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从宏观经济发展角度看，为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取得瞩目的持续增长？为何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社会表现出较低的社会流动性？从微观主体决策角度看，为何贫困人口在预期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情境中也会存在投资不足现象（Goldstein和Udry，2008；Duflo等，2011）？类似问题均可从决策主体的渴望视角进行讨论和解析。

在探讨个体投资不足问题方面，传统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通常将其归因于个体外在因素的制约，包括投资来源限制（Kochar，1997）、信用及保险市场不健全（Ahsan等，1982）、产权安排缺陷（Abdulai等，2011）等，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不存在外在因素制约情境下的个体投资不足现象解释乏力。行为科学的发展促使经济学界对“经济理性”假设再考量，强调在探讨突破制约个体投资决策的外在因素的同时，更应注重制约个体投资决策的内在因素，研究主题涉及自我控制（Banerjee和Duflo，2007）、身份认同（Hoff和Pandey，2006）、渠道因素（Bertrand等，2004）、心理账户（Mani等，2013）和隧道效应（Ravallion和Lokshin，2000）等，但研究主题相对分散，且结论的解释力通常局限于部分群体或部分现象，这也是行为科学发展的缺陷。而渴望作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内在因素则对个体投资决策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在反贫困过程中出现的贫困人口“甘于贫困”现象，其背后的逻辑为个体渴望较低导致其不投资或少投资进而导致其陷入“贫困陷阱”（Dalton等，2016；尤亮等，2018b）。

渴望是影响决策主体行为的内生动力因素。正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欲”。其中“欲”是植根于个体内心的兴趣、愿望和为之而努力的激情，时时处处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和发展动力。渴望理论为解析现实中诸多非经济理性行为提供了重要依据，能够揭示决策主体收入增长的内在机理，有助于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理念助推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有助于理解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社会出现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更有助于解释“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奇迹的同时而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理论及应用领域，渴望这一概念分散在心理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但在不同学科及不同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者使用的渴望概念并不一致，对于渴望形成机理的认识缺乏多学科互动性，渴望的测量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这些不足限制了渴望及其研究成果在不同学科间的可比较性，影响渴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及应用研究的深入化。因此，当前急需对不同学科中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整合，回答渴望是什么、渴望有什么特征、渴望何以产生、渴望应该如何测量等问题。基于上述认识与判断，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从跨学科整合视角，通过梳理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渴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界定，将渴望定义为决策主体以未来可能实现的目标为导向，识别能够激发和引导调整人们自身行为选择的能力，且这种能力随着决策主体的经历和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具有相对稳定性。在渴望概念解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渴望形成机理的跨学科整合框架，在渴望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比较、渴望适应、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四个因素有机结合促成决策主体的渴望。结合渴望的特征和形成机理，评述其测量方法、将其改进为研究工具的可操作性，并对渴望理论的应用价值予以展望。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形成对渴望的内涵、外延与特征以及形成机理的较为系统的认识，为国内学者在渴望理论及其在经济学、管理学上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二、渴望概念解析

渴望^①的定义在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范式中存在差异，因而归纳渴望的内涵与属性，有助于形成关于渴望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系统性认识。渴望的基本含义是指经过努力而获得成功或成就的欲望（desire）、志向（ambition）^②，是指为实现特定目标（goal）而付出努力的欲望。渴望源于心理学家Dembo（1931，1976）在“愤怒”实验研究中定义的“渴望水平”（aspiration level）。即在研究实验对象的沮丧和愤怒情绪中，要求实验对象从事非常困难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表明实验对象在判断任务难以完成时，会结合自身特质，调整并制定适中的目标。经调整的过渡性目标虽然相对容易达到，但其行为动机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即向原有的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前进。Dembo（1931，1976）将这种过渡性目标定义为“渴望的短暂水平”。

现阶段，关于渴望及其影响的研究主要存在于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领域，虽然对渴望定义的侧重点存在差异，但有助于系统认识渴望的内涵、外延与特征。

