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等，2022；韩保江和李志斌，2022）。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拥有新的内涵，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作为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体，企业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劳动者报酬、增加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行为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李海舰和杜爽，2022）。企业充分利用多种分配工具以减少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配不平等问题，有助于实质性地推进共同富裕（肖土盛等，2023）。因此，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不仅要关注社会福祉的提升，更要重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财富增长的平衡性。

在现实中，一些企业未能贯彻共同富裕的初心，在重视外部社会责任投资的同时却忽视了内部社会责任履行，存在明显的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问题。迄今为止，仅有少数文献关注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驱动因素。例如，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管理团队体现了“优先惠外”的行为逻辑：塑造社会声誉和政治合法性的动机会促使家族企业更多参与慈善捐赠等外部社会责任履行，而创造家族财富的意愿和掌握主导决策的权力则会导致控股家族剥削内部员工福利（Ye和Li，2020；朱斌，2015）。私营企业更多地投资于慈善活动，更重视外部社会责任行为，而内部治理结构更加完善的国有企业则更重视员工福利（邹洁和武常岐，2015）。提高女性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企业更广泛地参与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Jin等，2023），媒体关注和舆论压力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企业在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下更倾向于采取慈善捐赠，反之则积极加强员工福利（邹洁和武常岐，2015）。上述研究认为，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导致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重要诱因，因此制约该背离现象有赖于成熟的制度环境和完善的治理结构。

事实上，并不存在完美的制度环境。即使在成熟的制度体系下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问题依然屡见不鲜（Shi等，2017）。这表明，仅仅强调持续完善制度工具和推动市场化发展的研究难以为监管部门提供可操作的建议。本文认为，企业行为理论中的管理者期望效应能够为解释该问题提供合适的理论机制。它强调组织管理者依靠行业竞争者的动态来制定组织经营期望（Cyert和March，1963），并通过比较组织当前的状况与期望水平之间的差距来调整后续决策行为（连燕玲等，2019）。基于这一逻辑，管理者在面对地区间制度发展差异性和不均衡性时，也将通过对标同行其他企业所在地的制度发展水平来制定地区间制度期望，并通过比较企业所在地的制度发展水平相较于地区间制度期望的差距作为后续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参照点（连燕玲等，2022）。

本文聚焦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视角探讨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外部诱因。考虑到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既会引发企业起源劣势（liability of origin），从而激发管理者的合法性构建动机，也会增加企业系统经营风险，由此强化管理者的模糊性规避动机；两者都可能导致企业将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配置到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上，同时抑制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而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分别能够提高企业透明度和强化企业关系网络（Barkemeyer等，2020；林志帆和龙小宁，2021），进而削弱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理论贡献体现在：第一，构建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新视角。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财富增长的平衡性。本文着重探讨共同富裕背景下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的背离问题，为相关领域研究者开启了合适的视角。第二，拓展企业行为理论视角下组织期望的多元性。本文将地区制度发展水平作为企业外部管理目标纳入组织期望与战略响应的理论框架之中，基于管理者期望视角探讨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结果，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中关于外部管理目标与组织期望的研究。第三，完善转型经济背景下地区间制度发展均衡性的研究。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局势与制度环境研究中的瓶颈，构建了地区间制度发展差异性与企业决策的理论框架。第四，本文聚焦于地区制度空隙引发的信息不对称与资源束缚等问题，结合企业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两个理论机制探讨企业社会关注水平与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厘清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边界条件。

二、文献回顾

（一）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共同富裕赋予了企业社会责任新的内涵和使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肖红军和张哲，2022）。根据不同的履行方式和服务对象，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初级社会责任包括提升劳动报酬、完善员工保障和缩小内部薪酬差距等行为，对象主要为股东、高管、员工等。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初次收入分配视角来寻找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与缩小内部薪酬差距的驱动因素，包括《反垄断法》实施与税务监管体系完善（肖土盛等，2023）、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和数字化转型（贺梅和王燕梅，2023）等。中级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通过经营与纳税创造社会财富，为再分配提供充足资金来源，对象主要为客户、政府、社区等。相关文献致力于从二次收入分配视角探索国家税收政策的完善机制（魏志华等，2022），但目前该领域的学术探索和研究关注还略显不足，尤其缺乏基于数据的实证检验。而企业高级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主要为慈善捐赠和环保投资等公益活动，受益对象主要为外部社会弱势群体。相关研究主要从第三次分配的视角分析企业慈善捐赠的多维动机以及外部制度机制（陈运森等，2023）。

