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方法导向，主要是在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模型构建和计量实证。同时，由于现代经济学人的知识狭隘性和思维封闭性，流行的经济研究逐渐蜕变成了从一个原理到另一个原理的智力游戏；结果，经济学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就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其分析结论也离社会常识越来越远，乃至引起了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学者以及社会大众的嘲讽。显然，要避免这种困境，现代经济学人首先必须有自知之明，要清楚地认识流行学说的内在缺陷；^①否则，就会成为萨缪尔森所说的那种几乎无所不知却对常识一无所知的游戏者，^②甚至对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已经认识到的经济危机也漠然置之。然而，面对现代经济学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揶揄，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人恰恰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而是热衷于在智力竞赛中寻求自娱自乐的满足；还美其名曰：学术水平只需要获得圈内人士认可就行了，外来的批评者并没有理解经济学的真谛。

①朱富强：《否弃故事编造，探究经济机理》，《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②Samuelson P. A. American Economics，In：Freeman R. E.，Postwa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Harper， 1960，pp. 1652-1653.

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恰恰在于分析框架和方法论而非具体工具上，因为它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从而根本看不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实质。^①相应地，一些经济学人之所以极力反对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性反思，就在于他们所接受的经济研究思维根基于强烈的一元主义特质，这也是它遭受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以及经济学其他流派强烈质疑的根本性原因。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要有真正的自我反思和发展的能力，就必须注入多元主义思维，就需要有学术态度的根本转向。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推崇它的“理性”分析逻辑以及相应的“科学”结论，实际上也是根基于一元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最终使经济学陷入一种神话困境。关于这一点，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做了深刻而系统的批判。本文借鉴费耶阿本德的论述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审视，主要包括现代经济学的一元主义特点、中国经济学主流化和一元化发展的深层原因、一元主义导向的神话困境及其危害以及突破神话困境的动力来源等。本文的这些研究将会提升青年经济学人对现代经济学的全面认知，进而推动现代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一元主义取向

在科学至上主义的影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甚至已经蜕化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那么，这种数学化努力果真使得经济学更加科学了吗？^②果真提高了经济学的预测能力和应用价值了吗？^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然而，通过借助数学工具这一门槛，专业经济学家就将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无数的社会大众排除出经济学的研究和争论之外，他们往往只能作为经济学说的接受者和学说争论的旁观者。20世纪上半叶，康芒斯就指出，“在我们的时代……纯粹科学变成一组仅仅可由少数数学家来证明的一组数学方程式。世上无数的门外汉只有接受数学家证明出来的观点。因为这种证明是超过这些人的理解范围的。这样，科学成为一个垄断的世界，高级数学家的权威说法是那些并非专家的大众所必须承认的，这有点类似于中世纪的圣职者”，“19世纪末，经济学政治哲学领域脱颖而出，达到了这种数学的相对性时代，此时，有资格的经济学者，对于无法理解其方程式的大众而言，也达到了同样的垄断程度”^④。

问题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能否像数学以及自然科学那样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制于封闭的自然科学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呈现出严重的孤立主义和一元主义倾向，这集中体现在局限于特定的研究范式，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呈现出明显的主流化趋势，进而形成了一种“我向思考”的解释共同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论文的文献引用，其中来自本学科内部文献的比例是：经济学论文往往只是引用经济学领域尤其是主要经济学刊物的文献。也正因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本上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并且在名牌大学任教，其文章也主要发表在被视为主流的五大经济学期刊上，这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学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时，现代经济学的一元主义取向也表现为：（1）经济学界在研究方法、分析思维以及工具使用上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共识，这些共识存在于标准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中，而这些新古典经济学教材往往又是出自那些处于学术顶层的名牌大学经济学教授之手，以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都惊人的相似；（2）经济学界在大学和刊物地位上也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划分，这些名牌大学将毕业生派往其他学校，并不断复制这些刊物所偏好的规范论文，以致这些大学及其主导的刊物获得了至高地位。正是基于这些共识和等级，经济学科的学术精英集中了远比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学科更多的权力；而且，经济学界对于刊物、引用率、影响因子以及学科排名极度推崇。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从美国各学科学会的非指定管理层人员中来自美国排名前五院系的比例中窥见一斑。

①朱富强：《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逻辑：七大基本思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②朱富强：《进步还是后退？经济学数量化历程中的科学性审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③朱富强：《打破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迷思》，《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④[美]康芒斯：《集体行动的经济学》，朱飞等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此外，现代经济学的一元主义取向也体现在方法论导向的八股式论文写作中：先提出一个假说，再构建一个数理模型或计量模型，由此展开形式逻辑推导或者经验数据检验，进而得出结论并加以解释，最后提出告诫社会大众的政策建议。^①这种研究结论可以分为两种特征：一是在研究之前没有任何认知，通过数据的处理和计量得出什么就认定是什么；二是在研究之前已经接受了教材中或流行的观点，研究只是借助数理模型加以表达并增加观点的说服力。显然，正是由于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利用一些可量化的数据和变量，而没有对事物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层次和系统的挖掘，更没有充分考虑各种纷繁芜杂的社会性因素，因此，这些方法导向的经济学论文所得出的绝大多数论断和建议往往都有背于人们的直觉和诉求，也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学科的认知相差甚远。譬如，经济学家在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下提出了“强奸权交易”、“儿童自由买卖”、“器官自由买卖”、“排污产权交易”、“专家号买卖”、“选票买卖”等主张，这些都无法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相应地，社会改革家往往主张提高基本工资和抑制资本利润过高，而这也往往无法为经济学家所认同。而且，当发现社会现实与经济理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或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遭到社会大众的批判时，经济学家们往往不是去审视其理论和思维的缺陷，反而认定现实出了问题，或者社会大众是非理性的，因为经济学家自己的结论是基于“理性”的分析。^②