（一）不同学科的渴望内涵

心理学主要基于个体视角阐释渴望，已有文献大致从三个方面描述渴望。一是立足于现实目标定义渴望，认为渴望表示个体以目标为导向且会发生变化，目标是从一系列可能的备选行为中，根据目标对象所做出的选择，这些备选行为必须在实现难度上有所不同；导向是可变的，若将备选行为的实现难度按顺序排列形成难度连续统，导向的集中趋势可能位于难度连续统中对个体而言具有最高效价的任何一点或有限区间内的点。个体的渴望是会变化的，其可能是一个有粗糙上下界的集合，集合的界限根据个体关注的是最近的将来（immediate future）目标还是更长远的目标而有所不同（Haller和Miller，1963）。MacBrayne（1987）将渴望定义为个体对获得特定目标的欲望，包括特定的职位或受教育水平；将期望定义为个人对实现目标、计划、志向或梦想的似然性估计。虽然期望预示着渴望，即渴望与期望相关，但渴望与期望依托不同的行为目标。Schaefer和Meece（2009）进一步强调渴望是个体期望（expect）实现的目标，即渴望相当于期望，渴望是一系列现实计划的期望，而不是对理想化目标的追求。二是强调渴望受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影响，Frank（1941）认为渴望因受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意义，渴望通过两种机制对行为进行调节，第一，渴望可以作为提高绩效的激励，高于过去绩效水平的渴望可以提供更进一步的努力目标，低于过去绩效水平的渴望可以减少紧张和绩效焦虑，这两种情形都可能促进高水平的成就；第二，保持较高渴望可以保护自我免受失败的影响，相对于目标而言，较差的绩效被认为是次要的，不会被严重地对待，因而自尊得以保持。渴望是复杂的且不断变化的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结合，例如，渴望可能会对自尊构成威胁，为了应对这种感知到的威胁，个体会采取两种策略：努力做得很好并调整其渴望。就这点而言，渴望是个体基于任务难度的自身能力的主观评价与实现高水平绩效之间的一种权衡。三是强调渴望是个体的一种能力，Quaglia和Cobb（1996）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渴望定义为个体识别和设定未来目标的能力，且在当下被激励为实现目标而努力。这里的渴望定义包含两个主要维度：激励和志向。激励反映了对个体而言一项活动是令人兴奋的和愉快的，个体因其内在价值和享受而参与该项活动；志向表示个体对一项活动作为实现未来目标的方式或手段重要性的感知。

在人类学领域，Appadurai（2004）认为个体的渴望能力是其频繁、真实的探索未来的能力，是一种在既定的天赋、兴趣、机会和约束条件下个体构筑合适渴望的元能力。渴望能力同时也是一种领航能力，渴望使得个体能够识别行为的直接或间接目标，使其着眼于未来和发展的行为方式进行决策。但无论是元能力还是领航能力在社会中都不是平均分配的，从元能力视角分析，通常相对富裕、社会地位较高、有权势的个体的元能力较强，而相对贫困、社会地位较低、缺乏影响力的个体则相反。从领航能力视角分析，相对贫困的个体缺少在实践、重复和探索中不断提升领航能力的机会，从而导致相对贫困的个体的领航能力培养受限，而相对富裕的个体则相反。可见，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渴望作为个体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从文化视角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渴望具有不同的特征，即渴望受制于社会规范、形成于社会生活的互动中。如关于美好生活、健康和幸福的渴望存在于所有社会，但在不同的社会中则存在差异，正如一位贫困的印度泰米尔农妇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德里大都会妇女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之间会存在差异（Appadurai，2004），因而渴望通常又具有群体特征，受个体生活情境的影响。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个体的福利不仅是其自身的追求目标，也是集体主义型的目标追求（Tiberius，2004）。

在经济学领域，渴望有两条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一条由Simon发展并主要应用于有限理性论和决策论中，另一条由Ray发展并主要应用于行为经济学中。Simon（1955）将决策描述为一种受渴望水平（aspiration level）引导的搜索过程。渴望水平是由一个令人满意的备选方案来达到或超过某种目标变量的值，如在商业环境中，个体或许会考虑诸如利润和市场股份之类的目标变量。渴望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地适应于情境的。如果令人满意的备选方案是易于找到的，个体就会提高渴望水平，反之则降低渴望水平。在Simon工作的影响下，Selten将渴望水平应用于讨价还价理论中，并提出渴望适应（aspiration adaptation）理论，Sauermann和Selten将渴望水平定义为所有必须实现的渴望束（aspirations bundle），以使个体满意；如果预期能够实现渴望（aspirations），那么渴望水平（aspiration level）被认为是现实的，而在有限理性论中，只有可以实现的渴望水平才是重要的（Tietz，1997）。在渴望这一发展方向上，渴望是决策主体“满意”（satisfacing）的衡量标准，强调渴望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情境而发生调整，并且渴望具有现实可达性。

