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以来,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都遭受到来自内部的质疑与外部的挑战。联合生产的“负价值”、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价值转形、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经济长波、机会公平、国际不平等交换和虚拟经济等问题不仅在社会实践中举足轻重,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关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是否成立。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学界围绕着这些问题已经进行百余年和跨世纪的辩护性与批判性争论,至今仍难达成共识。

为此,对于这些现代政治经济学重大前沿问题,我们从价值理论的新理论探索、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和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性以及虚拟价值的宏观经济框架四个方面,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做出符合现实的新解释,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化、现代化和中国化发展的需要,对于解决全球共同问题、指导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这样的理论使命与现实背景,本文将围绕现代政治经济学这些重大前沿问题进行理论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

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在现时期,却面临着来自理论与现实的共同挑战:一是关于“斯蒂德曼诘难”与资源环境的劳动价值之论争,如何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污染物定价给予合理的解释,不仅是理论创新之需要,更是现实之诉求;二是关于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的争论,这一争论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而且这一争论旷日持久,至今仍未达成共识,被誉为“世纪之谜”,也成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难题之一;三是价值转形理论的动态化探索,价值转形是马克思价值理论与生产价格理论中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不仅是解决转形问题,回应“百年之争”,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的需要,也是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所需。

在理论上,英国经济学家斯蒂德曼(Ian Steedman,1977)以联合生产条件下存在负价值和负剩余价值为名,认为正利润可以与负剩余价值同时存在,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否定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从现实来看,尽管生态环境问题使得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环境污染治理最为重要的污染定价问题却一直未得到解决,尤其是,如何基于劳动价值论给出说明与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

学术界面对来自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质疑与现实需要进行了种种的理论讨论与创新性研究。

一是“斯蒂德曼诘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纷纷对斯蒂德曼所谓的“负价值”提出质疑和批判。如置盐信雄(1976)、森岛通夫(1978)、伊藤诚(1990)、白暴力(2006)、张忠任(2006)、余斌(2007)、冯金华(2011)等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联合生产中的“负价值”问题,对“斯蒂德曼诘难”展开了批评。综观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虽然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见地,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在改变“斯蒂德曼诘难”原假定的新认识,没有脱离斯蒂德曼的分析框架,以致仍然无法真正破解这一“诘难”(马艳等,2012)。

二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是要创建资源环境价值理论,解决其定价问题。但是,由于在西方经济学框架下,资源环境具有外部性,市场不能形成均衡的环境价格,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资源环境是非劳动产品,必须从劳动价值理论以外来分析和研究其价值问题。为此,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并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哲学框架下进行的,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虽然也有进展,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逻辑下,对于资源环境进行量化性的解释尚显不足。

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必须对这些重大的前沿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和新的实证分析。为此,我们尝试作了如下几个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

首先,富有创建性地提出并建立了资源环境领域的“负价值”理论。我们认为,就斯蒂德曼“负价值”的理论逻辑而言,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因为两种联合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总额如何分配的问题,终究还是取决于市场的配置,与劳动价值理论是否科学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就“负价值”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却具有极强的经济学价值,它可以为我们研究资源环境经济学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持。因此,我们认为破解“斯蒂德曼诘难”最好的方式是从联合生产条件下的“负价值”概念中挖掘真正的科学内涵,为环境经济学提供价值基础(马艳等,2012)。

为此,我们先是承认联合生产中“负价值”的存在性,但将其限定在产生环境污染的联合生产之中,以此作为破解“斯蒂德曼诘难”的突破口。同时也赋予环境领域的“负价值”以新的内涵,即“负价值”作为副产品存在于联合生产中,具有负使用价值(即污染物),是与正使用价值(有用物)的价值相对应的一种价值损失,并且由生产和净化这一副产品所需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我们还进一步认为,如果人类的生产活动都将资源环境纳入其中,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约束条件,那么,“负价值”这一理论也具有一般意义,即在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中都存在“负价值”的问题。

这一研究无疑对拓展劳动价值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增强了劳动价值理论在现时期的解释力。

其次,为污染物定价权提供了理论根据,摆脱了污染物定价的劳动价值论的困境。在对“负价值”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作为一种价值损失,“负价值”量的大小与一般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一样,也是由净化或消除这一负使用价值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显然,“负价值”量的决定就和联合生产(包括生产过程和净化过程)的劳动生产率以及需要处理的污染物的数量紧密相关。这就解决了劳动价值论中关于负使用价值(污染物)的定价难题,为环境经济学中污染物的定价找到了价值基础。

