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从外部吸引资金、技术，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而在其便利的地理位置（交通枢纽、港口、有大量土地的近郊）单独划出一定的范围并在其中施行特殊政策和管理手段的区域。开发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过程中，除了主流的国际化理论强调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等传统要素外，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地方化能力（localized capabilities）与区域发展政策对企业的国际化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发区模式成为转型经济体成功发展的重要工具（刘经东，2018）。

以往关于开发区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分析开发区的自身特征，以及开发区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少数关于开发区与国际化关系的研究则侧重于对吸引外资与出口的讨论（吴敏和黄玖立，2012；Wang，2013；Schminke和van Biesebroeck，2013；张国峰等，2016），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开发区将对国际化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开发区对出口贸易并非简单的线性作用，在不同情境下将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比如Belso-Martínez，2006；陈钊和熊瑞祥，2015），甚至会产生一种倒U形作用（Kang，2016）。然而，经济转型时期的开发区虽然为企业营造了适宜国际化发展的局部环境（黄玖立等，2013），但在区域经济增长激励下，许多地方政府将开发区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进而造成开发区的过度建设。这种过度建设所导致的资源转移效应（resource-shifting）与恶性竞争效应（crowding-out effect）将对企业国际化产生消极的影响（Givord等，2013；包群和唐诗，2016）。可见，学术界对于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褒贬不一，尤其是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国际化行为更是语焉不详，因而需要一个系统的整合性框架来解释开发区的国际化效应。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近20年来发表在SSCI和CSSCI期刊上有关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学术论文。借助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CNKI）等权威数据库，以development zone、industrial district、high-tech parks、开发区、经开区、科技园区等作为开发区关键词，以internationalization、globalization、国际化、全球化、国际创业等作为国际化关键词，将二者置于标题、关键词和摘要中进行组合检索，精选得到开发区国际化相关研究的SSCI文献43篇，CSSCI文献44篇。为了不遗漏重要文献，本文通过梳理上述文献的参考文献对研究样本进行拓展，另外获取26篇重要文献，最终得到研究样本论文113篇。

通过对样本文献的研读和综述，本文首先回顾了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主要经典理论的作用过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然后对不同国际化模式的开发区效应进行梳理，分别从作用方向与作用机理方面进行总结，其间穿插了对国际化过程、国际化结果等其他表征的回顾，并总结了开发区国际化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之后重点整合开发区对于企业国际化作用的框架；最后，基于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未来研究展望。本文的研究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也为自贸区等开发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提供理论支持。

（一）集聚经济理论（agglomeration theory）

集聚经济理论认为，当许多企业按照特定规模聚集在某一区位时，将显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销售利润。集聚经济理论的思想类似于国际贸易生产折中范式中的区位优势，集聚所产生的区位优势不仅为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共享辅助性服务和公共设施（Weber，1909），而且节约了国际化成本。在开发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完善和政策优惠让政府扶持的产业在特定地理位置上得以集中（李贲和吴利华，2018），进而使开发区内存在同一产业以及相关支持产业内的许多企业，这些企业群体在开发区的集中将产生群体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Porter，1998），不仅对园区内外产生强大的辐射力，而且对区内企业产生积极的内部与外部经济性。因此，许多研究将开发区积极的经济影响归于集聚效应（Wang，2013），集聚效应是企业降低国际化成本、获取区内粘性知识、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为企业获取国际化独断性资产奠定基础。

（二）种群生态理论（population ecology theory）

根据种群生态理论，外部环境将主宰生物群落的命运，同一环境中的生物群落由于面临相同的环境压力会采取类似的手段获得生存。这种生物群落对环境的趋同也适用于企业组织，学者们将这种企业组织与外部环境契合的过程称为“同构”（isomorphism）（DiMaggio和Powell，1983）。一方面，开发区作为一种特殊的种群生态环境将对入驻其中的企业施加同构压力，开发区企业共处于相似的生态环境，为了获取组织合法性，他们在竞争过程中更倾向于采取遵循与顺从策略来缓解生存压力。另一方面，模仿行为更容易出现在地理距离相邻近的企业之间（Staber，2010），企业的市场战略更可能在同一场域中被模仿。随着开发区内外资企业的增多，许多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同一开发区内的其他企业会选择效仿他们认为更合法或更成功的领域内组织，并通过模仿已有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获取在开发区内生存的正当性。这种“拟态行为”与“传染效应”将影响开发区企业的国际化动机（Haveman，1993）。

