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宏观环境的变化与冲击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大思潮并存，经济形势空前严峻，部分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摩擦不断，国际贸易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定程度上对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发展带来了冲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2002年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为了实现货物和服务价值而将生产、分销、回收处理等过程连接在一起的全球范围内跨企业的组织网络。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不会为暂时的贸易保护主义所阻挡。全球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乔小勇等，2017），中国某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其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摩擦越容易得到解决（余振等，2018），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提升地位对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郑丹青，2019），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持自身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8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标高达0.29，远高于中国^①。由于资金、技术、人力、管理水平等资源的不足，我国创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拥有充分资金与专业能力的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VC）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

风险投资作为专业的投资者，除了获取公司股权以外，更关注其长期收益与发展。风险投资助力创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推动其在链条中的发展，可以使创业企业尽量避免或减少全球价值链中经常存在的“低端锁定”问题，并促使企业向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乔章凤，2016），对企业实现国际化发展，提升公司价值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风险投资介入创业企业一段时间后会选择退出创业企业，并通过IPO、股权出售等方法获得可观的长期收益（丰若旸和温军，2020）。由于创业企业具有“学习优势”（Autio等，2000），可以快速吸收风险投资提供的市场和技术知识，使风险投资可以快速达到其促进创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公司价值，从而在退出创业企业时获得更高收益的投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价值链理论的提出，全球价值链开始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已有文献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多角度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因素，在宏观层面如从制度环境改善与成熟劳动力的过度增加（Antràs等，2012；马风涛，2015）、人民币升值（任永磊等，2017）、金融市场与金融发展水平（盛斌和景光正，2019）等，微观层面如从企业效率（吕越等，2015）、融资约束（韩剑等，2018）、管理层背景（韩婕珺等，2020）等角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风险投资角度分析微观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研究还较少，缺乏结合我国创业企业实际情况，从风险投资股权背景与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进行差异化分析的相关文献。文章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对风险投资异质性对被投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行为影响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以及制度同构理论，以2004—2015年我国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来分析异质性风险投资是否会对被投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产生差异化影响。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并跻身价值链高端位置，将分工角色从“代工模式”转为“研发生产模式”（唐宜红等，2017），对我国实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经济强国的目标具有有效的推动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有：（1）从风险投资视角分析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及嵌入程度的影响因素，丰富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2）在前人关于风险投资对企业国际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一系列的机制检验，明确了风险投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作用机理，具体表现为：风险投资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生产效率”以及“增加海外销售收入”的中介效应促使了被投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3）利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制造业数据，揭示了中国市场环境下不同组织结构风险投资对被投资创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差异化影响及原因，并从行业相关性的视角，探究了公司风险投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理。

已有研究中，直接研究关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全球价值链之间关系的文献还较少，但是已有学者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国际化关系的视角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研究。国外研究中，Carpenter等（2003）最先开始从风险投资视角分析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发现风险投资对企业国际化具有抑制作用。随后，George等（2005）研究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即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Humphery-Jenner和Suchard（2013）、Woo（2020）根据风险投资的股权背景，研究证实了外资风险投资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Park和LiPuma（2020）认为公司风险投资部门往往设立在跨国企业中，它利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和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可以为被投资企业带来更多的外国客户。尽管国外关于风险投资与企业国际化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是国内相关研究还较少，仅董静等（2017）与彭涛等（2020）有过相关研究。董静等（2017）从风险投资的介入、股权背景等角度研究证实风险投资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彭涛等（2020）从外资风险投资成功退出视角证实了外资风险投资对企业国际化的推动作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上述相关研究对本文从风险投资异质性视角研究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差异性资源在企业之间转移和复制需要一定的成本（Barney,1991），它是企业可持续性竞争的优势所在（Peteraf, 1993），因此，国际资源具有优势的企业更有可能嵌入全球价值链中。近年来，随着风险投资的快速扩张，其充分的资金、人力以及成熟的技术水平使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源不足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方面，相比以银行为代表的注重规避风险和主要进行短期投资的传统金融机构（徐飞，2019），风险投资作为风险偏好者，对企业在国际中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有更好的容忍度（Carpenter等，2003），此外风险投资可以为企业直接提供长期资金，从而有效改善较高融资约束下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困难的情况，推动企业长期发展。另一方面，风险投资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王雷和王新文，2020）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邹双和成力为，2019），对被投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风险投资机构作为积极的投资者，还会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并提供专业化意见（Chahine等，2019）。因此，风险投资机构不仅能够缓解创业企业的资金、技术等资源困难问题，还可以有效指导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实施。

风险投资的投资策略、资源获取会因其股权背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从而导致被投资企业的战略选择的差异性。唐宜红和张鹏杨（2017）指出引进外资是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重要原因。外资风险投资机构更善于在国际市场寻找具有潜力的创业企业，并利用其专业的国际知识和充足的商业资源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程度（Filatotchev和Piesse，2009）。外资风险投资以董事会的形式进入被投资企业后，可以凭借其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为被投资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从而推动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同时，外资风险投资在国际市场的社会网络可以帮助被投资企业多渠道获得更低成本的供应商、更多的客户资源与产品订单，提高企业在全球分工中的竞争力。

外资风险投资除了能为创业企业提供国际经验和客户资源支持，还能为创业企业减少因地理距离与制度距离带来的贸易摩擦，规避“外来者劣势”（Hochberg等，2010）。尤其是当外资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国与创业企业所嵌入的全球价值链的上端企业国别一致时，外资风险投资一方面能利用其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为创业企业提供各类便利，一定程度上缩短创业企业与链条顶端企业的地理差距，为创业企业创造更多与上端企业技术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创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嵌入；另一方面，根据制度同构理论，在相同的环境制约条件下，有一种力量会促使某一单元和其他单元相似（DiMaggio和Powell，1983）。制度同构理论的变迁基于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及规范性同构三大作用机制，这三大机制的共同作用，会促使同类型组织间产生一定的相似性。强制性同构的压力一方面来自组织内部其他组织成员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对创业企业而言，由于外资风险投资在企业中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他可以向创业企业的国际市场选择决策施加压力，使创业企业可以与外资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国中其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先进企业产生一定的相似性（刘娟，2015），这对创业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比无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更有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