再次,将“负价值”理论运用于绿色技术分类、产品定价和绿色经济核算等领域,提出诸多创新性观点。根据“负价值”理论,我们将资本有机构成分为环境破坏的资本有机构成OED、环境友好的资本有机构成OEF和环境改善的资本有机构成三种类型,为技术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出从整个社会来看,污染治理所耗费的劳动越多,产品的价值量越大,以此核算的社会总产品价值或经济总量就越大。据此,我们认为传统的GDP核算存在缺陷,应该将环境成本核算纳入绿色GDP的核算当中。

最后,针对环境领域的“负价值”理论结论与应用展开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我们分别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社会层面,即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通过经验研究与实证分析,论证了污染负价值的存在性、污染物排放权定价以及绿色GDP核算与负价值的关系。这不仅证实了我们的理论研究结论,也开启了劳动价值理论以及“负价值”理论的实证研究之门。

我国学者对“世纪之谜”与商品价值量的变动规律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类:

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反比理论产生质疑,提出成正比的观点。比如,孙连成(1963)、叶航(1980)、李翀(1988)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商品价值量的变动规律进行了研究,质疑地分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反比命题的局限,并有条件地提出了成正比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结论主要还是在改变“世纪之谜”的部分原假设的基础上得到的,分析逻辑和框架依旧局限在马克思原有的逻辑思想中,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是继续坚持成反比理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经典成反比命题并没有错,无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由何种因素引起的,“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总是成立的,如吴宣恭(1964)、李慧中(1981)、白暴力(2002)、林岗(2005)、张衔(2011)等或维护或有条件地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成反比理论。

三是尝试从创新视角破解“世纪之谜”。例如,程恩富和马艳(2002)^①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中引入劳动的主观条件、张忠任(2006)从“期差性”理论、孟捷(2011)从论证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可能存在正和关系、王朝科(2011)从构建成反比理论的标准表达式等各种新视角、新理论,对“世纪之谜”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这些创新性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深化和丰富了“世纪之谜”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① 参见马艳：《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发展》，《财经研究》，2002年第10期。文章在新假定条件下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存在三种状态——正向变动关系、反向变动关系和均衡不变的状态。如果劳动客观条件变动的幅度大于主观条件变动的幅度，则成反比关系成立；反之，则成正比关系成立。如果二者变动幅度相同，则为均衡不变的关系。

我们认为学术界关于破解“世纪之谜”的讨论,无论是对原假设的拓展还是另辟蹊径的创新性研究,都存在一个对于现实背景条件的充分假定。诸如经典的商品价值量变动规律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同类同质商品、单一生产背景下的理论结论,而现代的理论探讨则都是以垄断竞争和联合生产为常态,以同类异质商品是主流商品为背景条件。这样,在一个现实的背景条件下去维护经典理论的原结论或者进行理论创新也就不很恰当。

为此,我们尝试在现实经济条件发生新变化的条件下,对经典理论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首先,基于竞争与垄断背景下的探讨。我们认为,当市场由竞争转向垄断时,行业由少数大企业独占,竞争状态下数量众多的原子型企业形态不复存在;受制于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垄断,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一种劳动的差异化情况开始普遍化;垄断状态下会出现垄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竞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且二者很难进行转换和均等化,这些新变化使得竞争条件下马克思关于同一部门、同一劳动、同一时间的原假定条件都不再成立,那么垄断状态下可能存在成正比、成反比、不确定三种状态。在垄断状态中,垄断企业也可以凭借垄断地位制定垄断高价使得成正比关系成立。因而,在垄断状态中,在成反比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成正比关系成为一种新常态。

其次,基于同类不同种商品视角下的分析。所谓的同类不同种商品是指用途一致,但功能有所差异的商品的集合。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同类不同种商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就成为一种商品形式的常态。以不同种商品,以及生产不同种商品的不同劳动为基本出发点,我们所面临的分析对象也就完全剔除了同类同种商品,演变为同类不同种商品。因此,同类不同种商品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究竟成反比还是成正比就取决于劳动主观条件和劳动客观条件如何变化。在只有劳动主观条件变化,以及劳动主观条件与劳动客观条件同时变化且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幅度大于劳动客观条件的变化幅度这两类情况下,可以得出成正比的结论,这也为“世纪之谜”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再次,基于联合生产条件下的探究。在当前经济活动中,“单一生产”的原假定条件难以符合现实条件,因为一个经济过程往往伴随着多种产品产出。比如在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同一生产过程中不仅仅产出经济物品,也会伴随着污染物等副产品的产出。若固守于“单一生产”的假定就难以科学探究环境领域价值量的变动规律,因此,有必要将“单一生产”这一假定条件拓展为“联合生产”。在“联合生产”的假定条件下,我们发现:如果对污染物进行清除,则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有可能成正比;如果不对污染物进行清除,则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如果在绿色技术进步条件下,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也是成反比的。不难发现,后两种情况的价值量变动规律均与“单一生产”的情况类似,当然,在这里我们并未细分劳动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如何变化。

