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家族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Anderson和Reeb，2003；姜付秀等，2017；李新春等，2020）。在家族企业的众多类型中，“夫妻店”普遍存在（Amore等，2017；肖金利等，2018；许宇鹏等，2021a）。根据本文统计，截至2020年，在我国A股市场的家族企业中，以夫妻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占据了近三分之一（27.70%）。然而近年来，我国“夫妻店”家族企业却频繁在资本市场“爆雷”，例如2019年爆出天价财务造假案的康美药业，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为马兴田、许冬瑾夫妇。上述事件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控股股东或高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倾向于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该现象在公司治理机制并不完善的家族企业中尤为突出。因此，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成为了抑制管理层私利、助力家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手段。现有研究也表明，高质量的审计师不仅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人行为，还可以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息（杜兴强和谭雪，2016），从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Fan和Wong，2005）。

事实上，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针对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研究视角涵盖家族化方式、家族控制权、家族化管理等治理机制（魏志华等，2009；陈德球，2011；Ghosh和Tang，2015）。虽然已有文献丰富了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动因研究，但目前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相关文献较少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夫妻店”家族企业，并且尚未从夫妻权力配置模式的视角探讨“夫妻店”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动因。由于不同类型的家族企业可能在管理、资源以及战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Arregle等，2019），因而“夫妻店”在战略决策方面可能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家族企业。与此同时，企业的战略选择主要依赖于关键决策者（Cennamo等，2012），作为“夫妻店”关键决策者的夫妻双方如何进行权力配置会直接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许宇鹏等，2021b）。由此可见，从夫妻权力配置模式的视角探讨“夫妻店”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夫妻店”家族企业多倾向于采取夫妻共同领导的权力配置模式（Amore等，2017；胡旭阳，2019），但该模式对于夫妻的权力并未进行明确区分，容易导致夫妻对于公司决策主导权的争夺（高皓和安静，2021）。立足于中国情境，传统的社会规范以及风俗习惯影响着夫妻双方对于各自角色的认知，在“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长期影响下，丈夫相对于妻子形成了较高的家族权威，这使得丈夫长期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处于强势地位并通常在企业内部担任权力高于妻子的职务（许宇鹏等，2021b）。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现代企业的正式治理制度逐渐冲击着传统文化观念（李新春等，2018），导致性别差异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认知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并且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要消除在就业方面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上述政策的出台也表明夫妻之间的权威差异逐渐发生转变，妻子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妻子从家族企业的“幕后”走向“台前”，部分家族企业已经出现了妻子在董事会或管理层担任的职务高于丈夫职务的现象，本文将这一现象定义为“夫妻地位反转”。夫妻地位反转现象的出现不仅优化了现有夫妻共同领导的权力配置模式，而且冲击了传统社会文化认知下的家族企业治理理念，从而进一步契合了我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现实中，夫妻地位反转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例如实益达的乔昕（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和陈亚妹（董事长）夫妇，永太科技的何人宝（董事）和王莺妹（董事长）夫妇。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夫妻地位反转并不等同于传统性别多样性视角下的女性管理者研究。传统女性管理者的研究基本以性别差异为研究视角来探究女性管理者如何借助自身的管理权优势来影响一般企业的战略决策（祝继高等，2012；Luo等，2017；唐玮等，2021），夫妻地位反转则是以“夫妻店”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明晰具有婚姻关系与家族属性的夫妻控制权为前提，从管理权视角来探究夫妻之间的权力分配模式，并进一步关注夫妻之间管理权与控制权的交互作用，这使得夫妻地位反转不仅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更会受到婚姻关系与家族属性的约束。因此，随着以妻子为代表的“她力量”在家族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显著，探讨夫妻地位反转能否促使家族企业聘请高质量审计师以助力家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成为了检验夫妻地位反转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夫妻控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系统考察了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地位反转能够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其机制在于夫妻地位反转促使家族企业更加注重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改制型、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较低和处于传统伦理文化较弱地区的家族企业来说，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基于夫妻特征因素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和谐的婚姻关系与后代涉入数量能够强化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另一方面，相较于妻子高管亲戚，丈夫高管亲戚会抑制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进一步区分控制权配置的研究发现，当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时，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更有效地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妻子谨慎决策的替代性假说。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结合家族企业异质性特征为“夫妻店”家族企业如何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夫妻控制的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家族企业异质性特征构建了“夫妻地位反转—审计师选择”的研究路径，不仅为家族企业如何优化审计师选择提供了思路，而且从夫妻关系的视角丰富了家族企业异质性问题与审计师选择领域的相关研究。第二，从“夫妻地位反转”的家族结构视角丰富了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相关文献。本文从夫妻身份变化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变迁对于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影响，并将婚姻状况、后代情况、亲戚属性等因素纳入统一逻辑框架内进行分析，不仅为理解基于夫妻身份变化的权力配置模式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拓展了家庭结构视角下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第三，从婚姻关系与家族属性方面拓展了女性管理者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以往研究重点以单一的性别多样性为视角来探讨女性管理者对于公司战略决策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夫妻关系纳入到女性管理者的研究框架，在婚姻关系与家族属性的基础上探究夫妻之间权力分配模式如何在公司战略决策方面发挥作用，验证了以妻子为代表的“她力量”在家族企业战略决策方面存在的积极效应。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回顾

