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现有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二者关系一致性进行展开，具体经历了意愿引入——注重解释创业意愿——揭示创业意愿激发创业行为的路径机制。其中，社会背景（买忆媛等，2009，Liñán和Chen，2009）、个人特质（葛宝山和王侃，2010；Carsrud和Brännback，2011）以及创业风险、创业能力和社会期望等感知因素（Schlaegel和Koenig，2014；丁栋虹和张翔，2016；段锦云等，2016）被证实为预测创业意愿的重要前因变量；个人基本特征（Shirokova等，2016）、心理资本（Hikkerova等，2016；Van Gelderen等，2019）和社会文化的不同作用力量（Wennberg等，2013；Bogatyreva等，2019）则成为创业意愿激发创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已有成果以创业意愿足够强就能激发相应行为（Ajzen等，2009）为前提，认为创业意愿是预测创业行为的最有效指标，忽略了“部分人参与创业却事先没有创业意愿”（Kautonen等，2015；Van Gelderen等，2018）或者“创业意愿不强却在意外刺激下冲动创业”的客观事实。

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不一致性的研究有助于弥补上述不足。有关其初期探索已围绕“有创业意愿未采取具体行为”和“非意愿创业行为”两方面展开。前者的初期探索主要以行为阶段理论为基础揭示原因机制（Adam和Fayolle，2015；Van Gelderen等，2015，2018；Delanoë-Gueguen和Fayolle，2019），并从不同损失认知逻辑解释创业意愿能否朝向初始创业行动；后者的探索则主要通过理论建构或叙事主义的方法，揭示创业行为并非由创业意愿激发，而是在意外刺激下个人表现出抑制解除（disinhibition），依靠很少信息快速产生行为反应（Orfalea和Marsh，2005；Hantula，2006；Lerner等，2018）。

本文选取主流权威期刊，回顾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研究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呈现两个局面：“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一致性”与“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不一致性”。二者关系一致性的研究虽成当前主要趋势，但无法代表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完整图景，忽略了有创业意愿未产生具体行为和非意愿创业行为的情况。二者关系不一致性的研究虽基于行为阶段理论、损失认知和冲动驱动取得了部分探索性成果，但仍需立足创业活动不确定性，深入揭示损失认知成因机制、冲动驱动启动机制和不一致性应对机制的具体作用规律，并从细化意愿行为内容、拓展研究层次、动态跟踪、定性比较分析和量表开发检验方面完善。

本文研究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在梳理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一致性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二者关系不一致性的初期探索，强调立足创业活动不确定情境，从损失认知成因机制、冲动驱动启动机制和不一致性应对机制方面深入拓展，为创业意愿与行为关系研究提供新方向。第二，基于损失认知为解决创业意愿与行为落差提供理论依据。在评价创业活动时，人们既可能厌恶损失也可能偏好风险，究竟采取哪种逻辑尚未有明确解释。基于可承担损失和损失厌恶的认知逻辑为人们应对创业活动未知损失提供了决策框架和逻辑参考。第三，通过论述意外机会驱动创业行为的重要作用和决策逻辑，弥补现有研究对意外机会考虑的不足，为创业研究文献提供新内容，也为把握新创业机会、突破创业困境提供实践启示。

二、文献的搜集与梳理

本文根据关键词检索相关研究文献。在中文文献检索中，首先，以“创业意愿”或“创业意向”或“创业倾向”和“创业行为”组合为检索词，并在中国知网进行主题和关键词检索。期刊来源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30本管理类期刊及与话题高度相关的CSSCI期刊。其次，根据初步检索结果，从中选择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相关影响因素或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献，剔除只将创业意愿或创业行为看作一个变量而不关注其影响因素或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献，最终获取相关文献 34篇。

在外文文献检索中，首先，以“entrepreneur* intention^①”和“entrepreneur* action”或“entrepreneur* behavior”；“entrepreneur* intention”和“entrepreneur* action” 或“entrepreneur* behavior”和“gap”或“discrepancy”组合为检索词，并在Web of Science^②进行主题检索。期刊来源主要有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Organization science、Journal of management、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Small business economics、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以及个别与创业研究高度相关的期刊和刊登创业研究文章的心理学期刊^③。其次，根据初步检索结果，剔除只将创业意愿或创业行为看作一个变量而不关注其影响因素或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献，最终获取相关文献 41篇。

