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第47卷第1期
2.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3.厦门大学 中国营商环境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2.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3.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营商环境是企业等经营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外部环境的总和（李志军等，2019；杜运周等，2020）。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企业等经营主体在保持市场活力、实现经济复苏等方面面临挑战。此时，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的重要功能，因此成为赋能各类经营主体战略活动与日常运营的重要政策举措（杜运周，2023）。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强调营商环境在优化市场环境、发展市场内生动力、激发市场创造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国外学者对营商环境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Kefalas，1980；Luscombe，1980），并随着世界银行2004年开始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而逐渐兴起（Kaplan和Pathania，2010；Cui等，2022）。相对而言，中国学界对营商环境的关注较晚（董志强等，2012），且研究进程不连贯。近年来，国内外关于营商环境的研究方兴未艾（刘娟和唐加福，2022a），但不同领域和视角下的研究呈现各抒己见、各行其是的特征。究其原因，或许是当前学术界对营商环境概念内涵的界定不统一、维度划分迥异、研究情境不一致等问题导致的。这既使得学界关于营商环境研究的影响力弱于实践探索，也不利于有效地发挥理论发展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厘清营商环境的内涵、后果、测量和数据来源等，对系统地理解营商环境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鉴于此，本文从成本、资源和商业生态观等不同的理论视角，归纳总结了营商环境的概念内涵、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变量测量和数据来源等内容，并基于当前研究图景对未来中国营商环境研究做出展望，以期为学者系统地把握营商环境的研究脉络提供参考。
二、营商环境的内涵营商环境是用于描述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内企业生产运营活动的外部条件是否便利的概念。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营商环境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尚未统一，不同文献出于研究目的和理论视角的差异，对营商环境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从主体范围来说，营商环境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理论视角来说，当前文献大多从制度性交易成本、资源依赖或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考察营商环境在商业活动中的角色与功能，因此成本、资源和商业生态观视角下的营商环境内涵也存在细微差异。本文将从主体范围和理论视角两个维度对营商环境的内涵进行梳理，具体如下：
（一）不同主体范围下的营商环境
狭义的营商环境将政府作为塑造和影响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主体，认为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面临的营商环境由政府塑造的制度软环境和基础设施硬环境构成。狭义视角下营商环境的研究倾向于探索单一维度的制度环境或基础设施对企业价值创造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基础设施方面，以往研究关注传统交通设施（刘秉镰等，2010；张学良，2012）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前沿文献开始关注互联网基础设施（张杰等，2023）、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王海等，2023）等在支持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制度环境的价值效应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已有文献探究了制度环境与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罗进辉和杜兴强，2014），环境规制和税收优惠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机制（Song等，2020），以及税收优惠、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Yang等，2012；Busom等，2014）。除税收优惠、环境规制等正式制度环境外，政商关系、反腐败建设（钟覃琳等，2016；杨理强等，2017）等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自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来，学术界就“亲”“清”政商关系的内涵（张国清等，2016）与微观价值效应（赵晓阳和衣长军，2021）等也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广义的营商环境将市场纳入概念框架，认为政府和市场要素共同塑造了企业生产运营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但当前学术界对政府与市场的哪些维度是构成影响企业营商环境的核心要素仍未形成统一观点。其中，彭伟等（2022）将营商环境划分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和人文环境四个维度；张三保等（2020）基于“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和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的相关表述，将营商环境划分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四个维度；李志军等（2019）基于综合性、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原则，将营商环境划分为政府服务效率、公共服务、金融信贷服务、人力资源、创新环境和市场环境六个维度；“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基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塑造原则，将法治环境纳入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了包含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政务环境七个维度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由此可见，当前学术界对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下的营商环境维度划分并不统一，但基本符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优化政府服务为核心，其他经营主体协同联动，共同服务于企业发展的特征。