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制度基础观认为，制度将限制嵌入于社会内部的企业行为（North，1990），并对组织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Van Essen等，2012）。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化经营日益扩张，这种快速扩张不仅源自母国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市场政策的实施，还源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度环境。在塑造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扩张行为和发展轨迹方面，母国的制度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Angulo-Ruiz等，2019）。但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面对的外部制度环境存在产权保护力度缺失、契约执行效率偏低等问题，因而有学者认为，制度约束强化了企业逃离本土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提出国际化是母国制度缺失状态下企业的“制度逃离”（institutional escapism）行为，是企业应对制度约束所产生的规避性被动国际化过程（李新春和肖宵，2017）。但也有学者提出母国制度可以通过税收激励和融资便利等政策支持推进企业的全球扩张（Luo等，2010），并认为政府政策是驱动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主要制度变量。可见，企业国际化究竟是对母国制度环境的主动响应还是被动逃离，学术界尚无定论。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母国制度环境在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培育新兴市场增长方面作用的认识仍旧不足（魏江等，2020），本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研究对制度环境的衡量在文献中尚未得到系统的考察，缺乏对制度环境的多层次、多维度刻画。

根据Greenwood等（2011）的制度复杂观，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需要面临来自不同层面的多重制度逻辑，这些逻辑从不同的角度为组织在社会情境中的行动提供指导，组织则通过遵从复杂的制度逻辑来获取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制度环境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大范围的变迁，企业战略响应和战略决策的制度环境极其复杂（Luo等，2019），制度逻辑不仅存在多向性、异质性、不稳定性与模糊性，还包括多层次、多维度的特征，制度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总体制度环境，还包括相对微观层面的局部制度环境（黄玖立等，2013；Schminke和Biesebroeck，2013）。

开发区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部增量制度安排，这种模式破除了对传统制度的路径依赖，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与政策安排实现了区域经济与国际化的快速增长（Usman，2020）。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制度创新的典型案例，开发区为区内企业提供了更高的契约执行效率和更完备的商业规则等（Cheng，2019），入驻企业凭借开发区的局部制度优势享受着“一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并以此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的国际化决策实际上是对制度建设的一种响应，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宏观制度环境变得“虚弱”和“无效”时，他们会通过寻求替代性局部制度来获取外部资源。基于此，本文拟从开发区的视角探讨局部制度环境的优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效应，不仅拓展了制度环境的研究维度，也是对制度复杂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开发区局部制度环境的优化对区内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效应，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企业国际化行为是对局部制度环境优化的理性反应，相比于非开发区企业，入驻开发区所产生的制度同构力量与赋能效应使得区内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国际化经营。第二，开发区积极的国际化效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入驻不同级别、功能、区位的开发区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发生概率。第三，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发挥将受到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等正式制度因素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即随着地方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程度的加深，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的积极效应不断增强。本文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开发区经济效果的制度解读，也为政府借助开发区政策推动企业与区域经济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开发区：企业国际化的局部制度载体

1. 制度同构的视角

根据种群生态学理论，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生物群体会采取相似的生存手段应对外部环境压力，且这种生物群体的趋同现象也适用于企业组织，并被学者们称为“同构”过程（isomorphism）（DiMaggio和Powell，1983）。组织向环境同构的力量主要有“竞争”与“制度”两类，但“竞争”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解释组织的同构行为，来自“制度”层面的作用力才是形成组织同构的主要原因。根据DiMaggio和Powell（1983）的研究，制度环境的同构力量有三种，即模仿同构、强制同构和规范同构。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论述开发区制度同构力量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

（1）强制同构。强制同构主要源自企业所依赖的其他组织以及社会文化期望对其所施加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压力。这种强制同构将以组织所感知到的压力、说服或者共情等形式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组织的决策与变革是对政府命令的直接反应，尽管有些变革可能是浮于表面的形式主义，但却对组织合法性的获取与内部权力关系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Hossfeld，2018）。中国的开发区是城市中的“经济特区”，主要设立目标是帮助国内经济融入全球市场，政策基础包括为出口型企业的免税进口提供便利，给予外国跨国公司宽松的准入规定等，因此被贴上了“优惠”政策的标签。然而，开发区企业在享受制度红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制度责任，为了进一步获取并维持在开发区内的组织合法性，企业必须迎合开发区所设立的目标，通过调整组织战略决策方向反映其行为模式符合现行制度规范的特征。在开发区局部制度环境的压力下，区内企业将明显感知到当局对其国际化行为的期望，这种外在的政治权威迫使其朝着政府所倡导的国际化方向制定战略，制度压力使企业战略与开发区目标强制同构，进而提高了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发生概率。

