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正在加快推进，其中企业担负着推动绿色发展的重任，其绿色创新水平直接关系到转型进程与质量。然而，从近些年的绿色创新产出来看，绿色创新主体结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衡，企业尚未充分发挥其作为绿色创新重要主体的应有作用，此现象的根源是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动性不足（王分棉等，2023），这一困境将不利于落实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绿色创新战略（齐绍洲等，2018），难以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以及“双碳”战略目标的落地实现。但也有一些优秀的企业能够主动有效地投入并实现绿色创新，进而走上独具特色的绿色转型之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与环境双重效益（解学梅和韩宇航，2022）。因此，探究企业绿色创新存在差异化表现的深层原因对于解释绿色创新能动性不足这一现象以及推动绿色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绿色创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创新，而是兼具高资本投入、长回报周期与高不确定性的战略性投资（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这些特征决定了企业开展绿色创新不仅需要资金与技术积累，更需要在战略层面进行长期的资源承诺与优先级排序，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长期主义与绿色核心竞争力建设的战略选择。战略导向是企业进行资源配置与决策制定的核心逻辑，深刻塑造着创新行为的优先级与执行路径，直接左右企业对长期与短期目标的取舍，能够从根源上塑造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投入意愿与执行力度。因此，绿色创新的内在属性与资源需求匹配，使其对企业的战略导向具有高度敏感性。由此来看，战略导向是解释企业绿色创新能动性不足的关键视角。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面对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多企业会出现“增长崇拜”现象，大量的市场机会会导致企业对增长的“迷恋”（Zhou等，2013），从而忽视对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长期价值的创造。与之相反，有的企业则更重视“利润”，它们往往专注于那些有价值的、稀有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并得益于它们（Zhou和Park，2024）。实际上，“利润”和“增长”都是企业战略设计的重要目标，任何经济体中这两者都是紧密关联的，对于企业来说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Chen等，2009；Khanna等，2010），但在资源稀缺、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在追求“利润”和追求“增长”之间往往难以平衡，只能侧重于某一方面（Cowling，2004；Zhou和Park，2020）。追求“利润”的企业强调长期价值与核心竞争力构建，与绿色创新的属性高度契合，因此，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更可能具有绿色创新的动力，而追求“增长”的企业偏好短期、规模化的机会捕捉，与绿色创新的跨期收益、高不确定性等特征相悖，往往难以形成绿色创新的意愿。由此来看，在中国特殊的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对“利润”和“增长”的战略权衡对绿色创新产出起到关键作用，这种差异化的战略决策方向恰恰构成了绿色创新能动性不足的深层逻辑。

企业对“利润”和“增长”的不同追求会对企业在激烈进口竞争下的社会责任活动投入产生影响（刘侠等，2023），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企业持续的盈利增长（Zhou等，2013），以及导致企业截然不同的长期生存结果（Zhou和Park，2020）。除此之外，作为战略管理领域的重点也是经典话题，却鲜有实证研究来论证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导向究竟孰优孰劣？如何影响企业的发展？另外，纵观以往绿色创新主题的相关文献，关于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最为丰富，宏观层面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因素（王馨和王营，2021；程少彤和王鼎，2025），微观层面主要包括公司治理因素（Amore和Bennedsen，2016；张增田等，2023），企业资源、能力因素（曹洪军和陈泽文，2017；于飞等，2019），以及来源于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因素（邓新明和刘新韬，2025；严若森和姜潇，2025）。然而，并未有研究立足于我国特殊的新兴市场环境，来系统剖析企业差异化的战略导向如何影响绿色创新，这一理论缺口使得当前研究难以揭示企业绿色创新能动性不足的深层战略根源，也难以回答在实践中企业究竟应凭借何种战略逻辑来推动绿色创新及转型。因此，本文将立足于我国的新兴市场环境，深入探究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对绿色创新形成差异化影响。