在行为经济学领域，Ray（2006）将个体根据对周围人的观察而形成的欲望定义为渴望，并提出“渴望窗口”（aspirations window）^③概念，渴望窗口形成于个体的认知世界，是与个体相似的、可接触的其他个体所形成的集合，渴望窗口中的其他个体的生活、成就和理想促成个体渴望的形成，而个体的渴望窗口受个体所在环境中的社会流动性和信息流动性等因素影响，即渴望是由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的；个体的渴望与其当前状态的差异会影响其未来导向行为以缩小这种差异。Bernard等（2014）将渴望视为个体偏好的边界，是个体认为自身所能获得的最佳选择，渴望驱动着个体的行为。在渴望的形成过程中，个体会摒弃掉部分选择，甚至无法想到还有其他选择，即个体会忽视掉部分可能的选择集。在渴望形成后，渴望会使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部分特定的未来选择上，过滤掉其他选择，从而限制了个体眼中的未来可能性，其作用机制类似于其他的一些心智模型。Bernard等（2014）的渴望包含四个维度，即收入、财富、社会地位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渴望由其当前水平决定并受社会中成功人士影响。Dalton等（2016）将渴望视为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内在因素，即低渴望（low aspirations）被视为个体行为决策的内在约束，并认为缺乏渴望是贫困人口的一种特质。渴望作为个体行为决策的参照点会影响结果实现带来的效用，高渴望会使得个体更加努力，个体的努力会通过努力的结果影响其渴望。Genicot和Ray（2017）同样将渴望视为个体行为决策的参照点，与Dalton等（2016）不同的是，这里的渴望同时由个体财富和社会范围内的经济结果决定并随之变化。Dalton等（2016）、Genicot和Ray（2017）均将渴望视为一种目标，并且渴望会激励个体去投资以实现目标，目标实现意味着渴望实现。

（二）渴望的特征

不同学科对渴望内涵的阐述，有助于形成对渴望特征的系统性认识。

第一，渴望意味着目标或目标导向，即追求未来的最终状态。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特征，决定了渴望只能是在未来某些时刻得到满足的目标，而并非能即刻得到满足。如饥饿的人为填饱肚子而想获得一些食物，并为该目标付出努力，但这不能被视为渴望。相反，在未来某时刻能够实现食品安全目标，则视为渴望（Bernard和Taffesse，2014）。

第二，渴望因个人经历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受到个体的自身经验和渴望窗口内其他群体状态和行为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个体或群体的渴望具有不同的特征，即渴望具有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

第三，渴望具有相对稳定性，人们可能不会因为相信改变当前的状态是必要的而去渴望不同的生活。但当人们暴露在与自己背景相似但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榜样情境中，根据“替代性经验”，他们将会调整自己的渴望。

第四，从渴望与行为间关系角度看，渴望是决策主体行为内生的激励因素，即渴望能够激发决策者的行为，能够调动和引导决策者的能量转化为行为，驱使个体为实现渴望而投入时间、资源，并成为行为的内生动力。因此，渴望有别于白日梦或无约束条件的欲望，但激励和驱使实现渴望的投资意愿是潜在的、有条件的。

第五，渴望是决策主体的一种能力，具备渴望能力的个体会着眼于未来进行决策，并在渴望的激励下付出努力去实现渴望。

（三）渴望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渴望与心理学中的动机，尤其是成就动机概念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成就动机是指个体希望从事对其有重要意义的、有一定困难的、具有挑战性的活动，在活动中能取得优异成绩，并超过他人的动机。渴望与成就动机都具有目标导向性，对个体的行为均具有激发作用，决定个体行为和努力程度的动力因素。虽然两者相关，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个体的成就动机是在其生活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中家庭的特点与生活方式对个体成就动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彭聃龄，2012）。但就渴望而言，个体经历和周围环境对个体的渴望具有重要塑造作用，尤其受到个体渴望窗口内其他群体状态和行为的影响。因而，与成就动机相比，渴望在形成和发展中受到的影响范围更广。此外，已有研究表明，成就动机是一种后天的、稳定的人格特质，具有在早期形成并随着时间保持不变的特征（McClelland，1958；Quaglia和Cobb，1996），同时具有维持功能，表现为行为的坚持性；而渴望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适应性，个体会根据外在环境和过去表现调整其渴望，相应地，其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此外，渴望与信念、期望、希望等概念同样具有差异。信念（belief）是个体或群体的一种精神状态，即认为某件事就是如此，而不管是否存在经验或证据表明某件事真的如此，即不强调观念或主张的科学性或逻辑性。作为心理学术语，信念是指个体或群体对世界现状和其他潜在状态的本质和建构、行动与结果间的联系以及其他人的可能行为的立场（Denzau和North，1994），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源泉，是从事一切活动的激励力量（余国良和辛自强，2000）。与信念相比，渴望具有现实性，以未来可能实现的目标为导向，且是个体的一种能力。期望（expectations）在《心理学大辞典》（林崇德等，2004）中的解释为在有关经验或内在需求基础上产生的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结果的预测性认知。而渴望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期望，是个体行为的内生激励因素，并受个体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但渴望与信念、期望之间也存在联系，行为人所处环境及其自身持有的信念、期望，都会影响渴望。Snyder（2000）将希望定义为一种基于内在成功感的积极的动机状态，包括目标、能力和动力，目标是指个体行为的指向性，能力是指能够规划出克服困难、实现目标的路径，动力是指愿意沿着这些路径前进；但这里的目标是指个体生活中所期望或幻想得到的任何东西（Snyder，1994），而渴望虽然也具有目标导向性，但这种目标具有现实性。