问题是，当经济学家所发现的“规律”与社会大众的直觉相差甚远时，作为“专家”的经济学者能够强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他所“构设”出的这些先验规律吗？即使这种被“构设”出的先验规律是如此地违背真实人性。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人之所以如此相信它的“理性”分析结论，这实际上就是囿于一种“科学”神话。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曾指出：优秀科学的进步根本上依赖于新思想和智力自由，并且主要是由局外人推动其进步；但是，今天大部分科学家都缺乏思想，热衷于制造一些毫无价值的结果，以至于往往只是增加了对科学进步毫无意义的论文数量。也就是说，本质上作为致用之学的社会科学，社会经济规律并不是由“专家”发现并强加到社会大众的脑袋中的。显然，这个认知对重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那些规律尤其具有意义。究其原因，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理论会严重影响社会实践，不仅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利益分配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严重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福利。为此，基恩强调，“经济学太重要的，不能只交给经济学家们。”^③

既然如此，经济学研究又何以坚持这种自闭而又自以为是的一元主义学术呢？这种学术倾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与学术风气密切相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社会，学风都是影响研究成果之合理性、全面性和公正性的关键因素，是制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直接且根本性的因素。一般地，功利主义对学术研究往往会产生双重影响：（1）它会激励青年学子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上，从而发表更多的文章；（2）它也很可能会扭曲学术研究的目的，蜕化为对形式主义的追求。就现代经济学而言，它之所以承袭新古典主义的单一思维，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两大原因：（1）经济学界的主要岗位经过几代人的自我反馈效应已经为数理专业的出身者所占据，他们的社会科学知识结构较为褊狭，研究思维则沿袭自然科学的数理逻辑，从而导致经济学分析视野以及洞见力的日益狭隘和萎缩。（2）终身制的实行使得学术界的功利主义学风日益盛行，学术研究不再是出于获得认知和解决问题的目的，而只是获得诸如教学岗位、职称晋升以及行政职务等个人利益的一个手段。

①朱富强：《从方法导向到问题导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②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不及”及其庸俗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③[澳]基恩：《经济学的真相》，霍彦立、王艳萍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版序言第Ⅶ页。

有鉴于此，要扭转现代经济学扭曲性的一元主义取向，根本性工作就在于重塑学风，需要鼓励以提升认知进而以学问探究为志业的“为己之学”，而要警惕以展示智力进而以文章发表来谋生的“为他之学”；进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就需要跳出流行的囿于“常规范式”和“主义”的经院方式，而以批判性思维来考察和揭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图尔写道：“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和信念体系的研究范式与那种基础明确、逻辑合理的社会研究范式区别开来。和那种在社会研究中建立进化理论的做法不同，意识形态立场都具有僵化的特点。除了作为初始的信仰，这些立场本身并不是研究的对象。它们反映出对研究的压抑，它们的结构基本上都是静态的，它们受时代和文化的局限。尽管有这样的特点，这类意识形态观点还被认为不仅是真理，而且还是适用于源源不断的经历（包括革命领域的）的有意义的箴言。”^①同时，任何时代的学术风气，除了与社会制度和学术体系密切相关外，也集中反映出一些学术“引领者”的基本态度和学术精神，毕竟人类行为才是各种社会现象的最终渊薮。

三、现代经济学界日益堕落化的学风

自20世纪70年代终身制在西方高校推行以后，学术界就孕育出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青年学子面临的生活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此时，如何获得教师职位以及快速获得职称晋升而得以安身立命，就成为绝大多数青年学子优先考虑的事情。为此，哪种文章更容易发表，哪种学术更容易获得同行认可，青年学子们就会将精力投入在那方面。林毅夫就深刻剖析了导致欧美学者为何越来越偏重数理的原因：僧多粥少导致了数学成为一个门槛，不能用数学工具的人就进入不了这个门槛。^②这种逆向选择在当前的主流学术刊物中得到非常明显的呈现，《经济学期刊》（EJ）的主编John Hey对于那些通常投稿于该刊的论文作了评价：“许多投稿者看来并非为增进经济学知识而写作。虽然我十分理解作者身上的压力，尤其是年轻作者，但如此众多的经济学者似乎都在玩‘期刊游戏’。这个事实仍令人颇为沮丧，他们在那些毫无意义或者无足轻重的主题上生产出了太多的变化。”^③

①[美]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②“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3。

③Hey J. Report of the Managing Editor，Royal Economic Society Newsletter. The Economic Journal，1997，January：3-5.