在此基础上，完善企业战略导向影响绿色创新的情境因素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新兴市场的特点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方面，中国特殊的新兴市场环境下，资源禀赋的稀缺性是企业发展面临的核心内部约束，这一特征使得资源丰裕度成为推进企业战略实施的关键前提，直接影响着企业战略执行的效果与长期绩效水平（Zhou和Park，2020）。其中，组织冗余作为一种“资源缓冲器”，充分影响着企业战略执行的灵活性与资源分配逻辑（邓新明和郭雅楠，2020），在新兴市场外部资源获取渠道不稳定、资源供给缺乏保障的背景下，企业更易因内部冗余资源的水平调整战略决策与资源投入方向，因此，组织冗余是契合新兴市场资源特征的重要内部情境因素。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制度环境发展的动态性、不完备性及非均衡性（邓少军等，2018；杨震宁和赵红，2020），区域间市场发展水平、政策支持体系、产权保护力度等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企业的战略决策及创新行动可能无法依托稳定、成熟的制度框架，进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发展进程与完善程度的影响，因此，制度环境是能够体现我国新兴市场外部发展特征的关键情境因素。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于我国当下的发展背景和现状，并结合现有的理论观点，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验证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影响过程中内部组织冗余和外部制度环境所起到的边界作用，在推动战略导向、绿色创新相关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为企业的战略决策、绿色创新实践以及政府的政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现实指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企业绿色创新：能动型与反应型

从细分维度对绿色创新进行研究可以清楚地揭示不同的现象，现有研究中主要包括基于绿色创新的内容将绿色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还有从动机视角分为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王永贵和李霞，2023），以及从创新质量和数量上进行分类（王馨和王营，2021）等。企业所执行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些能动性或反应性行动，因行动的不同导向，企业战略可以划分为能动型战略和反应型战略，基于现有研究，绿色创新也可以从这一视角进行分类，进而反映出企业是否具有绿色创新的能动性（邓新明和刘新韬，2025），能够有效建立与企业战略导向的对话并形成统一框架。

因此，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企业战略导向对绿色创新能动性表现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邓新明和刘新韬，2025），本文进一步将绿色创新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能动型绿色创新，即通过突破高质量、高难度的绿色技术，来提升自身可持续竞争力、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绿色创新行为，以改变环境、追求未来长期利益为目的，重在质的突破。二是反应型绿色创新，即通过相对简单的绿色技术的改进与完善，来巩固并强化已有竞争优势的绿色创新行为，以适应环境、追求短期稳定增长为目的，重在质的改进和量的提升。正是由于两种绿色创新战略行动的差异，企业对资源的利用也必然有所不同，进而导致企业产生不同的绿色创新绩效，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企业对“利润”和“增长”的不同追求。

（二）企业战略导向与绿色创新

借鉴Zhou和Park（2020）的研究，本文将企业战略导向分为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利润导向战略是指更强调追求利润而不是增长的战略，此战略导向下的企业注重长期价值，往往采取内向的发展模式，专注于开发特有的资源和能力，以塑造差异化，形成长期竞争优势。增长导向战略是指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去追求高增长的战略，此战略导向下的企业注重短期快速扩张逐利，往往采取外向型的发展模式，通过增加企业规模和扩大业务范围来获取合法性、提高知名度和市场地位，快速吸纳资源形成竞争力。战略导向是企业进行战略设计与决策的根本方向和立足点，影响着企业的战略行动以及资源投入的方向，不同战略导向下企业的发展模式会有所差异。因此，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的不同选择将关乎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投入及能动性表现。

执行利润导向战略的企业以长期价值创造为目标，相对具有经营耐心，其决策逻辑与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内在耦合，在当下绿色发展背景下更是如此，环境规制压力、绿色市场需求以及社会责任诉求等越来越普遍，使得绿色创新成为这类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必要选择。具体来讲，利润导向战略要求企业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入具有长期收益潜力的领域（Zhou和Park，2020），因此，企业会聚焦内部资源积累与能力深耕，在绿色发展背景下优先投入绿色技术研发，尤其是需要长期投入且能够带来长期利益的能动型绿色创新。因为，面对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压力，该类企业通过开展能动型绿色创新能够超越当前的合规要求，以塑造未来新的标准及环境，从而将环境规制压力转化为长期竞争优势（Bansal和Roth，2000）。同时，不断演进的绿色市场需求以及不断增强的社会责任诉求也驱动其通过能动型绿色创新开辟差异化的产品市场，通过引领需求而非被动适应，进一步提升溢价能力，实现长期价值目标（Hart和Dowell，2011）。并且，利润导向战略所强调的内向发展模式避免了因追逐短期市场热点而导致的资源分散，从而为需要长期、稳定资源支持的能动型绿色创新提供了保障。持续的能动性投入不仅有助于系统性地应对合规风险，更能在技术、品牌与市场上塑造难以模仿的先发优势。相比之下，反应型绿色创新多受外部压力驱动，其渐进式改进路径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难以构建持续性差异化壁垒，与利润导向战略的长期目标契合度较低。因此，在利润导向战略下，企业通常不会因外部环境的短期波动而轻易转换战略重心，也不会过度投入以被动适应为目的的反应型绿色创新，从而避免挤占旨在塑造长期差异化的能动型绿色创新资源。

