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①

几十年来，创业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表现为文献数量的指数型增长、创业研究的子领域逐渐出现以及创业研究地域分布全球化等特征（Davidsson，2016）。然而，随着创业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于创业作为独特领域的合法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Grégoire等，2006）。从概念体系来看，以Shane和Venkataraman（2000）为代表的许多学者认为以机会为核心的创业研究能够作为一个独特领域（Short等，2010；Carlsson等，2013），并且Busenitz等（2014）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证明创业研究的主题已经呈现聚合（convergence）的趋势，表明创业作为独特领域已经趋于成熟。而从研究框架来看，许多学者指出创业研究仍是碎片化的，缺乏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从而阻碍了创业作为一个独特领域的合法地位（Moroz和Hindle，2012）。

为解决学者们对创业领域合法性的争论，本研究从概念和框架的源头——理论出发，以摆脱概念体系和研究框架视角的困境。换言之，无论是概念还是研究框架，都是创业研究呈现出的多种“表象”，我们要做的是挖掘表象背后的本质，而解决本质问题的根本在于创业理论。理由在于：首先，构建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理论的基本条件（Fry和Smith，1987；Davidsson，2004），当创业存在独有的理论体系时，能够确定新的概念体系和基于新概念之间的关系框架（Busenitz等，2003），因此，从创业理论出发，能够为整合概念视角和研究框架视角奠定基础；其次，许多学者表明创业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建立独有的理论体系（Busenitz等，2003；Davidsson，2004）。当创业领域独有的理论体系内包含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学科理论不同，并且它们不能被其他学科理论所解释时，创业领域的边界才能够被清晰的确定，从而为创业与其他领域的区分做出贡献（Busenitz等，2003）。

基于此，本文回顾了创业理论及其对应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并提出了构建创业独有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具体而言，本文系统梳理国外主流期刊2018年之前（包括2018年）发表的与创业研究相关的文献，采用先“整体”再“聚焦”的分析方式，并以创业机会为主线对创业理论及其对应主题的发展进行系统剖析。“整体分析”即为观察创业研究中应用的各种理论，旨在通过理论应用占比、理论所属学科情况以及各学科理论关注的主题情况等方面对创业理论进行整体分析，进而厘清创业理论的现状；而“聚焦分析”是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聚焦在随着不同阶段研究主题发展而应用的几个关键理论上，探究其在解释机会相关问题时的适用性。研究发现，无论是整体分析还是聚焦分析都表明机会作为创业领域的核心逐渐获得合法性地位，而现有理论在解释机会形成问题时存在局限性，创业独有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过程视角的思想，围绕创业机会提出未来构建创业独有理论的方向。

二、创业理论回顾

（一）文献检索与编码

为了对创业理论的现状有更系统的理解，本文检索2018年之前（包括2018年）发表在高水平创业期刊和管理学期刊的所有创业相关文献。首先，期刊范围包括4个创业领域顶级期刊ETP、JBV、SBE和SEJ以及8个管理领域顶级期刊AMJ、AMR、JOM、MS、OS、SMJ、ASQ、JMS。选取这12个期刊的理由在于：作为管理和创业领域的顶级期刊，许多关于创业研究的综述均选取上述期刊作为检索范围（Busenitz等，2003；Short等，2010）；并且从期刊的影响力来看，这些期刊具有更高的引用率，能够引导创业研究的未来方向（Busenitz等，2014）。其次，借鉴Ireland等（2005）与Busenitz等（2014）对创业关键词的选取，本研究以“entrepreneur*”“new venture*”“emerging venture*”“founder*”“spin-off*”“start-up*”“emerging business*”“small business*”和“venture initiation*”为关键词，在Ebscohost Research Databases中分别以题目、摘要和关键词为依据在目标期刊上进行文献检索。最后，本文作者通过对摘要的阅读，删除评论、教学案例、特刊介绍以及与创业研究不相关的文献等，最终筛选出3 019篇文献，其中在本研究检索范围内的第一篇创业文献发表于1959年。