并且，当前文献对营商环境维度的划分越来越遵循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强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
（二）不同理论视角下的营商环境
制度性交易成本（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是一种非市场交易成本，特指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为了遵循政府政策、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所产生的成本（郑伟宏和廖林，2021；张学博，2020）。因此，在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下，营商环境是指在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内，企业在申请设立、生产经营、贸易活动、纳税、关闭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要的时间、人力和资金等成本的总和（World Bank Group，2020）。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下的营商环境优化具有成本节约的功能。例如，世界银行将营商环境划分为开办企业、获得电力、纳税、登记财产等十一个维度，每一个维度基本都需要考察企业完成该项活动所需要的程序、时间和资金，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降低企业全生命周期内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举措。
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认为，企业成长对外部环境中的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Hillman等，2009）。因此，在资源依赖视角下，营商环境是指在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内，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能够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资源和条件的总和，包括资金、信息、知识、技术等，是帮助企业摆脱对外部环境依赖的有效途径（汪涛等，2021）。它对企业活动呈现出资源支持的功能。2019年10月8日，国务院颁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营商环境界定为企业等经营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
商业生态系统理论（business ecosystem theory）倾向于将商业活动中的不同主体看作一个系统，强调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与耦合作用（Moore，1993）。因此，在生态系统视角下，营商环境被界定为企业从事商业活动时所面临外部环境的一个综合性生态系统（李志军等，2019；杜运周等，2020；张志红等，2022）。相较于关注营商环境单一维度要素的价值效应，或者大而化之地理解整体营商环境水平对企业行为造成的影响，生态视角下的营商环境研究更关注不同维度营商环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耦合机制。例如，杜运周等（2020）认为，在营商环境生态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影响生态内其他组织的行为。进一步地，他们将同一营商环境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分为共栖、共生和主导三种类型，探究了不同类型营商环境生态对激发该地区创业活跃度的贡献。张志红等（2022）基于城市创新绩效视角，发现不同环境要素之间存在主导、弥补、协同等互动关系。
（三）基于“主体—环境—功能”的营商环境分类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营商环境的概念界定和维度划分基本上切合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营商便利性的目的，但是不同研究在使用营商环境这一概念时，在来源主体、维度构成、功能属性等方面仍存在差异。鉴于营商环境概念需要回答“环境主体是谁”“包含哪些维度”“预期结果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按照“主体—环境—功能”的逻辑，对营商环境的种类进行归纳和总结。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 类型 | 来源主体 | 环境构成 | 核心功能 | 理论视角 | 典型定义 | 典型参考文献 |
| Ⅰ | 政府 | 制度软环境或基础设施硬环境等 | 成本节约 | 制度性交易成本理论等 | 营商环境是指在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内，企业在申请设立、生产经营、贸易活动、纳税、关闭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要的时间、人力和资金等成本的总和 | World Bank Group，2020；钱丽等，2022；李文钊等，2023 |
| Ⅱ | 市场 | 市场开放度、创新环境、人力资源环境、金融服务环 境等 |
资源支持 | 资源依赖理论等 | 营商环境是指在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内，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能够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资源和条件的总和 | 张柳钦等，2023；李坚飞等，2023；朱秀梅等，2024 |
| Ⅲ | 政府+ 市场 |
公共服务、政务、法治、人力、创新、市场、金融服务等 | 成本节约+资源支持 | 制度性交易成本+资源依赖理论等 | — | 王磊等，2022；李振洋和白雪洁，2024 |
| Ⅳ | 政府+ 市场 |
