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当今社会与经济加速变革，管理新现象纷至沓来，洞悉并厘清其中是否蕴含新理论是目前管理研究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然而，管理研究往往深陷于仅从既有理论（文献）出发看待新现象的固化思维（本文以下特简称此为“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使得对于新现象的解读不易跳出既有理论视界，研究贡献呈现微弱边际性特征。当我们总是用既有理论去解释新现象时，很可能制约了突破性理论解释的产生。

从既有理论视界出发界定问题并展开分析的方式长期以来主导着管理学术界，尽管有其合理性，却存在将研究导向于理论认知误区的风险。研究者在面对新现象时，如果总是回到既有理论“筐”中去捡寻或拼接理论解释，理论创新与突破何以可能？理论与实践看似承接实则无法“咬合”的问题如何避免？这种思维所附含的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脱离实际的研究“套路”，其成果能否有效指导实践？

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常“套用”这种研究思维模式：以既有理论为唯一出发点，通过既有理论找到文献“空白点”，据此提出研究问题和相关假设，分析合适的经验素材，根据研究结果得出结论，最终贡献于现有理论（Maass等，2018）。然而，一开始就在文献中寻找“归属（home）”（Cotteleer和Wan，2016）的研究方式可能会使研究者难以找到与之对应的实际现象，从而拉大学术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Straub和Ang，2008），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Suddaby等，2011）。此外，这种研究方式大多是在既有理论框架内的发展，限制了理论的突破式创新。

尽管不能完全否认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有其独特优势，但其思维方式常常拘囿于用已知知识解释未知事物（曾晓亮，2023），从而使得研究成果较易成为“脚注式的研究（footnote-on-footnote research）”（Daft和Lewin，1990），长此以往必不利于管理研究的进步（Hambrick，2007；Schwarz和Stensaker，2014）。诸多领域的学者（Doh，2015；von Krogh等，2012；Graebner等，2023；Leung等，2013）均关注到这一令人担忧的研究趋势，呼吁调整研究思维，脱下“理论的紧身衣（theoretical straightjacket）”（Schwarz和Stensaker，2014），开展基于现象的研究（phenomenon-based research）（以下或称现象研究）。可以说，跳出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方式，并围绕实际现象展开有效的解析工作，是当前管理研究创新发展有必要倡导的重要方式。

事实上，管理理论通常根植于现象，基于现象的研究并非近年才出现，早期管理研究不乏以实际现象为灵感源泉且旨在创造新知识（Lawrence，1992）的理论创新方式。现象不仅是研究的背景，也是科学主张的潜在证据和理论解释的对象（Apel，2011）。正因如此，很多出色的管理理论来自现实生活中现象的提炼，并非某个既有抽象理论的简单应用。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方式在管理研究中被机械地复制，管理现象在研究中的作用被大大弱化了，研究工作缺乏实践相关性和理论创新性，滑向了抽象文献间缺乏灵魂的“对话”以及比拼复杂分析技术的处境。基于现象的研究之所以能有效克服这些弊端，是因为它能够围绕复杂的实际现象提出研究问题，其理论视角通常是在现象与理论的交互中形成的，不仅能够为现象提供丰富、贴切的解释，也易于形成新的理论洞见。因此，基于现象的研究是管理研究对新的组织活动与环境特征的必要回应，既是一种管理研究方式的合理“回归”，也是构建中国管理学知识体系的有效通路（姚小涛，2024）。

本文所主张的“回归现象”并不是对现象研究的简单呼吁，而应被视为探寻高质量管理研究的重要契机。通过实际现象与现有理论的持续交互，平衡理论抽象性与现象解释力，可以为高质量管理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可能性。尽管众多学者对基于现象的研究做出了探究（von Krogh等，2012；Doh，2015；Schwarz和Stensaker，2016；Graebner等，2023；Fisher等，2021），但这些工作仍有局限性。首先，基于现象的研究的定义略显笼统，研究者难以精准理解其内涵及类型；其次，现有研究并未对现象解析过程的底层逻辑进行讨论，研究者无法深入理解基于现象的研究的逻辑推理过程；最后，虽然有一些文献为开展基于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指导（von Krogh等，2012；Graebner等，2023；Fisher等，2021），但是对现象研究中的具体范式和技术路线的选择仍缺乏深入探讨。

本文围绕上述三点局限剖析现象研究的底层逻辑并展开具体解析，从而为管理研究的发展提供启示。基于此，本文总体由以下三个问题串联起来：什么是基于现象的研究？为什么要开展基于现象的研究？如何开展基于现象的研究？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介绍基于现象的研究方式的内涵，包括背景、定义和范畴，为现象研究提供系统的认知；其次，划分基于现象的研究的类型，并基于对其底层逻辑的梳理总结逻辑推理过程，为开展此类研究提供指导；接着，结合对典型论文的分析，展析不同类型的现象研究，并就其研究范式与技术路线的选择提出建议；最后，讨论基于现象的研究的前景和潜在问题。

二、基于现象的研究方式的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将内涵定义为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本文将灵感（或动机）源于实际现象的研究称为基于现象的研究，换言之，拥有相同的本质属性的研究，即从真实世界中的现象出发的研究，都属于基于现象的研究，这是一种广义的基于现象的研究。本文接下来将从基于现象的研究的背景、定义和范畴三个维度深挖其内涵，以为深入理解现象研究提供参考。

（一）基于现象的研究的背景

管理研究本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动机和目标，而长期以来，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被视为主流，这种研究方式虽在推动管理研究进步方面确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贡献呈现出渐进增长性、边缘性和高度理论化的特征（Doh，2015），管理研究的困境日益凸显。

