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合作，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逐渐增加，尤其是“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对海外的投资力度持续加大。其中，家族企业是不可忽视的群体，它们的OFDI存量总额呈现指数增长，从2004年的6.79亿元人民币上涨到2020年的1592.98亿元人民币 ¹，已经成为我国OFDI的主体。在机会稍纵即逝的国际环境中，时间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钟熙等，2019；唐继凤等，2021），而OFDI速度作为OFDI战略在时间维度上的一种重要特征，速度的快慢涉及对时间资源的利用问题。在国际商务领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企业的OFDI速度（Cho和Lee, 2020; Wu等, 2022）。OFDI速度是企业进行国际扩张的一种重要战略过程，影响着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收益与风险。在收益方面，OFDI速度越快有助于企业优先抢占机会，获得新知识和创新资源，从而促进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李笑和华桂宏，2020）。在风险方面，OFDI速度越快，会导致组织与环境的复杂性在短时间内剧增，企业所面对的“外来者陷阱”与“新进入者劣势”也越多（Wu等, 2022），从而增加企业跨国失败风险。由此可见，提升OFDI速度兼具风险和收益，这对于企业高管决策而言颇具挑战。

在现有关于高管如何影响企业的OFDI速度的研究当中，部分研究认为高管的过度自信可以帮助其选择更快的OFDI速度，因为过度自信会使决策者认为自己具备足够的能力来有效避免快速国际化可能导致的错误，坚信自己不会失败，从而忽视快速OFDI的高风险（钟熙等，2018；陈伟宏等，2021）。也有研究发现高管的国际经验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分析和处理国际市场的相关信息，缩短了企业克服本国与东道国之间壁垒所花费的时间，从而促进企业OFDI速度（任鸽等，2019）。这些研究从高管自身特征的角度丰富阐述了企业对OFDI速度的抉择，然而尚未能解释家族企业对OFDI速度的选择。由于家族企业组织性质的独特性，可以由家族不同成员或者职业经理人来担任战略决策者，使高管的身份出现差异，进而使家族企业呈现出不同的目标追求，这会给企业的OFDI速度带来什么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在家族企业当中，创始人作为最具权威的领导者，其个人意愿与能力影响着OFDI战略行为（Kelly等, 2000），是最不可忽视的战略决策者身份之一。首先，创始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是具有创业经历的企业家，他们以企业家逻辑行事，具有创业精神，积极寻求机会，敢于冒险，并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Alsos等, 2016）。其次，创始人作为家族的“一家之长”，是家族的监护人，出于把企业留给后代的愿望，具有长期导向，敢于承担风险，考虑家族价值最大化的目标（Gomez-Mejia等, 2018）。家族企业创始人融合了创业取向和家族取向，认同企业家角色和家长角色，认为自己是企业建设者和家族养育者（Miller等, 2011）。因此，创始人“企业家”和“家长”的双重身份如何影响其对OFDI速度的选择，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特别是当创始人担任战略控制岗位时，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度，不仅可以识别战略机会，还可以采取行动，使这些机会合法化并实现，进而对家族企业的战略方向产生重大影响（Souder等, 2012）。

家族企业在发展中逐渐呈现出创始人控制、二代控制或职业经理人控制等多种战略控制类型，然而家族企业不同领导者表现出不同的兴趣、管理风格和目标（Okoroafo, 1999）。那么，创始人控制下的家族企业目标与非创始人控制下的家族企业目标是否不同？企业行为理论认为，企业行为受历史形成的“目标水平”的显著约束，新决策会参考过去目标而非完全理性计算（Cyert和March，1963）。而在家族企业当中，企业治理结构决定了不同目标的重要性（Fang等，2021），比如在创始人控制下，创始人所具备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和长期导向决定了家族企业独特的目标追求。因此，企业行为理论能够有效解释创始人控制下与非创始人控制下家族企业目标的差异性如何影响企业战略行为。基于此，本文将以企业行为理论为基础，探究创始人控制与非创始人控制的中国家族企业在OFDI速度方面的差异。此外，战略决策者的决策过程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往往会根据企业面临的环境来调整战略目标与行为。其中，行业竞争能力反映企业外部环境压力，市场化程度反映地区制度基础设施差异，这两种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中国家族企业所面临的独特情境，共同构成影响创始人控制权效用的重要情境框架。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行业竞争性和地区市场化程度这两种外部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OFDI的时间维度之一——速度，考察了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填补了家族企业OFDI研究在时间动态性领域的理论缺口。目前有关家族企业OFDI的研究更多关注于其扩张的程度（Arregle等, 2021），而对时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探讨不足，导致对家族企业OFDI决策的“时机选择”与“节奏控制”缺乏深入理解。不同于是否要进行OFDI以及OFDI扩张程度等决策，OFDI速度的决策会涉及企业对时间资源的利用，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与收益（Cho和Lee, 2020; Wu等, 2022）。本文通过引入速度这一关键变量，突破了传统研究对“是否投资”和“投资多少”的静态分析框架，将研究视角转向“如何动态推进投资”这一更具战略意义的维度，并进一步提出，家族企业OFDI速度的优化需依赖强有力的战略控制机制，而战略控制的具体效能因控制主体差异而呈现显著分化，以此丰富了家族企业OFDI动态过程的研究。

