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农村创业（rural entrepreneurship）是指在农村情境下创立新的企业，为农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因此，农村企业家是具有独立、勇于承担风险、成就导向型、自信、乐观、勤劳和创新等特征的群体（Hoy，1987）。中国有着13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约占69%，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就业压力将会增加。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创业为当地经济释放无限活力，也是农民的梦想，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但是，资金募集是农村创业的主要阻碍。随着精准扶贫、“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推进，农民在创业中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资助，融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动用个人储蓄、向亲朋好友募资，再到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拓宽了融资渠道，唤醒农村沉睡成本，激发农民创业热情。

关于创业融资的决定因素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微观因素有创业者个人特征、心理认知、和组织特征，比如年龄（Gamble等，2015）、性别（Dawson和Henley，2015）、教育（Fernandes等，2014）、经历（Morris等，2012）、种族（Hegde和Tumlinson，2014）、婚姻（Dyer，2014）、情感情绪（Huang和Pearce，2015）、偏好与预期（Block等，2015）、财富（Schulze和Kellermanns，2015）、创业团队和创业企业特征（Beckman等，2007；Dushnitsky和Shapira，2010）等因素。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创业活动的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关系和战略联盟是促进创业融资的重要途径（De Carolis和Saparito，2006；De Carolis等，2009；Baum和Silverman，2015）。此外，经济发展（侯青川等，2015）、政府干预（郝颖和刘星，2011）等宏观因素对微观企业融资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相较于城市创业者融资，农民创业融资有独特而明显的特点，一方面，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关系社会”，人们从熟悉获得信任，这种信任本质是规矩，并非没有根据，也没有最可靠的依据（费孝通，2008）。现代社会的信用强调契约精神，而乡土社会的信用是一种对行为规矩的熟悉到可靠性的获得，因此，创业者从熟人借钱相对容易，融资成本低。另一方面，乡土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的，世代相传，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生活是终老为乡，所以，农民依赖个人财富白手起家成为必然。王超恩和刘庆（2015）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从信任、互惠和合作的逻辑来阐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融资选择的影响。农村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剧了融资非正式化的趋势（石涛，2016）。

城市居民和农民在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本质性差异，有必要嵌入农村这一独特环境探讨个体创业融资行为。前期研究从个人特征、社会网络和金融供给侧视角出发，探讨农民创业融资的决定因素，但鲜有文献考虑文化价值观成为影响农民创业融资的重要因素之一，鉴于此，本文拟解决如下几个问题：（1）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变迁？（2）文化价值观与农民创业融资之间存在何种关系？（3）两类文化价值观在农民创业融资方面是否存在差异？（4）文化价值观与农民创业融资的关系受何种因素制约？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以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数据中的4 600多份创业者问卷为样本，对研究假设进行数据验证。

本文的研究贡献有以下几点：（1）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类活动是由个体行为、个体认知及其他个体特征、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这几种因素交互决定的（Bandura，1986），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文化价值观、创业融资、制度环境研究框架，尝试分析文化价值观对农民创业融资的作用机制，创新性地引入制度信任这一调节变量，考察制度信任提高对文化价值观与农民创业融资之间的调节作用。（2）受到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村变迁影响，农民的文化价值观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进一步分析农民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观在创业融资上的差异。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文化价值观：从传统到现代

文化价值观是指“由民族、宗教和社会组织承袭下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信仰和习俗”，来自两种文化的群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形成原因是完全不同的，但在他们各自所属文化环境中是各自正确的（Hofstede，1980；Guiso等，2006），能决定和形成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Williams，1968；Rokeach和Sandra，1989），体现民族和时代的特点，往往反映当地人民的诉求，受制于特定的时代、制度和实践。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文化价值观分类，Hofstede（1980）首次提出四大文化维度，即个性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气概和不确定性规避，强调国家文化的价值观维度。Smith等（1995）将文化价值观维度划分为个人与政治、个人与社会、运气与机会，强调国家文化的习俗维度。Schwartz（1999）的人类价值观提出三组文化维度7个指标：第一，社会融入度与自治度（分为知性自治度和感性自治度）；第二，等级主义与平均主义；第三，征服主义与和谐主义。源自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的“Inglehart-Welzel世界文化地图”归纳了四组文化维度10个指标：一是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包括上帝、自治、堕胎、自豪感和权威；二是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包括唯物主义、幸福感、同性恋、诉求和信任。Hofstede（1980）和Schwartz（1999）的文化价值维度仅适用于跨国/国家层面的研究，然而无论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研究都可以采用Inglehart和Welzel（2005）的文化价值观维度。

