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是缓解就业压力，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Acs等，2012；曲海慧和冯珺，2019）。在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2020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创业的政策，如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力度、减免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房租等，并针对2020届高校毕业生，开发并共享了一批线上创业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指出：大学生不单单是被动寻找工作的部分，更应该是创造工作岗位的主要力量，因此引导大学生创业是我国的重要政策取向（肖潇和汪涛，2015）。尽管国家不断建设大学生创业环境，但我国大学生创业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李爱国和曾宪军，2018）。相较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创业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成分相对较低，创业活动的质量有待提升（李爱国和曾庆，2017）。相比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创新性（张玉利和宋正刚，2015）。机会型创业是个体开启机遇之门的钥匙，其以追求新机会从而创造新的价值为关键动力，对提升创业活动的质量进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Liñán等，2013；张玉利和谢巍，2018；Donaldson，2019）。根据2017/2018年GEM（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分析，在中国60%以上的创业者开展的创业活动属于机会型创业，该比例仍存在较大上升空间。正如2013年SARS危机催生了阿里、京东等电商公司，最终形成当前中国互联网局部领先的优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不断涌现新的机会如医药电商O2O、在线教育、线上办公等。在此契机下，如何更大范围地激发机会型创业活动对于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尤为重要。我国大学生创业以机会型创业为主，虽然在创业率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近年来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郭必裕，2010；Yan等，2018），在2015年，我国新毕业大学生创业比例同比增长近一倍（刘刚，2017）。学者们指出在社会群体中，大学生拥有丰富的知识和活跃的思维，具备独特的机会型创业的优势，成为我国机会型创业活动的生力军（李爱国，2014；张秀娥和张坤，2018）。已有研究表明，创业意愿作为一种行为意向（behavioral disposition）对于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解释力（Liñán和Fayolle，2015）。当前我国大学生创业内生动力缺失，增强大学生创业内生动机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大学生创业（Giacomin等，2011）。可见，从动机视角探索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对于推动我国机会型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创业意愿研究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仅在少数的创业意愿分类研究中零散地探讨一些内外部因素如风险倾向、产业经验、创业榜样、地区金融资本、经济自由度、财务资源可用性等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买忆媛等，2009；朱锋和董晓晨，2013；Van Der Zwan等，2016；Angulo-Guerrero等，2017）。而针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的深入研究仍明显匮乏，难以为促进机会型创业活动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学者们指出动机是形成创业意愿的关键（李爱国，2014；Dumitru和Dumitru，2018）。不同于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意愿源自于个体追求自我发展的内部需要而非生存压力（李爱国，2014；张玉利和宋正刚，2015；Van Der Zwan等，2016）。Brunner（1956）提出求成欲与求知欲是个体内部动机的两个主要来源。Yang等（2015）进一步指出创业的内部动机来源于关乎个体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两方面的需要。《中国青年报》根据中国科协双创评估调查数据指出，在校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动机来源于实现个人理想与丰富人生阅历，分别占71.4%和50.8%^①。成就需要是指一个人追求卓越，渴望成功的愿望，其反映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张秀娥和王超，2019）。个体层面的学习导向是指人们具有更新现有知识的渴望，其体现了个体自我成长的需要（De Clercq等，2013；宫俊梅和姚梅芳，2019）。因此，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作为个体两种重要的内部需要有助于形成创业内部动机从而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然而，尚无研究对上述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和检验。

近年来，学者们指出创业激情为理解个体创业意愿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Cardon等，2013；方卓和张秀娥，2016）。由于机会型创业者希望获得更高的增长回报，其创业意愿的形成更可能受到渴望寻求机会的积极情绪的驱动，因此机会型创业意愿尤其受到创业激情的影响。在心理学中，人的每种情绪都反映着背后的内部需要，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创业激情是一种情绪（谢雅萍和陈小燕，2014），其反映了个体自我实现和成长的内部需要，这将有助于形成创业动机进而对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方卓和张秀娥，2016；刘依冉和郝喜玲，2019）。因此，为了深入揭示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本文将分析创业激情的关键中介作用。此外，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是内部因素和外部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Van Der Zwan等，2016；Angulo-Guerrero等，2017）。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对于资金情境尤其敏感（蔡莉等，2008；李爱国和曾庆，2017）。已有研究指出家庭资金支持具有高可用性和低交易成本的特征，因而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资金来源”（Steier，2003；Dyer等，2014）。2016年中国科协双创评估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创业贷款附加条款过多，担保贷款政策形同虚设，接近80% 的大学生创业资金依靠家庭支持或个人积蓄。因此，我们将探索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向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转化中的强化作用。