第二，本文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在家族企业OFDI战略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往关于家族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研究，要么从经济利益驱动分析，要么以社会情感财富为参考点进行解释，缺乏对家族企业战略控制异质性的考虑（Liang等，2013；Sestu和Majocchi，2020）。随着中国家族企业中创始人逐渐进入暮年，退出企业战略决策的舞台，战略决策岗位由其他家族成员或者职业经理人接任，现有研究未能解释不同战略决策者的差异会给OFDI速度带来什么影响（钟熙等，2018；任鸽等，2019）。本文发现创始人的创业精神和长期导向赋予家族企业机会探索和风险承担的目标，从而有助于推动家族企业以更快速的方式进行OFDI投资。通过引入创始人控制与非创始人控制的对比分析，本文揭示了战略控制主体异质性对OFDI速度的深层作用机制，为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动态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第三，本文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的决策情境化视角，系统考察了新兴经济体市场环境下战略决策者对OFDI速度的影响机制，并揭示了创始人控制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管理者个体特征或企业资源禀赋对OFDI速度的直接影响（钟熙等，2018；任鸽等，2019），却忽视了制度环境与市场结构的调节作用。企业行为理论强调，战略决策是组织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Cyert和March, 1963），而新兴经济体特有的制度转型与市场非均衡性可能会改变决策者的风险感知与资源获取效率（李新春和肖宵，2017；Huang等，2024），进而影响OFDI速度的决策逻辑。本文通过探究行业竞争性和地区市场化程度这两种因素的调节作用，不仅验证了企业行为理论在新兴经济体情境下的适用性，还进一步揭示了家族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边界条件，为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跨情境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家族战略控制异质性：创始人控制 Vs 非创始人控制

家族战略控制是指家族成员是否担任CEO和董事长（Minichilli等, 2010），这两个战略决策职位是家族在企业战略决策中合法行使权力的关键（Miller等, 2013），可以帮助家族追求家族控制的连续性，保持和增加被控制企业的经济和非经济价值（Berrone等, 2012），促进家族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Kotlar和De Massis, 2013）。不同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由于家族涉入，在决策行为和经营目标上具有独特性。很多学者从家族层面探寻家族目标的多样性，如从社会情感财富目标出发解释家族企业决策行为与结果的独特性（Zellweger等，2013）。然而，不同家族企业也存在异质性，比如由不同成员进行战略控制，会导致家族企业在追求家族目标上不完全一致（Williams等，2018），进而使企业的风险决策产生差异。企业行为理论为分析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决策行为与企业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框架（Cyert和March，1963）。例如，“目标”是家族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Kotlar和De Massis，2013；Fang等，2021；贺小刚和陈元，2023），能够更好地解释家族企业在不同战略控制类型下的企业行为。

创始人担任CEO或董事长等重要战略决策职位形成了创始人控制（Martin等, 2016）。创始人企业家身份与家长身份的双重结合，导致其在进行战略决策时考虑的目标与非创始人有所不同。首先，创始人能够对企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家族企业的创始人亲身经历了企业的创立和成长，在家族企业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家族企业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恋。创始人往往把个人倾向、价值观和经营规则带到企业的管理中来，因此企业文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创始人人格的体现。这种文化会影响家族企业运营风格，从而进一步影响家族企业的发展及其应对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当创始人任职于战略决策岗位时，家族创始人不仅对家族企业愿景、目标以及文化产生影响（Kelly等, 2000），还对家族企业决策、管理、所有权和绩效产生显著而持久的影响（Nelson, 2003）。

其次，创始人的战略决策受企业家与家长双重身份的影响，而非创始人的战略决策更加考虑个人目标。在亚洲背景下，家族企业通常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父爱主义等（祝振铎等，2018），因此创始人除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也以家族“大家长”的身份承担着为家族寻求整体发展的责任。但是对于一般家族成员或者职业经理人等非创始人而言，当他们任职于战略控制岗位时，他们希望在短期内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绩效以建立合法性（邹立凯等，2019），从而会降低对失败的接受度，避免将家族企业陷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战略行为中。同时，家族成员或者职业经理人作为接班者，对家族企业的特定知识与惯例的了解程度远不如创始人，不能很好地、迅速地利用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国际市场发展机会联系起来。因此，本文认为，相对于其他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等非创始人而言，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更具有创业精神和更具有长期导向，从而使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呈现出独特的家族目标。