一是管理研究与实际现象的相关性问题。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可能会导致管理研究只固守所谓的“理论”（Hambrick，2007），这极易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事实上，目前的管理研究产生的理论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Hambrick，2007），当“激增”的理论未能被有效地证伪时，不仅会在概念层面引发混乱，还会给实践者带来困扰（曾荣光，2020）。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可能会导致研究者陷入浮于表面的分析或看似高效实则空乏的“发表游戏”，尽管产生诸多理论成果，却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洞察，难以提供有价值的实际指导。原因不难理解，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其研究问题来自理论空白而非实际现象，这种纯粹始于文献的方式极易导致研究者忽略实际现象及其所反映的现实世界中的问题需求，犹如“空中楼阁”，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现象，所形成的理论也难以很好地解释现实。理论需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才能有价值（Van de Ven，1989），如果管理研究不与实际现象挂钩，自然也不会被管理实践者所重视。“纸上谈兵”所形成的理论洞见能在多大程度上指导实际呢？管理实践者又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行动启示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显然，当研究者仅从既有理论出发而忽视结合实践现象时，其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洞见难免与现实脱节（Hambrick，2007；Rynes，2007；Vermeulen，2007），难以为管理实践提供启示。

二是管理研究的理论创新问题。当研究者过度沉浸于从文献空白中提出问题，既定的“框定”常制约其思维，难以跳脱出既有理论框架的束缚，重大的理论性突破越来越少。正所谓“总为浮云能蔽日”，如此又何以能够进行有效的理论突破？若执迷于此种研究方式，新理论出现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当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变得遥不可及时，部分研究者构建全新理论、探求管理真知的激情将逐渐消退。例如组织管理领域中，从Cyert和March（1963）提出的企业行为理论到Teece等（1997）提出的动态能力理论，已经很长时间未能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理论了（Walsh等，2006；姚小涛，2023），新理论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如果把管理研究比喻成一片森林，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就像是在一棵已有的树上开枝散叶，却难以孕育一粒新的理论种子，也许这片森林中的树会越长越高，但整片森林的面积却没有扩大。管理研究对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的过度依赖，使其理论贡献日渐趋于边缘化和渐进性，难以带来突破性理论成果。

总而言之，当前主流管理研究方式存在着固有不足，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管理研究陷入困境，故有必要另辟路径，突破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的局限，回归管理学本质。管理学是一门高度实践导向且专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学科，而实践就是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行为。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是在实践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的。彼得•德鲁克（2006）在其著作《管理的实践》中阐明了管理的核心内容，揭示了管理与实践之间的紧密关联，总的来说，管理学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实践是管理理论得以生成和应用的关键。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从管理理论的来源和检验两方面阐述管理实践对于管理理论的重要性。

管理理论源于实践，并从实践中淬炼。研究者应当敏锐地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凝练问题（魏航等，2023），新的研究问题构成理论发展的基础（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因此，管理实践为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Ployhart和Bartunek（2019）认为“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实践更具有理论性”，并呼吁发展“现象理论（phenomenal theories）”。因此，理论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通过观察、分析并总结管理实践者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而形成的。如果没有对管理现象的观察与解释，管理理论便无法形成与发展。可以说，围绕实际现象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对于推动管理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Daft和Lewin，1990），其赋予了管理理论持久的生命力，并确保其与时俱进（盛昭瀚，2019）。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重要途径。理论能为实践提供框架和方向，而实践是理论得以应用的基础，能对理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进行检验。然而，作为理论的一种类型，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关注理想中的行为、制度或价值观标准，并不描述或解释现实世界的运作（Marsh和Stoker，2002），检验规范理论的标准不仅限于实践，逻辑、文化和伦理等因素亦可作为重要考量依据。但就研究目的而言，理论的学术价值与真理性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盛昭瀚，2019），只有当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良性互动时，才能够推动管理研究的发展和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实践或不能被实践所证明，则其价值应当被质疑。

管理现象可以看作是管理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管理实践是人们在文化、制度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通过管理活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而管理现象则是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管理现象体现了实践者的行为及其对组织的影响，展现了管理实践如何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塑造现实。因此，明确实践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于开展管理研究至关重要。可以说，离开了管理实践及其相关联的现象的研究，最终结果都是缺乏现实启示性与指导性的。

现如今，管理实践要求管理研究聚焦实际现象。例如，数字化转型是传统企业普遍面临的挑战，涉及信息技术、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等复杂因素，故企业迫切需要学界关注转型中的关键问题，例如技术创新、组织变革、战略敏捷性和价值创造等；此外，随着气候变化、资源匮乏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日益关注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表现，故企业为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和外部期许而承担社会责任，这要求学界关注企业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企业战略之中等现实问题。总而言之，在现实的迫切需求下，研究者应当关注实际现象，开展基于现象的研究，以此回应管理实践的需求。

（二）基于现象的研究的定义

关于现象（phenomenon）一词，《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第2版）中对其的定义为“观察到存在或发生的，尤其是那些其原因或解释存疑的事实或情况”，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则将现象定义为“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形态和联系”。中外词典均强调了现象的可观察性和外部表征，但英文定义更突出现象的存疑性，特别是其成因或解释尚不明确的部分。von Krogh等（2012）认为出于研究目的，现象可以被定义为意想不到的、挑战现有知识并且与科学研究相关的规律。本文采用更广义的视角，将现象定义为可被观察到的事实。