综上，基于动机相关理论，本文探索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并深入分析创业激情和家庭资金支持对于上述关系的作用，从而基于动机视角深入揭示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以创业激情为关键路径，探索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两类内部需要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基于动机视角打开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机会意愿形成机理的黑箱。第二，本文探索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的影响以及创业激情在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中的作用，以弥补创业激情前因研究的不足，深化和拓展创业激情的作用研究。第三，本文将大学生的内部需要与外部情境因素相结合，探索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间的强化作用，从而为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差异性提供了情境化的理论阐释。

机会型创业是为了追求新机会以创造新价值而从事的创业活动，其创业动机主要来源于追求非物质回报的内部需要（Benz，2009）。Woodworth于1918年提出动机理论，认为动机是由个体需要产生的，当需要到达一定程度时，需要就会转化为动机。对于机会型创业者而言，其创业动机主要来自于内部自发的需要。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作为个体寻求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的自发需要有助于形成创业动机从而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

心理学认为需要是人的情绪产生的根源和基础，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不同的情绪反映不同的需要。动机—分化理论认为“内驱力信号需要一种放大的媒介才能激发有机体去行动，而起到这种放大作用的正是情绪过程”（Izard，1977）。在管理学领域中，创业激情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积极情绪（Cardon等，2013；张剑等，2017）。学者指出创业激情根源于内部需要的满足，当所参加的活动能够满足自我意义时，创业者享受到了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产生创业激情（Murnieks和Mosakowski，2007）。综上，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作为个体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键内部需要是其形成创业激情的基础。Tomkins（1970）的情绪动机理论指出情绪具有动机性，积极情绪会对动机具有影响（张春梅等，2017）。已有研究表明创业激情对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方卓和张秀娥，2016）。对于机会型创业而言，其创业意愿尤其受到创业激情这种把握机会以追求梦想的积极情绪的影响。综上，创业激情是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转化为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键路径。

此外，创业激情对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De Clercq等，2013；Van Der Zwan等，2016）。不同于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往往需要建立在较好的经济基础之上（Van Der Zwan等，2016）。对创业风险的担忧是中国大学生放弃创业的重要因素（Giacomin等，2011），资金支持能够降低个体的风险感知，消除其对机会型创业的心理顾虑，从而更容易在创业激情的影响下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李爱国和曾庆，2017；周雪和王庆金，2019）。另外，相比其他来源的资金支持，家庭资金支持可以使大学生感到更安全、更受到鼓励，其适用于创业的初始过程（Pérez-Macías等，2019）。因此，创业激情对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作用受到家庭资金支持的影响。综上，如图1所示，基于动机相关理论及研究逻辑，本文构建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的研究模型，探索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分别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及两者交互作用的影响，进而揭示创业激情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最后分析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间的强化作用。

图 1 本文研究框架

图选项

（一）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与机会型创业意愿

1961年，McClelland在《The Achieving Society》中，通过对人们存在的需要和动机进行研究，提出了成就需要理论。他指出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后，就会有更高的追求，比如成就需要。成就需要是追求成功、事业上卓越表现、能够更好地实现目标的主要内驱力，其具体表现为愿意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张秀娥和王超，2019），并且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解决困难问题，希望超越他人。机会型创业受自我实现动机的驱动程度显著高于生存型（李爱国，2014）。不同于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更加追求非物质的回报，为了实现自己理念的机会而开展创业活动（Benz，2009）。高成就需要的个体更渴望成功和自我实现，这些个体进行创业往往不是迫于生存因素，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从事机会型创业。此外，高成就需要的个体会设定更高的目标和追求，更愿意抓住机会，因此他们更可能去追求有冒险性但可以带来更高成就的创业机会，如进行社会广泛推崇和认可的但风险性更高的绿色创业。此外，相比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更具有挑战性和复杂性，更适合高成就需要的个体实现超越别人的目标（Tipu，2016）。与其他群体相比，大学生创业者有着更强烈的追求自我理想的成就需要，而这正是大学生去选择创业的主要动力源泉（张凯竣和雷家骕，2012）。因此，成就需要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

追求个人成长是产生创业意愿的主要来源之一，个体层面学习导向表现为不断增长的学习渴望以及寻求反馈以取得进步的倾向（VandeWalle等，1999）。在社会群体中，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效价较高，即认为学习是有意义的，来源于自主需要而进行学习的学习导向较强（高秀梅，2020）。学习导向强的个体注重不断试错，不怕失败，他们反而希望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将其作为个体成长的来源。强学习导向的个体更可能选择具有高度不确定和高风险的职业（Patrick等，2011）。对创业失败的担忧是阻碍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因素（Giacomin等，2011），而具有较高水平学习导向的大学生不惧怕失败反而愿意将其作为学习的机会，因此他们从事此类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高。并且，机会型创业以追求与广泛技能开发相关的创业机会为核心（Benz，2009），由于强学习导向的大学生更希望在创业过程中学到新的知识和开发新的技能，因此他们具有更强的机会型创业意愿。此外，获取新知识并将其整合到现有知识中的过程可以帮助人们为当前问题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从而提高其处理问题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吕兴群和蔡莉，2016）。假如缺乏学习导向，即使个体具备学习的潜质，学习行为仍然不会发生（刘依冉和郝喜玲，2019）。强学习导向的大学生更愿意持续获取和整合新的知识从而能够更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发现新的机会进而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