1.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文献回顾

在“一股独大”、投资者保护不力以及公司治理机制并不完善的中国家族企业中，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尤为突出（姜付秀等，2017）。外部审计作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具体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发挥鉴证作用从而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缓解代理冲突（Jensen和Meckling，1976）。鉴于高质量的审计师在完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作用，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展开了研究。从家族企业的规模来看，由于我国家族企业大多规模较小，出于审计成本的考虑，其对于高质量的审计师需求较低（魏志华等，2009）。从家族企业的家族化方式来看，相较于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陈德球和叶陈刚，2010）。从家族企业的控制类型来看，家族股东大会超额控制与家族管理层控制会导致家族企业避免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而家族董事会超额控制则会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陈德球等，2011）。与此同时，基于美国情境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有着更强董事会治理水平的家族企业更可能选择专业的审计人员进行更为谨慎的审计工作，从而弱化第二类代理冲突，并呈现更高的盈余质量（Srinidhi等，2014）。另一方面，家族企业具有直接的控制权、更高的管理整合度、更低的运营成本等特征，这导致其并不倾向于会计造假，因而降低了自身对于高质量审计师的需求（Ghosh和Tang，2015）。

2.夫妻控制型家族企业文献回顾

夫妻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胡旭阳，2019），是影响家族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Poza和Messer，2010）。当夫妻作为企业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时，妻子能够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Carlsson等，2012）。部分学者认为夫妻共同控制有助于优化家族企业的战略决策，但也有研究则认为夫妻共同控制会对家族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夫妻控制型家族企业的有利影响与不利影响两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从夫妻控制型家族企业的有利影响来看。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家族企业，夫妻共同领导的家族企业具有更低的员工流动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Amore等，2017）。与此同时，“夫妻店”家族企业能够灵活调节成本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许宇鹏，2020），从而提升企业的资产收益率（Belezon等，2016）以及创新水平（许宇鹏等，2021b）。此外，夫妻控股能够有效抑制控股家族对于中小股东的掏空行为（许宇鹏等，2021a），从而助力企业价值的提升（王建峰和赵蔚家，2021）。从夫妻控制型家族企业的不利影响来看。夫妻的家庭冲突和沟通不畅等问题极可能传导到企业内部，恶化企业决策质量，从而影响企业长远发展（Poza和Messer，2010）。由于更加关注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维护，夫妻搭档时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更低（胡旭阳和张佳楠，2018；胡旭阳，2019）。与此同时，夫妻共同持股不仅会降低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肖金利等，2018），还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张学志和柯婵，2022）。

3.文献述评

由上述文献可知，一方面，目前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并且更多地考虑企业间同质性因素对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忽视了“夫妻店”作为反映家族企业异质性特征的重要研究对象会如何对待审计师选择问题。另一方面，目前“夫妻店”家族企业的研究通常关注夫妻共同领导或共同持股的影响，并未紧密结合婚姻与家族属性来探讨传统文化视角下的权威差异变迁导致的夫妻权力配置模式的变化。基于此，本文以夫妻控制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夫妻地位反转对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产生的影响，在丰富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动因研究的同时，亦为理解夫妻地位反转如何影响企业审计师选择决策提供合理解释。