根据相关文献，本文按照阶段演进总结每阶段主题，并在每阶段将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分类；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相关研究内容，提炼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研究脉络；最后在对第一脉络评述基础上，阐述第二脉络初期探索并论述其潜在研究内容。首先，根据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将相关阶段演进划分为：创业意愿涌现（20世纪末21世纪初）→深化拓展创业意愿模型（21世纪初至10年代中期）→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21世纪10年代至今）→“有创业意愿未采取具体行为”和“非意愿行为生成机制”（21世纪10年代中期至今）。其次，在第二阶段，从社会背景、个人特征和认知因素方面总结相关内容，并凝练为“创业意愿前置因素探索”。然后，在第三阶段，从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方面总结相关内容，并凝练为“创业意愿激发创业行为的路径机制探索”。前三阶段的相关研究层层递进、逐渐深入，围绕“创业意愿是预测创业行为的有效指标”这一核心观点展开，本文将其凝练为“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一致性”。最后，在第四阶段，根据初期探索成果从原因机制和启动机制进行总结。在该阶段，“有创业意愿未采取具体行为”和“非意愿行为”相关研究同时涌现，均表示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不同时存在的现象，本文将其总结为“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不一致性”。具体见表1。

三、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

（一）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界定

创业意愿表示个人创立新企业或自我雇佣的意愿，反映了创办者对新兴组织及相关企业文化的愿景（Krueger，2000）。由于创业意愿反映的是一种态度和承诺，因此现有研究对其表征主要从愿望、可能性和纯意愿（pure-intention）方面进行（Liñán和Chen，2009）。其中，Liñán和Chen（2009）从纯意愿角度开发的跨文化创业意愿测度，得到广泛借鉴和使用。

早期有关创业行为的界定主要集中在行为特征方面，如冒险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等行为（Gartner，2001）。随着创业研究不断拓展，创业行为界定更加宽泛，广义创业行为涉及不同创业类型（张玉利和杨俊，2003）、机会识别（刘兴国等，2009）、商业计划（资源、团队和网络）、创立企业和一系列有关创业活动的决策。狭义创业行为界定则表示是否参与创立企业。实际上，新生阶段的创业行为目标在于创立企业（Van Gelderen等，2015），该阶段的具体行为表现是一种初始行为（initial action），涉及参加教育培训、撰写商业计划书、搜集和分析信息、组建团队、融资、产品或服务开发与销售等（Davidsson和Honig，2003；Rotefoss和Kolvereid，2005），对这些活动投入时间、精力、甚至金钱，不仅可以有效地区分初始行为与企业创立，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创业投入承诺（Van Gelderen等，2015）。

（二）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一致性研究

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一致性表示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同时存在，即创业意愿足够强必然会激发创行为。其研究脉络呈现出逐步递进、不断深入的过程：由早期意愿引入，逐步发展为“注重解释创业意愿”，进而突破该焦点，转向创业意愿激发创业行为路径机制探索。

1. 意愿被繁衍到创业研究领域

20世纪末21世纪初，意愿模型被引入创业研究领域，成为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研究的开端。自20世纪80年代，一些研究文献开始阐述创业意愿概念，将创业视作有意愿的行为，创业意愿是组织创立过程的必要步骤（Bird，1988；Kolvereid，1996；Krueger等，2000）。由此，意愿模型被引入创业研究领域，如计划行为理论（Ajzen，1991）、创业事件模型（Shapero和Sokol，1982）等。初期研究虽立足意愿模型，但对意愿模型及其组成要素具体内容的探索引发了诸多问题（Conner和Armitage，1998）。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完全采用意愿模型来解释意愿与行为关系，然而这些研究并未真正关注与企业创立有关的意愿（Kolvereid和Isaksen，2006）。

2. 创业意愿前因变量：基于意愿模型的喧嚣探索

21世纪初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诸多研究以创业意愿模型为基础进行了喧嚣探索。在该阶段，诸多学者认为解释创业意愿有助于更好预测创业行为的形成路径（Kor等，2007）。因此，国内外学者聚焦创业意愿，尝试回答“什么因素可以预测创业意愿？”。具体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背景、个人特征和认知要素等内容展开。首先，在社会背景方面。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对创业意愿具有激励作用，但是政府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等相关成本越高，个人创业意愿就越容易被抑制（买忆媛等，2009）。在同群环境中，王兵等（2017）根据中西部14所高校微观数据调查，利用Probit模型检验，发现同群创业者越多或个人越接近创业者，其创业意愿越高。莫寰（2009）将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嵌入中国文化背景，分析了创业意愿生成路径，结果发现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具有正向作用，态度通过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Liñán和Chen（2009）基于台湾地区和西班牙地区大学生，使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作为创业意愿的前置因素，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具有很好解释力度。

