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博弈论专家的行为实验何以印证主流经济学——实验条件的控制与实验结果的差异性》一文指出，实验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并已经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和理论推断构成了重大挑战；不过，依然有一些行为实验结果似乎恰恰印证了“经济人”的行为逻辑，这也成为很多经济学人极力维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依据。那么，相类似的博弈实验为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呢？这就涉及行为实验的控制条件，实验条件的设置不同往往会导向不同的实验结果。很大程度上，博弈论专家所得出的实验结果之所以会印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相关理论，也正是由于它们构建了类似“经济人”的双盲设置。同时，博弈论专家之所以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并热衷于双盲试验，则主要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对象有关，他们偏好于检测受试者在给定博弈情境下的行为逻辑，甚至对干扰实验结果的影响因素感到不安。问题是，这种实验条件设置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情形相差巨大。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实验来探索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为机理，就需要且可以改变实验条件，如博弈的矩阵类型、环境结构、受试者特性以及动态特性等，从而使得实验的博弈情境尽可能地接近现实环境，这是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①

① 朱富强：《博弈论专家的行为实验何以印证主流经济学?——实验条件的控制与实验结果的差异性》，《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然而，杜宁华先生对此提出了商榷，并把它视为对实验设计方法的误读。其理由是，实验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有别于现实：与现实环境相比，实验环境的优势是对无关因素的“控制”，从而保证研究结论的内部有效性；只有在内部有效性得到验证之后，再通过其他实证手段逐步验证市场机制的外部有效性。从理论到实验室实验，再到实地实验，最后进行社会推广并通过“事前事后分析”等观察性实证方法，最终评价市场设计的效果，是市场设计的理想实践路径。进而，杜宁华还认为，对经济实验中“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分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将“双盲”实验视为对主流经济学的“迎合”更是对实验设计方法的误读。^②果真如此吗？杜宁华认为，“双盲”实验有助于使实验结果更接近理论预测。问题在于，以一个理论置于它所依赖的情境下来检验，这是一种自我检验吗？

② 杜宁华：《经济学实验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与朱富强先生商榷》，《学术月刊》2017年第8期。

很大程度上，要认识杜宁华的文章与笔者在对实验经济学性质和要求上的理解差异，就涉及一系列哲学思维上的深层理解，诸如包括：经济学究竟要研究什么？如何评估经济学科的合理性？如何促进经济学的理论进步？经济学的内部有效性与自然科学存在何种差异？实验经济如何体现实质性的内部有效性？等等。为了更好地认识经济实验的要求和发展，本文基于思辨逻辑对上述诸问题作一逐层剖析；尤其是，作为对杜宁华批判的回应，本文集中对如何理解实验经济学中的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以及“双盲”实验所构建的有效性为何恰恰“迎合”主流经济学的要求作一解析。在写作过程中，本文首先就经济学中“主流”与“非主流”之争及其促进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作一界定和阐述，进而由此来引入对现代经济学以及经济实验的科学性分析；尤其是，通过集中考察和辨析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和外部有效，来探讨如何通过优化实验来促进经济理论进步。

二、如何看待经济学中的主流和非主流之分

杜宁华先生对《博弈论专家的行为实验何以印证主流经济学》一文对实验经济学中主流和非主流的界分提出了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强分”的做法，而“无法概括实验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但实际上，在当今社会科学，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主流”和“非主流”之分。所谓“主流”，也就是大多数人使用的分析范式和理论原理，体现出加尔布雷斯意义上的传统智慧；相应地，在经济实验中，“主流”也就体现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院校教师在做行为实验时所采取的基本方式和典型程序。按照库恩的说法，任何时代的科学研究都在一种常规范式下进行，这种常规范式也就是流行而通用的范例；进而，正是由于使用了共同的范式，大量的学者就聚集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团体，这也就是科学共同体。这意味着，任何时代出现的一种常规做法就构成了主流范式，这在现代经济学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同时，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往往具有累积性和连续性，而正统的科学范式却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因而科学范式的转换往往就呈现出跳跃性和革命性的特点。一般地，当科学范式出现转换前后，科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和基本框架都会发生实质性变动。例如，古典经济学集中研究的是组织，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以及制度改进之类的宏观问题，并采取平均主义和权力结构的分析方法；但是，边际革命将研究对象导向了个人，集中关注交换和消费等市场经济行为，并采取边际主义和原子主义的分析方法。^①那么，如何从科学进步的连续性通达科学范式的跳跃性呢？实际上，这就体现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量变本身就意味着其他分析范式的存在，这些分析范式相对于占支配地位的科学范式就属于非主流。进而，正是这些少数学者对日益滞后于现实的通行分析框架和科学范式进行反思、批判和否定，最终就实现对主流常规范式的取代，从而促成科学范式的革命和转换。这也就意味着，主流和非主流学术往往并存和互动，这在经济学说史中也看得非常清楚。

① 朱富强：《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由此，我们可以给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下一个通俗性定义：通常是指为一群具有极高声望的经济学家所使用并进入顶级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那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思维。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经济学泰斗和顶级大学的巨大学术影响力，他们所运用的分析思维、研究范式以及相关理论原理就为其他经济学人或次级大学所接受和仿效，由此形成了学术界的多数；进而，这种多数不仅体现在研究者人数和刊物上，而且也体现在受到资助的资金额和被授予的奖项数上。基于这一通俗定义可以确定，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了现代经济学中的主流范式，因为它的研究思维和理论原理在现代经济学教材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并在更高级的著作中被扩展和细化，进而这种细化和扩展的论文还构成了所谓的“前沿”研究。此外，新古典经济学教材对经济学人的学术影响，不仅来自那些基本理论和原理，更在于教材中所列的那些练习题，学子们往往需要使用相同的逻辑和技巧来解答貌似不同的问题，从而在问题的解答中学会运用“正确”的相似性来从事研究，而在找到这种相似性和类比性后就只剩下演算的困难。

