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理解全球变化、人类健康及其内在关系

伴随着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加大环境治理、重视全民健康的行动不断深入，如何科学认识并正确理解“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各国学术界和宏观政策研究机构特别重视的问题。对于全球变化，不少学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以地球为单位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即不仅包括地球的大气圈的变化，而且包括水圈（含冰雪圈）、岩石圈（含土壤圈）和生物圈（含所有生命有机体的生活圈）的变化。由于地球生态系统是由生命支持系统（或生成系统、环境系统，即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与生命系统（或有机体生活系统，即生物圈）共同构成的，人类本身又是生命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种类，所以，地球生态系统运动规律的新变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等方面也必将产生重要影响。由此，人类健康问题也合乎逻辑地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变化的重大议题。对于人类健康而言，从人体科学的角度看，它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的躯体健康，即由运动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一系列新陈代谢系统构成的生命力的绽放状态，它可以由与人体系统相关的指标体系和检测数据来表征。因此，按照上述逻辑，理论界一般把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的关系问题理解为由地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因素造成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环境，进而与人类生命有机体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是搭建在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桥梁。

毫无疑问，上述观点是国内外学者长期探索的成果，为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无论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还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这种观点都还有很大的商榷空间。从某种意义上甚至还可以说，这种观点存在很大的弊病。这是因为，上述观点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全球变化，一方面的确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运动规律呈现出的新特征，另一方面却是由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构成的人文生态系统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造成这种新变化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在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世界人文生态系统中，都能瞬间发挥巨大加速作用的“人类”及其“活动”。同理，对人类健康而言，一方面，它确实是由全球变化引导出来的新议题；另一方面，人类是否健康还是导致全球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人类健康是个超复杂范畴，它不仅仅指躯体健康，还包括心理、精神、道德、交流等各方面的健康。从人类个体角度看，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心理状态、精神追求、道德取向、交流合作方式，那么他能向他所能影响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输出什么呢？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想想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吧！没有“人与人的和谐”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后者从来以前者为条件。

实际上，无论是从自然科学还是从哲学社会科学出发，“人类本身”都是值得继续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一方面，人类本身，作为复杂生命系统中的一种“活物质”^①，与其他种类的活物质相比，有着自己独有的特殊性，即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组织性，由此，它的出现，特别是智慧圈^②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与地球之间绝不是简单的“获取与给予”、“破坏与被破坏”、“修复与被修复”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类本身，与“死物质”^③相比较，作为一种能够产生巨大能量的物质系统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运动方式，即独有的规划性和方向性，它能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时间框架中与地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本身及其社会生产力系统则是地球自然生产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说没有人类就没有今天的地球，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不理解人类活动就无法理解地球自然环境的形成及其变化趋势。然而，如何理解活物质及其功能？如何理解人类同地球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机制和机理？这些问题是正确理解“人类与地球”以及“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的自然科学基础。当然，我们还需要理解人类这种活物质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组织性。而要做到这点，仅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以“人本、人文、人民”为中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笔者深信，在人类历史上，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阐明人类本身是什么，以及它为何、如何能够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运动的相互联系中发挥作用的理论武器。笔者还坚信，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不断发出的关于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呼唤，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及“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勇敢担当，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内在关系的“中国智慧”。

①“活物质”是苏联生物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理论，这个理论日后被其发展成为生物圈理论。参见 [苏]В·И·维尔纳茨基：《活物质》，余谋昌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②由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组织性，所以人的智慧使生物圈演化为智慧圈。关于智慧圈的详尽阐述，参见[苏]В·И·维尔 纳茨基：《活物质》，余谋昌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③与活物质相对应、不具备活性特质的物质，即无机物。

二、重新理解人类本身与人类活动在全球变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正确认识人类本身与人类活动需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新世界观体系^①，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根基。唯物史观具有其内在的科学价值，它揭示了人类从何而来、因何而聚、为何发展、向何而去的发展规律，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化过程提供了科学的视角与方法。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就不会贬值和泯灭。在唯物史观的科学视野中，我们认为：（1）人类自身连同它们的血肉、大脑和思维都是大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演化（形式），换句话说，人类本身连同其物质表现形式即社会都本源于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2）在地球生态系统的运动中，“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②，人类这种能动性的实践活动起着交换能量、转变物质和创造新生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活物质普遍具有的、只体现其本能的新陈代谢活动；人对自然的改造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③，而“人改造人”则为“人改造自然”提供了条件。（3）人类通过其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不断过滤着自然界，形成了人化自然即社会；社会因此具有自然的和人文的二重属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4）物质实体（包括活物质实体，即活劳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和实践（即人类的社会活动）都统一于时空结构即历史过程中；时间既表现为自然界的演化运动，又表现为人类活动（经济学意义上的人类活动）的历史过程；空间则既表现为演化运动的存在形式，又表现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物化形式。因此，立足于唯物史观的视野，在这样一个变化运动的地球生态系统中，构成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一切要素都是互动的、变化的和发展的；而其互动、变化和发展的内在力量都源于具有目的性、能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人类本身及其实践活动。