（四）渴望的定义

基于上述分析与判断，本文将渴望定义为：决策主体以未来可能实现的目标为导向，识别能够激发和引导调整人们自身行为选择的能力，且这种能力随着决策主体的经历和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具有相对稳定性。

三、渴望的形成机理

渴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涉及多个学科，同渴望的概念界定类似，关于渴望形成机理的探讨同样涉及多个学科，渴望形成机理的解析以渴望的概念界定为基础，尤其是渴望的特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本文关于渴望特征归纳结果的基础上，这里尝试从社会比较、渴望适应、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四方面探讨渴望何以形成。

（一）渴望与社会比较

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生计行为都深度融入社会网络，其社会心理和行为特征，特别是观点、能力等需要通过比较、凝练而形成定义，而不是依托单纯的客观标准来定义。这种基于人类内在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获得人类社会特征的方式被定义为社会比较（Festinger，1954）。社会比较过程是自发的、无意识的（Gilbert等，1995），却是影响人类的判断、经历和行为的基本心理机制（Corcoran等，2011）。在经济学领域，早期的社会效用观（马克思，1950）和炫耀性消费理论（Veblen，1899）^④，随后的参照点理论（Tversky和Kahneman，1974）和相互依赖偏好理论（Pollak，1976）等均内含个体在决策时的社会比较思想。渴望的重要特征是，个体的渴望会随其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受个体渴望窗口内其他群体状态和行为结果的影响。渴望窗口形成于个体的认知世界，对不同的个体而言，其渴望窗口或宽或窄。如穷人的渴望窗口通常较窄，而富人的渴望窗口相对较宽；在收入流动性、信息流动性较强的社会情境中，个体的渴望窗口通常较宽，即个体可比较的群体范围越大，其渴望窗口越宽；渴望窗口内其他群体的行为结果若被个体所认同，则会成为个体渴望形成的依据。同时，个体渴望的维度不同，其可比较的群体会有所不同，相应的渴望窗口也不同。

社会比较是渴望形成的基础（Quaglia和Cobb，1996；Stutzer，2004），也是外在环境影响个体渴望的重要机制。社会比较与渴望形成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实证检验，如Stutzer（2004）的实证研究发现，瑞士居民的收入渴望随着居民所在社区平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Macours和Vakis（2009）针对尼加拉瓜贫困地区缺乏社会流动性及阶层固化的情境，进行随机转移实验发现，通过增加实验参与者与具有成功经验的领导者之间的社会互动，能够有效激发贫困参与者的渴望；相反，社会互动较少的贫困家庭的渴望较低。Knight和Gunatilaka（2010）针对在中国城市定居的农村移民与城市其他群体的收入渴望存在差异的情境，研究发现农村移民参照的收入群体随着居住区域的改变而转变，导致其收入渴望同其收入相比显得过高；针对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的研究发现，其参照群体的收入对其收入渴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Knight和Gunatilaka，2012）。Janzen等（2017）在尼泊尔农村地区的研究同样发现，个体可观察到的周围人的财富水平决定了个体对自身财富的渴望。Bernard等（2014）按照实验组、安慰剂组、控制组设计模式，在俄塞俄比亚贫困地区开展关于渴望与未来导向行为的干预实验发现，角色榜样可以显著提高实验组的渴望，而且其影响具有持续性。Haller（1968）、Appadurai（2004）、Stout等（2011）、Beaman等（2012）、Jensen（2012）等类似的研究，均揭示了社会比较在渴望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且结果表明个体在进行社会比较时，通常会把目标投向比自身处境更优越的个体或群体，因而其渴望通常会高于当前已经达到的水平。

（二）渴望与渴望适应

渴望适应（aspiration adaptation）由Selten（1998）系统提出，也是Simon有限理性论的核心观点。Simon认为决策是在个体渴望引导下的选择过程，而渴望则是目标变量的参照值，即个体满意的决策方案必须达到或者超过其渴望水平。此外，渴望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当满意的方案很容易获取时，渴望提升；当满意的方案很难获取时，渴望降低。从动态视角看，个体某一时刻的渴望，取决于其决策系统的历史，即取决于先前的渴望及先前渴望的实现情况（Simon，1955）。换言之，这种适应性不仅依赖于个体有关先前渴望实现情况的经历，同时受个体当前所处情境的影响（Selten，2001）。现实中，个体对于成功与失败的界定通常具有主观性，即受到个体对成功与失败的主观感受和个体所在群体中其他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影响。因此，作为以未来的“现实”为导向的渴望，随着个体成功经历的增加而提升，随着个体在渴望实现过程中的失败而降低（Katona，1968）。根据享乐适应（hedonic treadmill）理论，当个体成功实现先前渴望时，个体会很快适应先前的渴望，并以此为基准进一步提高其渴望；反之，个体则向下调整其渴望。从演化论观点看，增加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会带来更多的效用和快乐，同时是短暂的，且最终会消失，但这种适应过程可促使个体的渴望逐步提高。因此，渴望适应与渴望均具有随着个体经历变化而变化的特征，具有内在一致性。