正是在当今欧美诸国中，经济学研究或论文写作已经不再是体现为追求认知这一本质的“为己之学”，而很大程度上蜕变成了为获得教师职位或安身立命的手段；因此，为了职称迁升以及其他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就热衷于炮制八股式的论文，越来越轻视思想的思辨性，进而也就失去了撰写系统性理论专著的能力。同时，正是出于这种情形，青年学子们在为职业生涯作准备之初就开始偏重于狭隘的数学建模和计量工具之类的技术训练，而很少作知识契合和思辨逻辑的工作；相应地，他们倾力关注主流经济学期刊的近期论文，而无视乃至轻视那些充满思想启迪的经典著作。Harry Johnson就指出，受过研究生院培养的年轻经济学家，习惯运用他们前辈难以掌握的数学新方法，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这些新技术，目的在于使自己的职业前景更加美好。^①

这种逆向选择效应几乎伴随了当今经济学子的整个学术生涯，乃至流行范式也就成了现代经济学共同信奉的神话。杜格和谢尔曼写道：“虽然经济学的学生起初可能也不相信这些神话，但为了通过博士学位考试，他们必须接受这些神话——否则就不及格。然后，他们当上了助理教授，他们需要从基金会那里得到经费（这就要求他们接受这些神话），需要在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也要求他们接受神话），需要得到老资格教授的支持以获得终身教职（老资格教授要求他们接受神话）。当然，基金会的领导、期刊的编辑，以及老资格的教授都非常真诚地相信这些神话，因此，他们不需要共谋以强化这些神话。这样，整套制度把每一个经济学家塑造成为相信、扩展并传授特定神话的人。”^②进而，这种功利主义的逆向选择经过二三代人的强化就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奠定了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越来越一元化，主流经济学的那些神话也普遍渗入整个经济学中。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热衷于求新求异，越来越媚俗化和形式化；但与此同时，这种努力却没有促进经济理论实质性的进步，反而离思想追寻和认知提高这一根本性诉求越来越远。

很大程度上，受西方经济学研究风向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学也正沿着西方社会的学术轨迹而发展，媚俗化和形式化取向甚至还更为严重，以致整个中国经济学界都陷入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状态之争；相应地，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普遍缺少思辨和反思的精神，充满了对主流分析范式肯定的模仿，而缺乏实质性的反思和否定。^③事实上，中国经济学人大多热衷于基于主流分析范式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但这些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往往是在对基本问题都不太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譬如，一些经济学人在对中国教育以及招生中的基本问题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热衷于用博弈论来探讨高考如何填报志愿，高考志愿填报机制与大学招生质量又存在何种关系等问题；一些经济学人在对法律的作用以及现实法律的缺陷都没有剖析的情况下，就运用计量工具对法律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实证。尽管如此，这些文章还受到普遍的欢迎（首先是那些数理经济学家，接着就是广大青年经济学子），往往发表在那些专业经济学刊物上，进而被视为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论文。

其实，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套研究范式和分析思维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它注重形式逻辑的严密而非现实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同时，这种研究取向又是根源于西方社会的特定环境。问题是，作为经济转型和发展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众多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中国经济学人为何还是如此热衷于照搬欧美盛行的方法导向式研究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二：（1）“惟洋是瞻”的心态。中国经济学人往往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维当成必须努力保持一致的传统智慧，以致接受欧美经济学熏陶的海归经济学人往往被视为这种传统智慧的化身。同时，基于狭隘的知识结构，这些海归经济学人往往局限于搬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并集中于狭窄的研究领域；相应地，这种取向经过他们的大肆鼓吹也就被合理化了，并成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子极力模仿的基本研究范式。（2）功利主义的学风。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物欲主义和利欲主义肆意横流，以致学术研究变得极度功利化、短视化和实用化。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不是致力于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而首先是为了获得学界认可并由此获得其他利益。同时，学术要获得认可，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显示自己的学术是与国际接轨的，是西方主流的，是当今前沿的。

①Johnson H G.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Monetarist Counter Revolu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 61（2）：1-14.

②[美]杜格、[美]谢尔曼：《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版，第88页。

③朱富强：《现代经济学的西方化与中国经济学人的边缘化：经济学队伍中地区结构失衡的文化因素探析》，《上海财经大学 学报》2014年第3期。

四、中国学术界的扭曲性“合作论文”