（三）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

制度缺失意味着企业的生存环境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缓解总体制度缺失所产生的外部不确定性，政府会尝试在局部范围内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开发区的设立便是一种特殊的局部制度增量安排，这种模式破除了对传统制度的路径依赖，通过制度变迁与政策安排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韩亚欣等，2015），为区内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局部制度环境，比如更高的契约执行效率和更好的产权保护机制（金祥荣等，2008）。良好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国际化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金祥荣等，2008；李坤望和王永进，2010），开发区企业凭借局部制度优势享受着“一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为企业国际化营造了良好的局部环境。

（四）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开发区企业并非处于孤立的原子形态（Yli-Renko等，2001），而是与其他域内商业合作伙伴共同嵌入于各种社会网络和专业网络之中。开发区的独特性在于它将各种社会和经济要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不同经济主体的关系嵌入与社会认同的综合表现，而并非区内企业对盈利机会及互补性资产的纯粹经济反应。内部网络的构建有助于形成区内企业独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提高开发区隐性知识的传播效率，为区内企业的相互学习创造了条件（Lorenzen，2001）。频繁的互动与交流增加了开发区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将进一步强化知识的共享与信息的传播（Uzzi，1997），甚至产生了基于商业信用的企业间融资行为。开发区网络是企业国际机会的重要来源，拓展企业社会网络是实现国际化战略的有效路径之一。

（五）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Buckley（1989）认为，很多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务资源、管理资源和信息资源而无法应对国际市场的风险。国外市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预测市场需求、调整企业流程的速度，但充裕的资源保障为企业快速有效地响应环境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企业内部资源禀赋以外，开发区所产生的“马歇尔氛围”可以补充和强化企业国际化增长所需的资源优势（Mariotti和Piscitello，2001）。开发区企业将获得包括土地、财税、金融、管理等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而且有更多机会获得国际投资项目所需的资金，有效缓解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资源匮乏与财务约束问题。这种政策红利使区内企业有更加充裕的资源存量抗衡国际市场风险，提高国际化经营绩效。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五种理论视角如表1所示。

（一）开发区与外向型国际化

1. 出口贸易

关于开发区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国家样本、开发区类型、企业性质以及出口维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多数学者赞同开发区将产生积极的出口效应，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应视具体的开发区类型与出口维度而定，还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认为开发区将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Schminke和van Biesebroeck（2013）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科技产业园区为例评估了开发区优惠区域政策方案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科技产业园企业的出口绩效在质量维度上优于其他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的出口绩效在数量维度上优于其他公司。Becchetti和Rossi（2000）以意大利企业为研究对象，提出开发区的“前国际化进程环境”、国际文化氛围和出口服务的可获得性，将有效提升开发区企业的出口绩效和出口强度。国内许多学者也支持入驻开发区将产生积极的出口效应。比如吴敏和黄玖立（2012）以经济技术开发为例分析了开发区为企业提供的“一揽子”优惠政策与便利条件将从不同角度提升企业的出口贸易。刘经东（2018）认为开发区建设将显著提升企业的出口决策与绩效，其间的传导机制包括政策效应、集聚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等。陈钊和熊瑞祥（2015）以城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开发区的设立有助于扩大企业的出口规模，开发区通过集聚经济效应提高企业绩效，改变企业出口市场进入成本。

也有学者认为开发区对出口贸易的作用并非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开发区的不同特征、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以及不同出口模式会有差异化的影响。比如Belso-Martínez（2006）的研究表明，开发区的客户网络与市场优势同区内企业的出口绩效和出口强度呈正相关，而开发区的供应商网络则与出口绩效呈负相关，制度网络与出口强度呈负相关，与出口绩效无显著相关。陈钊和熊瑞祥（2015）则认为，出口加工区政策扶持有利于提高与园区产业相契合企业的出口额，但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则并不能产生积极效应。沈鸿等（2017）的研究表明，政府设立开发区将有效提高企业出口的规模，但仅在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出口加工区样本中发挥作用，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样本则并不能产生积极的出口效应。吴敏和黄玖立（2012）进一步评估了开发区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出口效应，结果表明，开发区对外资企业的出口激励效果最大，国企次之，但对本土民营企业出口则产生抑制效应。