现代化理论认为，文化价值观从绝对规范向日益理性、宽容、信任和高度参与的价值观转变，其变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尽管从马克思到尼采、从勒纳到贝尔预言了宗教在现代化后衰落，但宗教信仰并没有消失，然而，有关堕胎、安乐死等宗教、道德、情感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辩论激烈（Hunter，1991；DiMaggio等，1996；Williams，1997）。因此，关于文化价值观变迁的研究形成两大学派：一种思想流派强调“现代化”主导的价值观融合，是经济和政治促进文化价值观变化的结果（Max，1973；Bell，1973，1976），传统价值观逐步衰弱，现代价值观取代传统价值观；另一种学派认为，尽管经济与政治制度发展依然传承传统价值观，该学派假设文化价值观独立于经济条件（DiMaggio，1994），无法实现与现代价值观融合，并对由经济发展引起的文化价值观变化产生独立影响。

中国农村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活动范围，血缘制度、等级制度、宗法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其社会性质，导致差序格局的产生（郝立新，2014）。农民传统价值观是指以农业谋生方式的人们在历史传承下来的，具有农耕文明特征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经世观念，强调“天人合一”，重视人际和谐、尊重自然，并通过小农的自然崇拜、祖宗传统崇拜、个人权威崇拜实现（袁银传，2000），因此，传统农民缺乏竞争意识、风险意识、主体意识和进取心，具有较强的依赖思想，以及小富即安的社会心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变革伴随着农民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和强烈的观念冲突，文化价值观的变迁经历了“传统价值观的动摇期、多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期、农民文化价值观的迷茫期、农民价值观的更新期”5个阶段（康来云，2008）。现代价值观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人们自身发展要求，鼓励个体价值的实现，但需要避免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发展（林方，198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主导的多元文化冲击了农民封闭、等级性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农民开始关注优越、丰富的生活，注重自我实现，追求幸福感目标，现代价值观从根本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当代农民具备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发展意识、自我意识和个体观念，农村文化价值观正向现代转型（周军和田克勤，2013）。

（二）文化价值观与农民创业融资

关于文化价值观对融资的影响，早期研究曾提出文化价值观以保守主义和制约为主导的地区企业债务融资比例较低（Chui等，2002）。近期研究开始关注文化价值观对于融资组合或财务杠杆决策的作用，Kreiser等（2010）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借鉴Hofstede（1980）的文化价值观维度探讨文化价值观如何影响创业导向，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力距离与风险承担和先动性显著负相关，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和权力距离与先进性行为负相关。Li等（2011）以中国的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竞争对外资企业杠杆和短期债务融资决策有显著的消极效应，对外资企业长期债务融资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企业位于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男子气概较高的地区倾向于短期债务（Zheng等，2012）。

个人的文化价值观通过信任和宗教机制影响家庭融资决策，具有传统/世俗理性文化价值观的家庭更倾向于储蓄，规避风险投资，然而具有生存/自我表达文化价值观的家庭既储蓄又风险投资（Gogolin等，2017）。创业融资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Konrad，2015），内源融资指来自于个人和家庭的储蓄，外源融资包括正式、非正式和多种融资渠道，正式融资有银行贷款、补贴贷款或财政拨款，而非正式融资是向亲朋好友、熟人及合作伙伴募集资金。内源融资成本低，相对容易获得，外源融资中，非正式融资比正式融资更容易获得。在中国农村，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农民总是通过家庭和亲情来规避风险，达到资金互助的效果，风险厌恶的创业者融资行为总是先发生在家庭内部。现代价值观对个人财富积累有积极作用，追求自我表达的创业者表现出更积极的融资行为，为创业活动提供更多的自有资金支持（Gogolin等，2017）。尽管农村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但是追求自我实现的农民仍无法完全摒弃家庭观念，利用原始资本进行创业。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传统价值观促进农民创业者内源融资；

假设1b：现代价值观也促进农民创业者内源融资。

由于农村创业项目规模小，难以获取外源融资，经营发展依赖于内部自有资金，所以无论传统价值观还是现代价值观都能促进创业者内源融资。基于高阶理论管理者的个性特征（比如管理者的进取心、自信、不随波逐流、见解独到等）对融资产生影响（李永壮等，2015）。管理者自信程度决定是否利用内部资金进行创业或投资以获得收益，以及对内部资金利用程度（叶蓓和袁建国，2008）。因此，与传统价值观相比，具有现代价值观的农民创业者追求自我，更有自信，能够更好把握创业机会，并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具有现代价值观的农民创业者获得内源融资边际效应更高。

假设1c：与传统价值观相比，现代价值观对农民创业者内源融资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大。