关于中国经济学界盛行的功利主义学风，我们可以从一个普遍现象中窥见一斑：欧美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大家之间的研究合作往往发生在具有相同学术水平（包括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的学者之间，而且往往保持一种长期的、固定的乃至毕生的合作关系，比较明显的就是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诺思和托马斯、布坎南和塔洛克、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史密斯与普洛特、泽尔腾和海萨尼；但与此不同，当前中国社会那些经济论文的合作者之间往往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而且与“导师”合作的学生随着学生的入门和毕业而不断更换。为什么出现这种鲜明的反差呢？很大程度上，这就跟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气存在很大关系：西方学者往往将学术探究当成毕生事业，往往希望通过具有相同学术层次者之间的交流和探讨不断提升学术层次；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只是将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当作一个盈利的工具，一旦获得一定的学术地位后就不再作真正的研究，而只是试图通过利用他人（尤其是学生）的廉价劳动来获利。这里具体阐述如下。

本质上，导师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意义应该具有这样的根本性特点：导师的出发点在于为自己长期以来的研究心得找到一个传承者和继续者，学生的求学目的则是在领悟和反思老师之学术认知的基础上实现学术发展和超越。当然，学习初期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还不圆满，逻辑思考上还不严密，因而学术上超越必然存在相当的时滞，因而学术合作往往在同类学者之间展开。问题是，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导师”既缺乏真正的学术洞见，又没有切实掌握那些量化的分析工具，更不要说将时间和精力会用于真正的学术探讨上；可以说，很多“导师”甚至根本写不出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也缺乏对数量拜物教进行批判的能力，相互之间更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同时，出于各种名利的需要，这些“导师”又需要发表文章，从而就开始诉诸师生之间的合作：“导师”利用他积累的地位资本和关系资本为论文发表提供舞台，而学生则善于提供其廉价的劳力资本来从事机械的技工活动，因而这种合作往往很少体现在思想的提升上。

当然，初入经济学界的学生也根本没有真正认识社会经济，更不要说形成新的思想洞识；于是，这些“导师”为了寻找学生进行“论文合作”，往往就会招那些数学工具掌握得较好乃至理工科出身的学生。相应地，中国经济学界所形成的那种“导师”与学生之间的论文合作就体现出这样的情景：“导师”指导乃至克隆一个常用的论文写作规范，而学生在此种规范下建模型、搞计量，最后“导师”动用其社会关系或学术资源找杂志社发表。显然，这种“论文合作”倾向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学研究的一元化倾向：（1）几乎所有的学生为了赢得与“导师”合作的机会而心甘情愿地将所有精力都用于数学工具的训练上，努力模仿主流杂志的写作风格，期望这些“合作论文”有助于未来的谋职和升迁；（2）那些“功成名就”的“导师”们为了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地位资本和关系资本以及更充分地利用学生的劳力资本，不但不能对以前的学术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自我反省，反而会刻意地掩盖它、维护他，这样就便于后来的学生或青年学子心甘情愿地围绕在他的周围，提供他所欲求的那种合作。

正是基于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以及“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扭曲性合作关系，学生的“成就”已经几乎与“导师”有无学术水平以及从事何种领域的研究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与“导师”的行政岗位、关系网络等密切相关。一方面，一个真正导师的学术水平无论多高、知识结构无论多广，但也很少有学生愿意追随。另一方面，一个南郭“导师”的学术水平无论多平庸、知识结构无论多狭窄，但这种低水平的学术和知识却很少对学生构成制约。究其原因，（1）学生很少关注“导师”的个人研究领域和成果，相反，研究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数学逻辑和分析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上；（2）那些水平滥、知识窄的“学者”往往是鹦鹉学舌者，不仅游刃有余于官场和社会之中，往往也是流行经济学的鼓吹和照搬者，因而学生往往愿意跟随这类似乎可以短期内获得收益的“导师”。

进而，正是基于这种功利主义的逆向选择效应，当前中国研究生的招生和学习也就呈现这样的明显特征：（1）那些官位越大、社会关系越广的“导师”，所招的研究生往往越多，其学生发表论文也更容易，乃至获得各种优秀论文奖往往也更大；（2）“导师”们越来越少地为研究生开设其研究的专门领域，而给研究生上课的大多是刚毕业的博士生，所教的课程大多集中在三高、计量软件以及一些数学类课程。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当前中国社会中学术风气的败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学术发展与其“导师”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事实上，研究生不仅很少关注其“导师”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观点，同时，“导师”那些所谓的“研究”也很少有什么东西值得关注；相反，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几乎将所有的学术时间都用于学习基本的数学工具，学习如何使用计量软件，而这些课程往往是刚毕业的博士或助教讲授的。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导师制，而只是存在清一色的研究生班：关注什么专业，从事什么领域，几乎所有的研究生们都处在一个课堂中，接受如何撰写统一模式文章的技术训练。同时，这些研究生的所谓“研究”往往就是将课堂上教授的模型机械地套在某些经济现象上，却几乎没有多少经济直觉，对这些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乃至现状往往知之不多，甚至也不知道、不关注前人乃是以前思想大师已有的分析以及相应洞识；正因如此，这些所谓的“研究”根本就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缺乏实质性的传承和批判性的发展，从而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自我循环。施特劳斯就写道：“我们莫名其妙地相信自己的观点能高人一等，甚至比最伟大的思想家还要高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迫凭一己之力，寻找自己的方向，哪怕这么做存在严重的缺陷。”^①不幸的是，在当前功利盛行的学术界，任何学术审查都是形式化的，只看你是否发表了文章以及在何种刊物上发表，却不管你是如何发表的，即使明知是买来的也无所谓。所有这些都造成经济学中主流化现象日益膨胀，数量拜物教现象不断盛行，理论一元化倾向日益严重，从而窒息了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①[美]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五、理论的神话困境和多元化诉求