（二）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

企业国际化面临着一个更加动态的市场，机会之窗迅速打开和关闭，企业为了生存，必须在如何快速、有效和全面地感知海外机会并采取行动方面取得成功（Dimitratos和Jones, 2005）。企业OFDI速度越快，可以抢占先机，获得宝贵且有限的资源（Gersick, 1994），同时有助于快速抓住机会扩大市场范围，更好地利用已有资源与能力获得新的知识和资源，并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网络（Sapienza等, 2006）。但是OFDI速度的加快会给企业带来大量的经营复杂性，降低经验知识的吸收，造成时间压缩不经济（Vermeulen和Barkema, 2002）。对于家族企业而言，OFDI速度越快越有利于其开拓新的市场，为后代发展创造基础，但是如果未能成功处理快速OFDI所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会导致家族企业经济财富与社会情感财富的双重损失。因此，选择更快的OFDI速度取决于家族企业是否有能力对国际市场上的发展机会进行快速捕捉，以及是否具有足够控制权和能力来处理OFDI速度所带来的经营风险。企业行为理论认为，目标和治理的结合对任何战略行动都至关重要（Cyert和March，1963），因此本文认为，由于创始人比非创始人更具创业精神和长期导向，创始人控制下的家族企业形成了机会探索和风险承担的独特目标，从而影响了家族企业的OFDI速度。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机会探索和风险承担两个解释机制出发，认为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比非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更偏向于选择更快的OFDI速度。

（1）机会探索。创始人作为创立企业的企业家，具备了浓厚的创业精神，使其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冒险者和创新者（Osarenkhoe, 2009），能够忽略企业层面的资源劣势去积极追求国际市场机会，从而增加了企业快速国际化的可能性（Kaur和Sandhu, 2014）。具有较强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对于存在于国际市场当中的机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且敢于通过冒险、创新和前瞻行为来把握该机会，促进企业快速国际化（杨忠等，2007）。在家族企业中，创始人是家族企业的创立者，与非创始人相比，往往具有更强的创业导向，这种创业精神赋予了创始人探索发展机会的敏锐性，从而有利于促进家族企业的OFDI速度。除此以外，相对于非创始人，企业创始人往往具有识别、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Shane和Venkataraman, 2000），从而促进OFDI速度。创始人经历了企业的创立与成长，拥有更好的企业特定知识和惯例（Brune等, 2019），可以积累技术和特定行业的知识，有助于构思出具有全球市场潜力的创新产品（Romanello和Chiarvesio, 2017），从而促进企业快速国际化（Kaur和Sandhu, 2014）。

（2）风险承担。创始人作为家族的“大家长”，其战略决策的优先事项之一是确保企业存活下来，并将其传给后代。创始人这种优先考虑有利于家族企业承担风险，追求长期的战略行为（Breton-Miller和Miller, 2013）。当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时，家族企业的OFDI速度决策越可能会受到创始人长期导向的影响（Sciascia等, 2012）。尽管OFDI速度越快会伴随着越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企业失败的风险，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OFDI速度越快越有利于家族企业抢占先机，进行长远布局。已有研究发现，创始人可以缓解家族企业的短期亏损厌恶行为，促进家族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快速行动（Fuad等, 2021）。此外，创始人控制增加了家族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首先，创始人创建了企业，控制着家族企业的关键资源，与继任者相比，创始人在当前关键利益相关者中拥有更高的权力和可信度（He, 2008）。其次，创始人伴随着家族企业的创立与成长，是家族企业中任期最长的成员，有效增加了组织凝聚力与战略一致性（Ensley和Pearson, 2005）。这为创始人在负责实施动态调整的员工中提供了足够的信誉，从而使创始人在倡导组织快速进行调整方面特别有说服力，能有效保障家族企业能快速进行OFDI。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相对于非创始人控制，创始人控制与家族企业OFDI速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三）行业竞争性的调节作用

维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和实现家族企业的长久发展是创始人的重要目的之一。宏观环境涉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成为影响管理者决策的重要外部因素。创始人在决策过程中必然会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家族企业的目标进行调整，因此创始人会影响家族企业的战略行为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Kelly等, 2000）。国内行业环境是影响创始人调整家族企业OFDI战略行为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各行各业蓬勃发展，但也导致国内行业竞争的加剧。行业竞争越激烈，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就越小。换句话说，行业竞争性影响着家族企业在国内发展的机会，也影响着家族企业整体市场能力的锻炼，这会进一步影响创始人对家族企业OFDI速度的调整。鉴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究中国国内行业竞争性对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的关系的调节作用。