引导、协同或弥补等 | 生态系统理论等 | 营商环境是企业从事创业等活动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 | 李志军等，2019；杜运周等，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 |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 ||||||
其中，第Ⅰ类营商环境认为，企业所面临的影响自身营商便利性的环境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的制度软环境或基础设施硬环境，并且该影响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实现；第Ⅱ类营商环境强调市场要素在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资源支持功能；第Ⅲ类营商环境强调综合的外部环境，认为政府和市场共同在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发挥作用；第Ⅳ类营商环境强调企业外部环境的系统性，以及不同环境之间的耦合性，即多维度的外部环境会产生互动，从而共同塑造企业的营商环境。通过对比这四种类型营商环境的主体、环境和功能可以发现，从第Ⅰ类营商环境到第Ⅳ类营商环境的概念外延逐渐扩大、复杂度逐渐提高、系统性逐渐增强。一方面，这有利于学者捕捉营商环境的整体效能或不同维度环境间的互动作用；但另一方面，概念外延过大可能导致研究问题的理论机制不清晰。因此，基于特定的研究问题与理论视角界定营商环境的内涵、外延与属性，是学者开展营商环境相关研究的重要前提。
三、不同理论视角下营商环境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不同理论视角下营商环境的概念界定反映了其差异化的内涵本质与功能属性，从而导致了营商环境对企业等经营主体经济活动机制的不同影响。因此，本部分将关注营商环境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并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相关视角，通过分析营商环境主体的赋能机制，或营商环境客体（经营主体）的获益机制，全面梳理营商环境支持企业等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路径与逻辑。
（一）成本观视角
成本观视角下营商环境经济效果的研究主要关注营商环境的优化是如何通过改变企业成立、运营及退出等全生命周期内的成本结构，以影响企业等经营主体的价值创造或战略选择的。其中，大部分文献遵循制度性交易理论的研究思路，倾向于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企业营商环境的主要塑造者，并认为此类营商环境优化的功能在于降低企业为遵循制度规范、程序合法等制度性活动而产生的金钱、时间和人力成本。在微观企业层面，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使企业家将时间更多地配置于生产性活动而非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魏下海等，2015；廖福崇，2020），是提高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张菀洺和杨广钊，2022）。营商环境优化不仅能够通过降低经营主体的费用性制度交易成本与效率性制度交易成本提升民营企业创新水平（闫永生等，2021），而且有助于民营企业构建健康的政企关系，进而有效地抑制民营企业高管的职务消费（周泽将等，2022a）。在宏观经济层面，南北方营商环境的差异归结于限制经济秩序的体制成本差异，不同程度的制度成本下经营主体与社会创造力有所差别，导致了南北方经济秩序发展失衡（丁从明等，2024）。由此可见，成本观下的营商环境研究，主要将政府主体视为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干预者或约束者，认为营商环境优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李建军和范源源，2023）、非正式支出（Vo等，2020）等费用性制度成本和人力、时间（Klapper和Love，2016）等效率性制度成本，以对企业等经营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另一部分文献将营商环境的成本节约功能扩大到企业的生产性活动中，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性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的生产运营。与前文中为遵循制度而产生的成本不同，此处的生产性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生产性活动而产生的成本。具体而言，本文将营商环境赋能企业等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生产性成本机制归纳为直接生产性成本和间接生产性成本两类。其中，直接生产性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内容（王鹏和钟敏，2022）。营商环境对直接生产性成本的降低体现为能够对人力资本产生虹吸效应，通过升级人力资本结构而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牛志伟等，2023）；或直接以贸易自由化的形式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孙楚仁等，2021）。间接生产性成本主要包括运输成本、融资成本、信贷成本等内容（Nguimkeu，2016）。已有研究表明营商环境能够抑制企业的信贷成本（周泽将等，2020）或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提升企业的利润水平（张红凤等，2021；袁月等，2023）。成本观视角下营商环境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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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图 1 成本观视角下营商环境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 |
（二）资源观视角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企业与外部环境间的互依性关系，认为外部环境掌握着企业生存所必需的资源，企业则需要通过恰当的举措（如政治行为、政企关系构建等）降低自身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此时，营商环境作为企业生产运营活动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总和，一方面能够通过金融、创新、人力资源、市场等环境直接为企业的生产运营提供人力、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支持；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公共服务、政务治理、政策法规等环境引导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向，成为企业摆脱对外部资源依赖的关键。这与资源观视角下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资源观视角下，营商环境能够通过自身的“提供资源支持”和“引导资源配置”功能，影响企业、区域或国家的价值创造活动。