现代价值观与高度信任、频繁社交密切相关（Welzel，2010）。具有现代价值观个体基于信任（Guiso，2012）与社交（Hong等，2004；Brown等，2008）更愿意参与资本投资。一般而言，不轻易信赖他人的创业者选择信贷可能性较小，即便在信贷情况下，他们也只会选择短而小的贷款。创业融资决策不仅需要对现有融资环境或平台进行风险回报的评估，而且需要相信整个信贷体系是可靠和安全的。幸福感获得是现代价值观的前提，研究表明幸福感能够通过信任或社会资本影响投融资，而不是由个人或家庭风险偏好和乐观精神决定的（Gogolin等，2011）。不完全依赖于人际关系、追求自我表达，现代价值观占主导的农民倾向于选择正式外源融资，由于融资主体“信息不对称”性，借贷双方需要规范契约实现资金融通，形成正规金融机构评价体系替代信用担保。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相比于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观促进农民创业者外源融资；

假设2b：现代价值观促进农民创业者获得正式外源融资。

（三）制度信任的约束机制

融资选择差异取决于文化价值观、道德规范、社会信任和制度环境。融资结构影响的两条路径：一是基于交易成本视角，若产生较大成本，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驱动，都倾向于选择银行借贷而不是债券融资；二是基于监管视角，若公共监控成本较低或公共监控适合当地文化，企业会选择债券融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与文化交互对公共监管产生积极影响（Goodell等，2018）。文化价值观通过信任机制影响创业融资，而两者关系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

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刘威和肖光恩（2015）认为文化距离对跨境股权投资产生显著负影响，被投资方法律制度的有效性还会直接对投资产生显著正影响。尽管国家权力机构积极执行正式制度，但仍无法阻止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导致资源有效配置失灵。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交中逐步形成且受到社会认可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在形式上构成正式制度的“先验”模式。当市场参与者面临信息不对称和未形成正式制度时，顾客信任和社会信任都能影响市场交易和交换。

制度信任往往依赖于法律、规范和政治等制度环境，是一种建立于“非人际”关系上的信任，随着社会的进步，成为一种重要的机制（张苙芸和谭康荣，2005）。金融发展水平、制度信任程度对人们金融行为有显著影响（Guiso等，2004）。一方面，制度信任程度越高，人际交往带来更多的是机会而不是风险，虽然关于合作伙伴的信息有限，但仍鼓励商业成员积极参与交易，分享信息、技能和知识，达成市场交易（Rotter，1980；Rus和Iglič，2005；Welter和Smallbone，2006）。另一方面，制度信任程度越高，信贷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难以与创业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信用关系，导致双方信息不对称（Fukuyama，1995；Putnam，1995；Doh和Acs，2010；Thöni等，2012）。当组织能够自动调节交易、有效履行合约、阻止欺诈行为产生时，地方政府和官员就不会通过权力寻租影响组织融资决策而从中获益，希望以道德和公正的方式行事，人们更有信心探索嵌入商业网络中丰富的市场资源，而依赖政商关系获得制度支持的动力不足（Lee等，2011）。

制度是社会活动博弈的规则，完善的制度代表自由而规范的市场、完善的制度、清晰的产权和高效的政府，为创业融资创造良好环境（Urbano和Alvarez，2014），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能够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辛宇等，2014）。在较高的制度信任社会中，成熟的市场体系和资本市场为有潜力的高新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所需的生产要素、资源和大量资金。受现代化主义观念引导，人们更可能与有能力但缺少关系基础的人合作，组织更有技术含量和创新性的创业活动，需要大量资金，若内源融资无法及时满足农民创业者需求，农民创业者会寻求外源融资。反之，在较差的制度信任社会中，现代价值观导向创业者促进帕累托改进和社会福利增加的创业活动会受到抑制，大多数是生存型创业，所需资金规模小。

制度信任越差，具有传统价值观创业者进行生存型和非生产性创业活动（Naudé，2014；Zhu，2012），人们借助关系网络聚集资源和资金。反之，制度信任越高，由于传统观念引导，人与有关系的人合作，很难实现跨越关系网络的资本积累，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开展有技术含量和创新性的创业活动，以生存性和低技术机会型创业为主（Yang，2004）。此时，创业活动活跃度上升，市场竞争格外激烈，创业活动成为农民创业者的负担与压力，内源融资也会减少（叶文平等，2018）。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制度信任在农民的传统价值观与内源融资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即制度信任越高，传统价值观不会促进农民创业者内源融资。

假设3b：制度信任在农民的现代价值观与外源融资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即制度信任越高，现代价值观对农民创业者外源融资促进效应加强。