首先，行业竞争性可以有效锻炼家族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增强机会探索能力，从而帮助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加快OFDI速度。一方面，行业竞争锻炼了家族企业多方面的市场能力。行业竞争性的强化往往将企业置于高压的状态下（Baucus, 1994），要求组织必须具有灵活性、革新性和创造性，以快速适应高度竞争状态和不断变化的竞争规则（Biedenbach和Söderholm, 2008）。因为在高度竞争且同质化的行业结构中，企业的战略顺从已很难再发现新的市场空白，快速激烈的竞争环境要求组织必须不断革新，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变革的制度化成为组织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需要（Ilinitch等, 1996）。这也意味着，处在行业竞争性越强的家族企业在行业内相对成熟度更高，管理、制造和营销知识和技能更完善，探索国际市场机会的能力也更强。另一方面，行业竞争性会促进家族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是企业快速捕捉OFDI发展机会的重要能力之一。行业竞争性会使家族企业产生“逃离竞争效应”，即企业有通过创新来逃离产业内其他企业的内在动力，竞争会促进企业进行创新研发的内在激励动力（汪芳和石鑫，2022）。市场竞争导致优胜劣汰，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为应对竞争，会试图通过创新形成产品差异化，预先培育竞争优势，以规避同行的低价竞争。因此，行业竞争性锻炼了家族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更有利于创始人进行国际机会探索，从而选择更快的OFDI速度，因此增强了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之间的正向关系。

其次，行业竞争性压缩了家族企业在国内的发展空间，甚至可能会危及家族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使得创始人更迫切地通过承担海外投资风险来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国内行业竞争越激烈，企业增长的空间就越有限（Boisot和Meyer, 2008）。OFDI成为企业寻求新的市场机会（Lu等, 2011）和避免国内市场竞争（Wiersema和Bowen, 2008）的重要方式。研究发现，国内市场的竞争越激烈，企业从事防御性和进攻性市场寻求型OFDI的动机就越大（Buckley等, 2008）。对于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而言，如果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威胁到家族企业的生存时，为了使家族企业获得长远发展，创始人会更愿意承担风险来获取家族企业长期发展的机会。因此，国内行业竞争性增强了家族企业承担海外投资风险的意愿与能力，从而增强了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之间的正向关系。

此外，行业竞争性会强化创始人的创业精神，从而增加创始人控制对OFDI速度的影响。行业竞争越激烈，市场信息的透明程度会越高，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有利于激励管理者的管理动机与能力（肖土盛等，2016）。在行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市场竞争会导致经营不善的组织破产，这种破产威胁会提高创始人的警惕性（Labianca等, 2009），创始人为了规避损失和维持家族企业的声望，会增加战略性变革和探索性行动来拯救家族企业（Baum和Dahlin, 2007）。而OFDI速度的增加更有利于家族企业快速捕捉国际发展机会，因此，行业竞争性会增强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之间的正向关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行业竞争性增强了创始人控制与家族企业OFDI速度的正向关系。

（四）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是转型经济体中的重要宏观环境因素（Peng, 2003），成为影响管理者决策的另一种外部因素。我国经历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制度环境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是政府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干预降低，转向充当监督与管理的角色。由于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由沿海地区逐渐向内地推广实施，因此不同地区的转型发展进程并不一致，不同地区之间政府的干预程度存在差异。家族企业创始人能够敏感地感受到制度环境的发展，也最清楚什么样的制度环境能够适合家族企业在国内发展。换句话说，市场化的完善可以提供更好的经营环境，更适合家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会进一步影响创始人控制下的家族目标，从而对OFDI速度进行调整。鉴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究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的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认为，地区市场化程度会削弱创始人控制与家族企业OFDI速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因为OFDI速度是具有高风险但具有长远收益的战略，虽然创始人为了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会追求OFDI速度，但是当国内的制度环境足够完善，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时，家族企业可以避免对快速OFDI行为的冒险，转向在国内获取发展机会，更好地保存和增长家族财富。

具体而言，OFDI战略是组织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李子杰等，2011）。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家族企业的OFDI战略行为是对制度约束的“逃离”表现（李新春和肖宵，2017）。这些地区的资源配置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家族企业处于劣势地位，面临严重的制度约束，需要承担巨额的行政成本，生存空间更小，只能依靠自身能力获取资源。制度的不完善给家族企业带来了高额的交易成本以及巨大的经营风险（Child等, 2003），因此，家族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会加大对外部商业系统的依赖性，冒着巨大的风险选择OFDI战略。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源的分配较为公平，制度环境得到完善，家族企业获取资源的成本变低，生存和竞争压力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族企业对外部商业系统的依赖程度，因此，这些地区的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降低了向国际市场上探索机会的意愿，从而降低了进行快速OFDI的迫切性。

