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自2004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Who Cares Wins中首次提出ESG（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与治理governance）概念以来，这一理念广泛传播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逐渐成为全球企业战略规划的核心要素。ESG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手段，亦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标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积极推动实质性ESG实践不仅有助于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更对增进社会整体福祉具有重要意义（黄珺等，2023；李宗泽和李志斌，2023）。然而，作为经济组织，企业的根本目标仍在于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分蛋糕”），这与ESG战略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做蛋糕”）目标之间存在固有的张力（Amaeshi，2010；聂辉华等，2022）。这种张力不仅反映了企业在经济利益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权衡，更是企业需应对的外部制度压力冲突的缩影。随着制度环境日益复杂，企业所面临的国家政策、行业规范以及资本市场需求等制度要求相互交织，有时甚至发生冲突，这为企业的ESG实践带来了显著挑战（Greenwood等，2011）。

制度复杂性由此成为企业ESG实践的重要背景，亦是需要应对的关键问题。制度复杂性是指当组织面临多种共存的制度逻辑时，需要应对这些逻辑所带来的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约束和要求。具体而言，企业在实施ESG战略时需要应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规范 ¹（Talbot和Boiral，2014）、公众和投资者对企业市盈率、技术创新、道德责任等多方面的高期望与诉求（Money和Schepers，2007；He等，2024），以及不同地区的规范要求冲突等（Corciolani等，2024）。这些并存、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制度约束，极大地增加了企业ESG实践的难度与成本。为应对制度逻辑异质性以及逻辑间的矛盾张力，企业往往呈现出异构的ESG实践策略，如环境保护中的实质性绿色创新（Zhong和Peng，2022）与“漂绿”行为（杨有德等，2024）；信息披露行为中的能动与被动（侯东德和韦雅君，2023）、高质与低质（黄珺等，2023）以及异质与同群（李宗泽和李志斌，2023）；组织结构调整中的流程创新与适应性分区（Sharp，2021）等。上述举措体现了企业在应对日趋复杂的制度环境时ESG战略思维和行为策略上的转变（聂辉华等，2022）。因此，深入理解制度复杂性的内涵，分析其对企业ESG实践的影响效应和组织应对策略，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制度设计与优化的关键。

可见，有必要从制度复杂性，而非单一制度逻辑理论视角出发来探讨企业ESG实践进路，对这一视角的关注和相关问题的探讨具有特殊且重要的理论意义。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制度嵌入而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环境各异以及在相同区域内企业也会面临多重制度压力，这些压力与挑战对企业ESG实践产生显著影响（Greenwood等，2011；Kim和Schifeling，2022；Corciolani等，2024）。制度复杂性理论的运用能够精细区分多元制度逻辑及其互动与场域特征（Greenwood等，2011），从而揭示这些因素如何独特地影响企业ESG实践。这为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更有效地应对多元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从制度影响的角度出发，制度复杂性理论强调企业以创新方式战略性应对相互冲突的制度压力，这与单一制度逻辑研究中“线性影响”和“被动适应”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Oliver，1991；Ahmadjian，2016；Waeger和Weber，2019；Sadeh和Zilber，2019）。通过主动、积极的应对策略，企业能够在平衡各种制度逻辑冲突与协同的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Granqvist和Gustafsson，2016；Gümüşay等，2024）。

回顾既有研究，不难发现学者们强调了制度复杂性视角下开展企业策略研究的重要性（李晓丹和刘洋，2015；邓少军等，2018），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制度的复杂性，但由于制度理论的内部知识结构庞杂，涉及政治、市场、文化等多元制度逻辑的并存及其复杂互动（吴丹红等，2021；Bao等，2023；Wang等，2023），导致对企业ESG实践所面对的“制度复杂性”仍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或少数制度逻辑的影响，而未能充分揭示制度复杂性所包含的逻辑互动、组织场域对企业ESG实践的影响效应。此外，尽管一些研究结合了合法性（黎文靖，2012；沈洪涛等，2014）、利益相关者（孔慧阁和唐伟，2016）等多重理论来解释制度多元性对企业ESG实践的影响效应，但由于理论基础的异质性，导致了作用机制的多样化和影响结果的差异，限制了对“制度环境如何综合影响企业ESG实践”问题的全面理解（杜运周和尤树洋，2013；邓少军等，2018）。ESG实践过程中，企业面临的制度复杂性究竟是什么？制度复杂性对企业ESG实践带来何种影响？企业会采取什么应对策略？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有必要从制度复杂性视角出发，系统回顾与总结企业ESG实践的相关研究，以期为企业在复杂制度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分析FT50/UTD24英文期刊与FMS评级为T2及以上中文期刊中的文献，识别并细化了企业ESG实践中所面临的制度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并提出了“基础逻辑—逻辑交织—场域特征叠加”三重影响效应，进一步厘清了制度复杂性视角下企业ESG实践的“利益相关者—组织结构—信息披露”应对策略，并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启示。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其一，本文在Pache和Santos（2010）、Greenwood等（2011）和杜运周与尤树洋（2013）研究基础上识别并细化了企业ESG实践中所面临的制度复杂性，进一步扩展了制度复杂性理论的应用场景，特别是制度复杂性在ESG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这为理解企业在复杂制度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二，本文不仅整合了多元逻辑对企业ESG实践的影响效应，更拓展了Thornton等（2012）等、Pache和Santos（2021）关于逻辑互动、组织场域等对企业行为影响的讨论，为未来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其三，本文呼应了Oliver（1991）、Greenwood等（2011）、Schildt和Perkmann（2016）及邓少军等（2018）等学者关于组织响应策略研究的呼吁，为企业在应对多元制度压力下的ESG策略选择提供指引。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制度复杂性将进一步加剧，企业在不同制度逻辑中的角色定位及其策略选择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本文对此趋势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以期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方向和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内涵