执行增长导向战略的企业则不太可能投入绿色创新中，因为绿色创新很难在短期使企业获益，这与其发展模式背道而驰。从资源配置角度，增长导向战略下企业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于市场拓展与规模竞争（Zhou和Park，2020），挤占了绿色技术研发所需的资金与人力资源等，这与绿色创新，尤其是具有突破性的能动型绿色创新所需的长期、巨额的专用性投资形成直接冲突。所以，过度追求增长的企业不太可能具有绿色创新的能动性。反应型绿色创新以适应环境、追求短期稳定增长为目的，并不在于对快速扩张增长的追求，对于质的要求偏低，但是对量的要求偏高，同样需要企业大量的投入，而且反应型绿色创新虽侧重渐进式技术改进，但同样需要稳定的资源支持，例如设备升级、工艺优化等，其所需的稳定、持续的投入也与增长导向战略所要求的资源快速周转和再投资于扩张的节奏难以兼容。其次，增长导向战略内嵌着强烈的短期绩效压力（Laverty，1996），管理层与投资者的关注焦点集中于营收增长率、市场占有率等短期指标，而绿色创新，无论其类型，普遍具有投资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特点，其价值难以在短期规模增长中体现。另外，增长导向战略的外向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外部交易及扩张快速获取资源与市场地位，这可能导致企业内部技术能力积累的严重欠缺，而绿色创新，尤其是能动型绿色创新，严重依赖于组织内部持续的学习、试错与能力构建（邓新明和刘新韬，2025），即便是反应型绿色创新所需的持续改进能力，也因资源被导向扩张活动而无法得到有效培育，因此，增长导向战略也从组织能力根基上削弱了企业开展任何形式绿色创新的基础。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利润导向战略会正向影响绿色创新，其中利润导向战略会正向影响能动型绿色创新，而不会正向影响反应型绿色创新。

H1b：增长导向战略会负向影响绿色创新，其中增长导向战略对能动型绿色创新和反应型绿色创新都会产生负向影响。

（三）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

企业资源与战略选择之间的关联性一直是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新兴市场有限的资源分配是影响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长期绩效结果的重要因素（Zhou和Park，2020）。组织冗余是战略管理研究中的关键概念，被称为“资源缓冲器”，即帮助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实际或潜在缓冲资源，能够在环境变化时被企业所利用，使企业做出适当的战略变革（Bourgeois，1981）。本文认为组织冗余会影响企业不同战略导向下的绿色创新产出。

一方面，执行利润导向战略的企业会聚集资源用于开发特定优势来增加利润而不是追求增长，注重长期价值而不是短期利益。这种内向的发展模式使其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动性，不断地将内部资源用于绿色创新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跨期收益项目，以实现长期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更多的组织冗余恰好可以有效补充创新资源。由此推断，丰富的组织冗余会更有利于执行利润导向战略的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投入。另一方面，当企业执行增长导向战略时，其战略本质是将资源优先且核心配置于规模扩张等短期增长目标，绿色创新与之相悖，其开展始终面临资源挤占问题，并且组织冗余的增减并不会改变这一战略逻辑。当组织冗余匮乏时，企业为了达到增长目标，会将几乎所有可调配的资源投入到与增长相关的核心活动中，导致企业完全不具备开展绿色创新的资源基础，而随着组织冗余的增加，企业可依托这部分缓冲资源充分保障增长战略核心目标的资源投入需求，无需再对绿色创新这一非核心战略领域进行资源的过度挤压，在绿色发展背景下，资源约束的缓解让企业拥有了少量可灵活调配的闲置资源用于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简言之，组织冗余的增加并未让企业偏离增长导向的战略核心，也未将资源主动投向绿色创新，只是通过缓解资源约束的硬条件，让企业在保障增长目标实现的前提下，不再因资源极致挤占而完全放弃绿色创新。这些冗余资源为执行增长导向战略的企业提供了在不根本改变战略重心的情况下，仍能主动进行一定绿色创新投入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抑制强度。

另外，有研究表明，资源约束会影响企业战略变革的方向（Kuusela等，2017），企业拥有的资源越丰富，对外部环境和突发事件的缓冲能力就越强，也越有可能实施战略变革，并且，拥有更多有价值资源的企业不太可能进行适应性战略变革（Kraatz和Zajac，2001），其中，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越丰富，其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以及能动性就越强（Greenley和Oktemgil，1998；解维敏和魏化倩，2016）。由此来看，组织冗余的水平很可能会改变企业不同战略导向下的绿色创新投入，尤其是对于能动型绿色创新，其突破性特质更依赖于额外的资源缓冲来启动和维持。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组织冗余会强化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其中相较于反应型绿色创新，组织冗余会更加强化利润导向战略对能动型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