家族企业或者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是新兴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制度的最佳结果（Bhaumik等, 2010），对于他们来说，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OFDI战略对于获取资源和市场是必要的，但却是次优的。因为OFDI是具有高风险的战略活动，维持高度控制的家族企业不太可能通过稀释股权的方式来应对高风险的项目，同时如果仅由他们的内部资源来进行OFDI，那么任何因表现不佳而导致的企业价值下降都会显著影响家族的财富。因此，创始人必然会权衡快速OFDI所带来的风险与收益。当国内的制度环境得到发展与完善时，在国内进行投资也给予了家族企业长期发展壮大的机会，此时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会降低承担海外投资风险的意愿，从而放缓OFDI速度，转向国内进行投资。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市场化程度削弱了创始人控制与家族企业OFDI速度的正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规避新冠疫情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干扰和影响，本文选择2003—2019年沪深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样本筛选过程如下：首先，根据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CSMAR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库，获取2003—2019年的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作为基础样本。其次，根据李新春等（2015）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且实际控制人的家族成员或持有股份，或进入董事会，或进入监事会，或担任高管成员，必须满足上述条件之一”，通过搜集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和年报中披露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董事会成员和高管成员等信息，进一步从基础样本中筛选出满足家族企业定义的样本。最后，剔除了ST企业、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的样本。

本文通过以下步骤获得家族企业的OFDI数据：（1）根据CSMAR提供的对外投资数据库，获取企业的海外子公司的信息；（2）通过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对缺失信息进行查缺补漏，包括海外子公司进入年份、进入国家等变量。地方市场化程度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CSMAR上市企业数据库。在剔除主要变量缺失值以及尚未开启OFDI行为的样本后，得到以下数据：时间跨度为2003—2019年，家族企业数目为1109家，一共5198个观测值。为了克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做了上下5%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测量

1.解释变量

创始人控制（Founder）。参考张远飞等（2013）的测量方式，若家族企业创始人担任董事长或者总经理职位，则为创始人控制，标记为1，否则标记为0。本文为了进一步分组对比创始人控制与非创始人控制（如二代控制、职业经理人控制）在OFDI速度选择方面的差异，即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主效应假设，相应地形成了二代控制（Second）和职业经理人控制（Professional）这两个变量。二代控制，若由二代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位，则为二代控制，标记为1，否则标记为0。职业经理人控制，若由职业经理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位，则为职业经理人控制，标记为1，否则标记为0。

2.被解释变量

OFDI速度（Speed）。OFDI速度是指企业OFDI在时间上的扩张频率的快慢，表示一家公司在一定时期内进行了多少次海外扩张。参考Vermeulen和Barkema（2002）的测量方式，本文使用平均每年海外子公司的数量测量OFDI速度，即用海外子公司的数量与企业开启OFDI以来的年数的比值测量，所得值越大，意味着企业OFDI速度越快。

3.调节变量

行业竞争性（Hhi）。参考连燕玲等（2019）的测量方式，本文使用各细分行业当年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测量行业竞争性。具体地，使用各细分行业内所有企业的营业收入计算出每个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后计算出细分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即得到该细分行业当年的赫芬达尔指数，该指数越大代表着行业竞争性越弱。本文对该指数进行了取负数处理，所得值越大，则行业竞争性越强。

市场化程度（Market）。参考李新春和肖宵（2017）的测量方式，本文使用樊纲等（2010）所公布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总得分测量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得分越高，则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

4.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借鉴已有相关研究（任鸽等，2019；连燕玲等，2023；郑伟伟等，2025）。由于企业发展情况、企业治理情况、高管国际经验等均会对企业的战略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主要控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量。第一，企业发展情况：（1）企业年龄（Firmage），企业的年龄代表了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已有研究表明当企业在国内成长到一定规模后，会寻求国际投资发展，因此企业年龄也是一个需要控制的重要因素。（2）企业规模（Firmsize），更大规模的企业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进行OFDI投资，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具体采用企业的总资产加1后取对数处理。（3）企业财务情况，丰富的财务资源的支持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更高程度的国际扩张，因此本文控制了资产负债率（Dta）、资产收益率（Roa）和TobinQ（TobinQ），具体地，使用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测量资产负债率，使用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余额的比重测量资产收益率，使用企业市值占净资产的比重测量TobinQ。第二，企业治理情况方面，本文控制了企业董事会规模（Boardsize）、高管团队规模（Tmtsize）和监事会规模（Supervisory），同时控制了家族持股比例（Fownership）、董事长年龄（Boardage）和CEO年龄（Ceoage）。本文还控制了政府补贴（Subsidies）、董监高国际经验（Experience）这两个家族企业国际化资源来源的影响因素。