1.制度逻辑

制度逻辑是理解组织结构与行为的关键理论工具，提供了解释复杂社会秩序与组织运作的理论框架。概念上，制度逻辑是一套解释组织如何运转、何为适当行为以及如何在特定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原则（Friedland，1991）。制度逻辑的理论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的演变。旧制度主义侧重于组织内部的制度化，强调个体行动和内部规范对行为的塑造。然而，新制度主义转向了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特别是如何通过模仿外部成功模式来获得合法性和维持生存（DiMaggio和Powell，1983）。这种组织趋同现象被称为制度同构，但这一研究方向忽视了组织内部效率以及不同组织在应对相同外部压力时的差异。在此背景下，Friedland（1991）提出了“制度逻辑”视角，强调市场、官僚制国家、民主、家庭和宗教等制度秩序共同构成了社会基本框架。每种制度秩序都蕴含不同的逻辑，规范着社会行为，并为组织提供多种选择路径。Thornton和Ocasio（2008）进一步深化了该理论，提出了五大核心原理：嵌入式能动性、交互制度系统、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基础、制度的多层次性及历史权变性。这些原理为组织如何在多元制度环境中运作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Thornton、Ocasio和Lounsbury等学者进一步指出，不同制度逻辑的交互作用能够塑造组织的多样化行为与结构。因此，制度逻辑打破了传统制度理论对外部合法性的单一视角，通过多种逻辑的并存与交互，解释了组织行为的多样性，为理解组织在复杂制度环境中的策略选择提供了全面视角。相关的研究如表1所示。

2.制度复杂性

制度复杂性是制度逻辑的自然延展与深化——当组织必须应对多个互不兼容的制度逻辑时，复杂性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制度复杂性本质是指组织在其环境中面对多个相互竞争或不兼容的制度逻辑时，所遭遇的多重压力与挑战（Meyer和Rowan，1977）。这意味着组织不仅要满足这些逻辑各自的要求，还需要在这些逻辑之间找到平衡。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制度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制度逻辑的多元性是制度复杂性的首要表现。Greenwood等（2011）指出，随着组织面临的制度逻辑数量增加，这些逻辑之间可能产生冲突、竞争或不一致，增加了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难度（Pache和Santos，2010，2021）。因此，逻辑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制度复杂性也越高。其次，制度复杂性表现在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Raaijmakers等（2015）指出制度复杂性除了体现在“逻辑数量”和“逻辑竞争性”上，还体现在逻辑之间其他互动关系中。例如Besharov和Smith（2014）基于逻辑兼容性和逻辑中心性两个维度刻画多种逻辑互动关系在组织中呈现的异质性，如主导性、分散性等4种类型。邓少军等（2018）揭示了制度逻辑之间的主次、共存、融合和互补关系，进而展现出制度复杂性的深层次结构。吴丹红等（2021）针对中国企业CSR报告行为所面临的制度复杂性，提出制度逻辑互动的三种关系：叠合、主次和冲突。最后，制度复杂性还表现在组织所处场域特征（Granqvist和Gustafsson，2016）。场域是由类似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监管机构等组成的制度性社区，直接影响制度复杂性（DiMaggio和Powell，1983；Greenwood等，2011）。在新兴场域中，逻辑更灵活，组织享有更多创新机会；而在成熟场域中，虽然逻辑明确，冲突较少，但创新潜力可能受限（邓少军等，2018）。综合已有研究，本文将制度复杂性界定为：制度逻辑的多元性、不同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所在场域特征。这些维度共同作用，决定了组织在面对复杂制度环境时的挑战和机遇。

3.企业ESG实践

企业ESG实践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三个维度展开。自概念提出以来，ESG逐渐成为全球企业、投资机构和国际组织的重要参考标准。值得注意的是，ESG框架涵盖多个方面，包括ESG投资、评级和实践，不同主体对其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核心都聚焦于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责任与行动。

企业ESG实践主要指企业通过环境（E）、社会（S）和治理（G）三个方面采取行动以推动可持续发展（姚树洁和蒋艺翅，2023）。具体而言，在环境维度，企业通过环境认证、推行绿色办公和减少碳排放等方式履行其环保责任；在社会维度，通过慈善活动、提升员工福利和促进社区发展等举措承担社会责任；在治理维度，通过制定并实施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愿景、加强领导能力等方式提升治理结构的透明性和公信力。ESG实践不仅帮助企业应对外部压力，还在制度多样化的环境中为企业提供了提升竞争力的路径。通过整合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企业在全球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能够有效平衡合法性需求与内部效率，推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收集与分析

本文借鉴既有文献的研究方法（杨书燕等，2017；Seow，2024），以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的FT50/UTD24期刊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FMS评级为T2及以上期刊中的文献作为主要数据来源。文献的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1990年1月至2024 年8月，数据收集过程遵循“识别—筛选—合格—入选”的PRISMA四步法。为确保检索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本文将WOS数据库中的检索式设定为TS=（institution* OR government* OR market OR ownership OR stakeholders OR culture OR field）AND TS=（ESG OR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 OR CSR OR green* OR philanthropy），将CNKI中的检索式设定为SU=（‘制度’+‘政治’+‘市场’+‘产权’+‘利益相关者’+‘文化’+‘场域’）*（‘ESG’+‘环境、社会和治理’+‘CSR’+‘绿色’+‘公益慈善’）。通过上述检索策略，初步得到英文文献636篇，中文文献179篇，共计815篇。为避免文献重复并确保文献相关性，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重复文献剔除功能并结合人工进行筛选。此外，为确保不遗漏与主题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献，研究手动筛选了部分来自CSSCI和SSCI的高质量文献，并邀请三位领域专家对筛选结果进行审核。经过上述系列步骤，最终剩余183篇相关文献（示例文献见表2）。

三、制度复杂性对企业ESG实践的影响

（一）企业ESG实践所面临的制度复杂性

复杂的制度环境中，企业ESG实践面临来自多元化制度安排的影响。制度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多元制度逻辑的并存与互动上，也在企业ESG实践场域中呈现出独有的特征与挑战。归纳既有研究发现，学者们多从制度逻辑的多元性、逻辑间互动关系以及实践场域特征出发，探索制度复杂性如何塑造企业的ESG策略。

1.制度逻辑多元性

企业ESG实践面临的制度逻辑是由多种力量共同构成。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愈发多的制度逻辑被识别并纳入分析，其中包括政府、市场、专业协会及文化等，这些力量通过不同路径，对企业ESG信息披露和具体行为决策施加了多重约束与引导。总体上，制度逻辑的多元性表现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差异。正式约束通常拥有更强的主导力量，施加较大的制度压力，对企业的异质性行为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其中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便是正式约束的典型代表，对企业的ESG实践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如表3所示）。