H2b：组织冗余会抑制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其中相较于反应型绿色创新，组织冗余会更加抑制增长导向战略对能动型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

（四）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在新兴市场环境中，企业的战略决策与行动深刻嵌入并受制于外部制度环境。制度由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规范组成，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战略行动选择的重要因素，决定着企业当下的发展状态（邓新明和周强，2024）。本文认为制度环境的变化会为企业不同战略导向下的绿色创新投入提供条件。

一方面，地区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化水平往往更高，通常具备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明晰的产权制度，有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杨震宁和赵红，2020），能够为执行利润导向战略的企业开展绿色创新“保驾护航”。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完备的创新支持政策，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能够推动企业间研发合作与技术转让，促进知识高效传播，助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并且更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下企业能够获取更加丰富的要素进行投入。另外，在经济增长的刺激下，执行利润导向战略的企业会在保持利润的同时更加容易地获得增长，从而能够适应环境变化，有利于竞争优势的建立以实现长期生存（Zhou和Park，2020），进而可以为其绿色创新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由此推断，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会促进企业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可以促使地区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会产生更多的市场需求，进而创造更多的增长机会，这使得执行增长导向战略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追求增长，因为它们往往具有追求增长的动力和惯性（Zhou等，2013），有利于增长的环境为其相关增长战略行动的执行提供了机会，使其更无绿色创新的意愿，并且更多短期扩张上的努力会使其非规模自由资源变得紧张，更加无法投入到与其资源配置方向不符的绿色创新活动上。由此推断，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会创造更好的增长条件，进而强化企业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不利影响。

另外，在制度环境的变化过程中，企业的经营活动会嵌入进去，其经营战略和行为决策在塑造着地区制度环境，同时也是对地区制度环境的适应（任广乾等，2023）。战略导向具有内在稳定性，制度环境作为重要的外部情境条件，仅会放大企业原有战略导向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而不会改变企业自身的战略逻辑与资源配置方向。对于执行利润导向战略的企业，其本就聚焦于长期价值创造，核心投入能动型绿色创新且较少参与反应型绿色创新的资源配置逻辑不会因制度环境的完善而改变，制度环境只是为其原有绿色创新投入选择提供更优的外部条件；对于执行增长导向战略的企业，其本就偏好短期扩张、排斥各类绿色创新的战略逻辑同样具有稳定性，制度环境的完善只是进一步加剧了对绿色创新的资源挤占与意愿缺失。因此，这种由良好制度环境提供的确定性的支持，对于企业任何形式的绿色创新投入，无论是追求长期突破的能动型绿色创新，还是立足现有技术改进的反应型绿色创新，都具有普遍的作用，提供了统一的外部赋能条件，而非仅倾斜于某一特定类型。因此，制度环境可以为企业不同战略导向下的资源配置提供条件，但并不会改变企业原有的发展模式以及战略决策和行动的方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制度环境会强化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其中对能动型绿色创新和反应型绿色创新的强化作用无明显差异。

H3b：制度环境会强化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其中对能动型绿色创新和反应型绿色创新的强化作用无明显差异。

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样本进行研究，并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样本期内的ST、*ST企业。（2）剔除距离观测年份上市不足两年的企业。（3）剔除核心变量存在数据缺失的观测值。（4）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在对样本进行处理后，获得由2267家制造业上市企业2010—2021年共16452个观测值构成的面板数据。本文所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以下途径：（1）绿色创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2）制度环境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CMID）；（3）其他剩余变量的原始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的做法（王馨和王营，2021；邓新明和刘新韬，2025），本文以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总和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GP_Totala），其中，绿色专利申请数据具有右偏分布的特征，为消除可能的影响，将申请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对绿色创新进行衡量。

除此之外，本文还要区分能动型绿色创新和反应型绿色创新。一方面，基于现有研究的理论观点，绿色发明专利往往被用来表示企业追求绿色创新的质量，以反映企业推动技术进步、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往往被用来表示企业追求绿色创新的数量和速度，以反映企业通过技术或产品的简单改进来迎合政府的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王馨和王营，2021；王永贵和李霞，2023；张杨等，2024）。并且，现有研究表明，绿色创新资源的优化和配置需要企业发挥能动性，因为如果企业不具备绿色创新的能动性，将难以实现绿色技术的突破（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另一方面，绿色专利的属性也具有明显差异，绿色发明专利属于高质量、高技术难度的创新，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属于低质量、低技术难度的创新。由此来看，绿色发明专利成果更能表明企业具备绿色创新的能动性，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成果更能说明企业进行反应性表现（邓新明和刘新韬，2025）。因此，考虑到绿色专利的属性并结合已有研究的理论观点和做法（邓新明和刘新韬，2025），本文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能动型绿色创新（GP_Inva），以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反应型绿色创新（GP_Uma），同样，为消除绿色专利申请数据右偏分布的影响，将申请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2.解释变量