（二）假设提出

婚姻是由风险偏好存在差别的两个不同性别的个体组合而成，因此夫妻双方的权力配置模式如何影响包括审计师选择在内的经营决策是一个重要问题（肖金利等，2018）。当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妻子作为管理层权力配置的优势方，其在家庭与企业中独有的角色能够帮助家族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许宇鹏等，2021b）。由于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改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提升公司价值（Fan和Wong，2005），因而夫妻地位反转能够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然而在夫妻地位反转后，妻子仍然可能受到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导致夫妻地位反转权力配置模式下妻子主导企业决策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此时妻子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目的可能在于向资本市场传递信号从而提升自身合法性。由此可见，夫妻地位反转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原因既可能是出于实现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目标，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妻子提升自身合法性的需求。因此，本文从完善治理机制与提升合法性两方面分析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基于完善治理机制视角的分析。家族企业的重要目标在于实现基业长青（杜善重，2022），然而中国家族企业建立时间短、投资者保护不力等特征使其面临较为严重的代理冲突（Classen等，2002；姜付秀等，2017），从而不利于基业长青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降低代理冲突从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成为了助力家族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目标的关键。审计被认为是一种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重要机制，公司代理成本越高，对独立审计的需求就越高（Watts和Zimmerman，1983；陈良银等，2021）。当丈夫在家族企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时，企业体现出更强的男子主义倾向与家长作风，这促使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侵占非家族成员的利益来满足家族成员的需求（Wong等，2011；肖金利等，2018），从而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产生不利影响。相比之下，作为女性的妻子往往更加关心他人的福祉，对道德伦理问题更加敏感（Erat和Gneezy，2012；Brough等，2016）。当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作为在公司内部地位高于丈夫的管理者，妻子不仅能够减少家族企业的男子主义倾向与家长作风，还能够将较高的道德水准通过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方式对丈夫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Chen和Li，2009；Wilcox，2011；宁博等，2020），从而减少企业内部家族成员对于非家族成员的利益侵占。与此同时，夫妻地位反转意味着妻子不仅在家庭与企业中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而且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与家族权威（Amore等，2017；Eglene等，2007），这促使丈夫更愿意与妻子分享公司的相关信息并尊重与听从其建议（Van Auken和Werbel，2006；肖金利等，2018），从而使得家族企业更倾向于从长远发展的视角考虑战略决策的制定（Belenzon等，2016；许宇鹏等，2021a）。因此，在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家族企业更倾向于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高质量审计师不仅可以通过独立验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使得内部人难以从事寻租活动（Jensen和Mec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1983），从而提高被审计单位的审计质量和盈余可靠性，而且能够显著降低被审计单位的资本成本（Ghoul等，2016；Zhang等，2019；董雪雁等，2021），促使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得以不断完善。

基于提升合法性视角的分析。“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文化以及风俗习惯深刻影响着中国家族企业内部管理层的思想意识，在传统观念的长期影响下，丈夫相对于妻子形成了较高的家族权威，这使得丈夫长期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处于强势地位并通常在企业内部担任权力高于妻子的职务（陈德球，2011；肖金利等，2018）。虽然夫妻地位反转的权力配置模式提升了妻子在家族企业内部的地位，但妻子在潜意识中仍受制于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即夫妻地位反转存在“形式重于实质”的问题，导致妻子因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难以在企业决策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李兰等，2017），从而引发企业内部与外界对于夫妻地位反转权力配置模式下妻子主导企业决策合法性的质疑。由于合法性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其能够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他人来规范或者影响他人行为（DiMaffio和Powell，1983；赵晶等，2015）。因此，在夫妻地位反转的权力配置模式下，妻子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以提升自身在家族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合法性。由于外部审计是公司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Titman和Trueman，1986），而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会驱动企业对审计质量的追求（董雪雁等，2021）。与此同时，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市场对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依赖性（李百兴等，2020）。因此，在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妻子有动机聘用规模更大、声誉更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借助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鉴证作用，增强企业财务信息披露的可信度，向市场传递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和公司质量的积极信号，从而打破性别偏见引发的外部质疑（唐玮等，2021），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家族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合法性地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夫妻地位反转能够促使家族企业聘用高质量审计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夫妻共同控制的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以2011年作为起始研究年限的原因在于证监会于2012年颁布了新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并且公司年报一般会提供同期比较数据，因此本文将2011年的相关数据包含在样本期间内。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的识别需要在明确一般性质家族企业定义的基础上实现，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本文借鉴姜付秀等（2017）的研究，将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界定为家族企业：（1）最终控制人能够追溯到自然人或家族；（2）该自然人或家族具有实质控制权且为第一大股东；（3）除实际控制人外，至少一名有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持股/管理/控制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公司，在此基础上使用CSMAR（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研究数据库”筛选研究样本。其次，在明确家族企业样本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根据上市家族公司年报搜集了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信息，当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夫妻时，本文将其界定为夫妻共同控制的家族企业，其中夫妻关系的判断依托招股说明书、公司年报以及新浪财经等途径。进一步地，在样本选择过程中，本文：（1）剔除ST、*ST的公司；（2）剔除存在较多缺失值和资不抵债的公司；（3）剔除金融与保险类公司；（4）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分位进行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和异常值的影响。其余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国泰安）以及WIND（万得）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审计师选择（AS）。在会计师事务所中，“国际四大”（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被认为是高质量审计服务的代表，在审计行业具有较高声誉（陈良银等，2021；唐玮等，2021）。因此，本文借鉴陈良银等（2021）的研究，以国际四大作为审计师选择AS的代理变量。当公司年报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时，AS记为1，否则为0。

