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面对高失败率，创业者通常被认为具有超过常人的创业激情（Murnieks等，2014），但实践中创业者群体的倦怠现象普遍存在。2017年2月，吴海将第三次创业的成果——桔子水晶酒店售出（36.5亿元），并表示“不会有第四次创业了，20年被逼创业，够了”^①，表现出典型的“创业倦怠”（entrepreneurial burnout）。与吴海类似，许多创业者在首次或连续创业失败后丧失了创业激情，甚至转向厌恶创业。创业倦怠不仅关系着创业者个体心理健康和创业幸福感的缺失（Stephan，2018），影响创业努力（李宁等，2017；李纪珍和李论，2018），而且会通过情感传染等方式在创业团队和创业企业中蔓延（Hillebrandt和Barclay，2017），影响全体成员的士气，阻碍创业进程和企业发展，甚至导致创业失败。新冠疫情影响下，创业者承受着更多、更大的压力，创业倦怠对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影响更加突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更显重要和紧迫。

已有研究中，对创业激情（Cardon等，2009，2013，2017；De Mol等，2020）以及由创业激情引发的创业成功（Navis和Ozbek，2016；Li等，2017）关注较多，仅有少量研究涉及对创业失败的恐惧（Cacciotti等，2020），以及创业失败所产生的悲伤、失望等负面情绪（Ucbasaran等，2010；Shepherd等，2011；Byrne和Shepherd，2015）。当前，国内外学者们对创业倦怠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创业倦怠的概念界定、测量工具及实证研究等仍沿用职业倦怠的理论、方法和体系，相关结论较为零散。总体上，创业倦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拟从内涵、测度、形成机制和影响作用四个维度对创业倦怠进行全面综述，构建一个创业倦怠的整体研究框架，探索创业倦怠的未来研究方向。为此，首先以“entrepreneurial”“entrepreneurs”“entrepreneurship”“start-up”“business owners”“self-employment”“企业家”“创业者”等关于创业的主题词，以及“burnout”“fatigued”“tired”“inert”“emotional exhaustion”“negative affect”“pressure”“stress”“frustration”等关于倦怠的主题词进行组合检索，在EBSCO、Web of Science、Wiley、Springer、中国知网等主要的国内外数据库中检索出295篇文献^②。按照以下标准筛除无关文献：（1）与倦怠、创业情感无关的文献。（2）关注倦怠但与创业情境无关的文献。选取出发表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管理世界》《外国经济与管理》等管理学权威期刊的129篇文献，作为本文文献综述的主要基础。

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贡献包括：第一，在创业倦怠与职业倦怠比较分析基础上，基于情绪、认知、动机三要素，定义了创业倦怠的内涵。第二，梳理了已有创业倦怠测量量表，并指出其不足和未来开发方向。第三，从影响因素、过程和机制、情境和条件三个维度揭示了创业倦怠形成机制，对避免负面情感的产生及重塑创业激情具有借鉴意义。第四，厘清了创业倦怠对个体、组织的影响作用。本文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归纳了创业倦怠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前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整合研究框架和未来研究方向，对于推动创业倦怠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第二，拓展并深化了创业情感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创业理论，为创业者保持创业激情、避免创业倦怠提供参考。

二、创业倦怠的界定

（一）职业倦怠与创业倦怠的异同

职业倦怠（job burnout）最早由Freudenberger（1974）提出，是指个体由于持续工作压力而导致的一种心理综合征，涉及情绪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低成就感（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三个维度（Maslach和Jackson，1981）。情绪衰竭是指个体情绪资源耗尽，无心工作；去个性化是个体以一种冷漠的、麻木的、疏远的态度对待同事以及工作对象；低成就感是指个体缺乏准确的自我效能感判断，继而失去自信，否定自我价值。

创业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选择（陈建安等，2015）。《辞海》中“职业”被解释为“人们所从事，赖以谋生的工作的性质、内容和方式”，“创业”被解释为“发现和捕捉市场机会并由此创造出新颖的产品或服务和实现其潜在价值的过程”。从定义来看，创业强调的是创造有价值的“新事物”，并需要承担相应的财务、精神和社会风险。随着国家对创业的支持以及创业研究的快速发展，创业作为一个独特领域的合法地位逐渐获得学界认可（张玉利等，2012），创业倦怠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现有文献对创业倦怠的定义大多吸纳和继承职业倦怠的概念属性，如两者在情绪状态、人际关系和自我评价等方面的相似性，但对创业情境下倦怠的特殊性问题挖掘不够。本文认为创业倦怠与职业倦怠在研究对象、产生情境、诱发因素、根本成因和产生后果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如表1所示。