综上所述，企业三个层级的社会责任分别与三次分配相契合，其履行社会责任与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目标具有一致性。然而，企业在不同层级的社会责任履行上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会加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失衡程度。这表明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目标还有赖于完整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即融合不同层级的社会责任（李海舰和杜爽，2022）。已有文献大都单一地聚焦于探讨企业初级社会责任如何参与第一次分配过程，以及企业高级社会责任如何响应第三次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层级间社会责任履行的协同与平衡性对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这一遗漏不仅会约束学术研究中理论视角的开拓，也会导致企业管理实践未能真正地贯彻共同富裕的建设初心。基于此，本文将从整体性视角探索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通过将其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来探索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和背离的具体诱因。

（二）制度环境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

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和履行不一致性是指企业为了应对多重制度压力而故意夸大自身的社会责任履行和绩效的行为，其目的在于获取社会合法性（Crilly等，2012）。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社会责任报告的不一致性（Tashman等，2018）、选择性地披露积极社会责任行为而隐瞒消极社会责任行为（Marquis等，2016）与企业漂绿行为（Testa等，2015）等。鉴于合法性诉求是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的根本动因，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不同制度情境探索其诱发机制，包括企业国际化程度（王益民和王友春，2022）、母国制度空隙（Tashman等，2018）、母国环保建设（Marquis等，2016）等。遗憾的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到企业在履行不同层级社会责任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约束了该领域研究视角的开拓。同时，由于跨国企业需要同时面临多重制度压力（王益民和王友春，2022），这为探讨该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情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一致性的已有研究大都集中于国际商务领域，而聚集单一国家制度环境的研究仍旧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

共同富裕发展背景为本文探讨企业选择性参与内外部社会责任提供了新契机。正如上文所述，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与履行路径是一个完整体系，需要不同层级社会责任之间的相互交织与协同（李海舰和杜爽，2022）。而企业只重视外部却忽视内部社会责任的选择性行为主要源于社会、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其施加的制度压力（邹洁和武常岐，2015）。管理者主要依赖于组织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性来凸显和夸大企业社会责任绩效（Ye和Li，2020），其目的在于赢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与社会合法性。基于上述分析，该行为在战略动因、行为过程和管理目标上与以往研究存在较高的重合度，本文将其纳入到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和履行不一致性的研究框架之中，由此提出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corpo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deviation）这一概念，定义为企业履行外部社会责任大于内部社会责任的程度。

同时，“转型经济”与“新兴经济”特征兼具的中国制度环境为学者弥补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研究空缺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地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其制度环境已经贴近成熟经济体水平（Shi等，2017），而其他未能展现巨大经济活力的地区市场依旧存在一定的制度空隙和缺陷（罗兴武等，2018），从而导致中国不同省市地区之间的市场经济呈现“非均衡推进”特征，制度发展水平存在相对差距（周中胜等，2012）。地区制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预示着企业将面对更多经营挑战，包括信息不对称性（James等，2020）、法治体系不完备（周中胜等，2012）和监管措施执行不到位（Sydow等，2022），进而导致企业与同行其他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时身陷劣势。企业作为以盈利导向的社会嵌入性组织，具有较强的社会比较动机。因此，管理者会根据同行竞争者所处商业环境的制度发展水平来设定地区间制度期望（连燕玲等，2022）。当企业所在地的制度水平低于地区间制度期望，市场环境条件的相对劣势会导致管理者为了追求外部管理目标而将更多资源配置到外部社会责任履行，进而加剧企业逃避内部社会责任履行的可能性。综上，本文将致力于探讨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影响以及相关情境机制。