开发区为企业带来的地方化能力不仅包括“示范效应”，同时也存在“拥堵效应”（Karpaty和Kneller，2011），因此，Kang（2016）重新审视了开发区等产业集聚现象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作者认为，出口商和非出口商之间对劳动力猎取的不对称性将导致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拥挤，进而使开发区这种产业的集聚与企业出口决策呈倒U形关系。

2. 对外直接投资

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开发区对出口与外资的影响，而开发区企业是否具有在国外扩大生产的特殊倾向，鲜有学者对该问题展开讨论。实际上，开发区企业的高出口倾向将增加其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从而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沉没成本，区内企业的高度专业化竞争优势也促进了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Mariotti和Piscitello（2001）的研究表明，入驻开发区给企业带来的地方化能力有助于中小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生产国际化。虽然中小型企业受到国际增长的内在财务资源和管理资源限制，但开发区的本地化能力有助于强化并补充企业的竞争/所有权优势，从而实现生产国际化。而保护主义导向的公共干预所产生的消极外部性阻碍了企业的国际投资增长，并对中小企业的生产国际化倾向产生消极影响。Mariotti等（2008）进一步研究了意大利产业园区企业生产国际化的结构因素与行为因素，就结构因素而言，以开发区大型企业为代表的“领导效应”与国内激烈竞争所带来的“波特效应”将对园区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外国跨国企业的存在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也对开发区的国际化程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就行为特征而言，以往的出口关系增加了开发区企业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创新能力的提高也强化了园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程。

（二）开发区与内向型国际化

1. 进口贸易

关于开发区与国际化的研究很少关心国际采购这一内向型国际化模式，而Pla-Barber和Puig（2009）的研究则同时关注了开发区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作者认为，开发区并不利于培养企业的国际采购能力，在传统制造业的背景下，入驻开发区的企业在进口强度与速度方面明显低于非开发区企业。从战略的角度来看（Porter，1998），有能力的本地供应商和具有竞争力的相关行业为开发区企业创建了灵活高效的本地供应商支持网络，这使得在开发区内购买比在国际上购买更具吸引力。从社会和体制的角度来看，经济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在塑造管理者行为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Hadjikhani和Ghauri，2001），因而管理者在决策时会迎合企业与地区其他经济行动者的期望。开发区企业将一套价值观和承诺转化为本地系统，这些价值观和承诺准确地定义了公司在该地区的角色与行为准则，而进口等可能改变地区价值链结构的行为难以得到开发区其他成员的认可。

2. 吸引外资

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开发区所特有的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是吸引外资入驻的重要原因，该结论已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比如Wei和Leung（2005）通过对上海不同地区吸引外资情况的比较分析得出，具有四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浦东因为具有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体系和优质的投资环境成为上海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这些园区基础设施完善，服务水平专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Cheng和Kwan（2000）通过分析中国29个地区的吸引外资存量得出，开发区的基础设施配套与优惠政策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张国峰等（2016）认为，开发区的优惠政策与管理手段是吸引企业入驻的重要手段，特殊政策优惠有力缓解了企业资源约束，而高效的管理手段则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

还有学者强调开发区的集聚效应与信息溢出效应是决定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当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对外投资的资源承诺（Erramilli和D’Souza，1995）。Majocchi和Presutti（2009）分析了意大利不同地区吸引外资的分布情况，结果同样表明集聚效应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部分学者认为开发区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土地优惠政策才是吸引外资的关键要素。比如Wang（2013）认为，开发区吸引外商投资主要是通过私有产权保护和长期土地使用费优惠等得以实现。另有学者提出开发区的开放性是吸引外商入驻的重要原因，比如Amiti和Javorcik（2008）考察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市场准入和供应商准入是影响外资进入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些要素也是开发区集聚效应特征的重要体现。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模式如图1所示。

图 1 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模式

图选项

（三）影响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因素

开发区除了对企业国际化产生直接影响外，还受到企业层面与开发区层面因素的制约。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刻画了入驻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过程。