就研究对象而言，职业倦怠早期关注服务行业工作者，之后逐渐扩展到教师、学生、员工等群体（陈敏灵和王孝孝，2019），而创业倦怠的研究对象是创业者^③、创业团队和创业组织。目前关于创业倦怠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创业者，创业者不同于普通职业工作者，具有高度创新、冒险、进取、主动等企业家精神（孙黎等，2019）。

就产生情境而言，职业倦怠产生于某一专业领域或具体职业，而创业倦怠产生于特定的创业活动。创业活动与职业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创业创造的是一个新的组织，没有成熟的职业路径供其参考（陈建安等，2015），其工作性质更为复杂且缺少常规性（Kailer等，2019）。

就诱发因素而言，创业倦怠由组织内外部双重压力而诱发。创业者既要承受组织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压力（Koudstaal等，2016；Packard等，2017），在组织内部又要扮演多种角色，如所有者和管理者等（Dyer，1995）。而职业倦怠的产生与组织内部的职业属性或工作内容有关，如组织内部职业专门化、无处不在的规训与监控和个体复杂的行为特征（包艳，2007）。

就根本成因而言，创业活动由创业者自我驱动，职业活动更多的是组织驱动（陈建安等，2015）。与组织驱动失效所导致的职业倦怠不同，自我驱动失效是创业倦怠的根本成因。

就产生后果而言，创业倦怠比职业倦怠辐射性更广，破坏性更大。职业倦怠直接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甚至损害组织绩效（Cordes和Dougherty，1993），但并不能动摇企业之根本。而创业倦怠将在个体、团队和创业组织层面产生不良的影响，如影响个体创业者事业发展，威胁创业团队乃至整个创业企业的生死存亡等。此外，依据社会网络情感传播理论，创业者的倦怠情感可通过社会网络传播给其他创业者（Wang等，2011）。特别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创业者（蔡双立等，2013），其传播范围更广，这样的情感扩散甚至可能会冲击整个行业的发展。

（二）创业倦怠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创业倦怠的界定普遍沿用Maslach（1982）关于职业倦怠的概念：一种综合征，涉及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如Perry等，2008；Shepherd等，2009，2010；Wei等，2015；De Mol等，2018）。这种三维结构是当前创业倦怠研究中应用最广的概念模型，其中包括情绪和认知要素。韦雪艳（2008）增加了创业认同感维度，建立了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创业成就感和创业认同感的创业倦怠四维概念模型，同样从情绪和认知两方面界定创业倦怠。由Shane和Venkataraman（2000）对创业概念的界定，可以认为创业倦怠是与发现、创造、评估和利用有吸引力的经 济机会相关的倦怠，主要涉及认知和动机要素。Sherman等（2016）认为创业倦怠是由于情绪困扰而决定结束创业追求，表明创业倦怠包括情绪和动机要素。

从表2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均从情绪、认知和动机要素的两两组合视角定义创业倦怠。本文认为创业倦怠应该是这三种要素的组合。动机要素在以往创业倦怠的概念维度中表现并不明显，虽然Delaye和Boudrandi（2010）认为“情绪衰竭”维度对应于创业动机的减弱，但情绪衰竭维度的核心在于情绪反应。为体现动机要素，本文提炼出“创业意愿”维度，反映创业者将有意识的计划或决定付诸行动的动机（Conner和Armitage，1998）。本文认为个体创业倦怠包含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低创业成就感、低创业认同感和低创业意愿五个维度，涉及情绪、认知和动机三种要素。情绪要素对应于“情绪衰竭”维度，认知要素对应于“去个性化”“低创业成就感”“低创业认同感”维度，动机要素对应于“创业意愿”维度。由此，本文认为创业倦怠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经历的一种消极的、可持续的创业情感，涉及创业者的情绪衰竭、认知下降、动机减弱等情感变化。

三、创业倦怠的测度

在职业倦怠量表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开发出了MBI（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BMS（burnout measure short）、MBI-GS（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OLBI（oldenburg burnout inventory）等用于测量创业倦怠的量表，中国学者进一步开发了基于中国情景的创业倦怠量表雏形。

（一）已有量表及不足

单维量表。Lechat和Torrès（2016）、Fernet等（2016）、Fatoki（2019）等通过单维的BMS（Malach-Pines，2005）测量创业者的创业倦怠。该量表包含10个题项：疲倦、失望、绝望、陷入绝境、无助、沮丧、虚弱、价值否定/失败感、失眠、感觉“受够了”，以评估创业者身体、情绪和精神的倦怠程度。但该量表只能评估倦怠总水平，并不能区分身体、情绪和精神的倦怠水平。