本研究借鉴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文献进行编码（蔡莉等，2011）。为保证编码结果的准确性，由两名博士生背对背地对文献的研究主题和所用理论进行编码，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双方有不一致或不明确的地方，则进行讨论并由创业领域的专家进行指导最终达成共识。首先，进行初级编码，其中研究主题编码是从原文表述中提炼出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等；应用理论编码是将文章中明确提出所借鉴的理论、视角等提炼出来；其次，借鉴权威学者对相关主题以及理论的分类，本文对初级编码中提炼出的变量和理论进行归类以形成聚焦编码；最后，对聚焦编码进行归类形成主轴编码，即研究主题和理论所属学科，如将机会开发过程归类为创业机会主题，将认知理论纳入心理学学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初级编码较为分散难以聚焦，因此将其主题和理论所属学科归为其他。具体的编码过程详见表1和表2。

（二）创业理论回顾

1. 基于理论的整体分析

在对创业文献进行编码和提炼后，本文对文献数量、理论应用占比以及理论所属学科情况进行分析。从文献数量来看，图1和图2均表明从1959到2018年60年间，创业研究文献数量迅速增长，1959—1989年、1990—1999年、2000—2009年以及2010—2018年的文献数量分别为105篇、423篇、916篇和1 575篇。本文将1959年—1989年30年的数据合并为一个阶段，一方面，由于1959—1979年间创业文献数量较少（仅有14篇），若将其作为独立阶段分析研究主题和理论应用情况不具有代表意义；另一方面，通过梳理前人关于创业研究发展脉络的观点，我们发现许多学者也将20世纪90年代之前作为一个分析阶段（Low和MacMillan，1988；Ripsas，1998）。创业文献的增长趋势表明，创业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至今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张玉利和杨俊，2009；Carlsson等，2013）。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主题和理论所属学科是根据文献中的研究变量和理论视角归纳得出的，因此，为进一步分析理论应用情况和研究主题情况，本文排除了在初级编码中不能提炼出研究变量或应用理论的研究综述、概念探讨类文章以及研究方法的分析类文献，最终基于2 716篇文献对下述的研究内容进行分析。

从应用理论情况来看（如图3所示），应用理论的文献为1 099篇，占比为40%。其中第一阶段（1959—1989年）应用理论文献为7篇（占比8%）；第二阶段（1990—1999年）应用理论文献为56篇（占比15%）；第三阶段（2000—2009年）应用理论文献为328篇（占比40%）；第四阶段（2010—2018年）应用理论文献为708篇（占比49%）。四个阶段的应用理论情况及占比表明，创业研究中应用理论的文献数量和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但在应用理论文献数量最多的第四阶段（2010—2018年），应用理论的文献占比还未达到该阶段文献总数的一半。进一步地，本文对未应用理论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其中有466篇文献（占未应用理论文献数的29%）是利用案例、理论推导等方法围绕所研究的创业现象构建新理论。这些数据表明，已有理论在解释创业现象时存在局限性，导致仍有很大一部分创业问题的解释存在理论空白，亟待构建新理论以完善创业理论体系。

从理论所属学科来看，创业研究所用的主流理论主要来自五个学科：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创业学（因其学科不够成熟，以下称为创业理论）（见表2）。其中社会学理论有316条编码，管理学理论有307条编码，心理学理论有273条编码，经济学理论有261条编码，创业理论有89条编码，其他学科理论有16条编码。各阶段的理论编码情况如图4所示。我们发现，1959—1989年，创业研究中应用理论文献较少，仅有7条编码；1990—1999年，各学科理论应用的数量开始上升，并且社会学理论开始应用到创业研究中；2000—2009年，管理学理论的应用数量最多，并且创业独有理论开始出现，包括机会观、手段导向和资源拼凑等，但整体应用数量仍较少；2010—2018年，社会学理论开始成为创业研究应用的主流理论，并且其他各学科理论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些数据表明创业研究已经从单纯引进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理论逐渐向构建创业独有理论的趋势发展。另外，通过回顾各学科理论关注的主题情况（见图5），并以创业机会为主线分析各学科理论在解释机会形成问题方面的适用性，本文发现，社会学理论主要关注创业情境（118条编码，占比37%）、创业网络（65条编码，占比21%）和创业资源（37条编码，占比12%）等主题，少量研究关注创业机会主题（11条编码，占比3%）。其中关于创业机会的研究主要用于解释制度、社会网络和群体认同等社会因素在机会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通过编码分析，本文发现社会学理论主要以外部情境为分析单元，假设社会文化或制度等外部情境因素决定了某个地点和某个时间创业机会的产生（Low和MacMillan，1988；Cuervo等，2007）。

