，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作为了主要矛盾统辖的时间起点，时段上涵盖了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论断契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破除了阻碍发展的思想和体制禁锢，为改革开放初期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加速恢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方面发展迅速。经济总量目前稳居世界第二，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居世界前列，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新的时代动力。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和特征发生的深刻转变，也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陈代谢”，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逐步得到化解并退居次要地位，新的更突出的矛盾开始显现并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在对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征进行深刻研判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的“7.26”讲话中提出，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①，这为制定党和国家下一步的重大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战略判断为新时代我国谋划和推动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不以人的主观选择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在具体实践中要求把握好矛盾转化的临界点，准确、及时地对主要矛盾作出判断，既不能超前或者滞后，也不能脱离实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渐进式的历史过程，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个文明建设”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中央对主要矛盾转化的认识是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当下社会主要矛盾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大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变化彰显了我们党能与时俱进，不断顺应时代的变化，善于抓住并把握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品格。

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在事物运动发展的现实过程中，矛盾的同一性或斗争性都无法孤立地存在和发挥作用，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方能成为事物发展的动力。十九大报告作出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已基本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取而代之成为当下更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在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之后，不再满足于一般数量意义上的物质文化，而是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在政治、社会、生态建设方面也有了更高的期望。整体而言，在范围上更加广泛，层次上日趋升级。

在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对矛盾当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矛盾的解决起决定作用，也是当前我们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则是我们当前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内在动力。这对矛盾的同一性体现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两者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当中，将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矛盾的斗争性体现为在矛盾的量变过程中，也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对更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过程中，两者相互对立，相互制约，且在矛盾的发展和展开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矛盾对立面的差异由隐性变为显性，解决矛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由此产生，这为推动事物的质变和飞跃进行了量的准备。在认识层面上，这一规律要求我们在矛盾的对立中把握其同一性，在矛盾的同一中把握其对立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矛盾的运动规律，推动矛盾的解决。在具体实践中，要求我们把握矛盾内涵的可变性特征，一方面要通过不断推动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人民的需要是动态变化的，对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的期望值会随着经济、社会等的不断发展进步而“水涨船高”。因此，我们要着力推动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方位合力发展来推动“不平衡不充分”转向“更平衡更充分”，逐渐化解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桎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指明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的同时，十九大报告还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并未改变，这要求我们要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对最大国情的认识有机统一起来，把握好矛盾的“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把握主要矛盾变化的同时，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立足当前国情和实际，根据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美好生活”这一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它指的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美好生活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它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从纵向历时性的维度来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趋于高质量和高层级；从横向共时性的维度来看，不同的社会主体对于美好生活也有着内容各异的理解和阐释。

需要和生产是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范畴，马克思把人类的需要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和生产的历史发展中去进行考察，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从生产生存资料到生产享受资料再到生产发展资料，依次对应满足的是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这三个阶段是不断进步和提高的过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①，认为人类的本性表现为一系列不同层次的需求，同时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层次呈现出复杂性。他将人类的多种需要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其中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属于低层次需要。后来马斯洛又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扩展和阐释，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之前增加了求知需要和美的需要。他认为上述七类需要呈现为一个金字塔状的层级结构，从低级的生理性需要向高级的社会性需要发展。马斯洛将自我实现的需要视为最高层次的需要，认为这一需要极少能够得到满足，这一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

①[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变化巨大，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的需要也呈现出多样化多层级共存的特点和态势。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质需求是人的第一需求，只有在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才能向精神、文化、社会、尊重等高层次需求发展。在主要矛盾的表述中，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中也可窥见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

马斯洛认为，人的不同层级的需要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整体系统，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但次序并不固定。整体而言，它是从低层级到高层级、从外在满足到内在满足的转化。人的行为主要受尚未满足的需要驱使，驱动着主体不断地追求高层次的需要。但高层次的需要得到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并不会消失，只是对行为的推动作用和影响程度会大大降低。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和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当时人民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基本的温饱需要和安全需要，这二者同属于低层次的生存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国际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人民脱离了缺衣少食的贫困状态，在基础性的生存需要解决之后，人民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需要的满足，需求也出现了多样化的态势。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成为当时党和政府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现实课题。对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均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小康，这表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在较高的程度上得到了满足。随着社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人民进而开始追求更高的物质文化需要，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揭示了人的需求变化的一般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分析，整体上也同我国的发展实际相吻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起点标志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在新的历史阶段，人民的需要也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前的新特点。现阶段人民的需要整体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和多层级交叉共存的态势。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开始同时追求不同层次需要的满足，呈现出多层级需要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同一层次的需要中，不同的社会成员所追求的具体目标也日益多样化。因此，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总量来满足不同消费者不同层级的需求，成为了新时代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又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开篇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十九大报告中十四次提及美好生活这一概念，这是对人民需求的关切和回应，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人们所憧憬的“美好生活”的内涵也不断趋于丰富，正在由基础性的物质需要向政治、文化等精神需要、社会需要拓展。综合来看，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应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生存需要得到更高质量的满足。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文明达到较高水平，经济发展的成果能最大程度地为人民共享。社会生产能满足人民的多层级消费需要，分配领域更加公正，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扩大，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获得感显著增强。除基本的温饱之外，人民能够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生存需要进一步得到保障和满足。安全方面，保持社会运行和谐稳定，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当前比较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基本解决，社会公众和个体的安全感和幸福指数明显提升。