现代价值观驱动下，制度信任对农民选择非正式外源融资或正式外源融资的制约作用是否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农村，以信用社贷款、银行贷款、财政补贴为代表的正式融资渠道出于涉农信贷风险管理考虑，往往对创业者的融资担保要求较高，缺乏抵押物的农户难以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得信贷。由于制度环境改善、政府干预降低、市场化程度提高、资金市场竞争激烈，创业者个性化体验、实现自我价值等需求突起，因而农民更愿意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借钱，鉴于此，提出假设4：

假设4：制度信任在农民的现代价值观与正式外源融资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即制度信任越高，现代价值观对农民创业者正式外源融资促进效应加强。

综上所述，文化价值观对创业融资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社会认知理论、文化价值观研究、创业融资前因研究的中英文文献，首先对当前理论研究的整体情况进行思考，提出研究假设、构建文化价值观与农民创业融资关系模型；其次采用问卷访谈的定性方法收集文化价值观、农民创业融资的具体测量题项，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文化价值观、创业融资、制度信任指标；再次用线性回归法检验文化价值观—制度信任—创业融资的关系模型，进一步用工具变量法和控制其他影响因素解决内生性和遗漏变量问题，用稳健性检验考察关系模型实证结果是否具有稳定性。所有实证检验使用统计软件spss16.0和stata12.0完成。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进行的“中国千村调查”项目，旨在对“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进行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定点调研结合学生暑假返乡调研的方式进行，定点调研在30位老师带领下300多名学生组成的调研团队，涵盖全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30个县，从各县抽取2个镇，然后从这2个镇中抽取10个村，最后从每个村中抽取5户创业家庭和10户非创业家庭。返乡调研由1 800余名学生暑假返回村参与调查，每位学生完成1—2个村的调研活动。“千村调查”对象为镇长、村长/村支书、村委会班子、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完成问卷30 000余份，本文采用了4 600份农民创业者有效问卷，OLS回归时对缺失数据进行替换，属于横截面数据，即多个变量在2016年的取值。

（三）实证模型

为了考察农民创业者的文化价值观与融资选择的关系，同时检验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 financ{e_i} = {\partial _0} + {\partial _1}valu{e_i} + {\rm{\phi}} {\delta _i} + {\varepsilon _i} $

(1)

$ financ{e_i} = {\partial _0} + {\partial _1}valu{e_i} + {\partial _2}valu{e_i} \times ins{t_i} + {\rm{\theta }}{\delta _i} + {\varepsilon _i} $

(2)

$ financ{e_i} = {\beta _0} + {\beta _1}tra{d_i} + {\beta _2}m\!oder{n_i} + {\beta _3}tra{d_i} \times ins{t_i} + {\beta _4}m\!oder{n_i} \times ins{t_i} + \eth{\delta _i} + {\varepsilon _i} $

(3)

其中，finance_i为因变量，表示农民创业者融资方式的选择，包括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两个维度；式（1）中自变量value_i表示农民创业者的文化价值观，式（2）中value_i×inst_i表示文化价值观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式（3）中trad_i和modern_i是文化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即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现代价值观；trad_i×inst_i和modern_i×inst_i分别表示传统价值观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现代价值观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δ_i为农民创业者个人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ɸ、Ɵ、ð分别为控制变量的系数；ε_i为残差项。∂₁代表文化价值观对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效应，∂₂代表value_i与inst_i的交互项对融资方式选择的作用效果，也就是制度信任对文化价值观与融资选择的调节效应；β₁代表传统价值观对融资方式的影响效应，β₂代表现代价值观对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效应，β₃和β₄分别代表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观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对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效应，也就是制度信任对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观与融资方式选择的调节效应。本文用OLS回归验证理论模型，相关系数表示传统价值观或现代价值观与内源融资或外源融资之间的关系，如果传统价值观与内源融资的回归系数为正，则说明传统价值观促进农民创业者内源融资，以此类推。

（四）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创业融资（entrepreneurial finance）。前文已将创业融资分为内源融资（internal finance）和外源融资（external finance）。根据创业者填答的“创业资金来源渠道”的题项，将个人储蓄定义为内源融资，将创业资金来源于家人、亲戚、朋友或同事、民间金融组织贷款、信用社贷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通过互联网金融（阿里小贷、京东白条）等渠道定义为外源融资，其中非正式外源融资（informal finance）来源于亲朋好友、熟人及合作伙伴，正式外源融资（formal finance）来源于银行贷款、补贴贷款或财政拨款。