H1a：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均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仅仅分析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独立影响是不充分的，在现实中，各因素不一定是孤立发挥作用的（王建明，2013）。机会型创业者不仅可以在追求创业机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可以从中学习和开发满足自身兴趣的新知识和新技能（Benz，2009）。当大学生追求创业成功带来的高成就感时，往往也会为创业失败带来的损失感到担忧。若大学生具有强学习导向，便能够将创业失败视为学习的机会，从而削弱其对于创业失败的忧虑。因此，在高水平的学习导向下，成就需要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将被增强，反之则被减弱。而当大学生为了学习新知识而进行创业时，若缺乏理想目标则会降低其学习的热情，从而削弱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成就需要促使强学习导向的个体在较高的理想目标引领下更希望从创业过程中获取新知识并且更有学习动力以把握新机会，从而更容易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Goertzen和Whitaker，2015）。因此，在高水平的成就需要下，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将得到增强，反之则被减弱。综上，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在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方面具有交互效应。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1b：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的交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二）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与创业激情

根据Bradley等 （2001） 提出的情绪动机模型，欲求动机系统是情绪的根本来源之一，情绪状态的唤醒度取决于欲求动机系统的激活强度。因此，创业激情作为一种与创业活动相关的特殊情绪体验（谢雅萍和陈小燕，2014），会受到个体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这两类重要的内部需要的影响。Cardon等（2013）认为创业激情是指通过参与符合创业者身份认同的相关创业活动而体验到的有意识的、可获得的、积极的、强烈的情绪，其包含积极情绪和身份认同两个关键要素。其中，积极情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积极和强烈的情绪，而不是对环境中的偶然或直接的触发作出反应，因此，创业激情是相对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Cardon等，2013）。此外，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在所从事的活动中发现意义，创业者身份认同体现为个体将社会对于创业者的看法内化为自身的期望，比如，社会认为创业者具有冒险的偏好，因此，创业者自身就渐渐变成希望承担高风险的人，也就是说这些社会期望会影响个体对于创业者的意义界定（Murnieks和Mosakowski，2007）。

具有高成就需要的个体希望从创业中体验积极的成就感（De Clercq等，2013），并且他们不断地寻求更大的价值创造以实现目标，因此他们能够将机会商业化这类富有价值的创业活动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而充满激情。方卓和张秀娥（2016）指出较高的自我价值追求会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并且，具有高成就需要的个体更愿意挑战自己，不断竞争，这促使其对于追求创业机会这类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产生持续的积极情绪。此外，由于社会对于创业成功人士有较高的评价，这种内在的期望定义了成为成功的创业者意味着什么，成就需要将促使大学生将创业成功作为达成高成就目标并获得社会认可的途径（Murnieks和 Mosakowski，2007；张凯竣和雷家骕，2012）。因此，成就需要有助于提高创业身份认同感。

机会型创业包含大量的试错和探索新事物的过程以追求和实现新的机会（彭华涛和王敏，2012）。由于学习导向反映了不断拓展现有知识集的倾向（VandeWalle等，1999），其促使个体为了获取新的知识更愿意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性以追求新机会，从而对创业活动保持强烈的且积极的情感。此外，由于创业是持续学习的过程，学习导向促使个体渴望通过成为一名创业者从而学习如何将机会商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对于创业者的身份具有更强的认同感。从创业激情传染的角度，强学习导向即求知欲更强的个体更容易被他人强烈的创业激情传染（Schoorman等，2016）。而且，强学习导向的大学生在校园中能够通过多种学习途径如参加创业课程培训、参与创业大赛等实践活动获取相应的创业知识，从而提升对创业的自信心，这将进一步增强其创业激情（Krueger等，2000）。综上，我们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2a：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均对创业激情具有积极影响。

在高水平的学习导向下，强成就需要的个体除对创业成功具有强烈渴望外，同时具有更强的学习积极性，这将进一步提升个体追求机会的持久性（De Clercq等，2013），这种强烈与持久的情绪是创业激情的基础。根据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强学习导向的个体倾向于将新知识整合到他们现有的知识中，从而提高他们实现理想的可能性（Vandewalle等，1999；De Clercq等，2013）。因此，在高水平的学习导向下，大学生感知到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更高，从而强化成就需要对创业激情的激发作用。而在低水平学习导向下，大学生对创业失败的担忧将削弱成就需要对创业激情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在高水平的成就需要下，大学生受到较高的理想目标驱动可以更明确地了解自身不足与差距，致使学习的需求不容易被满足，有利于创业激情的持续性，反之则不利于创业激情的持续迸发。此外，根据“峰终定律”，人们只会记得高峰时和结束时的感觉，高成就需要的大学生更容易忘却学习的压力，只记得学习中的成就感。因此，在高水平的成就需要下，学习导向将促使个体感受到学习所带来的成就感附加值，由此激发的创业激情更为强烈。综上，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在提升创业激情方面具有交互效应，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b：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激情具有积极影响。