当前经济学人之所以热衷于基于数据收集和处理的计量实证，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被弗里德曼等人引入经济学之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正是基于逻辑实证主义，计量经济学就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并且继承和发展了弗里德曼的“假设与现实的无关性”假说。在这些计量经济学者看来，这种计量研究具有扎实的经验和数据的基础，从而比那种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文字推理显得更为客观。果真如此吗？费耶阿本德就指出，那些坚定的信仰者总是可以为他们的理论提供经验性的争论，而最好的神话也是牢固地根基于经验之中，这正如一些受到高度赞扬的科学理论所展示的。费耶阿本德写道：“神话并不是与现实世界明显对立的虚构想象，而是被无数直接和有力经验所支持的系统思想，并且，这种经验似乎比用于建立现代科学的精密实验结果还更有吸引力”。^①

流行的观点认为，计量经济学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获得了经验事实的支持。但实际上，要为那些明显难以置信的观点找到经验上的支持并不困难，如对女巫和魔鬼的信仰，更不要说，理论家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控制实验。因此，针对一些理论家所提供的“乐观的证据”，真正的学者往往会持怀疑和质疑的态度。例如，费耶阿本德就强调，“神话绝不是强加在同它们没有关系的事实上的梦想，相反，一个好的神话能够引用许多对它有利的事实，它有时甚至比今天受到高度赞誉的科学理论更坚定地根植于事实。”^②尤其是，科学本身就处于不断变动发展之中，因此，人们根本无法使用是否具有经验或数据的支撑来辨别是神话还是科学。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某些思想家得出科学和神话除了时间的先后外毫无差异的结论：科学是今天的神话，神话是过去的科学。”^③显然，这可以用于对现代主流经济学思维和范式的反思：它日益偏重于实证分析而缺乏思辨审视。

由此，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人为何如此崇尚实证分析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源于一种神话的力量：现代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数量拜物教。费耶阿本德写道：“信仰神话的人们其心理态度可以概括为完全和毫无迟疑的接受态度，神话叙述着真理，并且不可能错误。假如将神话应用于现实或理解现实时出现问题，这并不表明神话自身有缺陷，而是应用神话的人们自身有缺陷，他们没有理解神话所传递的明显信息或者没有遵循神话的要求，神话自身是毫无错误的。”^④而且，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两种机制来强化这种神话：（1）横向上形成了一种“我向思考”的学术共同体，从而使得这种神话产生一种自我强化效应。费耶阿本德写道：“在诸如负责传播神话（理论）的团体和个人惯性等方面存在更大的相似性：宗教和政治团体都竭力通过武力或说服来消除对立观点，科学期刊的编辑们可能不太愿意刊登引起科学共同体反对的论文，科学教材一般解释广为接受的理论，而对存在争议或缺陷的当代理论很少提及。”^⑤（2）纵向上形成了一种灌输式的传导机制，从而使得这种神话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效应。费耶阿本德写道：“传授的方式也深刻地为这种态度所影响：传授者理解并因而成为完全的权威；学生缺乏知识（或者至少明晰知识），他们不能对传授者所讲的事物做出判断，因而是完全被动的”，事实上，“许多大学课程以一种独断的方式进行着。考查被设计成不是检测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掌握一种教义到何种程度，这样的掌握被认为是惟一重要的事情”^⑥。

①[美]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②[美]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5页。

③④⑤⑥[美]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8、48、49页。

进而，我们又如何突破“神话困境”呢？费耶阿本德认为，“神话困境”主要体现为满足于理论的一元化，而理论一元化受心理机械论的支持，以限制在某一领域里的理论数目，其目的是灌输对某一特殊理论的信仰。这样，理论一元化就使得一个不开明的墨守成规者以及真理的言说具有了力量，进而弱化了想象力、理智的潜在才能以及深刻洞见力的言说，毁掉了年轻人极好的想象力以及教育言说。因此，要防止和补救“神话困境”，我们就必须使用一套多元的或多重的反复的理论，通过相互验证来解释他们的错误和局限，因而多元化就可以提供给我们对确定的知识最好的机会。费耶阿本德认为，具体的备选理论的作用体现为：“它们提供了对已被接受的理论的批判方法，以一种超越了与这一个理论相比较所做出的批判的方式。尽管一种理论看起来多么贴近地反映了事实，尽管它已被广泛地应用，尽管它的存在对于说着相同语言的人来说是多么必要，关于它的事实充分性的辩护只有在遭遇了备选理论之后才能成立，这些备选理论的发明及更详尽地发展必须因此先于任何关于实践的成功与事实充分性的最终辩护。那么，这便是理论多元性的方法论上的理由：理论的多元性要求对已被接受的观念要比对被认为是独立于理论考虑的主要‘事实’提出更尖锐的批评。”^①