（2）模仿同构。国际化是一种不确定性较高的商业行为，这种不确定性使正确战略的选择变得模糊（Haveman，1993）。根据制度理论，当企业面临市场不确定性时会复制其他同类或者成功企业的组织形态与行为方式，通过“模仿同构”达成场域内企业行为的一致性。开发区企业同处于相似的制度环境，为了获取组织合法性，他们在竞争过程中倾向于采取遵循与顺从策略来减少生存压力。由于模仿行为更多地出现在地理距离相邻近的企业之间（Staber，2010），企业的市场战略更可能在同一场域中被模仿，因此，随着开发区中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企业会选择效仿合法或成功的领域内相似组织，并通过模仿已有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获取在开发区生存的正当性（陈立敏等，2016）。这种“传染效应”使国际化新潮思想不断地在开发区内扩散，区内国际化企业数量的增加给其他企业带来了模拟压力，这些压力将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生概率，进而产生循环效应。

（3）规范同构。规范同构的主要来源是专业化，作为企业员工定义其工作条件与方法的集体模式，专业化是构建员工自治模式的认知基础与合法性基础。因此，规范同构强调组织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标准，并成为组织及组织成员间的认知基础（DiMaggio和Powell，1983）。企业高管是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决定者，虽然组织间的管理人员各不相同，但教育体系与专业知识体系的统一使得不同企业的管理者接受相同的训练，相似的教育背景导致高管之间的行为模式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做出类似的国际化战略决策。规范同构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对个体的过滤形式，在开发区情境下，入驻企业更倾向于从开发区同一行业的“劳动蓄水池”雇佣员工，或通过小范围内的培训机构快速通道招聘员工，或通过最常见的晋升渠道筛选企业高管，这种用人过滤机制限制了企业员工的多元化。相同环境下的管理人员与基层员工拥有共同的思维模式，这使得区内不同企业的员工具有相似的工作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做出类似的战略决策。这种机制使开发区成为一个可以互换的个体集合，不同个体在多个组织中占据相似的职位，具有相似的性格导向（Perrow，1974），他们以相似的眼光看待问题，将相同的政策、程序和结构视为规范批准和合法，并以相同的方式处理决策。因此，当企业面临国际化强制同构压力与模仿同构压力时，规范同构将进一步强化国际化行为的发生概率。

2. 制度赋能的视角

开发区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不仅是在强制同构、模仿同构和规范同构压力下的“被动”行为，还是制度赋能效应下企业充分利用开发区制度优势的“主动”战略，开发区局部制度环境的优化将显著提高开发区企业的国际化积极性。

首先，开发区的体制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国际化的主动性。企业所在区域的契约执行效率和产权保护机制是影响其国际化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而开发区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与政策安排实现了区域经济与国际化的快速增长（Usman，2020），这种体制创新不仅有助于降低区内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而且为企业国际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局部制度环境。在开发区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国际化战略，并借助这种制度变迁优势改善经营效率，进而有效激发了企业谋求国际化发展的动力。

其次，开发区的政策优惠提升了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积极性。为了促进开发区目标行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会给予开发区企业包括土地、财税、金融、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财税政策方面，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可申请中央财政贴息以及各类税收减免政策，入驻开发区的企业可以享受免税期或降低税率，出口企业可以在中间投入物和机械产品进口方面免征进口关税，并自动获得出口许可证。入驻开发区还享有更多的金融政策支持，包括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取直接融资便利（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这些政策优惠有效缓解了制约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资源匮乏与财务约束问题（Kontinen和Ojala，2010），“政策租金”增加了区内企业的内部资源存量与外部资源获取能力，进而强化了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动机。

最后，开发区特有的网络所产生的创新效应也是企业国际化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开发区共同的区位为企业提供一种独特的网络链接，这种网络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催化剂。创新不仅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最主要途径，也是推动企业国际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创新产生的专利优势有助于企业在海外立足和发展，并获取由此产生的独占性租金（Cooke和Morgan，1998）。开发区内的产业集群，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群集，将为区内企业带来粘性知识溢出效应，使其更容易获取创新资源，进而促进了区内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非开发区企业相比，入驻开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国际化经营。