Hambrick（2007）认为好的理论往往始于需要被更好地理解的现象。比起那些常规的、可预见的且能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研究者更应当关注难以用现有知识解释的异常现象。托马斯•库恩（2012）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反常”概念，即没有现成知识可以解释的现象，其不同于常规科学的组成部分，但最终却能推动知识的发展。具体来说，当常规科学维持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新的、始料未及的现象，现有范式无法解释它们，这导致知识体系的危机或混乱，此时，科学家不得不摆脱原有范式，从新的角度思考并寻求突破。例如，“黑天鹅”事件往往比普通事件更值得被探究，因其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预期结果，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既有理论框架；另外，拥有一只“会说话的猪”（Siggelkow，2007）是开展单案例研究的关键，特殊情境所折射出的现象往往比常规事件所形成的普通现象更有研究意义，因其恰恰打开了人们观察世界的一扇窗，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事物容易被忽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人们能够通过细致分析挖掘出其潜在模式和关系，进而推动理论的演进与创新。

本文将以现象作为灵感的研究视为基于现象的研究，并主张此类研究更倾向于解决现实困惑与实际管理难题，而非仅回答某个管理文献中的理论问题。实际上，这种方式并非全新，管理学领域许多早期重要理论成果都是此方式运用下的产物。例如，亨利•明茨伯格（2024）通过对管理者实际工作行为的观察与分析发现，管理者并不只有法约尔所提出的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四项职能，而是具有十种不同角色，并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人际、信息和决策三类角色。明茨伯格的理论为管理者角色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提供了解释，并对现代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早期管理研究由于理论积累不充足，研究者更多是从所观察到的现象开展探究，而并不过度依赖现成的理论知识。随着对各种各样现象研究成果的积累，管理理论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现象能够被理论解释。因此，管理研究开始倾向于从已有理论出发寻找研究点，并通过一定的流程形成新知识，尽管管理理论日益丰厚，但许多研究与现实关联较弱，且呈现渐进性增长态势，高质量管理研究成果相对不足。因此，本文探讨基于现象的研究，与其说是倡议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式，不如理解为让基于现象的研究重返“舞台”。

一些学者对基于现象的研究方式做出了界定。von Krogh等（2012）认为基于现象的研究旨在捕捉、描述和记录某一现象并将其概念化，以便进行适当的理论研究，这一界定强调现象在理论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类似地，Schwarz和Stensaker（2016）认为基于现象的研究以捕捉、记录和概念化所感兴趣的组织和管理现象为基础，促进知识的发展，这一界定也侧重于将现象研究作为突破既有理论局限和探索新知的方式；而Doh（2015）认为基于现象的研究始于一个与现实相关的研究问题，然后确定一个或一组可以解释该问题的理论，此界定关注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并强调理论在研究过程中的角色。总体来看，上述界定虽各有侧重，但均关注实际现象。本文认为基于现象的研究以现实为灵感，通过现象与理论的反复交互，按照所设计的研究流程揭示对于现象的最佳解释，从而推动知识发展。

然而，本文认为，要更全面、深刻且系统地掌握基于现象的研究方式，不能仅停留在对现象的关注上，还应当进一步厘清这种研究方式的范畴，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管理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以此推动高质量管理研究的发展。

（三）基于现象的研究的范畴

研究一个现象不能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通过揭示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解决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寻找完善或创新理论的可能（姚小涛，2024）。这种研究方式并不聚焦于探寻文献空白，而是专注于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并为其寻找最佳解释，虽然其不单纯以拓展或构建理论为目的，但这并不代表基于现象的研究没有理论基础（McNamara和Schleicher，2024；Daft和Lewin，2008），也不意味着其最终不能实现理论发展。事实上，基于现象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敏锐的理论洞察力，能结合一个或多个理论视角（Cheng，2007）下沉至现象所反映的问题的深层所在，并在现象与理论的不断交互中找到最佳解释。

因此，理论在基于现象的研究中相当重要。部分学者认为，在开展基于现象的研究时，应使用管理或相关领域的现有理论来解释某一令他们困惑的现象（McNamara和Schleicher，2024；Lumineau等，2024）。而关于基于现象的研究是否将理论的发展视为必需，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具体来说，McNamara和Schleicher（2024）并未提及应用现有理论解释现象的过程应当或可以拓展和构建理论；而Lumineau等（2024）认为基于现象的研究可以激发新的理论视角的形成或促进分析框架的扩展；另外，Fisher等（2021）认为基于现象的研究应通过拓展既有理论的边界、增添既有理论的内容或构建新理论，最终生成新的理论洞见，使得实际现象能被抽象理论较好地解释。

根据本文对现象一词的界定，研究者不仅应当关注管理实践问题，还应当特别留意那些不能被现有理论所充分解释的现象。当现象不能被现有理论充分解释时，研究者通常会借鉴现有理论构建新的理论概念或框架来解释现象，此时，研究往往达到了拓展现有理论的效果，还有可能推动新理论的构建。原因不难理解，难以被现有理论所解释的现象对应现有理论的空白，当研究者致力于解决问题并最终提出对现象的解释时，往往能够达到填补现有理论的空白或发展新理论的效果，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着一种必然。总而言之，本文所提出的基于现象的研究不仅包括应用现有理论解释现象，还包括在洞悉现象的基础上，借鉴现有理论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框架，继而拓展现有理论甚至构建全新的理论（任兵和楚耀，2014；Cheng，2007；Fisher等，2021）。以上构成了基于现象的研究的完整内涵，而不仅仅局限于McNamara和Schleicher（2024）所主张的以现有理论解释现象的观点。