核心解释变量：传统价值观（trad）和现代价值观（modern）。本文以中国农村个体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将文化价值观划分为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类型划分与前文分析的内在逻辑趋于一致，借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中传统价值观问卷题项，归纳本文传统价值观包括宗族、亲缘、崇拜权威和家庭支持四个维度，下设20个题项，其中，宗族包括“您家的宗族是否是全村最大的宗族（第一大姓）”“您父辈是否为村里第一大姓”“您的配偶是否为村里第一大姓”“您的姓氏有几个宗族祠堂”“您的姓氏有族谱或家谱吗？”5个题项，亲缘包括“父母的望子成龙的心切”“母亲的望子成龙的心切”“在我们家男女是平等的”3个题项，崇拜权威包括“村里是否存在德高望重的精神领袖”“如果有，您和他的关系是”2个题项。家庭支持包括“家人能与我一起谈论创业有关的话题”“因为创业导致我的生活方式需要随之改变时，家人能够理解并接受我的这种改变”“当我遇到创业中的挫折而情绪发生变化时，家人能容忍并安慰我”“家人有较多时间参与我的创业”“配偶会从行动上支持我的事业，主动帮我做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配偶会从精神上支持我的事业，经常给予我鼓励”“由于创业对配偶和孩子的照顾不周，我正面临婚姻危机”“父母很支持我创业，并给予我资金支持”“父母尽量自己照顾自己，主动帮我照顾孩子”“由于创业对孩子照顾不周，孩子经常抱怨”10个题项。传统价值观问卷效度分析KMO=0.760，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4 411，sig=0.000，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因此，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说明问卷效度较好。在农业社会中，传统价值观强调男性在经济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宗族亲缘关系、对父母权威的尊重、家庭的重要性，其中宗族亲缘、尊重父母、重视家庭三者是紧密相连的。传统社会的生活目标是让父母感到骄傲，无论父母如何表现，子女必须始终爱和尊重他们，反之，即使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也要尽最大努力为子女。传统社会中人们总是理想化大家庭，实际上宗族凝聚力强大（Inglehart和Baker，2000）；现代价值观反映了信任、宽容、政治参与等特征，强调自我表达、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Inglehart，1977，1990，1997）。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自我表达价值观包括唯物主义、幸福感、祈祷、信任等维度，本文归纳现代价值观包括主观幸福感（Gogolin等，2017）、积极参与决策以及男女平等三个维度，下设13个题项，其中幸福感包括“总体而言，我家的幸福感满意度”“我家的生活满意度”“我家的就业满意度”3个题项，积极参与决策包括“您在当地的人缘”“村里举办与传统相关的活动”“村里出现纠纷需要调解时，您的意见”“村里需要重大决策时（比如修建公路），您的意见对于村委会来讲”4个题项，男女平等包括“我们这里重男轻女比较严重”“与2013年以前相比，现在（2016年）这种倾向明显降低”“我们这里女性主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与2013年以前相比，现在（2016年）这种倾向明显降低”“我们这里女性没有追求自己事业的权利”“与2013年以前相比，现在（2016年）这种倾向明显降低”6个题项。现代价值观问卷效度分析KMO=0.751，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26 460，sig=0.000，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因此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说明问卷效度较好。此外，信度分析问卷信度尚佳，传统价值观的Cronbach’s alpha=0.635，现代价值观的Cronbach’s alpha=0.751，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得自变量传统价值观（trad）和现代价值观（modern）。

调节变量：制度信任（inst）。根据创业者填答的“制度与环境”的题项，该问卷测量创业者是否赞同制度与政策得到改善，制度环境下设12个题项，与2013年相比，“政商关系是否净化”“法律制度信心是否提高”“执法效率是否提高”“专制程度是否降低”等，每个指标均采用“李克特六点量表”计分，从1—6分别代表“非常不认同”—“非常认同”。制度信任问卷效度分析KMO=0.870，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26 880，sig=0.000，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因此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说明问卷效度较好。信度分析显示各条目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0.827），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合成能够反映制度信任的调节变量inst。

控制变量：本文研究创业者文化价值观对创业融资的影响，排除了其他个人特征的影响，因此，控制变量为创业者个人特征包括：（1）性别（gender）：男性则赋值为1，否则为0。（2）宗教（religion）：有宗教信仰则赋值为1，无宗教信仰则赋值为0。（3）年龄（age）。（4）是否中共党员（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简写CPC）：中共党员则赋值为1，否则为0。（5）教育程度（educ）：幼儿园以下则赋值为0，小学则赋值为1，初中则赋值为2，高中则赋值为3，大专则赋值为4，本科则赋值为5，硕士则赋值为6。（6）民族（ethnicity）：汉族则赋值为1，否则为0。（7）地区（region）：创业者来自东部地区赋值为1，中部地区赋值为2，西部地区赋值为3，其他地区赋值为4。