（1）政府逻辑。政府逻辑是指基于政府治理原则和合法性框架构成的制度体系，通过政策、法律和规章行使权威，维护社会秩序（Thornton等，2012）。在企业的ESG实践中，政府逻辑通过政策制定、监管和法律框架产生深远影响，特别在环境和社会责任领域，政府干预往往是企业调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黎文靖，2012）。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设定了企业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规范。例如，黄大禹（2024）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高了企业的ESG绩效，尤其对非国有和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影响更为突出。此外，Baldini等（2018）指出，在法律框架较强但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ESG信息披露往往受到抑制。在中国，政府对企业ESG实践的影响尤为明显。自2022年起，国资委通过设立社会责任局并发布指导性文件，要求中央企业提升ESG透明度与合规性，强调企业ESG战略与国家政策（如“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契合。因此，政府逻辑作为制度逻辑的一个维度，通过政策、法规和监管框架规范并激励企业将ESG融入其战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2）市场逻辑。市场逻辑指的是基于市场竞争、供需动态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制度化规则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价格机制、竞争压力以及投资者和消费者需求，推动企业优化策略，实现利润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在这一逻辑下，企业的ESG实践直接受到市场反馈、利益相关者需求和产权制度的影响。首先，市场反馈通过价格信号和绩效反馈促使企业调整ESG策略，确保信息透明度以满足市场期望。研究表明，市场绩效反馈的一致性显著影响ESG信息披露质量（郑丽等，2024）。其次，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为保持长期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回应股东、消费者等多方需求，推动ESG实践。如Marcon等（2023）指出，企业通过与政府、消费者和社区的互动，是推动循环经济和内化ESG标准的关键环节。Yan等（2023）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有利时，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和参与对提升企业ESG表现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产权制度在市场逻辑中的影响不可忽视，特别是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和信息披露等方面（Weber，2013）。产权结构影响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投入与承诺。例如，国有企业往往肩负更多社会责任，侧重于推动绿色创新和参与公益事业；民营企业则更多以市场竞争力为导向，将ESG视为提升效率和品牌的工具。分散所有权的企业因多元股东压力，通常在ESG信息披露上更透明，以减少代理问题并回应各方需求（Yu和Van Luu，2021；Agustia和Jermias，2023）。相反，大股东控制的企业可能在ESG信息披露上较为保守。由此可见，市场逻辑通过多维机制驱动企业在ESG领域采取积极行动，以应对市场竞争与外部监督。

与正式约束不同，非正式约束是一种更为隐性和柔性的约束，对企业的束缚相对无形和具有累积性。在非正式约束下，企业往往对其制度安排感知较弱，但这些约束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和决策，学者们多围绕专业逻辑和文化逻辑两个关键维度展开探讨。

（3）专业逻辑。专业逻辑是指基于专业领域特有知识集和技能集，用于指导专业群体的行动和决策的规则体系（Townley，1997）。在ESG研究领域，专业逻辑主要体现在专业组织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ESG监督机构通过组织专题讨论、开展课程培训和招募会员等方式，积极推广ESG理念，促进其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与应用。受此势头的推动，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采纳和推动ESG标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例如，国内市场主体在参与ESG投融资实践中显示出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 ²。此外，这些组织活动不仅增强了企业对于ESG重要性的认识，而且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标准，引导企业在实际操作中遵循ESG原则 ³，确保信息披露的一致性和可比性，进而促进企业实施有效的ESG战略。另一方面，关于ESG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爆发式增长 ⁴。

（4）文化逻辑。文化逻辑指的是深植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影响个人和组织行为、认知及价值判断的隐性规则和标准（García-Sánchez等，2013）。企业的管理决策、价值取向和ESG实践均受到其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Hofstede（2011）强调文化逻辑的重要性，指出文化背景深刻影响企业行为。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中，企业更倾向于遵循权威指示，ESG信息披露往往依照政府或行业标准进行；而在低权力距离国家，企业更强调权力平等与协商，因此ESG信息披露更加自主和透明（Hofstede，2011）。在中国，儒家文化、商帮文化、宗族文化等也深刻影响企业的ESG实践。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和“诚信为本”等价值观促使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注重道德责任和社会效益（才国伟和谢佳松，2020；王孝钰和高琪，2023）。研究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推动了中国企业在绿色创新和ESG表现上的提升。例如，Bao等（2023）发现，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诚信文化的建设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并提升了ESG绩效。然而，文化逻辑也具有双重性。例如，儒家文化中的“面子文化”可能导致企业在ESG报告中回避披露负面信息，夸大正面成就，从而影响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2.制度逻辑间的互动关系

企业ESG实践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市场导向、利益相关者需求和文化因素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共同推动，这些逻辑既包括刚性的法律政策约束，也涵盖柔性的社会文化影响。在法律、经济与文化等多层次多要素交织的复杂环境中，制度逻辑安排呈现出丰富的互动模式。总体上，互动模式可分为三类：正式约束内部的逻辑互动、非正式约束内的逻辑互动，以及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间的逻辑互动。

（1）正式约束内的逻辑互动中，政治逻辑通常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政府通过环保政策和绿色税制，推动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和绿色创新（唐礼智等，2022）。这一干预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还通过影响市场和文化逻辑间接引导企业决策。然而，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往往存在冲突。政府要求企业承担社会和政治责任，而市场则推动企业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导致企业在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之间面临张力。这种张力迫使企业在两者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尽管政策导向旨在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并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并不总能为投资者提供增量信息，反而可能导致企业采取象征性披露以获取合法性（杨子绪等，2018）。此外，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正式约束（如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互动与冲突，也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战略决策。Corciolani等（2024）指出，跨国企业在应对多重制度影响时，常通过调整CSR实践来管理复杂性并获取合法性。由于各国资源依赖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企业在环境保护或人权问题上的策略也有所不同。

