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分别从生产、流通和分割三个部分探讨了剩余价值的运动。其中,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马克思称商品能够交换出去是“惊险的一跃”。在流通环节,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被马克思看作整个资本运动的关键。在流通和生产的辩证关系中,生产决定流通,流通的对象是生产的结果,生产的方式决定流通的方式;但是流通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流通对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制约和决定作用。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组“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的经济范畴,这对范畴的意义常常被人们忽视。在《手稿》第Ⅱ笔记本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取得的同一性,即一般性的形式,就在于资本是交换价值,而作为交换价值,它是货币。”^①交换价值一旦采取货币的独立形式,交换过程也就同生产者、交换者相分离,在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商人阶层,促进了交换的“二重化”:“为消费而交换”和“为交换而交换”。后者新的“不协调”形式包含了生产资料等不变资本的交换。所以,“资本现在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资本现在不仅实现为自行再生产,因而自行长久保存的价值,而且实现为设定价值的价值。资本通过吸收活劳动时间,并且通过它本身所固有的流通运动……同设定新价值,生产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②马克思用这段话概括了包括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的“资本一般”的实际内容。在这里,“资本的流通”是在产业资本循环中同生产资本既对立又统一,专门执行流通职能的那一部分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职能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资本的职能是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资本流通同“设定新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发生关系,“资本流通”实现了“剩余价值”及其流通,即“流通剩余价值”。由此产生了“流通资本”与“流通剩余价值”的区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马克思强调,资本不仅把生产领域而且还把流通流域,不仅把生产时间而且还把流通时间当成价值增值的因素。“资本流通”通过不断的循环和周转来证明自身,并在吞下自身进行同化时,又重新进行外化活动,以此表现出资本与剩余价值互为根据。正如《手稿》所说,“它作为根据,同以它为根据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①“资本流通”运动的整个过程不断地表现出资本的内在本性。而“流通剩余价值”则不必然表现资本的内在性。它通过流经的一切过程和时间,通过所采取的一切形式,成为“消费需要的东西”或“生产需要的东西”^②。可见,“资本流通”是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服务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是资本价值的实现,是剩余价值一次周期运动完成后的状态。“流通剩余价值”是为消费和生产的社会实践服务的。在这个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了“流通剩余价值”的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总产品中扣除了必要的补偿后余下的“财富和价值”如何在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中耦合生产和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② “生产需要的东西”与“生产的东西”不同,前者属于“流通剩余价值”的领域;而流通过程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不变资本作为吸收剩余价值的条件,固定资本作为提高相对的剩余价值率、加速流动资本回流的条件,通常表现为“生产的东西”,表现为“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后者属于“生产剩余价值”的领域,前者成为后者的结果,即“流通剩余价值”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结果。而当“流通剩余价值”成为“生产需要的东西”时,它才成为资本在流通时间中实现价值增值的因素。可见,“流通剩余价值”也不同于“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流通”,“只能在作为货币的资本形式和作为资本的资本形式之间起中介作用”。^①它也要以“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为前提,并且以“流通剩余价值”的数量为界限,即社会对资本主义所生产商品的需要的界限,以及“外部”决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界限。这种界限,不仅受到使用价值的限制,也就是说受到对某个特定产品需求数量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价值的限制,也就是说受到他人私人产品的数量、在交换中与之相应的他人的对象化私人劳动的数量的限制。实际上,这些都是资本、资本主义本身的界限。“流通剩余价值”也受到资本的约束,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资本和资本主义本身”的边界,更多地受制于劳动生产力。它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总资本流通;在中观层面,表现为企业的生产消费及其资本流通;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个人消费及不形成资本的一般商品流通。因此,“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超越了“剩余价值实现”的范围,它既表现为剩余价值在商品形态上形成的以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为交易对象的各种复杂的交换关系,又表现为剩余价值在价值形态上参与确定的生活消费、简单再生产亦或扩大再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自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对此展开了诸多讨论,并不断深化“流通剩余价值”的理论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剩余价值研究伊始)资本主义是否存在“剩余价值”、“流通剩余价值”,这一争论延续至今。如巴兰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以取代“剩余价值”,同时,用“实际经济剩余”、“潜在经济剩余”来包含“流通剩余价值”。第二,“流通剩余价值”的意义。有些学者在谈论剩余价值时,更重视剩余价值生产的相关范畴,如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争论、资本贡献与劳动力剥削的争论、剩余价值率增长与下降趋势的争论等,而忽视了“流通剩余价值”的研究。第三,“流通剩余价值”的研究更重视生产关系的揭示,注重剩余价值流通中资本家的积累和工人阶级消费的贫乏而较为轻视技术分析。第四,“流通剩余价值”的研究中默认“工人无产阶级”的巨大作用和伟大使命。对于革命主体的身份,无论在生产还是流通领域,都推崇“工人无产阶级”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地位,几乎鲜有研究是否存在其他改革主体阶层。第五,“流通剩余价值”的研究更重视资本流通和传统的简单商品流通,注重商品流通的传统手段,如商人资本家如何压低商品购买价格和如何提高销售价格,以及地理位置、人口数量、流通费用对流通速度的影响等;而忽视了流通组织变革对流通速度的影响。第六,“流通剩余价值”研究更重视实物流通,如具体形态的商品流通,而鲜有研究讨论抽象形态的知识产品流通和政府作用。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流通剩余价值”的理论探讨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以弥补传统研究的不足。