参考Zhou和Park（2020）的研究，本文中企业战略导向分为利润导向战略（Profit）和增长导向战略（Growth），分别以总资产净利润率和销售增长率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然后，借鉴Zhou和Park（2020）提出的方法，首先计算企业在样本期内的平均盈利能力和平均增长能力，再计算年度行业平均值，行业为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接下来通过比较企业的平均盈利（增长）能力和行业的平均盈利（增长）能力来构建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指标：如果企业在样本期内的平均盈利能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时平均增长能力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那么企业执行的就是利润导向战略，Profit计为1，否则为0；如果企业在样本期内的平均增长能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时平均盈利能力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那么企业执行的就是增长导向战略，Growth计为1，否则为0。

3.调节变量

（1）组织冗余（Slack）。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于飞等，2019），本文使用两个财务指标来衡量：一是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二是权益负债比率（所有者权益/总负债）。对流动比率和权益负债比率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经检验，这两个指标可以很好地聚合为一个单一因子，因子载荷均在0.8以上，方差解释率达到94.9%。因此，本文采用两个财务指标的算术平均值来衡量组织冗余。

（2）制度环境（Inst）。现有研究大多使用王小鲁等（2021）编制的市场化总指数的高低来反映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本文参考（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任广乾等，2023）这些研究的做法，使用不同省份的市场化总指数来衡量地区制度环境，市场化总指数越高，说明制度环境越好。

4.控制变量

企业成熟度（Age）。成立时间较长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张杰等，2015）。本文以样本企业的观测年份减去成立年份取自然对数对企业成熟度进行衡量。企业规模（Size）。一般来说，规模越大的企业，实力也越强，会提高创新的成功率。本文以企业员工总数取自然对数对企业规模进行衡量。财务杠杆（Lev）。财务杠杆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状态，对企业的环境投资有着重要影响（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本文以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财务杠杆。企业社会财富创造力（Tobinq）。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财富大于成本投入的企业，其创新意识往往更强（齐绍洲等，2018）。本文以Tobinq值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社会财富创造力，Tobinq值为企业市场价值除以总资产。企业信用评价（Credit）。银行的贷款反映了投资者对企业信用的评价（Colombo等，2013），而且适度的负债经营可以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动力，改善企业的创新活动。本文控制了企业负债的绝对量，以负债总额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管理层激励（Share）。对管理层的激励影响着其对长期价值项目的偏好，长期激励可以促进创新投入（Flammer和Bansal，2017）。本文以董监高持股数量占总股数量之比来衡量管理层激励。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会规模越大，出现多重背景的可能性就越大，企业从外部获取的资源就可能会越丰富，可以有效提高决策质量，但是也有研究认为董事会规模的增大会降低决策效率并影响企业绩效（Lagasio和Cucari，2019）。本文以董事会人数进行衡量。

（三）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由于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行业和时间异质性，同时企业的战略导向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与行业水平紧密关联，所以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严谨，确切估计企业战略导向的影响，本文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另外为了进一步控制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特定地区因素，对地区固定效应也加以控制。为了确定固定效应模型是否适用于本研究，本文进行了Hausman检验进行验证，结果显示p为0.0000，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选择。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企业绿色创新（GP_Totala）均值为0.409，中位数为0，说明绿色创新整体产出较低，最大值为3.784，最小值为0，说明绿色创新产出差异较为明显。在能动型（GP_Inva）和反应型（GP_Uma）绿色创新产出上同样存在以上现象。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考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影响，经检验平均VIF（方差膨胀因子）为2.11，各个变量的VIF均远小于10，所以本文不存在会对回归分析产生明显影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基准回归

如表2所示，从各个模型中控制变量影响的显著性情况来看，本文对控制变量的选取是比较合理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结果表明，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β=0.028，p<0.05）、能动型绿色创新（β=0.027，p<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反应型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相反，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结果表明，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β=−0.112，p<0.01）、能动型绿色创新（β=−0.069，p<0.01）和反应型绿色创新（β=−0.072，p<0.01）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H1a、H1b均得到验证。可以看出，以追求长期利润为目标进行战略设计的企业会倾向于投入到高质量的绿色创新中，旨在塑造差异化，形成长期竞争优势，而以追求短期增长为目标进行战略设计的企业不会过多投入到绿色创新这种长期项目中。