在提供资源支持方面，已有研究表明，政策性资源支持和市场性资源支持是营商环境赋能企业等经营主体的重要方式。在政策性资源视角下，大量文献认为政府补贴、税收优惠、政府扶持、政策支持等环境是政府“让渡”一部分经济利益给企业等经营主体的重要安排。它们一般通过直接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曲婉等，2017；王春元，2017）、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的转型（张璠等，2022）等提供资源或政策支持，以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除此之外，围绕政治关联、政企关系等政务环境的研究认为，企业能够通过将原政府官员、人大代表等纳入高管团队来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建立联系，进而获取资金、声誉及前摄性信息等资源支持（李政毅等，2020；汪涛等，2021）。市场性资源支持视角则认为由纵向的供应链上下游，以及由横向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律所等主体所构成的营商环境，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直接的人力、资金、信息等资源的支持（Ding等，2022；Zhao和Wang，2022）。
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营商环境的资源配置引导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策、法治环境等引导企业资源的配置方向；二是通过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优化市场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其中，前一类文献大多和制度理论的相关研究紧密联系，强调了营商环境中的政府部门等的制度安排等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同构作用。例如：在政策与法治环境视域下，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认为环境规制能够引导企业积极地采取环保举措（曾萍等，2024）；在政府治理环境视域下，政府采购能够通过合同约定，支持并引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且可通过信号效应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市场合法性（姜爱华和费堃桀，2021），此外，Chen等（2023）认为，优化营商环境能够帮助公司合理配置资金，实现资本结构的高效调整，进而影响企业融资决策。后一类文献关注营商环境如何通过优化市场中的要素配置，以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或引导资源向特定的企业及其战略活动集中。具体来说，营商环境优化能够通过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减税降费等具体改革举措提高当地市场化程度，并实现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解决企业产能过剩问题（张韩等，2021），在影响企业动态退出与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田磊和陆雪琴，2021）的同时，延缓经济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经济活力的抑制过程（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王磊等，2022）。
资源观视角下的相关文献主要考察了营商环境主体——政府与市场——在企业日常运营过程中发挥的提供资源支持与引导资源配置功能。而在营商环境客体的视域下，企业等经营主体能够从良好的营商环境中获益，由此衍生出一批基于“收益观视角”的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研究。例如，杜运周等（2022）在梳理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从营商环境客体出发，深入探讨了高质量资源支持与资源优化配置如何传导营商环境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并归纳出“收益视角单轮驱动模式”等营商环境赋能机制。其中，在技术进步方面，营商环境优化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等具体措施起到提高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闫永生等，2022），同时在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门槛的角色（黄凯南和李春梅，2022）。在技术效率方面，已有学者分别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验证了营商环境的技术促进效应，并将营商环境视为降低企业技术创新难度的门槛与补税减税政策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边界条件（卢万青和陈万灵，2018；李坚飞等，2023）；来自高端装备制造业与农业的证据验证了营商环境对技术效率的支持效应（宫思羽等，2023；李将军等，2023）。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吴义爽和柏林（2021）将营商环境划分为要素环境、市场环境、支持环境与法治环境四个维度，分别验证了不同维度营商环境的改善均能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端化演进。可见，在收益观视角下，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成为经营主体实现技术创新、获取人力资本、优化知识结构等的重要源泉。资本观视角既包含了营商环境如何通过市场与政府等主体为经营主体成长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的支持，又涵盖了经营主体视域下，企业、城市等主体从营商环境中的获益机制。该视角下营商环境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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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图 2 资源观视角下营商环境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 |
（三）商业生态观视角