哈维(David Harvey)说过,“没有通过流通检验的资本,就不再是资本”。^①对此,日本左翼学者柄谷行人针对剩余价值的流通问题,强调了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同等重要。他认为,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是实现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重要的资本形态,指出“‘商业资本’通过从一种在‘空间’意义上互不相同的两个系统——而且属于其系统内部的人们所无法看到的——差额来发生;而产业资本,可以说,则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在‘时间’意义上互不相同的两种价值系统来获得差额——这就是产业资本的根据。”^②在柄谷行人看来,商业资本在各自的价值体系内部是等价交换的,但体系之间的差异却可以通过体系之间的交换产生剩余价值。产业资本则通过技术进步在时间上形成不同价值系统差异,进而获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应当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上不断地创造出相异的价值体系,在一国内部或者多国之间形成相异的多重价值系统,这便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柄谷行人试图重塑流通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借此解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虽然柄谷行人认识到了流通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始终没能正确理解流通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流通和生产一样也能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强调,剩余价值不在流通中产生,但又不能离开流通领域而产生。离开流通领域,商品就和自己发生关系。柄谷行人还指出,流通领域剩余价值的产生只和消费者有关;同时,生产领域剩余价值的产生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也和工人的生产劳动无关,所以,剩余价值的产生更多的是跟消费者有关。依据西方左翼代表人物奈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重新发现革命主体的思想,^③柄谷行人从流通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中发现,新的革命主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出现在无产阶级场合中的消费者。马克思并不忽视消费者,但他的结论是与柄谷行人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社会主体不可能是以个体身份而出现的消费者。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体,或者说革命主体,应当是承载特定生产关系的阶级主体,而不能以买卖关系所划分的角色来确定。

①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Verso, 2006.

② [日]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③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4.

抛开上述社会关系、阶级关系,西方学者总是很擅长技术分析。其中,弗利(Duncan Foley)构建了关于流通与价值实现关系的数理模型。在扩大再生产情景中,前期经济收入是后续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但前期收入总是小于后期产出,资本主义内在地形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没有信贷扩张和市场扩大,流通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就是不相容的。^①科茨(David Kotz)则更加重视信贷的作用,认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流通乃至积累,必须完全由信用来支撑。^②必须承认,信贷在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是过程的起点即生产,另一方是生产活动的内在要素即消费。“生产和消费彼此关联,而使得每一方都在完成自身时创造了对方,并且将自身创造为对方”。^③这表达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生产是指向消费的,并在消费中完成了生产过程;消费创造了生产,并在生产中完成了自身。此外,罗玛·范(RamaaVasudevan)则提醒,全球金融资本流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包括流向次级贷款市场,这个过程不利于流通剩余价值的稳定。^④国内学者任治君提出了“信用资本循环”概念。它既包括传统的存贷资本循环,还包括虚拟资本循环和国际货币资本循环。信用资本循环能加速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⑤在当今资本过剩的形势下,相对于生产,剩余价值的流通与实现更具难度,“所有的危机都是实现的危机,导致了资本贬值”。^⑥

① Duncan K. Foley.Realiz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a Marxian Model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82, 28(2): 300-319.