①关于这个观点的详尽阐述，参见杨志、王岩：《〈资本论〉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人类本身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种独具特质的活物质，只有存在于活的人体中才具有生命活力，是一种在与外部生命支持系统或环境系统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时才显现出来的释放状态的生命能量。与其他活物质相比，人类特有的原初的本能形态是劳动，即人类的活劳动。在人类思想史上，虽然许多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把“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即人类独有的特殊性）。但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进行考察，人的“类本质”即人的本质不单在于“劳动”，它“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是因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首先呈现在人类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劳动首先表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②，但这个过程必然也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也就是说，人类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即劳动）必须借助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这二重关系的交叉运动，而后者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形式。因此，人类的活劳动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方式）才能进行和实现。不仅如此，伴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演进，人类的活劳动也越来越快地从生命的本能形式（自然形式）向社会形式发展。与此同时，人类的社会形式也不断取得进步。因此，人类活动也就越必须要嵌入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框架中才能实现。社会性，是人类本身及其活动的本质特征。

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关系框架中，人类（特殊的活物质）一旦通过人类活动（即活劳动）同死物质（表现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相接触，就立刻能够把它们从死态中唤醒。如马克思所说：“就使它们复活，赋予它们活力，使它们成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同它们结合为产品。”^③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本身也“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④。因此，在这里，通过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人类在创造新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生态。需要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比创立活物质和生物圈理论的科学家维尔纳茨基更早地揭示了人类这种特殊的活物质在改变地球自然生态方面的特殊功能。事实上，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运动的关系体系中，人类本身也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人类活动无论在其内涵（智力和体力）方面还是在其具体形式（社会分工体系）方面，都在与时俱变，并越来越具有现代化的含义。所谓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政治清廉、社会完善、生态繁茂等，总之一切文明进步都根源于人类及其活动的进步。然而，无论具体形态如何变化，本质层面的性质仍然未变。人类本身是通过“活动”来表征自身是具有自然性和物质性的“能量”或“力量”的，正是这种物质性的力量承载起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体系。由于这种关系体系被称作“社会”，因此，不仅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社会关系本身也承载着人类的能量和力量。总之，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人类本身、人类活动、人类劳动、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关系体系）是同源、同本、同性质的客观存在；由于人类活动发生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的关系体系中，所以人类本身、人类活动、人类劳动及其生产方式、运行机制、分配方式等都具有自然的与社会的二重属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应对全球变化指明方向与路径

唯物史观不仅阐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及其交互作用的机制和机理。应该说，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思想史上对以人类（活动）为本、为主体、为中枢的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的内在关系揭示得最为清晰的理论体系。正是站在这样的科学巅峰，面对21世纪越来越汹涌澎湃、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全球变化浪潮，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从容镇定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谋求人类的共同利益。^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重要命题。它立足于全球语境，直接体现了唯物史观这一新世界观体系中“人本、人文、人民”的思想，是在当前全球变化浪潮下对“以人为本”理念的直接强调。目前，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种族之间、宗派之间等的矛盾不断凸显，利益纠纷、信仰矛盾和文明冲突等不断显现。人类一方面正在享受人类历史不断进步取得的巨大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不同原因所导致的生存和发展的威胁，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必要性。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全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商与共筑。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当前“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2015年9月3日，他又表示：“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相互尊重、平等共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③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也以“创新、协调、绿色、发展、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助力，不仅构建了我国的外交新思想，也有助于开拓全球发展的新局面。

然而，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最早在国际社会引起重大反响是在2015年9月28日第七十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上。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习近平，以其个人特有的健康体魄、健康心态、健康思维和健康话语发表了讲话，就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更为具体的倡议。在这次讲话中，“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以及“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都是就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出的科学回答。^④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讲话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反应与高度赞同。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卓越外交活动（人类活动的表现形式），也有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建构。2015年12月1日，习近平继续强调：“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⑤在全球联系不断紧密的今天，如果各国只是“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每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更应该“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⑥的确，就目前我们面对的全球变化而言，阻碍“人与自然和谐”的因素正是“人与人的不和谐”。