由此可见，理论多元性就暗示，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元主义思维保持警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简单地照搬自然科学的分析思维和研究范式，热衷于简单地在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进行逻辑游戏式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并由此塑造出强盛的主流化趋势。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将其所持有的一元思维视为中立和客观的，并以此来指责其他流派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和武断性，乃至对其他流派的研究思维和研究结论往往不屑一顾。很大程度上，这正体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元主义困境。德索托就写道：“吊诡的是，真正傲慢和武断的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习以为常的、他们认为经济学最典型的方法：一个完全地建立在均衡、最大化和偏好稳定原则之上的方法。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寻求垄断所谓的‘经济学’领域，试图对那些遵循更为丰富、更符合现实的范式，给出替代性观点，从而在科学研究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家展开竞争的理论家施加封口令。”^②有鉴于此，我们就必须引入多元主义和批判性思维，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进行审视和剖析；相应地，这就需要充分理解其他经济学流派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研究思维和理论观点，进而对各种备选理论进行比较，并在知识和思维相契合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范式。

六、学风改造与经济学多元化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的直接目的就在于提高研究者本人的认知并用以指导自身实践，而不是为了符合某种公认的标准以获得他人认可、赢得某种赞赏以及获得某种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地地道道的“为己之学”。相反，如果学术研究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公认的标准，那么，它就会朝两方面发展：（1）学术为特定权威或机构所掌控，从而退化为经院主义的研究方式，传统经济学研究就带有这种特征；（2）学术演变为追求形式的八股文，从而只重形式的优美而忽视对真理的探索，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就呈现这种倾向。这两种取向的差异在于：一是唯上，一是唯风；两者的共同特点则在于，都与真正的学术精神相背离，都是为了个人利益。相应地，两种情形都会产生大量的利益集团或宗派，尽管有时是隐性的，是以其他的斗争形式出现的。譬如，流行的经验主义观点认为，只有彻底的观察程序才能排除幻象的推测（臆测）和空洞的形而上学，从而可以阻止知识的停滞并使知识发展的进程走得更远；但现实却是，现代经验主义已经在“证实”的伪装下而成了改头换面的教条和形而上学，在经验的名义下灌输教条主义，为流行的学说进行辩护。

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中，当学术成为拉帮结派和谋取利益的凭借时，学术精神也就窒息了，从而也就必然导向学术的“黑暗时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找到大量例子。由此，就带来了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当学术不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炫耀，并且这种风气日益弥盛之时，又如何推动学术革新并促进学术的发展呢？如何防止这些所谓的“科学理论”对社会的误导和损害呢？一般地，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重视非专业人士的质疑和批判，这是外部动力。

①[美]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②[西]德索托：《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朱海就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费耶阿本德认为，当代科学由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双重作用而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知识分子往往不批判科学，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科学赋予了获得知识的优越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对科学往往较为宽容，这是因为它也错误地意识到科学对理想结果产生掌握着实际垄断权。在费耶阿本德看来，那些“科学”往往只是想象中的，是科学家将自己的臆想施加于其上的；而且，“专家们是一伙在争论上存在偏见的群体，他们想拥有受人尊敬的高薪工作，所以很自然地会颂扬自己，谴责他们。因此，必须与外部观察者的观点保持平等，这些外部观察者是否对复杂的情况有深刻的洞察力，并能得到有效的结论？对此的回答是，科学家也没有如此的洞察力。他们经常在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由于严重的因循守旧而不是分享真理，将会产生事事苟同的时代。”这样，由专家所引领的学术往往就会陷入一种“我向思考”的游戏之中，从而与社会现实相脱节。费耶阿本德认为，此时就“需要和外行交流，向外行解释他们的特殊工作以及确信的理由，将会促使专家们表达得更加简明；将会使他们重新学习那种他们几乎忘记的、被丑陋的思想和狭隘的惯用语取代的语言，这将会使他们的语言更加人性化，使他们自己更加人性化”^①。

一般地，外行的批判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学术共同体或解释共同体之外的其他学者的批判，二是广大社会大众的批判。针对学术界轻视外行的成见，韦伯就指出，“在科研方面，业余人士的想法可以有着同专家见解完全一样甚至更大的意义。我们将许多解决某个问题的最出色的想法，或我们的许多最好的见解，归功于业余人士。对经济学来说尤其如此。首先，就解释共同体之外的学者批判而言：（1）经济学各流派毕竟都关注相似的课题，甚至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根本研究对象都是“人的”，认知的深入和完善就有赖于分析思维和视角的多元化；（2）特定解释共同体之外的学者往往从不同视角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作了深入的审视和不懈的探索，经济学的理论进步也有赖于将这些不同思维和理论契合起来。其次，就社会大众的批判而言：（1）经济学探究的毕竟是社会大众的日常行为，而社会大众对此有切身的直接感受，因而经济学理论是社会大众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一部分；（2）经济理论本身就影响广大社会大众的利益，从而也必须能够符合社会大众的诉求。