（三）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通过创业激情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

创业激情普遍被认为是有意识的、持续的、积极的和强烈的情绪体验，其有助于创业者更好地认识自身的创业身份（Cardon等，2013；谢雅萍和陈小燕，2014）。如前所述，对于机会型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可能出于满足成就感的需要，也可能是为了满足探索新领域的兴趣，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内部驱动力能够激发创业激情，而创业激情是形成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方卓和张秀娥，2016；刘依冉和郝喜玲，2019）。Vallerand等（2010）认为激情是一种动机要素，可以解释个体参与活动的意愿。创业激情体现了实现创业目标更高层次的承诺，包含对创业保持积极愉悦的情绪以及对于创业者身份的高度认同感，这将有助于提高大学生解决创业相关问题的信心和能力，进而提升创业意愿（方卓和张秀娥，2016）。学者们认为创业激情是不惧创业风险的勇气来源，其源于快乐的体验和兴趣，这促使个体发自内心地热爱和向往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或创建一个企业将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Cardon等，2013；张剑等，2017）。由于机会型创业不是由于生存压力所迫的选择（Benz，2009；Van Der Zwan等，2016），而更多地来自对创业活动的兴趣和热爱。因此，具有较高创业激情的个体将更加愿意从事机会型创业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创业目标。并且，创业激情将有助于提升大学生坚持完成创业活动所需的毅力，从而增加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激发个体产生机会型创业意愿（Silvia，2013）。创业激情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积极情绪（Cardon等，2013；张剑等，2017）。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往往是行为动机的激活剂，积极情绪会使个体更早地接受潜在的商业机会。因此，具有高成就需要和强学习导向的大学生将在追求成就感和新知识需求的驱动下形成创业激情，这使得他们更愿意从事机会型创业。可见，创业激情是成就需要、学习导向转化为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键路径，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3：成就需要、学习导向通过提升创业激情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

（四）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之间的强化作用

创业激情作为一种情绪，其作用效果的发挥不可避免会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周雪和王庆金，2019）。每年有超过50%的潜在创业者由于缺乏创业所需的资金而抛弃了他们的商业理念（Farooq等，2018），尤其是对于社会资源更为稀缺的大学生，资金原因是其创业面对的主要困难。Van Der Zwan等（2016）发现机会型创业行为往往建立在较好的经济基础之上。相似的，蔡莉等（2008）也认为相比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需要更多的初始财务资金以及资金来源。由于机会型创业者并非由于生计所迫，往往拥有明确的创业梦想，因此他们准备得更加充分，资金也更加充裕。机会型创业大多都是针对崭新的市场或者新的商业渠道（蔡莉等，2008），获得资金支持有助于获取更专业的人才和设备以把握机会。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支持是个体尤其是大学生成功创业的关键因素（陈建安等，2019）。机会型创业活动涉及一定程度的风险与压力，这是大学生放弃创业的重要原因，家庭成员的资金支持具有较强的可用性和低成本性，可以缓解这些风险和压力（Farooq等，2018）。并且，家庭资金支持为大学生提供了重要创业资源，为机会实现创造了客观条件，因此促使具有创业激情的个体更愿意从事机会型创业活动。倘若缺少家庭资金支持将对有着饱满创业激情的个体从事机会型创业的主动性造成一定的打击（Schwarz等，2009；Van Der Zwan等，2016）。此外，成为创业者是个体职业规划的重大决定，尤其对于大学生而言，创业不单单是一种投资决定，而且是一种职业选择，父母及家庭成员的建议会对其职业抉择产生重要影响。家庭资金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成员对机会型创业的情感支持，这将促使具有创业激情的大学生更愿意从事机会型创业活动。可见，家庭资金支持是创业激情向机会型创业意愿转化的催化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4：家庭资金支持正向强化创业激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即家庭资金支持水平越高，将越增强创业激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2015年，李克强在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批示：“大学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既要认真扎实学习、掌握更多知识，也要投身创新创业、提高实践能力。”2020年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高校毕业生是祖国建设的新生力量，是祖国的未来，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严重，受到疫情影响，使得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大学生进行机会型创业不仅可以解决自身就业问题、创造社会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同时能够探索新领域、开发新机会，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探索如何激发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学者提倡在个体发展的早期阶段研究创业意愿，如针对尚未开始职业生涯的大学生创业意愿开展研究，这可以得到避免回顾性偏见（retrospective bias）的前瞻性观点（Carter等，2003）。此外，在校大学生是相对同质的群体，能有效降低个体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有助于深入了解创业意愿形成机理（Malebana，2017）。综上，本文以在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进行实证数据搜集以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为了尽可能减少地域、文化、教育带来的差异（朱锋和董晓晨，2013），调查样本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四川、山东、内蒙古、吉林等多个省份和直辖市，覆盖重点大学（“双一流”）、普通本科、专科等多个层次高校，涵盖管理学、经济学、工学、理学、法学、文学、医学等多个学科。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各高校要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因此本文并没有仅调研大四毕业生的相关数据，而是以所有年级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机会型创业意愿进行研究。在进行正式调研之前，我们开展了预调研，以检验各潜在变量量表的内部结构和信效度。选取了76名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吉林等地的大学生作为预调研对象，根据调研结果和调查对象的反馈意见对问卷题项和结构进行完善和调整，预调研样本不在正式调研的有效样本中。在此基础上，本团队在正式调研中共发放了450份问卷，去掉填答不完整的23份问卷后，本研究最后得到307份有效问卷作为分析样本，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8.22%。在307名大学生中，其中，性别与年龄上，54.07%为男性，女性占45.93%，平均年龄为20.91岁。年级上，大学三年级以下占52.77%，大学三年级及以上占47.23%。专业上，工学占比为39.41%，管理学占25.41%，其余专业占35.18%。