② David M. Kotz.Accumulation, Money and Credit in the Circuit of Capital.Rethinking Marxism, 1991, 4(2): 119-133.

③ 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Verso, 2006.

④ [美]罗玛?V.范:《美元霸权与全球资本循环》,刘凤义、夏峥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

⑤ 任治君、牟新焱:《信用经济条件下的利率模型探索——基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

⑥ 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Verso, 2006.

从上述理论研究中可以发现,无论考虑生产关系,还是从纯技术条件出发,学者们都特别重视消费在流通剩余价值中的作用。从这一基本命题出发,纽瑟姆(Kirsty Newsome)探讨了零售业对流通剩余价值的影响。他以零售业对各产业之间的关系整合为切入点,阐述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流通领域的变革使大型零售业能够承担起关联不同部门关系的作用,物流革新和零售势力崛起重塑了生产的政治,^①是促进剩余价值流通的重要形式。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的权利逻辑和领土逻辑,网络领土被纳入资本逻辑之中,网络空间成为资本空间拓展的新形式。当代的“技术控制”使资本能够利用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对流通剩余价值进行操控。福斯特(John Foster)和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认为,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的积累过程,但又促进资本积累,以及剩余价值流通。^②国内有学者,如何林、何炼成也强调“信息经济不仅要求以现代化的农业和工业作为基础,而且要求流通经济高度发展,就信息的生产、应用和传播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流通经济,是一种现代化的流通经济”,“电子商务日益成为主要的流通形式”。^③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电商的发展,为流通剩余价值打开了更为宽阔的天地。同时,国内学术界也不断强调,运输业、保管业、包装业和加工业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的继续,形成了生产资本特殊的投资领域,具有生产性劳动的属性,能够创造新的价值,有利于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

① Kirsty Newsome. Work and Employment in 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 Moments in the Circuit of Capital.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2010, 41(3): 190-205.

②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Internet’s Unholy Marriage to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2011,62(10): 3.

③ 何林、何炼成:《流通领域的价值创造与实现》,《中国流通经济》2005年第3期。

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流通剩余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关于流通领域的价值创造与实现的理论上。例如:(1)商业劳动的生产性问题。(2)研究流通领域剩余价值的实现与补偿,主要讨论生产性流通费用与非生产性流通费用的区别和不同补偿路径的问题。(3)研究资本循环、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的流通。

关于上述第三点,邱海平强调了政府的作用。他认为:在资本循环的第三阶段,即资本家在市场上出售所生产的商品,以收回成本并获取利润的阶段,资本家无限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与消费者有效需求不足所产生的矛盾,将引起普遍的商品过剩,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无法实现。政府必须执行财政赤字计划,刺激投资和消费;运用政府力量,甚至不惜战争、征服、侵略,以开辟新的消费市场,将本国过剩商品销售到外国市场。为了不打断流通过程,保障流通剩余价值的连续性,政府应制定共同规则,对财产权进行确认、对违反契约的行为进行强制纠正、对订立契约双方自由权利进行保障、对企业损害自由市场行为进行处罚等;同时,承担起“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如防止环境污染、滥用公共资源等“外部不经济”现象的出现,维持“公共物品”的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和通讯业及其基础设施等。^①陈则孚则从知识资本的内涵和运行入手,谈论了知识资本本身能够通过自身的职能运用,来创造价值和带来剩余价值。知识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具有非常高的外部性,一旦知识、技能成形,就会得到一部分人的竞相模仿,知识向全社会扩散,使全社会在短期内就能获得一种生产力和推动力;同时,专利、技术发明等知识资本作为复杂劳动的形式,能够促进全社会资本在周转中的增值能力,^②作为创新的结果,知识资本的流通必然加速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