最后,我们首次利用新的计量方法对商品价值变动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学术界大多从理论层面对“世纪之谜”进行探讨,还没有从实证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我们对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中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将计算机与电子行业、石油与煤炭行业、烟草行业分别看作是这三种市场结构的代表性行业,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三个行业中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分别是完全成反比、成正比和反比皆有可能、完全成正比,这与我们理论分析的结果相一致,这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加严谨。

从理论上来看,转形问题是自《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百余年以来,围绕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所展开的争论。这些争论可以概括为古典解法(博特凯维茨,1906)、新李嘉图主义解法(斯蒂德曼,1977)、新解主义解法(弗利,1982)、TSS学派(克里曼,1995)、中国解法(张忠任,2004;丁堡骏,2005;白暴力,2006)等五大解法,可归纳为计量单位问题、伪问题等七大焦点问题。转形毕竟是一个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的动态过程,近年来,在转形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中,一些学者通过引入时间因素试图将转形动态化,从而得出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这些学者包括森岛通夫(1974)、置言信雄(1977)、克里曼(1998)、丁堡骏(1999)、张忠任(2004)、吕昌会(2005)以及冯金华(2009)等。但这些关于转形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对转形的动态过程仍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百年来的争论并未能够达成共识,争论仍未终止。

从现实来看,转形问题的研究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是在西方经济社会风起云涌,西方经济理论派别林立却存在根本缺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从基础理论创新入手,增强现实解释力及其实际应用。而价值转形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的最佳切入点。

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是要有一套健全的商品价格体系。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不断完善中,在价格形成机制上,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中合理成分的同时,亟须完善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市场主体竞争关系为动力机制,建立一套反映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

三是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也需要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进行探索,动态转形理论研究可以为产业结构变迁提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撑。

然而,从现有研究来看,尽管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断,但始终难以脱离静态分析的视角。也有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将时间因素纳入转形问题的研究当中,试图使转形问题的研究动态化。尽管他们对此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但是我们认为,动态的研究并非仅仅将时间考虑在内,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转形的具体过程或者平均利润率的具体形成机制及其对转形结果影响的研究。

鉴于此,我们构建了动态价值转形模型,进一步完善动态价值转形理论,并将其延伸至仿真模拟和实证性的研究领域。

首先,系统阐述动态价值转形的内在逻辑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动态价值转形模型。我们认为,动态价值转形理论的逻辑机理可以概括为“一个统一、两个基本原理、三个基本命题”。一个统一是指,价值理论是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的统一,价值转形理论之所以成立,而非伪问题,正是在于转形强调的是绝对量系统之间的转化;两个基本原理是指,“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三个基本命题是,价值转化的实现机制是资本流动与供求规律、“第三大不变性方程”、价值转化形态变化具有长期性和多样性。基于此,我们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了狭义动态价值转形模型,以及加入垄断因素的广义动态价值转形模型。

其次,通过设置转形变量的函数关系,运用计算机软件对动态价值转形模型进行仿真模拟。以往的价值转形理论模型都缺乏仿真模拟,这给转形模型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以及模型本身设置是否具有科学性造成了无法验证的问题,这也是转形理论研究受到很多批评和质疑的原因。对此,我们重点从仿真模拟和实例演示的角度,通过编写计算机程序,设定具体的初始值和函数形式,运用matlab分别对狭义动态转形模型和广义动态转形模型进行仿真模拟演示。演示结果表明,动态价值转形模型的逻辑机制和基本命题都是成立的。基于模型的仿真模拟演示为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实证的新方法。

最后,尝试性地推广动态价值转形理论模型在现实中的应用,提出利润率驱动型的产业结构演变,解释垄断条件下利润率分层化现象,并对此进行实证检验。作为动态价值转形理论模型的实证性应用,我们提出了利润率驱动型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在产业之间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资本流动规律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变迁,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我们认为这一演变规律受动态转型机制的驱动。在垄断条件下,由于资本流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利润率出现分层化,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垄断程度与利润率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且垄断程度高的企业和行业将获得相对较高的利润率。