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和原理也深深地影响了数理专业出身并在经济学院系（或者相近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任教的实验经济学家，他们不仅自觉地接受流行的基本思维和分析范式，而且也在教学中向学生传授这种思维和范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和认识还深深地影响了新一代从事行为实验的经济学人，相关论文也大量发表在经济学专业刊物上，从而也就构成了当前经济实验中的主流取向。与此不同，那些从事行为实验研究的心理学家大多没有接受过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训练，甚至大多也不在经济学院系任教，这一方面有助于摆脱主流范式的束缚，另一方面则对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影响甚微，从而也就构成了当前经济实验中的非主流取向。例如，行为经济学家如卡尼曼（D.Kahneman）、特沃斯基（A.Tversky）、亨里希（J.Henrich）、拉克林（H.Rachlin）、斯洛维克（P.Slovic）等人都出身于心理学，也都不是经济学教授，而是心理学教授或者公共事务教授，从而受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影响不大；实验经济学家如弗农•史密斯（V.Smith）、查尔斯•普洛特（C.Plott）、阿尔文•罗思（A.Roth）、泽尔腾（R.Selten）、宾默尔（K.Binmore）、西勒弗（A.Shleifer）、马修•拉宾（M.Rabin）等人都是数理专业出身，也都是经济学教授，不仅接受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经济学子的实验取向。

就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Thaler）而言，尽管也是经济学教授，却是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出身，并致力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从而长期不为经济学界所接纳。实际上，塞勒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一位经济学博士生时就基于对周边日常现象的观察而怀疑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结果却被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一流大学中视作异类，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对他那种没有数学的文章漠然视之，同在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米勒（M.Miller）甚至拒绝和他交谈，他的研究生论文导师舍温•罗森（S.Rosen）甚至说对其研究已经不抱期望。萨勒的研究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和认可是后来与当时已经成名的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生联系和交流之后，他不仅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系统性偏离理性行为假设的“心理学”研究引入经济学，而且将自己的发现嵌入到理论体系中，进而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其他的行为经济学家如费尔（E.Fehr）、凯莫勒（C.F.Camerer）和席勒（R.Shiller）等人^①，尽管他们都是经济学教授，他们的文章也拥有极高的引用率，但他们往往都只是在商学院或者挂靠经济学单位的实验中心工作，其理论也很少被纳入主流经济学教材之中，依然属于“叫好不叫座”的现象。主流经济学人甚至讽刺说，玩不转数学的人才会去搞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的行为经济学。

① 席勒是在塞勒鼓动下转向行为经济学研究的。

相反，实验经济学家大多倾向于将抽象的数学逻辑与经济实验结合起来，致力于构建简单的实验情境。譬如，针对经济实验过于简单和特殊的质疑，普洛特辩护说，只要经济学实验中提供真实的激励，使博弈方能够采取真实的行动，实验的数据就和实际发生的市场现象一样的可信；相反，在简单和特殊的实验中都经不起检验的模型，根本不可能运用于复杂的经济系统，也根本难以具备一般性。同样，弗农•史密斯也认为，实验经济学能够把可控制的实验过程作为生成科学数据的重要来源，为检验现有的经济理论提供科学的证据。问题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说，由于这些模型在简单和特殊的实验中经得起了检验，从而也就一定符合更为一般性的社会现实，而人们更为关注的并且也更为重要的是恰恰印证社会现象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经济理论。在这里，普洛特又接受了弗里德曼的“似乎”（as if）假说：即使博弈当事人的行为模式等理论假说无法在实验中得到验证，但这也不影响经济学实验的功能，因为经济理论可以把博弈当事人的行为看作“似乎”是那样做的。相应地，普洛特强调，实验检验的是理论预期的结果，而非理论假说本身，从而就不关注假设的真实性。既然如此，经济实验的理论意义又何在呢？要知道，弗里德曼的“似乎”（as if）假说遭到大多数方法论专家的批判，甚至被萨缪尔森称为“F-扭曲”。^②

② 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假设特性及其问题：“假设的现实无关性”假说之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载《科学思维：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对话和碰撞》，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

不管如何，从科学范式以及范式转换的角度上说，“主流”和“非主流”本身并不需要刻意回避，它存在于任何时代的学术之中；同时，“主流”范式也反映了任何时代的通行做法，体现在大多数专业论文中。至于现代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化取向，只要跳出新古典经济学教材的框架，就可以一览无遗。既然如此，国内一些经济学人为何一谈“主流”“非主流”而色变呢？窃以为，这大体上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担心自己的研究被已经日益僵化的主流范式所牵累，尤其是“主流”范式在遭受各种批判之际；另一方面，囿于“破窗谬误”而不能看到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一面，乃至根本不承认他所持分析范式和理论原理之外的分析范式。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就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悖象：一方面，一些经济学人在推广他的观点和方法时，往往宣称符合现代高级经济学的通行做法；另一方面，一旦其他人将此作为一种主流思潮加以批判性审视时，又马上驳斥说这是“贴标签”的做法。譬如，杜宁华一方面遵循了实验经济学的主流取向，认为“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实验所产生的交易数据回答自己的研究问题”“实验室里的市场也完全以激励为导向，是真实的市场”；另一方面又承认“实验室里的市场又是特殊的市场”“有别于现实中的市场”。因此，也必然犯了上述相同的错误。其实，杜宁华不妨自问一下：经济实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所作的实验是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需要指出，学术的真正进步根本上都是建立在对“主流”范式批判、反思和替换的基础之上。从学术史也不难发现，主流学术往往具有这样两大特征：（1）现在的主流是以前的非主流，当它还处于非主流地位时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前沿性，而在成为主流后却导致思想性迅速消逝，而是日益强化形式和规范，进而蜕变成了一种教条而构成思想的禁锢；（2）主流和非主流往往是以从事人数的多寡区分的，能够提出真正洞见的思想者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少数的，而从事常规工作的大多数人往往都是平庸者，他们所跟随和仿效的“主流”范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嵌入了庸俗性。事实上，真正的思想者一生都在追求与众不同的东西，从而往往一生都只是少数派，从而也必然属于非主流。有人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的。^①确实，主流和非主流往往被视为正统和异端，这种区分也就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把自己当成了凭信仰而非逻辑的基础，以致一些经济学“泰斗”的著作、观点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反对它的都成了异端。试问：在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有多少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有多少经济学家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要知道，塞勒的研究就遭受了长时间的无视。