2.夫妻地位反转（Couple）。目前关于夫妻地位反转的研究并不多见，虽然部分学者关注了“夫妻搭档治理”（Amore等，2017；胡旭阳和张佳楠，2018；胡旭阳，2019）、“夫妻共同持股”（肖金利等，2018；许宇鹏，2020；许宇鹏等，2021b；张学志和柯婵，2022）对于家族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但以往文献并未识别出妻子与丈夫在公司职位方面的差距，这是本文界定夫妻地位反转概念的关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影响深远，这使得丈夫相对于妻子拥有更高的家族权威（王建峰和赵蔚家，2021），体现在家族企业内部则表现为丈夫在董事会或管理层担任的职务要高于妻子（陈德球，2011）。根据权威理论的观点，组织中的权威体系是一种信息交流体系，通过命令的下达和被接受使得组织协调运作，有利的职位地位会带来更丰富的信息和广阔的视野从而进一步强化个人权威（Barnard，1974；Eglene等，2007）。因此，当妻子在家族企业中担任的职务高于丈夫时，这表明妻子相较于丈夫拥有更高的家庭地位与家族权威，本文将这种权力配置模式定义为夫妻地位反转。具体来说，当妻子在董事会或管理层中担任的职务高于丈夫在董事会或管理层中担任的职务时，Couple记为1，否则记为0。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较晚，多数家族企业仍处在创始人控制阶段（姜付秀等，2017），因此本文并未删除创始人为夫妻的样本。与此同时，为了保障结论的稳健，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剔除了创始人为夫妻的样本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方面，本文并未从中性视角（“从妻子领导转为丈夫领导”或“从丈夫领导转为妻子领导”）而是从男性领导者的视角来定义夫妻地位反转，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反映我国大力提倡男女平等政策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文化的冲击，而且能够结合传统社会认知变迁的现实背景来充分反映夫妻地位反转的内涵。与此同时，为了保障结论的稳健，本文在内生性检验部分采用中性视角对夫妻地位反转进行了界定并采用Stagger DID的方法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李百兴等（2020）、陈良银等（2021）和唐玮等（2021）的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了影响审计师选择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假设H1是否成立，本文建立了回归模型（1），其中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α₀表示截距项，ε代表残差。若模型（1）的回归系数α₁显著为正，则表明假设H1成立。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

表2描述了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Panel A是描述性统计，由Panel A可知，家族企业选择“四大”的平均占比为2.2%，说明家族企业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比例仍有待提升。Couple的均值为0.097，表明有9.7%的“夫妻店”家族企业发生了夫妻地位反转的情况，并且Couple的均值（0.097）高于中位数（0.000），说明样本期间内的“夫妻店”家族企业开始倾向于采用夫妻地位反转的管理层配置模式。Panel B是差异性检验，由Panel B可知，夫妻地位反转家族企业（Couple=1）审计师选择的均值为0.089，高于夫妻地位未反转家族企业（Couple=0）审计师选择的均值0.016，并且T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夫妻地位反转家族企业（Couple=1）审计师选择的中位数与夫妻地位未反转家族企业（Couple=0）审计师选择的中位数相等，并且Wilcoxon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差异性检验结果基本印证了本文的结论，但二者的关系需要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进行验证。

（二）实证回归结果

表3列示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回归结果。第（1）列为仅包含解释变量夫妻地位反转Couple的回归结果；第（2）列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由第（1）列可见，在未纳入控制变量回归的前提下，Couple系数显著为正；由第（2）列可见，在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后，Couple系数依旧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夫妻地位反转促使了家族企业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H1成立。

（三）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由于工具变量法能够较好地修正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企业所在地区的明清时期孔庙数量（Confucius）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归。一方面，孔庙背后蕴含的伦理思想会对管理层配置产生影响（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另一方面，地区书院数量是过去（明清时期）的历史事件，与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关系不大。由此可见，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的要求。表4的第（1）（2）列报告了工具变量法两阶段的回归结果。通过第（1）列可见，Confucius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通过第（2）列可见，Couple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2.Heckman两阶段模型

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对样本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在Heckman第一阶段的回归分析中，本文通过Probit回归构建夫妻地位反转的影响因素模型。本文将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作为Probit回归的控制变量；与此同时，采用孔庙数量（Confucius）作为工具变量纳入Probit回归。通过Probit回归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并将IMR放入模型（1）中进行第二阶段回归，若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与主回归结果一致，说明结论稳健。表4的第（3）列为Heckman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由第（3）列可知，在控制了IMR后，Coupl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并未影响本文结论。