此外，本文控制了年份（Year）、行业（Ind）、省份（Pro）的固定效应。各变量的测量详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创始人控制与家族企业OFDI速度之间的关系，本文设置了以下三个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用以检验假设1，即创始人控制对家族企业OFDI速度的影响；模型（2）用以检验假设2，即行业竞争性的调节作用；模型（3）用以检验假设3，即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具体如下：

在各模型中，$ {Speed}_{i,t} $表示被解释变量OFDI速度，$ {Founder}_{i,t} $表示解释变量创始人控制，$ \{{X}_{i,t}\} $表示控制变量，$ \{F\} $表示年份、行业、省份的固定效应，$ {{{Founder}_{i,t}}\times Hhi}_{i,t} $为创始人控制与行业竞争性的交互项，$ {{{Founder}_{i,t}}\times Market}_{i,t} $表示创始人控制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互项。$ {\alpha }_{0}、{\mathrm{b}}_{0}、{\mathrm{c}}_{0} $代表常数项，$ {\alpha }_{\mathrm{n}}{\mathrm{、b}}_{\mathrm{n}}、{\mathrm{c}}_{\mathrm{n}} $代表各变量回归系数，$ {\varepsilon }_{\mathrm{i},\mathrm{t}} $代表随机误差项。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模型（1）中预期$ {Founder}_{i,t} $的回归系数$ {\alpha }_{1} $显著为正，意味着创始人控制促进了家族企业OFDI速度。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研究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本文样本企业中，平均有76.4%的家族企业由创始人占据战略控制岗位。在OFDI速度方面，平均每年约建立1个海外子公司，最多约建立3个海外子公司。从企业发展情况看，企业的平均年龄约为17年，最小的企业已成立9年，最老的企业已成立26年。从企业财务状况看，托宾Q值的平均值为2.271，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为0.392，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为0.052。从企业的治理情况看，董事长平均年龄约为53岁，CEO平均年龄为48岁，家族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0.394。

本文的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为正，初步验证了前文设想，同时变量之间也不存在完全共线性。为了进一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VIF取值范围为1.02~1.87，最大值为1.87，平均值为1.26，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主假设的回归结果。其中，M1为基准模型，M2是创始人控制对OFDI速度的回归结果。M2的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比非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更愿意以更快的速度进行OFDI，假设1得到支持。

本文使用交乘项的方式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中的M3~M4所示。其中，M3是行业竞争性对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之间的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M3的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行业竞争性的交乘项（Founder×Hhi）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行业竞争性增强了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的正向关系，因此本文的假设2得到支持。M4是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之间的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M4的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乘项（Founder×Market）回归系数为负，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市场化程度削弱了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本文的假设3得到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取如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更换测量方式：采用海外关联公司的投资情况测量OFDI速度

考虑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包括了对海外子公司、联营、合营这些关联公司的投资，因此本文采用所有海外关联公司的投资情况测量OFDI速度（Speed2），即使用平均每年海外关联公司的数量测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M1为基准模型，M2为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呈显著正相关，再次验证了假设1。表5的M3为行业竞争性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行业竞争性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假设2再次得到了验证。表5的M4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假设3再次得到了验证。

2.更换回归模型：Poisson回归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OFDI速度（Speed）取值范围为0至3，且较多数据趋近于0，同时均值与方差相等，符合Poisson回归的适用条件。因此本文采用Poisson回归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能够有效避免因连续预测值与离散计数数据不匹配导致的模型失效问题。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M1为基准模型，M2为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显著正相关，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设1。表6的M3为行业竞争性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行业竞争性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一致，假设2再次得到验证。表6的M4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前文一致，假设3再次得到验证。

（四）机制检验

本文在理论假设中提出，创始人企业家身份和家长身份使其更加具有创业精神和长期导向，因此从机会探索和风险承担两个机制进行了理论推演。本文为了进一步验证前文所提的创始人对OFDI速度选择的影响机制，分别选取机会探索和风险承担的相关代理变量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机会探索方面，企业的创新研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对发展机会的探索（潘清泉等，2015），本文使用研发投入占比（R&D Ratio）（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百分比）和研发人员占比（R&D Personnel）（研发人员数占总员工数的比例）测量研发行为。在风险承担方面，企业的资本支出（刘静等，2016）以及有息负债率（罗进辉和彭晨宸，2023）能够反映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因此本文使用这两个指标作为企业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进行机制检验。在具体测量上，本文考虑相对比例能较好反映风险承担水平，因此资本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由企业资本支出总额占总资产的比例进行测量，有息负债率（Debt Ratio）由企业有息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进行测量。如表7的M1~M2所示，创始人控制与研发投入占比、研发人员占比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创始人控制比非创始人控制具备更强的机会探索能力。表7的M3~M4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资本支出、有息负债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创始人控制比非创始人控制具备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这进一步支持了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比非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会选择更快的OFDI速度的两种机制解释。