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平均利润率变动规律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来自理论的质疑和现实的挑战。就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而言,我们总会发现,经济在经历较长时间的上涨趋势后转为较长时间的下降趋势。由于经济的这种长周期变动对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因此经济长波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相当重视的问题。一直以来,消除或缓解经济危机都是各国政府始终在试图通过各种制度创新和政策举措来实现的一个目标,而经济长波则是关于大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循环发生的现象,因此经济长波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了解了经济长波背后的原因以及长波的具体运行机制,才有可能以此为依据制定有效的政策建议来缓解和消除经济长周期波动对各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当然,这里的影响主要是指长波的萧条和危机阶段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公司倒闭等负面影响。可以说,经济长波问题的研究对于各国保持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治理经济危机、延长经济繁荣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

在对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质疑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日本经济学家置盐信雄提出的“置盐定理”,这一批判一度引发了讨论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理论的新高潮。一方面,置盐从理论模型上对马克思经典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马克思一般利润率计算公式并不可取,因此构建了斯拉法体系下一般利润率的决定方程,并提出用“生产的有机构成”替代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继而从整个理论模型上对马克思经典理论进行了否定。另一方面,置盐也从理论逻辑上得出了与马克思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即所谓的“置盐定理”:在“基本品行业”(遵循“成本准则”)中引入新的生产技术,且实际工资率保持不变,则一般利润率必然上升;在非基本品行业中引入新的生产技术,一般利润率不受影响(马艳等,2012)。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平均利润率的确并不一定呈下降趋势。在现实经济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如下过程:平均利润率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下降趋势,并且当这种下降趋势到达某个临界值之后便导致了大危机的爆发;经济危机会推动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调整,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态势,甚至促使平均利润率转为上升。也就是说,平均利润率的变动趋势并没有显示出不断下降的规律,而是呈现出上升、下降或相对稳定等多种可能性。此外,可以发现,在现时代背景下,不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制度创新,其对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的作用都显示出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巨大不同,这也引发了学者们关于马克思经典理论对现时代经济适用性的讨论。

针对这些理论质疑和现实挑战,理论界也展开了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激烈争论,其中既有批判性的思考,也有发展性的辩护,而争论的焦点仍然是“置盐定理”。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置盐定理”提出了评判或肯定,归纳起来,这些争论可以分为四类,分别为:与新技术引入相关的争论、与固定资本相关的争论、与竞争相关的争论以及与数学证明相关的争论。在这场争论过程中,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理论也取得了显著发展。部分学者从现实数据中找到了证明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成立的佐证;部分学者在坚持维护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同时也谈到了这个规律在现实条件下的新变化,提出了平均利润率变动存在两个变化方向的可能性;此外,SSA学派将制度因素作为影响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内生变量,对于制度因素在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理论中的内生化有着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这些都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重要发展和创新。

然而,虽然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理论有一定的发展和创新,但现有的关于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的争论和文献仍然是围绕技术进步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而展开的,尽管部分研究也考虑了一些制度变量的影响,但却并没有将其视为与技术同等重要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虽然SSA学派将制度因素看作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内生变量具有一定的贡献和启示,但由于该学派并没有明确地将制度因素的变化引入平均利润率的变动中,因此始终具有一定的间接性。此外,SSA学派在侧重分析制度因素的同时并没有将技术因素放在与之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仅将技术看作是制度的影响因素,将技术对经济的作用弱化并且间接化了。可见,现有的关于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的理论研究仍存在比较大的改进空间。

目前,关于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的争论仍未停息,理论和现实仍在对这一理论提出巨大的挑战。基于此,我们试图在马克思经典理论与SSA理论的基础之上,探讨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在有机结合下对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的作用机理,以期进一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这一经典理论。

首先,我们创新性地构建了TICC的概念,它是将技术与制度同时纳入分析的有效途径,并且完美展示了两者在发挥作用时的相对结构。我们认为,不论是马克思经典理论还是SSA学派都同时注意到了技术和制度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只不过马克思经典理论主要强调了技术对平均利润率的作用,而仅将制度看作外生阻碍力量;SSA理论则着重考察了制度对资本积累的作用机理,而将技术看作制度所处的环境。因此,要将技术与制度两个变量有机结合并引入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的理论框架之中,不能一味照搬马克思的原理论或SSA学派的相关分析,而必须要构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和分析工具。