① 邱海平、李民圣:《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与政府经济职能》,《经济学家》2015年第2期。

② 陈则孚:《论知识资本的运行与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流通的剩余价值,处于剩余价值生产后的交换、消费阶段及其不断的运动过程之中。在简单再生产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分配后进入流通过程,并被资本家全部用于生活消费。这种情况下的流通剩余价值,就是以生活消费品的形态存在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资本家用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重新投入生产,进行生产消费。这个生产消费,既包括生产过程的商品生产,也包括生产性流通过程的商品实现。对于流通剩余价值的新变化,我们主要探讨“生产性流通剩余价值的变化”。

在《资本论》中,资本运动的总过程用公式表示为:产业资本经历了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采取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并完成相应的职能。产业资本在经历了完整的循环过程后,不仅收回了预付的全部资本,而且带来了剩余价值,最后回到了原来的形式。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是资本循环中一个十分关键和特殊的阶段。如果W'卖不掉,资本循环就不能回到它原来的出发点,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就会失败,这种失败摔坏的不只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或者W'只是部分出售,将影响所预付和耗费的资本价值的补偿,以及所能实现剩余价值的数量。并且W'的出售速度会影响同一资本在再生产中作用的大小,从而影响再生产的规模。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个一定量资本的作用程度,是由生产过程的各种潜能规定的,而这些潜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资本本身的价值量无关的。这里指出,流通过程推动了和资本的价值量无关的新的潜能,即资本的作用程度的新的潜能,资本的扩张和收缩的新的潜能。”^①再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考虑流通,就会发现,“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虽然要资本化,但往往要经过若干次循环的反复,才能增长到(也就是积累到)它能实际执行追加资本的职能的规模,即能进入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的规模。”^②若达不到最低规模,积累的剩余价值就不再执行资本职能,不参与价值增值过程。当然这部分剩余价值可能会以能“生出货币的货币的形态而存在,例如成为银行的有息存款,换成某种票据或有价证券”。^③通过信用途径进入资本循环,获得生产性流通剩余价值或资本的性质。马克思的表述反映了流通剩余价值的重要性,也指出了它运动的可能方向,唯有如此,才能延续和加速资本循环与周转。在科技进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按照马克思理论的指引,当前流通剩余价值出现了以下四种新变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第一,流通剩余价值中介形式的新变化,即电商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同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流通,最直接的形式是关联部门相互购买关联企业的商品或劳务,或者向消费者直销;但是这种方式常常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阻碍剩余价值的流通。于是,出现了流通剩余价值的中介,即商业。经过简单商业资本—大型零售业—(跨国)零售连锁集团的演变,如今中介形式发展为零售连锁集团、一般零售电商或者“企业+电商综合体”(简称生产型电商)。特别是一般零售电商和生产型电商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流通、剩余价值流通。一般零售型电商,比实体零售企业,降低了消费者的商品搜寻成本和大量信息(价格、样式、材质)收集成本;生产型电商,将商业销售纳入了企业组织边界的范围内,降低了自产商品销售的空间拓展成本,同样地,也降低了购买者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促进相关企业获得原材料、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推动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和流通。以美国为例,2001-2013年,电子商务市场平均增速为21%,即使发生经济危机后的2008年,增速也达到4.4%。2010-2013年,电子商务年均增速为16%,而同期整体零售市场增速年均约为5%;到2013年,全美电商销售规模为2630亿美元,占整体零售市场比例的5.8%,且逐年提高。^①当前,由于电子商务的税务监督缺失,网络销售的主要手段就是以低价格吸引购买者的消费。拥有巨大资本的电商,甚至以亏本销售的形式,来刺激网络消费习惯的形成。而那些没有资本实力的电商,则会慢慢淡出这一促进剩余价值流通的领域,以至于有人说,在流通领域,资本主义进入了电商资本主义时代。

① Estimated Quarterly U.S. Retail Sales (Adjusted). Retail Indicators Branch,2014.