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发现，因变量internal finance、external finance、informal finance和formal finance的离散系数分别为10.945、5.651、4.339、9.883，说明不同创业者融资方式存在差异性，内源融资均值和最大值分别为42.156万元和21 000万元，外源融资均值和最大值分别为26.754万元和6 800万元。自变量trad和modern的均值和标准差接近，意味着两变量值变化都不大，变量gender、CPC、ethnicity的均值依次为0.84、0.16、0.93，说明84%的受访者为男性、16%的受访者为中共党员、93%的受访者为汉族。变量religion均值为0.08，说明调查的农村地区宗教信仰淡薄；变量educ的均值为2.61，说明农民创业者受教育程度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变量age均值为44.67，表明大多数农民创业者正当壮年；变量region均值为1.82，表明创业者大多数来自于我国中东部地区农村。实证研究中，为了消除不同因变量的变异程度，故将因变量取对数或标准化，使数据集中呈现正态分布。

表2提供了主要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可见，变量trad、modern和internal finance呈显著正相关，变量modern和external finance显著正相关，变量trad每增加一单位就增加0.051单位internal finance，意味着农民创业者传统价值观越强烈越促进内源融资。变量trad与变量modern的相关系数为0.261，显著为正相关，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需要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10，诊断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实证考察文化价值观对创业融资的影响。首先，分析传统价值观或现代价值观与内外源融资的关系；其次关注传统价值观或现代价值观与非正式（外源）融资或正式（外源）融资的关系；最后，验证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并展开稳健性检验。

（一）文化价值观对农民创业融资的影响

表3中模型1、2、3分析了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与内源融资之间的关系及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模型4、5、6分析了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与外源融资之间的关系及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模型1、4分析了自变量文化价值观和控制变量对创业融资的解释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创业者的传统价值观显著正向作用于内源融资（β=0.084，P=0.037）；农民创业者的现代价值观显著作用于内源融资（β=0.123，P=0.001）；现代价值观与内源融资相关系数大于传统价值观与内源融资相关系数，与传统价值观相比，现代价值观对农民创业者内源融资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大；农民创业者的传统价值观与外源融资无显著相关关系（β=0.010，P=0.759）；农民创业者的现代价值观显著正向作用于外源融资（β=0.081，P=0.006）。依赖于亲缘关系等传统观念的农民创业者有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渴望安全感，会选择来自个人资金积累的内源融资。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与改善融资行为正相关，具有现代价值观的农民创业者会积极地进行创业融资，一方面使用丰厚的储蓄积累进行创业，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资本获得外部资金，因此，现代价值观与内外源融资都显著正相关，假设1a、假设1b、假设1c和假设2a都得到支持。

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男性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选择内源融资，由于“男性养老”这一不可扭转的传统观念决定其储蓄率更高，直接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创业；风险反感和诚实是与宗教信仰相关联的社会规范，有宗教信仰的农民创业者为了规避风险更愿意个人出资；农民创业者的教育程度对融资选择有积极的影响；汉族尚农务本风俗源远流长，“男耕女织”是典型的汉族社会风土人情，到了现代略有变化，而辈分观念长期存在，传统观念沿袭使得汉族创业者比其他民族创业者更倾向于选择内源融资；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的农民创业者利用融资额降低，由于欠发达地区创业活动不活跃，因此无论内源融资还是外源融资随着地区由东向西对农民创业者吸引力逐渐下降。

模型3、6分别在模型1、4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制度信任和交互项，模型3结果显示传统价值观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β=–0.078，P=0.048），说明制度信任在传统价值观与内源融资之间起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制度信任越高，传统观念的农民创业者不愿意内源融资，制度信任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着抑制作用，假设3a得到支持。模型6结果显示现代价值观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059，P=0.030），制度信任越高，现代价值观的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外源融资，制度信任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着促进作用，假设3b得到支持。

（二）文化价值观对外源融资的影响

外源融资分为非正式外源融资和正式外源融资，表4中模型1、2、3分析了传统价值观或现代价值观与非正式外源融资之间的关系及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模型4、5、6分析了传统价值观或现代价值观与正式外源融资之间的关系及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模型1、4分析了自变量文化价值观和控制变量对非正式或正式外源融资的解释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创业者的传统价值观与非正式外源融资正相关（β=0.036，P=0.273），但并不显著；农民创业者的现代价值观与非正式外源融资正相关（β=0.018，P=0.542），也不显著；农民创业者的传统价值观与正式外源融资无显著相关关系（β=–0.004，P=0.898）；农民创业者的现代价值观显著正向作用于正式外源融资（β=0.085，P=0.004），假设2b得到支持。

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农民创业者的性别与非正式或正式融资方式不相关；人际依赖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因素，因而有宗教信仰的农民创业者可能会吸引来自亲朋好友的出资；中共党员象征着一种责任和担当，基于信任易于获得亲友资金支持，更倾向于非正式外源融资。农民创业者的教育程度对非正式外源融资有积极的影响；汉族创业者比其他民族创业者更倾向于非正式外源融资；中西部地区创业融资积极性不高。