①《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9.htm， 2012年11月17日。

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全文)》，http://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 2360829.htm， 2013年3月24日。

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04/ c1024-27544058.html，2015年9月24日。

④《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5/0929/c1024-27644905.html，2015年9月29日。

⑤《习近平就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发表致词》，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01/c_111730957 9.htm，2015年12月1日。

⑥《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http://gb.cri.cn/42071/2015/12/01/3245s5183292. htm，2015年12月1日。

在整个2016年和2017年伊始，全球已经出现了高度不确定性的危机征兆。面对如此情势，中国共产党人把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推向共担共赢共享，尽全力扭转全球局势，以消除可能发生的全球性危机。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在开罗发表的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演讲中，真诚表达了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担国际责任义务，扩大同各国利益汇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的意愿与主张。同年7月1日，习近平又一次强调，中国“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②进入2017年，全球政治生态系统“乌龙事件”频频发生。在偶然性往往成为必然性的危急时刻，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他非常淡定智慧地提出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到底怎么办的问题，给过度紧张的全球关系释放了压力。转天1月18日，他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举办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讲，明确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就是“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的“中国方案”。^③面对越来越危及人类自身的全球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为了继续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人类应该秉承这一理念，并以此为依据调整自身的活动。

四、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充满复杂性

如果说唯物史观为我们科学认识人类，从而为正确认识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科学工具，那么在那里，“人类本身”与“人类活动”不仅具有抽象形态而且还具有历史形态的理论观点，为我们科学认识人类及其历史演变形态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在那里，“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种类，作为具有自然的与人文的二重属性的社会动物，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作为承载人类活动、能量及其变化的运动机制，绝不是一种虚空的关系网络，而是一个充满能量和力量的物质世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环境。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安排、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发展动力等方面的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说，当下中国共产党全力推进的共商、共筑、共担、共赢、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为我们现实地认识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提供了直接可应用的科学方法；那么，我们必须说，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是对当下如脱缰野马的全球变化的一种直接应对。当然，这种应对不仅仅是策略上的，而且是更高层次或最高层次的高屋建瓴。在全球急劇变化的关键时刻，人类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如何应对全球变化指明了方向。同时，从共商、共筑到共担、共赢、共享的“换挡”，实际也是针对全球变化所作出的机制、机理及其应对方面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立足于人类本身长期发展的需要，而且也综合考虑了当前阶段全球变化的特殊局面，表现的是对与人类命运相关的战略上的高瞻远瞩。

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全球变化也具有二重含义：一方面，它是地球自身的自然生态系统即生命系统和生命支持系统的平衡现状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人文生态状况正在发生的变化。从前者看，全球变化对人类这种特殊活物质的生存和发展都将产生直接或潜在的重要影响。这种变化既是由自然因素也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就自然因素而言，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动变化特征，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等生命支持系统的变化都将影响生物圈中不同的生命体，从而也会影响人类这种特殊的生命形式。而就人为因素而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自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以资本为中心的人类活动。在资本追求利润的驱使下，人类在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活动中越来越以利益为导向，忽视了对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这不仅表现在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对资源的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而且表现在由利益因素驱使所导致的一系列战争等因素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从后者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历史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浪潮引发了全球化浪潮，应该说，这个浪潮是引起全球变化的基本动能。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独属于人类本身的第一生产力，同时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将全方位地影响人类的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逐层推动了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物质、精神、道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变革，这些变革反过来又使全球发生更大的、更具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这些变化推动了世界进步，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已经证明了这种变化的正向效应。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其后果表现在：在物质财富不断增多的同时，人们精神空虚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领域危机不断、机遇难以捕捉，政治上老套路越演越烈、新套路千奇百怪，文化上传统习俗迅速流失、新形态瞬间变异，各方面变化令人应接不暇。

①《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1/22/c_111785 5467.htm，2016年 1月22日。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 c_1119150660.htm， 2016年7月1日。

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世界》，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 0119/c1001- 29033860.html，2017年1月19日。