第二,流通剩余价值助推动力的新变化,即以过度强调消费助推转变为综合性的“知识”助推。剩余价值流通虽然从外延方面能够加速剩余价值的实现、保障资本循环的连续、协调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但更应该从内涵方面确保流通剩余价值运动的质量。并在现有经济资源约束下,倍增剩余价值流通速度和挖掘剩余价值增量的潜力。在资本的运动公式中,人们重视的是最后一个阶段,即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和流通剩余价值,而紧盯最后“惊险的跳跃”。由于流通中介形式的新变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成功跳跃”目的。然而,从强调剩余价值流通的内涵来看,实现流通剩余价值,应当有更广阔的视域,关注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全过程。因此,将视线前移,关注资本运动公式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购买生产要素的阶段成为必然。在这一阶段,当今资本主义已经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过分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不同,特别注意最活跃、最积极的劳动力因素中的智力、知识,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种专利、技术、发明、著作等。我们可以把购买具有知识、能够和他人进行合作创新的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称为知识资本。和生产剩余价值强调高素质的劳动力一样,知识资本的循环促进了社会总资本在循环、周转中的增值能力。加入知识资本的循环,就能挖掘出剩余价值流通的潜能,得到两个增加额。其公式是:W'变成了W″,G'变成了G″,资本家获得了倍增的剩余价值。由于知识资本带来创新,创新能够刺激需求,因此,扩大了的需求,必然加速资本循环、加速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资本主义的流通剩余价值由此更加注重流通中介形式优化与知识资本循环的平衡。

第三,流通剩余价值空间载体的新变化,即由具体的传统商品运输载体转变为构建现代立体的运输体系。剩余价值的流通必须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在产品从一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后,接着还有完成的产品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是现成的消费品。”^①这种空间上的流动,马克思认为就是商品的运输,其运动形式用公式表示为: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空间距离是影响流通时间的重要原因,流通时间又是影响剩余价值流通的关键。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促进资本的空间流通,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技术支撑上的运输体系构建。欧美各国普遍认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把大量资本嵌入、固定在国土中,提升国土的空间质量,使得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在未出现较大改进的条件下,促进资本流通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按照传统的观点,加快剩余价值流通,应改进具体的运输工具,如汽车、高速铁路、大型飞机等。但是经过多年长期的改进,上述具体的运输工具的性能已经相对稳定,至今商品的运输主要还是依靠普通的卡车、货运列车。所以,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将具体交通工具的创新转变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运输服务模式的构建,提升流通剩余价值服务的智能化水平,通过组织形态的改进、新技术的运用,推动运输节点的网状衔接、运输信息的快速流动、运输效率的有效提升、运输成本的逐步降低。以移动互联网引领为主的运输服务转型升级,必将重构运输服务产业链及其生态圈。运输方式的革新和运输产业链的耦合,便能使商品流通时间缩短。同时,由于交通运输发展所带来的进步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世界市场的必要性,推动了流通剩余价值的空间扩张。可见,建设包括改进交通工具在内的新的立体运输体系,是当前流通剩余价值空间载体的新变化,促进了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第四,流通剩余价值时间延续的新变化,即流通剩余价值的金融化趋势及其所形成的金融资本流通,使得流通剩余价值循环的暂时中断不至于打破流通剩余价值运动的延续性。在生产剩余价值新变化的论述中,已经发现金融资本具有强大的掠夺性,具有直接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能力。而流通剩余价值的场合依然在发挥作用。从资本循环的角度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流通的剩余价值起到了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价值补偿和获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作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会退出流通,直接被资本家消费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如果流通剩余价值不能达到再生产所需要资本的最低限度,在生产社会化以及规模化趋势加强的情况下,利用货币的支付手段来弥补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缺口,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货币的支付手段主要是通过短期商业票据来执行的,但是它的规模有限性与社会化生产的规模化形成了冲突。因此,这部分未达到扩大再生产数量要求的流通剩余价值将暂时退出资本循环,导致剩余价值在资本循环的流通中中断,进而中断“扩大再生产”过程。这种中断是暂时的,因为通过流通剩余价值的金融化及其流动,将出现以下两种恢复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以流通中断了的剩余价值形式出现的这部分货币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跟随资本的逐利性,通过信用途径进入其他企业,或进入其他社会的资本循环之中,转化为资本,继续发挥流通中剩余价值的各项功能,并获得利润。这部分利润可以看作流通剩余价值的所有者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资本积累,当然,只要达到了扩大再生产所需资本的最低量,它依然可以将获取的利润或积累的资本重新投入到先前中断了的资本循环和扩大再生产中,恢复其最先的资本面目,并继续保证流通剩余价值的延续。另一种情况是,因数量较少而不能进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资本,也可以通过信用,获得补充资本,以补足扩大再生产所需资本缺口,恢复再生产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及的金融资本,是从流通角度来讨论金融资本的流通与循环,而并非从生产角度探讨金融资本的生产性质。在金融全球化阶段,金融资本的流通为商品的生产、贸易提供了方便,是资本循环的助推器和润滑剂。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直接影响每个国家、地区的剩余价值流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流通可以制约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本积累和循环。金融化后的流通剩余价值,在商品实物形态上,促进了商品的流动,在价值形态上,要么进入信用领域获取利润,实现扩大再生产,要么通过信用来黏合社会闲散资金,消除资本循环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断的影响,重新恢复扩大再生产,带动资本循环和剩余价值流通。保持流通剩余价值的持续性,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利用支付手段扩大到利用剩余价值金融化及其循环来实现。