（二）宏观制度因素的调节机制：区域政策支持与嵌入性文化

基于制度理论，局部制度的演进必然以整体制度作为行为环境，因此，入驻开发区所产生的国际化效应也将嵌套于更高层次的宏观制度框架之中。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正式制度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和其他书面规定约束个体与组织的行为（North，1990）；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行为规范、准则，以及习俗文化等（Fuentelsaz等，2019），通常能够反映社会构建的现实，并塑造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凝聚力和协调性（Zhang，2020）。

1. 正式制度：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调节效应

区域政策支持是一种政府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正式制度环境。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政府不仅影响到企业外部资源和内部能力的整合效果，同时会对微观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钟筱彤等，2019）。区域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的重要保障，政府通过推进简政放权等改革措施加大对企业国际运营的扶持，将有效激励经营主体的国际化动机。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方政府对于国际化的支持力度与政策措施不尽相同，而开发区因嵌入于所在区域特定的政策框架之内，其对企业国际化的激励效应也将受到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影响。

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则会通过诸如放宽市场投资准入、改革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构建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支持性行为刺激企业国际化。政府会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充分挖掘区域国际化发展的结构性优势，为国际化企业提供更多政策优惠与资源支持。开发区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势必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比如将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开发区倾斜、支持开发区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组织开发区企业上市融资、发债融资等。这种区域政策支持不仅有助于缓解开发区企业融资约束，增加资源存量，而且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盈亏平衡能力，进而提高了开发区企业通过国际化形式进行再投资的经济动机（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同时，地方政府对国际化的支持力度越大，企业越能感知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态度，这种积极的国际化信号增强了企业国际化的心理动机。经济动机与心理动机并驾齐驱，进一步强化了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提升效应。

相反，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小，则尽管入驻开发区的制度同构效应与赋能效应提高了企业开展国际化的意愿，但这种积极的国际化提升效应将被地方政府的“消极”不支持态度弱化甚至抵消。开发区企业不仅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经济上的帮助，在心理层面也无法感知地方政府的支持，进而弱化了其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积极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相较于那些政策支持力度较小的区域，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提升效应在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区域更为明显。

2. 非正式制度：区域嵌入性文化的调节效应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转型时期的正式制度并不完善且无法充分发挥效应，此时，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等非正式制度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Park和Luo，2001），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要约束。开发区通过制度替代效应缓解了区内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缺失问题，同时通过制度同构与制度赋能强化了区内企业的国际化动机，但这种开发区效应将受到区域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影响。以区域的嵌入性文化为例，地区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是培育开发区优势的必备条件。

在嵌入性文化较强的区域，企业更容易嵌入于开发区所构建的社会网络，能和谐地融入区内所形成的集群环境，进而助力企业更为高效地利用开发区的社会网络效应和知识传播效应。一方面，缺乏国际经营相关知识是企业涉足国际市场初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Barkema等，1996），较高的嵌入性水平使开发区企业更容易通过外部网络的关系性嵌入获取知识租金，进而强化了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较高的嵌入性提高了开发区内知识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坚强的信任基础增加了开发区企业之间提供与吸收粘性知识的可能性，有力提高了区内知识传播的效率，进而凸显了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积极效应。同时，位于嵌入性文化较强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融入开发区主管机构等政府网络，通过与政府部门的紧密沟通更能把握当局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期望，进而感知到制度层面的同构压力。较强的嵌入性文化还有助于企业感知到区内其他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进而提高了其通过模仿同构开展国际化战略的可能性。

而在嵌入性文化较弱的区域，企业多秉承“我行我素”的行为准则，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多处于孤立状态，尽管入驻于开发区却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聚效应，而是处于一种浮于表面的“形聚神不聚”状态。因此，虽然开发区具有许多有利于国际化的制度优势，但企业难以实现与开发区制度优势的真正契合，也无法捕捉到开发区制度优势所带来的额外红利与同构力量，进而削弱了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相较于那些嵌入性文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提升效应在嵌入性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具有多样性，企业国际化的数据主要通过Python软件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获得，并通过巨潮、新浪等财经网站进行了补充。企业是否入驻开发区的数据主要源于企业地址信息，其他开发区信息主要通过《中国开发区年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中国开发网以及百度地图数据服务进行补充。其他变量主要通过国泰安数据库、WIND数据库进行搜集整理。根据分析目标，本文删除了以下不适合进行研究的样本：（1）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的企业，这三大离岸注册地，其主要作用是避税，以及使企业能够在第三国运营时获得融资便利等投资优惠。（2）数据大量缺失并且无法获得和进行补充数据的企业样本。本文最后得到1777家上市公司2005—2015年间共10770个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样本主要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样本占比最大（66.17%）。就区位而言，大部分样本集中在华东地区（41.79%），其次是华南地区（17.79%）和华北地区（13.32%）。