① 朱富强、王晓明：《如何理解现代经济学中的“主流”性：基于经济思想史的审视》，《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期。

三、经济学实验如何才能更具科学性

界定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和“非主流”后，我们就需要对现代经济学以及经济实验的科学性作一分析，这里体现了笔者与杜宁华认知上的深刻分歧。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自视为科学，理由在于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先建立假说，然后利用现实数据进行验证；当某个理论通不过检验时就被放弃，然后进行改进或者换一个；这样，通过改进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最终就致使经济学不断取得进步。问题在于，任何经济理论都不能轻易地被现实数据所证实或者证伪，因为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隔着无法对应的条件。正因如此，经济学人很少会放弃其曾接受的原有模型；相反，更常见的策略是，针对已有模型无法解释的特定现象或结构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型，并且会宣称，新模型也是从原有分析框架或者基本原理中演绎出来的。例如，田国强就区分两类经济理论：一是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并远离现实的基准理论，二是在基准理论上纳入更多现实因素来考虑并致力于现实问题解决的现实理论。^②相应地，杜宁华强调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性有效实际上也就对应了这两类理论思维：它以“双盲”实验所夯实的内部有效性作为基准，在此基础上通过纳入其他因素来进行外部有效性的检验。

② 田国强：《高级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然而，由于新模型的设计根本上是出于解释新经验和新现象的需要，因而也就无法用这个现象来检验它。罗德里克就指出，“经济学中充满了结论互相矛盾的模型。但是，历史上被经济学家彻底放弃、被经济学界视为明显错误的模型，是极少的。各种各样的模型，都有相当多的学术研究声称能为之提供经验支持。但这些研究通常是脆弱的，常常被后来的经验分析所动摇或推翻。因此，经济学家开发其偏好的模型时往往追逐时髦，或追逐人们对合理建模方式的品鉴，而不以证据本身的变化为依据”；相应地，“经济学知识的积累不是垂直式的，以更好的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水平式的，以更新的模型来解释以前未得到解释的社会现象。新模型并不会真的取代旧模型。它们只是提供更适合于解释某些情况的一些新维度。”^③

③ 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66、68页。

同时，由于受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经济学界形成了一股求新求变的强烈风潮，乃至构造出一个个新颖却毫不相关乃至相互对立的模型，却都被视为是经济理论的发展。不可否认，新模型往往有助于拓展经济学知识的边界，进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学的水平式扩展。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生活世界中不存在某种等待发现的自然规律，而仅仅满足于试图解释和理解社会的多种可能性。显然，这种理解的多样性就为号称科学的经济学带来了问题：哪种科学会对各种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模型呢？^①很大程度上，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奖项的设立极大地壮大了经济学的科学声誉以及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但试问，经济学理论果真取得了实质性发展了吗？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和解决了吗？现实情形似乎恰恰相反，求新求变的风潮导致现代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理论功底越来越浅显；相应地，现代经济学越来越难以全面地把控社会经济的整体，也无法深入到社会经济表象背后的实质。

① 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73页。

科学主义的偏盛还导致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壮大。其理据是，既然科学是稳定的，从而也就可以被验证。进而，在科学主义的支配下，实证主义思潮就逐渐渗入到经济学中；尤其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支配下，弗里德曼等人将一整套实证方法引入经济学中，努力将经济学打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实证科学，这不仅使得经济学从定性探究快速转向了定量研究，而且还形成了“假说—观察—分析—验证”的一整套研究方法。一般地，现代科学观有两大基石：（1）还原主义，它把任何现象的复杂结构简化为可以实证的要素；（2）客观主义，它把可证实的经验事实视为科学的标准。问题是，按照这一标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们所研究的对象是根本无法重复和还原的。^②

② 朱富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基于科学划界标准来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事实上，尽管自从新古典经济学确立起支配地位之后，主流经济学就一直以理论物理学与现代生物学为榜样，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试图通过将经济思想的数理模型化以及实证分析的客观化来发展成一门硬科学。那么，这种努力又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呢？现代经济学变得更加科学了吗？哈耶克写道：“在大约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虽然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然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然迅速破灭。”^③进而，即使在今天，现代主流经济学现状也几乎完全证实了哈耶克的预测：经济理论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无论在解释还是预测上似乎都远不如人意。

③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此外，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领域，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的诞生被视为重要的科学革命；相应地，到了20世纪80年代，实验方法开始拓展到社会科学，实验经济学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兴起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模型比作实验，而实验往往又被视为可敬的科学活动。为此，美国经济科学协会（the Economic Science Association）在1998年创办了刊物《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在办刊单位和刊物名字之间就存在这样的联系：在主办者看来，只有可以进行实验的学科才是一门科学，因而经济学必须走实验化的道路；同时，由于目前经济学已经在做大量试验了，因而也就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问题是，经济学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实验吗？通过实验来检验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又如何呢？

一般地，在自然科学的实验中，研究者往往根据假设的因果关系链而在实验室里构建一个人造的环境，从而将实验涉及的物质与真实世界的环境相隔绝，进而也就可以将其他潜在的重要因素隔离开来。譬如，为了研究重力与下降速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就构设了真空的实验环境，从而避免空气等干扰。相应地，经济模型的创建者也采取类似的绝缘、隔离与特定化方法，其差别仅仅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是有目的地操纵物理环境以实现严格关系所需的隔离，而经济模型则是操纵其所使用的假设，通过构建思想环境来检验假设。^④问题在于，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是由各种纷繁复杂的因素共同塑造，我们不仅无法真正地分离出那些原因和结果，进而在行为实验中也无法隔离开那些扰乱因素；同时，也正因为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环境依赖性，所做的相关实验结果往往也具有很大差异，而不能像物理学那样在同样条件下再现相同的结果和效应，从而也就无从把握实验结论的内部有效性。

④ Uskali Maki，Models are experiments，experiments are models，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2005，12（2）: 303-315.