（五）内生性检验

1.PSM分析

考虑到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可能本身处于快速发展和扩张阶段，具有较强的快速国际化动机与能力，此时创始人控制对OFDI速度的影响可能是企业有意识的选择结果，这将会造成自选择偏误的问题，导致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为了解决该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来解决自选择偏误的现象。本文分别将创始人控制和非创始人控制通过PSM方法进行匹配，使得两类家族企业在控制其他因素后，除了是否创始人控制之外的其他方面没有显著的区别，从而推导出可靠的因果效应。首先，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TobinQ、家族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高管团队规模、董事长年龄、CEO年龄、政府补贴、董监高国际经验估计各企业的倾向得分，再根据“最近邻匹配原则1:1”给家族企业匹配非家族企业作为对照样本。PSM分析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本文对匹配后的样本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TobinQ、家族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高管团队规模、董事长年龄、CEO年龄、政府补贴、董监高国际经验的差异性消除，验证了匹配的有效性。基于倾向评分匹配法（PSM）的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Panel A采用PSM匹配样本并基于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了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经过匹配后的组间均值差异显著。Panel B基于匹配后的样本进一步验证了创始人控制对OFDI速度的影响，M1~M3是创始人控制与非创始人控制样本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显著正相关，行业竞争性的调节作用显著为正，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显著为负。由此可见，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法，创始人控制与非创始人控制在消除特定差异性之后，与非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相比，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OFDI速度更快。

2.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本文的控制变量存在一定局限，可能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本文采用企业所在行业的创始人所有权平均水平（Meanownership）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创始人所有权控制水平可能会影响企业战略控制岗位的选择，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创始人所有权控制水平并不会直接影响该企业的OFDI战略行为，符合外生性的约束条件。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值均大于10，拒绝原假设，说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为强工具变量。为了克服异方差问题，本文使用“杜宾—吴—豪斯曼检验（Durbin-Wu-Hausman Test）”对工具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P值均大于0.05，说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因此保证了本文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显著正相关，该结果说明通过引入工具变量之后，假设1的结果依然稳定。

五、进一步分析

（一）创始人控制与二代控制、职业经理人控制的对比研究

我国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高峰期，逐渐出现二代家族成员或者职业经理人继任的情况（邹立凯等，2019），因此为了进一步检验主效应的稳定性，本文进行了分样本分析。表10的M1是创始人控制与二代控制样本的对比分析结果，M2是创始人控制与职业经理人控制样本的对比分析结果。M1的结果显示，与二代控制（Second）相比，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二代成员具有继任合法性压力，避免快速OFDI这种高风险的战略行为。M2的结果显示，与职业经理人控制（Professional）相比，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职业经理人更关心自身的发展（张建琦和汪凡，2003），OFDI速度越快，家族企业面临的风险越大，职业经理人难以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控制，这将不利于其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M1与M2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创始人控制比二代控制或职业经理人控制更能促进家族企业的OFDI速度。

（二）父子共治、创始人数量对家族企业OFDI速度的影响

首先，我国的家族企业正在进入代际传承的高峰期（祝振铎等，2018），在“子承父业”的中国家族企业主流传承模式下，越来越多的二代家族成员进入企业治理结构中，父子共治成为了当前发展情况下影响家族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阶段。已有研究对父子共治对家族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广泛探讨，并且研究结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在父子共治期间，一代创始人为了帮助二代的顺利接班，会提前进行战略布局，偏好采用高风险的战略行为（王忠平和张峥，2023）。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父子共治时期，为了代际传承的顺利实现，会偏向于减少高风险投资（苏春等，2024）。那么，当家族企业进入父子共治时期，家族企业的OFDI速度如何选择？本文进一步拓展分析父子共治对家族企业OFDI速度的影响。

其次，研究表明战略决策团队的人员数量会影响战略决策，比如高管团队的规模越大，高管团队的观点异质性、价值导向异质性以及利益异质性也可能越大（姚振华和孙海法，2010），甚至会影响决策团队的凝聚力和沟通水平，从而导致决策速度的下降。因此本文进一步拓展分析创始人数量对家族企业OFDI速度的影响。