（三）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1.改变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

参考刘侠等（2023）的研究，以总资产增长率来衡量企业的增长能力，然后借鉴Zhou和Park（2020）提出的方法进行计算比较，构建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指标，以检验企业战略导向影响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结论具有稳健性。

2.子样本回归

考虑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战略行动和创新投入影响的后效性，需要剔除相关年份来避免此因素的干扰。另外，2012年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开端，《绿色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等政策相继发布。综合以上因素的考虑，本文截取了2012—2021年子样本进行检验，企业战略导向计算的时间范围也重新定义在2012—2021年。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论具有稳健性。

3.安慰剂检验

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可能是其他偶然因素所致或者只是时间趋势的自然反映，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本文通过安慰剂检验来检查绿色创新是否由随机噪音驱动，而不是企业战略导向所导致的结果。具体来讲，本文分别进行两种战略导向与绿色创新的安慰剂检验，将样本期间所有的利润导向战略、增长导向战略的观测值随机分配到各个样本中，并使用重复500次随机抽样进行回归。

两种战略导向与绿色创新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2和图3所示。左侧系数都呈现出以0为中心的对称分布结构，估计系数与表2模型1中0.028和模型4中−0.112的系数值差异明显；另外，右侧图中多数随机样本回归系数P值大于0.1。安慰剂检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其他偶然因素及时间变量的影响，主效应的影响关系确实成立。

4.加入额外控制变量

本文在最初的回归中选择了多个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多维度的固定效应，但是，仍可能存在一些被忽视的因素，所以为了更加准确地推断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与绿色创新的关系，本文继续加入额外的控制变量。一方面，企业的战略导向是由高管来决策的，高管团队的特征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在绿色发展背景下，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能够影响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投入。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加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这样的背景下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等催生了企业非市场战略的普遍性，企业往往通过政治战略来获取相应的资源，这同时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决策方向与绿色创新资源的获取，而国有企业在这一方面与非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差异。基于这些考虑，本文进一步增加了环保背景高管（Hbbj）和产权性质（Prty）两个控制变量。环保背景高管使用当年企业高管团队中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王辉等，2022），并通过新浪财经网站公布的个人简历信息中的关键词进行筛选，关于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取1，非国有企业取0。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增加控制变量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是稳健的。

5.量化遗漏变量的影响

根据已有研究提供的方法（Xu等，2019），本文使用STATA中的konfound命令来量化遗漏的可能使因果推断回归系数失效的混淆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偏差百分比为37.87%，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偏差百分比为56.53%。基于现有研究的结果进行判断，两个数值都是可接受的，说明遗漏变量对因果推断的影响有限，本文主效应的结论稳健性较高。

6.改变时间序列

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可能会使其塑造不同的战略决策方向，影响对“利润”和“增长”的追求，进而出现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根据大多数研究的做法，改变时间序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出于对内生性问题的担忧，本文将企业战略导向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检验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结论仍具有稳健性。

7.倾向得分匹配

考虑到一些其他难以捕捉的关键变量可能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及绿色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有可能因为核心解释变量的非随机分配而导致选择性偏差的内生性问题。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一步验证企业战略导向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先后对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进行分组，分别进行匹配作为处理变量。然后，对所有观测值进行随机排序，将企业成熟度、企业规模、财务杠杆、企业社会财富创造力、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层激励、董事会规模作为协变量，指定绿色创新为结果变量，使用Logit模型来估计倾向得分，采用卡尺内最近邻匹配法进行匹配，即卡尺值为0.05范围的1∶1最近邻匹配。最后，剔除没有参与匹配的样本，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与前文一致，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具有稳健性。