（2）非正式约束内的逻辑互动尤为显著，尤其体现在文化逻辑与ESG专业逻辑的相互作用上。例如，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与ESG专业逻辑展现出明显的互补性。“义利观”提供了道德决策框架，强调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利）的同时，必须注重道德正当性（义），认可“因义得利”的正当性（王泽应，2014）。这一思想与ESG专业逻辑相辅相成，后者要求企业在经济活动中遵守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通过融合“义利观”，ESG逻辑强化了企业的道德责任，促进了企业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中国“民本位”政治文化的转变也与ESG专业逻辑产生共鸣，企业逐渐认识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这与中国“以民为本”的政策不谋而合（任中平和郜清攀，2015）。ESG专业逻辑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推动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治理方面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

（3）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间的互动在企业ESG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动态关系，展现出多种形式。例如，我国儒家道德维度为企业决策提供了伦理基础，推动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贡献社会福祉，这与市场逻辑中的发展目标相辅相成，促使企业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另一方面，ESG领域的制度缺位与文化逻辑中的“面子文化”相互嵌合，揭示了中国企业在ESG信息披露中的独特挑战。面子文化影响企业的行为模式，特别是在外部形象管理上（陈炳等，2010）。在缺乏明确规范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为了形象而忽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阻碍了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此外，文化逻辑与市场逻辑在特定组织中可能产生冲突。例如，非营利组织在引入市场逻辑时，面临文化与市场逻辑的制度复杂性（Sharp，2021）。市场逻辑强调效率和盈利，而文化逻辑关注社会正义与平等，这种冲突促使混合组织通过整合不同逻辑来平衡财务目标与社会使命（Pache和Santos，2013；Battilana和Lee，2014）。

3.企业ESG实践场域

制度复杂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组织场域特征。这些场域特征构成了制度发挥作用的背景，并决定了制度逻辑之间的互动方式和强度（邓少军等，2018）。组织场域是由共享共同意义系统并进行频繁互动的个体（如供应者、消费者、监管者等）构成的制度生活领域，是制度理论研究中分析制度与组织关系的核心单元（Scott，2013）。在此框架下，企业ESG实践场域被定义为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等个体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领域中的行为所处的动态制度环境。回顾既有研究发现，场域的特征——如其碎片化程度、结构化水平以及集权性——直接影响着制度逻辑在这一背景下的复杂性（Greenwood等，2011）。这些特征不仅决定了制度复杂性的表现形式，也影响了企业在复杂制度环境中如何制定并实施其ESG策略。

（1）场域碎片化。场域碎片化是指组织依赖多个未协调一致的利益相关者以获取合法性或资源的程度（Friedland和Alford，1991）。在高度碎片化的场域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有效或合法行为的理解各有不同的逻辑，导致制度要求更可能存在冲突（Pache和Santos，2010）。以我国企业ESG实践场域为例，碎片化现象日渐显现，主要表现在监管框架、市场实践及利益相关者期望等多个维度。首先，不同监管机构针对不同行业和企业制定了各自的ESG实践要求，导致企业可能面临相互矛盾的指引。例如，环保部门要求企业重点进行环境领域的绿色实践，而金融监管部门则更关注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其次，市场实践的碎片化体现在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上的差异。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在ESG实践中表现积极，而中小企业由于管理者认知不足、资源限制，ESG实践质量和深度存在显著差异（聂辉华等，2022）。最后，利益相关者期望的碎片化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在制定合规策略时的复杂度。投资者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而消费者则更注重企业的社会影响和治理，这导致企业的合规成本和策略制定的复杂度有所提升。

（2）场域结构化。结构化指的是场域内各主体互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根据结构化程度的不同，场域可以分为“新兴场域”和“成熟场域”两大类（David等，2013）。新兴场域的特点是组织间互动较少、信息交流不充分、共同体意识不强。通过组织间互动的增强、信息交流的密集化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新兴场域逐渐向成熟场域发展（DiMaggio和Powell，1983）。在成熟场域，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专业协会、认证机构和政府监管等正式组织化的方式来影响企业行为。目前，中国企业ESG实践正处于从新兴场域向成熟场域发展的过程中。其间，企业面临ESG实践标准不统一、披露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使得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难以有效比较和评估不同企业的ESG表现。然而，随着政府对ESG的重视和政策支持，企业ESG实践逐渐向成熟场域转变。例如，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指导意见，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企业ESG披露指南》均推动了信息披露标准的统一和规范，使企业在回应制度要求时更加明确和可预测，减少了因不明确指引而导致的合规压力。

（3）场域集权性。集权性反映了场域内制度利益相关者层级权力结构的集中性（Greenwood等，2011）。在高度集中的场域中，权力集中在较高的权威节点上，这些节点通过标准化组织形式和减少复杂性来控制场域。在我国政府推动ESG标准化过程中，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指南，提高了ESG信息披露的质量和一致性，从而减轻了企业的制度复杂性。例如，国务院发布的《绿色金融指导意见》《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办法》明确了金融机构和企业在绿色金融、ESG信息披露方面的责任和要求，进一步推动了ESG实践的集中化和标准化。这种集权性机制帮助企业在面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时，形成统一的应对策略，减少内部和外部的冲突，提高ESG实践效率和效果。综上所述，企业ESG实践场域的碎片化、结构化和集权性特征，决定了企业在复杂制度环境中如何平衡多元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最终影响其ESG表现的有效性。

（二）制度复杂性的影响效应

制度复杂性已被确立为企业ESG实践中面临的重要挑战。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单一制度逻辑的基础逻辑效应，探讨各个制度逻辑如何独立影响企业的ESG实践及其绩效，为理解多元制度逻辑对企业行为基本影响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然而，基础逻辑效应的研究仍存在局限，其未能充分考虑制度逻辑之间的互动所带来的复杂性挑战。为弥补这一不足，有学者试图探讨多元制度逻辑互动时所带来的影响—逻辑交织效应，即在多元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背景下，企业面对不同逻辑的竞争性要求时如何经历内部认知与策略上的动态调整。随着多元制度逻辑的交织，企业管理者的注意力往往被多种逻辑同时吸引，导致注意力的分散与混淆。多元制度逻辑的交织还可能引发企业目标设定上的冲突，并在资源配置上表现为失衡与低效，为企业ESG实践造成困扰。

此外，进一步的研究还揭示了企业在复杂制度场域中的行为如何受到场域特征叠加效应的显著影响。该效应涵盖了场域对企业ESG实践的综合影响，包括冲突升级、合规挑战、政治依赖等。综上，系统整合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从基础逻辑效应、逻辑交织效应和场域特征叠加效应出发，能够更系统地阐明制度复杂性如何全方位塑造企业的ESG策略与实践。