现有研究也证实了渴望适应在渴望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Stutzer（2004）认为渴望适应是收入渴望形成的关键因素，并采用瑞士居民的收入数据，证实了居民自身收入对其收入渴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Easterlin（2001）采用美国居民的收入数据研究发现，收入渴望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升，即渴望是收入的增函数，并且近似于按比例增长；Castilla（2012）以墨西哥居民的收入数据为样本，研究证明收入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升，并且对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来说，这种收入增加与渴望提升之间具有滚雪球效应。Easterlin（2003，2005）、Schwartz（2008）、Clark（2009）、Knight和Gunatilaka（2010，2012a）等所完成的类似研究，均表明个体的渴望会随着其经历的变化而变化。

（三）渴望与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其是否有能力在某个领域有效完成任务、实现具体目标的信念（Bandura，1977）。社会心理学界认为渴望来源于自我效能感（Miller和Dollard，1941；Dercon和Singh，2013）。实践中，个体通过加工、权衡、整合关于自己能力的各种信息源形成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决定个体的目标选择和指向目标的行动，以及其在行动中付出的努力、面对逆境的坚持，自我效能感在任何决策领域都决定了个体对行动结果的预期（Bandura，1977）。从渴望的未来为导向特征看，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会追求更好的未来最终状态，即具有高渴望特征；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会追求相对较差的未来最终状态，即具有低渴望特征。Locke和Latham（2002）依据目标设置理论研究发现，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相对于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而言，设定的目标会更高一些，同时致力于将目标进行分解、重组，并采用更好的策略去实现目标，并且比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对待负反馈的态度更积极。此外，如果将渴望作为个体的能力来认识，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识别能够激发和引导自身行为选择的能力方面更强，其渴望也相应地会更高。

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渴望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关于个体自我效能感对其渴望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学领域，Bandura（1993）认为，对于个体而言，若将能力视作与生俱来则遇到困难时其自我效能感会下降，进而其渴望会降低；相反，若将能力视作后天习得则遇到困难时其自我效能感会保持不变，依然保持较高的渴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学生管理学习和掌握学术活动的自我效能感决定其渴望，当先前的渴望实现后，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决策主体会为自己设定更高的渴望；在自我效能感与渴望的性别差异研究中，Bussey和Bandura（1999）发现自我效能感的性别差异是导致男女渴望差异的重要因素；Bandura等（2001）以儿童为研究对象，进一步证实了自我效能感对个体渴望的塑造作用。类似的研究结论还包括Shah和Higgins（2001）、Gomez（2014）等。

（四）渴望与控制点

长期以来，社会学家对命运、运气、机遇的讨论，均侧重于群体或社会层面而非个体层面。Veblen（1899）认为，对运气、机会等外在因素的信仰反映的是以原始方式理解生活及社会的低效率特征，尽管Veblen不关注个体差异，但其思想强调外部控制信念与被动性有关。Merton和Kendall（1946）认为，运气、信念是一种心理机能，使得个体在面临失败时努力保持自尊的防御机制。Rotter（1954）在考虑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提出控制点理论，认为控制点是个体对其行为与结果间关系本质的一种态度、信念或期望。在Rotter（1966）看来，不同的人对其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有不同的解释，并以此作为分类标准，将个体分为内控者与外控者：内控者认为其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个体的努力程度，相信自己能够对某些事情的发展和结果进行控制；外控者则认为其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是由运气、机会、命运、权威人士的摆布等外部因素决定，或者由于事件的复杂性而不可预测，而个人努力并不能控制事情的结果。各种理论性评论和实验性报告指出，与内控者相比，强烈外控者不仅缺乏自信心，而且社会交往的需要更少，并对有关成就活动缺乏兴趣。强烈内控者积极探索影响自己生活的各种信息，这类人喜欢向困难的任务挑战，而且面临失败仍能坚持，并趋向于有更高的目标和成就（Coleman和Deleire，2003；Ng等，2006；Wang等，2010）。因此，把成功归因于自身能力和努力结果的个体，即内控者，其渴望较高。反之，把成功归因于外在因素的个体，即外控者，其渴望较低。同时，正因个体间存在着内控者与外控者之分，而个体的这一特征在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改变，因而决定了个体的渴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