3.夫妻地位反转的动态变化：基于Stagger DID思路的检验

夫妻地位反转的动态变化对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是保障本文结论有效性的重要方法。具体来说，夫妻地位反转的变化主要存在两种情况：其一，从丈夫领导转为妻子领导（“从无到有”）。其二，从妻子领导转为丈夫领导（“从有到无”）。如果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有效助力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那么当夫妻地位反转“从无到有”时，家族企业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相反，当夫妻地位反转“从有到无”时，家族企业则不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

为了检验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我们参考Stagger DID的思路来进行模型构造（Beck等，2010）。具体来说，第一种情况为当样本初始年份并不存在夫妻地位反转，但在样本期间的某一年发生夫妻地位反转时，我们将样本公司经历过夫妻地位反转“从无到有”的变化年份及其以后年份（BeforeAfter）取值1，否则为0；第二种情况是夫妻地位反转“从有到无”的初始年份（BeforeAfter）取值为1，以后年份取值为0。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Control与模型（1）保持一致。在夫妻地位反转“从无到有”的情形下，若μ₁显著为正，说明在发生夫妻地位反转后，家族企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在夫妻地位反转“从有到无”的情形下，若μ₁显著为负，则表明当夫妻地位反转不存在后，家族企业不再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回归结果如表4的第（4）（5）列所示。由第（4）列可见，μ₁显著为正，说明在发生夫妻地位反转后，家族企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由第（5）列可见，μ₁显著为负，说明当夫妻地位反转不存在时，家族企业不再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由此可见，夫妻地位反转能够助力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再次验证了夫妻地位反转的有效性。

4.PSM

出于消除实验组与控制组可能存在天然偏差的目的，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将发生夫妻地位反转的企业设为实验组，将未发生夫妻地位反转的企业设为控制组。在此基础上，选取模型（1）的主要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倾向得分并参考权小锋等（2019）的研究，采取1：3的配对原则来构建相应的配对样本。表4的第（6）列为PSM回归结果，由第（6）列可知，Coupl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结论稳健。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1.变量滞后

由于公司当年特征因素可能会影响审计师选择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方法来缓解这一问题。表5的第（1）列展示了解释变量夫妻地位反转Couple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由第（1）列发现，Coupl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稳健。

2.更换变量衡量方法

事实上，审计师选择是反映审计质量的重要代理变量（王永海和章涛，2014），学者们还采用审计意见作为反映审计质量的指标（董天一等，2022）。因此，本文采用是否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当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表明审计质量较高，AS记为1；否则表明审计质量较低，AS记为0。表5的第（2）列为更换变量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由第（2）列发现，Coupl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稳健。

3.剔除夫妻创始人的影响

为了避免夫妻地位反转受到创始人性别特征的影响从而影响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手工查询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识别出“夫妻店”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是否为夫妻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该部分样本剔除后再次进行回归从而排除创始人性别可能产生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的第（3）列所示。由第（3）列可见，Coupl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五、机制检验与拓展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认为夫妻地位反转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原因既可能是出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目的，也可能是妻子为了提升自身合法性的需要。因此，夫妻地位反转影响审计师选择的两条路径是否同时存在需要进一步检验。

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由于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是上市家族企业面临的主要代理冲突（Claessens等，2002；姜付秀等，2017），因而本文采用第二类代理成本衡量家族企业面临的代理冲突。与此同时，现有研究多采用其他应收款衡量第二类代理成本，但自2003年后，证监会等部门加强了对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的监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这导致采用其他应收款衡量第二类代理成本可能会存在争议（Jiang等，2015；陈克兢等，2019）。因此本文借鉴姜付秀等（2015）的研究，采用关联交易总额占总资产的比值作为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代理变量。若代理成本能够强化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正向关系，则说明完善治理机制的分析成立。由表6的第（1）列可见，Couple×AC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家族企业代理成本严重的情境下，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有效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由此可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路径成立。

在提升合法性方面，由于在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妻子有动机聘用规模更大、声誉更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向市场传递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积极信号从而提升自身合法性，因而信息透明度能够更好地反映妻子通过寻求高质量审计师以提升自身合法性的目标。具体来说，本文参考王亚平等（2009）的研究，采用企业过去三年操控性应计项目绝对值之和Opaque衡量信息透明度，Opaque值越大，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低。若信息透明度能够强化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正向关系，则说明提升自身合法性的分析成立。由表6的第（2）列可见，Couple×Opaque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信息透明度并不能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这表明提升合法性的影响路径并不成立。

综上，在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妻子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原因主要在于主动缓解代理冲突从而助力家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而非通过选择高质量事务所来提升自身合法性。