1.基础逻辑效应

为深入理解多元制度逻辑的影响机制，学者们借助多种理论框架，包括信号理论、合法性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管理者认知理论等，系统性地分析了制度逻辑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些理论为理解和阐明不同制度逻辑对ESG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关键视角和解释框架。

基于信号理论，制度逻辑通过信息传递对企业ESG策略产生深远影响。政府逻辑通过环境法规向企业传递其环保要求，促使企业采用绿色技术和环保项目，以彰显环境责任，并通过合规行为获取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降低融资成本（李维安等，2015）。同时，市场逻辑推动绿色创新，传递市场和投资者对绿色发展的期望。企业通过满足这些需求提升市场地位与品牌形象（Clarkson等，2008）。此外，多元制度逻辑的信号传递路径引发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与关注，进一步影响企业的ESG策略选择（宋献中等，2024）。例如，行业协会制定透明化标准，要求企业在ESG信息披露中保持高度透明，强化外部监督（Simnett等，2009）；监管机构通过严格的信息披露法规，提升企业透明度与投资者信任，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Dhaliwal等，2011）。

基于合法性理论，制度逻辑通过施加合法性压力影响企业ESG策略。合法性指企业行为被广泛认可为符合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程度（Suchman，1995）。在多元制度逻辑下，企业面临模仿性、规范性和强制性三类合法性压力。模仿性压力促使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模仿行业内成功企业的绿色创新和ESG信息披露，以获取合法性，降低风险并巩固市场地位（李宗泽和李志斌，2023）。规范性压力来自专业团体、行业协会和教育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制定标准引导企业行为，确保其合规性（Wang等，2023；郑丽等，2024）。此外，媒体与公众监督的增强还会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合法性压力（潘玉坤和郭萌萌，2023）。强制性压力则源于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法律法规要求，企业若不遵守，将面临合法性危机（陈琪和李梦函，2023）。然而，企业不仅通过遵循规范获取合法性，部分企业还通过制度创业和绿色创新树立新标杆，增强市场竞争优势，获得新的合法性（Zhao等，2021）。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多元制度逻辑通过资源获取与配置机制，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在多元制度逻辑框架下，企业的资源获取方式受到不同制度逻辑的影响。政府逻辑通过政策支持，帮助企业克服融资约束，从而获取更多资金资源。例如，姜爱华等（2023）指出，政府采购政策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并提高市场关注度，促进了企业的ESG表现。市场逻辑通过市场机制，影响企业的资源获取路径。企业实施绿色创新并提升ESG表现，可以赢得更多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青睐，获取更多市场资源（Bao等，2023）。同时，企业在面对不同制度逻辑时，通过灵活调整其资源配置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例如，在环境补贴中断时，企业可能需要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以应对新的市场需求和政策变化，确保其ESG表现的可持续性（Zhang等，2023）。

基于管理者认知理论，多元制度逻辑通过影响管理者的认知框架来制定企业策略。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管理者通过信息处理和意义构建，形成独特的认知结构，该结构整合了多重信息并影响注意力分配与战略优先级（Dutton等，1983）。制度逻辑的多样性改变了管理者的认知框架，从而影响企业策略选择和决策权重（Thornton和Ocasio，2008；Hahn等，2014）。在不同制度逻辑主导的环境中，管理者的认知框架有所不同。例如，在股东至上的逻辑下，管理者倾向于关注财务绩效；而在利益相关者逻辑占优的情况下，则更注重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企业ESG表现。研究表明，投服中心试点政策作为政府逻辑的一部分，通过加强监管减少了管理层短期行为，显著改善了企业ESG表现（汤旭东等，2024）。相反，市场逻辑下的绩效反馈机制可能促使管理者采用ESG解耦策略，以表面化行为应对外部压力，从而削弱企业可持续性（郑丽等，2024）。

2.逻辑交织效应

Thornton等（2012）指出，不同的制度逻辑通过聚焦个体与组织的注意力，激活特定的身份认同和目标设定，并在社会互动中塑造最终的组织实践。随着制度复杂性的加剧，企业面临的挑战已超越单一制度逻辑的特定影响，演变为多元逻辑交织带来的复杂影响。基于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对逻辑交织影响效应的探讨可概括为“注意力混淆—多重目标冲突—资源配置失衡”三个层面。

注意力混淆已成为企业在ESG实践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多元制度逻辑交织背景下，企业的注意力被多重力量的牵引，增加了决策过程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注意力混淆主要表现在：（1）信息模糊性（张晶，2023）。制度复杂性往往导致企业接收到相互矛盾或不一致的信号，增加了信息处理的难度和不确定性。Greenwood等（2011）指出，不同层级的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可能传递出冲突的信息，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信息处理负担。例如，跨国企业在应对多重监管要求时，常常面临信息管理的困境，其不仅需要耗费大量资源来解读复杂且冲突的信息，还必须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做出关键决策（Ge和Zhao，2017）。（2）选择性注意与短视行为。面对多元制度逻辑的冲突，管理者常采取选择性注意策略，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集中在某些显著的制度逻辑上，而忽视其他逻辑需求（Thornton和Ocasio，2008；Grimes等，2019）。选择性注意机制容易导致企业的短视行为，尤其在市场逻辑压力下，企业更倾向于追求短期盈利，忽略社会和环境责任。研究表明，ESG评级压力强化了短视倾向，促使企业采取形式主义的绿色创新策略（刘柏等，2023），从而削弱了其长期规划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多重目标冲突是制度复杂性的另一个显著后果。不同制度逻辑传递的目标往往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从而导致企业在设定和执行ESG策略时面临巨大挑战。目标冲突可以进一步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1）合法性与市场压力的冲突。合法性压力通常源自政府和行业标准的要求，而市场压力则主要来自消费者的期待和盈利目标。这种冲突致使企业在制定ESG目标时常常面临两难选择。例如，一些跨国公司在面对国内政府的合规要求与国际市场的环境标准时，经常陷入困境（Corciolani等，2024）。非营利组织在引入商业逻辑时，也面临着如何在保持社会使命的同时提高运营效率的挑战（Sharp，2021）。这些冲突可能迫使企业在不同目标之间做出妥协，甚至导致退耦行为。（2）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冲突。企业的目标设定不仅受到外部压力，还受到内部利益相关者（如员工、管理层）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政府）需求冲突的影响。内部利益相关者更关注企业生存与盈利，而外部利益相关者则强调社会责任和环境影响。这种冲突常导致企业ESG策略的不一致，引发决策分歧。例如，管理层可能优先满足股东回报，忽视环境责任，导致策略执行中的反复与不确定性（Smulowitz等，2023）。（3）长期与短期目标的矛盾。多元制度逻辑的交织常常使得企业在设定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时产生矛盾（Milosevic等，2023）。短期目标通常受市场逻辑驱动，强调快速收益与竞争优势，而长期目标则更倾向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这种矛盾不仅影响企业的战略方向，还可能在组织内部引发不同层级管理者之间的分歧，削弱其执行力与一致性（Mahmood和Uddin，2021）。