（二）指标选择和变量定义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和量表，本文研究变量的量表均采用1—5级Likert量表，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所采取的量表α系数均大于0.8，说明其具有较好的信度。具体测量题项如下：

1. 成就需要。借鉴相关研究和成熟的量表（Tang和Tang，2007），本文采取4个题项对成就需要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包括“我想要在社会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我想要取得成就并获得别人的认可”“我想要实现个人理想”“我想要领导和激励别人”。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78（大于0.80）。

2. 学习导向。借鉴现有研究对个体学习导向的测量（VandeWalle，1999；De Clercq等，2013），本文采取3个题项对学习导向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包括“我喜欢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以学习新知识”“我经常寻求学习新技能和新知识的机会”“我经常阅读资料（书籍、文章等）以提升能力”。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56（大于0.80）。

3. 创业激情。借鉴Cardon等（2013）对创业激情的测量，本文采取4个题项对创业激情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包括“创办一家企业让我很幸福”“创办一家企业让我精力充沛”“我热爱创办一家新的企业”“寻求和解决未满足的市场需求，并将其商业化是非常令人愉快的”。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926（大于0.80）。

4. 家庭资金支持。借鉴现有研究对资金支持的测量（朱锋和董晓晨，2013；Van Der Zwan等，2016），本文设计一个判断题项，询问调研对象：“如果您要从事创业活动，您的父母或家人能否提供资金支持”并将其回答结果设置为虚拟变量，即“是”为1，“不是”为0，以便分析家庭资金支持的调节作用。

5. 机会型创业意愿。借鉴已有相关研究和量表（李爱国等，2012；Angulo-Guerrero等，2017），本文采取3个题项包括“我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创业者”“我想要实现创办一家企业的梦想”“我想创办一家企业把握商机”。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92（大于0.80）。

6. 控制变量。已有研究发现性别、年级、风险承担倾向、创业环境、创业教育会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方卓和张秀娥，2016；Van Der Zwan等，2016；Angulo-Guerrero等，2017；Nowiński等，2019），本研究对上述变量进行控制以消除其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借鉴相关测量题项（Eeckhoudt等，2005），本文采取1个单选题对风险承担倾向进行测量，将选择“获利500万元，成功概率为20%”“获利200万元，成功概率为50%”“获利125万元，成功概率为80%”的风险承担倾向程度分别设置为3、2和1。借鉴Reynolds等（1999）与Angulo-Guerrero等（2017）的研究，本文采取五个题项对创业环境进行度量。测量题项包括“政府对于创业提供很多优惠的税收政策”“企业登记审批程序简化便捷”“政府为创业提供很多咨询服务”“当地规范创业活动的相关制度和法规很完善”“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很快”。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86（大于0.80）。借鉴已有创业教育的量表（Nowiński等，2019），本文设计了5个题项对其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包括“大学提供创业相关培训和指导”“大学开设了创业教育相关课程”“大学经常组织创业实践活动或创业计划大赛”“大学有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如创客空间等”“大学也经常举办校友、企业家演讲等有关创业方面的讲座”。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915（大于0.80）。在专业度量方面，将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归类为理工类，将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等学科归类为人文社科类，将专业设置为虚拟变量，即“理工科”为1，“人文社科”为0。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成就需要与创业激情（r=0.672，p<0.01）、机会型创业意愿（r=0.331，p<0.01）显著正相关。学习导向与创业激情（r=0.690，p<0.01）、机会型创业意愿（r=0.369，p<0.01）也显著正相关。此相关分析的结果为后续的假设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并且，家庭资金支持与机会型创业意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r=0.052，p>0.05），这表明家庭资金支持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作用不显著，符合本研究对家庭资金支持调节作用的研究逻辑。另外，专业的区别只与性别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与其余研究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专业不会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机理产生显著的影响。此时，在分层回归的检验中，可不对这一变量进行控制（高洁等，2018；王阳等，2018）。