二维量表。Ben Tahar和Torres（2013）以及Tahar（2017）使用OLBI（Demerouti等，2001）量表，从衰竭（exhaustion）和疏离（disengagement）两方面测量创业倦怠。衰竭包含身体、情绪和认知方面的疲惫，疏离测量的不是MBI去个性化维度所指的对服务对象的态度，而是对工作任务的态度（Demerouti等，2001）。虽然OLBI每个分量表同时包含正面和负面问项，但该量表更适用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以及信息处理工作者（Demerouti等，2001）。

三维量表。MBI（Maslach和Jackson，1981）在创业倦怠的测量中应用最广（如Gryskiewicz和Buttner，1992；Boles等，2000；Jamal，2007；Lavrenčič等，2014；Wei等，2015；De Mol等，2018），包含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分量表。Perry等（2008）、Shepherd等（2010）和Hatak等（2016）认为MBI量表更适用于服务群体，使用题项更一般化、非社交的MBI-GS（Schaufeli等，1996），从衰竭、玩世不恭（cynicism）和职业效能感（professional efficacy）三个方面测量创业倦怠。辛杰和吴创（2015）为测量中国企业家的倦怠，采用适用于中国情境的MBI-GS（李超平和时勘，2003）修订量表，但该量表是针对中国企业员工设计修订的。多维量表不仅可以得出倦怠总水平，还可以反映创业者在情绪、认知等方面的倦怠水平。然而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MBI和MBI-GS量表适用于创业者群体（Boles等，2000），而且MBI与MBI-GS前两个分量表都是负面问项，第三个分量表都为正面问项，这种单向性量表可能会增强受访者的默认倾向（Lee和Ashforth，1990）。

上述测度量表虽然有较好的信效度，但由于设计思想直接取自职业倦怠量表，对创业倦怠的独特性关注不足。一方面，由于创业活动的高度不确定性与风险，创业者的倦怠水平或倦怠发生率与普通职业工作者并不相同（如Rahim，1995；Tetrick等，2000；Jamal，2007；Voltmer等，2011）；另一方面，这些量表并没有挖掘出创业者群体的独特性。如创业者的去个性化应当涉及与员工、合伙人、合作伙伴等对象的互动，而非仅仅普通职业所面对的同事与客户；创业者的成就感更多来自于社会性需要的满足，如名声、地位、企业绩效、社会贡献等（窦大海和罗瑾琏，2011），而普通职业工作者的成就感多地来自于自身经济、尊重和价值实现的满足；创业认同也不同于职业认同，因为创业认同不仅包括创业者对自身角色与身份的认同，而且涉及创业者期望获得社会认可（陈建安等，2015）。因此，创业倦怠量表应当针对创业者的特殊性进行设计和修订。

（二）中国情景下的创业倦怠量表雏形

韦雪艳（2008）针对中国民营企业家，通过文献研究与半结构化访谈构建包括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创业认同感、创业成就感四个分量表的创业倦怠量表，增加了认知因素，扩大了创业倦怠量表的测量维度，考虑了中国创业者面对的独特情景。此量表的不足在于每个分量表没有同时包含正面和负面问项，且没有考虑创业倦怠中反映动机因素的“创业意愿”。

综上，现有创业倦怠量表均存在不足（见表3），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开发。

四、创业倦怠的形成机制

已有研究主要从创业者特质、创业者认知和创业情境三方面探索了创业倦怠形成影响因素，基于情感感知角度探究了创业倦怠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创业倦怠形成的情境和条件主要包含创业者个体特征和组织环境等。

（一）创业倦怠形成影响因素

1. 创业者特质视角

基于创业者特质视角的研究关注创业者人口特征、人格特质和创业经历对创业倦怠的影响。

（1）人口统计学特征。第一，性别对创业倦怠的影响。男性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对待创业的态度有所差别。女性创业者拥有比男性创业者更低的创业自我效能感（Zhao等，2005；Wilson等，2007）、创业者身份认同（李纪珍等，2019；李赋薇和杨俊，2020）和创业意愿（Wilson等，2007；Langowitz和Minniti，2007），连续创业意愿也更低（Westhead和Wright，1998；Hessels等，2011）。性别歧视、性别刻板印象等社会环境使得女性创业者拥有的创业资源少于男性创业者（Alsos等，2006；蔡莉等，2019），她们的创业难度更高。第二，年龄、教育、家庭背景对创业倦怠的影响。创业者的年龄与创业倦怠的发生率负相关，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待创业更为专一、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很容易出现创业倦怠（Shepherd等，2009）。对此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处于而立之年（30—39岁）的创业者具有高度企业家精神（汪川等，2014），连续创业意愿更强烈（Schaper等，2007），不太容易产生创业倦怠。受教育程度越高、有家庭创业背景的创业者更愿意进行连续创业（于晓宇等，2020），但在家族企业中，年轻的家族成员可能难以在父母的阴影下为自己建立身份认同而产生创业倦怠（Shepherd等，2009）。