此外，制度复杂性还加剧了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资源配置失衡不仅影响企业的短期运营效率，还对其长期战略的可持续性产生深远影响（Lee和Lounsbury，2015）。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资源错配与低效利用。在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资源错配问题尤为突出。企业在资源分配上可能出现低效，尤其当不同制度逻辑相互冲突时，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下降。例如，Pan等（2020）指出，国有企业在绿色创新中面临两类逻辑：制度逻辑侧重资源获取，效率逻辑强调资源利用。两者冲突导致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呈现U形关系，即政府控股比例较低或较高的企业创新水平较高，而中度控股企业的创新水平较低。（2）资源动态调整与协调困难。随着外部环境持续变化，企业需要不断调整资源配置以应对新的挑战。然而，在多元制度逻辑交织的背景下，这种调整常常面临巨大的协调难题。如随着ESG要求的提升，企业愈加需要整合非财务指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市场波动和管理者短视常导致资源从社会（S）维度转向受监管的环境（E）维度，产生“挤出效应”，削弱社会责任投入，进而影响就业和员工福利（Qin等，2021；Zheng等，2022）。

3.场域特征叠加效应

在多元制度逻辑并存的复杂制度环境中，企业ESG实践深受其所处制度场域的多维特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关键效应。（1）冲突升级。场域碎片化加剧了多元利益相关者间的协调难度，不同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逻辑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增加了企业制定ESG策略的挑战（Scherer和Palazzo，2011）。田虹和王汉瑛（2016）指出，利益相关者的异质性尤其在中国市场中表现突出，不同监管要求常不一致，企业必须具备战略弹性和适应力。通过利益相关者协同和风险管理，企业得以平衡多方需求，提升绩效与稳定性。（2）合规挑战。企业所处的场域可能既包括成熟市场也包括新兴市场，不同市场的制度同构效应存在差异。在成熟市场，企业通过模仿成功者获取合法性；而在新兴市场，企业通过规范创新塑造行业标准，以适应不成熟的制度环境（杨灵等，2022）。研究表明，新创企业可通过生态创新策略，加强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嵌入关系，获取资源支持（杨栩等，2020）。（3）政治依赖。在高权力距离国家中，场域内的集权性使得政府规制和政策对企业行为具有更强的强制性影响。North（1990）指出，在高权力距离国家，强制性同构机制尤为显著，政府通过政策导向和法规制定，直接影响企业的CSR披露行为。近年来，政府在新兴市场中的强制性指导作用愈发明显，特别是在信息披露方面。企业通过遵循政府导向下的CSR信息披露要求，能够获得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在市场中占据竞争优势（吴丹红等，2021）。

（三）制度复杂性下企业ESG策略

在应对制度复杂性时，企业通常采用嵌入策略和能动策略来获取和维持合法性。嵌入策略指的是企业在制度压力下，通过模仿和遵从现有制度规范来获取合法性（Suchman，1995），这强调了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形塑作用，特别是企业通过遵守外部规则、满足外部期望来确保合法性（林润辉等，2016；蔡宁等，2017）。相反，能动策略认为企业在应对制度压力时具有主动性，能够通过调整内部结构或改变外部环境来影响甚至重塑制度安排。能动策略更多关注管理者如何通过内部的调整和战略整合来主动应对外部压力，推动制度变革（Jennings等，2015）。可见，在复杂的制度环境中，企业不仅要被动地适应外部规则，还需要主动调整，以应对多维度的挑战。

现有文献和实践表明，企业往往需要综合处理外部压力、内部适应性以及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总结和归纳企业所采取的ESG策略时，不难发现策略取向多集中于应对外部压力、增强内部适应性、强化内外部关联三个核心方面，不同取向的策略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基于此，结合既有研究，本文从嵌入和能动的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制度复杂性视角下针对企业ESG实践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组织结构调整—信息披露”策略分析框架，如表4所示。

1.利益相关者管理

能动策略在利益相关者管理中表现为解释、游说以及内部对话等手段。首先，通过解释策略与利益相关者详细沟通，阐明社会责任目标和措施，提升透明度与信任度。该策略核心在于通过清晰、准确的沟通，消除误解，展示制度需求的兼容性。例如，Gümüşay等（2024）基于案例研究发现KT银行通过解释其治理结构，展示董事会具有明确的管理权，而伦理委员会仅起顾问作用，从而化解了外界对其治理模式的质疑。其次，游说策略涉及与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的沟通，旨在影响政策方向，使之更加利于ESG实践。研究表明，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共同游说，可以有效地影响政策环境，使其更加符合企业的实际需要（尹珏林和任兵，2009；Liu等，2022）。最后，内部对话策略强调内部利益相关者间的互动与沟通。Archer（2003）指出通过内部对话可以帮助员工在共享的关心、利益和情境中进行思考和决策（Delbridge和Edwards，2013）。在制度复杂性背景下，企业通过内部培训和讨论，可以增强员工对ESG目标的认同和执行力。