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不同时空下对同一主体的行为研究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同一时空下对不同主体的行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相差巨大。譬如，有的实验就表明，所有全由男性组成的群体比全由女性组成的群体更具有合作性，^①而另外的实验却相反。^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与试验的受试者本身就是异质化的个体，同时，实验的其他条件往往也存在很大差异，而这些都是无法通过实验条件控制而得以消除的，每一个经济实验都无法做到真正的还原。更进一步地，任何现实世界中的个体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社会性，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就需要将这种社会性纳入而形成对行为机理的判断，而不是总是在构设与社会绝缘下的虚拟行为，否则这些在实验室里也许有效的东西在现实世界就是根本无效的。所以，罗德里克说，当将实验室的结论应用于现实需求时就需要一定的推演，而合理的推演又需要明智的判断，来考察其他的证据来源以及逻辑化的推理。^③相应地，双盲实验下获得的只是缺乏亲社会性的人的行为，永远无法从中推导出具有亲社会性的真实行为。

①Brown-Kruse J and Hummels D，Gender effects in laboratory public goods contribution: Do individuals put their money where their mouth i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93，ⅩⅫ: 255-267.

②Clifford N and Tinkler S，The influence of gender in the provision of a public good，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94，ⅩⅩⅤ: 25-36.

③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5页。

当然，杜宁华宣称实验控制从未将实验参加者的社会性抽象掉，因为经济实验的控制目的是“能在实验环境中最大程度再现经济学理论中的结构性假设（如初始禀赋的分布、成本的结构，等等），但实验设计中并不对实验参加者的行为进行假设（参加者是否能够充分有效处理全部信息、是否逆向归纳，等等）”。这里就面临两大思考：第一，亲社会性根本上来自个体间的互动以及由此建立的私人关系，这种互动往往是长期甚至是面对面的，但双盲实验在最大限度上排除了这一点，难道这不是在努力舍像掉人的亲社会性？第二，确实，任何实验参与者都来自人类社会，亲社会性已经内化在它的认识乃至偏好之中，从而也就无法为控制实验所完全排除。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杜宁华给出的论据：Hoffman等人的研究结论表明“双盲”下也出现明显的利他行为。其原因恰恰在于，经济实验不像物理实验那样能够完全控制干扰因素，实验参与者内在的亲社会性是任何控制实验都无法排除的；同时，由于不同实验参与者的亲社会性是不同的，这就产生出不同的实验结果，这充分体现在跨文化的经济实验中。

此外，由于主流的经济实验致力于构造与经济人假设所需条件相适应的“双盲”程序，结果就潜含了明显的自我论证和同义反复；相应地，由于这种实验没有也无法检验真实的行为机理，从而根本上就不是科学的检验。举个例子，阿德勒的心理学认为，人类行动受到某种自卑感驱使。但是，波普尔认为，这种理论是不可证伪的，从而也就不是科学的。他举例说，当一个小孩掉入了变幻莫测的河中，一个岸上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跳入河中救这个小孩，要么不跳。显然，如果此人跳入河中，阿德勒学派就会说这个现象支持了他的理论，因为此人克服了他的自卑感而不顾危险地跳入河中；同样，如果此人没有跳入河中，阿德勒学派也会说这个现象恰恰支持了他的理论，因为此人想通过他有意志力泰然自若地留在岸上来证明他正在克服自卑感。所以，查尔默斯说，这种理论“与所有类型的人类行为都是一致的，而这恰恰是因为，它并非告诉我们人类如何行动。”^①由此，经济实验要克服这种同义反复，也需要在程序设计和环境控制上做出改进。

①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3页。

总之，实验程序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实验的科学性。相应地，尽管实验经济学正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对经济学发展的实质影响迄今还非常有限。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下查尔默斯指出的两点前瞻性认识。第一，“所有实验都假定，某些理论的正确性有助于判断装置是否适当，以及仪器所显示的是否就是它们实际上应当显示的。不过预先假定的理论绝不能与正在接受检验的理论是同一个理论；而且，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一个完善的实验设计的先决条件就是：确保这些理论与正在接受检验的理论不是同一个理论。”否则，理论和实验的关系就会陷入某种循环论证之中，进而导致对立理论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也就会持续进行下去，这样，科学将无法通过诉诸实验结果来提供解决争论的办法。第二，“无论理论给一个实验提供什么信息，一个实验的结果是由世界决定的而不是由理论决定的。”^②事实上，即使两人所持的理论相同，但只要他们的实验设置不同，那么实验结果也将不同。显然，这正体现出实验的真正要旨：需要参照世界来检验理论。

② 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5页。

四、如何认识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

杜宁华一再强调，“双盲”实验对条件的控制是为了验证理论的内部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其他实证手段逐步验证外部有效性。那么，我们就来审视一下：何为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一般地，一个完美的科学的经济理论要满足两个有效性：（1）内部有效性，即内在逻辑的一致性；（2）外部有效性，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③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经济理论或经济学说能够完全满足这两大标准，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两方面往往也难以兼得。那么，如何评估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呢？我们又如何促进经济理论的不断进步呢？这里就两大检验手段作一剖析，并由此来探究评估经济理论的更为周全的方式。