（2）人格特质。创业者人格特质对创业活动存在影响（Lee和Tsang，2001；单标安等，2017）。有责任心的创业者更有可能使用理性的应对策略（Perry等，2008），尤其是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创业者会产生更多的利他动机和成就意识，其人格坚韧度更高，创业倦怠水平更低（辛杰和吴创，2015）。神经质特质的创业者则更有可能使用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策略，易产生创业倦怠。Shepherd等（2009）指出具有A型人格的创业者以任务为驱动，其创业倦怠倾向往往更明显。偏好内部心理控制源的创业者有迎接创业挑战的准备，创业倦怠水平更低（Rahim，1995）。

（3）创业经历。创业成败差异可能会对创业倦怠产生不同影响。失败的创业者由于失去事业会对创业产生负面情感（Shepherd，2003；Ucbasaran等，2010），而“一蹶不振”。但失败的创业经历并不一定会导致创业倦怠，很多心理弹性较强的创业者在经历创业失败、甚至多次创业失败后反而会“愈挫愈勇”“屡败屡战”（郝喜玲等，2020）。成功的创业者有强烈的自我效能感和高度创业认同感，会产生控制错觉（赵文红和孙卫，2012）和过度自信（Westhead等，2005；李麟和程源，2018），从而有很强的连续创业意向（Hsu等，2017）。然而，成功的创业经历也可能使创业者“安于现状”或“功成身退”（Wennberg等，2010），这也是一种创业倦怠。

2. 创业者认知视角

认知视角关注身份认同、职业匹配、对情感事件的认知、经济发展预期、激励偏好以及目标导向等对创业倦怠的影响，认为创业者认知结构与认知过程的差异影响创业者的决策和判断（Mitchell等，2007），决定创业者对创业事件的情感反应（Choi等，2011）。

（1）身份认同。创业者身份认同能够使创业者更有效地管理负面情绪（陈建安，2015），增强创业努力的动机（李论和李纪珍，2020），提升团队积极氛围，减少团队成员的创业倦怠（Steffens等，2018）。但是，创业者身份认同所导致的团队同一性会使创业者减少创业努力（李论和李纪珍，2020），增强创业倦怠。

（2）职业匹配。职业匹配指的是创业与创业者理想工作的匹配程度（Burnette和Pollack，2013），包括需求、能力、期望和价值观等方面。De Mol等（2018）研究发现创业者职业匹配与创业倦怠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因为高度职业匹配的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有更多的积极反应，如高水平的创业投入等，但作者并未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3）对情感事件的认知。情感事件理论认为特定的事件会引发个体的情感反应（Cropanzano等，2016）。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经历的负面情感事件通过刺激感知、事件评估、情绪体验、情绪反应四个阶段，使创业者产生创业倦怠，并且负面情感事件的强度与创业倦怠水平正相关（Lechat和Torrès，2016）。创业失败作为一种创伤性事件（Shepherd，2003），失败的刺激使创业者感觉自己的生活丧失意义，进而形成创业倦怠。失败感越强，创业倦怠水平就越高（Pines，2002），陷入创业倦怠的周期也可能更长（Haynie和Shepherd，2011）。

（4）经济发展预期、激励偏好、目标导向。Hatak等（2016）指出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悲观预期与创业倦怠正相关。Celik（2017）指出偏好即时奖励而不是未来奖励会导致更高程度的倦怠风险。Fatoki（2019）认为创业者创造可衡量、可实现、具体的、注重成果的和基于时间的创业目标，创业倦怠水平更低。

3. 创业情境视角

特质视角和认知视角均从创业者个体维度探索创业倦怠的形成机制，没有考虑创业者所处的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基于创业情境视角的相关研究弥补了这一不足，关注创业者角色压力、创业压力源和社会环境对创业倦怠的影响。

（1）创业者角色压力。创业者往往具有多重角色身份（Hoang和Gimeno，2010；Powell和Baker，2014；Mathias和Williams，2017），由角色冲突、角色模糊、角色超载和角色不适所带来的角色压力会使创业者产生创业倦怠（Rahim，1995；Shepherd等，2009，2010），且不同类型企业（如个体、家族、非营利企业等）的创业者由于面临不同类型和程度的角色压力所导致的创业倦怠水平不尽相同（Shepherd等，2010）。