基于这一目的,我们提出“资本的技术与制度有机构成理论”(简称TICC),它是在“资本有机构成”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而得来的。TICC的理论模型,即$\frac{{\rm{c}}}{{{\rm{v + m}}}}$,不仅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作用(通过资本有机构成$\frac{{\rm{c}}}{{\rm{v}}}$),而且反映了制度创新的作用(通过剩余价值量m),并且更重要的是,该模型天然地将两者的作用以一种有机的结构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TICC是基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并参考SSA学派的制度分析思路而得到一个新的分析工具,是对马克思经典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以及SSA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其次,将TICC引入马克思平均利润率模型之中,推导出了更具科学性和全面性的平均利润率上升、下降或不变的条件。在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少学者都提出了平均利润率存在多种变动趋势的可能性,但这些研究或者仅限于逻辑上的论述,或者仅考察了技术或制度的单一变量,无法得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不同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的基本条件。将TICC引入马克思平均利润率模型,实际上就是将技术与制度双变量有机地引入到平均利润率变动趋势分析框架,由此得到的关于平均利润率上升、下降或不变的基本条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全面性。最终,我们得出结论:技术与制度是影响平均利润率变动的最重要的两个内生变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分别通过影响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量作用于资本的技术与制度有机构成,最终作用于平均利润率;在技术与制度有机结合的作用下,平均利润率的变动趋势有多种可能性,或上升、或下降、或不变。

最后,TICC为平均利润率的实证检验打开了新的视角。从技术与制度的双重视角考察平均利润率问题,实证检验永远是一个难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与制度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尤其是相对更加抽象的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很难建立用于计量分析的关系式。TICC理论为平均利润率的实证检验打开了新的视角,即不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寻找工具变量,而将两者的作用归结为TICC的变化,因此只需要寻找关于c、v以及m的相关数据,并计算出TICC的数值,就可以用计算得来的数值与平均利润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验证平均利润率来源于技术与制度的共同作用。

经济长波现象自19世纪末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起,至今已经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讨论。纵观经济长波的研究和讨论,其聚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长波是否存在,即经济增长是否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周期性波动;第二,如果存在,那么经济长波背后的根源及具体运行机制为何,即是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呈现出周而复始的长周期波动。

关于经济长波的存在性问题,目前理论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即经济长波的确存在。而关于经济长波的动因,现有的研究仍是众说纷纭。目前,国内外关于长波动因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理论,即技术创新长波论、制度演进长波论以及内生机制长波论,这三类理论分别从技术、制度以及经济的内生调节过程角度来解释经济长波的存在性及原因,都收获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综观这些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技术长波论过于强调技术因素在经济长波中的作用,而制度长波论则过于看重制度因素对于经济长波的影响,从而忽略了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这样就无法对经济的长周期变动给予充分的解释。现有的内生机制长波理论则或者过于笼统,或者局限于表面的分析,也使得后续的研究难以进行下去。

可见,目前关于经济长波的理论研究仍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将现有理论的精髓加以融合和发展,建立一个更加完整全面的长波理论框架是下一步研究的必然趋势。为此,我们试图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之上,从技术与制度的双重视角考察经济长波,以期对经济长波的动因和具体运行机制进行一些新的研究和探索。

首先,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技术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我们构建了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耦合力的概念,为长波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为技术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作用赋予大小和方向,我们构建了技术力与制度力的概念,这是将技术与制度对经济长波的作用量化的过程。并且,与过去的研究不同,我们不认为技术力与制度力是纯粹的单一变量,而是由原动力、限制条件以及现实作用等多个变量有机构成的统一体,是系统层面的概念。而耦合力则是为了量化技术力与制度力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额外作用。三种作用力的构建为长波理论基本模型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它们是将抽象的“技术与制度相互作用过程中引致长波”的理论逻辑模型化的有效工具。

其次,我们用数理的方式探讨了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运动规律的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相对运动中促进经济不断发展的规律是我们分析许多经济现象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如果将技术力看作生产力的主要内容,将制度力归结为生产关系的体现,那么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这一基本逻辑的基础上,用数理和模型的方式论述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从适应到不适应、再从不适应到适应的动态变化过程,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运动规律进行数理化、模型化和具体化的过程。

再次,我们将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力同时引入经济长波的分析框架,建立了更加完整和科学的长波基本理论模型,由此探讨经济长波的具体运行机制。我们认为,技术力与制度力在分别对经济长波产生重要作用的同时,两者之间的耦合力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合力的视角来看,技术力与制度力之间的耦合力相当于两个力之间的夹角,它不仅衡量了两种力在方向上的契合度,也影响着技术力与制度力同时作用于经济长期增长时总合力的大小。通过将三种作用力同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进行求导和讨论,最终得出结论:技术力与制度力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合力的周期性变化是经济长波的根本原因;由于在技术力与制度力共同作用于经济长波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耦合力呈现出由负到正、再由正到负的变化过程,经济也就一一对应呈现出繁荣、萧条、危机、复苏的周期性变化。