第二，社会需要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人民生活得更有质量、更有尊严。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和价值取向，和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民主法制建设程度、社会保障和社会财富分配水平等方面息息相关。从物质层面上看，表现为人民对于教育、医疗、收入、居住条件、就业和生态环境等关系切身利益的需求能进一步得到满足，生活上更有质量。从政治和精神层面上看，体现在政治文明进一步得到发展，人民能平等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尺度和制度规范得到维护和推进，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第三，尊重的需要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尊重包括内部尊重（自尊）和外部尊重（他尊）两个方面，属于精神层面更高层次的需要。在外部尊重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内部尊重上，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营造和提供和谐的外部环境和积极的氛围，促进人和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提升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尊感。具体而言，主要是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权利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的满足。

第四，求知的需要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教育是求知的主渠道，教育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我们应当努力的目标。总体上看，当前我国教育在规模和普及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基本上满足了人民大众“有学上”的需要，正在朝着“上好学”的目标迈进。更好的教育意味着要优化当前的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推进教育资源的供给侧改革，提升教育质量；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孩子的全面健康发展；推进教育公平，缩小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只有创造了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求知需要，培养更高质量的人才，更好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此外，还要着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办好继续教育，建设学习大国和学习型社会，使国民素质得到大力提升。

第五，美的需要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人都有审美的需要，会通过各种方式促使丑向美转化。新时代人民群众最切身的美的需要就是对优美的生态环境的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人民实现更美好生活的强烈诉求，也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增长点。绿色发展理念下要将保护环境纳入我们的生活，大力改善环境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只有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才能基本达成，只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民的美好生活才能真正实现。

第六，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这是指个人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是最高层次的需要，被视为人格发展的理想境界，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马克思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人类解放的最高价值追求，而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把握好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内在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我实现的社会目标，人的自我实现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此外，人的发展还包括人的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潜能，这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互相促进，互为因果。

以上六个方面构成了新时代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内容，从其理论依据上看，这六个方面在层次结构和内在关联上基本与马斯洛对于人的需要的层级结构分析相吻合，也和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相统一。从其实现逻辑上看，其与党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一致，也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方向相协调。这要求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全方位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全局，从其内涵上分析，这一矛盾是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与当前的有效供给不能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要矛盾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反映了我国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进步，也反映了当前发展面临的内在要求和阶段性目标。在这一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与现实特征，也是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关键。当前，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对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的形成原因和现实表现有正确认识，才能在此基础上科学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从中找到化解矛盾的关键与抓手。

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匹配、不和谐的关系。不平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广泛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我国发展不平衡是自然环境、历史、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由此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所秉承的发展理念也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发生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过去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几近停滞的状态，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都处于低水平，人民生活普遍比较贫困。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并强调发展的关键是发展经济，而且强调快速发展，因此发展的速度和数量成为当时经济增长的首要目标。在共同富裕问题上，他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的人和地区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但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非均衡发展的弊端也逐步显现，由于一些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把经济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在推动经济增长时又往往片面追求数量、速度而忽视质量、效益，使得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突出表现在：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矛盾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差距扩大，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导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结构内部的比例关系失调，人民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等，这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为此，党中央紧紧抓住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出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①，同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来应对生产关系领域出现的公平问题。2014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客观准确地看到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种“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由此作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阐释了新常态的特征和带来的趋势性变化，强调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将共享发展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归宿，强调通过共享发展来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也表明中国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科学发展观”，进而到现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的转变是对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伴生的不平衡不协调等突出问题的调适性回应，彰显了党对我国国情的理性把握和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我们要遵循的科学方法论。