模型3、6分别在模型1、4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制度信任和交互项，模型3结果显示传统价值观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却不显著（β=0.037，P=0.274），现代价值观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系数为负却不显著（β=–0.032，P=0.237）。模型6结果显示传统价值观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却不显著（β=0.017，P=0.626），现代价值观的农民创业者与制度信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081，P=0.003），说明制度信任越高，现代价值观的农民创业者更倾向于正式外源融资，制度信任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着促进作用，由于制度逐步完善，建立在“非人际”的信任有所提高，那么农民创业者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促使他们容易获得正式外源融资，假设4得到支持。

五、内生性和稳健性

（一）内生性问题

上文详细分析了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对影响创业融资存在差异，尽管我们在回归设计中控制了这些差异，但仍无法排除由于遗漏了与文化价值观相关的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偏误）。一方面，创业者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不可观测的过往融资经验引起的，外出打工资金积累、个人市场经验、风险偏好会导致创业者具有不同价值观，进而影响创业融资；另一方面，我们可观察到的创业融资与创业者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创业前经历影响，例如，创业前的企业管理经验使得创业者易于树立权威，部队基础训练使受训者对规则的敬畏和服从，在创业投融资上表现保守（许楠等，2019），传统价值观倾向于选择内源融资，行业培训经验使得创业者具有更专业化形象，体现现代化价值观，容易获得外源融资。农民创业者的文化价值观是影响融资的重要因素，但是很难想象创业融资会反向影响文化价值观，除非过往的融资经验会影响文化价值观，由于互为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在本文估计方程中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本文重点关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增加控制变量法进一步检验主假设。

1. 工具变量法

由于本文采用横截面数据，故选取外生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对模型进行估计。我们选择两个指标作为文化价值观的工具变量：一是过去的融资经验，传统价值观更尊重传统经验与吸取过去的融资经验，具有现代价值观的农民创业者也会借鉴融资经验但意愿并不强烈，因此遗漏变量“过去的融资经验”与传统价值观相关，我们利用在此次创业前创业者是否发起过创业项目、在此次创业前盈利的创业次数、在此次创业前亏本的创业次数衡量先前融资经验的丰富程度，先前创业次数越多，则融资经验越丰富。本次问卷调查提供此次创业前的创业经历：（1）在此次创业之前，是否发起过创业机会（opportunity），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2）此次创业前的创业经历次数（entrepreneurship）。（3）此次创业前盈利的创业次数（gain）。（4）此次创业前亏本的创业次数（lost）。由于时间固定于2016年，融资经验与文化价值观相关，与创业融资不存在直接相关关系。二是创业者性格（character）。本问卷提供了创业者性格的7个题项，“我性格细腻，注重细节”“我为人谦逊、有亲和力”“我富有同情心，对人充满关爱”“我善于协同、沟通、注重关系的建立”“我谨慎稳健，做事可靠”“我坚毅、坚强，敢于承担风险”“我做事果断，绝不犹豫”，可见创业者性格可能与现代价值观相关。

工具变量两大指标与文化价值观相关，但与创业融资选择相关的可能性小。2SLS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发起创业机会的系数为0.117，在1%水平上显著；在此创业前盈利的创业次数系数为0.008，在5%水平上显著；创业次数与传统价值观正相关却不显著，在此创业前亏本的创业次数与传统价值观负相关却不显著，因此工具变量过去融资经验对被工具变量传统价值观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创业者性格的系数为0.087，在1%水平上显著，因此工具变量创业者性格对现代价值观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第二阶段的回归验证了OLS结果：即使考虑了传统价值观的内生性，与内源融资相关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对外源融资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同时考虑了现代价值观的内生性，它对内外源融资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与之前的OLS结果回归系数方向一致。我们进一步检验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第一阶段回归的两个工具变量系数联合显著性的F统计量为均大于10，故认为此次回归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2. 进一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为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进一步控制了一系列创业前管理经历、部队经历、培训经历等因素。创业者的先前经验通过情感和认知路径影响决策和行为（Morris等，2012），先前的创业经历、学术培训和社会资本对风险投资起着重要作用（Hsu，2007），杨俊等（2014）认为先前工作经验有助于提升创业者的创业行为速度。许楠等（2019）考察了高管部队经历如何影响公司对市场规则的遵从程度后，发现曾有部队经历的高管更加遵从市场规则，表现为更少的高管违规和更低的盈余管理程度。周楷唐等（2017）的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通过降低企业信息风险和债务代理风险两个途径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