（二）拓展性分析

1.情境因素检验

（1）家族化方式

中国家族企业往往通过两种方式演变而来：一种为创业型家族企业，其由个人或家族创办，在上市时便被家族控股；另一种为改制型家族企业，其通过股权转让、改制等途径实现家族化转变（陈德球和钟昀珈，2011）。由于两类家族企业实现家族化的方式不同，这导致其在目标追求方面存在差异（杜善重，2022）。对创业型家族企业而言，其实现家族化的时间较为久远，企业内部的家族化特征较为显著，并且更易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这导致夫妻地位即使发生反转，也可能因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使得妻子难以充分发挥积极效应，从而无法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对改制型家族企业来说，其难以受到决策者文化价值观的长期影响，导致改制型家族企业可能出于组织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原因会延续改制前的决策程序和行为逻辑（叶文平等，2022），使得夫妻地位反转并不会受传统家族文化的显著影响，夫妻地位反转的积极效应能有效发挥，从而助力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相较于创业型家族企业，夫妻地位反转能够助力改制型家族企业聘用高质量审计师。

在家族化方式的衡量方面，本文参考杜善重（2022）的研究，通过手工查询相关资料来确定家族企业的家族化方式，将改制型家族企业赋值为1，创业型家族企业赋值为0。回归结果如表7第（1）列所示，由第（1）列可见，Couple×FS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家族化方式强化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正向关系。由此可见，对于改制型家族企业来说，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效应会显著提升。

（2）国有股东制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要允许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国有资本参股家族企业成为了家族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罗宏和秦际栋，2019）。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国有资本的加入能够对控股家族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衡（魏明海等，2013），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夫妻地位反转通过寻求高质量审计师来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诉求，从而弱化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国有股东制衡能够弱化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作用。

本文借鉴罗宏和秦际栋（2019）的研究，采用前十大股东中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与控股家族持股比例之差作为国有股东制衡State的代理变量 ¹ ，回归结果如表7第（2）列所示。由第（2）列可见，Couple×State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股东制衡弱化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正向关系。由此可见，对于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较高的家族企业来说，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效应会降低。

（3）传统伦理文化

地区传统伦理文化的浓厚程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家族成员的精神和意识层面并影响夫妻对于各自角色的认知（许年行等，2019）。当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传统伦理文化越浓厚时，传统伦理思想对于管理层意识层面的束缚会更加严重（肖金利等，2018），虽然存在夫妻地位反转的现象，但妻子在潜意识中仍然受制于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从而难以在审计师选择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相反，当家族企业位于文化较为开放的地区时，其受到传统伦理文化的约束大大降低。制度环境的变迁提升了家族企业制定正式治理制度的意愿（李新春等，2018），传统伦理文化与认知在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力量下受到了巨大冲击（许宇鹏等，2021b），这使得在夫妻地位反转的权力配置模式下妻子能够在战略决策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对审计师选择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地区传统伦理文化的弱化能够有效提升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作用。

本文参考肖金利等（2018）的研究，采用贞节牌坊数量衡量家族企业所在地区传统伦理文化的浓厚程度，原因在于地区贞节牌坊体现了企业所在地区的女性受家庭传统伦理文化影响的程度，贞节牌坊数量越多的地区，对女性的要求会越严格，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越低（肖金利等，2018）；相反，当企业所在地区的贞节牌坊越少，表明该地区的传统伦理文化对于女性的约束越少，从而能够为女性参与企业决策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基于此，本文参考肖金利等（2018）的做法，手工搜集了企业所在地区的明清时期贞节牌坊数量（PF）。为了反映该地区传统伦理文化的弱化程度，本文对牌坊数量进行了负向处理，回归结果如表7第（3）列所示。由第（3）列可见，Couple×PF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上述分析成立。

2.基于夫妻特征的分析

由于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胡旭阳，2019），因此本文选取反映夫妻特征的婚姻状况、后代情况和亲戚属性，观察上述因素如何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

（1）夫妻婚姻状况

夫妻感情是影响夫妻权力配置的关键因素，即夫妻地位反转的有效性需要建立在夫妻和睦的基础之上（Amore等，2017）。然而夫妻的具体感情通常无法准确获取（肖金利等，2018），并且上市公司夫妻离婚事件的样本量有限（许宇鹏等，2021b），这使得通过大样本数据研究夫妻离婚事件的影响存在困难。相比之下，夫妻关系可以采用地区婚姻状况衡量，其反映了人们对家族关系的态度（姜付秀等，2017）。当地区婚姻关系和谐时，夫妻感情可能相对较好，丈夫不仅会更尊重妻子的意见（Van Auken和Werbel，2006），而且更容易接受妻子在道德标准方面的高水平要求（宁博等，2020），从而使得夫妻地位反转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促使家族企业更加注重完善内部治理机制（Amore等，2017），助力家族企业聘用高质量审计师。因此，本文预计和谐的地区婚姻关系能够强化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