③ 尽管这里对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定义似乎与杜宁华存在不同，但主要只是在不同情境下的表述不同，而实质内涵是相通的。杜宁华将内部有效性放在控制条件后来研究某一特定因素所造成的效果。这里潜含了两点含义：（1）只要将这些因素控制了，同样的实验条件就应该得出相同的结果，否则根本就不可能作所谓的内部有效检验，这就像物理实验室检验一样；（2）“双盲实验”的内部有效根本上是基于形式理性逻辑，因为其结果是在抽掉亲社会性的经济人假设上得出的，而经济人是一种被符号化的原子人。问题在于，经济实验的对象是先天带有亲社会性的能动的人，从而必然无法获得物理实验那种内部有效结果，这可以从同一实验程序在不同时空下的结果往往存在差异得到证明，这正是《博弈论专家的行为实验何以印证主流经济学》一文强调要调整和改进实验思路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审视外部有效性检验，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为实证主义所强调。从科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这两个检验并不是同步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往往是某种猜想被经验事实证实之后，才寻求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检验；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一些重大理论的出现几乎都是由现实问题所促生的，一些逻辑上完美的理论也往往因社会条件的变动而抛弃。事实上，符合形式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仅仅体现了语言的要求，相反，经验事实的“外在一致性”体现了现实世界的外化和理论世界的内化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显然，由于理论是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本质特征的逻辑体系，从而需要在客观经验上对现实进行反映，因而经验性检验就显得更为重要。为此，实证主义就强调基于数据计量结果作为检验理论的主要依据。^④然而，事实检验说起来占理，但做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④ 朱富强：《数理逻辑的缺陷和经济直觉的意义：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学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

第一个原因是，任何理论都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都存在各种保护带。试问，在此种情况下，又如何评估核心理论得到确切的证实和证伪？经济学理论尤其会面临这一困境：（1）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可能都包含在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之中；（2）任何量化检验都受到一定条件的约束，从而不能完全符合理论的假定要求。罗森伯格写道：“多数经济学研究者认识到：（a）经济学理论事实上是不可证伪的；（b）作为一个理论的科学性检验标准，可证伪性是不可接受的。”^①更不要说，（1）大多数计量分析所基于的数据往往非常片面，所选择的变量和函数关系具有明显的主观性；（2）计量分析过程也会受不同经济理论的支配，以至于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以及同一理论的检验结果往往相差很大。正因如此，目前那些基于计量分析对经济理论的证实和证伪往往并不可信。“理论与事实一致性”原则与其说适用于社会科学，不如说它主要适用于自然科学；究其原因，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简单地为一个或几个反例所推翻，最多可能借助“例外”的发生频度来衡量理论的可证实程度。

① 罗森伯格：《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地位如何》，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二个原因是，任何理论都是不完全的，都没有也无法终结真理，都会遇到难以解释的社会经济现象，从而也就无法经受严格的证实和证伪检验。事实上，如果按照严格的证实和证伪主义原则，那么，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理论。科学发展史也表明，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质疑和批判中逐渐成长，它们一开始就遇到许多“事实”的证伪，经济学理论尤其如此。科斯就写道：“如果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遵从弗里德曼选择理论的原则，那么，在一个可能产生无法检验的悖论性结果的理论被检验之前，就找不到一个愿意相信它的经济学家。这是我说的接受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将导致科学活动瘫痪的意思”；所幸的是，“经济学家，至少有足够的经济学家，不会等到理论的预测被检验之后才做出他们的决定”，从这个角度上说，检验理论的预测力在经济学家中“常常没发挥什么作用或只发挥了非常微小的作用”^②。

② 科斯：《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载《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0页。

由此，孤立的事实检验不仅无法证实或证伪某个经济理论，而且也无法比较不同经济理论的优劣。拉卡托斯写道：“没有单个的实验能在改变两个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平衡状态中起决定性的，更不用说是‘判决定的’作用”；而某些实验之所以根据事后的认识而被授予“判决性实验”的尊称，主要是“这些实验可以成功地用一种研究纲领来说明，但是用另一种研究纲领就不能如此成功地加以说明”^③。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比较两个理论的优劣以及评估理论的进步性呢？显然，这不能简单地依据它的预测力以及被证实性。波兰尼写道：“预测并非是科学命题的惯有属性。开普勒定律和达尔文定律都没有预测什么。无论如何，成功的预言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科学命题的地位”^④。相反，这根本上要从理论的解释力着手，因为理论的直接作用就在于：是否提高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能力。^⑤那么，如何评判一个理论的解释力呢？这主要并不是对一个个事实的解释，而在根本上体现为理论的逻辑严密性。

③ 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林夏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34页。

④ 波兰尼：《社会、经济和哲学：波兰尼文选》，彭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41页。

⑤ 朱富强：《计量结果的基本特性及其实践价值》，《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其次，我们审视内部有效性检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主要为布尔巴基主义所强调。布尔巴基主义认为，经济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借助大胆假设与实验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得到完善和证明，从而就只能求诸于内部逻辑的严密性。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理论具有充分的严密逻辑，它自然就可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进而可以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变动进行有效预测，这实际上也就是奥卡姆剃刀的含义。科斯强调，“一个理论不像航空时间表或公共汽车时间表，我们不能仅仅只对其预测的精确度感兴趣。一个理论也应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它通过使我们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思想，从而对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实有所帮助。面对一个能给我们预测但不能提高我们对体系运行的洞察的理论，和一个能给我们这种洞察但预测很糟糕的理论，我宁愿选择后者，而且我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会这么做。无疑，经济学家之所以这么选择，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理论最终能使我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①

① 科斯：《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载《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无法基于单一或某些因素来准确预测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同时，作为检验的“事实”与理论所依赖的条件之间总存在某种差异；因此，经济理论的进步就不应该建立在一次性证实或证伪的基础之上，相反应该体现在能够为更多的反常事实提供一个更一般性的系统解释。一般地，随着大量新事实的出现，原来通行的范式或纲领就会被不断修正，或者原纲领“退化”标志着理论的进步。相应地，对一个经济理论的进步性评判就主要依据这两个方面：逻辑的严谨性和问题的解决度。布罗姆利就指出：“如果一个人像许多经济学那样，相信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提供预测，那么他就应当承认，经济解释作为做出预测的必要条件，是经济学工作的核心。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还相信，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用的、有价值的建议，那么他也同样必须承认，作为给出解决方案的必需条件，解释是经济学工作的核心。”^②