开展基于现象的研究具有必要性。一方面，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基于现象的研究是创造新知识的重要方式。具体来说，张存建（2020）指出，休谟在阐述新知识生成机制时，认为演绎推理无法产生新知识，而归纳推理则能够生成新的知识，但归纳研究依赖于“自然齐一性”这一前提假设。该假设认为未来事物会有较多的部分与过去类似，从而赋予研究者通过相同原因推断出可能结果的逻辑基础。基于现象的研究从现实及其所反映的规律出发，符合这一基本假设，能够通过归纳推理形成新知识，故通过开展现象研究创造新知识具有先天的科学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基于现象的研究相对于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主要有三点优势。首先，与现实的结合更加紧密。研究者从现象出发，聚焦于现实规律，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加贴近现实，研究结果对实际问题的解释力更强，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可能带来的学术研究与实际现象脱节的问题。其次，应对复杂性的能力较强。以现象为开端，研究者无需预设理论框架，以实际现象为核心提出开放性问题，并灵活调整方法，由此更好地应对现象特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在面对新兴或未被充分理解的现象时，优势更为明显。最后，具有推动新理论出现的潜力。研究者不依赖已有的理论框架，而是在观察现象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研究问题，由此在理解现象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框架。

总而言之，基于现象的研究有望在理论抽象性与现象解释力之间实现良好的平衡，使得管理理论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管理实践，与此同时，这种研究方式有潜力催生更具影响力的管理研究成果甚至构建新的理论。正因如此，基于现象的研究在开展高质量管理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三、基于现象的研究的路径

基于现象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就是基于现象的研究的逻辑推理过程，而这要求研究者深入理解其类型与底层逻辑，前文对现象内涵的深入探讨为此奠定了坚实基础。厘清现象研究的逻辑推理过程，不仅有助于明确其不同类型的特征，也为研究者开展风格各异的现象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与指导。因此，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将重点探析基于现象的研究的类型和底层逻辑，并基于此总结基于现象的研究的逻辑推理过程。

（一）广义视角下基于现象的研究和基于理论的研究及类型划分

通常意义中的基于现象的研究是一种较为狭义的基于现象的研究，其出发点明显地在论文中呈现出源于现象的特征，故本文将其称为“显性的基于现象的研究”。相对而言，通常意义上基于理论的研究有两类，分别是实质上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和以论文表面上的出发点为理论的研究。正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基于现象的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是现象，而基于理论的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是理论，两者的出发点存在明显区别，因此，这两种研究方式往往被认为是“平行”（Cotteleer和Wan，2016）的逻辑，并不存在交集。然而，本文认为上述认知是一种基于浅层理解的分类，不足以概括基于现象的研究的完整特征与深层过程，更无法很好地从本质上将基于现象的研究和基于理论的研究进行区分与联系。

因此，为了厘清基于现象的研究和基于理论的研究之间的本质区别和联系，本文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发现许多高质量基于理论的研究的真正源起及事实上的发端并非现有理论，而是实践现象，至少是理论与现象多次交迭后的产物。甚至，许多真正好的纯理论思想性论文的灵感源头也是现象（Fisher等，2021）。换言之，这些通常意义上的基于理论的研究在其“显性”出发点（即理论）之前还有一个“隐性”出发点（即现象），从现象到理论经历了多次交迭，但这一过程常常被省略，呈现于“受众”面前的往往是表面上的理论源头。因此，通常意义上的基于现象的研究和基于理论的研究之间的区分标准是表面上的出发点，而非实质上的出发点，但现有研究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

本文从本质入手对基于现象的研究和基于理论的研究进行区分，将通常意义上的基于理论的研究的其中一类，即那些灵感源起和事实开端是现象但却表面呈现为理论开端的研究，也视作一种基于现象的研究，并将此特称为“隐含式基于现象的研究”。以研究论文为例，由于读者只能够观察到论文表面上的开始，容易忽略研究的实质源起，被外在形式（即论文写作）所呈现出来的表象特征所困扰，简单归之为基于理论的研究。例如，Yang等（2015）的研究关注于首先进入外国市场的企业一般难以获得成功而后入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成功这一现象，但其作者却以对模拟学习、知识扩散和先天学习等相关理论知识的分析与推导为文章开端，提出假设并进行检验，这一原本以现实问题为灵感的研究给读者造成了一种以理论为开端的错觉。现有文献对于隐含式基于现象的研究的讨论较少，倾向于将基于现象的研究与基于理论的研究简单地分立，从而导致读者对基于现象的研究的特征产生理解偏差。

因此，为了使读者对基于现象的研究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认为有必要从广义上理解基于现象的研究。广义的基于现象的研究包括两类，一类是显性的基于现象的研究（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基于现象的研究，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另一类是隐含式基于现象的研究（即基于理论的研究中真实起点是现象或现象与理论多次交迭后的产物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认为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或称为狭义的基于理论的研究），或许才是造成目前管理研究局限性的主要原因。为了做出合理区别，本文认为基于理论的研究也应从广义的内涵上加以理解，其通常包括了隐含式基于现象的研究和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两个类型。因此，（广义的）基于现象的研究和（广义的）基于理论的研究存在交集，具体如图1所示。

（二）底层逻辑：溯因、演绎、归纳的应用

无论是显性的基于现象的研究还是隐含式基于现象的研究，都属于本文所提出的广义的基于现象的研究。此外，无论现象是否能被现有理论所解释，其研究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均涉及溯因（abduction）逻辑（以下简称为溯因）。当研究者面对令其疑惑的现象时，会从复杂现象中提取关键信息，并出于本能地为其寻找合理解释（Fisher等，2021）。作为一种推理方式，溯因是连接现象与本质的桥梁，能够在从现象到界定出最具可能性的理论解释的过程中，保持对现象开放且细致的关注，帮助研究者合理地解析现象，并为其提供一条基于所观察到的现象推测其潜在原因的路径（Sætre和Van de Ven，2021）。总的来说，溯因在基于现象的研究中扮演着厘析现象意涵并定位现象的角色，是基于现象的研究的底层逻辑之一以及灵魂所在。