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区域、城乡、结构和分配上的不平衡。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已有了相当的积累，但在区域、城乡、分配上的不平衡问题突出，发展的结构上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区域上的不平衡体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地区间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拥有财富的水平等指标上差距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体现为城乡居民在收入、教育、医疗、消费、就业和政府公共投入上差距较大。此外，在同一区域和城乡内部的发展上也存在不平衡，尤其是教育、文化、基础建设等在城乡间、区域间的覆盖上不平衡的现象突出。结构上的不平衡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个方面的建设还不够协调，其中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成就斐然，文化、政治、社会三方面的建设正在逐步推进，但和经济发展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更是亟须补齐的短板。此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个方面在内部发展结构上也存在不平衡，“二八定律”现象普遍存在。分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不平衡，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一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分配是民生之源，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需要构建公平公正的分配格局。目前在这一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地区、行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主要体现为发展速度不平衡导致的收入格局失衡，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较之城市和发达地区相距甚远；地区之间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特大城市的收入较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收入较低等。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充分”常用来形容程度或者限度，表示足够、不缺乏，“不充分”则表明不足、不能满足需要。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充分”主要体现为发展质量和发展总量上的不充分。这里的“不充分”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当前在发展的规模和总量上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物质基础上有了相当的积累，经济增长基数增大了；二是发展的总量和质量还不够充分。表现在发展的总量和位居首位的美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更大；发展所能提供的供给量还不充足，不能满足当前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规模体量增大的同时，发展的质量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3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是经济发展实现了大跨越，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较之1978年增加约200倍，年均经济增速达到9%以上，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8%提高到14.84%，稳居世界第二位。二是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趋于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区域协调性不断增强。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6年的57.35%。三是供给能力大提高，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升到世界前列，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商品和服务实现了由短缺到丰富的巨大转变。四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发展，能源生产结构不断优化，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发展迅猛，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显著改善。五是对外经济大飞跃，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六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改善，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8 62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20年将实现全面小康。七是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大进步，教育、科技、公共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由相对滞后开始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转变。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质量提升成为发展的难点和焦点。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受经济总量基数增大、国家调控、生产要素状况改变、产业结构变化和环境约束力加剧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面临多重困难和挑战。国际方面，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新兴经济体下行压力加大；国内方面，当前短期面临的“四降一升”是“三期叠加”导致的突出问题，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发展质量不高或者要素生产效率不高导致的。同样，我国中长期发展面临的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也与当前的发展质量不高是分不开的。这要求我们转变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当前发展的“不充分”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方方面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上“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等红利收窄，经济增速渐趋下行；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振；对外开放水平还不够高；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国民素质和社会的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艰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新情况和新挑战；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以上问题都和发展的“不充分”密切相关，需要通过提高发展质量以及进一步提升发展总量来解决。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很多方面是交织叠加在一起的，不平衡着重体现在发展的总体结构上，不充分更多体现在发展的“质量”和“总量”上，其中“不平衡”的表述在前，表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为突出和关键，只有解决好不平衡的问题，才能实现更充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生产力的发展，要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但同时要更加注重全面和协调发展，通过各方面的系统发展形成合力来推动矛盾的解决。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需求的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发展被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在改革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与新矛盾，最终要靠深化改革和继续发展来解决。要化解当前的主要矛盾，我们应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从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大力提升发展和供给的质量和效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发展中科学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内涵和动态特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级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当前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各方面全面发展进步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愈发突出，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走全靠要素驱动的老路已难以为继，因此首先必须转变发展理念。要抓住“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主要矛盾的关键，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靠厚植发展优势来破解当前的发展难题。

第一，坚持创新发展，将其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核心位置。要不断推进各方面的创新，破解创新不足这一制约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要着力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构建产业新体系，推动“中国制造2025”，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加大定向调控力度；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和提高政府效能并举，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第二，坚持协调发展，将其贯穿于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好发展中的重大关系，着力实现整体、系统和辩证发展，推动平衡发展结构的形成；要重点促进区域和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协调融合发展，促进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步提升，增强我国发展的整体性和增长韧性，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第三，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促进我国的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向创新和绿色并重的新模式转变；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和文明发展；推进绿色惠民，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打造绿色生命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四，坚持开放发展，培育发展新优势。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合作；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用高水平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使创新发展获得新的动能；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制度和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树立我国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好形象。

第五，坚持共享发展，建设公正社会。要把共享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共同富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重点解决发展中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使人民收入和经济发展能够等比例增长，同时也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强人民福祉；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消除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形成健康的“橄榄型”社会格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推进共同富裕目标逐步实现。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更为广泛和复杂，不只是物质文化方面的基础性需要，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全方位多层级的需要。这要求我们认清和适应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坚持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逐步缓解并最终化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夯实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基础。一是继续推动供给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实现我国经济由“增长优势”到“发展优势”的转化。二是要加大鼓励和扶持创新的力度，建立完善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好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进城镇化建设，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五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市场化改革，创新资源配置方式，要重视消费和投资的重要性。六是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和依托，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个体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机会环境。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要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三是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从制度上保障人民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四是要全面坚持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同时加大普法力度。五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六是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要坚定文化自信，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一是要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二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三是要契合人民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四是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传统文化保护和中国文化通识教育。五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输出，扩大和提高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第四，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致力于民生改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一是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二是要提高就业质量，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三是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完善分配制度，坚持居民收入和经济等比例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四是要完善医疗体系，完善人民医保政策，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医疗负担，避免因病致贫，实现医疗资源均等化。五是要继续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引入公众和社会力量，实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战略，提高人民安全感。六是要加大住房保障，加强对非市场力量房价波动的控制，避免恶性炒房，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多层次人民住房需求。

第五，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一是加大宣传和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使其更加深入人心。二是发展绿色金融，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绿色产业。三是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四是要加强生态保护，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对违规、违法企业或个人进行严惩。五是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使其成为每个人的“标配”和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