其次，在个人特征方面。个人特征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统计学特征方面，还表现在性格特质和个人资本方面。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因素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比如，男性倾向创业的选择高于女性（Liñán和Chen，2009）；多元化经历有助于提升创业意愿，Virick等（2015）以838位失业个体为研究对象，通过贝叶斯方法检验，发现个人失业经历对创业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认知要素对其具有中介效应。在个人资本方面，翟浩淼等（2016）基于科技农户调查，发现初始创业资本（禀赋、人脉、工作经历、社会资本等）对创业意愿有促进作用。在对全球创业观察（GEM）23个国家数据进行分析时，买忆媛等（2009）还发现人力、技术和金融资本对创业意愿均有积极影响，且金融资本禀赋高的个体更可能从事机会型创业行为，技术资本禀赋高的个体更不可能从事生存型创业行为。在性格特质探索中，葛宝山和王侃（2010）以167个网店主为对象，研究了个人特质和个人网络对创业意愿的作用，并利用Logistic回归方法证实了创新特质和成就动机更强的人创业意愿更明显；Carsrud和Brännback（2011）同样证实了成就需要动机对创业意愿具有促进用。不仅如此，个人的风险承担、先动性和控制力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同样具有积极作用，对那些愿意承担风险、内控力强的人而言，他们更喜欢自我掌握生活和未来，并按照个人意愿行事，实现人生目标（如，Krueger等，2000；刘常勇和谢如梅，2017）。

最后，认知因素对创业意愿作用机制的探索。该部分探索对创业意愿模型的使用更为集中（如，Liñán等，2009；Kautonen等，2013，2015；Fayoll和Gailly，2015）。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指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具有促进作用（Ajzen，1991）；李永强等（2008）以该模型为基础，证实了三种因素在中国背景下对创业意愿的解释力度，并发现中国背景下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预测效用大于国外。除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外，创业事件模型则表明，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和行为倾向对创业意愿具有解释作用（Shapero和Sokol，1982）。Schlaegel和Koenig（2014）基于两个模型构建了“创业意愿整合模型”，通过元分析方法揭示了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对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基于上述模型，一些学者进一步发展出其他认知要素。刘万利等（2011）根据中国创业者调查数据，发现感知风险和自我效能在创业意愿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交互作用，丁栋虹和张翔（2016）也进行了类似研究；方卓和张秀娥（2016）基于情感因素，发现创业自我效能和感知风险在情感对创业意愿的作用过程中具有并列中介作用；段锦云等（2016）通过情境实验和问卷调查，考察了不同创业情境下的创业意愿产生机制，发现积极的情境描述有助于增强个人创业意愿，而调节焦点对此发挥调节作用。认知因素的不同作用还与个人情感因素有关，受积极情感支配的人，其认知风格更具感情色彩，他们更愿意参与创业活动（Krueger和Day，2010；陈昀，2012；何良兴，2017）；梁祺和王影（2016）通过分层回归检验，发现创业激情对创业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社会资本正向调节创业激情对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

3. 创业意愿激发创业行为的路径机制探索

21世纪10年代中期至今，相关研究突破“以创业意愿为核心”，着重探索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的机制，即“创业意愿如何激发创业行为？”。在该阶段，创业意愿对创业行为的影响聚焦不同行为表现，既涉及新生阶段的酝酿行为，又涉及是否创立企业的单一行为。创业意愿转化为实际创业行为需要考虑情境因素和个人因素（王季等，2020）。在个人因素方面。Shirokova等（2016）通过层次回归方法对全球大学生创业精神调查数据进行检验，证实了家庭创业背景、性别、年龄、大学创业环境均有助于创业意愿向新生阶段的酝酿行为转化。个人特征对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的影响也具有明显认知痕迹，例如，不同年龄群体的未来期望和经验积累能促进或抑制创业意愿和企业创立关系（Gielnik等，2018）。李雯和夏清华（2013）以创业事件模型为基础，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发现个体网络能力调节感知期望和感知可行性的交互作用，并促进个人参与创立企业；Van Gelderen等（2015）通过161个纵向调查数据，发现自我控制积极调节创业意愿和初始创业行为的关系。Van Gelderen等（2019）对2 092名潜在创业者进行跟踪调查，通过泊松回归方法验证了具有创业经历的正念个体更倾向于将创业意愿转化为实际创业行为。