三、假设提出

（一）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关系

当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制度基础设施不够成熟，未能支持高效和有效的市场交易，商业环境中充斥着更多不确定性因素（连燕玲等，2022），市场环境条件的劣势导致有限理性的管理者更加关注外部管理目标，并将更多的决策注意力和资源分配到有助于构建竞争优势的战略行为（Greve和Teh，2018）。本文认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将正向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作用路径见图1），原因如下：

第一，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表明企业经营所在地市场基础建设薄弱，由此产生的起源劣势将激发其合法性构建动机，导致企业将更多资源配置到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与经营所在地制度发展较为完善的行业竞争者相比，处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焦点企业面临着市场机制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法律执行力薄弱等制度缺陷（杨勃和刘娟，2020）。外部投资者、分销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常常会“理所当然地”产生刻板偏见，对其产品质量、治理结构等贴上负面标签（Bartlett和Ghoshal，2000）。起源劣势导致处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企业陷入合法性困境，其相较于同行竞争者更加难以获得潜在合作者的信任和建立合作关系（Marano等，2017）。为了弥补外部管理目标上的比较劣势，管理者倾向于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配置到外部合法性构建（连燕玲等，2022），即更多履行外部社会责任。同时，在企业注意力与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下（Cyert和March，1963），外部社会责任行为的过度增加往往会挤压内部社会责任履行，从而加剧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

第二，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不确定性较高，由此产生的经营风险将激发其模糊性规避动机，导致企业将更重视外部社会责任履行。随着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增大，企业经营所在地的产权保护机制和法治体系更为薄弱（周中胜等，2012），外部市场环境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连燕玲等，2022），进而威胁企业的生存与成长。与主观判断存在较高模糊性的事件相比，企业决策者更倾向于选择具有精确概率的事件（Fox和Tversky，1995；Ellsberg，1961），即模糊性规避（ambiguity aversion）。换言之，企业会在外部市场环境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时积极寻求降低模糊性的战略行为（Beauchene，2019）。比较而言，外部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企业与潜在利益相关者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Mair等，2012），提高外部关系网络的稳固程度，从而有效克服市场环境不确定性（Khan等，2018），规避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引起的经营威胁。反之，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履行通常无法有效改变外部社会网络。因此，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激发的企业模糊性规避动机将促进其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越大，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程度越大。

（二）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

根据上文分析，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会带来企业起源劣势和加剧系统经营风险，由此激发组织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导致管理者将有限注意力和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外部社会责任履行。因此，规避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有效策略即是缓解企业起源劣势和削弱系统经营风险，进而推动管理者将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在内外部社会责任之间均衡分配。一方面，企业起源劣势是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观对焦点企业贴上的负面标签（Bartlett和Ghoshal，2000），而提升组织透明度可以有效降低此类合法性威胁（Wu等，2020）。例如更高的社会关注水平能够缓解由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的利益相关者刻板偏见，进而削弱合法性构建动机。另一方面，模糊性规避动机源于管理者对系统经营风险的担忧（Beauchene，2019），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是企业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模糊性的内在禀赋（林志帆和龙小宁，2021）。作为组织“网络关系+社会资源”的结合体，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快速构建合作关系和缓解企业所需承担的外部性成本（连燕玲等，2019），进而削弱模糊性规避动机。综上所述，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产生的调节效应。

1. 削弱合法性构建动机：企业社会关注水平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社会大众逐渐成为除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治理结构之外的第三方监督力量，在规范企业经营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arkemeyer等，2020）。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赋予了社会大众更多的信息搜索渠道，导致社会关注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进而营造更加公平的商业环境。本文认为企业社会关注水平能够削弱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正向关系，原因如下。

首先，企业社会关注水平能够缓解起源劣势的消极影响，抑制企业合法性构建动机。企业社会关注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性（Barkemeyer等，2020），有利于向外部市场传递积极信号，避免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处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企业产生刻板偏见。比较而言，受到高度社会关注的企业透明度更高（Li和Zhang，2022），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所产生的起源劣势与合法性威胁更弱，进而削弱了管理者的合法性构建动机，抑制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其次，企业社会关注水平也能够完善外部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企业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构建合法性的倾向。较高的企业社会关注水平也表明焦点企业受到更多外部市场的监督和审查（Barkemeyer等，2020）。而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作为一种机会主义策略（Tashman等，2018），更容易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负面评价，无法帮助企业达到合法性构建的目的。尽管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激发了管理者合法性构建动机，但较高的社会关注水平会促使焦点企业暴露在严格社会监督之下（Li和Zhang，2022），从而降低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对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2. 削弱模糊性规避动机：高管团队社会资本