心理学理论主要关注创业认知（88条编码，占比32%）、创业动机（64条编码，占比23%）以及个体心理状态（35条编码，占比13%）等主题，少量研究关注创业机会主题（24条编码，占比9%）。其中关于创业机会的研究主要用于解释：（1）创业者心理因素如认知（Gaglio，2004）、情绪（Welpe等，2012）和动机（Lee和Venkataraman，2006）等对机会开发的影响；（2）机会形成过程中的认知基础（McMullen和Shepherd，2006）。通过编码分析，本文发现心理学理论主要以个体为分析单元，强调个体心理是机会形成的决定因素（Herron等，1992；Cuervo等，2007）。尽管心理学理论意识到心理活动是基于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即承认环境也是行为的决定因素这一事实，但对环境本身的研究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因此心理学理论只能把焦点集中在表征外部世界的心理活动上（Herron等，1992）。

经济学理论主要关注组织治理（65条编码，占比25%）、创业资源（44条编码，占比17%）和创业战略（35条编码，占比13%）等主题，少量研究关注创业机会主题（11条编码，占比4%）。其中关于创业机会的研究主要用于分析：（1）企业股权分配、委托代理等因素在机会开发过程中的作用（Mahnke等，2007；Gedajlovic等，2012）；（2）发现型机会的经济学解释（Fiet，1996）。通过编码分析，本文发现已有经济学理论在解释机会问题时或强调企业已经存在，分析机会形成过程中的组织结构问题（Minniti和Lévesque，2008），或强调市场已经存在，研究机会是由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均衡带来的，市场或行业中存在关于机会的信息，等待具有警觉性的个体发现、评估并利用等问题（Shane和Venkataraman，2000；蔡莉等，2018）。

管理学理论主要关注创业资源（53条编码，占比17%）、组织学习（40条编码，占比13%）等主题，少量研究关注创业机会主题（15条编码，占比5%）。其中关于创业机会的研究主要用于解释：（1）资源、学习等要素对机会开发的影响（Lumpkin和Lichtenstein，2005；Kor等，2007）；（2）机会形成模型，如从学习视角解释机会形成过程（Corbett，2005）。通过编码分析，本文发现管理学理论大多以组织为分析单元，假定企业已经存在，机会形成是通过识别机会，预测潜在回报并配置资源，最终利用机会的过程（Sarasvathy，2001；张玉利等，2009）。

综上，我们发现各个学科的理论在创业研究中用于分析的主要研究主题并不是机会，解释创业机会主题的文献占比均较少。同时，以上各个学科理论在解释机会形成问题时也存在局限性，如心理学理论关注机会形成中创业者的作用，而社会学理论关注机会形成中外部环境的作用，因此，受到理论边界的限制，两个理论学派都只能对机会如何形成做出片面的回答。而大多数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只能解释在企业/市场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企业如何识别、评估和利用发现型机会的问题。而对于在企业/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个体/企业如何开发创造型机会的问题未能给予解释（Sarasvathy，2001；Davidsson，2004）。意识到以上各学科理论在创业研究中的局限，并且基于创业研究过去几十年单纯依赖其他学科理论的局面，自2000年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创业的独有理论，包括机会观（Shane和Venkataraman，2000）、手段导向（Sarasvathy，2001）等，试图为构建创业独有的理论体系做出贡献。如图5所示，应用创业独有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创业机会（24条编码，占比27%）、创业资源（22条编码，占比25%）、创业情境（20条编码，占比22%）和创业战略（10条编码，占比11%）等主题。其中关于创业机会的研究主要用于解释：（1）个体因素、情境因素以及个体和情境的交互作用对发现型机会开发的影响；（2）创造型机会开发的过程模型。通过编码分析，本文发现创业独有理论主要关注创业机会主题，并且一些独有理论能够弥补其他学科理论在解释机会问题时的局限性。如机会观（机会发现观和机会创造观）以机会为分析单元，强调情境和创业者在机会形成中的作用（Alvarez和Barney，2007），从而解决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仅从单一视角解释机会形成过程的问题；手段导向理论假定企业/市场不存在，强调创业者如何利用手段导向逻辑创造机会的过程，从而弥补了大多数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只能解释市场/企业存在情境下发现型机会开发的问题（Sarasvathy，2001）。