（四）调节效应检验

首先检验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如表8所示，模型37、模型38和模型39结果表明，利润导向战略和组织冗余的交互项对绿色创新（β=−0.011，p<0.01）和能动型绿色创新（β=−0.011，p<0.01）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反应型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不显著，H2a未得到验证，结果显示了相反的影响，即组织冗余抑制了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可以看出，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表现为替代作用，即替代了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并且主要体现在利润导向战略对能动型绿色创新正向影响的替代上。对H2a未得到验证的结果，可能的解释是：过多的组织冗余会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使管理者出现懈怠，造成对可用资源的低效利用，追求过度多样化等（于飞等，2019；Leyva-De La Hiz等，2019），不利于环境经济效益的达成。冗余资源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无需通过艰苦的内部挖潜和能力重塑即可动用的资源池，这使得管理者在面对绿色创新需求时，可能倾向于直接调用冗余资源进行短期、表层的投入，而非像利润导向战略所要求的那样，将绿色创新深度融入核心业务流程，持续投入资源去构建独特的绿色技术。换句话说，冗余资源替代了原本应由利润导向战略驱动的、通过内部优化和核心能力建设来实现绿色创新的艰苦过程，它让企业可以“走捷径”，用现成的冗余资源应对绿色创新需求，却未能真正激发利润导向战略所蕴含的对绿色创新进行深层培育的能动性。最终，更多冗余资源的存在，使利润导向战略原本应强化的、基于内部能力构建的绿色创新路径被绕过或削弱。

模型40、模型41和模型42结果表明，增长导向战略和组织冗余的交互项对绿色创新（β=0.022，p<0.01）、能动型绿色创新（β=0.020，p<0.01）和反应型绿色创新（β=0.009，p<0.05）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组织冗余会抑制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并且会更加显著地抑制增长导向战略对能动型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H2b得到验证。其中，与利润导向战略不同，组织冗余也非常显著地抑制了增长导向战略与反应型绿色创新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这一结果说明，随着组织冗余的增加，执行增长导向战略的企业在不改变战略重心的情况下，也会增加在反应型绿色创新投入上的可能性。

检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如表9所示，模型43、模型44和模型45结果表明，利润导向战略和制度环境的交互项对绿色创新（β=0.014，p<0.05）、能动型绿色创新（β=0.008，p<0.1）和反应型绿色创新（β=0.010，p<0.1）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制度环境促进了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并且对能动型和反应型绿色创新的影响无明显差异。接下来，模型46、模型47和模型48结果表明，增长导向战略和制度环境的交互项对绿色创新（β=−0.026，p<0.01）、能动型绿色创新（β=−0.013，p<0.05）和反应型绿色创新（β=−0.019，p<0.05）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制度环境会促进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并且对能动型和反应型绿色创新的影响无明显差异。H3a、H3b均得到验证。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会为企业核心战略决策方向下的资源投入提供更好的条件，并且能动型绿色创新和反应型绿色创新均受制度驱动，进而表现出制度环境对二者都会产生类似的调节作用效果。

（五）异质性分析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如同生物体一样，具有动态的成长规律，会经历由诞生到衰亡的一系列可预测的成长阶段，不同阶段的生产经营、组织架构、资源禀赋、创新能力以及战略目标等方面具有差异化特征（Drazin和Kazanjian，1990）。同样，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向也会有明显差异，追求增长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推测，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推进下，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可能具有动态特征。所以，考虑到企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将样本分为了三个部分进行异质性分析。参考李云鹤等（2011）的做法，本文采用销售收入增长率、留存收益、资本支出及企业年龄四个指标的综合得分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10、表11、表12所示，可以发现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生命周期异质性。在成长期，利润导向战略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其中对能动型绿色创新的影响更显著，但在成熟期和衰退期，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相似的是，在三个阶段，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都是显著的。利润导向战略与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呈现动态特征，这进一步印证了企业战略导向本身对绿色创新的根本性塑造作用，同时也凸显了不同发展阶段战略执行所面临的情境约束。