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主要凭借高管团队拥有的知识、经验、能力和资源赢得优势。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包含了高管成员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总和（连燕玲等，2019），能够为企业构建商业合作和进入新领域提供重要保障（林志帆和龙小宁，2021），进而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引发的经营风险（Peng和Luo，2000）。本文认为高管团队社会资本能够削弱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正向关系，原因如下。

首先，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巩固商业合作网络，削弱企业模糊性规避动机。高管团队社会资本是“网络关系+社会资源”的结合体，有助于企业和当地其他企业或产业上下游企业形成良好的商业合作（林志帆和龙小宁，2021），帮助企业快速构建关系网络（Nahapiet和Ghoshal，1998）。尽管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加剧了企业在交易、合作等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高管团队可以凭借自身独特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来应对潜在市场威胁（Peng和Luo，2000），降低了模糊性规避动机和抑制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其次，高管团队社会资本能够提升企业危机应对能力，降低企业对外部模糊性的忧虑。高管的职业经历、管理经验也是其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燕玲等，2019）。当面临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时，知识和经验丰富的高管能够为企业应对商业环境的模糊性提供良好的咨询作用（Nahapiet和Ghoshal，1998），帮助企业准确清晰地评估当前的市场情形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连燕玲等，2019），由此削弱了模糊性规避动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五个途径：（1）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基础数据来源于王小鲁、樊纲、胡李鹏等合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企业职工薪酬与福利的基础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3）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来源于和讯网；（4）企业层面数据和高管团队特征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5）企业社会关注水平数据由本文作者通过Python爬虫和整理所得。

根据以往学者的标准以及结合本文主题，本文进一步对上述A股上市企业样本采取严格筛选，以确保样本选择的合理性：①剔除企业性质无法判定的公司；②剔除ST、PT以及资不抵债的公司样本；③剔除了金融行业的公司样本；④剔除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公司样本。基于上述处理，本文获得了一个数据年限2012—2020年，由3284家企业构成的观测值为17322的最终样本。

（二）研究模型构建

基于本文研究假设，设定以下待检验模型：

其中，CSR_D_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在t期的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程度；IA_i,t-1为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在t−1期的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大小；SC_i,t和TC_i,t为调节变量，分别表示企业i在t期的社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Control_i,t代表控制变量，例如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产权性质等；Firm和Year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三）指标选取和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CSR_D_i,t）。该变量用于描述企业外部社会责任履行高于内部社会责任履行的程度。根据和讯网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评价标准，本文将股东责任、员工责任划分为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将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划分为企业外部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而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这一维度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本文未将其包含在因变量计算之中。综上所述，本文最终利用企业在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两个维度的总得分减去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两个维度的总得分的差值来衡量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程度。

2. 解释变量

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IA_i,t-1）。借鉴企业行为理论中的绩效期望落差的变量核算方法（Greve，2003；Chen，2008），制度期望落差定义为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的地区发展的实际制度水平（P_i,t-1）与制度期望水平（A_i,t-1）间的落差程度，具体测量方式如式（2）所示：

其中P_i,t-1表示企业注册地在t−1期的实际制度水平，选取樊纲市场化指数作为基础指标进行衡量；A_i,t-1表示企业在t−1期地区间制度期望水平。若企业注册地实际制度水平低于地区间制度期望水平，那么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为两者间差值的绝对数；反之，则取值为0。地区间制度期望水平（A_i,t-1）采用企业所在行业的其他企业注册地t−2期实际制度水平的平均值进行测量，即基于行业竞争者比较形成的地区间制度期望。具体测量如式（3）所示，其中j表示除焦点企业i之外的同行企业。