1. 企业层面

（1）所属行业特征。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与要素投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于资源的需求程度和类型也截然不同。比如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劳动力投入为主，技术密集型行业则主要依靠先进的技术，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则更重视资本的有机构成。因此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发挥将受到企业所属行业特征的制约，比如李贲和吴利华（2018）的研究表明，开发区可以通过政策效应与集聚效应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为技术密集型企业提供技术共享与创新溢出，但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开发区并非获取资金的最佳途径，因而对该行业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有限。包群和唐诗（2016）则分析了开发区对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发区对高技术密集度行业的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于中低技术密集度行业企业的生产率则存在消极的负向溢出效应，进而抑制该行业企业的国际化行为。

（2）企业生命周期。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存在差异。初创企业面临的新创劣势、资源约束与合法性缺失使企业迫切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稀缺资源。成长期的企业也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源支持来稳定业务、开拓市场，以此追求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成熟期企业通过长期的生产经营积累了充足的资源与能力（吴先明等，2017），并在存续期内形成了稳定的企业架构与资源结构，因而对外部资源的依存度有所降低。可见，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对开发区资源具有不同的依赖程度，进而影响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发挥，比如李贲和吴利华（2018）认为，对于初创以及成长阶段的企业而言，开发区的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将有效缓解其资源约束问题，进而促进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但对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

（3）企业组织能力。开发区企业与上下游单位以及政府机构群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包括“生产—销售—服务—信息”的产业链网络系统，这种网络不仅使产品、技术、竞争等市场信息可以较低的成本在开发区内迅速传播，而且使企业通过竞争、合作与协作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因此，企业是否有能力嵌入于开发区网络获取集聚优势成为制约开发区国际化效应发挥的关键因素。比如王为东等（2014）认为，组织能力的培养是企业整合开发区等集群资源、调动园区外部经济性的重要环节，组织能力越强，开发区物质资源与智力资源的发挥越充分，进而从成本优势与创新优势两个维度推动企业国际化动机。

2. 开发区层面

（1）开发区等级。按行政级别来看，开发区可以分为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大类，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显著不同。首先，国家级开发区质量较高，入驻企业较多，产值也较高，相对而言省级开发区则稍微逊色。其次，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优惠多由中央政府制定，因而不同开发区之间的优惠力度总体趋同，而省级开发区的政策多由地方政府制定，地区的差异性导致不同省级开发区的优惠政策会有所不同。比如李贲和吴利华（2018）认为，不同等级的开发区政策效应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的集聚效应，最终将对入驻企业产生差异化的资源增量效应与国际化效应。顾元媛和沈坤荣（2015）则认为，省级以下开发区大多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难以产生积极的集聚效应，因而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2）开发区设立时间。由于地方政府迫于晋升压力将开发区作为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造成各种级别的开发区遍地开花的局面，国家相关部门于2003年7月开始对开发区进行重大整顿，有效控制了开发区过度扩张引发的“拥堵效应”。因此，很多学者以2004年为节点研究开发区效应的时间制约效应，比如顾元媛和沈坤荣（2015）的研究表明，在国家对开发区进行整顿之前，开发区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只有对开发区进行规范与清理之后，开发区的集聚水平与外溢效应才得以发挥；同样地，包群和唐诗（2016）以2004年为节点考察了开发区设立时间对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3）开发区密度。在强烈的地方经济增长激励下，开发区的大规模增长导致开发区之间为争夺有限资源展开激烈竞争，同一区域内开发区密度的增加将导致竞争白热化，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挤占了开发区周边企业的发展空间，也不利于区内企业增长潜力的发挥。开发区密度成为制约国际化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开发区密度的增加，拥挤和竞争的成本可能会对企业国际化产生负面影响。包群和唐诗（2016）比较分析了省内其他城市的开发区密度、省内相邻城市的开发区密度以及省外相邻城市的开发区密度的外溢效应和挤出效应，结果表明，随着开发区密度的增加，企业生产效率显著降低，进而抑制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一）开发区促进企业国际化的机理

1. 政策效应

开发区具有“政策性集群”的典型特征，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优惠给予开发区企业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待遇，直接或间接为区内企业提供稀缺的外部资源，即开发区存在典型的“政策效应”（李贲和吴利华，2018）。很多学者研究了开发区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比如Alder等，2016），而产业政策又包括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两类（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