② 布罗姆利：《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有鉴于此，弗里德曼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就对波普尔的证伪方法提出了修正和发展：并不因为存在一个反例就否定该理论，而只有不适用于这个（类）现象时才抛弃它。在弗里德曼看来，理论的应用需要确定一个相应的范围，如果排除任何一项关于理论应用范围的任何参考，必然使得理论无法接受检验，因为每一个对理论的反驳都可能遇到是由于理论本身被错误的运用，这都是缺乏范围限度的结果；因此，只有当该理论频繁地被证据所反驳以至于丧失其“一般化”的价值而成为“特殊的”理论时才应该被抛弃，相反，该理论如果多次成功地避免了证据的反驳，就可以大大提高其合理性。显然，正是通过弗里德曼对证伪主义的演绎，这就不仅为维护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夯实了基础，而且也为库恩的科学范式以及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思维来源。与此同时，由逻辑实证主义主导的经济学研究也带上了强烈的约定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这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关注经济理论的一致性检验。

问题是，任何学派的理论往往都具有自成逻辑的系统性，并在一定的引导假定下形成一种解释共同体。那么，我们又如何对这些学派所依据的不同逻辑进行优劣比较呢？很大程度上，不同逻辑关系本身是并列的，它们之间往往缺乏可通约性，从而根本无法进行比较和评判。就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它所强调的内部有效性主要体现为形式逻辑的一致性，并且主要通过数理运算来表达；但是，这种数理化发展往往会导致经济学理论脱离经验和实践，进而蜕化为象牙塔里的文字游戏或者是基于符号的逻辑游戏。具体表现为：（1）它强调逻辑的严密性主要取决于数学上的逻辑标准，而不在于其是否契合现实活动；（2）为了使其数学模型的结果能够套入现实的诠释，还基于高度的“抽象”方法而建立了虚拟的经济个体。^③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就是以非社会的、抽象的个体为出发点，具有意向性的人被假设为以稀缺性手段追求既定目标的效用函数；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与真实的对象打交道，而是把自己限定在人为想象的框架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显然，主流经济学的形式逻辑也深深地影响了主流的经济实验程序，这充分体现在实验程序的设计和实验结果的解释上。杜宁华认为，“双盲设计”等实验设计方法是为了通过恰当的控制实现内部有效性，而不是为了迎合“主流经济学”。但是，这种内部有效性主要追求形式逻辑一致性，恰恰符合（尽量）排除了亲社会性的经济人行为假设，难道这不恰恰是“迎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③ 朱富强：《经济学能否仅被视为一套公理体系：兼论经济理论的基本诉求及其发展转向》，《江汉论坛》2008年第6期。

五、如何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部有效性

经济理论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内部有效性，这是笔者与杜宁华的共识。差异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评估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根本上，这需要辨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所依赖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之内涵。一般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依据的逻辑关系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后者表现为物体的无目的运动，主要运用数理逻辑和形式推理关系；前者则嵌入了人类的意向性行为，需要运用行为逻辑和辩证推理关系。这也意味着，数理逻辑用于工程学领域的分析具有很强的严谨性，但将之用于分析具有能动性的人类行为以及相应社会经济现象时就不再严谨了。究其原因，任何个体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社会性，从而不会像“棋牌上的棋子”那样任人摆布，也不会像理性经济人一样遵行固定不变的最大化原理。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注重的数理逻辑与实际的行为逻辑并不相符，由数理模型所获得的一般性结论往往只是公理性的逻辑游戏，而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进而，要推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理论在解释力上的进步，就需要对人类行为机理作深入的挖掘，需要广泛考虑各种影响人类行为的社会性因素。

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社会科学理论的内部有效性，与其说体现为形式逻辑，不如说主要体现为实质逻辑；同时，这种实质逻辑不是体现为数学的推理和运算，而是体现为人类真实世界中的思维和行为机理。事实上，在经济学领域，如果过度地使用数理模型进而发展出排除“例外”的“一般性”理论，那么往往只会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使理论成为空泛而毫无实际操作意义的东西，进而实质上丧失解释力。相应地，在评估和推进一个经济理论时，我们必须考虑：（1）经济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对社会经济体系运行的理解，从而需要保障核心假设的真实性；（2）为了获取相对真实的假设，就需要深入对事物本体的分析，而不是构造不可能存在的逻辑世界。事实上，一个好的经济理论往往能够实现“上天”和“入地”的对接，“入地”是指理论的外部有效性，“上天”则强调理论的内部有效性。好的经济学理论能够将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结合起来，而这正体现在对“逻辑”的甄别和使用。

根本上，新理论之所以能够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就在于，它的认知体系更接近事物的内在结构，从而能够给出更为科学的本体论认识。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学理论更应该注重本体的揭示而不是现象的解释，应该发掘社会经济现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统计关系。很大程度上，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可归咎于现代经济学过分倚重基于数学推理的那种极其抽象的研究方法：原子个体主义使之忽视现实行为的非理性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抽象演绎主义使之热衷于推理的形式逻辑而缺乏人文性和历史感，静态均衡主义使之把复杂不确定的市场想象成自动有效并打造人为的逻辑化市场，短视功能主义则使之把视野局限在表象层次上而看不到内在结构等实质性关系。进而，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数理化趋势又使得现代经济学研究日益形式化，以至对一些明显的社会经济问题都熟视无睹，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经济学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①

① 朱富强：《数理逻辑的缺陷和经济直觉的意义：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学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工程学内容，集中研究具有稳定的外在偏好并作最大化选择的理性行为；相应地，它也就热衷于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在理论研究中采用在一定约束下的正式数理模型，在应用研究中则以计量实证分析做补充。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模型的内部逻辑一致性上而非问题的实际解决上。这样，计量实证和数理建模就被赋予现代科学方法的称号，因为它们都被视为具有“严密的”逻辑并得出“客观的”结论，进而被纳入在统一的逻辑实证主义思维之下。同时，计量实证和数理建模都使用了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工具，因而数学就成为界定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性标准。劳森就写道：“在一名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理论就意味着模型，而模型就意味着经济思想必须使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在越是高级的课程中，经济理论越是使用更多的数学模型加以阐释……因为所有的模型都是不完全的……对简化的假定提出过多的质疑是不礼貌的表现……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是建立一个更好的模型，也就是更好的理论”。^①

① Lawson T，Reorienting Economics，Routledge Press，2003：6.