商业生态观视角认为，营商环境“是企业从事创业、创新、融资、投资等活动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李志军等，2019），而系统内的主体或要素会不断互动以共同实现为商业活动提供便利的价值主张。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生态系统的观点，构建多维营商环境生态及生态系统内部的互动机制，以期揭示营商环境生态这一复杂环境赋能不同运营主体的多元互动逻辑（杜运周等，2020；李志军，2021）。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对商业生态观视角下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研究大多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这主要是因为该方法是解释复杂因果关系的重要工具且表现出如下优点：第一，对样本量的限制较少，允许使用中小样本进行因果条件分析；第二，超越了线性思维以定性地解释多维条件与特定结果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Fiss，2011；Pappas和Woodside，2021）。进一步地，制度组态视角和复杂系统观是当前商业生态观视角下营商环境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环境塑造主体或多维要素互动的逻辑，考察营商环境这一综合性生态系统对市场中经营主体的赋能作用。
在制度组态视角下，学者们倾向于从营商环境的塑造主体及其功能来考察多维营商环境生态系统内各要素的依存关系和互动机制。具体而言，社会是多重制度交互的系统，不同制度逻辑在互动中共同演化，驱动了制度生态中不同企业行为的异质性表现（杜运周和尤树洋，2013）。作为一种制度生态（李志军等，2019），营商环境生态系统是政府与市场等多种制度逻辑互动演化的结果。在营商环境生态内，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竞争与互补关系在经营主体的运营过程中扮演着“看不见的手”“帮助之手”或“掠夺之手”的角色，结合政府与市场“共栖”“共生”“主导”的非对称关系，生成复杂而多元的制度组态，影响经营主体所面临环境的承载力并最终赋能城市创业等价值创造活动（杜运周等，2020）。营商环境生态的形成路径离不开行政体制改革下的权力边界逻辑、政企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建设逻辑与以“互联网+”为支点的政策助推逻辑的共同演化（廖福崇，2021），同时市场逻辑、政府逻辑、政府与市场相互依赖形成的混合制度逻辑共同塑造而成的营商环境起到了激发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作用效果（裴秋亚和范黎波，2022）。
复杂系统观相关研究将营商环境生态内的环境要素视为彼此间相互协同的要素组合，关注外部要素的复杂互动如何高效驱动企业等经营主体的价值创造模式。复杂系统观认为要素之间的互动不以追求最优均衡模式为目标，而是关注要素在融合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所涌现出的多元均衡生态模式（Arthur，2021；盛昭瀚和于景元，2021）。此类文献不倾向于考察单一维度的营商环境或营商环境总和在企业、区域等的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而是认为营商环境是多维度、多主体参与下的复杂环境；并且不同维度的环境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依赖、不断互动的，共同影响经营主体的经济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文献关于营商环境生态包含哪些维度这一问题仍没有统一的定论。李志军等（2019）基于综合性、可操作量化与科学性的评估原则，将营商环境生态划分为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与创新环境六个维度；彭伟等（2022）则将其划分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和人文环境四个维度；杜运周等（2022）将营商环境要素范围界定为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与政务环境，构建全轮驱动模式识别营商环境对高质量发展的复杂驱动关系。商业生态观视角下营商环境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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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图 3 商业生态观视角下营商环境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 |
（四）营商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评述
通过分析成本、资源和商业生态观视角下营商环境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首先，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辐射范围涵盖国家、区域以及企业层面的经济活动。其中，国家层面的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研究讨论了其在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Hammoudeh等，2023）和外商直接投资质量（Li和Xiao，2024）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区域层面的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研究关注营商环境对省域/城市创新创业能力（彭伟等，2022；王欣亮等，2022）、经济高质量发展（钱丽等，2022）和个人创业（Yu等，2023）等的赋能机制；企业层面的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研究最为广泛，其对企业的创新（王磊等，2022；Zhao等，2022）、投资（刘娟和唐加福，2022b）、数字化转型（龚新蜀和靳媚，2023）等战略活动均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其次，与概念内涵一致，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产生机制亦是主要围绕成本、资源和商业生态观三个方面展开的（如图4）。其中，成本机制主要关注营商环境优化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性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资源机制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为企业等经营主体的经济活动提供人力、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多元资源支持或优化资源配置，与经营主体视域下的收益机制对称；生态机制则将营商环境看作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系统内不同维度的环境会相互依赖、互动或耦合，以共同产生价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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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图 4 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作用机制梳理 |