（2）创业压力源。创业压力来自于创业者工作需求与工作资源的不匹配（Grant和Ferris，2012）。一般来说，创业者工作需求与创业倦怠正相关，工作资源与创业倦怠负相关（Hatak等，2016；Tahar，2017），如Shepherd等（2009）认为获得更多心理健康资源能够减少创业倦怠的发生率。创业卷入、竞争强度、资源需求、知识储备和管理责任五种创业压力源对创业倦怠具有不同的作用（韦雪艳等，2009；何伏林和韦雪艳，2010；Wei等；2015；Fatoki，2019）。现有文献总体上证明了上述五种创业压力源与创业倦怠正相关，但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如韦雪艳等（2009）认为管理责任与创业成就感正相关，而何伏林和韦雪艳（2010）以及Wei等（2015）的实证结果却相反。Khairuddin等（2016）针对工作关系、工作—生活平衡、工作量、工作保障、环境控制、资源和沟通、薪酬与福利等创业压力源，发现高水平的创业压力源将导致创业者高度倦怠。Fernet等（2016）关注了人力资源、销售、财务、供应、行政管理等与管理相关的创业压力源，发现其与创业倦怠正相关。

（3）社会环境。创业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支持、创业指导、社会互动等。其一，社会支持对创业倦怠的影响。拥有更多社会支持的创业者创业倦怠水平更低（Rahim，1995；Tahar，2017）。韦雪艳等（2012）将社会支持进一步细化为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和反馈性支持，发现情感性支持对情绪衰竭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工具性支持对创业成就感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四种社会支持对去个性化和创业认同感的作用不显著。其二，创业指导、社会互动对创业倦怠的影响。压力和时间管理培训等创业指导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支持和心理依托，能够有效缓解创业倦怠（Omrane等，2018）。Shepherd等（2009）认为创业者与家庭、朋友、同事以及同行创业者的积极互动能有效缓解创业倦怠。

综上，创业者个体特质视角、认知视角和创业情境视角的相关文献可以比较全面地阐释创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但是，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或者相互矛盾的结论还需在今后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在创业者人格特质视角中，除神经质和责任心之外，外向性、宜人性、经验开放性对创业倦怠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探讨；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人格特质存在显著差异（Das和Teng，1998），后续研究可更多关注能明显影响创业活动的人格特质，如成就需求、风险偏好、创业韧性、自负水平、自力更生、创新性、主动性等对创业倦怠的影响。在创业者认知视角中，“机会识别”“机会评估”等与创业情境相关的创业者认知因素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在创业情境视角中，管理责任等对创业倦怠形成的实证结果还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可能由于研究者使用的创业倦怠量表设计思路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样本差异导致；家庭环境（财力、物力、人力和精神资源等）也会影响创业倦怠（陈建安等，2015），这方面的研究值得关注。

（二）创业倦怠形成过程与机制

现有文献主要基于情感感知角度探索创业倦怠的形成机制。创业者特质、创业者认知及创业情境要对创业倦怠产生影响，关键在于转化为与创业活动相匹配的情感模式，如创业激情、创业孤独感等。

创业激情有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之分，和谐激情的创业者主动追求创业，强迫激情的创业者被动追求创业（Vallerand等，2003）。De Mol等（2018）研究表明职业匹配可以通过和谐激情和强迫激情影响创业倦怠。具备和谐激情的创业者拥有投入创业活动和迎接挑战的认知资源和积极的情绪资源，能够抵御创业倦怠。相反，具备强迫激情的创业者由于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进行创业活动以及更多的情绪资源管理心理压力，创业倦怠的发生率较高（De Mol等，2018）。此外，创业压力会通过创业孤独感影响创业倦怠。创业孤独感是创业者的一种压力反应，创业者由于创业压力而选择社交孤立，所产生的创业孤独感将导致创业倦怠（Fernet等，2016）。

创业倦怠的形成机制还可以从认知发展和资源积累角度进行探索。创业者特质和创业情境因素（如创业经历、创业压力等）会影响创业者的认知发展（如心理所有权、认知偏差等）和资源积累（如社会网络、声誉等），进而影响创业倦怠（窦军生和包佳，2016）。

（三）创业倦怠形成情境与条件

既有研究主要从创业者个体特征和组织环境角度探索了影响创业倦怠形成的调节变量。创业者个体特征角度主要包括责任心、情商、领导风格、命运信念、心理控制源和创业导向等，组织环境视角主要包括组织约束。