选择性产业政策是指政府所提供的财税、金融、土地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借此选择性地扶持目标产业，缩短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开发区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有助于激励区内企业的国际化决策，这在很多实证研究中均得到了验证，比如吴敏和黄玖立（2012）认为，相对于出口补贴、退税等单一化的贸易促进政策，入驻开发区可以为企业提供“一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Schminke和van Biesebroeck（2013）也认为，开发区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免税期和各种税率优惠，还可以在中间投入品和机械产品进口方面免征进口关税，这种选择性政策优惠不仅提高了区内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企业国际化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开发区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则包括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等（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功能性产业政策不仅对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全面的综合性作用，同时也对国际化起到积极的推动效应（沈鸿等，2017）。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能够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决策与动机，而且能显著提高企业国际化绩效，比如Francois和Manchin（2013）认为，基础设施水平将对双边出口水平和出口发生概率产生显著影响。Lawless（2010）的研究发现，手续便利化程度及政府配套服务将对双边贸易流量产生显著影响，通关手续越复杂，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意愿越低。开发区非常注重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区内的审批流程与手续相对区外更为简单、便捷，进而降低了企业的等待成本，刺激了企业的国际化动机。

2. 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的本质是要素在特定区位高度集聚带来外部经济，开发区的设立为目标产业及关联产业的集聚提供了重要载体（李贲和吴利华，2018），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机制包括粘性知识与先进技术的获取、创新能力的提高、生产成本的降低等。

首先，开发区内企业间分工的加深将提高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Maskell，2001），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园区，企业员工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与共同的知识基础，更容易形成信任关系，为企业之间隐性知识的传播创造条件。企业可以通过区内特有的信息渠道获取粘性知识，为企业带来知识溢出效应和吸聚效应。Capello（1999）通过实证研究意大利三个高科技园区表明，园区内高科技企业的集聚有助于企业通过集体学习的模式获取新知识与新技术。企业的国际化成长是在全球市场上搜寻优质资源、将经营边界拓展到他国国界并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异质性知识资源尤为重要，知识租金的获取是企业国际化成长机制的关键变量（Barkema等，1996）。企业通过嵌入开发区网络获取知识租金，对其国际化成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科技基础设施的禀赋，以及促进集体学习过程的本地化能力（Maskell和Malmberg，1999）。大量企业集聚于开发区容易产生资源共享效应，为单个企业提供相当规模的创新资源。以高科技产业园区为例，企业可以园区为创新载体获取创新资源，区内风险资本的集聚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另外，开发区企业的地缘接近性加深了彼此的广泛合作关系，频繁的沟通与交流有利于先进经验、技术、管理技巧在企业间迅速传播，也使创新更易进行（王为东等，2014）。园区所产生的地理集中性如同一个磁场，将专业人才、科研院所、金融服务机构吸引进来形成庞大的区域创新网络，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创新是企业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创新产生的专利优势有助于企业在海外发展立足，获取独占性租金（Cooke和Morgan，1998）。

最后，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外部经济来自三个方面：知识技术溢出、劳动市场共享、中间品投入共享（Marshall，1890）。相应地，集聚效应对促进区内企业成长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还体现在要素投入的规模经济。集聚效应为区内企业提供了熟练的劳动力、丰富的市场需求和低成本的信息扩散等有利条件（Wennberg和Lindqvist，2010），开发区的集聚经济降低了区内企业获取资源的成本，改善了既有资源的使用效率（Duranton和Puga，2004），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有效提升了企业竞争优势与国际化经营动机。

3. 选择效应

除了“政策效应”与“集聚效应”外，开发区内大量企业的集聚还将产生“选择效应”，即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王永进和张国峰，2016）。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生产率水平不仅依赖于企业的技术水平，资源的配置效率也至关重要（Melitz，2003），而开发区的“选择效应”恰好是优化区内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