（二）变量定义

1. 自变量。入驻开发区（Zone）。本文借鉴向宽虎和陆铭（2015）的方法，若企业地址信息的文本字段有代表开发区的特定字样，则将该企业界定为入驻开发区企业；否则为非开发区企业。为了排除企业因为搬迁而进行资产重组的影响，本文借鉴李贲和吴利华（2018）的做法，保留那些近三年内注册地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更的企业样本。

2. 因变量。国际化决策（Int）。国际化可分为内向型国际化与外向型国际化，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最为典型的外向型国际化模式，进口与吸引外资则是最常见的内向型国际化模式。以往关于开发区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并未涵盖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化决策内容。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一个包括不同维度、不同模式的国际化决策概念。具体步骤如下：（1）通过梳理前期经典国际化文献，分别从“贸易”与“投资”两个维度出发，基于不同的国际化方向提取代表企业内向型国际化与外向型国际化的相关词汇近83个。（2）为避免国际化关键词汇筛选的主观性，对国际化关键词初步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对词汇进行进一步筛检和补充。（3）将修订后的国际化词集发至2位国际化学术和业界专家进行审验和反馈，验证所选关键词的有效性与全面性，最终确定67个有效国际化关键词（篇幅限制未列式）。（4）搜集上市公司历年年报。（5）通过Python软件对上市公司历年年报与国际化关键词进行匹配，获取企业当期是否具有国际化决策，若确定企业当期具有国际化决策，则Int赋值为1，否则为0。

3. 调节变量。区域政策支持力度（Policy）。本文所指的区域政策支持力度主要是指当地政府对国际化的政策支持力度，该变量的测量方法类似于因变量。考虑到政府工作报告可以代表政府年度工作重心，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国际化态度的积极性或消极性文本描述可以代表当期政府对国际化的支持力度。基于此，本文通过以下步骤界定区域政策支持力度：（1）利用因变量的界定结果获取有效的国际化关键词。（2）搜集获取各省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内容。（3）借助Python软件对历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与国际化关键词进行匹配，通过计算机提取该关键词所在上下文的完整句子。（4）通过人工阅读关键词所在句子来判断政府工作报告对该国际化行为的态度，若文本中出现“支持性”态度词汇（比如“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中的“优化”；“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的“促进”），则区域政策支持力度指标取值加1，若该支持性态度词汇还含有加强性程度副词（比如“大力拓展新兴市场”中的“大力”；“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中的“积极”；“着力优化口岸环境”中的“着力”等），则取值再加1；若出现“消极性”态度词汇（比如“抑制”“放弃”“搁置”“延缓”等），则取值减1，若该消极性态度词汇还含有加强性程度副词，则取值再减1，最终得到的所有关键词取值之和为某地政府对国际化支持力度的最终取值。取值越大，说明当地政府对国际化的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反之则越小。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利用各省市的开放度作为政府对国际化支持力度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借鉴陈伟光等（2020）的方法，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量各省的对外开放度，检验结果与原指标并无显著差异。

区域嵌入性文化（Embed）。根据赵向阳等（2015）的研究，中国区域的文化具有多元性，他们采用Globe文化习俗（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导向、权力差距等维度）与施瓦兹文化价值观（平等性、和谐性、控制性、嵌入性等）对中国的区域文化进行分类。本文主要关注区域嵌入性文化对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调节作用，因而采用施瓦兹文化价值观中的嵌入性指标来衡量区域嵌入性文化。