最后，除成本、资源（收益）和商业生态观视角外，少量文献认为竞争效应（王璐等，2020）、治理效应（周泽将等，2022b）等也可以成为营商环境影响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重要机制。但是，通过梳理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其他机制发现，这些机制发挥作用的逻辑和依据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成本、资源或生态功能，而此类研究选择不同的机制来探究营商环境的价值，大多与其研究问题所在的领域和文章聚焦的核心内容有关。
四、营商环境的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一）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实践起源与发展
目前关于营商环境的文献大多为实证研究，故而关于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与变量测量的梳理至关重要。因此，本部分将归纳世界银行指标体系的动态变化并总结对中国营商环境研究和实践的借鉴意义。
出于支持全球各国私营经济体发展的目的，世界银行2001年成立专门的营商环境小组，推动并引领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建立，并经历了“指标体系建立—指标体系完善—指标体系变革”的过程。具体而言，2004年，世界银行发布的第一份营商环境报告，基于企业生命周期选择“开办企业”“聘任员工”“执行合同”“获得信贷”和“办理破产”5个一级指标衡量单个企业从设立、经营到退出市场全过程的便利程度。此后，世界银行延续企业生命周期的思路，基于监督和便利性的视角，陆续增加了登记财产、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等一级指标，并于2020年形成了包含12个一级指标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然后，世界银行确认当时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因测量尺度较窄（主要包括便利性和监督两个尺度）、数据不具代表性、数据来源不可靠等原因而存在问题，并在综合了专家评估和建议的基础上对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进行改革。2021年，世界银行在引入服务的尺度/视角后，重新构建了包含“市场准入”“获取经营场所”“公共设施接入”“雇佣劳工”等10个一级指标的宜商环境（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BEE）指标体系，并于2023年正式命名为商业就绪（business ready，B-Ready）指标体系。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发展历程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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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官网。 图 5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测量指标体系的演变过程 |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从DB到B-Ready的转变，标志着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愈发完善与评估流程的进一步规范（赖先进，2023）。通过分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演变过程可知，DB与B-Ready评价指标体系虽都涵盖了企业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但两者的底层逻辑存在差异。其中，前者主要关注环境的监管框架与办事便利性，而后者同时考察环境的监管框架、公共服务与实施效率，从“监督”“服务”和“便利性”的角度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并且，相较于DB评价指标体系，B-Ready评价指标体系更多地衡量单一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所处的环境，将个体经营嵌入整个经济发展之中，认为整体环境的变化也会对个体的经营成本等产生影响。由此可见，B-Ready评价指标体系的变革思路与本文归纳的营商环境“成本”“资源”和“生态”功能具有契合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文理论视角的选择提供了实践证据。
自世界银行实施营商环境评估项目以来，全球各经济体围绕该指标领域先后实施了数千项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改善（Doshi等，2019）。然而，部分学者指出，世界银行的DB指标体系存在不足，难以满足中国营商环境优化的要求。具体来说，世界银行指标体系主要聚焦于政府供给导向，而忽略了对企业需求的关注（刘刚和梁晗，2019），同时该评估体系范围有限、对象单一、标准片面（李朝，2020），还存在数据可比性缺失、忽略了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等问题（李成和施文泼，2020）。因此，为满足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估和治理诉求，中国学者积极尝试解决世界银行评估体系的缺陷问题，以期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营商环境评估框架。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2018年起，以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为基础，构建了包含18个一级指标的国际可比、对标世行、兼具中国特色的本土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林念修，2021）。具体而言，国家发改委的指标体系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了世界银行的评估体系：（1）补充了获得用水用气指标，完善了公共服务评价维度；（2）分别在投资建设与生产运营阶段补充了招标投标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2个指标；（3）从城市高质量发展视角出发设置了市场监管、政务服务与包容普惠创新3个指标，着力营造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不仅关注企业全生命周期涉及事务的处理便利程度，而且将城市高质量发展视为重点，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不同层次营商环境测量汇总
基于地理范围的差异，以中国营商环境为核心情境的研究可被划分为国家层面、省域层面、城市层面、县域层面和企业层面五大类。本文对不同层级营商环境的测量方式与数据来源进行了总结，结果如表2所示。