3. 调节变量

企业社会关注水平（SC_i,t）。该变量反映了企业受到社会大众关注程度的高低。借鉴宋双杰等（2011）等研究，本文利用企业名称或股票代码的网络搜索数量作为基础指标，企业社会关注水平的具体测量方式为企业当年网络搜索总次数加1的自然对数。

高管团队社会资本（TC_i,t）。该变量描述了高管团队拥有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源总和。借鉴已有文献（连燕玲等，2019），企业社会资本包括海外社会资本、学术社会资本和金融社会资本3个维度。其中，高管团队海外社会资本通过拥有海外留学或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人数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计算；高管团队学术社会资本通过拥有高校或其他学术机构担任职务经历的高管人数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计算；高管团队金融社会资本通过拥有金融机构担任职务经历的高管人数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计算。最后，本文通过加总高管团队海外社会资本、学术社会资本和金融社会资本得到高管团队社会资本。

4.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研究，本文控制了以下几个维度的因素。①企业年龄（FA_i,t）：企业上市至今所经历的年数；②企业规模（FS_i,t）：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③企业产权性质（ID_i,t）：若企业为民营企业，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④现金比率（CA_i,t）：企业货币资金和有价证券占流动负债的比值；⑤企业市值（TQ_i,t）：托宾Q比率；⑥企业经营效率（ROA_i,t）：企业税前净利润占资产总额的比值，即企业总资产收益率；⑦财务杠杆（FD_i,t）：企业负债占总资产的比值；⑧股权集中度（OC_i,t）：企业前五大股东持股份额的赫芬达尔指数；⑨CEO持股比例（MH_i,t）：CEO持股数量占企业总股数的百分比例；⑩董事会规模（DN_i,t）：董事会成员的总人数；⑪行业竞争强度（IC_i,t）：企业市场份额的赫芬达尔指数。除此之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Firm effect）和年份（Year effect）固定效应。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四）描述性与相关性统计分析

表1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CSR_D_i,t）的均值为−11.524，标准差为6.368。解释变量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IA_i,t-1）的最大值为7.965。调节变量企业社会关注水平（SC_i,t）的均值为11.952，标准差为2.851，表明上市企业被关注水平相似程度较高；高管团队社会资本（TC_i,t）的均值为0.316，标准差为0.266，表明企业之间高管团体社会资本差距较为明显。

五、实证检验

（一）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关系检验

表2列示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模型（1）结果显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IA_i,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coef.=0.728, p<0.01）；模型（2）是加入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后的检验模型，结果显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coef.=0.447, p<0.01），表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后续加入交互项后的模型（3）—（5）中依旧显著，由此本文假设1得到验证。

（二）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2模型（3）结果显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社会关注水平交互项（IA_i,t−1×SC_i,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coef.=−0.078, p<0.01），表明企业社会关注水平越高，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并且这一结果在全模型（5）中依旧显著（coef.=−0.077, p<0.01），由此本文假设2得到验证。表2模型（4）结果显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交互项（IA_i,t-1×TC_i,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coef.=−0.310, p<0.01），表明高管团队社会资本越充沛，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弱，并且这一结果在全模型（5）中依旧显著（coef.=−0.299, p<0.01），由此本文假设3得到验证。

（三）拓展分析

1. 国有与民营企业的分样本检验

我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主要存在民营和国有两种经济主体，产权属性与所有权差异性导致两者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并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需要在兼顾营利目标的同时承担更多内外部社会责任（蓝海林，2014），包括参与更多慈善捐赠、制定更为完善的员工保障体系等；而引领民营企业的市场主导逻辑赋予其更强的经济利益追求动机（杨洋等，2015），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往往赋予更明显的印象管理与合法性构建目的。当受到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影响，不同的管理动机和决策逻辑可能影响模糊性规避动机与合法性构建动机的形成，进而导致最终的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存在一定差异性。基于此，本文进一步针对民营和国有企业采取分样本检验。

表3结果显示：模型（1）中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模型（2）中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本文利用似不相关估计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样本中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回归系数显著小于民营企业，支持前文的理论分析。