事实上，艾尔斯就指出，“每一代人都不仅对当时流行的经济形态，而且也对强有力地支撑这些经济形态的思想体系发出过有力的责难。但人们对这些责难置若罔闻，甚至连学者们都淡忘了，而传统的思维方式却不断延续下去。”^②显然，艾尔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观点对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深远的警示含义：经济学更需要引入作为外行的批判。斯基德尔斯基就指出：“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影响着监管部门和政府的行为，所以经济学的现状关乎所有的芸芸众生，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只成为经济学家所圈的领地。”^③很大程度上，如果说自然科学中的分歧通常局限于专业人士的小圈子，那么，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却往往引起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争论，社会大众也会参与进来。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由来自数学领域的古诺、杰文斯等人对当时占主流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而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也一直受到非正统经济学者如凡勃伦等以及经济学外学者如帕森斯等的批判。但不幸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发展却越来越凭借高度形式的数理构筑了一道外人免进的门槛，甚至经济学内部的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流派之间也是井水不犯河水；结果，它不仅已经越来越偏离社会大众的认知，而且更不容忍其他流派或学科的质疑，从而沦为学术共同体内部一种自我逻辑的游戏。

其次，培养根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学术精神，这是内部动力。

①[美]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②[美]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赵斌、毕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 34页。

③[英]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学术精神往往是一群特立独行的先驱者塑造和引领的，由学术精神的兴起到整个学风的转变则有赖于这样一批学者的出现。譬如，在历史学派鼎盛之时，就出现了门格尔这样的批判者和创新者。当时，门格尔被排挤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并且只能在法学院教授一些未来将成为律师和公务员的学生，但是，他却持之不懈地努力并终于找到了师承自己的嫡传弟子维塞尔以及庞巴维克等人，从而开创了在学术上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奥地利学派。而且，在当时那种极端不利的环境下，门格尔敢于质疑流行学说，敢于挑战学术权威，他撰写的《经济学与社会学问题》一书与施穆勒的著作《政治社会科学方法》之间爆发了一场持久的论争，并最终改变了当时德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普雷斯曼曾评论说，“通常，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所留下的思想和理论遗产会为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并成为经济学宝库的一部分，传给下一代的学生们。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是因为他们敢于越出主流，独树一帜，并能够感召一批学生或追随者。门格尔就是罕见的这两类都符合的人物。”^①

就现代经济学而言，随着崇尚理性建模的新古典宏观学派如日中天之时，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一批反思性学者，如森、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霍奇逊、张夏准和皮凯蒂等人，克鲁格曼正趁着这次经济危机对整个新古典宏观学派的理论和主张进行全盘审视。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观点和政策的突破正面临着这一困境：它在从非主流成为主流过程中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如今却逐渐演变为一种教条，乃至整个经济学界都笼罩着一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氛围。明显的事实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研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济领域；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基本分析框架却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应用范围反而获得了拓展。因此，现代经济学研究要摆脱目前这种主流化和形式化的学术取向，真正走上自由交流的多元主义，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风气的出现。同时，重塑学术风气对当前中国经济学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经济学更深层地受教条主义和媚俗主义的双重支配，具有真正理念的经济学人更少。

当然，批判性学术精神的培育以及学术风气的变革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试想，古诺、戈森、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花了半个世纪才使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社会科学思维转变到自然科学思维，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变到私人领域，研究内容从资源创造转变到资源配置；而且，新古典经济学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科学哲学和科学主义的发展，有赖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成功。但是，在当今社会，科学主义依然一往无前，由此滋生出的数量拜物教依旧盛行；在此情形下，经济学要再次回到社会科学的思维，再次回到对公共领域的探索，必然将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不过，这种转变终究会出现。究其原因，在任何组织良好的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些具有高度智慧和坚强意志的事变创造性英雄，尽管他们不能像那些事变性人物那样拥有有利的地位对社会施加即期的影响，从而获得时人的欢呼和称颂，却为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其智慧也给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最后，突破主流思想的障碍，基于两方面的审视。

任何主流思想在被突破和取代之前都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即使期间它与社会环境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脱节。这个时滞的长短往往决定于两方面的因素：（1）思想本身的坚固性；（2）探索者自身的质素。就前者而言，阿莱就曾指出，“所有真正的科学进步都得奋起反对由‘现存势力’产生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的专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越是被认可，就越深入人心，也就越难以接受新观念，无论它后来可能会变得多么有利于新观念的发展。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无论可能有多么大的错误，仅通过连续的重复，最终就能获得既定真理的地位。不勇敢面对‘现存势力’的强力排斥，就不能对这些真理提出质疑。然而，一旦一种新理论落到了常规之外，它肯定会面对普遍的反对，无论它是否得到了经验上的证明。”^①就后者而言，它也包括了两个方面：知识素养和学术态度。