4. 控制变量。根据已往研究文献，本文设定了以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Firmage）定义为公司成立至今时间的自然对数；员工人数（Staff）定义为企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入模型时取营业总收入（Income）的自然对数；两权背离程度（Deviation）是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所有权比例除以控制权比例；政治背景（Politic），本文将董事会成员与高层经营者近3年内在政府部门担任过特定职务的情况界定为具有政治背景，此时Politic赋值为1，否则为0；独立董事比例（Inddrkt_pct）；两职兼任（Duality），若CEO同时兼任董事长，则设定为1，否则为0；流动比率（Liquidity），定义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所在省开发区总数（Zoneamount）；市场丰裕度（Munificence），用过去5年行业销售的平均增长来衡量；教育背景（Tmtedu）表示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年限；可开发冗余（Rslack），借鉴Alessandri等（2018）的方法，用“一般费用和管理费用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来衡量；行业竞争程度（HHI），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行业竞争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HHI_ij=Σ（X_ij/ΣX_j）²，其中，X_ij为行业j中公司i的主营业务收入，ΣX_j为行业j中全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HHI越小则意味着相同规模的企业就越多，竞争程度也就越大；地方官员更替（Turn）：借鉴申宇等（2015）的方法，即若市委书记或市长在1至6月之间离任，则记该地区当期出现官员更替，此时地方官员更替赋值为l，否则为0；若市委书记或市长在7至12月之间离任，则将该地区下一年的官员更替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1，本文构建了回归模型（1），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国际化决策（Int），解释变量为是否入驻开发区（Zone）。预期Zone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即入驻开发区将有助于提升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决策的可能性。

$ {Int}_{i,t}={\alpha }_{0}+{\alpha }_{1}{Zone}_{i,t}+{C}_{i,t}+\varepsilon $

(1)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构建了回归模型（2），主要考察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等正式制度因素对开发区效应的调节作用。预期开发区与区域政策支持力度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即区域政策支持力度能够强化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促进作用。

$ {Int}_{i,t}={\beta }_{0}+{\beta }_{1}{Zone}_{i,t}+{{\beta }_{2}{Zone}_{i,t}\times {Policy}_{i,t}+C}_{i,t}+\varepsilon $

(2)

为了检验假设3，本文构建了回归模型（3），主要考察区域嵌入性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开发区效应的调节作用。预期开发区与区域嵌入性文化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即区域嵌入性文化能够强化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促进作用。

$ {Int}_{i,t}={\gamma }_{0}+{\gamma }_{1}{Zone}_{i,t}+{{\gamma }_{2}{Zone}_{i,t}\times {Embed}_{i,t}+C}_{i,t}+\varepsilon $

(3)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因而下文的模型检验部分主要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的最大值为3.39，且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另外，由于本文的解释变量“入驻开发区”是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虚拟变量，如果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该变量将被差分掉，所以入驻开发区这一核心变量无法加入固定效应模型，因而本文采用随机效用模型进行估计，同时在模型中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并通过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论证结果的可靠性。

四、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企业国际化决策（Int）的均值为0.5994，标准差为0.4901，表明样本中有59.94%的企业具有国际化行为，样本间的国际化战略存在明显差异性。入驻开发区（Zone）的均值为0.4532，说明约有45.32%的样本企业入驻开发区。区域政策支持力度（Policy）的均值为18.2400，标准差为7.9113，区域嵌入性文化（Embed）的均值为4.2184，标准差为0.0931，说明不同企业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差异。

（二）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分析

1. 基本模型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表2报告了模型1的检验结果，第（1）（2）列为入驻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基本模型检验结果，第（2）列的结果表明，入驻开发区Zone的系数显著为正（beta=0.3999，p<0.01），说明入驻开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国际化战略，即入驻开发区有助于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决策的发生概率，假设1得到验证。

然而，考虑到上述模型可能存在变量缺失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因而存在关键变量与扰动项协方差不为0的情形，从而导致参数的估计有偏和非一致。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重要方法，本文借鉴余淼杰等（2017）的做法，采用开发区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本文认为，开发区面积是一个相对外生的变量，开发区面积越大，企业入驻开发区的概率也越大，但是开发区面积与企业国际化决策之间并无直接关系。表2第（3）（4）列为工具变量检验结果，第（3）列显示开发区面积与企业是否入驻开发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eta=0.0005，p<0.01），说明工具变量与原模型自变量高度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第（4）列的结果表明，在工具变量检验中，开发区Zone的系数显著为正（beta=0.2216，p<0.01），说明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后，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依旧显著。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为全面地考察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效应，本文采取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借鉴Alder等（2016）与Schminke和Biesebroeck（2013）的方法，将位于保税区、综合保税区、自贸区等体量较小的开发区排除后对原模型重新拟合，详见表3第（1）（2）列。结果表明，当剔除小体量开发区样本后，入驻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依旧显著正相关（beta=0.3993，p<0.01），说明入驻开发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决策。其次，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本文还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详见表3第（3）（4）列，结果显示Zone的系数仍旧显著为正（beta=0.2468，p<0.01），说明更换检验模型后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促进作用依旧成立。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采用替换因变量测量指标为海外销售额、对外投资决策等国际化指标验证上述结果的可靠性，同时替换区域政策支持力度测量指标为对外开放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因篇幅限制未列示结果）。