| 级别 | 参考文献 | 维度划分 | 数据来源 |
| 国家级 | 宋林霖和何成祥，2018 | 创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产权登记、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办理破产、劳动力市场监管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
| 张三保等，2020 | 政治环境、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机遇、自由市场及竞争政策、外资政策、外贸及汇率管制、税率、融资、劳动市场、基础建设 | EIU（经济人智库） | |
| 创业者融资、政府政策（支持）、政府政策（税收和政府机构）、政府创业项目、基础学校创业教育、高校创业教育和培训、研发成果转化、商业和法律基础、内部市场动态、内部市场开放、基础服务设施、文化和社会规范 | GEM（全球创业观察） | ||
| 省域级 | 王彦东等，2021 | 政策公开公平公正、行政干预与政府廉洁效率、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企业的税费负担、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条件、市场环境与中介服务 | 《中国分省份2017年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 |
| 张三保等，2020 | 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 | 中国人民银行、多个统计年鉴、EPS等 | |
| 城市级 | 李志军，2019 | 政府服务、融资效率、市场环境、公共服务、创新环境、 人力资源 |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 |
|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 | 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政务环境 | EPS中国城市数据库和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裁判文书网、天眼查等 | |
| 林念修，2021 | 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登记财产、获得信贷、纳税、跨境贸易、办理破产、执行合同、知识产权、获得电力、用水用气、市场监管、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劳动力市场监管、保护中小投资者、包容普惠创新、政务服务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吴娜等，2021 | 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 |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08—2018） | |
| 县域级 | 阮舟一龙和许志端，2020 | 开办企业便利水平、办理建筑许可便利水平、获得电力便利水平 | 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二级指标 |
| 企业级 | 夏后学等，2019 | 高管人员是否每周都要花时间处理行政管理条例、获取营业执照与生产许可证是否为企业经营障碍 | 世界银行问卷调查“企业—政府关系”单元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 |||
就国家层面而言，可操作性和可比性是国家层面营商环境测量的主要难点。当前，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数据库是学者开展国家层面营商环境研究时的普遍选择，但该数据库亦因指标体系不合理、数据来源不具代表性等问题而饱受争议（Mccormack，2018；李志军，2021）。在省域层面，以张三保等（2020）的研究为例，他们基于“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关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和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的相关表述，将营商环境划分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四个维度，并使用中国人民银行、EPS、统计年鉴中的客观数据衡量企业所在省份的营商环境水平。在城市层面，李志军（2019）从生态视角出发，提出基于政府服务、融资效率、市场环境、公共服务、创新环境、人力资源六个维度的营商环境评价原则、指标体系与方法；在此基础上，“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补充了法治环境，将营商环境视作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创新等七个维度环境的总和，并通过供气水电能力、医疗卫生服务、科学支出、金融从业人员等23个三级指标综合测量市级城市的营商环境水平；林念修（2021）于2020年进一步发展了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企业全生命周期链条视角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视角，共构建包含18个一级指标和87个二级指标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反映各地的营商环境水平；吴娜等（2021）则倾向于使用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来衡量城市的营商环境。县域层面和企业层面营商环境的相关研究不足，其中，阮舟一龙和许志端（2020）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县域营商环境的特点，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的二级指标中挑选了开办企业便利水平、办理建筑许可便利水平和获得电力便利水平3个指标来衡量县级城市的营商环境；夏后学等（2019）则使用两个虚拟变量，即高管人员是否每周都要花时间处理行政管理条例和获取营业执照与生产许可证是否为企业经营障碍，来测度企业所面临的营商环境状况。
由此可见，当前对企业所面临的不同层次营商环境的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较为丰富，但仍存在指标体系不统一、细粒度不足、数据可获得性低等问题，这或许是造成当前国内外营商环境研究面临约束的关键。