然而，尽管主流经济学的常规范式依旧如日中天，但已有越来越多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当前经济学的学术环境和学术使命所决定的。一方面，在学术环境方面，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就指出，经济学“行业本身没有鼓励非正统思想，而是质疑非正统观点的正当性。因此，非正统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关注研究方法，因为通过方法，他们才能质疑主流经济学家既定的假设、范围与方法的正统性。超越方法来建立自身的分析，并提供一个可行的竞争性研究计划，是几乎左右非主流集团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②。另一方面，在学术使命方面，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也指出，“在你开始研究解决问题之前，你必须决定你将研究什么以及你将采取什么方法——你必须做方法上的决策。一旦你着手于一项研究，你就会变得太潜心于此，以至于不能改变你的做法”，“要获得年轻经济学家对方法研究的支持，没有告诫是做不到的：浅尝方法论是极端危险的做法。对方法的研究是会上瘾的；它哄骗你去考虑你正在做什么，而不是怎样去做。方法上的问题被复杂因素所淹没，新的尝试者可能会错过完全使他或她的见识失效的细微点。”^③

② 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周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③ 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周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不幸的是，对方法论的关注却往往会遭到主流经济学人的蔑视。时下经济学界就流传这样的观点：只有那些思想和学说创见匮乏的人，才会转而研究所谓的方法论。门格尔在《经济学方法论探索》中也写道：“最重大的科学成果都出自那些不怎么关心方法论的人士之手，而最伟大的方法论专家反倒很少能够证明自己是某门学科中非常杰出的学者，尽管他们极其清晰地阐述了这门学科的方法。”既然如此，门格尔为何又会专门探讨方法论呢？门格尔提出的理由是，只有当错误的方法在学科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时候，“方法论的探究才确实是对于学科的发展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④很大程度上，正是感到历史学派的方法思维已经严重阻碍了对理论经济学的探索，门格尔掀起了一场方法论大战。相应地，尽管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同属于支持市场而反对政府干预的正统经济学阵营，但奥地利学派对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也提出激烈的批判。例如，奥地利学派学者沃恩就写道：“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谈论有关规则的时候……人们便指责他们太过于专注于那些‘不过是些方法论’的东西，而方法论普遍被认为是只有那些做不了真正的经济学研究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然而，如果你的方法论遭到那些主流规则的人所误解或不屑，你又如何能够做令人信服的经济分析呢？”^①

④ 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索》，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① 沃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朱全红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现代经济学大多在凯恩斯新古典分析框架下作细枝末节的逻辑推演和计量实证，并试图以程式性的论文来获得新颖的见解乃至理论。但这果然行乎？熊彼特很早就指出，“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距离那种不消一页纸的短文就能像物理学上那样形成国际思想的日子，还远得很呢！”^②正因如此，我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就不能仅仅着眼于某个观点或定理，而是要从哲学思维入手剖析它的分析逻辑，要揭示它在方法上的缺陷，并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法，然后后继者才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个替代理论。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取向中获得认识。沃恩写道：“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著作就反映了这样的困境：一是有过多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评的作品；二是不寻常地有太多关于方法论的作品。但这非但不会成为它的弱点，相反，这是由奥地利传统特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从最起码的意义上讲，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于当代经济学的方法、内容以及局限性做了全新的解释；从最深远的意义上说，它是对经济学的一次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重建。”^③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偏重于数理化的形式逻辑，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陷入“我向思考”式分析逻辑和解释体系之中，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分析。

②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75页。

③ 沃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朱全红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由此，我们可以再次审视杜宁华所遵循的主流实验方式——通过因素控制尤其是“双盲”设置来降低其他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而实现内部有效性。试问：把社会行为者打造成没有社会性的动物人就可以实现内部有效性吗？实际上，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展开激烈的批判，这些批判尤其集中在方法论方面，因为主流经济学的一系列原理和结论都是建立在它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框架之上。当然，这些非主流学者目前还只是少数，但人数正在增多，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在遭遇大规模经济危机之类的实践挑战之后。同时，按照库恩的观点，真正合理的范式除了能够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以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外，还必须具有开放性以使得许多问题能够留待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去解决。由此观之，我们能够契合那些非主流的思维和方法，并由此对流行范式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扬弃，当然也就有利于经济学科的发展。

六、尾论：如何通过实验促进经济理论进步

上述逻辑分析表明，经济理论的进步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对不断提升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体现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上；同时，要打造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与其说模仿和照搬自然科学的数理逻辑，不如说要探究人类真正的行为逻辑。事实上，通过放松实验的条件控制，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了一系列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人类行为特征。譬如，面对亏损而宁愿承受风险的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fect），面对正收益而呈现风险厌恶的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在较小可能性事件中勇于冒险的“可能性效应”（possibility effect），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难以忍受损失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人们赋予其拥有物比其未拥有的同一物更高价值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选择与定价中表现出的偏好不一致的偏好逆转效应（preference reversal effect），不同情境下遵循不同行为模式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人们偏好现状甚于其他备选方案的“现状偏见”（present bias），决策时给予最初信息过多重视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效用主要体现为真实体验而非抽象数字的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以及以不同于经济学的数学运算方式进行记账的心理账户理论（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经济理论进步的重要途径就是将这些一个个“孤立”发现条理化和系统化，进而将之嵌入到经济理论和现有范式之中而形成一般性分析框架。譬如，卡尼曼等人提出的情境理论（situational theory）就纳入了框架效应、非线性偏好、路径依赖、风险偏好、损失厌恶、现状偏见以及体验效用等。当然，要真正能够将这些新发现有机地嵌入到经济学中，完善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提升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进而构建出一个既具有很强逻辑性又能揭示事物本体的理论体系，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极高的学术要求：（1）要有系统的经济学知识；（2）要有广博的其他知识结构；（3）要有深入的经验观察；（4）要有极高的悟性和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将目前那些分离的知识以及对立的思维统筹以实现知识和思维的有机契合，才能从大量孤立的经验事实中形成直觉并上升到理论层面，才能真正强化经济理论和学说体系的内部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卡尼曼等人并非是经济学家，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因而他们的契合工作还只是一种初步尝试，并具有很强的局部性。