最后,我们采用理论分析与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理论结果与实证检验结果相结合的实证方法,为长波理论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新思路。以往关于长波理论的实证检验通常都是考察一系列相关指标的长期动态变化,或运用计量方法考察技术或制度的替代变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认为,技术力和制度力并不是单变量,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系统,这很难用某一个或几个工具变量来表示。因此,若要将技术、制度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考虑,则往往会出现计量结果随指标变化而变化的情况,科学性和说服力相对不足。而将理论分析与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理论结果与实证检验结果相结合的实证方法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一问题,我们不完全依靠数据或计量手段,同时也结合历史上的具体经济实践,并从理论的视角将具体实践与实证结果相比较,这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在这一背后则面临着一个重要挑战,就是收入分配的恶化,个人收入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91^①增加到了2013年的0.473^②。从现实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高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是一个很好理解的现象,可以说这是一个悖论,也即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成分要高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对应的收入差距不是比这些国家更低,而是更高。简单地讲,就是公有制比例与基尼系数相倒逆。只有理解和解释了这个现象,我们才能在收入分配领域更好地深化改革,经济才能更好地健康持续发展。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针对公有制比例与基尼系数倒逆的现象,现有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对这个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

一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有两大命题: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比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更加公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实现。根据这两大命题,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结论:(1)公有制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差距一定低于私有制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且前者是公平的,后者是不公平的;(2)公有制占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差距一定低于私有制占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前者与后者相比一定会更加公平。显然,这一理论无法解释我国现时期,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背景下,为什么收入分配竟然比西方私有制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差距还大的问题(马艳和张建勋,2012)。

二是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对收入分配的分析是基于要素份额的边际分析方法。根据该逻辑,工人获得由边际劳动贡献所确定的工资,资本家获得边际资本贡献所确定的利润。根据A.B.阿特金森和F.布吉尼翁在《收入分配经济学手册》中所提供的例子,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基尼系数是0.20,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将会有一个0.285的基尼系数。根据这一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基尼系数要低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基尼系数(马艳和张建勋,2012)。

三是作为新古典主义的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虽然用历史数据描述和证实了资本主义世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但是皮凯蒂既没有用系统的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数据背后的原因,也没有分析中国所面临的收入分配的窘境。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在理论逻辑上都没有办法解释我国公有制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逆关系。

这样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在新的实践中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我国在收入分配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而更好地为进一步改革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

第一,从我国的收入分配日益恶化的现实出发提出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从整体概念的角度,分析机会不平等的相关理论,包括Arneson的福利机会平等理论、雅各布的机会不平等理论以及罗默的机会平等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默是第一个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机会不平等的学者。其从机会不平等形成的微观机制角度,考察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收入)^①、户籍、区域、性别、民族等因素是如何带来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的。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考察,发现将机会不平等的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下,通过区分所有制结构的不同,能够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尤其是我国的收入分配现实。

① 这主要是一个代际问题。

第二,根据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逻辑构建一个符合我国经济现实的收入分配函数模型,并将机会不公平的因素引入到这一理论模型中,利用反事实函数,通过Shapley分解,来考察在不同所有制条件下,机会不平等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分别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私有制条件下和混合所有制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函数,接下来,在这些收入分配函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机会不平等的因素,也即将劳动力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为两种:努力变量和环境变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反事实函数,利用夏普里分解,对收入差距在所有制维度上以及努力变量、环境变量维度上进行分解,发现在不考虑机会不平等因素的条件下,私有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就一定会大于公有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但如果考虑到机会不平等,这个关系就不一定成立,因为机会不平等带来的劳动性收入差距可能会超过财产性收入差距。

第三,构建机会不平等的度量方法并对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进行经验考察。我们使用基于回归的度量方法,由于一些重要的努力变量数据的缺失,比如个人每天有效率的工作时间等,无法在实际回归中将努力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通过Frisch-Wangh定理证明,即使将努力变量归入扰动项,也不会影响到对机会不平等的度量结果,也不会影响各个环境变量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的评价结果。另外,由于嵌套Shapley分解既满足一致性(各个变量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加总等于机会不平等),也满足独立性(努力变量的缺失不会影响从收入差距中所分解出来的机会不平等的大小以及各个变量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大小),所以可以使用该分解方法。

第四,关于度量机会不平等的经验研究。从整体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第一,2002年的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为38.1%,到200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2.8%。第二,从各个年龄组来看,两个年份的分解结果都显示较高年龄组的机会不平等要高于较低年龄组,这无论从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绝对贡献还是相对贡献来看都是如此。第三,收入不平等增加或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机会不平等的增加或减少。市场机制所提供的针对努力的激励机制以及市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平等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从各个因素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不同的环境因素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差别较大,总体而言,父亲的职业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是机会不平等最重要的来源,2002年与2007年分别贡献了73.2%、56.6%的比例;第二,2007年与2002年相比,区域因素和性别因素的相对地位下降了,父母受教育年限对机会不平等的相对贡献增加了;第三,性别因素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在25-29岁年龄组最小,两个年份分别只有0.62和0.16,远低于其他年龄组;第四,户籍所在区域(东部省份、东北部省份、中部省份、西部省份)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在各个年龄段的变化不大;第五,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少数民族扶持政策,民族差距在各个年龄段虽然都存在,但都很低,在机会不平等中的地位微乎其微;第六,父亲的职业对子女收入的影响随着组别中年龄的增加而增大。