（二）回归分析

1. 同源偏差检验。

由于数据均来调查报告，可能有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通过对研究涉及的所有题项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发现因子分析抽取的第一主成分只解释了34.93%的方差变异，低于Hair等（1998）所建议的临界点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我们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变量的效度。我们将包括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创业环境、创业教育的六因子测量模型与五因子替代模型（分别将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创业激情的指标或题项看作拥有同一潜变量）进行对比。然后，我们还对比分析六因子测量模型与一个单因子替代模型（将所有指标或题项看作拥有同一个潜变量）。如表2所示，我们假设的六因子模型（χ²=647.858，df=237，p<0.01，卡方自由度比χ²/df =2.734，TLI=0.915，CFI=0.927，RMSEA=0.075）比其他嵌套的五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拟合数据都要好，具有良好的匹配数据。并且，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且显著（p<0.01）。上述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本文中的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创业环境、创业教育这6个研究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3. 层次回归

本研究通过层次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模型，对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以及家庭资金支持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首先将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创业激情、家庭资金支持中心化，然后将中心化的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相乘构成乘积项，将中心化的创业激情与家庭资金支持相乘构成乘积项。

借鉴交互作用检验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的检验流程（高洁等，2018；王阳等，2018），本文首先检验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的交互作用，然后检验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最后检验家庭资金支持的调节作用，构建分层回归模型的流程如下：（1）构建因变量（机会型创业意愿）对控制变量（性别、年级、风险偏好、创业教育、创业环境）的回归模型；（2）构建因变量对控制变量、自变量（成就需要、学习导向）、调节变量（家庭资金支持）以及自变量交互项的回归分析，自变量回归系数显著，自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3）构建中介变量（创业激情）对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交互项的回归分析，自变量与自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4）构建因变量对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交互项及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中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即表明中介效应显著，若此时自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则其交互作用完全通过中介变量起作用）；（5）构建因变量对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交互项、中介变量及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创业激情与家庭资金支持）的回归模型，乘积项回归系数显著（即表明家庭资金支持的调节效应显著）。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1）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的交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检验

如表3所示，方程2中成就需要（β=0.208，t=2.468，p<0.05）、学习导向（β=0.187，t=2.136，p<0.05）、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的交互（β=0.187，t=2.936，p<0.01）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两者在提升机会型创业意愿中具有互补效应，结果支持H1a和H1b。

（2）创业激情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程3中成就需要（β=0.385，t=6.506，p<0.01）与学习导向（β=0.410，t=6.652，p<0.01）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正向影响创业激情。其中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的交互对创业激情的影响不显著（p>0.05）。结果支持H2a，但并不支持H2b。

方程4中创业激情（β=0.717，t=10.069，p<0.01）的回归系数显著，且学习导向与成就需要的回归系数不显著（p>0.05），这表明创业激情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交互作用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β=0.168，t=3.048，p<0.01），与方程3结论一致，学习导向与成就学习的相互调节作用不是通过创业激情进而影响机会型创业意愿。结果表明创业激情在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分别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结果支持H3。

为进一步分析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采用系数乘积法进行分析即 Bootstrap法。如表4所示，使用Bootstrap抽样检验法进行中介作用研究，抽样次数为5 000次，结果显示：针对创业激情在学习导向、成就需要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检验，成就需要（95% CI：0.152—0.415）与学习导向（95% CI：0.173—0.433）的 95%区间并不包括数字0，这进一步验证了创业激情在具有中介作用即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通过影响创业激情作用于机会型创业意愿，而对于两者的交互项 （95% CI：−0.045—0.095）的95%区间包括数字0，这也说明在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交互对于机会型创业意愿影响中，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结果支持H3。

（3）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

如表3所示，方程5中创业激情与家庭资金支持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β=0.316，t=3.194，p<0.01），证明家庭资金支持调节了创业激情在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支持H4。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家庭资金支持如何调节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如图2所示，在较高水平的家庭资金支持下，创业激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显著（β=0.847，t=10.447，p<0.01），而在较低水平下，相关系数为0.531（t=5.808，p<0.01）。

图 2 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

图选项

根据简单斜率的结果，高水平家庭资金支持和低水平家庭资金支持的相关系数都显著，确保稳健性，本文采用SPSS Process 的Model 14 的Bootstrap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的调节中介效应的系数（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在95%区间并不包括数字0（BootLLCI与BootULCI之间），因此证明家庭资金支持对创业激情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结果支持H₄。