①[美]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李倩、陈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显然，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无论是从主流思想的坚固性还是经济学人的质素看，都注定了对经济学的反思和革新是一个不轻松的工作。一方面，长期的学术压制导致研究者的知识积累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扭曲的学术体制使得唯上学风快速转向了唯洋学风。在此环境中，论文写作成为职称晋升、获取职务、拓展社交、进入政府等的敲门砖，而学术立场也是成了宗派小集团的标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迄今为止，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还各自形成两个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攻击的利益集团：尽管每一方都对对方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批判，但每一方都不愿意接受对方的建议和指责，而是在各自封闭式的圈子里作“我向思考”的逻辑或数字游戏。显然，在这种“我向思考”的分析范式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者胡克就写道：“一个不遭到异议的见解，是过于平易而不可能是真实的，或者假如是真实的，它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过于平凡而没有实际意义的。”^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高贵的学术理念和和坚定的改革勇气，这些封闭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往往就会刻意地排斥那种基于知识和思维契合的综合化发展之路；相应地，那些具有更为广泛知识而不随波逐流的学人则不会为任何团体和派别所接受，乃至往往只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学的一元化取向已经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它具有自我强化倾向。相应地，要打破这种学术发展怪圈，就有待于以学术为业、以求知为本的真正学者的出现：他们不仅拥有广博而开放的知识结构，具有对待学术的真诚态度；而且，具有独立探索而不为俗流左右的学术精神以及能够“固穷”的学者意志，以及高超的领导才能。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演说的结语中说：“一个学者必须具备这样的认知：如果他所说的话有错，不久就会有人指出来；至于那些正确的，他可以期待着最终看到被人接受，只要他的生命足够长。”^③相应地，笔者以为，哪一天中国学人能够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进行独自思考和自由的交流，既不是为那些“前沿”或“权威”的观点牵着走，也不以所谓的“前沿”或“权威”来压制他人的声音；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就值得敬重了，中国学术就有希望了，中国社会也就大有前途了。在此过程中，真正的学者应该抱着开放而多元的学术态度，要倾听社会大众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对经济学的批判，更要积极吸收他们对社会经济现实和理论逻辑的有益认知。

①[法]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忱》，载[美]曾伯格：《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侯玲、欧阳俊、王荣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②[美]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③[英]科斯：“1991年诺贝尔获得者奖演讲：生产的制度结构”，载[美]威廉姆森、[美]温特：《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 姚海鑫、邢源源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98-308页。

七、结　语

强盛的一元主义将导向一个欺骗和守旧的理论，进而产生一个单向度的学术状态；相反，多元主义思维则赋予学者某种否定和批判意识，从而引导理论在批判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同时，学术的单向度状态往往是由特定的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现为学说、思维和理论都被冠以“主义”和“范式”而得到推崇，从而也就严重窒息了思想的萌生和成长。图尔写道：“当代的社会研究持续进行，不断形成特定的假说，并使之接受经验与逻辑的检验和证明，以构成理论上的真理。人们试探性地用这些理论来解释问题。只要没有新的证据或更充分、更全面的理论出现，只要其解释力还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些理论就仍将保持解释的作用”，“相反，意识形态对事实和条件的变化几乎没有包容能力。支撑意识形态的理论材料趋于僵化。其意识形态功用导致它们不受变革的力量的影响。作为信念体系，意识形态最后大都成为最基本的形式和内容，并立刻具备信条的性质，成为信仰的对象。意识形态的‘圣人’出现了，所谓‘圣经’的使徒文学也写就了。寻找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变成了寻找皈依者和信徒，而不是研究的学生。”^①很大程度上，这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取向之写照，它根基于所谓的“理性”和“科学”的意识形态而排斥学术共同体之外的批判，最终只能陷入神话困境之中。

有鉴于此，现代经济学要取得实质性发展，就需要摆脱目前这种一元主义的研究思维。麦金太尔写道 ：“在任何阶段，任何被构成的传统探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通过以它自身进步的标准来衡量，它已经无法再获得进步了。”^②进而，这又需要树立一种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这也是我们对待学术应有的理解和态度，有助于提升学者应有的学术精神。费耶阿本德写道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只有当你宁愿用多种可供选择的备选理论而不是用单一理论或‘经验’进行工作。这种理论的多样性必须被认为是知识人最初阶段，这一的阶段在后来的某些时候会被一种真理所取代。理论的多元性被认为是所有所谓的客观知识的基本特征”；^③“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会试着去发明这样一些备选理论。……第一步……他会发明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必须是以足够详细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将在普遍性考虑、语言的详细性和表述的准确性上可与被研究的理论相竞争。将两个行为合二为一：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必须是一个批判的形而上学家。……一旦备选理论的推测和发明得到了鼓励，就会产生大量思想的火花。这一的思想可能会导致知识及时的变化。……（因此）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也即意味着他是批判的。批判不仅在怀疑主义的抽象原则上，而且是在具体的各种学说之上进行的，这些学说表示在每一个案例中已被接受的思想怎样被进行进一步检测和研究，它因此而为我们只是发展的下一步做好了准备。”根本上，学术和思想只有在多元而开放的环境中才会健康发展，才会有持续的认知推进，这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尤为重要。

①[美]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②③[美]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