全球变化的二重含义与二重影响不是分开的，也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联系和交错运动的。与复杂的地球生态系统相类似，全球变化本身也绝对是超复杂的。要准确认识和研究这种复杂的系统，我们的思维一定会遭遇学科局限性方面的困扰。而恰恰是这种困扰对于我们研究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又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复杂”也具有二重性，它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态”，存在于“秩序与混沌之边缘”。同时，这种“过渡态”又能表征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过程，这个过程代表了从此岸到彼岸，或者同时从彼岸到此岸的那种“或然性”。^①因此，如果我们要从思维上把握这种复杂性，从而研究这种复杂系统，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要有“跨学科”的意识和能力。只有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进行结合才有助于全面分析其中的本质、内涵与逻辑。与此同时，不管我们能否认识与把握复杂性，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复杂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实际上，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早就说过，现代技术和社会已变得十分复杂，我们不能不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②因此，正确理解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我们需要摒弃只把握要素或局部的思维模式，以整体观、系统观来研究这一问题，特别是当下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也亟需这种意识和能力。

五、人类健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实现

无论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还是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理论，我们都可以看到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有着基于“人类本身”的内在关系。换句话说，由于人类及其活动在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中处于主体、主导和中枢的地位，于是就形成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关系系统或关系网络。这就是说，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的内在联系本源于人类本身，中介于人类活动，繁茂于人类生活，承载于人类的现实世界即社会。当然，在这里，人类本身、人类活动、人类社会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抽象，而是理论上的具体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它们嵌入当代的时空结构中。例如，我们可以用中国人、美国人来表征人类本身；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科研活动等来指代人类活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来表示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全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将不分国别与种族；凡是不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的人类活动，都将成为导致全球变化的内在力量，从而影响人类自身的健康；同时，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人类群体都处在一个共同的地球生态系统之中，因此他们之间的命运也息息相关，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组成部分，同样都要面对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这一问题。

①[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秋同、袁嘉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如何理解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对人类健康作了比较全面的界定，用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的良好或完美状态来定义人类健康，尤其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理解也是基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交互作用，从人本身的自然和人类活动所形成的社会两个方面来把握健康的含义。实际上，人类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小宇宙”，从而人类健康也是一个复杂问题。有关复杂性的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复杂系统中，很难说哪个子系统是最重要的。同时，经验也表明，把握复杂系统的关键是协调好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对人类健康也是如此。一般来说，躯体健康是人类健康的基本内容，诸如遗传、生活环境、医疗条件和收入水平等都是影响躯体健康的因素；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健康最能反映人类健康本质的内容，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原生家庭氛围、学校教育环境、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各种制度框架都将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伴随着全球变化中各种文明的融合与碰撞，道德健康和精神健康在人类健康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重，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大多与“三观”和“信仰”相联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健康必然也受自然的和人文的二重因素的影响。人类本身及其活动是影响这二重因素的重要原因，因此，能够改变人类健康状态的最根本的因素也是人类及其活动方式。

在全球变化加剧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实现人类健康，如何实现中国健康呢？由于人类的健康状态受其本身及活动方式的影响，因此人类健康的实现，包括中国健康的实现也必须通过人类自身的活动，即需要通过改变思维、认识、生活和生产等活动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健康水平。首先，无论是人类整体、群体还是个体，都必须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全球变化这一复杂的问题，尽快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与理念，立足于人类社会整体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认识全球变化，同时树立低碳、循环和绿色的生活观、发展观和世界观，使全球变化朝着有利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方向进行。其次，实现人类健康关键在行动。在这里，搞清楚两种不同的行动所产生的不同效应是必须的：其一，以资本追求高额利润为主体、为主导和为主题的人类经济活动，是造成全球变化中不利于人类健康的主要人为因素；其二，以共商、共筑、共担、共赢、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为主线和为目的的新发展理念，是扭转全球变化趋势，并使其向有利于人类健康方向发展行动的灯塔。为了实现人类健康，人们必须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以此为依据将推进人类健康的行动落实在一定的制度建构上。因为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及其方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心态、道德等因素，而且受社会的制度建设、法律法规等因素的制约。由此，国际性的组织机构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为指导，设置一定的制度规章，对国际社会的行为进行约束，推进提高人类整体的健康水平。同时，各地区、各国也应该分别将这一任务落实到行动上。近年来，中国不断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例如，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让“天蓝、水清、土净”的三大战役正齐头并进，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善和保护力度。不仅如此，《“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得以出台，以进一步提高人们在各个层面的健康水平。当下中国仍然处在攻坚克难的改革关键时期，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必将促进社会整体系统结构和质量的不断优化，使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都得以修复和完善，从而不仅能够建设“美丽中国”，而且也将有利于实现“健康中国”，真正促进人们健康状态的提升。习近平同志说得好：“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①

①习近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8/20/c_1119425802.htm，2016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