（三）稳健性检验

1. 结构方程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构建了结构方程对原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在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的影响中，标准化路径系数值分别为0.274和0.560（z=3.007，p<0.01；z=5.767，p<0.01），说明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有正向影响；在创业激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中，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929>0 （z=8.837，p<0.01），因而说明创业激情会对机会型创业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在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路径中，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1.628，p>0.05；z=−1.491，p>0.05），因而说明创业激情在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间为完全中介作用，与原检验方法的分析结果一致。

图 3 结构方程模型

图选项

此外，我们对家庭资金支持进行分组，分为高资金支持组（N=158），低资金支持组（N=149）。在以创业激情为完全中介的基础上，为了更直观地检验资金支持的调节作用，构建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的简单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高家庭资金支持组在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749（z=10.176，p<0.01），而低家庭资金支持的组为0.448（z=4.876，p<0.01），结论与原检验结果一致。

2. 基于不同时期的分组检验

由于不同时间阶段的样本之间会存在差异，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价值性（崔月慧等，2018）。本文根据收集样本的时间顺序分为前期样本（N=56）和后期样本（N=251），从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与原模型对比查看异质性，如表6所示。前期与后期样本及进行分组样本的显著性水平基本一致，可以得到本文原采用的分层回归的相同结论。

3. 基于控制变量的分组检验

本文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级、风险偏好、创业教育、创业环境。本文按照各控制变量的不同水平进行分组从而构建如图3的结构方程进行对比，结果如表6所示，总体结论与原结论基本一致。虽然在性别和创业环境适宜度进行分组对比，发现女性调查对象和处于低创业环境适宜度水平下，创业激情来源主要来自于学习导向，但这些结论进一步证明本文的严谨性，即通过控制变量从而保证模型的稳健性，同时也为未来学者对该模型的拓展提供思路。

4. 基于不同专业的分组检验

本文采取更为严格的结构方程进一步检验专业的影响。由于专业与性别有关，因此为排除性别的影响，将性别及其相关变量风险偏好（表1所示）作为该结构方程的控制变量。如表6所示，不同专业分组的显著性水平基本一致，因此专业的差异并没有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造成显著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数据分析显示，专业与性别有显著的关系，因此性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专业差异，当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后，专业差异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从而致使专业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中国大学生填报志愿具有盲目性与被动性，转专业的意愿占25%以上（丁沁南，2019），所学专业与理想专业和职业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专业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作用机理，从而基于动机视角揭示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均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2）成就需要、学习导向通过提升创业激情从而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3）家庭资金支持正向强化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即家庭资金支持水平越高，越能增强创业激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但是，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两者交互作用对创业激情的影响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可能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意识到大学生作为研究创业意愿的样本虽具有同质性，可以避免个体差异的影响，但提出应该扩大国别揭示文化差异的影响（许昆鹏，2017）。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学者指出除马斯洛需求层次结构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外，不同性质的社会体制也会导致不同的价值观（Turkina和Thai，2015）。中国人的价值观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追求“平和”和“隐忍”，即积极情绪的波动相对较小（王登峰和崔红，2008），因此当单一因素如成就需要或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影响后，两者的交互作用产生的情绪波动过于细微，导致其对创业激情的影响不显著。所以未来将引入国外大学生的样本，围绕上述变量关系对国内外大学生进行分组对比分析。

（二）研究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基于动机理论验证了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这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创业意愿研究，弥补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研究的不足，激发更多学者关注大学生创业研究。Fayolle和Liñán （2014）呼吁未来学者应该关注不同动机对创业意愿的作用。本文深入分析在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这两种不同内部需要驱动的创业动机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从需求—动机视角推动了创业意愿研究的深入发展。尽管一般性的创业意愿得到广泛的关注（Dumitru和Dumitru，2018），然而针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的研究明显匮乏（李爱国，2014）。本研究以创业激情为关键路径深入揭示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从而打开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制的黑箱。理论界呼吁对大学生创业给予更多的关注（Farooq等，2018；陈建安等，2019），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现有大学生创业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Ismail等（2015）的实证数据不支持成就需要影响创业意愿的假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其研究结果提供了阐释，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数据样本为马来西亚单身母亲（生存型样本），而本文以大学生为样本，表明成就需要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第二，本研究发现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具有积极影响以及创业激情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显著，这将有助于弥补创业激情前因作用研究的不足，并拓展创业激情的作用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回应了张剑等（2017）对创业激情来源研究的呼吁以及Cardon等（2013）提出的“人们需要有特定动机才会进行创业，那么创业激情对创业决定的作用又在哪里？”的问题。基于“情绪来源于需要”的研究逻辑，本文的实证结果验证了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作为内部需要对创业激情的驱动作用，从而增进了对创业激情来源的认识，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尽管已有研究指出创业激情对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Cardon等，2013），然而一些学者如张剑等（2017）提出“创业激情的作用机制是否适用于中国情景”仍需要进一步探索，更鲜有研究探讨创业激情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的作用。本文验证了创业激情对于中国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并基于内部需要—情绪—动机的逻辑将创业激情作为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影响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键路径加以检验，这有助于丰富创业激情的作用研究，并为未来学者探索创业激情与创业动机的关系提供启示。