其次，在情境因素方面。个人在不同创业情境下会采取不同行为决策逻辑识别创业机会、整合创业资源，进而促使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汪昕宇等，2020）。在制度情境下，倪嘉成和李华晶（2017）对两万多名科技人员进行分析，证实了创业认知与企业创立行为正向相关，并且宽松的制度环境积极调节二者关系，因为宽松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大量创业信息和知识溢出、识别创业机会、降低资源约束、提高风险承受能力。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下，刘宇娜和张秀娥（2018）以潜在创业者为对象，证实了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创业意愿与初始创业行为的关系。在社会文化因素中，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影响因素集中表现在“拉力”和“推力”两方面（Wennberg等，2013），其中，大众对创业者社会地位的认可被看作拉力，个人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不协调被看作推力；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集体主义等文化维度对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关系也具有显著影响，Bogatyreva等（2019）使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全球大学生创业精神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权利距离和不确定规避负向调节创业意愿和企业创立的关系，男性化则对二者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尽管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现有研究还不能勾画二者关系的整体图景。第一，现有研究内容基于“创业意愿足够强就能激发相应行为”（Ajzen等，2005）的前提，认为创业意愿是预测创业行为的最有效指标。该假设具有一种理性逻辑，即在强烈意愿驱使下的个体通过搜集相关信息计算预期收益，并根据收益情况做出朝向目标的正确决策。这种判断具有深思熟虑特征，忽略了非深思熟虑的冲动逻辑。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曾指出，直觉的力量比智能更强大^④。因此，非深思熟虑的决策逻辑对解释创业行为也非常重要。第二，创业活动中意愿对行为的预测水平低于其他领域的平均水平（Van Gelderen等，2008），相当比例的人虽有创业意愿但并未在后续转化为具体行动（Van Gelderen等，2015）。这表明有意愿的理性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尚存在其他机制阻碍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第三，创业意愿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单纯以是否创立企业为标准，易导致新生阶段初始行为和企业创立行为混为一谈。初始行为也需要个体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未创立企业不代表个人未付诸实际行动。仅仅以没有创立企业作为判断标准，会掩盖初始阶段的投入差异。最后，根据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程度，可以得到2×2象限图以整体反映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如图1），即“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一致性”（象限I和III）和“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象限II和Ⅳ）。现有研究主要探索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一致性，只揭示了较强创业意愿激发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忽视了较强创业意愿不一定激发创业行为、较弱创业意愿也能激发创业行为的客观图景。将二者关系不一致性考虑进来，有助于勾画创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完整拼图，揭示二者关系背后的作用规律。所示），即“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一致性”（象限I和III）和“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象限II和Ⅳ）。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一致性的探索，只揭示了较强创业意愿激发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忽视了较强创业意愿不一定激发创业行为、较弱创业意愿也能激发创业行为的客观图景。因此，将二者关系不一致性考虑进来，有助于勾画创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完整拼图。全面揭示二者关系背后的作用规律。

（三）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不一致性的初期研究

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表示有创业意愿（甚至较强创业意愿）的个体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或事先没有创业意愿而意外采取创业行为。目前针对不一致性的初期探索，主要聚焦为实现企业创立目标而采取的初始行为。

1. 有创业意愿未采取具体行为的初期探索

（1）基于行为阶段理论的探索。行为阶段理论揭示了行动的四个阶段，即预决策阶段、预行动阶段、行动阶段和后行动阶段。在整个阶段，个人内心活动表现出不同心理准则（Gollwitzer，2012）。首先，在第一阶段朝向第二阶段中，个人在动机驱使下思考想实现什么目标，表现出目标意愿；其次，在第二阶段朝向第三阶段中，个人在意志驱使下构思如何实现目标，表现出执行意愿。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相结合，既回答了个人选定什么目标的问题（做什么），又回答了个人如何有效实现目标的问题（怎么做）。基于此，初期的探索性研究从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出发，揭示了创业意愿不能向具体行为转化的原因机制。Gielnik等（2014）对乌干达40个行政区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行动计划有助于创业目标意愿朝向企业创立，但这种作用在时间维度下逐渐减弱。除目标意愿外，执行意愿作为一种意志力（Gollwitzer，2012；Van Gelderen等，2015），被认为是解释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关键路径。Adam和Fayolle（2015）在构建创业意愿与行为不一致模型时，将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整合，认为在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落差中，执行意愿可以提高初始行为速度，降低创业意愿与行为落差；Van Gelderen等（2018）基于行为阶段理论，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证实了执行意愿作为意志技能，是解释创业意愿能否朝向企业创立的中间路径；Delanoë-Gueguen和Fayolle（2019）则指出创业想法向初始创业行为跨越是一种拐点，执行意愿是个体能否突破该拐点，从有志创业者转变为新生创业者的关键。

（2）基于损失认知逻辑的探索。首先，基于损失厌恶的认知决策逻辑。在创业活动中，参与者很难凭借已有信息和资源估计未来结果状态，尤其创业新手在新生阶段无法正视潜在损失，只能依靠快速节俭（fast and frugal）启发式进行决策（Luan等，2019）。损失厌恶作为前景理论的重要启发式（Tversky和Kahneman，1981），会诱发个体对潜在损失更加敏感从而影响创业决策。损失厌恶表示个体对损失的可能性或金钱数量比同等水平的收益或金钱数量更敏感（Tom等，2007），它可以启动个体规避损失。具体地，在评价创业的收益和损失时，行动者会在头脑中构建类似场景（Mcgraw等，2010），比较创业投入能否取得预期回报。由于未知收益概率难以预估，将现有资产投入创业会造成资产减少，行动者对此更加敏感并将其建构成损失，害怕失败会阻碍其创业意愿转化为初始创业行为（郝喜玲等，2020；黄永春等，2020），最终减少甚至放弃行动以规避潜在损失（Morgan和Sisak，2016）。