溯因是引入任何新想法的唯一逻辑，要完全理解现象，必须通过溯因，然而其仅仅表明某些事情“可能是（may be）”（Hartshorne和Weiss，1974），而非绝对。换言之，溯因从现象出发，不预设任何理论，但却可为研究问题的聚焦及其理论指向提供一个模糊感觉。理论离不开猜想（Weick，1995），在探索科学新知过程中，现象中的各种要素表征通常是零散且不完整的，而溯因正是根据这些杂乱证据推导出最合理解释的途径。因此，溯因是基于现象的研究的底层逻辑之一，为解析现象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操作指导。

基于现象的研究中的溯因过程并非灵光一现，它要求研究者根据现象的关键特征不断地与现有相关理论进行交互，具体见图2。在图2中，灰黑色圆圈代表研究者结合现象关键特征与相关的现有理论交互后留下的溯因“痕迹”，随着观察的全面与深入，现象与理论多方位、持续性地交互，直到最后围绕现象形成研究问题以及最可能的理论解释指向，即图中虚箭线所指向的结果。上述过程就如同侦探探案，其结合所观察到的事实线索和相关理论知识，不断排除不合理猜测，直到最后锁定侦测结果，即研究问题及最可能的理论解释指向。换言之，基于现象的研究在不断地观察和剖析现象关键特征并排除解释力不足的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研究问题和最可能的理论解释指向。然而，部分研究并不完全展现错综复杂的溯因过程，它们或在论文中以简约的语言描述这一过程，或直接隐去并只以现象和理论不断交互后产生的理论线索作为论文的直观开端。因此，基于现象的研究均包含溯因，但研究者在论文中所呈现的书面溯因过程与其实际的执行过程之间可能存在偏差。

在基于现象的研究中，演绎或归纳过程通常发生在溯因过程结束以后。溯因的结果仅仅是对于现象最合理的理论解释的猜测，而这需要进一步通过演绎或归纳证明才能成为理论知识。由于隐含式的基于现象的研究通常难以被读者加以确认，受限于此，本文基于大量显性的基于现象的研究推测广义的基于现象的研究的特征，发现基于现象的研究范式是多样的，既可以是定量实证研究，又可以是质性经验研究，也可以是思辨研究。不同的研究范式涉及不同的推理逻辑，具体来说，质性研究范式通过反复观察提炼概念，侧重于归纳推理（陈向明，2000），这种推理方式从特殊到一般（Clarke，2005），通常与访谈、民族志、参与式观察和话语分析等方法相联系；而定量研究范式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并通过数据进行检验，主要涉及演绎逻辑（牛美丽，2006），这种推理逻辑从一般到特殊（Shepherd和Sutcliffe，2011），往往通过问卷调查、实验设计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实现。

（三）基于现象的研究的逻辑推理过程

根据上文讨论，溯因有助于研究者突破现象探索初期的困惑，通过识别关键特征并与现有理论交互，锚定研究问题及理论解释的方向，并据此选择后续研究范式。换言之，无论采用哪一种研究范式，基于现象的研究在进行演绎或归纳推理前，都经历了溯因过程。可以说，溯因是基于现象的研究的必经阶段。本文认为，现象研究的逻辑推理过程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溯因、先溯因后演绎、先溯因后归纳与溯因的结合，具体解释如下。

溯因。以溯因推理贯穿全过程的研究能够推动思辨性分析，并为理论创新提供见解。研究者通过溯因推理在现象的各个维度与文献进行“交互”，在全面且深入理解现象的同时获得新的理论洞见。例如，Lumineau等（2021）以组织科学的视角探究区块链现象，从区块链的历史沿革和基础谈起，以“5W1H”作为研究框架，系统且全面地探索了区块链现象，并提出了未来研究议程。可以说，以溯因推理贯穿全过程的研究通常具有思辨性，但思辨研究的推理方式并不局限于溯因推理。例如，英文顶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青睐于思辨文章，其中多数文章采用演绎推理（Fisher等，2021）。总而言之，溯因推理帮助研究者在理解现象的同时，获得独特的理论洞见。

先溯因后演绎。定量研究范式通常根据理论基础构建假设，并收集数据对其进行检验，这属于演绎推理。基于现象的研究从实际现象开始，在现象与理论的交互中，确定研究问题，锚定理论基础，并提出假设或新的理论概念，继而收集数据进行检验。因此，本文认为溯因存在于演绎之前。Popper（1959）认为，假设应当通过逻辑严密的理论推导而来，并借助经验数据加以检验，这是一种典型的演绎推理模式。然而，部分学者（如Hartshorne和Weiss，1974; Sætre和Van de Ven，2021）指出，在形成可检验的假设之前，研究者需要进行溯因，以此产生对于所观察到的现象最合理的理论猜测。

先溯因后归纳与溯因的结合。根据Langley和Abdallah（2015）的观点，质性研究主要存在两种模板，分别是Gioia的方法和Eisenhardt的方法。Gioia（2013）在经典扎根理论（Glaser和Strauss，1967）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并明确其方法遵循归纳逻辑。然而，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不仅是归纳的过程，也是溯因的过程。具体来说，在对一阶编码进行分组归类以形成二阶编码的过程中，研究者会在主体的驱动下在数据和理论之间不断地进行交互，如果没有与理论的交互，编码和研究工作就会走进“死胡同”，无法生成理论知识。Eisenhardt（1989）通过多案例研究发展理论。尽管该方法在结构上与假设检验式研究相似，所生成的结论往往具有可检验、可证伪的特征，也呈现出一定的演绎推理色彩，然而就其研究过程的本质而言，研究者对每个案例的分析仍遵循归纳与溯因推理相结合的逻辑。而上述两种方法均属于Langley（1999）所倡导的通过系统分析过程数据开展过程研究的有效途径。