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该过程也是经济活动不断密集化的过程，区内企业为获取有限的资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进而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一方面，这种竞争机制有助于促使区内低效率或无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或者转移到区外，另一方面，也使开发区的资源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转移，提升开发区资源的总体配置效率与企业生产率水平（王永进和张国峰，2016）。另外，开发区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入驻，这些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将通过提高其进入市场的竞争水平来影响国内公司的出口决策，迫使本土企业提高生产率，激励区内企业从事更为复杂的国际化经营。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考察了开发区“选择效应”对区内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比如Syverson（2004）认为，地处中心区域的企业由于存在较强的选择效应而具备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Arimoto等（2014）的研究发现，选择效应将显著提升企业与区域的生产率水平。王永进和张国峰（2016）也认为选择效应是维持开发区企业生产率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选择效应所产生的竞争压力与生存压力迫使开发区企业不断进行技术、管理、组织、制度上的创新，进而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奠定能力基础。

（二）开发区抑制企业国际化的机理

1. 拥堵效应

Brakman等（1996）提出企业集聚将产生“拥挤效应”（congestion effects），一方面，大量企业集中于特定区域势必加剧企业对优质资源的竞争，开发区企业集聚将造成开发区内土地与其他要素供不应求，抬高了要素租金和劳动力成本。外资的涌入更加推高了开发区的劳动力成本与其他要素投入（Melitz，2003），在异质的公司框架中，外资企业的存在加剧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基础设施或服务的拥挤程度，进而提高了出口成本（Karpaty和Kneller，2011）。这种拥堵产生的成本增加将降低企业出口的边际可能性。另一方面，开发区“拥堵效应”将破坏区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影响本土企业的市场规模和产业分工地位。Fernhaber等（2008）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特定地区开展业务，与优质的外资企业合作的机会变得更加稀少。开发区的“拥堵”将迫使企业采取非理性或不正当的手段去攫取资源，以求得生存或寻求更大的获利空间。如此，开发区企业的价值链将出现断裂，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收益减少，最终导致集聚效应的恶化，使其投入国际扩张的资源更少。诸如开发区等集聚经济将对国际化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但竞争效应将破坏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对企业国际化产生消极的负向效应（钟祖昌，2011）。

最后，开发区“拥堵效应”容易导致企业低端锁定，比如周小虎和刘冰洁（2012）通过长期的社会调查发现，随着开发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域内企业生产日趋同质化，抑制了有效的分工体系的形成，拉低了开发区企业产品的总体档次与质量水平，开发区内部企业的资源共享也难以实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逐渐越低。

2. 资源依赖

企业过度依赖开发区特定资源与本地特质因素而产生的竞争优势容易产生锁定效应，企业由于难以复制这种资产而不能在国外建立生产设施。这种锁定效应首先体现在对区内劳动力的依赖，开发区企业更倾向于利用园区“劳动力蓄水池”从当地招募工人，并定期与开发区其他成员进行交流。过时的知识基础和单一化的沟通模式使开发区的信息溢出效应难以发挥，并导致区内企业无法理解新市场或陌生市场的最新动态（Arikan，2009），难以准确把握国际市场的脉搏。

资源依赖还体现在企业对开发区制度惯例的依赖。开发区企业被迫在组织领域内遵循特定程序、控制和结构，这种制度压力导致开发区惯例（routines）的形成和竞争方法的趋同，使域内企业产生一种“喜旧厌新”的传统行为模式，进而抑制了从区外吸取增强型技术等“越轨”行为的发生（Rugman和Verbeke，2003），阻碍了区内企业国际化视野的拓展。这种开发区内成员的高度一致性虽然有助于提高经营效率，却牺牲了企业的创造力或创新能力（Boschma，2005），使企业拒绝变化，错过良好的商业践行模式。最后，开发区内企业会选择专注于为区内其他行业提供服务，并将业务交给域内其他公司完成，这种成员关系也会对企业国际化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3. 保护主义

当开发区与以保护主义为导向的公共部门紧密相连时，会降低本地化能力对国际市场开放程度的推动作用。大量以保护主义为导向的公共部门的存在容易形成地方“援助经济”，政府提供的公众需求和慷慨补贴创造了有利于地方企业的不对称条件。实际上，开发区企业与公共机构建立特权关系后，等同于获取“垄断”优势，使开发区企业在一种过度保护的本地环境茁壮成长。正如Porter（1990）所强调，“激烈的国内竞争”是当地企业增强实力、提高持久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之一，开发区的保护机制使企业成长过程中无法经历有利的国内竞争，无需承受产品改进和创新的压力，而这种国内竞争恰恰是企业在陌生的国际市场中得以生存的有力装备（Mariotti等，2001）。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的机理如图2所示。