有关控制点与渴望之间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心理学领域。Burlin（1976）以纽约郊区学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学生的控制点对其职业渴望具有显著影响；Flowers等（2003）发现，具有内控点的非裔美国高中生比拥有外控点的非裔美国高中生的职业渴望更高；Bar-Tal等（1980）对犹太学生的研究得到类似的结论。通常，当个体不为改善其当前的情况而积极努力时，表现出低渴望特征；低渴望发生的原因却可能有很多种，但是通常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个体的行动不能产生相应的结果。此外，Bernard等（2014）在埃塞俄比亚开展的围绕渴望的实验研究发现，内控者具有高渴望特征，会为实现渴望而付出努力；外控者则具有低渴望特征。

（五）渴望形成机理假说

社会比较、渴望适应、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与渴望关系密切，在渴望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个体通过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中的他人进行比较而促成其对未来的定位，形成对自身渴望选择集的初步认识，即社会比较在渴望的形成过程中体现为个体渴望受外在环境决定的特征。个体社会比较的方向（上行比较、下行比较、平行比较）不同，所形成的渴望窗口或宽或窄，渴望选择集也不同。其次，个体的渴望受到其先前渴望实现情况的影响，渴望随着成功经验的增加而提升。因此，渴望适应对渴望所产生的影响具有阶段性或周期性，遵循渴望→渴望实现情况→渴望的心理逻辑，即在某个阶段内渴望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个阶段长短受制于个体的某些特征。如对穷人而言，渴望的适应速度异常缓慢；每个循环阶段结束，意味着在渴望适应的作用下，渴望得到调整，进入新一轮循环。再次，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决定其对行动结果的预期与渴望的未来导向特征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影响其在行动中付出的努力、面对逆境的坚持性及其对于实现既定目标表现出的处理、执行、成功的能力等信念，体现渴望是个体的一种能力。现实中，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的渴望往往较高，而具有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的渴望往往较低。最后，控制点关注的是个体对于其是否能控制生活事件的信念。例如，一名学生可能相信每天的刻苦学习能使自己在未来有一份好工作，但不一定相信自己每天都能坚持刻苦学习。内控者的渴望通常较高，而外控者的渴望通常较低。个体的控制点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因而个体的控制点体现了渴望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征。特别是，当个体浸入一个固定的社会结构（如森严的种姓制度）时，往往很难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或控制自己的生活（Flechtner，2014），而呈现低渴望特征。渴望的形成机理与渴望的特征对应关系见图1。

在渴望形成过程中，社会比较、渴望适应、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四个因素相互协作发挥作用。但前人在研究及论述渴望的形成过程中往往只讨论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渴望的形成源于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评价、对事物的归因和责任感倾向，同时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也受到所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比较性的社会环境中获得其生存和奋斗的动力，个体的每次成功或失败都将会通过自我反馈机制对下一次行动目标产生影响。因此，个体的社会比较、渴望适应、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的有机结合促成其渴望。

四、渴望的测量与评价

渴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渴望的指向可以是职业、教育、收入等偏经济型渴望，也可以是平等、社会地位、民主等非经济型渴望。相应地，渴望的测量既有针对渴望的某个维度的测量方法，也有针对渴望本身的测量方法。

在心理学领域，通常使用单个问题直接测量受访者的渴望，且测量方法较为一致。如Shu和Marini（1998）在分析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年轻人的职业渴望变化时，使用受访者在35岁时想要从事的职业作为职业渴望的测量方法，相应的答案为标准职业分类编码；Beaman等（2012）在印度开展的角色榜样对女孩的职业渴望和教育成就影响的随机自然实验中，成人问卷中采用受访者想要自己孩子能达到的教育水平、希望孩子结婚的年龄、想要孩子在25岁时从事什么职业、是否希望孩子在未来从事普拉丹职业四个问题作为渴望的测量方法，相应的答案均为指示变量。Meece等（2014）在研究美国9至12年级学生在教育渴望和职业渴望上的性别差异时，使用“你愿意在学业上走多远？”这一问题作为教育渴望的测量方法，相应的答案为表示不同学业阶段的8级Likert量表；使用“30岁时，你最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或职业”这一问题作为职业渴望的测量方法，相应的答案为标准职业分类编码。

在经济学领域，渴望的测量方法则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多采用临时变量（ad-hoc variables）来替代渴望，如抑郁指数（Macours和Vakis，2009）。显然，这种测量方法并没有抓住渴望的特征或测量结果缺乏精准性。