其次，基于可承担损失的认知决策逻辑。个人在决定参与创业时常常对未来期望存在缺陷。这是因为人们在预测未来时，历史信息要么不存在，要么模棱两可地指向多个方向，此时个人向上比较（即收益最大化）就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既有资产、能力和投资规模的比较（即下行比较）更容易实现（Dew，2009）；可承担损失恰恰以个人既有状况为基础（Martina，2020），界定了行动者的一系列潜在目标（Sarasvathy，2001）。可承担损失作为一种启发式（Martina，2020），表示个人在承受的损失范围内投资创业，一旦损失超出能力范围便及时停止。通过该决策逻辑，行动者可以将未知情况决策转变为已知情况决策，增强对未知风险和损失成本的控制力。具体而言，面对创业活动结果的未知状态，可承担损失可以启动“小规模试验”：以个人可承受的损失为底线，先投入少量资源探索未知市场，通过不断探索积累相关信息和资源使创业目标涌现；在探索中只要损失不超过底线，害怕损失就不会阻碍创业行为，个人启动初始行为也不再困难（刘常勇和谢如梅，2017）。对此，何良兴和张玉利（2020a）以舒适区和可承担损失为视角，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了可承担损失、生活——工作舒适区和创业意愿构成不同条件组态，均有助于解释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原因。

总的来说，若个人能有效控制未知损失，就有助于促使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若个人对未知损失比较敏感，便会减少甚至放弃初始行为，加剧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偏差。因此，面对创业活动未知结果，行动者对未知损失的不同认知逻辑，成为解释创业意愿能否朝向初始行动并促使企业创立的关键。

2. 非意愿型行为研究萌芽

无意愿却采取行为是一种非意愿型行为（unintended action），表示个体事先没有强烈意愿或并未打算采取某种行为，在意外因素刺激下却产生具体行为^⑤。在以往研究中，创业行为被看作有意愿的理性推理结果（intendedly-rational reasoned），是一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比如，在传统研究范式中，人——机会互动视角以“机会识别→机会评价→机会开发”为核心（Shane和Venkataraman，2000；Shane，2012）；McMullen和Shepherd（2006）指出，创业行为是对潜在获利机会不确定的判断决策。然而，在环境复杂变动、未来结果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并不需要深思熟虑，依靠较少信息和环境直觉就能快速做出反应。

一些学者指出，部分人在参与创业行动时，事先并未产生创业意愿（如，Kautonen等，2015；Van Gelderen等，2018）；部分创业事例也表明，创业行动并非源于有意愿的理性判断，而是源于抑制解除（Orfalea和Marsh，2005；Hantula，2006）。Lerner等（2018）通过对三个创业片断，叙述了3位创业者意外启动创业的过程机制。这些片断均源于真实生活并具有不同个人特征和环境特征：一位美国石棉安全监督员帮助客户清理石棉，意外发现监管机会并最终创立企业；一位日本政府软件开发人员，因厌烦现有工作而帮助同学开发停车软件，取得初步成功并离职和同学共同创业；一位摩洛哥女性在经历家庭变故后从事餐饮，初步成功后开始连续创业。这些人并没有较强的创业想法（甚至有较好的、体面的工作），而是在意外刺激下由抑制解除触发一系列初始行动并成功朝向新目标（Lerner等，2018）。

非意愿行为背后的抑制解除机制具有非深思熟虑的特征。首先，在初始创业阶段，个体仅凭借较少信息或直觉快速产生行为反应。个体意识觉醒不足，其惯性思维或底层意识会创造享乐动机（如不愿耗费脑力、贪图思维惯性的安逸），从而对潜在机会保持有限注意力并产生冲动行为，这种行为一旦产生会使人们忽略潜在后果。其次，作为抑制解除的具体表征方式，创业冲动不同于理性判断（rational judgement）。诸多研究表明，冲动对预测创业行为同样重要，尤其对那些尚未参与创业的人更是如此（Lerner等，2018；Van Lent等，2020；Nair等，2022）。在人格心理学中，冲动被看作影响行为倾向的人格特质（Wiklund，2019），促使行动者突破阻碍以追求创业机会（Gavetti，2012），从而成为企业创立的基础（Lerner等，2018；Wiklund等，2018）。冲动是一个多维构念，涉及刺激寻求、深思熟虑、毅力和紧迫感等方面，这些方面对初始创业行为产生不同影响。Wiklund等（2018）通过理论建构指出，在机会识别阶段，个体的刺激寻求、思虑不足特质越明显，越可能对创业机会产生积极情感，毅力和紧迫感不足特质越明显，越可能对创业机会产生消极情感；在机会评价阶段，刺激寻求、思虑和毅力不足等特质会提升个体对创业机会的期望水平；在机会开发阶段，刺激寻求、思虑不足会提高个体启动创业行为的可能性，而紧迫感不足会降低这种可能性，刺激寻求和思虑不足越明显，毅力越高、紧迫感越低，个体越可能坚持完成创业活动，刺激寻求越少、思虑越充分、毅力和紧迫感越高，个体越可能从初创活动中学习并调整创业行为。