本文进一步控制的创业前经历变量包括：（1）创业前的企业管理经历（management）：有管理经历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2）创业前的参军经历（military）：有参军经历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3）创业前是否有某种手艺、技艺（craft）：有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4）创业前是否参加过相关培训（training）：参加过赋值为1，未参加过赋值为0。（5）创业前是否外出打工过（working）：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6）打工企业所属行业（industry）：开发农业（如从事蔬菜、林果、养殖等）赋值为1，农产品加工赋值为2，工业赋值为3，建筑业赋值为4，运输业赋值为5，商业赋值为6，服务业赋值为7，其他赋值为8。（7）家庭收入（income）：表示创业者近三年的家庭年均总收入，金额单位为万元。如表6所示，创业前的企业管理经历与内源融资、外源融资、非正式外源融资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正式外源融资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创始人先前的管理经历会影响到创业融资，先前失败的管理经历对于创业者而言，融资行为更加保守，从而倾向于选择自给自足，更多依赖内部融资，避免更高的杠杆率。先前成功的管理经历使得创始人具有业绩好、管理水平高、好口碑、良好人际网络的特点，易于获得亲朋好友、合作伙伴的信任，从而得到非正式外源融资，而且，创业者倾向于更加激进的融资方式，依赖于银行贷款融资等正式外源融资。参军经历通过正式或非正式训练使得创业者形成一种无条件尊重权威、遵守法规、风险规避等特征，倾向于内源融资。创业前的打工经历与内源融资、非正式外源融资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由于创业前的打工资金积累充足，外出打工的农民往往不愿意创业，也就不会进行创业融资。创业前有技艺经历、打工企业所属行业与融资方式的相关性不显著，因此，内源融资或外源融资不受创业前的其他经历影响。创业者家庭收入与内源融资在10%水平上正相关，说明个人储蓄部分来源于家庭收入。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更改测度变量和数值的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更改自变量文化价值观的维度，将传统价值观维度划分为宗教、亲子血缘和本土化三大维度，除了传统价值观与内源融资正相关但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其他假设均得到支持，研究结论有一定的稳健性。其次，选择年龄在30岁以上的创业者样本重新分析，克服年龄太小影响个人财富的积累，在缩小样本的情况下判断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除了传统价值观与内源融资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其他假设均得到支持，符号方向和显著性与结果保持一致，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六、结论与启示

在中国农村面临巨变的关键时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和带动农民积极创业，农村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和城乡二元化结构对农民创业融资影响存在制度信任差异。本文认为具有传统价值观的农民倾向于内源融资，而现代价值观驱动的农村创业融资符合内源融资、外源融资和正式外源融资顺序，制度信任程度越高，具有现代价值观的农民创业者选择外源融资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创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满足具有不同类型文化价值观农民的融资需求。

就实践而言，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尽管当代农民开放意识增强、价值观多元化和自我化，但仍无法摆脱“血缘”和“人情”关系，现阶段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处于“新旧并存”过渡形态，合理利用“亲朋好友”这一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越容易获得有效的借贷。（2）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大力发展民间借贷组织、正规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等融资渠道，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尤其是拥有较强人力资源和科技实力的国有商业银行更要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分配，精细化信贷服务质量，满足农民创业项目“短而小”的特点。（3）完善农村融资担保制度，允许满足一定条件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担保物，明确融资担保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参与农村担保的风险意识，建立农民与相关企业的征信体系。（4）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创业者思维方式较为保守，从多角度切入建立村民制度信任，逐步改善小农思维，融资制度上要寻求制度创新，探索村民创业资金自我管理路径。

本文存在局限和仍待完善之处：第一，文化价值观受到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影响，宗教作为间接衡量文化价值观的指标，本文将宗教作为农民创业者个人特征之一，忽视了宗教与文化价值观之间的联系。第二，本文探讨制度信任对文化价值观与创业融资之间关系有无显著影响，仅仅与2013年相比较，制度信任有所提高，未考虑制度信任的地区差异也是农民创业融资的重要因素。第三，无论是生命健康方面，还是情感和社会化功能，父母在儿童期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钟芳芳，2014），创业者的子女是否为留守儿童会促进外出务工的农民选择返乡创业，既能解决生存问题又能照顾子女，因此，创业者的子女是否为留守儿童会影响创业融资，但问卷中尚未设定留守儿童个数选项，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留守儿童也是影响创业农户融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第四，本文尚未明确某个样本的农民是属于传统价值观还是现代价值观，只是探讨了同一个样本的价值观变化，同时具有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第五，本文采用的横截面数据，在一个时间点上一个国家的数据，由于数据的限制，无法在多个时间点多个国家上检验结果的普遍性，以至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尚未考虑到文化价值观对创业融资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构建与创业融资相关的文化价值观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