流通剩余价值是沟通生产和分配的中间环节,是推动社会消费、实现再生产的资本运动。就流通剩余价值运动的总体而言,它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显著特征。在时间上,流通剩余价值运动是介于生产剩余价值过程和分割剩余价值过程之间的一种流动状态,因而,更具时效性;在空间上,流通剩余价值运动较生产剩余价值过程和分割剩余价值过程,更具动态性和延展性。具体来说,流通剩余价值的新变化带来了以下四个新特点。

第一个新特点:流通剩余价值运动手段的科学化。过去,流通剩余价值的顺利推进,资本家特别重视流通自身,如流通时间、流通位置、流通工具等;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流通工具或者运输工具不会发生特别重大的质的飞跃。加之流通剩余价值在数量上是比较大的,它不可能都依靠最先进的运输工具来承载。比如,流通剩余价值在促进商品销售时,商品的空间转移不可能都依靠航运,否则成本太高。时至今日,传统的运输工具依然是最重要流通载体。既然短期内,流通工具不会变化,依靠改进流通工具来减少流通时间就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对于流通位置而言,它是一个地理概念,被认为是内嵌在国土上的,所以它决定的流通距离在短期内也是不变的。可以说,除非科学技术出现重大创新,仅关注流通要素本身,意义是不大的。随着企业组织理论的演进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推动流通剩余价值运动方面,资本主义更加重视流通环境的改善,如流通剩余价值的组织形式网络化,包括地理上的流通企业网状服务布局和技术上的服务信息网络化,以加速流通剩余价值运动和节约交易成本。电商资本主义的出现,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构筑了双向交流的机制,推动了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