本文参考姜付秀等（2017）的研究，手工搜集了样本期间内家族企业所在地级市的结婚率与离婚率，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在此基础上采用结婚率与离婚率之差Harmony衡量婚姻的和谐情况，Harmony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夫妻婚姻更加和谐。回归结果如表8第（1）列所示，由第（1）列可以发现，Couple×Harmony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婚姻状况强化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正向关系。由此可见，对于地处婚姻关系和谐地区的家族企业来说，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效应会显著提升。

（2）夫妻后代涉入情况

随着我国家族企业逐渐进入代际传承的高峰阶段，如何顺利实现代际传承成为了家族企业的重要目标（祝振铎等，2018）。事实上，夫妻的后代是否涉入管理、涉入管理的后代数量以及后代性别均反映了代际传承的特征（许年行等，2019；许为宾等，2022），因此需要同时关注上述特征的影响。当夫妻后代涉入管理时，家族企业通常处于一代与二代的共治阶段（祝振铎等，2021），这使得追求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通常表现出长期导向特征（Coad和Rao，2007）。夫妻地位发生反转使得妻子作为女性企业家的特质得以放大，女性与妻子的双重角色能够更好地帮助家族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许宇鹏等，2021a），因而促使家族企业倾向于聘用高质量审计师来助力自身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当多个后代涉入管理时，较多的家族后代可能会因差异化的个人目标和利益诉求导致家族纠纷（Gersick等，1997）。由于夫妻地位反转使得家族企业更倾向于从长远发展的视角考虑战略决策的制定（Belenzon等，2016），因而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聘请高质量事务所来助力自身理顺内部治理机制。当进一步识别后代涉入的性别时，夫妻地位反转使得家族企业更重视男女平等的理念，此时后代的能力而非性别成为了选择接班人的标准（许年行等，2019），这促使家族企业对于高质量审计师的需求更多的是为了助力自身顺利实现代际传承，因而后代性别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为了证实上述分析，本文手工整理了样本期间内家族企业夫妻是否有后代涉入企业、后代涉入的数量以及性别，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招股说明书以及公司年报，并借助关键词搜索的方式（如“儿女”“后代”“二代”等）对相关数据进行补充。进一步地，当夫妻的后代涉入企业时，Childum记为1，否则为0；后代涉入数量记为ChildNum；后代涉入性别采用女儿数量与儿子数量之差Gender衡量。回归结果如表8的第（2）至（4）列所示。由第（2）列可见，Couple×Childum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后代涉入强化了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由第（3）列可知，Couple×ChildNum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后代涉入数量强化了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正向影响；由第（4）列可见，Couple×Gender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后代性别并不会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由此可见，夫妻后代涉入的数量而非性别会强化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

（3）夫妻亲戚属性

亲戚涉入日常管理是家族企业较为常见的现象（肖金利等，2018）。在夫妻共同控制的企业中，家族高管的亲戚属性能够对家族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公司血亲一般会站在自己一方（肖金利等，2018）。另一方面，亲戚之所以能够进入家族企业工作，除了自身具备的专业能力，还取决于自身特有的家族身份（邓浩等，2016）。当高管中丈夫亲戚较多时，企业内部支持丈夫的力量更强，虽然夫妻地位反转使得家族企业内部丈夫对于妻子更加尊重，但长期受到传统伦理思想影响的丈夫高管亲戚可能并不认可这一权力配置模式（Gersick等，1997），导致由妻子主导制定的战略决策可能会受到丈夫高管亲戚的质疑，使得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效应会被弱化。当高管中妻子的亲戚较多时，虽然妻子高管亲戚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妻子的利益，但夫妻地位反转并非存在于所有“夫妻店”家族企业，这导致妻子高管亲戚的家族身份还会受到丈夫影响（陈德球，2011），使得妻子高管亲戚可能无法独立于丈夫做出更多的独立判断（王建峰和赵蔚家，2021），从而导致妻子高管亲戚可能并不会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参考肖金利等（2018）的研究，手工识别夫妻双方亲戚在家族高管中的占比，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招股说明书以及公司年报，并借助百度、新浪财经等其他渠道，通过关键词搜索方式对数据进行补充。进一步地，本文将丈夫高管亲戚数量记为Male，妻子高管亲戚数量记为Female。回归结果如表8的第（5）（6）列所示，由第（5）列可见，Couple×Male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丈夫高管亲戚抑制了夫妻地位反转对审计师选择的正向影响；由第（6）列可以发现，Couple×Female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妻子高管亲戚并不会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丈夫高管亲戚会抑制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而妻子高管亲戚则不会对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产生影响。