最后,在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经济实际对政策作出思考并给出相应建议。中国要想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改善收入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是一个重要途径,而个人自主选择和努力的差异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恰恰体现了市场的竞争关系和市场效率,无须纠正这类收入差距,要改善和纠正的是机会不平等所带来的收入差距。事实上,我们发现,以2002年为例,如果消除了机会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就会降低38%,这将大大改善收入分配关系。为了促进机会平等,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相对于高等教育,增加初等教育资源的投入比例;增加对未成年人的医疗卫生投入;进一步扩大推进学龄儿童的营养就餐计划和投入;建立或落实相关法律,消除在家庭内部以及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严金强,2013)。

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是由马克思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备受质疑,引起诸多学者的论争。综观学术界的种种争鸣,却也未能就国际不平等的内涵或解释达成共识。

从理论上来看,西方经济学者一方面对马克思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存在诸多质疑,其贸易理论认为技术、资本、劳动、管理等多种要素共同决定一国的贸易利益。由于价值论基础的绝对差异,使得马克思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与西方贸易理论产生质的区别。另一方面,面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巨大的经济利益差距,西方经济理论难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就马克思的经典国际不平等理论而言,囿于马克思提出的时代背景,这一理论主要针对国际不平等交换,其应用自然被束缚于实物贸易领域。而在现实经济条件下,这一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的不平等交换体现在诸多领域,就国际经济而言,至少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大领域。马克思的经典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难以跨越诸多领域对国际不平等性进行精确解释。

从现实来看,国际经济迅速增长背后的国际不平等交换非但未因经济增长和国际间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而熨平,反而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领域中变本加厉。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不平等交换已经跨越若干领域产生交叉影响,即三大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性相互交融。比如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与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性密切相关。马克思的经典国际不平等理论显然无法合理解释现实经济条件下的这种交融影响。

针对这一涉及多国经济利益的问题,各国学者从不同视角纷纷展开了讨论与研究。尽管成果颇丰,但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不平等交换问题,鲜有对涉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大领域中不平等性进行逐一解释。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对不同国际经济领域中不平等性的交融影响涉及甚少,未曾有研究对这一交融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抽象概括或者实践中的求证。

国际不平等交换与交融理论的发展和现实中的新变化和新情况,亟需理论界做出创新性的研究。为此,我们试图抓住马克思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理论内核和作用机理,拓展其内涵以对现实新变化做出理论回应。

首先,我们从技术差距、制度差异以及技术与制度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考察国际分工新格局,同时将对实体产业内部分工的探究扩展至金融业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分工这一新领域。这一方面为国际不平等交换新内涵的界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对国际分工新近考察的基础上,我们从表面和实质视角将“国际不平等交换”区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交换”;二是“形式不平等而实质平等的交换”;三是“形式和实质上的双重不平等”。另一方面,这也为揭示现实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的不平等交融现象提供了逻辑起点。

其次,逐一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性进行理论推理和实证检验。第一,我们从国际不平等交换与贸易利益失衡分配的现实证据、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的机理分析和贸易不平等交换的实证检验三个方面分析国际贸易与不平等交换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的内在机理是通过国际分工、产业转移及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制度话语权的不平等实现的。第二,通过国际投资领域中的不平等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不平等之间都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国际投资会引起一国内部不同复杂程度劳动力间收入不平等性和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间的不平等性,同时还会引起劳资间矛盾的加剧和不同复杂程度劳动力间的分化。第三,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交换则主要表现为因汇率偏离和失衡的金融体系所造成的国际剩余价值的转移。

最后,首次创新性地提出国际不平等交融的概念,即三大国际经济领域中不平等性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新状态。并首次尝试对不同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交融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且首次以国际贸易不平等为例,实证检验国际投资领域和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性对其交融影响程度。理论逻辑和实证结果皆证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交融的确存在。

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三大备受瞩目的现象,并且这三大新现象对理论经济学带来了巨大冲击。

一是以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为核心的虚拟财富的不断增长和虚拟泡沫的频繁破灭,牵引着人们的切身利益。然而,有关此类虚拟财富和虚拟泡沫的度量却一直缺乏客观的标准,以至于人们只能依据主观经验判断其虚拟程度,因而往往引致错误而造成巨大损失。