责任心与组织约束会削弱神经质对创业倦怠的正向影响（Perry等，2008），创业导向能够缓解孤独感所带来的创业倦怠（Fernet等，2016），情商、变革型/交易型领导风格将强化企业家社会责任感对创业倦怠的消解作用（辛杰和吴创，2015），社会支持能够削弱角色压力对创业倦怠的正向影响（Rahim，1995）。外部心理控制源可缓解创业卷入对创业倦怠的正向影响，内部心理控制源可减弱竞争强度、角色压力对创业倦怠的正向影响（Rahim，1995；何伏林和韦雪艳，2010）。

五、创业倦怠的影响作用

现有研究关注创业倦怠对个体及组织的影响。对个体的影响包括创业倦怠对创业者自身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对组织的影响主要涉及创业倦怠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一）创业倦怠对个体的影响

1. 创业倦怠对创业者自身的影响

其一，创业倦怠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态度。创业倦怠与创业满意度、创业承诺负相关，并且三者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即倦怠的创业者会对组织失去信心，影响其对创业的满意度，进而影响创业主动性等创业承诺（Shepherd等，2009，2010）。倦怠的创业者连续创业意愿也较低（Block和Kremen，1996）。其二，创业倦怠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行为（Baron，2008；何良兴等，2017）。创业倦怠程度与创业者的创业退出正相关（Wincent等，2008；Khairuddin等，2016），但Fatoki（2019）研究表明创业倦怠与创业退出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2. 创业倦怠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创业倦怠会对员工、家庭成员、投资者、捐助者等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创业者的创业倦怠会对员工的情绪、工作态度等产生影响（Barsade，2002；Shepherd等，2009），创业者的情绪能够通过表情和肢体语言等被员工感知（Chen等，2009），从而影响员工离职（Steffens等，2018），最终导致企业内部创业活动的终结（Shepherd等，2009）。创业倦怠还会对家庭成员产生破坏性影响，易产生家庭冲突（Shepherd等，2009）。此外，创业倦怠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也存在联系，因为投资者能够通过创业者的情绪和已采取的行动而感知到企业活力，从而决定是否投资于该企业（Chen等，2009）。非营利企业家的创业倦怠会使捐助者对其产生声誉怀疑（Shepherd等，2009）。

（二）创业倦怠对组织的影响

创业倦怠影响组织绩效（谢雅萍和陈小燕，2014）。创业倦怠通过降低创新性、主动性、创业动机、创业努力、风险承受力等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Shepherd等，2009，2010；Fatoki，2019；李论和李纪珍，2020）。此外，创业倦怠会损害企业核心业务，增加创业失败的几率（Shepherd等，2009）。Hatak等（2016）发现创业者的倦怠威胁他们新企业的运营和财务成功，从而导致创业失败。

相对于创业倦怠形成机制的研究，关于创业倦怠影响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组织方面，创业倦怠对团队冲突、团队凝聚力等的影响作用值得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先前研究关注的都是创业倦怠对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创业行为作为创业倦怠对创业绩效影响的中介变量，中介作用机制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此外，创业倦怠与创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机制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六、结论与展望

在整合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创业倦怠整合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整合模型系统分析了创业倦怠的形成机制和影响作用，总结了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和方法进行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创业倦怠的概念界定、结构度量、形成机制与影响作用等多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对未来创业倦怠的理论发展、实证研究及创业管理有所启示。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基于情绪、认知与动机三要素诠释了创业倦怠的概念

本文揭示了创业情景下倦怠的特殊性，从情绪、认知、动机要素总结了现有文献对创业倦怠的概念界定，提出既有研究对创业倦怠两要素内涵的界定需要拓展为三要素：情绪、认知与动机。

2. 创业倦怠测度量表应进一步完善

目前使用的MBI、BMS、MBI-GS、OLBI等创业倦怠量表建立在职业倦怠的基础之上，不能反映创业背景下创业者倦怠的独特性，对创业者在情绪、认知和动机上的题项设计不完善，缺少对动机要素（即创业意愿）的测量，需要进行针对性开发与设计。

3. 创业倦怠形成机制的研究需进一步深化

本文从影响因素、过程与机制、情境和条件三个维度总结创业倦怠形成机制。现有研究从创业者特质、创业者认知和创业情境方面系统研究了创业倦怠的形成影响因素，从情感感知、认知发展和资源积累方面分析了创业倦怠形成过程与机制，从创业者个体特征和组织环境的角度阐释了创业倦怠形成情境和条件。现有研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研究框架，但中间变量多为与创业者人格特质相关的因素，缺少与环境因素相关变量的研究。