（三）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比较分析

自2006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开发区进行整顿之后，中国目前基本上仅存在国家级和省级两种级别的开发区。尽管这两种开发区长期处于共存状态，但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相对而言，省级开发区的质量较差，入驻企业也较少，省级开发区内外所适用的政策无明显差异，优惠政策受到了各地方政府的控制，不同的省级开发区政策相差甚远。而国家级开发区普遍质量较好，适用的优惠政策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因而优惠政策大体趋同。另外，省级开发区大多根据当地优势扶持特定产业，而国家级开发区一般不侧重于某些特定产业（余淼杰等，2017）。总体而言，国家级开发区的建设映射出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战略，而省级开发区的设立则体现地方层面的政府意图和政策趋向（向宽虎和陆铭，2015）。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入驻国家级开发区（Zone_state）与入驻省级开发区（Zone_provi）是否会产生差异化的国际化效应。结果见表4第（1）（2）列。

从行政级别来看，我国的开发区可以分为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大类，其中国家级开发区又可分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其他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虽然不同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都享有税收减免、关税减免、土地使用价格降低等优惠待遇，但各类开发区在主管部门、担负的使命、政策倾向力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比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目标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促进出口活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目标是培育国内的高科技产业；保税区是位于沿海港口城市或边境城市的自由贸易区，设立目标是加快进出口速度；出口加工区的作用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通过加工实现出口；边境经济合作区旨在利用边境城市的地理优势促进与其他国家的贸易（Alder等，2016）。可见不同的开发区类型各有侧重点，因而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进行细化分析。由于本文的研究样本大多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开发区，其他小体量开发区并不具有代表性，下文将重点比较经济技术开发区（ETDZ）与高新技术开发区（STIP）的国际化效应。结果见表4第（3）（4）列。

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本文发现总样本中约有65.72%的企业位于沿海地区，而入驻开发区样本中约有66.58%位于沿海地区，入驻国家级开发区样本中约有61.5%位于沿海地区，入驻省级开发区样本中约有77.26%位于沿海地区。考虑到沿海地区具有更开放的外部环境，所设立的开发区更容易参照国际惯例制定相关法规和管理条例，在契约制度的各个方面均有别于内陆地区。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入驻沿海地区开发区（Coastal）与入驻内陆地区开发区（Inland）是否具有差异化的国际化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第（5）（6）列。

表4第（1）列验证了国家级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结果表明入驻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beta=0.2519，p<0.01），说明相对于非开发区企业，入驻国家级开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表4第（2）列用于验证省级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回归系数显著为正（beta=0.4633，p<0.01），说明入驻省级开发区也将提高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发生概率。本文认为，尽管省级开发区在等级与质量上无法与国家级开发区相比，但是经过2003—2006年的开发区清理与整顿后，省级开发区在整体布局与规范性上得到有效提升，因而对企业国际化决策也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表4第（3）列是以企业是否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显著正相关（beta=0.2284，p<0.01），说明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提高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发生概率。表4第（4）列则以企业是否入驻高新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检验结果显示入驻高新技术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beta=0.1769，p<0.01），说明入驻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表4第（5）（6）列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入驻沿海开发区还是内陆开发区，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动机均得到显著提升。

（四）宏观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1. 基本模型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为了检验宏观制度环境对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分析了开发区与区域政策支持力度以及区域嵌入性文化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表5第（1）（2）列为基本模型检验结果，第（1）列的结果表明，开发区与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091，p<0.1），说明相对于那些政策支持力度较小的区域，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激励作用在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区域更加强化了，假设2得到验证。第（2）列的结果显示，开发区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1.1899，p<0.01），说明在嵌入性文化较强的区域，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正向激励作用显著提升，假设3得到支持。表5第（3）（4）列是以开发区面积为工具变量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其中开发区与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0.0057，p<0.1），开发区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beta=0.9751，p<0.01），说明随着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区域嵌入性文化的深入，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提升效应得到显著强化。