嵌入策略则包括悬置、让步和情感控制。悬置策略指在无法同时平衡多方需求时，优先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以规避风险（Gümüşay等，2024）。在制度复杂性环境中，企业通过悬置策略集中资源，解决最紧急的问题，避免因无法兼顾所有需求而导致的风险。例如，在面对环境政策与经济效益冲突时企业可以优先满足环境政策要求，以避免法律风险。让步策略指企业在某些次要或非核心利益上做出妥协，以获得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如制造企业在定价上让步，以获得供应商在环保措施上的合作，整体提升ESG表现。情感控制策略指企业通过激发和引导利益相关者的情感认同，通过宣传和公益活动增强其对企业ESG实践的支持。情感控制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巩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强化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和促进企业的代际传承（陈志军和闵亦杰，2015）。企业通过与员工、客户和社区建立紧密的情感纽带，宣传其ESG理念和成就，能有效增强利益相关者的情感认同和支持（Doh等，2009）。

2.组织结构调整

从能动视角出发，组织结构调整的策略包括组织变革，具体表现为流程开发、边界整合和混合模式。首先，流程开发指企业通过优化和重组业务流程，以应对多重制度逻辑的要求。企业引入新技术与工具，优化供应链和生产流程，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政策和市场需求。通过生态设计与绿色技术，企业能有效监控和调整生产过程，确保其符合环境标准与市场需求（伊晟和薛求知，2016）。其次，边界整合是指通过跨部门合作和资源整合，企业提高其内部的协同效应。如跨职能团队能够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共享的设立，这不仅提高了内部运作效率，也增强了企业应对外部制度压力的能力（Sætre，2022）。最后，混合模式指企业在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的CSR/ESG策略，以适应各地法律法规和文化差异，减轻逻辑张力。例如，企业在发达国家采用高标准环保措施，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以确保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嵌入策略主要体现为结构操纵，包括分区化和阶段覆盖。分区化策略涉及企业在内部划分不同区域或部门，以应对不同的制度要求和市场需求（Sharp，2021）。例如，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独立业务单元，各自遵循当地法律法规与市场规范，以有效应对不同的制度环境，这一策略与DiMaggio和Powell（1983）的制度同构理论一致。通过适应当地制度环境，企业能降低制度冲突风险，提升运营的稳定性与合规性。阶段覆盖则指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结构调整策略，以逐步适应外部制度环境（Grinevich等，2017）。例如，企业在初创阶段采用灵活的组织结构，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在成熟阶段则引入更为制度化的管理，确保长期稳定运营。此策略使企业能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灵活调整组织结构，以在各类制度环境下保持有效运作。

3.信息披露

在信息披露方面，企业的能动策略主要体现在主动型、常态化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上。首先，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主动披露ESG信息，这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市场表现和投资吸引力（高明华等，2018）。2023年，上交所102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2年度的社会责任报告、ESG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占比47%，其中中央国有企业的披露率高达80.7%。其次，常态化的ESG信息披露已成为展示企业可持续发展承诺的重要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ESG信息披露机制，定期发布相关报告。2024年《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多家上市公司设立了ESG管理委员会，围绕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了常态化运作机制。此外，高质量的ESG披露被视为企业展示其对社会公众合作意愿的重要指标。一些企业通过成熟的报告编制流程，发布具有参考价值的ESG报告，提供详细的ESG信息，帮助其在投资者和消费者中树立正面形象。例如，中财大绿金院开发的“1+1ESG评级体系”显示，近三年内我国上市央企ESG信息披露质量较高，超过40%的企业评级为A级（包括A+、A和A−），凸显了央企在ESG实践中的领导地位，并反映了中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系统性努力。

嵌入策略包括象征型和模仿型披露。象征型ESG信息披露指企业在未实质改变运营或政策的情况下，发布形式化的ESG报告，以回应外部制度压力。具体而言，这种披露策略导致的报告内容表现出“泛泛而谈”“言行不一”“避重就轻”以及“漂绿”等退耦现象（刘柏等，2023；Corciolani等，2024）。该现象部分源于企业对ESG报告质量、频率的低合法性期望和监管约束不足。如某些企业可能发现，通过象征性披露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其合法性，从而采取最低限度的披露策略（Cordazzo等，2020），如仅进行单次披露、中断披露、不规律的跨年度报告、部分披露（邱牧远和殷红，2019）。模仿型披露是指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通过模仿行业标杆或成功案例，以降低风险并获取合法性。在ESG实践场域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报告标准，因此，企业往往倾向于模仿认为成功或优秀的同行，以期在外部评价和投资者眼中获得合法性（李宗泽和李志斌，2023）。此外，儒家文化中的“均平求同”思想也使得企业倾向于以报告的平均水准来披露ESG信息。然而，这种模仿行为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合法性收益，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ESG信息披露的质量和实质性受损。

图1归纳了现有关于制度复杂性下的企业ESG实践的研究框架。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基于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从“制度复杂性——影响效应——ESG策略”的逻辑链条出发，构建了制度复杂性视角下企业ESG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发现：（1）从制度复杂性内涵来看，企业ESG实践面临的制度复杂性包括制度逻辑的多元性，还包括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场域特征。（2）从影响效应来看，制度复杂性主要有“基础逻辑、逻辑交织和场域特征叠加”三重影响效应：首先，基础逻辑效应揭示了多元制度逻辑通过信号传递、合法性压力、资源获取与配置以及管理者认知框架等途径直接影响企业ESG实践；其次，逻辑交织效应揭示了逻辑间相互作用导致的企业注意力混淆、多重目标冲突和资源配置失衡；最后，场域特征叠加效应表明，不同场域特征会对企业ESG实践带来冲突升级、合规挑战、政治依赖等影响。（3）从企业ESG策略来看，本文从嵌入与能动双元视角出发，总结得到“利益相关者—组织结构—信息披露”三方面ESG应对策略，具体而言，利益相关者管理中嵌入策略包括悬置、让步以及情感控制，能动策略包括解释、游说以及内部对话等。组织结构调整中嵌入策略包括分区化、阶段覆盖等，能动策略包括流程开发、边界整合以及混合模式等。信息披露中嵌入策略包括象征型以及模仿型披露，而能动策略包括常态化、高质量和主动型信息披露。

（二）实践启示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深，全球环境挑战、社会变革和治理创新带来了新的制度要求，这些变化不仅重新定义了全球企业的发展路径，也为中国企业在全球ESG实践中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深化改革开放和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与本土复杂制度环境的交织中，找到适应和引领的策略。尽管ESG实践的规范化进程已取得进展，但多重逻辑的交织以及非正式性、松散性和不确定性的场域特征仍对中国企业的ESG实践构成挑战。鉴于此，对于中国企业ESG实践的未来发展，本文建议如下。