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早期探索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不足。首先，在“有创业意愿未采取具体行为”方面。基于行为阶段理论解释创业意愿与行为不一致性，对创业活动情境独特性考虑不足。行为阶段理论具有计划性，难以满足创业决策的高不确定情境，新生创业者很难根据已有信息估计创业结果的未来状态、影响和反应；而且创业活动不确定性具有内生性，在该情境下，时间压力和认知有限性导致个体更加难以预测未知收益和损失，人们对未知损失的认知评价究竟如何影响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不一致性尚未得到明确回答。

其次，在“非意愿行为成因机制”方面。一方面，现有创业行为的回溯研究只能识别出有意愿的群体是否创立了企业，对事先没有意愿却在意外刺激下创立企业的群体关注不足。重视非意愿行为群体，可进一步拓展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另一研究构面。另一方面，成因机制的具体表现较为单一。已有研究揭示了初始创业阶段非意愿群体的行为产生机制，如抑制解除、冲动驱动等。尽管创业活动对此也存在例证（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但其表现形式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仍以理论建构为主（Wiklund等，2018），相关实证研究或实验研究还比较缺乏，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可操作化变量或成熟量表（Wiklund等，2017）。另外，抑制解除、冲动驱动或其他非深思熟虑特征的启动机制，在企业创立后的作用究竟如何尚不清晰。虽然已有理论建构指出，初始阶段的冲动特质能促使个体参与创业学习和反馈调整，但这种特质在企业成长和创业坚持阶段的具体作用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拓展不一致性成因机制：基于不确定情境

创业活动面对高不确定情境（张玉利和谢巍，2018）。一方面，创业结果难以预估或基于现有信息估计存在很大缺陷；另一方面，创业可以塑造新环境，人们感知不确定性水平很高，很难预期未来环境状态如何、环境变革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其他参与者如何反应（Milliken，1987；Dew，2009）。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市场迅速增长为商业活动带来更多意外和惊奇（Zheng和Mai，2013；Bao等，2020），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创业行为的认知评价更易具有非理性特征。在评价未知收益或损失时，环境要素高度复杂变动，行动者对新技术、新市场、新政策的信息掌握较少，无法做出准确预测，害怕创业失败损失会导致其在意愿朝向初始行动过程中更加谨慎（Van Gelderen等，2015）。即便个人产生初始创业行为，其行为投入到企业创立还受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导致其重排工作优先级、激情退去、拖延创业行为（Harima等，2021）。在面对潜在机遇时，新技术或新市场的潜在回报会促使期望水平高的人忽略失败后果，更易将未知结果建构为收益前景（何良兴和张玉利，2020b），从而激发冲动驱动的非意愿行为并向新生创业者转变。总的来说，新时代背景下环境高度复杂动荡，人们对创业结果的认知方差变大，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成因机制表现出新的作用规律。

1. 不确定情境对损失认知成因机制的作用机理

人们普遍厌恶损失，在创业活动中更是如此（泰勒，2016）。可承担损失反映了个体“能投资什么创业项目”和“是否愿意投资该项目”。不过，在不确定环境下，个体无法准确获取预期收益信息，他们更容易关注不利信息（Dew，2009），即根据潜在失败评估创业价值并反思是否值得投资。对此，损失厌恶可能存在两种方式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促使人们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风险寻求规避潜在损失；另一方面，阻碍人们投资创业项目，以规避不良失败后果。总的来说，损失厌恶可以刺激或限制人们愿意承担多大损失。因此，分析不同不确定条件下损失认知的内在机制，可以为“有强烈创业意愿却未采取实际行动”这一现象解释提供研究支持。

2. 不确定情境下非意愿群体的行为启动机制

创业意愿不足、甚至没有意愿却采取实际行动的启动机制具有非深思熟虑特征，比如冲动驱动及其具体维度。尽管创业面对不可预测的损失，但潜在机遇的成功果实也能刺激个人注意力，进而激发冲动创业行为。尤其在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促使市场环境、制度设施和技术能力发生变革。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创业活动感知到的未知损失和意外机遇方差变大。面对意外机会，创业意愿不足的群体只需较少信息和环境直觉就能快速做出反应，产生非预期行为。比如，“被迫创业者”，不愿成为创业者但客观所迫不得不创立企业；“偶然创业者”，从未想过创业却在某刻采取行动使生意顺利发展。在这些群体中，冲动特质的人更易被不确定性吸引并采取行动，未创立企业的人更是如此（Wiklund等，2018；Van Lent等，2020）。不过，冲动与创业行为的关系不仅与不同维度（刺激寻求、深思熟虑、毅力、紧迫感）有关，还与不同创业阶段有关（Wiklund，2019）。非意愿群体的行为启动机制在创业初始阶、成长阶段和坚持阶段的具体作用规律存在差异，这不仅对丰富创业研究中的个人特征具有理论意义，还对应对创业活动不确定性具有实践价值。