第二个新特点:流通剩余价值运动空间的广衍化。流通剩余价值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空间性,流通剩余价值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流通剩余价值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运动。剩余价值流通环境的改善,包括信息技术、电子商务、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只要通过互联网,就能搜寻到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对单个资本家而言,资本循环和周转的中断,或者流通剩余价值的中断概率减少了,因为这种循环和周转,可以随着流通环境的改善而延伸到全球,总能找到流通剩余价值的出路。这和马克思所处时代,他所观察到的个别企业通过加强剥削企业内部劳动力,保障生产、流通剩余价值的顺利进行不一样;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流通剩余价值向他国延伸,使个别企业能够通过变相剥削世界范围内的劳动者,来维持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然而,就总体资本家而言,其比单个资本家更能展现出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段对立,加上互相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债务链条的复杂化,流通剩余价值的总体中断概率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微小的市场风险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第三个新特点:流通剩余价值运动时间的循序化。马克思指出,提高流通剩余价值运行效率的关键是资本或者剩余价值流通在每个阶段的运动都必须畅通。“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①资本积累、流通剩余价值便会在商品销售过程中出现运行中断,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遇到货币准备金的问题。然而,一是知识资本的流通和循环能够倍增商品价值,有助于弥补“因退出再生产过程而形成的货币准备金”所导致的货币流通量减少的问题,降低了流通剩余价值运动中断的几率;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金融资本的壮大和流通,扩大了企业货币准备金进入信用领域,转变为职能资本,执行资本职能的规模。这样,使得流通剩余价值能够加快资本循环,或者避免资本循环的中断,实现流通剩余价值的持续运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第四个新特点:流通剩余价值运动职能的综合化。过去,流通剩余价值的职能本身是非生产性的。由于社会分工使流通职能由多数人(生产者)的附带工作变为少数人(商人)的专门工作,节省了社会资本;由于流通剩余价值的作用,商品资本可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手中更快地完成它的形态变化。现在,金融化、知识资本循环,都能增值价值,流通剩余价值运动逐渐成为职能更加综合的资本运动,成为再生产的必要因素。流通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金融化条件下,不断激活与扩大着它的流通职能、生产职能和增值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中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是为攫取利润的资本目的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注重消费者的所谓“革命主体地位”;注重发挥金融资本的“技术性流通职能”;注重运用互联网的“现代流通手段作用”。但是,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无产阶级身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不可能由此改变,只不过是以前真实的、较为明显的奴役关系被现在表面平等公正的交换现象所遮蔽而已;另外,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强势崛起是和本地区的产业空心化同时发生的,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作用受到严重侵蚀,经济震荡频繁,以致金融危机爆发。不过,作为技术手段存在的互联网,为流通剩余价值的周转作出了较大贡献。流通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实践所形成的上述经验教训,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如下启示: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让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西方学者在流通剩余价值领域研究中提出了消费者主体身份,强调消费者劳动阶层的作用及对工人无产阶级地位的取代。然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私有制为基础,强调机会公平而忽视结果公平,致使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停滞甚至倒退,并造成借债、透支消费的虚假繁荣,损害的还是价值的创造、流通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完善、财税改革和农民财产权保障方面,应努力做到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统一,规范按要素分配,探索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进行收入分配的有效实现形式,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推动价值和财富的有效流通。

第二,注重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虽然通过金融资本的运作,推动了流通剩余价值的运动并获得了大量利润,但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实体经济萎缩、经济增长萎靡,教训深刻。有人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偏大,应更重视消费,并以国外的经验来说明。不可否认,消费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消费具有个体性、随机性,以消费刺激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会受到低收入水平的限制,容易造成虚假繁荣,最后形成危机。国外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消费的对象来自于投资,消费会受到投资的规制。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工业化大生产阶段的特殊规律,它通过投资制造业体现出来,具有客观必然性。推动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制造业投资,既符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又夯实了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促进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

第三,加快实施“互联网+”行动。一方面,“互联网+”行动能通过消除时空隔阂,促进资本周转和循环,加速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流通剩余价值运动中,电商资本主义的崛起表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能够有效加快流通速度,使生产者、销售者和购买者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剩余价值产生、流通和实现。另一方面,“互联网+”行动利用信息化和技术创新,能够挖掘资本潜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按照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技术进步的周期变化导致了经济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并以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重要技术发明和应用作为各轮周期性长波的标志,把18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周期。继而有学者把汽车和计算机作为第四轮经济长波的技术标志;第五轮经济周期长波则以信息技术为主导。^①在此轮经济周期中,欧美发达国家利用互联网技术获取了大量超额剩余价值。为进一步加速价值、商品、资本流通,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应升级互联网技术,加快实施“互联网+”战略,利用信息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不断融合新能源、新材料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积极推动农业互联网发展,在新的领域创造新的经济生态。

① 陈漓高、齐俊妍、韦军亮:《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进入衰退期的趋势、原因和特点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