对理论的整体分析表明，应用其他学科理论在解释机会相关问题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每个学科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因此，受到其理论边界的限制，导致其对于机会的解释只能是片面的，无法顾及机会的全貌（Zahra，2007）；第二，其他学科理论的分析单元均不是机会（Busenitz等，2003），将其应用到创业研究中检验其分析单元与机会的关系，仅是将创业作为验证理论的新情境，扩展理论的应用边界。而现有的创业独有理论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弥补了其他学科理论在解释机会形成问题中的局限性，并且均将创业机会作为理论的关注焦点，从而为构建创业领域独有的理论体系奠定基础。然而，创业独有理论的构建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Davidsson，2016）。一方面，其他学科理论在解释机会问题时存在的局限性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进而解决如何在已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新理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尽管现有的创业独有理论弥补了其他学科理论的一些不足，但这些理论在解释创业现象时也存在局限性。如针对手段导向理论，Arend等（2015）指出手段导向理论没有明确地解释为什么创造型机会能产生新的价值。秦剑（2010）指出手段导向理论目前还不完善，在其与目标导向之间的转化关系及其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方面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2. 基于主题的聚焦分析

为进一步厘清创业理论的发展情况及其与创业研究的关系，我们将聚焦在两个关键点：主导主题与创业机会主题，所谓主导主题即为在每个阶段研究主题中占比最大的主题，分别分析在两个不同聚集点下的理论应用情况。首先，分析四个阶段主导主题与机会的关系以及每阶段主要理论在解释两者关系时的适用性，进而展现多学科理论在创业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其次，分析四个阶段创业机会主题的研究内容以及理论应用情况。各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和理论应用情况见表3。

（1）主导主题与创业理论

第一阶段（1959—1989年）：创业者特征

如表3所示，早期创业研究主要关注创业者特征这一主题。从Schumpeter（1934）认为创业者是一小部分具有独特特征的人开始，许多学者从创业者的特质角度对“创业者是谁”这一问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形成了以McClelland、Collins和Moore等学者为代表的创业特质理论学派（张玉利和杨俊，2009）。基于特质理论的解释逻辑，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区别以及创业者心理特征的作用机理两个方面。具体而言，一方面，特质理论假设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成功的创业者与不成功的创业者的心理特征也存在差异（Cuervo等，2007），基于这一假设，学者们主要从责任感（Begley和Boyd，1987a）、风险倾向（Begley和Boyd，1987b）、独立性（Sexton和Bowman，1985）等特质角度对创业者与管理者、成功创业者与不成功创业者进行区分；另一方面，特质理论强调特质作为一种心理状态，能够激活和引导个体行为，基于这一假设，学者们探讨了影响企业战略和企业绩效的创业者心理特征，包括个体动机（Smith和Miner，1983）、乐观主义（Cooper等，1988）和内控倾向（Begley和Boyd，1987b）等。

早期的特质研究将创业选择归因于创业者特质因素，而忽略了创业机会因素（Shane和Venkataraman，2000）。一方面，由于对创业者特质的关注采用了均衡模型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对创业机会的忽略。在均衡模型中，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全信息并且能够很好地预测地市场其他参与者的走向，当出现短暂的供需不平衡时，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能迅速感知并立即调整行为以达到均衡状态（Renko等，2012）。因此，在创业者特质研究中，机会在人群中随机分布或不存在，个体是否会成为创业者完全取决于其个体特征（Shane和Venkataraman，2000）。另一方面，由于该时期的特质研究忽略了创业情境的作用（Gartner，1988），间接导致了其与创业机会研究的分离。特质理论强调创业者是一群具有特定心理特征的人，这种人格特征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相似的特点（Ripsas，1998），因此该时期的特质研究未考虑创业选择中的情境变化。而情境变化是创业机会的来源，外部制度、技术和市场变革等均能导致大量机会出现（Welter，2011）。因此，特质研究由于忽略了对情境的关注间接导致对创业机会的忽略。

综上，早期的创业研究体现出两方面特征：首先，从研究主题来看，过度考虑创业者个体特征，而忽略了对创业机会的关注；其次，从理论局限来看，尽管特质理论解释了创业者心理特征在创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假定不同情境下创业者特质具有稳定的状态，因此无法回答为什么在一些情境下个体成为创业者而在其他情境下不能成为创业者的问题。