总而言之，溯因是科学研究的必经阶段。溯因可以具体化为四个关键步骤，包括观察到某一现象、确认该现象是否能被现有理论很好地解释、围绕现象提出研究问题和形成对于现象的解释最合理的猜测。值得注意的是，猜测仅是一种解释现象的理论预感，不等于理论假设。如果要对现象进行理论提炼以形成更普遍的知识，仅仅通过溯因不能完全实现，研究者应当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场景”（姚小涛，2023）中，通过溯因确定合适的研究范式，在研究结果和特定理论之间进行“对话”，从而为现象提供解释，并检验或修正或拓展现有理论乃至构建新理论。根据以上认知，本文将基于现象的研究路径展示如图3。

四、基于现象的研究方法

路径为研究提供了整体思路，而方法的运用能将思路转化为可操作的步骤，以确保路径可行且有效。本部分结合典型论文分析现象研究的类型和具体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具体的技术路线选择。总而言之，合适的研究范式不仅能提升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还能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一）典型论文选择及其类型分析

由于我们只能通过阅读论文本身观察到论文表面的开始，除非是作者本人或与其有深入交流者，否则难以站在“当事人”（即论文作者）的立场理解研究的真实灵感来源究竟是现实问题还是文献空白。因此，典型论文的选取前提是其符合显性的基于现象的研究的特征，即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辨别其是否始于实际现象。隐含式基于现象的研究中虽未在文中表述溯因过程，但其本质是相通的。在此前提下，考虑到代表性与多元性，典型论文既应包含定量研究论文，也需选择质性研究论文。在阅读并分析大量现象研究文献后，本文认为尽管现象研究都有溯因过程，然而，有的论文展现了较为详尽的溯因过程，有的论文只对溯因过程进行了粗略的概述。考虑到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对如何进行归纳或演绎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认知与规范的操作要求，本文将溯因过程的详略情况作为例文选取标准之一。总结来说，典型论文的具体特征应该分别为：（在论文中）（较为）详尽溯因过程—质性研究、（较为）详尽溯因过程—定量研究、（较为）概略溯因过程—定量研究、（较为）概略溯因过程—质性研究。值得强调的是，溯因详略程度是指其在典型论文中所呈现的详略程度，而非研究者实际上进行的溯因推理的详略程度，此外，这里所谓的溯因详略程度是指现象关键特征与理论之间的交互程度，而并非对于现象本身的描述程度。

根据上述四种类型，本文计划在四本不同的管理学一流期刊上各选一篇例文。然而，管理领域期刊众多，现象研究不胜枚举。因此，为了保证分析的集中性，本文在典型论文选择过程中采取逐步缩小范围的策略。具体来说，首先，限定期刊范围。本文将目光锁定在战略与组织管理领域的英文一流学术期刊上，在排除发表纯理论性论文的期刊后，将范围缩小至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这三本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以及一本尤其青睐探索性研究的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coveries。其次，限定时间范围。为了确保典型论文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典型论文发表时间限定于2016年及以后。接着，在类型、期刊和时间的限定下，本文分析了这四本期刊近十年来的现象研究论文，由于数量众多，为确保分析的细致性，本文从这四本期刊中各选择一篇典型论文，具体信息参见表1。

详尽溯因过程—质性研究。Delmestri和Greenwood（2016）提供了此类研究的典范。该文探讨了意大利某低端酒品牌在缺乏技术创新的情况下实现品牌跃升这一现象，研究者借助档案等材料深入剖析了该品牌实施的四次地位变革，并在现象的关键特征和相关理论的交互和对比中发现：该品牌地位的重新划分并不能用类别拓展和地位排序知识来解释；接着，研究者借鉴上述理论知识进行研究设计，遵循质性研究范式，聚焦于该品牌的地位跃升，采用案例研究和史料归纳法，通过访谈收集数据，深入挖掘品牌的发展历程、领导者决策过程及利益相关者的观点等体现组织关键变化的丰富素材；随后，研究者将过程数据理论化（Langley, 1999），揭示现象的内在机理，为现象提供更好的解释；最终，该文提出“通过隐喻实现理论化（theoretical by allusion）”理论模型来解释企业如何在成熟市场中创造颠覆性变化这一现象。

详尽溯因过程定量研究。Uzunca和Cassiman（2023）是此类现象研究的典型。研究者发现尽管某些行业中的现有企业为维持利润率阻止新投资者进入，但新投资者依然会毅然决然地涌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研究者通过观察并剖析相关理论，发现这一现象的关键特征既无法被现有的流动性壁垒（mobility barrier）理论知识所解释，也与现有的进入威慑（entry deterrence）理论知识相冲突。因此，他们推测，进入威慑可能并未发生在行业层面，而是在次级市场层面。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研究者根据对新企业持续进入行业内的观察，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即进入转移（entry diversion），并采取定量研究范式，通过对半导体行业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发现行业内的既有企业通过将新进入者引导至不同子市场，从而有效规避新投资者持续进入所带来的威胁，保护自身利益。该研究结果为他们所提出的进入转移模型提供了实证证据，使得该研究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概略溯因过程—质性研究。Li（2019）是此类现象研究的典型。该研究始于作者观察到西方互联网企业在中国的运营均以失败告终这一现象，虽然该文的标题、摘要和引言都似乎体现是一个详尽的现象溯因过程研究，但研究者仅仅是细致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的现实图景，而并未在正文中详细地论述以现象与理论交互为核心的溯因过程，只是简单交代了溯因结果，即以往的观点（如政府监管、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均不能很好地解释西方互联网企业在中国产生的系统性失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研究者从内部和外部视角出发，遵循质性研究范式，使用两轮精英访谈所获得的信息作为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并辅以二手数据，全面揭示了西方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失败的复杂原因，从而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洞察。