2. 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与企业经营成长之间的关系检验

企业社会责任一直被视为帮助企业赢得长期竞争优势的远期战略行为（Ye和Li，2020），但投资收益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也降低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观意愿（朱斌，2015）。现有文献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绩效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共同富裕的内涵能够为缓解上述研究争议给予一定启发，其本质要求为企业应当充分利用三次分配工具来降低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即企业需要平衡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将有限的注意力与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同时赢得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基于此，本文认为缓解上述观点冲突的潜在方法是进一步探讨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对企业经营成长的影响作用。具体地，本文分别检验了企业t期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对t期和t+1期企业经营成长（ROA）的影响作用。

表4列示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与企业经营成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 ¹。结果显示：模型（1）中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模型（2）中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其经营成长。进一步地，模型（3）中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模型（5）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背离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民营企业样本，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背离对企业经营成长的负向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模型（4）与模型（6）的检验结果也同样支持这一结论。

六、稳健性检验

（一）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替代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采用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自然对数减去企业职工福利支出自然对数的差值作为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替代性检验。表5检验结果显示：更换因变量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测量方式后假设1和2仍旧得到验证，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二）工具变量（IV）检验

为避免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问题，该部分进一步借助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夜间灯光强度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常用指标，本文选取第一个工具变量为地区夜间灯光强度（IV_D）。同时，考虑到日照时数、降水量等地区天气状况也会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本文选择地区年日照时数（IV_S）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两者均不会影响某个企业制定社会责任决策及其最终背离程度，因此符合外生性条件。

表6列示了基于工具变量的二阶段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为第一阶段检验模型，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F值为35.952，大于10，因此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模型（2）为第二阶段检验模型，结果显示校准后的解释变量（IA_H_i,t-1）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研究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三）Heckman二阶段估计

鉴于上市企业未完全披露社会责任履行信息会导致本文被解释变量存在选择偏差，该部分进一步利用Heckman二阶段估计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地，本文首先构建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指数的二元变量（RP_i,t），若披露，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将其作为第一阶段估计的被解释变量。其次，本文采用同行业其他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指数的比率作为工具变量（RPA_i,t），原因如下：一方面，企业所在行业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比率越高，该企业越容易受到同行其他企业的影响而披露该数据。另一方面，同行其他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不会显著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因此具有严格的外生性。

表7列示了Heckman二阶段估计结果。模型（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同行其他企业拥有社会责任指数观测值的平均比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焦点企业所在行业中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比率越高，越能够促进焦点企业披露该数据，因此支持本文的猜想。模型（2）—（6）为加入逆米尔斯比率（IMR_i,t）后的第二阶段检验模型，结果显示：本文假设1—3全部得到验证。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研究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七、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一。企业作为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体，承担着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责任，应当充分利用三次分配工具以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财富差距。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制度环境的逐步完善，监管部门和社会大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之而来的是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和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渐次发生。但学术界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仅有少数文献从公司治理视角寻找内部诱因，尚未将外部制度环境的相对特征纳入到理论研究框架之中。基于此，本文结合企业行为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探讨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一方面预示着企业将面对信息不对称性、监管措施执行不到位、产权保护机制薄弱等更多经营挑战，触发了组织模糊性规避动机；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商业环境的制度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由此产生的起源劣势将导致其产生强烈的合法性构建动机，两者都会推动企业管理者将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配置到外部管理目标，从而降低对内部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第二，企业社会关注水平和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两者分别通过削弱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进而影响管理者有限注意力和资源的配置。第三，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被削弱。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需要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政府主导逻辑赋予国有企业更强的自发性社会责任履行动机。第四，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对企业经营成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

（二）理论贡献

本文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基于共同富裕发展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文献，本文构建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研究议题。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企业履行内外部社会责任中的不一致性，并尝试着从公司治理视角探索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内部诱因，但始终未能紧密融合共同富裕的发展背景，尤其是对企业如何利用三次分配工具来缩小收入差距的关注依旧不足。这一现象与已有文献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在战略动因、行为过程和管理目标上存在较高的重合度，本文构建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这一研究议题，并基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探讨其外部诱因，为后续研究紧密围绕共同富裕发展背景给予指引。