二是当今我们已经超越了索洛那个“你可以看到计算机无处不在,但是在生产率的统计上却无影无踪”的时代,进入了“任何经济活动刻上了互联网”的“互联网+”时代。诸如互联网+生产,互联网+管理,互联网+营销,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商业,随之如雨后春笋般的新范畴,B2B、B2C、C2C、O2O、B2M、B2G、B2T、C2B、C2B2S、B2B2C,众筹、余额宝、支付宝等无不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然而,对于“互联网+”、“互联网空间”以及“比特币”这些新经济现象的分析却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

三是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全球生态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处于超载状态。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源环境产品被大量纳入经济过程却未能得到较好的补偿,这不仅会致使经济在一定时点或一定条件下“脱离运行轨道”,还会导致一国乃至全球生态赤贫。

针对这三大现实情况,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难以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是西方经济学者对这一新经济现象难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现代金融品、网络信息、资源环境等产品的“价值外溢”现象为“索洛悖论”提供了直接挑战经济学的依据。西方学者(Stiglitz,1993;Choi等,2000;等)围绕这一问题的各种理论解释无法穷尽“索罗余值”。

二是依据经典劳动价值理论的回应明显乏力。(1)尽管马克思对非劳动产品的虚拟价格有所考察,但是非劳动产品并未进入其主体研究范畴;(2)尽管马克思对诸如股票、证券、土地等虚拟经济有所考察,但是其重点仍是实体经济活动,且并未详细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3)尽管马克思认识到自然力是再生产过程所不可或缺的,但其并未将资源环境纳入价值的研究范畴。

在马克思经济学框架之下,拓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是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化要求。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重大现实课题,为此,我们进行了如下探究。

首先,提出虚拟经济概念。我们认为虚拟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从较为广义的视角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以虚拟资本和网络技术为两大支点,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而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是以虚拟资本价值、网络虚拟价值、资源虚拟价值和房地产虚拟价值作为核心,其虚拟性主要通过未来性、数字化和稀缺性表达出来。

其次,拓展经典劳动价值范畴,在此基础上提出虚拟价值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价值属于劳动价值范畴,这里的劳动是指人类抽象的生产性劳动,且这一价值只有放在实体经济中才有意义,因为其必须依托物质载体,即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然而,价值范畴不仅应包括劳动产品,也应同时包含非劳动产品。鉴于此,我们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界定为劳动价值,将马克思的非生产性的或非劳动产品的价值定义为广义虚拟价值,劳动价值和广义虚拟价值同属于广义价值范畴(马艳、王宝珠、李韵等,2015)。根据虚拟价值和虚拟经济的定义,考虑不同虚拟价值的特征,虚拟价值可分为以虚拟资本为依托、以网络技术为载体、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三类虚拟价值。

再次,在对虚拟价值进行质的规定性的基础上,我们还探究了虚拟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即虚拟价值的定价模型,以及对引入虚拟经济部门后的再生产模型所呈现出的新变化与新特征进行论证。不难得出,虚拟资本、网络产品和自然资源俨然已经成为实体价值向虚拟领域转移的三大通道。

最后,将虚拟价值理论应用于“互联网空间”、“互联网+”、“比特币”等虚拟经济新现象的诠释。第一,将虚拟价值理论应用于互联网空间,我们就会发现互联网在本质上就是由互联网技术所支持,由若干互联网关系所联系的虚拟空间。第二,互联网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经济变量,互联网已经不能被排除在经济学框架之外,也不仅仅是将互联网作为一般的经济变量纳入到经济学框架的问题,而是应将它作为一个特殊经济变量进行分析,至少它具有引擎要素作用和酵母因素作用。而“互联网+”的理论就是要研究这种“引擎与酵母”要素的作用机理。第三,由于比特币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特征以及衍生出的影子特性、稀缺性与投机条件使之具有极强的虚拟性,超越了现有的游戏币和q币,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虚拟货币。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比特币的货币性并不完全,只能称之为“准”虚拟货币,但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是最具有未来性的货币。

此外,在新媒体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依托,将媒体信息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变量引入到市场理论当中,我们提出了“媒体之手”的概念。将媒体信息引入至一个市场动态变化理论模型之中,就会发现媒体信息在市场的均衡和非均衡变动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即媒体信息通过影响市场供给者和需求者的预期价格使市场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新媒体条件下,会使市场价格收敛或者扩散的速度更快。这表明,媒体信息也好比一只手,是经济活动的一个要素,对经济活动具有影响。因此,媒体信息作为“媒体之手”,具有影响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是对“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失灵的一种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