概略溯因过程—定量研究。Kanze等（2018）是此类现象研究的典型。该文的研究者观察到男性企业家比女性企业家筹集的资金水平更高这一现象，但他们并没有在文中描述这一现象，也未深入探讨这一现象与理论交互的过程，而是仅仅指出了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机制存在争议。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该研究以监管焦点理论为基础，采用定量研究范式设计了两项研究，其一是通过实地观察获取问答互动数据，进行文本分析，继而采用回归分析检验相关性假设，其二是采用实验设计收集数据，并进行线性混合效应分析，以检测所提出的因果性假设。该研究的结果促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动态，有助于减轻性别偏见对投资过程的负面影响，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显著。

通过对上述四篇典型论文的分析，本文呈现了基于现象的研究中不同的溯因过程、研究范式以及各自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在具体的解析过程中，溯因通常是研究的起始逻辑，所不同的是溯因在文中呈现的详略程度差异以及后续研究范式与方法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呈现出的较为概略的溯因过程，并不代表该研究的实际溯因过程同样简略，它或许相当复杂。但无论文中所呈现的溯因过程详略与否，真实的溯因过程最终会使研究者针对现象产生最合理的猜测，并由此转向合适的推理模式，继而在研究结果与理论之间进行“对话”，最终同时实现理论和实践意义。换言之，文中所呈现的溯因详略程度并不影响后续研究范式的选择和理论贡献的大小，其仅仅影响研究的说服力。具体来说，文中所呈现的溯因越详尽，读者更能理解研究者的理论思考以及研究范式的选择，从而对研究产生更深层次的认同，但并不会改变研究的范式和理论贡献。研究的理论视角、逻辑推理过程、具体范式选择以及理论贡献，归根结底取决于真实的溯因过程和结果，而非其在文中呈现的详略程度。

（二）现象研究中的具体范式选择

发现并识别有理论价值的现象是一项明显带有主观性判断的工作（Schwarz和Stensaker，2016）。研究者可以通过个人的生活经验、对社交媒体或新闻报道的好奇观察、数据集所体现的情况，以及与同行交流获得的信息等来“捕捉”现象（Fisher等，2021），并察觉现象与现有理论之间的张力，从而确认现象背后的学术价值，而这与研究者的认知、经验和文献积累紧密相关（Dane，2010），不同研究者所“构建”的现象往往具有差异性。

在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者需要通过深入观察、实验和交谈等方法持续观察现象，挖掘现象的背景、发展轨迹和关键因素等。此外，研究者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创造性地发现现象的特征，从而为溯因过程提供更多的线索。然而，上述过程切忌面面俱到，研究者需要抓住现象最具有理论解释价值的关键特征，而非泛泛而谈，否则会使得研究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面，缺乏理论解释的深度（Fisher等，2021）。

研究范式的选择根据溯因过程及其结果的差异而有所区分。由于研究者无法预知在现象和与理论交互中会发现什么，故研究范式不应被预设，而应根据溯因结果灵活选择，可以采用定量或质性研究范式。不同范式往往倾向于采用特定的研究方法，然而，范式与特定研究方法之间并不是逻辑上的包含关系，而更像是一种经验上的联系，即某一范式的支持者更习惯采用某种研究方法（李刚和王红蕾，2016）。研究者不仅可以采用访谈、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为研究提供真实、具体且详尽的质性数据，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实验和二手数据等渠道为研究提供丰富的量化数据（董韫韬，2024），并采用诸如内容分析、叙事分析或统计分析等分析方法得到研究结果。

具体来说，溯因结束以后，研究者通常能够确认该现象及其所衍生的研究问题能否被现有理论很好地解释，若不能，研究者则不能基于现有理论提出假设，而是应当借鉴现有理论的视角，采用案例研究或民族志研究等方法，通过访谈和观察等方式收集数据（包括数字、文字、视频和音频等），实现现有理论的拓展或新理论的构建。例如，Delmestri和Greenwood（2016）遵循质性研究范式，以历史归纳法和案例研究法为指导，对访谈数据按照过程进行分析，最终通过所提出的新的理论知识解释了难以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而当溯因结果表明某现象能够被现有理论很好地解释时，研究者可据此提出假设，采用定量范式，运用统计建模或机器学习方法分析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以验证或修正或拓展现有理论。例如，Kanze等（2018）基于监管焦点理论提出假设，并通过实验获取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从而验证检验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

总的来说，基于现象的研究者应当在研究范式的选择上保持高度开放性，根据问题的特性和研究对象的需求选择恰当的范式，确保其能有效地帮助研究者解析复杂的管理现象，通过解开现象之谜实现验证或修正或拓展现有理论乃至构建新理论。

（三）技术路线选择建议

技术路线选择体现了研究者依据目标、需求与资源所做出的技术方法和手段的决策安排。基于现象的研究总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情境，情境不仅包括人、文化、环境、行为、组织（Dervin，2003），还包括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所有制状况（任兵和楚耀，2014），而姚小涛（2023）提出的“场景”概念的内涵大于情境，包括研究议题（现象）所嵌入的情境以及研究者与该情境的相关性，这一概念能为开展现象研究的学者选择技术路线提供很好的解释，本文将此概念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意涵融入上述逻辑推理过程中，具体可参见图3。本部分旨在为研究者选择技术路线提供指导，因而不关注研究议题所嵌入的情境，重在研究者与该情境的相关性。

理论视角是作为研究者与现象所嵌入的情境关联性的集中体现，反映了研究者对现象的认知立场。具体来说，对于同一个客观事实，持有不同理论视角的研究者可能会关注不同的细节，理论视角就像是研究者观察现象的“镜头（lens）”（Okhuysen和Bonardi，2011），这与其学术背景、兴趣和经验等有关，因此，不同的人所持的理论视角不同，研究问题也就不同。例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远程工作成为人们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组织领域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组织结构、员工行为与心理、组织变革等理论视角，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者倾向于使用利益相关者等理论视角，会计领域的研究者倾向于用成本收益或绩效评价等理论视角，对流程感兴趣的研究者关注于远程办公的活动，对情绪感兴趣的研究者关注于远程办公中产生的不同情绪。