地根据组织学习理论，学习是在本身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寻找并吸收新知识，将已有知识与新知识相融合的过程。创业企业在发展不成熟、海外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跨组织学习，吸收合作伙伴的技术与成熟的国际经验，学习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所需的知识和相关法律，进入和发展新市场（Mitchell和Singh，1992）。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公司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CVC）是“一种非金融类公司开展的风险投资项目或其附属部门对投资组合企业进行的直接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往往由发展比较成熟的非金融类大公司出资设立，其母公司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具备一定程度的国际知识。相比独立风险投资（independent venture capital，IVC），公司风险投资以其母公司成熟的国际化经验作为依托，可以使创业企业更直接地学习到嵌入全球价值链所需的知识，更快地了解目标国际环境。企业投资者的这种学习帮助有助于被投资企业获得对外国环境的增量知识，使他们能够迅速加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地位攀升。

除了能借助公司风险投资学习到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所需要的隐性知识（Joseph，2006），“国际联系”也是创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战略中选择公司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标准（Chesbrough，2000）。由于企业投资者往往需要考虑到自身声誉，所以他们会将公司内部技术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的渠道与创业企业分享来保证创业企业的成功发展。一方面，相比起独立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借助于其母公司为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的优势，能为创业企业提供一个现有的包含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国际网络，为创业企业大大节约摸索成本；另一方面，公司风险投资拥有比独立风险投资更专业的技术支持，能为创业企业创造更多的研发机会，在人力支持上，公司风险投资家在深入了解核心技术、接触国际市场以及处理国际市场中的人物关系方面也比独立风险投资更有优势。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公司风险投资比独立风险投资更能促进创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

公司风险投资进入创业企业除了以获取资本回报为目的外，更以母公司的长期战略为主要战略目标，因此其会倾向于寻找与母公司技术或战略相近或相契合的企业进行投资，这种企业往往与母公司处于相同或相近的行业（Dushnitsky，2013）。在公司风险投资母公司与创业企业行业相关的情况下，公司风险投资在利用其资源帮助创业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会出于母公司的战略动机（Hill和Birkinshaw，2014），汲取创业企业的成果，与创业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因此，公司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之间存在着“与鲨共舞”的关系（董静和徐婉渔，2018）。一方面，公司风险投资母公司与创业企业行业相关性越大，投资双方的资源互补与共享的可能性就越大，进而使得企业相互转化吸收知识和技术等资源效率提高。此外，若双方处于同一行业，则公司风险投资母公司很有可能会促使创业企业参与其所在的链条中，减少创业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壁垒。但是，另一方面，当公司风险投资母公司与创业企业处于同一行业时，由于所生产产品的同质性，可能会出现公司风险投资母公司对创业企业挤压的现象，即公司风险投资母公司抢占创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份额，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公司风险投资母公司与创业企业处于同一行业会对创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取决于公司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促进作用”大还是“挤压作用”大。但是，若公司风险投资因母公司的一己之利而更多选地择对创业企业实施“挤压”，一定程度上会对公司风险投资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进而不利于其后续投资活动的开展。因此，公司风险投资出于企业责任以及对退出创业企业时的投资成考本虑，在利害关系相权衡时，会选择减轻对创业企业的“挤压”，在对创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更多地选择发挥“促进作用”。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公司风险投资母公司与创业企业的行业相关性对创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有正向影响。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一定程度上受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加强对我国创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是一把“双刃剑”（苏明和刘志彪，2014）。一方面，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加强，链主国企业的技术在我国被模仿的风险降低，使得链主国企业愿意将更多的复杂生产转移到我国（杨珍增，2014），促使我国吸引更多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屠年松和曹宇芙，2019），提升了我国企业的出口国外增加值，增强了风险投资对促进创业企业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积极性。另外，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加强也能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付丽霞，2018），进而通过产业升级来促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然而，另一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俘获”的地位（苏明和刘志彪，2014），在知识产权保护度较强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吸收使用链主国先进技术需要支付昂贵的技术许可费用，提高了企业的技术转移成本（顾振华和沈瑶，2015），使企业长期积累的利润基础减少，恶化了我国创业企业的贸易条件，降低企业引入国外先进技术的热情，拉大全球价值链链主国企业与我国创业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重视投资回报的风险投资可能会受该不利因素的影响，降低对促进创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积极性，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反向调节外资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之间的关系。

假设4b：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反向调节公司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创业板与中小板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5年我国所有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首先剔除ST公司、已退市公司以及数据存在缺失的公司样本，其次对上述企业进行二次筛选，通过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依次进行企业名称、企业法人、企业电话号码等信息的匹配，剔除数据缺失企业，最终整理出包含3 588个观测值的样本，其中有风险投资介入的观测值为944个，嵌入了全球价值链的观测值为1 875个，有风险投资介入并已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观测值为606个。研究所需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规模等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测度全球价值链嵌入所需的数据中，企业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统计明细，国内销售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上市公司风险投资相关数据，通过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年报手动查找。

（二）变量说明

1.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FVAR）

本文借鉴Upward等（2013）的计算方法，使用企业出口国外增加值率度量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该方法假定企业所有进口都用作中间投入，其中加工贸易进口全部用作加工贸易出口的中间投入，一般贸易进口的中间投入同比例地用于国内销售和一般贸易出口。构建其模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