第三，本文探讨并检验了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为大学生创业机会意愿的差异性提供了情境化的阐释。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情境的共同作用。朱锋和董晓晨（2013）指出缺乏资金支持是困扰机会型创业者的重要因素。此外，张秀娥和王超（2019）认为需要探讨相关调节变量对成就需要与创业意愿关系的影响。然而鲜有研究深入揭示资金支持在受内部需要驱动下的创业激情向机会型创业意愿转化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将外部情境因素与内部因素相结合，验证了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与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间的强化作用，从而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为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阐释。

机会型创业活动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进一步促进机会型创业有助于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张玉利和谢巍，2018；周冬梅等，2020）。而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正是个体开启机遇之门，提升我国创业活动质量的关键前提。相比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20%—30%），我国高校毕业生的自主创业率较低（2.86%）（方卓和张秀娥，2016）。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机会型创业意愿对我国提高创业质量、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基于现实需求，本文从动机视角深入探索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成就需要、学习导向有助于点燃创业激情，进而激发大学生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其中家庭资金支持对创业激情作用的发挥具有助推作用，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研究结论的管理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校、政府相关机构可以从性格塑造、兴趣吸引、因需培育三个角度促进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具体地，从性格塑造角度，鼓励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并激发他们持续学习的热情，通过激发大学生的内在需要，从根本上促进其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从兴趣吸引角度，加大对创业成功案例与创业者价值实现和成长相关主题的宣传力度，吸引具有高成就需要或强学习导向的个体尤其是大学生关注创业，使其意识到创业活动对国家发展和自身成长的作用，进而提升其机会型创业意愿；从因需培养角度，需要结合大学生不同内部需要实施创业教育，从而激发其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

第二，高校和创业教育工作者可以将大学生创业激情作为检验创业教育是否与大学生的内部需要相匹配的指标，并从动机角度对创业教育内容和方式进行有效设计，以激发大学生创业激情。本文研究表明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通过提升创业激情从而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相比个体的内部需要和意愿，情绪的变化更容易被察觉。因此，创业激情作为个体内在需要向机会型创业意愿转化的“风向标”，可以被用于检验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适用性并对其进行及时的调整。另外，在创业教育内容和方式设计方面，可以从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两个角度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如在创业课程中选取知名企业家通过创业获得巨大成就的历程和企业家从创业失败中汲取经验从而获得成功的故事作为教学案例。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加快创业文化建设，厚植大众创业文化氛围，使得具有创业激情的个体尤其是大学生能够得到家庭的资金支持，也可针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具有创业激情的大学生提供创业奖励金计划等。本研究表明家庭资金支持是创业激情向机会型创业意愿转化的“催化剂”，而家庭资金支持缺失的背后深层次原因来源于创业文化的缺失，因此，为了推动机会型创业，需要重视创业文化培育，并引导相关部门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可获取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引导适当降低社会创业资金支持的门槛。

（三）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第一，Brunner（1956）认为个体内部动机的来源包含求成欲、求知欲与个体间互惠的内驱力，本研究仅探寻了成就需要、学习导向这两种重要的内部需要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探索互惠动机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第二，有学者如Cardon等（2013）认为创业激情来源于热爱产生的兴趣，本文仅从内部需要角度分析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的前因作用。在心理学中，兴趣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情绪，也被认为是一种动机，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兴趣与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间的联系，拓展对创业激情概念本质的研究。第三，本文仅采取截面数据分析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机理，难以检验这些大学生在毕业后是否真正从事机会型创业活动以及他们的创业成功率。未来研究可以采取跟踪式调研进一步探索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对这些大学生是否采取机会型创业活动及创业成功率的动态影响机理。第四，本文以大学生为样本，并控制性别、年级、风险偏好、创业教育、创业环境影响的情况下，从动机视角探讨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系。未来学者可以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拓展至其他类型的群体，探讨性别、创业环境、风险偏好等因素对上述变量关系的影响。例如：探索性别差异对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与创业激情关系的影响；结合创业环境的差异分析成就需要、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系；讨论风险偏好对成就需要、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的影响等。第五，国内外大学生创业意愿研究较少关注专业差异的影响，本文虽然对专业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实证检验但缺乏深入的探讨，未来研究可以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探索。例如：探索专业对生存型创业意愿的影响；结合性别与专业进行创业意愿研究；结合所学专业以及理想专业进行创业意愿研究。

① 详见超七成在校大学生创业资金来自家庭积蓄[EB/OL].中国青年报，2016-02-23，11版，http://zqb.cyol.com/html/2016-02/23/nw.D110000zgqnb_20160223_2-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