首先，政府和监管机构作为制度构建者和引导者角色，需建立起一个主导制度逻辑与其他制度逻辑耦合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以促进企业ESG实践结果的“质”“量”双提升。（1）建立起一个耦合协调的制度框架是提升企业ESG实践效果的关键。当前中国企业ESG实践场域中，政府逻辑在其他逻辑中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往往更倾向于遵循政府逻辑从而提升企业的合法性和资源获取能力，但单纯地依赖政府逻辑可能导致企业象征型和退耦型披露行为的产生，不利于企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在遵循政府规定的同时，积极平衡其他制度逻辑的力量，推进形成以政府逻辑为中心，其他制度逻辑协调发展的制度格局。（2）制定统一的披露规范是提高企业ESG信息透明度和可比性的基础。统一的规范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也有助于提升各行业对ESG重要性的理解和实践，从而降低信息披露中的不确定性，增强投资者和利益相关方对企业ESG表现的评估能力。与此同时，引入第三方独立鉴证，可显著提升ESG报告的可信度，使利益相关方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实际ESG表现。

其次，“修炼内功”，提升企业的响应能力是ESG战略与业务目标有效结合的基础。（1）建立敏锐且高效的制度感知机制。企业不仅要对外部的政策和规范变化保持高度敏感，还要能够迅速将这些变化内化到企业的ESG信息管理流程中。这包括信息的收集、处理、审核直至报告的各个环节，确保企业能够迅速响应，并调整其ESG策略和行为。（2）明确ESG治理结构和责任归属。企业可设立专门的ESG委员会或机构，明确各级职责与执行标准，确保每个信息管理环节责任明确。这不仅能提升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还能增强企业内部对ESG价值的认同，使ESG实践成为企业文化和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意识到确保信息披露不仅是合规行为，更是支持企业长期战略的重要工具。

最后，“主动筑基”，能动地选择和设计ESG策略是实现企业业务发展与ESG目标有效融合的关键。（1）企业在设计ESG战略时，要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并与企业的实际业务需求紧密结合。不同企业的行业特性、发展阶段和融资背景各异，盲目追随ESG趋势可能导致资源浪费或战略失效。企业需要针对自身特性，定制出适应性强的ESG策略，确保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主动地、高质量地ESG信息披露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透明度，还能增强其市场竞争力。研究表明，自愿发布ESG报告的企业，其评级结果在不同机构间的分歧较小，特别是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表现（Kimbrough等，2024）。因此，企业应将信息披露视为提升品牌价值、市场信任的重要手段，而不仅仅是应对外部压力的被动行为。

（三）研究展望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地缘政治的复杂化，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愈发多元与动态，这对其ESG实践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与要求。然而，现有研究在应对这些复杂性及其长期效应的探讨上尚有不足。基于本文的梳理和分析，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拓展企业ESG实践面临的制度复杂性研究。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制度逻辑对企业ESG实践的影响，但实际情况往往更复杂，特别是在跨国企业和新兴市场中，企业面临多元制度逻辑的交织与冲突（Baumann-Pauly等，2015；Marano和Kostova，2015）。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跨国企业如何在多元制度环境中优化策略。具体而言，跨国企业如何在多元制度环境中平衡全球战略与本地化运营，整合不同地区的政府监管、市场导向和社会文化，实现一致性与灵活性。（2）新兴市场中的制度变迁与企业策略调整。新兴市场中的制度变迁迅速且不稳定，企业需要动态调整ESG策略以应对政策与市场的变化。未来研究可探讨这种变迁对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其生存与发展路径。

其次，深入探讨ESG情境下制度复杂性影响效应。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制度逻辑对企业ESG表现的直接影响，而对多元制度逻辑间的互动效应及其深远影响探讨不足。未来研究可关注：（1）多元制度逻辑间的互动效应与企业资源配置的多维度分析。进一步分析政府、市场、文化等多元制度逻辑如何通过资源配置、决策效率和管理者认知等多维度影响企业的ESG实践。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化资源配置以应对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与协同效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2）制度复杂性下的短期与长期目标协调机制。企业在制度复杂性背景下常面临短期盈利压力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冲突。未来研究可聚焦探索目标的冲突机理，帮助企业在短期目标和长期ESG愿景之间实现有效的协同。

最后，加强制度复杂性背景下企业ESG策略的创新与实证研究。面对复杂的制度环境，企业通常采取“嵌入”或“能动”策略以维持合法性和竞争力，但这些策略的适应性和长期有效性尚缺乏实证验证（Ahmadjian，2016）。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探讨企业在制度复杂性下的策略创新与优化：（1）动态策略组合。动态策略的选择和调整不仅是企业应对制度复杂性的核心，也为其在多元制度逻辑下实现业务与ESG目标的协同提供了路径。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企业如何在面对多重制度压力时，通过灵活调整策略组合来应对冲突与协同效应，以更好适应复杂的制度环境（Gümüşay等，2024）。（2）技术创新与ESG策略的深度结合。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在ESG策略实施中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未来研究可探讨如何利用技术创新提升ESG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透明度，尤其是在制度复杂的环境中，技术如何帮助企业有效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技术创新还可能重塑企业与外部制度环境的互动方式，通过技术手段推动制度逻辑的重构，实现战略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郑爱琳和蓝海林，2024）。

1例如差异化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等，目前各国可持续信息披露各行其是，相对主流的标准包括GRI、SASB、IIRC、CDP等，此外还有各种自愿性框架、地方框架、行业框架等。

2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机构在近年来选择支持负责任投资原则（PRI）、负责任银行原则（PRB）、可持续保险原则（PSI）等倡议。截至2023年9月底，中国内地PRI签署机构共142家，包括4家资产所有者，101家资产管理者，37家服务提供商；签署PRI的中国内地机构数净增22家，增量主要来自资产管理者（12家）和服务提供商（10家）。

32021年11月，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旨在建立全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披露标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2022年发布企业ESG披露指南（标准编号：T/CERDS2—2022）。

4在关于ESG主题的CSSCI论文中，超过90%的论文发表于2020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