4. 创业倦怠的影响作用研究相对匮乏

少数研究探索了创业倦怠的影响，创业倦怠对个体的影响研究多集中在对创业者个人态度与行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创业倦怠对组织的影响研究多集中在组织绩效，缺少中介及调节变量的探索；尚未发现创业倦怠对创业团队的影响。创业倦怠对创业者、创业团队以及创业组织的作用路径和机制还是一个尚待打开的“黑箱”。

（二）未来研究展望

纵观现有文献，创业倦怠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其概念演化、度量、形成机制和作用机制以及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研究空间。

1. 创业倦怠的三维概念模型

现有研究讨论的多是个体创业者的创业倦怠，团队创业倦怠与组织创业倦怠是值得研究的方向；同时现有的研究局限于静态，应从动态的视角对创业企业在不同的创业阶段表现、形成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度研究。基于创业倦怠层面、生命周期和创业倦怠三要素，我们构建了一个创业倦怠三维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基于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的创业倦怠。在团队层面，Kelly和Barsade（2001）的团队情感理论指出，个体情绪可通过情绪传染、情绪替代、行为夹带与交互同步等情绪分享机制在团队中分享、传播与整合，形成团队情绪。且个体情绪与团队情绪相互影响（George，1990），在分享过程中多次循环、反复加强，推动团队成员形成同质化的情绪状态（Smith和Conrey，2007）。团队情绪与团队中特定成员的情绪关系密切（Cropanzano等，2017），尤其是处于团队中心地位的领导者存在负面情感时，其消极情绪通过表达和传输，形成消极的团队情感基调（Sy等，2005，2013；Bono和Ilies，2006）。本文认为团队创业倦怠是个体创业倦怠（尤其是团队领导者创业倦怠）经过分享、传播、循环和整合所形成的创业团队内消极且一致的情感反应，包括共同的消极情绪、共同的负面创业评价和共同的低迷创业动机三个维度。

在组织层面，组织创业倦怠是创业企业自我驱动失效而形成的路径依赖。将创业倦怠延伸至组织层面，其构念与“组织惰性”相似，白景坤等（2016）指出组织惰性是在面对环境变化时，组织不愿改变或无法改变原有行为模式（包括主动与被动）。本文认为组织创业倦怠更侧重于不愿改变某种行为模式（主动性），即新创企业在适应发展环境后，可能会拘泥于现有行为模式，而不愿进行变革。在组织惰性的研究中，情感惰性、认知惰性、动机惰性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维度（如Agle等，2006；Polites和Karahanna，2012），与本文对创业倦怠的解构不谋而合。因此，本文认为组织层面的创业倦怠是创业企业面对巨大的环境变化时，对现有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包含组织情绪衰竭、组织认知下降和组织动机减弱三个维度。组织情绪衰竭是指组织释放出紧张、焦虑、心理抵制等群体情绪（Godkin和Allcorn，2008）；组织认知下降是指组织无法及时获取、理解和处理环境信息（Godkin和Allcorn，2008）；组织动机减弱是指组织总是希望避免变革（Tushman和Romanelli，1985）。

基于生命周期的动态创业倦怠。结合蔡莉和单标安（2010）将创业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创建期、存活期和成长期三阶段理论，创业倦怠在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中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和影响。在不同的创业阶段，企业面临不同的危机事件，创业者、创业团队和创业组织在情绪、认知和动机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焦点和水平的创业倦怠。未来研究可对此差异展开进一步讨论。

2. 创业倦怠测度量表开发研究

第一，基于三要素框架的创业倦怠量表开发。创业者作为特殊群体，其倦怠的测量必须与其特殊身份相对应，开发适用于创业者的量表是促进创业倦怠测量体系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认为后续开发创业倦怠量表可从情绪、认知、动机这三个方面进行。第二，基于多层次的创业倦怠量表开发。现有创业倦怠量表仅针对特定创业对象或特定创业情境，如韦雪艳（2008）开发的创业倦怠量表只能测量个体创业者，而对于创业团队、创业组织的创业倦怠测量工具有待开发。第三，基于他评量表的开发。现有创业倦怠的量表大多是创业者自评量表，这存在一定的主观性（Jamal，2007），未来研究可开发他评量表，或以自评和他评结合的方式来测量创业倦怠。

3. 创业倦怠的动态发展过程与形成机制研究

第一，创业倦怠在情绪、认知、动机维度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Leiter和Maslach（1988）、Leiter（1991）以及Belaid和Hamrouni（2016）已经证明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维度具有先后顺序。而创业者的成就需求与创业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abalola，2010），创业认同和创业成就感决定创业意愿（陈建安等，2015）。因此，创业倦怠的发展可能是一个“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低创业成就感→低创业认同感→低创业意愿”的动态过程，显示了创业者由情绪到认知再到动机的情感变化。这一动态发展过程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