在成长期，企业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市场机会丰富且资源相对有限。此时，企业战略导向对资源配置方向具有高度决定性，因此，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最为显著，这与本文主效应的核心结论一致。进入成熟期，企业资源较为充裕，在绿色发展背景下，绿色创新逐渐成为常规运营的一部分。此时，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不再显著，这可能源于绿色创新在成熟企业中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基础，边际提升空间非常狭窄；然而，增长导向战略的负面影响依然显著，这是因为该战略所驱动的激进扩张会打破企业既有的资源平衡，挤占包括绿色创新在内的长期战略性投入，从而持续抑制绿色创新。而进入衰退期，企业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和生存压力，这限制了任何战略意图的有效实现。尽管利润导向战略本身仍蕴含绿色创新的意愿，但企业往往缺乏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资源能力，而增长导向战略在衰退期的实施，则会进一步消耗企业本已匮乏的资源，彻底扼杀绿色创新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企业生命周期左右了企业战略导向对绿色创新影响的强度，这进一步说明企业战略导向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嵌入企业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但并未改变利润导向战略相对更具建设性、增长导向战略相对更具破坏性的基本逻辑，“重利润”而不是“重增长”的核心表现始终贯穿其中。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探究了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及边界条件，得出如下结论：（1）利润导向战略正向影响绿色创新，但对反应型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增长导向战略负向影响绿色创新。（2）组织冗余会抑制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其中会更显著地抑制利润导向战略对能动型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组织冗余也会抑制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其中会更显著地抑制增长导向战略对能动型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3）制度环境既会促进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也会促进增长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其中对能动型和反应型绿色创新的影响均无明显差异。（4）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生命周期异质性，在成长期，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在成熟期和衰退期，利润导向战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二）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拓展了企业战略导向的相关理论研究。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追求“利润”还是追求“增长”是战略管理领域的重点也是经典话题，但是却鲜有实证研究来讨论两者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首次基于这两个战略立足点来探究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战略决策行动提供了更好的理论证据。并且，过去有研究支持新兴市场环境下增长导向战略的积极影响，例如获得更多的合法性、知名度和市场力量（Haveman，1993），本文则得出了其存在负面影响的理论观点：以追求增长为导向的战略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核心结果论证了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重利润”优于“重增长”。另外，通过引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新兴市场企业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的动态影响，从动态视角有效发展了已有研究的观点（Zhou和Park，2020）。

第二，本文弥补了绿色创新相关理论研究的重要缺口。现有研究多关注外部环境规制或微观治理因素的影响，而相对忽视了企业顶层战略设计层面的根本驱动或抑制机制，本文则系统地揭示了企业战略导向（利润导向战略vs.增长导向战略）这一相对稳定且深层次的因素对绿色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这一主流研究领域进行了补充。另外，将绿色创新分为了能动型绿色创新和反应型绿色创新，这一分类更深刻地捕捉了企业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所展现的战略意图与能动性程度（邓新明和刘新韬，2025），这为理解和评估企业战略导向的作用、绿色创新的质量以及两者的匹配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第三，本文基于企业内外部不同的边界视角加深了对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的理解。组织冗余和制度环境的引入丰富了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不同绩效结果的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边界条件，呼应了已有研究的理论观点，即影响新兴市场中企业战略导向不同绩效结果的可能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内部资源，另一个是外部环境变化（Zhou和Park，2020）。同时，在新兴市场企业战略导向框架下的讨论也有效拓展了组织冗余和制度环境的应用范围。

（三）实践启示

第一，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确实给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往往使企业为了增长而牺牲利润，并陷入增长陷阱，不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如今的竞争环境下，生产经营更强调以环境友好为基础，企业如果不能投入到绿色创新发展中，将会承受巨大的合法性压力，难以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以求得未来生存。因此，企业不要试图通过短期快速扩张来提高未来竞争力，避免盲目追求增长而牺牲利润，而要聚焦于核心资源和能力的建设，这样才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维持企业的有效增长，推动自身的绿色创新产出。另外，企业要合理认识自身的生命周期阶段，在成长期，利润导向战略的制定至关重要，而在成熟期和衰退期，更重要的是抑制不理性的增长冲动，政府要为成熟期企业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为衰退期企业提供转型的支援，而非空泛地倡导长期主义。

第二，企业在把追求“利润”或“增长”作为导向性原则进行战略决策时，要关注组织冗余的状况，认识到组织冗余本身就是绿色创新的重要资源动力。对于执行利润导向战略的企业，组织冗余会产生替代作用，所以企业可以将部分冗余资源用于绿色创新之外的其他战略活动中，避免资源的浪费和使用效率的低下；而对于执行增长导向战略的企业，更多的组织冗余可以减少其在绿色创新上能动性的不足，所以企业在追求增长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积累获取冗余资源，以避免绿色创新上的缺失，为可持续发展创造动力。

第三，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可以为执行利润导向战略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源和条件，在保持利润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实现有效增长，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执行增长导向战略的企业对增长的过度追求而更加忽视绿色创新。在当前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等背景下，政策制定要更倾向于“利润导向”的经济政策，避免企业在更好的制度环境的刺激下过度追求增长而忽视利润，引导企业培养核心竞争力，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而不是基于企业快速增长可以创造更多就业、税收等的假设，导致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不足。

（四）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否适用于除制造业外的其他行业，未来可以进行验证。然后，本文并未挖掘企业战略导向影响绿色创新的中介机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行深入探讨。其次，本文只验证了组织冗余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探究其他的资源和环境边界为新兴市场企业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的影响提供更多的解释。最后，利润导向战略和增长导向战略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且缺乏实证研究，本文仅探讨了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未来可以通过实证检验探究其更多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