3. 不确定情境下应对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路径机制

行为阶段理论认为执行意愿是解释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关键因素，但在创业活动中，将执行意愿朝向具体的目标任务可能存在迷向，即行动者不确定针对什么结果构思行动。因为，行为阶段理论具有计划特征，而创业活动面临高不确定性。尽管可承担损失能促使人们启动小规模试验改变这一状况，但在新时代背景下，新技术新应用加剧社会环境复杂动荡，执行意愿的潜在迷向问题更加明显。可承担损失能否克服这一问题，及其与执行意愿整个作用路径的效力如何，已有研究并未给予足够关注。事实上，可承担损失作为一种启发式在不确定环境下更加有效，它可以激发人们启动试验机制，通过信息积累将未知情况决策转变为已知情况决策，进而为执行意愿构思不确定的情境线索提供更多信息，提高个人警觉性。因此，将可承担损失与行为阶段理论整合，探索可承担损失在不同不确定条件下解决执行意愿迷向问题的有效性，能深化应对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路径机制和边界条件。

四、结论、贡献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回顾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研究呈现出掎角之势：“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一致性”和“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不一致性”共存。就二者关系一致性的探索，已有研究经历了“意愿引入——注重解释创业意愿——揭示创业意愿激发创业行为的路径机制”；就二者关系不一致性的探索，相关研究开始萌芽并基于行为阶段理论、损失认知和冲动驱动取得了部分探索性成果。

第二，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不一致性对弥补二者关系一致性的研究不足具有重要作用，在掎角之势中更值得重视。有关二者关系一致性的研究，主要以创业意愿足够强就能激发相应行为为前提，忽略了“有意愿没行动”和“非意愿创业行为”。已有研究指出，相当比例的人虽有创业意愿却未产生具体行动（Van Gelderen等，2015），部分创业者事先也未产生创业意愿（Lerner等，2018；Van Gelderen等，2018；Wiklund等，2018）。因此，聚焦上述两方面，探索其成因机制有助于补全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关系研究的完整拼图。

第三，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研究虽取得部分探索性成果，但尚未揭示损失认知的内在机制，非意愿行为群体的抑制解除或冲动驱动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建构阶段。对其拓展深化还需重视创业活动不确定性，进一步探索损失认知成因机制、非意愿群体的行为启动机制，以及不一致性应对机制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二）研究贡献

本研究贡献有三个方面：首先，为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研究探索新方向。本研究通过梳理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研究脉络，发现已有研究主要假定创业意愿足够强就会激发创业行为，忽略了二者关系不一致性的客观事实。本研究聚焦二者关系不一致性的初期探索，并强调立足创业活动不确定情境，从损失认知成因机制、冲动驱动启动机制和不一致性应对机制方面深入研究，这不仅为创业意愿与行为关系研究提供了新启发，还呼吁学者关注创业意愿行为不一致性的客观事实，从而勾画更加丰富立体的创业意愿与行为关系图景。

其次，基于损失认知为解决创业意愿与行为落差提供理论依据。面对未知损失，行动者既可能厌恶损失放弃冒险行为，也可能偏好风险使潜在损失不发生。然而，究竟哪种决策逻辑更加有效尚未有明确解释。有研究表明，创业者擅长通过创造性行动逻辑改变风险态度、降低损失恐惧（Rauch和Frese，2007；Sarasvathy，2008）。因此，在有创业意愿的群体中，尽管损失厌恶的决策逻辑会阻碍实际行动，但可承担损失可以启动人们通过“小规模试验”增强对未知损失的控制。只有控制风险降低损失，才有助于创业意愿向实际行动转化。

最后，基于冲动驱动丰富创业研究文献的知识基础，为突破创业活动现状提供实践启示。尽管害怕创业失败带来的损失成为阻碍人们创业的主要因素（黄永春等，2020；郝喜玲等，2020），但类似观点忽略了意外机会的驱动作用。本研究认为意外机会激发的冲动行为同样值得考虑，通过论述意外机会驱动创业行为的重要作用和决策逻辑，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对意外机会考虑的不足，为创业理论知识提供新内容。另外，一些杰出创业者也表明创业行为可以源于冲动驱动（如维珍集团创始人Richard Branson）。因此，冲动驱动作为非意愿行为的启动机制，对人们把握新创业机会、突破创业困境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和现实启发。