图 2 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的机理示意图

图选项

（一）现有研究总结

当前关于开发区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但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已有研究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

第一，尽管少数学者从企业微观层面分析了开发区效应（比如陈钊和熊瑞祥，2015；王永进和张国峰，2016），也有学者注意到开发区与企业国际化行为之间存在关系（比如沈鸿等，2017），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注意到开发区对国际化的影响效应会因企业性质的差异而不同，比如对家族企业这一特殊组织形式的讨论非常少。

第二，虽然开发区的局部制度优势有助于强化企业的国际化动机，但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等非正式制度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Park和Luo，2001），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要约束性，而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制约效应。

第三，多数研究认为“政策租金”是吸引企业入驻开发区的主要原因，即开发区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聚效应”，区内企业“扎堆”现象通常“形聚而神不聚”。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发挥究竟是基于“资源效应”还是“能力效应”?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解答尚无定论。

第四，虽然少数学者关注到开发区对国际化的影响，但大多基于“是否入驻开发区”单一维度的虚拟变量展开讨论（比如沈鸿等，2017；刘经东，2018），鲜有学者关注到开发区层面的特征差异将会产生不同的国际化效应，比如开发区产业契合度，开发区共存效应等。

第五，中国的开发区可以分为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大类，国家级开发区又可分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以及自贸区等。尽管有学者注意到国家级开发区与省级开发区的差异性，但却忽略了不同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在主管部门、担负的使命、政策的倾向等方面的区别，因而有必要对不同的开发区模式进行细化分析。

第六，以往关于开发区国际化效应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吸引外资或者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对更高层次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发等国际化模式鲜有着墨。

（二）未来展望

第一，考虑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性，比如针对家族企业这一特殊组织形式展开讨论。家族企业区别于普通企业，家族成员之间由于亲缘媒介的存在使得彼此的行为大多具有利他性，因而能有效降低代理问题。而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家族企业更倾向于维系家族的控制与传承，因而家族管理团队在组织凝聚力与战略一致性等方面与非家族企业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特征使得家族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方式等与非家族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而有必要单独研究开发区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机制。

第二，将地区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纳入研究框架。开发区形成的前提是地域集中性，地区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是培育开发区产业集群的必备条件。以区域的嵌入性文化为例，位于嵌入性文化较强地区的企业不仅更容易形成和谐的集群环境，获取国际化知识租金，而且更容易融入开发区主管机构政府网络与同行网络，通过与政府部门的紧密联系把握当局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期望，感知制度层面的国际化强制同构压力，通过与同行的频繁交流感知到开发区其他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提高其国际化模仿同构压力。

第三，进一步挖掘开发区影响企业国际化成长的传导机制，从“资源”与“能力”两个维度分析“政策租金”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进一步识别开发区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内在机理，深化开发区对微观企业战略决策与国际化成长动因的解读。

第四，深入探讨开发区层面的异质性特征所产生的国际化效应，比如开发区产业契合度、开发区共存效应等。地方政府在设立开发区时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行业发展潜力有针对性地设置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因有利于开发区吸引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而成为开发区重点扶助产业，产业契合型企业将获得更多政策优惠与支持力度。另外，许多城市会同时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不同类型的开发区，而这种不同类型开发区共存带来的区间溢出效应被学术界所忽略（Liu和Wu，2011）。实际上，在某一开发区内创造的经济增长由于前后联系、劳动力流动、知识扩散等原因会扩散到周边区域的其他开发区。这种辐射效应使同一区域不同开发区之间的产业互补性得到加强，企业可以通过跨区合作拓展产业链，获取互补性资源，节约国际化成本。将来的研究可以此类特征变量为切入点，探索开发区层面的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效应。

第五，对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自贸区以及其他类型的国家级开发区模式进行细化分析。以自贸区为例，今后的发展应力求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示范引领作用。因此，以自贸区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制度创新高地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机制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六，分析开发区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研发等更高层次国际化模式的影响效应。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开发区的发展重心将从招商引资向更优化的管理模式、更高层次的国际化模式转换。中国目前已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世界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升至全球第二。区别于传统的国际化模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投入程度较高，企业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也更大。将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开发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探索开发区效应对不同国际化模式的差异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