第二，将制度效率纳入组织期望与战略响应的研究框架，拓展了企业内外部管理目标的多元化。尽管近年来组织绩效反馈如何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理论研究蓬勃发展，但对组织社会合法性、制度发展水平等外部管理目标的关注依旧不足，导致组织管理目标的复杂性未能在企业行为理论研究得以凸显。本文从地区制度效率视角考察了由组织外部管理目标构建的地区间制度期望对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作用，强调了外部环境因素对于塑造组织期望以及影响企业战略决策重要作用，并鼓励后续研究能够弥补现有研究在这一方面的不足。

第三，结合企业行为理论与制度空隙文献，丰富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对企业非市场战略决策影响结果。关于地区制度空隙、制度脆弱性和制度期望落差等商业环境特征如何影响企业非市场战略行为的文献研究目前还局限于企业整体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漂绿行为等，尚未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和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性参与等问题引起足够关注。本文分析并验证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的显著正向关系，由此拓展了地区间制度期望的已有文献研究，也丰富了关于制度空隙、制度脆弱性等相关主题的已有成果。

第四，基于组织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的解释机制，拓展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情境机制。关于地区间制度期望的探讨目前仍旧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聚焦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响应行为的直接作用机制，导致学者对于情境机制的关注略显不足。本文根据组织合法性构建动机和模糊性规避动机两条理论解释机制，探讨了企业社会关注水平与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对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从而丰富了组织外部管理目标绩效反馈作用的情境机制。

（三）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成果在拓宽现有理论研究范畴的同时亦具有较强的实践启示：

第一，企业管理者需要深入领会共同富裕的内涵和本质要求，均衡内外部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树立具有远期导向的战略决策理念。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层级与三次分配过程高度吻合，推进共同富裕目标需要企业充分利用分配工具以缩小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处于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企业管理者需要将有限的注意力与资源平衡地分配于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同时，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或民营企业家需要构建具有远期导向的战略视野，综合考虑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的潜在价值，均衡有限的注意力与资源在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维度的配置，避免过度的社会责任背离现象。

第二，政府部门在加快提升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的同时也需要重视不同地区之间的均衡性与协调性。我国制度市场兼具“新兴经济”与“转型经济”特征，各省份之间制度发展水平不协调与不均衡问题将诱发企业内外社会责任背离，进而威胁企业自身成长与员工福利保障。事实上，制度发展的均衡性与协调性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当前不容忽视的主要发展矛盾之一，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推动全国整体市场的稳定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合理调配资源和出台相关帮扶政策，加快推动落后地区的制度追赶，进而降低制度发展的失衡问题。

第三，市场监管单位需要联合社会大众、政府部门及企业主体，构建“三方共治”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三五”规划均强调社会参与监督将成为我国未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研究表明社会大众对上市企业的密切关注都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起源劣势，削弱管理者的合法性构建动机，进而抑制由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导致的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相关部门激发和支持社会大众对上市企业经营信息或社会责任报告的持续关注，有助于形成一种以社会参与为起点到政府主导为制高点的“自下而上”式的协同治理模式。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虽然本文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如何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提供了新的洞见，但还仍旧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第一，本文采用二手数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基础指标。但管理者期望因组织和管理者个体特征而异，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利用问卷调查法，结合以往制度空隙相关文献研究来构建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的测量题项，通过一手调查数据来验证相关研究假设。第二，本文关注了企业外部社会责任履行高于内部社会责任履行的背离现象，但管理实践中也不乏相反情况。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在本文研究议题的基础上拓展相关管理问题，例如企业过度关注内部社会责任而忽视外部社会责任履行等问题。第三，本文借助模糊性规避动机和合法性构建动机两个理论视角解释了地区间制度期望落差影响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背离的作用机制，但并未通过数据进行验证。未来研究可以借助爬虫、文本分析等技术工具将上述两个解释机制给予量化，由此提升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1为了便于观察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表4列示了本文对变量企业经营成长（ROA_i,t和ROA_i,t+1）放大100倍后的检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