相比较于维度颇为复杂的渴望的测量，本文以收入渴望为例阐述其测量方法的发展。收入渴望的测量经历了从“足够”“最低”“满意”收入等替代指标到形成科学、完善且能经得起检验的测量工具。Stutzer（2004）采用对受访者而言满足其家庭生活的“足够”收入或“最低”收入指标替代收入渴望。类似地，Knight和Gunatilaka（2012）也使用家庭所需的“最低”收入作为收入渴望的替代变量。Dalton（2010）的测量方法为：首先，向受访者展示当地月收入分布表（从最低收入到最高收入）；然后，询问受访者当月收入为多少元时对整个家庭来说是满意的。这种测量方法引入框架效应，并凸显了渴望的社会比较的特征，因而与采用“足够”“最低”收入水平替代收入渴望的方法相比，Dalton（2010）的测量方法更为合理。与上述主观测量方法相比，Genicot和Ray（2017）使用客观指标来测量收入渴望，即使用个体收入与总体收入分布均值的加权组合来表征个体的收入渴望，这种测量方法具有操作上的便利性，但未能紧扣渴望的特征。

Bernard和Taffesse（2014）根据Manski（2004）对期望的测量方法，将收入渴望的测量范式设定为四个步骤：一是调查对象所在社区，个体能够获得的最高收入；二是调查对象所在社区，个体能够获得的最低收入；三是调查对象当前获得的收入；四是调查对象在生活中想要获得的收入。其中设计问项一和问项二，旨在收入渴望的测量中反映的框架效应，以避免直接调查问项四时难以获得真实数据，同时减少收入渴望测量之前访谈问题可能带来的锚定效应；问项三旨在为调查对象回答问项四时设置锚定效应。可见，采用类似的问项设置范式，可以避免调查对象因没有参照对象而不切实际地回答收入渴望。Bernard和Taffesse（2014）采用重测的方法，检验了其测量范式的可用性、信度、效度，结果表明该测量范式具有精准性、可靠性和实用性。根据渴望的形成机理判断，问项一和问项二的设计考虑到了调查对象的社会比较情况；问项三的设计旨在反映调查对象以往收入渴望的实现情况，而遵循问项三到问项四的设置路径，则可以有效表达渴望适应。在问项三的基础上，在调查对象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的作用下得到其收入渴望，即问项四的结果。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与渴望相关文献的梳理与整合，对渴望的概念、属性及特征进行了厘定，回答了渴望是什么这一问题。本文认为渴望是决策主体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决策者主体以未来可能实现的目标为导向，并且能够激发和引导决策主体调整其行为，这种能力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会随着决策主体的经历和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渴望兼具个体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在渴望形成机理的探讨中，尝试从社会比较、渴望适应、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等理论构建了较为系统的渴望形成机理跨学科整合分析框架，回答渴望何以产生问题，有助于对渴望的深入认识。渴望的形成机理与渴望的特征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社会比较对应个体渴望受其外在环境影响的特征，渴望适应与个体渴望受其自身经历影响的特征相契合，自我效能感与渴望以未来可能实现目标导向性和能力特征相对应，控制点与渴望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特征保持一致。四个作用机制相互协作共同发挥作用，有机促成个体的渴望。结合渴望的概念、特征和形成机理，对已有的渴望测量方法进行了评述，使用心理学中的框架效应和锚定效应理论系统解析了Bernard和Taffesse（2014）的渴望测量方法，论证了其作为渴望测量工具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二）管理启示及意义

已有研究发现，通过展示成功女性科学家的照片和录像，可以提高美国女性微积分学员的职业渴望和学习动机，促使其在微积分学习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Stout等，2011）；通过为印度贫困村庄女性提供参观电话呼叫中心的机会，结果发现这一参观机会可以提高女性的职业渴望，增加其职业培训的参与程度和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Jensen，2012）。这些证据表明渴望作为影响决策主体行为的内生动力因素，对决策主体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公司员工管理中运用渴望理论能够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效率、降低员工的离职率、提高组织的管理效率。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公司间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员工的流动性较强，如何留住优秀员工是组织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对员工的渴望进行管理有助于匹配员工的工作内容及其渴望，对提高员工的忠诚度、满意度及公司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对员工的渴望进行管理，实现员工的渴望与公司可以提供的发展机会有效结合，并在公司的发展中实现员工的渴望是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如果公司首先了解并密切关注员工的渴望，分析员工的兴趣与实际工作的差距；其次，依据员工的渴望，发掘其具有的能力优势，并提供发挥其优势的机会与平台；再次，结合公司的目标对员工的渴望进行引导和塑造；最后，依据员工的渴望，有针对性的培养其能力，实施持续性的绩效考评，帮助员工实现其渴望，就能基于渴望原理构建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对员工的渴望进行管理是创建有效工作环境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实时了解员工的渴望，实现与其工作内容的动态匹配，让渴望的实现途径有迹可循。员工的渴望在公司能得到实现，有助于提高组织的管理效率和员工的工作效率，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并促进员工的归属感，降低离职率。