（三）研究展望

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研究还存诸多探索空间。首先，深化研究内容。（1）深化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具体内容。第一，目前对创业意愿的研究仍以单一构面为主，对其具体维度作用的探索还较少。在现有探索中Van Gelderen等（2018）、Delanoë-Gueguen和Fayolle（2019）受行为阶段理论启发，将创业意愿划分为创业目标意愿和创业执行意愿，并证实了二者的重要作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其他创业意愿（如成长意愿、独立意愿）对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成因机制。第二，创业行为划分过于单一或过于宽泛，降低了其原因机制的适用情境。未来研究可以将商业计划、资源整合、团队构建、产品开发和注册企业（Kautonen等，2015；Van Gelderen等，2019）等具体行为活动分类，将不同类别行为和不同维度创业意愿组合，探索它们在不同创业阶段的具体作用机制。（2）深入探索应对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行动机制。在创业活动不确定情境下，尚缺乏有效机制以发挥损失认知和冲动驱动的积极作用。因此，针对不确定的损失，可以设计和培养创造性行动思维以导入行动，即计算承受负面结果的潜力，在此前提下利用身边已有资源快速行动，并吸引各种支持者加入行动，通过小步快走的渐进方式控制风险、降低损失；针对冲动特征的群体，可通过干预策略使他们控制自我情绪，赋能他们自主设计工作，最大限度发挥冲动特征对创业职业生涯的积极作用。（3）丰富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动态交互关系。创业活动是一个动态、非线性的过程，现时行为结果会影响来时的个人意愿。创业坚持并取得成功会强化个人再创业意愿，而创业失败退出会弱化个人再创业意愿，这种意愿对未来创业行为的影响又取决于具体情境。未来研究可跟踪整个创业过程，分析不同阶段之间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交互作用机制。

其次，丰富研究层次。尽管本研究基于创业活动不确定性，从个体层面论述损失认知、冲动驱动对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重要作用，但个体层面的类似逻辑如何形成团队层面的认知逻辑还不明确。在创业团队中，团队规模、成员互动合作、成员异质性等也会影响个体的损失认知评价和行动方式。未来研究从上述角度揭示团队层面的不一致性成因机制和应对创业活动不确定性的行动逻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最后，拓展研究设计。（1）采取动态跟踪调查。创业意愿朝向企业创立的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且充满挑战的过程。针对该过程，若通过回溯方法获取数据易导致研究者低估非深思熟虑的行为（Lerner等，2018），且容易产生样本选择偏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动态跟踪调查避免上述问题。具体如，意外事件会刺激一些不想创业的人参与创业，这种事件具有独特性，未来研究可重点跟踪独特事件，通过收集政府文件、新闻报道、访谈以及个人历史数据等揭示创业行动过程，还可以通过全面详细的叙事描述，在个人层面或更一般化的创业过程层面捕捉独特现象，进而更加准确地揭示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转化的中间路径和影响因素。（2）采取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组态思维揭示不同作用路径。在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研究中，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处于一种不同时存在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应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中的布尔组态（01变量集合），即{0创业意愿、1创业行为}和{1创业意愿、0创业行为}。针对这两种状态，可以使用定性比较分析分别揭示每种状态的前因条件集合，并进一步验证环境不确定性、感知不确定性、损失认知和冲动驱动等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对解释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不一致性的效用。（3）检验冲动驱动的相关量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冲动是一个多层面的超级构念，它包括一些独立但不相关的维度，比如意义寻求、深思熟虑、毅力和紧迫性感等。在创业研究中，虽有个别学者使用了心理学对这几个维度的测量方法（Wiklund等，2017），但心理学将冲动看作一种相对稳定的特质，在特定情境下冲动特质不明显的人也会表现出冲动性，未来研究需进一步验证该测量方法在特定情境下的有效性。另外，冲动是一个多维构念，将其看作形成性构念会忽略其他维度，未来研究可探索和开发新维度测量以丰富冲动驱动的构成内容。

① entrepreneur* 可表示entrepreneurial,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s等多个词语。

② 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可以接入诸多外文数据库的文献资源，有Elsevier、EBSCO、Emerald、JSTOR、Springer、Wiley、Taylor & Francis等。

③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④ 36氪. 理性过剩、信息同质，创业者如何培养美感与创造力？[EB/OL]，https://36kr.com/p/1724646621185, 2019年11月9日。

⑤ 此处的意愿是一种相对短暂、即时的意愿。在现实生活中，任何行为都会由动机激发，而动机表现出的意愿既可能比较强烈、稳定，也可能比较短暂、即时。因此，对非意愿型行为，关注即时意愿的影响因素和启动机制则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