当然，需要指出，尽管很多效应和理论似乎是新近才为经济学所发现，但它们实际上早就存在我们的经验认知以及其他学科之中，只不过是近来经由特定数据和模型的“逻辑化”和“客观化”才为经济学所重视和接受。从科学进步史看，认知思维要比经验事实乃至数据资料重要得多。试问，普通大众每天都在进行实践，又有多少人发现了理论？同样，绝大多数学者所面临的事实都是相似的，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极不相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在于认知思维，而这又建立在对前人积累的经验数据和相关知识进行契合的基础之上。譬如，如果牛顿没有对地球物质的性质进行任何事先的调查，而是花费大量时间观察太阳系，记下它的各个星体的距离、体积、周转时间、轴线倾斜度、轨道形状、摄动，等等，然后对这积累下来的大量观察结果进行细心思考，那么他也许思考了一辈子也不能发现天体运行规律。^①所以，米塞斯强调，“重要的不是资料，而是处理资料的大脑。伽利略、牛顿、李嘉图、门格尔和弗洛伊德得出他们伟大发现所用的资料是他们同时代每一个人和许多前几代人都拥有的。”^②

① 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

②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认识；否则，我们往往自以为了解了事实，却已明显戴起了有色眼镜而不自知。在英国访学期间，一个实验经济学教授对笔者说，做行为实验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控制实验条件，否则得到的数据是没有用的。笔者当时对他说，任何实验和经验数据其实都是有用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解释它。这位教授随即也认可这一点，只是认为很多东西迄今还无法获得清楚的解释。那么，如何才能进行逻辑清楚的解释呢？关键是区分不同因素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是，通过对不同因素的控制进行比较分析，这实际上就是穆勒很早就提出的比较研究方法。不管如何，这都意味着，经济实验不应构设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情境，而是要在不同维度上去剖析现实因素。同时，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建立新的模型或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而在于发展更好的模型或理论来取代以前的模型或理论。有鉴于此，经济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就体现在，逐渐将过去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纳入理论体系的解释之中；进而，这就需要观察和模拟社会实践，通过实验对这些实践进行细分以作更为深入的观察。

事实上，理论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发现现有理论无法解释新事实并揭示这些事实背后潜伏的机制，而不在于宣传和解释现有理论，更不在于用构造的特定环境和数据来不断“证实”现有理论；前者是促进经济理论不断进步的关键，后者则没有实质性理论意义。这一点在自然科学领域也看得非常清楚，查尔默斯就写道：“按照否证主义者的说明，确证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历史背景。如果一个确证是从对新颖的预见的检验中产生的，那么，该确证将赋予一个理论某种高度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根据当时的背景知识来看，人们估计不可能做出某个确证，那么该确证将是意义重大的。倘若确证是以前的结论，那么他们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该确证将是意义重大的。……例如，当赫兹发现第一束无线电波时，他确证了麦克斯韦的理论。当我用我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时，我也确证了麦克斯韦的理论。在这两个事例中，逻辑情境是相似的……然而，赫兹正是由于他所完成的确定而闻名于世，而在某种科学背景中，人们对我的频繁确定却合情合理地不予理睬。当我用我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时，我只是在原地踏步。”^①

① 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6页。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往往囿于特定的范式和框架进行分析和解释，从而也就看不到自己不愿意和不能够看到的一面。事实上，常规科学的基本旨趣在于整理现状，而不在于革新或推动学术进步，基于常规范式的研究往往趋于发现那些它期待发现的事情。问题是，真正的发现都不会出现在事物运转正常之时，而更可能出现在事情不合常规之时。当然，这种发现需要建立在大量反常的基础上，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观察，进而也就需要打开多元化的视界。同时，即使发现了大量的反常现象，其他人往往也不会把它当回事，这里的关键是要揭示这种反常背后的机制，进而将这种反常上升为一种理论认识，这也就是逻辑问题。从现实情形来看，由于缺乏良好理论的解释，大量的反常现象都被视为没有任何意义的奇事而置之一旁。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早期行为实验发现往往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正是由于知识结构的狭隘导致统筹思考能力的不足，大多数实验经济学家更倾向于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打造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条件，从而进行总体上属于“证实性”的实验工作，这也构成实验经济学的主流。譬如，普洛特和史密斯就强调在实验经济学中应该设计简单情形，并强调简单性并非就是非真实性。问题是，通过简单情形的实验果真可以如他们相信的那样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比较和评估吗？以前向归纳思维和后向归纳思维为例，不同学者的实验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根本不同的，为什么呢？一般地，那些印证后向推理思维的实验几乎都打造了“经济人”的情境：实验者是随机匿名且没有信息沟通的。试想：如果受试者对其他互动者的信息一无所知，他又如何预期互动者的独特偏好和行为从而进行前向推理呢？相反，一旦放松行为实验的信息条件，将陌生的互动者改为熟人或朋友，或者引入受试者的收入、教育、宗教、职业等社会性特征，实验结果就与后向归纳推理呈现明显的差异。同样，按照主流博弈论的观点，空口声明和廉价对话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对人的自利行为没有约束力；但是，大量的实验表明，只要适当地引入一些信息交流，博弈结果往往就会有明显的改观。正因为人的行为往往受到情境的影响，而“双盲”设置则构造了经济人的行为环境，从而也就会“证实”主流经济学的相关论断，当然也就“迎合”了主流经济学。有鉴于此，我们强调，要有效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成熟，相关经济实验的情境设置也应逐渐具体化和现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