五、营商环境未来研究展望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成为企业等经营主体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以实现逆流而上、蓄势发展的基本保障。由此可见，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已成为赋能企业等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梳理营商环境的相关文献，基于成本、资源和生态相关的理论，归纳和总结了营商环境在狭义、广义与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概念内涵与功能特征，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以及不同层级营商环境的测量方式与数据来源。基于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当前营商环境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关注营商环境能够为区域经济与企业发展提供有意义的见解与思路。未来关于营商环境的研究空间巨大，且可被归纳为“明确概念→完善指标→延长价值链条→挖掘动态演化”四个方面。
（一）明确核心概念界定，完善营商环境研究
营商环境功能的多样性和不同文献研究问题的差异，导致当前文献对营商环境概念内涵、外延、维度和功能等的界定不尽相同。其中，狭义与广义的营商环境概念在塑造营商环境的主体范围上存在差异；而在成本、资源和商业生态观视角下，营商环境内涵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为商业活动提供便利性的手段不同。因此，明确营商环境概念的内涵、外延、功能和维度划分是理论界开展营商环境前因后果研究的重要前提。后续研究可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的基础上，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化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持续优化和完善中国情境下营商环境的概念内涵和指标体系。具体而言：（1）丰富广义视角下营商环境的主体范围，致力于构建政府逻辑（政策、法规、公共服务等要素）主导、市场逻辑（供应链上下游、中介组织、生产要素等）和社会逻辑（文化、历史、地理等）协同的生态系统环境，并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类主体在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互动作用。（2）扩展狭义视角下营商环境概念的独特情境。例如，工业4.0时代，除需考虑城市、省域等物理场中的营商环境外，还需要考虑社交网络、信息环境等非物理场中的营商环境。除此以外，数字营商环境、绿色营商环境、外贸营商环境、电商营商环境等特定情境下营商环境的内涵、功能与价值等同样值得被进一步探索，而“+营商环境”逻辑下的相关研究有利于丰富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讨论。
（二）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创新组态研究方法
虽然当前文献广泛探讨了对企业等经营主体所处的不同层级营商环境的测量方法和数据来源，但各层级指标体系的建立存在不均衡的情况。具体而言，省域级和城市级的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最为丰富，而国家级、县域级和企业级营商环境的研究稍显不足，这导致部分层级营商环境研究数据受限，进而影响了营商环境研究的普适性。尽管模糊集定性研究法（fsQCA）是当前营商环境研究中最为普遍采用的非线性研究方法，适用于不同数量的样本数据，且融合了统计分析与整体分析的优势，但是仍然面临数据缺失导致样本选择、个案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多种研究方法共同检验营商环境的作用机制与赋能效果，如实地调研（刘凤等，2023）、案例分析与传统定量研究等。此外，QCA研究方法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纳入时间要素概念发展时序QCA方法，或考虑复杂系统内不同要素间连接关系的强度（杜运周等，2021）。总之，进一步升级QCA方法能够实现组态研究的方法创新，有利于对营商环境的动态演化路径与后续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三）探索多元作用路径，延伸营商环境的价值效应链条
一方面，明确优质营商环境的作用机制是进一步发挥其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的重要前提，然而不同理论视角下营商环境发挥价值效应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参照制度组态视角或复杂系统观相关研究（杜运周等，2022），从市场、政府主体互动下多元要素的非线性驱动路径出发，讨论营商环境对经营主体经营活动的作用路径。另一方面，当前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文章关注营商环境对城市或企业的创新、创业、融资、投资等经济活动的影响，后续的研究可扩大营商环境的作用范围，将营商环境价值效应的研究拓展到其他领域。例如，（1）营商环境与旅游复苏：营商环境作为描述城市承载力和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可能会对旅游经济的复原力具有重要影响；（2）营商环境与绿色发展：营商环境作为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的有机结合，会对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城市“双碳”目标的实现，以及新能源行业的蓄力发展等产生影响；（3）营商环境距离：正如文化距离、制度距离等会对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产生影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差距同样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以及该国家或地区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
（四）分析区域发展特征，挖掘营商环境的动态演化机制
目前关于营商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特定时间节点下特定区域内营商环境静态价值效应的探讨，缺乏关于更广泛时空范围内营商环境综合影响的研究。在空间范围方面，不同城市的营商环境塑造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例如，“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呼吁更多关于中国南北方营商环境理论差异来由的探讨，而杜运周等（2022）认为区域层面的营商环境差异来自发展阶段、资源和技术禀赋等的不同，因而应当鼓励各区域发展优势产业，实现具有差序格局的区域协同发展。然而，目前关于营商环境视角下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较为有限，其背后的学理来源与对应机制仍需进一步讨论。在时间序列方面，当前关于营商环境作用路径的讨论几乎都是截面式研究，聚焦于特定时间点下营商环境水平对城市发展与企业行为的影响。然而随着营商环境优化措施的实施，城市营商环境发生了显著演变，在此背景下，企业行为在区域营商环境改变的纵向时间推移中所展现出的敏感性值得深入研究。未来学者可以基于动态视角探讨横向空间范围与纵向时间序列中营商环境的演变趋势，并进一步分析其学理背景和后续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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