本文使用创始人与二代共同在董监高任职作为父子共治阶段（Co-governance）的测量，使用创始人的总人数测量创始人数量（Foundernumber），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M1的结果显示，父子共治与OFDI速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在父子共治阶段，家族企业的OFDI速度有所降低。M2的结果显示，创始人数量与OFDI速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并未发现创始人数量对家族企业OFDI速度产生影响。本文的进一步分析验证了在父子共治时期，家族企业会偏向于选择风险程度较低、更慢的OFDI速度，可能的原因是家族企业为了实现父子共治到二代自治的平稳传承，避免快速OFDI负面影响的滞后效应给二代自治时期带来困难，导致代际传承的失败。而创始人数量并未对家族企业的OFDI速度产生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创始人数量与OFDI速度之间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创始人数量的增加可以带来更多资源能力，但沟通协调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增加，可能导致难以做出这种高风险决策。

（三）创始人控制对进入不同经济体的OFDI速度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表明，新兴经济体的家族企业往往会选择进入风险更小、更能发挥家族企业优势的非发达经济体（Hernández等, 2018），而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的OFDI逆向进入发达经济体时，可能就会面临更大的制度差异和经营困难，从而增加跨国经营失败的风险。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可以以发达经济体作为获取先进的技术知识、提升创新能力的“跳板”，实现创新学习目的（Luo和Tung, 2007），同时可以通过在发达经济体获得合法性来推动后续在其他国家的OFDI（Bangara等, 2012）。那么创始人控制对家族企业进入不同经济体的OFDI速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创始人控制对进入不同经济体的OFDI速度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12所示。M1的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进入发达经济体的OFDI速度（Developed-Speed）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M2的结果显示，创始人控制与进入非发达经济体的OFDI速度（Developing-Speed）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更容易驱动家族企业加速在非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这揭示了创始人控制虽然会促进家族企业的OFDI速度，但是会选择促进风险相对较低的进入非发达经济体的OFDI速度。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究创始人控制对家族企业OFDI速度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具有正相关关系。创始人企业家和家长的双重身份赋予了其创业精神和长期导向，在OFDI过程中会具有更强的机会探索和风险承担意愿与能力，从而促使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比非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选择更快的OFDI速度。（2）行业竞争性增强了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的正向关系。国内行业竞争性的增加一方面锻炼了家族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了机会探索能力，另一方面压缩了家族企业在国内的发展空间，增加了家族企业承担国际投资风险寻求新发展机会的意愿与能力，从而增强了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的正向关系。（3）市场化程度削弱了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的正向关系。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可以提供家族企业越多的国内发展机会，可以降低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向国际市场上探索机会的意愿和承担快速OFDI所带来的风险的意愿，从而削弱了创始人控制与OFDI速度的正向关系。（4）进一步分析发现，创始人控制与二代控制或职业经理人控制进行分样本对比分析时，均与OFDI速度具有正相关关系。此外，在父子共治时期，家族企业为了代际传承的顺利实现，会偏向于减少高风险投资，与OFDI速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创始人的数量并不影响家族企业OFDI速度的选择。并且，创始人控制会更愿意推进家族企业进入非发达经济体的OFDI速度。

本文对家族企业的治理与OFDI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首先，对于家族企业自身而言，一方面可以将创始人的OFDI经验转化为组织能力，避免因为创始人个人能力无法传递而导致家族企业的国际化中断；另一方面，可以动态平衡创始人控制与治理规范的关系，在依赖创始人提升OFDI速度的同时，需要规范治理机制，避免因创始人的盲目扩张、决策失误等导致国际化风险。其次，对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而言，可以进行传承规划，一方面，增加二代接班人对企业的认同感及其身份合法性，避免二代接班人因身份合法性问题而失去创造力；另一方面，提前对二代接班人进行培养，尤其是培育其企业家精神和长期导向，并且要重视国际化能力培养，通过实践学习创始人国际化经验与战略思维，避免因能力断层而导致OFDI速度放缓。此外，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针对高竞争行业的企业，政府部门可以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便引导行业良性竞争。同时，可以通过完善制度环境，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可以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完善的国内经营环境。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只考察了OFDI速度这种时间维度的动态过程，然而，OFDI战略行为的动态表现远不止这一个因素，未来研究可探讨更多维度的OFDI动态过程，如OFDI初始速度和退出速度、OFDI规律性等。其次，本文没有探究不同国家背后制度与非制度等的差异性对家族企业OFDI速度产生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进行跨国别研究，深入探讨不同的母国环境以及不同东道国制度文化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本文主要探讨了是否创始人控制、父子共治、创始人数量这些家族特征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其他家族特征，如夫妻共治、远亲—近亲共治等，这些家族治理因素均会影响家族企业的OFDI速度，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挖掘更多的家族因素。

1作者根据CSMAR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库以及年报中家族企业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