第二，不同创业群体创业倦怠形成的差异研究。现有文献基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特定性别（如女性创业者）展开创业倦怠形成研究（Pines，2002），Shepherd等（2009）虽构建了不同创业背景下（个体、家族、非营利企业等）创业倦怠形成的研究框架，但并没有进行实证检验。后续可从性别差异、创业背景差异、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等方面展开创业倦怠形成机制的对比研究和实证研究。

第三，基于团队和组织层面的创业倦怠形成机制研究。根据情感传染理论，创业倦怠可由个体波及到整个创业团队和创业组织，可能会影响创业团队和创业组织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网络结构，可基于情绪、认知、动机三要素探索创业倦怠从个体到团队、组织的形成过程。此外，未来研究可挖掘团队创业倦怠、组织创业倦怠的形成因素，从多角度分析形成机制。在团队层面，团队领导风格、团队人际关系等因素会影响创业团队风险感知，并推动团队中消极的情感传染，形成团队创业倦怠。在组织层面，组织惯例、组织学习、组织氛围、组织文化等因素对组织创业倦怠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4. 解析创业倦怠的作用机制

第一，创业倦怠对个体、团队、组织的作用机制研究。现有文献对创业倦怠的作用机制关注较少，并且缺乏创业倦怠对团队的影响研究。未来创业倦怠对个体的影响可关注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机会识别、决策制定等，以及创业倦怠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破坏性影响。创业倦怠对团队的影响可关注团队冲突、团队凝聚力、团队行为、团队绩效等。创业倦怠对组织的影响可关注组织认同、组织氛围等。同时，创业倦怠与其作用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中介和调节变量值得深入探究。

第二，创业倦怠对个体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动态及交互影响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创业者的情感会对创业行为、创业绩效产生影响（Baron，2008；何良兴等，2017），而创业行为影响创业绩效（周冬梅等，2020）。已有研究表明创业倦怠直接影响个体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如创业退出）与创业绩效（如企业绩效、运营与财务失败、创业失败），那么创业倦怠是同时影响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还是通过影响创业行为进而影响创业绩效还有待验证。此外，创业倦怠与创业行为、创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就创业绩效而言，虽然在组织行为研究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创业倦怠是创业绩效的预测因素（Shepherd等，2009，2010；Hatak等，2016；Fatoki，2019），但Hatak等（2016）指出低创业绩效很可能是倦怠的预测因素，而不是倦怠的结果，这与资源保护理论（Hobfoll，1989）的假设相一致。

第三，不同类型创业倦怠的差异性影响研究。通过对创业倦怠现象的研究，本文发现创业倦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创业成功后“安于现状”的创业倦怠；另一种是创业失败后“一蹶不振”或“屡战屡败”的创业倦怠。前者是成功的“副产品”，是“主动”的创业倦怠。后者是创业的“病症”，是消极的、被动的创业倦怠。两者对个体、团队、组织的作用机制差异性值得深入研究。在具体的作用机制中还可以考虑哪种类型的创业倦怠或哪种类型的创业者更容易传递和转化创业倦怠。

第四，团队创业倦怠与组织创业倦怠的作用机制研究。现有研究中尚未发现关于创业倦怠在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作用机制的研究。未来研究可探索团队创业倦怠对团队创业行为与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组织创业倦怠对组织行为与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创业倦怠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那么团队或组织创业倦怠对投资者判断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领域。

5.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元性研究

第一，基于中国情境的创业倦怠研究。中国在互联网等领域的创新创业走在世界的前列，关于创业失败、创业倦怠的案例层出不穷，可以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植根于国内创业情境，开发出相应的创业倦怠量表，采用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创业倦怠的形成机制及其作用机制。

第二，基于心理学、社会学、自然实验等多元方法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单案例研究和叙事访谈等方法揭示个体创业倦怠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制，这不利于反映创业倦怠的动态演化过程和多层次创业倦怠。未来的研究可采用情景实验、准自然实验、脑电实验等方法模拟创业倦怠的形成机制和传导机制，也可以采用动态跟踪法对创业倦怠进行跨时序的纵向研究。对于创业倦怠的作用机制，可采用多案例研究、跨层次分析、反事实模拟、定性比较分析（QCA）等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剖析。

① 公众号“我为国言吴海”. 被逼着创了三次业，够了［EB/OL］. https://mp.weixin.qq.com/s/9DRjUzZO2cxk7epRKNUARQ，2017年7月25日.

② 截止时间：2021年6月19日。

③ 本文中的“创业者”指的是创业者个体。本文综述部分以创业者为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创业团队和创业组织的创业倦怠问题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将在研究展望部分重点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