第二阶段（1990—1999年）：创业战略

20世纪90年代，许多新的研究主题出现，如创业机会、创业网络等，是创业领域从个体创业者研究转向组织创业过程研究的开始。由于早期的特质研究没有取得一致的研究结果，并且特质理论在解释创业现象时存在局限，许多学者开始超越特质转向面向过程和情境化的研究（张玉利和杨俊，2009）。如表3所示，特质研究从29%下降到5%，而创业战略从13%增长到19%，成为该时期研究的主导主题。该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对创业战略研究开展了积极的探索。

战略选择相关研究。企业为获取竞争优势，会及时调整和优化自身战略以达到战略和资源及机会的匹配。在该时期，学者们对多种战略选择行为进行了探讨，包括国际化战略、差异化战略和多元化战略等。由于这些战略选择行为本质上是实现机会开发的手段，因此，一些学者从机会开发角度探讨了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性。研究表明，企业战略选择行为往往伴随着资源和知识的不断积累，这有助于企业识别和利用新机会（Shu等，2014）。Dowling和McGee（1994）在研究电信设备行业新创企业专业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提出，由于环境的动态性导致新兴行业中存在大量的机会，对于新创企业来说，采用专业化战略，识别已有企业未发现的市场需求，迅速占领利基市场，避免与已有企业竞争的同时能够集中资源开发机会，从而更容易获取成功。

创业导向相关研究。创业导向研究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其构念发展经历了从“企业战略类型（创业型和保守型）”到“企业战略态势”最终形成“创业导向”构念的过程（戴维奇等，2009）。20世纪90年代是这三种构念同时存在的时期，因此，本文将企业战略类型、企业战略态势和创业导向的相关研究均聚焦编码为创业导向，并利用创业导向术语分析其与其他聚焦编码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学者们主要关注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一些学者开始从机会角度揭示创业导向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具体而言，创业导向具有三个维度：创新性、主动性和风险承担性（Wiklund和Shepherd，2005）。具有创新性的企业能够在不断实验的过程中创造性地产生新想法，有利于企业识别和利用新机会，促使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Lumpkin和Dess，1996）；同时，具有主动性和冒险性的企业在不确定情境下能够预测市场未来需求，并先于竞争对手识别和利用机会，迅速抢占市场，通过控制分销渠道和建立品牌认知度控制市场，以达到高额回报（Zahra和Covin，1995）。

从理论的应用数量来看，尽管该阶段应用理论的文献仅有56篇，但是较上一阶段相比，理论的多样性明显提升。各个学科的理论开始应用到创业研究中，如组织学习理论、认知理论、资源基础观、社会网络理论等（张玉利等，2012）。其中创业战略研究中，尤其是战略选择相关研究，主要应用组织学习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强调战略是一个应急的、非计划的过程（Mintzberg，1990）。组织随着经验的积累而发展，在获得对过去战略决策反馈的同时，逐步调整对类似问题的反应，形成进一步的战略。因此，在针对上述战略选择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强调在外部环境变革的情况下，企业战略制定和执行中的组织学习过程有利于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然而，组织学习理论强调在对过去经验、知识的反思基础上指导行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从而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陈国权和向姝婷，2016a）。但当今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并且呈现出非连续性和颠覆性的特点（Nambisan，2017），导致过去经验和技术变革的关系越来越不相关。同时面对机会窗口的快速变化，企业可能没有时间总结和反思过去的经验（陈国权和向姝婷，2016b）。因此，当企业利用新技术进行创造型机会开发时，尤其对于新企业来说，没有过去的知识、经验可以借鉴，通过组织学习理论解释该背景下的战略制定过程存在局限性。

综上，第二阶段的创业研究体现出两方面特征：第一，从研究主题来看，部分研究开始从机会角度探讨企业战略与产出的关系；第二，从理论局限来看，尽管组织学习理论解释了战略形成的过程，但是无法回答面对创造型机会，企业如何将战略与机会匹配的问题。

第三阶段（2000—2009年）：创业资源

由表3显示，该时期的创业研究主要关注“创业资源”，共形成139条聚焦编码（占比17%）。通过对这些聚焦编码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创业资源的研究主要围绕资源类型和资源开发过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资源类型研究关注企业所具备的不同类型资源的重要性，强调不同类型资源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与机会开发以及与新企业绩效的关系等；另一方面，资源开发过程研究强调创业者构建资源过程的重要性（Sirmon等，2007），尤其关注资源获取的作用。