3.基于夫妻控制权配置的分析

夫妻之间的控制权配置同样会对家族企业的审计师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控制权是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研究的核心问题（陈德球等，2013），反映了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控制（Fama和Jensen，1983）。家族企业控制权体现了家族与企业的相互嵌入，使得企业不仅成为家族的一部分，更成为整个家族身份和传统的象征（Villalonga和Amit，2010）。虽然夫妻地位反转保障了妻子在管理层决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观念仍会对夫妻地位反转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阻碍作用。当夫妻型家族企业不考虑夫妻双方如何在管理层进行权力配置时，丈夫掌握更多的控制权往往会导致公司决策更加激进（肖金利等，2018），加剧了经营风险（Tang等，2011）。由于较差或不稳定的盈余可能诱发企业的盈余管理（Graham，2005），导致其不愿意聘请高质量审计师。当夫妻型家族企业发生了夫妻地位反转后，丈夫在控制权层面占据主导地位能够更好地保障管理层在进行审计师选择时避免与妻子的决策发生分歧（陈德球，2011），使得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更好地助力家族企业优化战略决策，从而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因此，本文预计，在不考虑夫妻地位反转的前提下，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会对审计师选择产生不利影响；但当夫妻地位发生反转后，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能够强化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手工统计了样本期间内家族企业的丈夫控制权占比与妻子控制权占比，当丈夫的控制权占比高于妻子时，控制权配置Control记为1；否则记为0，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的第（1）列可以发现，Control系数显著为负；由表9的第（2）列可以发现，Couple×Control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对于夫妻共同控制的家族企业来说，当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时，夫妻地位反转能够更加有效地助力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

4.排除妻子更倾向于谨慎决策的替代性假说

虽然本文发现夫妻地位反转出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目的来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但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即相较于丈夫，妻子在制定公司决策时更加谨慎（肖金利等，2018），这也可能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为了排除该替代性假说，本文进一步检验夫妻地位反转与家族企业风险决策之间的关系。创新战略是家族企业风险决策的关键构成维度（贺小刚等，2016），如果夫妻地位反转能够促使家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则排除了妻子更加谨慎的替代性假说。本文参考贺小刚等（2016）的研究，采用创新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RD）作为创新战略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其中第（1）列为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控制变量与模型（1）一致。由第（1）（2）列可见，Couple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夫妻地位反转促使家族企业实施创新战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妻子更倾向于谨慎决策的替代性假说。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聘用高质量审计师对于完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助力家族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家族企业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地位反转能够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其影响机制在于助力家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基于情境因素的研究发现，对于改制型、国有股东制衡程度较低以及处于传统伦理文化较弱地区的家族企业来说，夫妻地位反转对于审计师选择的积极影响更显著。基于夫妻特征因素的研究发现，婚姻关系、后代涉入和高管亲戚属性均会影响夫妻地位反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进一步区分控制权配置的研究发现，当控制权更多地配置给丈夫时，夫妻地位反转能更有效地促使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最后，本文还排除了“夫妻店”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可能存在的妻子谨慎决策的替代性假说。

（二）实践启示

本文还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1）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观念中关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传统角色设定正在逐渐弱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已参与到家族企业的战略决策之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微观企业层面得到进一步的实践。对于“夫妻店”家族企业来说，夫妻之间在管理权与控制权方面的合理配置不仅能够助力家族企业理顺婚姻关系并践行男女平等的理念，还能够优化内部治理机制从而为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目标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2）虽然夫妻地位反转能够助力家族企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但其作用的发挥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族企业自身特征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因而对于发生夫妻地位反转的“夫妻店”家族企业来说，首先，其应该根据实现家族化的方式来判断自身对于高质量审计师的需求程度；其次，其还可以通过引入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来“替代”高质量审计师在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作用；最后，其还需关注地区伦理文化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避免传统伦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3）对于“夫妻店”家族企业来说，企业家夫妻双方还应该主动理顺夫妻关系、后代关系和亲戚关系等多种反映婚姻与家族属性的内部非正式治理机制，避免因过度依赖非正式治理机制而对正式治理机制产生负面影响。

1本文还采用了国有股东是否为大股东作为State的代理变量，原因在于相较于控股家族，国有股东只有在持股超过一定比例才能充分发挥治理效应。具体来说，当国有股东持股比例高于10%时，State记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发现Couple×State系数显著为负，因此结论稳健。限于文章篇幅，回归结果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