2. 稳健性检验

同样，本文将位于保税区、综合保税区、自贸区等小体量开发区排除进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详见表6第（1）（2）列；本文还使用Probit模型对调节效应做进一步分析，结果详见表6第（3）（4）列。两种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开发区与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交互项系数、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宏观制度因素在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决策之间的调节效应得到进一步支持。此外，本文还采用替换区域政策支持力度测量指标为“对外开放度”来验证调节效应的稳健性，结果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因篇幅限制未列示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入驻开发区所产生的局部制度优化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制度同构与外部赋能效应，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开发区将显著提升区内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即与非开发区企业相比，入驻开发区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国际化战略。第二，入驻开发区所产生的国际化效应具有普遍性，从级别上看，无论是入驻国家级开发区还是省级开发区，均能显著促进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发生概率；从功能上看，无论是入驻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国际化的积极性；从区位上看，无论是入驻沿海开发区还是内陆开发区，均能产生稳健的国际化促进效应。第三，局部制度效应的发挥将嵌入于更高层面的宏观正式制度，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也将受到区域政策支持力度的影响，即区域政策支持力度越大，越能强化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推动作用；局部制度的演进还将以宏观非正式制度为行为环境，即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发挥将受到区域嵌入性文化的影响，在那些嵌入性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推动作用显著强化。

（二）理论贡献与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首先，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宏观视角讨论开发区对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的作用机制（比如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卢飞等，2020），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影响机制讨论不够充分（杨婵等，2020）。本文从制度同构与制度赋能两个方面探讨了入驻开发区对微观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通过对以往基于开发区国际化的表面现象进行抽象，将其收敛到制度理论的逻辑框架，不仅丰富了国际化与制度理论的相关研究，也是对企业行为理论的有效补充。其次，以往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多关注宏观制度因素的影响（比如李新春和肖宵，2017；郑玮，2020；张唤，2020），较少关注到局部制度环境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制度复杂观的逻辑，以开发区为例探讨了局部制度环境的优化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并提出企业国际化并非纯粹的“制度逃离”，而是在局部制度环境刺激下的同构行为与赋能反馈，不仅拓展了对制度环境的研究维度，也丰富了国际化与制度环境关系的研究范畴。最后，虽然有学者们关注到开发区制度效应的发挥存在许多制约因素，比如行业特征（李贲和吴利华，2018）、企业更替（柴泽阳和孔令丞，2020）、产权性质（杨波和李波，2020）、市场竞争（杨波和李波，2020）等，但是这些情景化研究忽略了对更高层级的制度因素的考察。本文将区域政策支持力度与区域嵌入性文化等制度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认为开发区局部制度优势的发挥将以高层次的宏观制度作为行为环境，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企业国际化模型与递进式制度理论范式，对于推动企业国际化理论、深化制度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存在后发劣势、新创劣势与外来者劣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通过制度工作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是一种合理的政治行为与积极的外部赋能，通过设立开发区等制度安排协助企业弥补国际竞争的劣势和组织缺陷，可以使区内企业更好地与发达经济体中具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同行相竞争，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应该并且能够利用制度支持增强本国经济主体在全球化市场中的竞争性。其次，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合理地运用政策手段强化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比如通过财政支持、税收减免等手段给予国际化企业一定的政策倾斜与支持，提升企业国际化的经济型动机与心理型动机，这种更高层级的正式制度优化将强化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的推动作用。最后，地区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是培育开发区形成的重要条件，比如在嵌入性文化较强的地区，企业通过嵌入于开发区社会网络获取知识租金与粘性知识来提升国际化动力，有关部门应关注并重视文化氛围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建设来强化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

（三）未来展望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首先，虽然开发区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制度优化形式，但是中国开发区的设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试验到鼓励，到整顿，再到规范，不同时期政府对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政策优惠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会对开发区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延长时间跨度，尽量全面系统地考察不同发展阶段的开发区国际化效应。其次，国际化包括多种不同的模式，开发区是否会对不同的国际化形式产生差异化影响，未来可以就国际研发、对外直接投资等高层次的国际化模式讨论开发区的局部制度效应，也是对本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最后，开发区包括许多异质性特征，比如开发区港口距离、开发区产业多元化程度、开发区企业密度等，对这些变量的深入分析有助于从国际化的便利性、产业互补性、资源竞争性以及知识溢出性等角度细化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研究边界，也是对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