（三）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价值

近年来，渴望及其相关研究的文献逐年增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国内外普遍提倡学科交叉研究的背景下，对渴望及其应用研究可能会迎来一个爆发式增长阶段。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的发展情境，本文认为渴望理论在以下研究主题可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贫困与发展问题。自中央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以来，脱贫成效显著，但对贫困人口发展而言，该方略确定的制度框架依然是一种外援推动式制度。其政策供给可有效突破制约贫困人口发展的内部条件约束和外部环境约束，为贫困地区发展及贫困人口脱贫营造有利环境，但难以激发部分贫困人口自我脱贫的内生动力（尤亮等，2018b）。问题的本质是影响贫困人口发展的外在约束只是制约其脱贫的外因，而有效激发贫困人口的脱贫“志”和“智”，进而形成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应该是矫正扶贫政策的重要方面，并促动缺乏主观脱贫动机的贫困人口摆脱“精准救济”陷阱。已有研究表明，渴望对决策主体的资本投资行为具有正向激励作用（Bernard等，2014），而决策主体资本投资不足是导致其贫困的直接原因（高玉喜，1996），即低渴望是导致决策主体致贫的可能解释（Dalton等，2016）。对贫困人口中的低渴望群体而言，输血导向型政策供给通常治标不治本，因而首先需要有效激发这类群体的渴望，即需要采用渴望激发型政策供给来提高其渴望。在此基础上，采用输血导向型政策供给，才能有效突破贫困瓶颈，并实现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在如何激发低渴望群体的渴望方面，依据本文解析的渴望形成机制及其对个体决策和行为的影响，并结合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情境，可通过研究和出台渴望激发型政策供给予以解决。

居民主观幸福感。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经济行为的核心价值追求在于提升社会和谐、改进人类福祉（斯密，2001）。自Easterlin（1974）提出“收入—幸福悖论”以来，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如何提升问题激发了各学科研究者的兴趣。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发现，控制相对收入的影响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并没有经济理论预测的那么重要（Knight等，2009；官皓，2010），即出现“收入—幸福悖论”。然而从基于社会比较理论的相对收入展开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其结论也并未取得一致（尤亮等，2018a），并且相对收入并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从渴望的形成机理看，渴望在内涵上已包含相对收入的影响。Easterlin在后续的研究中对其提出的“收入—幸福悖论”的解释为，主观幸福感是收入的增函数，是渴望的反函数，并且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因而抵消了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带来的正效应（Easterlin，1974，2001）。因此，在绝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若考虑渴望的影响，可能能够解释“收入—幸福悖论”存在的原因（尤亮等，2019）。

此外，渴望在其他主题同样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如社会分层与流动性、重复博弈中个体行动调整的原因及合作的形成机理（Karandikar等，1998）；决策主体偏好内生性研究中渴望适应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Gilboa和Schmeidler，2001）；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演化问题（Genicot和Ray，2017）等。

（四）研究展望

从理论上看，凡是涉及个体行为决策问题，渴望理论及其研究范式都可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本文对渴望的概念及形成机理的探讨只是初步的，仍有不足之处，值得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第一，从渴望的形成机理看，渴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如职业渴望、教育渴望、收入渴望、权力渴望等，针对这些渴望的不同维度，渴望的形成机理是否同本研究一致，值得商榷；本文仅从社会比较、渴望适应、自我效能感和控制点四方面讨论了渴望的形成机理，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渴望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需要进一步挖掘；近年来，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但已有研究尚未涉及渴望形成的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基础。

第二，从渴望的测量看，渴望的测量方法在不同学科间和同一学科内部并不一致，如部分研究使用单一问项测度渴望、部分研究使用一组问项测度渴望，限制了研究结论间的可比性。因而，有必要开发出不同学科都能普遍接受的渴望测量方法。

第三，从渴望的研究方法看，当前以渴望为主题的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仍以实证研究为主且面板数据缺乏，田野实验研究同样较少，这限制了渴望与相关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探讨。田野实验研究方法是当前较为热点的研究方法，是有效验证渴望与相关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手段。

第四，从研究情境看，当前与渴望相关的研究成果多由国外学者做出，其研究对象也以其他国家居民为主，国内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对渴望及相关研究的关注力度欠缺。

第五，从渴望的边界看，渴望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内生激励因素，对个体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激发和引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渴望越高越好，渴望过高或过低可能均不能有效激发和引导个体的行为。因此，个体的渴望应该有一个适度的范围，而这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或实验研究予以探索。

① 据汪丁丁（2011）考证，aspiration源自拉丁文“aspiratio”，是一种积极追求的欲望。法文的意思是“憧憬”“向往”“渴望”，汪丁丁将其译作渴望，本文借鉴这一译法，将aspirations译作渴望。

②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1989, 网址：http://dictionary.oed.com/。

③ 个体能够观察并感知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形成的集合。

④ 马克思（1849）认为人们的需要和快乐来源于社会，对需要和快乐的度量依托于社会情景，因而具有社会性、相对性。Veblen（1899）认为有闲阶级的消费观影响低收入阶层，并导致后者的消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炫耀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