研究方法是解决研究问题的策略，反映了研究者与情境互动的具体路径。具体来说，研究者对方法的选择不仅受研究范式的引导，还受个人经历的影响，特别是对某种方法的熟悉度。研究方法并没有所谓的“正确”与否，研究者需要考虑的是所采用的方法能否有效地为研究问题提供解释。例如，研究员工心理对远程工作推行效果的影响时，研究者可以通过定量问卷设计和回归分析，探讨心理因素对推行效果的影响；也可以通过质性深度访谈或焦点小组访谈，运用内容分析法揭示员工的主观感受，从而分析其对远程工作推行效果的影响及背后的机制。

综上所述，展开现象研究的人员在选择技术路线时具有灵活性，其并非一成不变。当研究者采用的理论视角或研究方法无法有效解释现象时，需通过调整理论视角或修正研究方法更新原有技术路线，以寻求对于现象的更好的解释。例如，习惯于使用统计分析的研究者在面对部分尚未形成数据规模的新兴现象或独特现象时，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会导致其研究缺乏丰富的数据支持（周寅猛等，2012），此时，研究者应该改变研究方法，采用质性经验研究，对个别案例深入探究，通过对具体案例的背景、发展过程及其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者能够理解现象背后的逻辑与内在机理。总而言之，技术路线的选择差异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基于现象的研究者应根据自身与研究情境的关联性，在现象数据和理论视角的交互中，避免片面关注理论或数据，既向数据靠拢，又不偏离理论，并根据自身联系现象数据和理论的方式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继而为解决研究问题选择合理且可行的技术路线。

五、结　论

当今环境变化迅速，新现象层出不穷，管理研究新挑战接踵而至，现有理论对新现象的解释捉襟见肘。这一困境与管理学界长期以来仅将从理论出发的研究视为主流和“正统”有关。基于现象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这一困境。这是因为其关注具有理论创新潜力的现象，通过现象与理论之间的持续互动，动态匹配多样变化的现象特征，力求在理论抽象性与现象相关性之间实现平衡，从而产出高质量的管理研究成果。

本文揭示了基于现象的研究的独特优势，厘清了其内涵与类型，引入溯因探究了此类研究的底层逻辑之一，并提出了基于现象的研究的逻辑推理过程。结合例文，对不同类型的现象研究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通过回答“为什么要开展基于现象的研究”“什么是基于现象的研究”以及“如何开展基于现象的研究”三大主要问题，加深研究者对于现象研究的理解。相对于其他倡导开展现象研究的文章，本文的工作独具价值。首先，本文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解释现象研究的必要性。其次，本文对基于现象的研究进行分类，将其区分为显性的基于现象的研究和隐含式基于现象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以往部分研究将隐含式基于现象的研究作为基于理论的研究的一部分的误解。再次，本文引入溯因作为现象研究的底层逻辑之一，为研究者把握基于现象的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最后，本文剖析了从现象到理论的推理逻辑的路径，探讨了具体研究范式，并给出技术路线选择的建议。因此，本文在范式和方法论层面均给出可操作的建议。

基于现象的研究在当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也具有独特价值。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人类诸多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轨迹都以数字化的形式记录下来，形成了各种形式的海量数据（洪永淼和汪寿阳，2021）。来自现实的大数据能够帮助人们观察到以往所不能察觉的现象，同时，研究者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或许能为某些现象提供解释。例如，研究者不仅可以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在粗糙的数据中发现新现象，还可以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即构建假设阶段、设计研究阶段以及数据精细化处理阶段）发现新知识（Wang等，2023）。同样，人工智能在自动化数据收集和处理、数据可视化、优化试验参数和功能、大规模探索候选假设、生成假设、估计不确定性、改进相关实验等方面均能够发挥作用，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分析和理解现象，进而为其提供解释。此外，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大语言模型已被运用于管理研究，其在文本数据分析中潜力巨大（de Kok，2025），并具备一定的创造力，有可能在日后取代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总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管理研究必定会有大量人工智能的参与。然而，大规模的数据虽拥有“广度”，但在体现个体对现象的深刻感悟方面存在短板。“小数据”（即小范围的定性数据）策略是Geertz（1973）提出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思维的体现。该思维主张不依靠大规模数据，不刻意追求构建抽象的理论，而是着眼于个案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强调局部细节的详细描写和深层理解，并根据具体现象构建理论框架（Geertz，1983），从而为现象的含义、背景和影响提供深入解释。基于小数据开展的研究也能构建出色的理论，其通过展示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解释方式来证明研究过程的严谨性和有效性，并通过提供足够的背景信息让读者判断结论的相关性和实用性。然而，小数据策略也因其可能存在的过度解读导致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缺失。因此，研究者应当在大数据和小数据的运用中把握平衡，综合两者的优势，从而更好地为现象及其背后的机制提供解释，并为理论创新提供可靠依据。

本文并非倡导用基于现象的研究替代仅从理论出发的研究，而是希望管理研究者突破后者所带来的局限，深入挖掘现象的关键特征，并促使其与理论持续交互，从而更新对于现象的理解，并形成新的理论洞见。然而，现象研究具有一定挑战性，它要求研究者对某一现象保持长久的关注与持续深入的观察，这一过程可能较为漫长，研究者需保持足够的耐心，摒弃浮躁心态。唯有如此，方能迎接挑战并形成高质量管理研究的良好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