资源类型相关研究。资源类型研究主要关注创业者/企业不同类型的初始资源禀赋与机会开发以及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首先，关注企业所具备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无论是以知识、经验为核心的人力资本，还是强调关系的社会资本，均根据企业结构、发展阶段等属性不同呈现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资源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制定和实施战略，从而使其表现出更高的绩效（Li和Zhang，2007；Barney，1991）。其次，在机会开发的研究中，主要关注创业者先验知识、社会网络等资源对机会开发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是实现机会开发的基础保障（Alvarez和Busenitz，2001）。创业者或企业的先前经验、社会网络等资源因特定的历史背景因素等不同表现出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Barney，1991），这些异质性资源能够帮助其聚焦在特定的领域进行信息搜索，并且以更有效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加工，从而识别更多的机会（Haynie等，2009）；同时，这些异质性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有效利用机会，进而帮助实现新产品或新服务的价值（Choi和Shepherd，2004）。

资源开发过程相关研究。在该阶段，资源获取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资源开发环节。一方面关注性别、声誉和关系资源等因素对资源获取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资源获取对机会开发以及对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其中资源获取对机会开发的影响研究强调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网络关系或通过组织学习等方式，创业者/企业能够获得关于识别和评估机会所需要的市场和政策等信息资源（Zahra，2008），以及利用机会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实践等知识资源（Baum等，2000）；资源获取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知识、信息等资源的获取能够丰富企业资源池，提高新产品开发效率及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进而提高企业绩效（Yli-Renko等，2001）。

从理论应用情况来看，该阶段的创业资源研究主要应用资源基础观。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资源基础观已经从新兴理论发展成为战略管理、创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Barney等，2011），资源基础观的假设和边界也在不断被学者们扩展。早期的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内部资源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即阐述企业具备稀缺、有价值、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VRIN）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Barney，1991）。借鉴这一观点，学者们解释了上述不同类型资源与绩效的关系，强调关系、经验等资源在不同企业、不同创业者间均存在异质性，而异质性资源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条件。Alvarez和Busenitz（2001）将资源基础观扩展到创业领域，强调异质性资源是创业的基本条件，创业机会是由于创业主体对资源价值具有不同的信念而产生的，并且主体会对未利用的机会采取行动，以获得创业租金。创业主体特有的资源促进了新机会的识别和新企业的资源配置。借鉴这一观点，学者们解释了上述不同类型资源与机会开发的关系。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为企业具备VRIN属性的资源只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只有在特定情境下对资源进行获取、整合和利用才能创造价值，而这恰恰被早期的资源基础观所忽略（Sirmon等，2007）。借鉴这一观点，学者们解释了上述资源开发过程与机会开发以及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然而资源基础观强调在可预测环境下资源对获取竞争优势的作用，即强调在开发发现型机会的情况下资源的作用，但是在开发创造型机会的情况下，环境以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为特点，以创造型机会为基础的新技术和新市场的出现使得原来具有较高价值的资源可能会很快被淘汰，价值大幅度降低，资源价值快速变化（Kraaijenbrink等，2010）。因此，该背景下资源基础观受到挑战。

综上，该时期的创业研究体现出两方面特征：第一，从研究主题来看，多数研究开始关注资源和机会的关系，这表明创业资源主题与创业机会主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第二，从理论局限来看，尽管资源基础观能够解释资源在发现型机会开发中的作用，但是无法解释在创造型机会开发情况下，资源如何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问题。

第四阶段（2010—2018年）：创业情境

通过对236条创业情境的聚焦编码进行分析，本文发现该时期创业情境研究主要围绕创业情境与创业机会的关系、创业情境与创业资源关系两方面展开。

创业情境与创业机会的关系。主要关注制度和市场对机会开发的影响，包括政府规章（York和Lenox，2014）、知识产权保护（Autio和Acs，2010）、市场规模（Bird和Wennberg，2014）和行业密度（Wood等，2014）等。一方面，情境是创业机会的来源，市场供求和政策法规的变化往往蕴含着大量的机会，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创业者个体差异等，导致仅有一部分人能识别并利用机会（Shane和Venkataraman，2000）。另一方面，创业者需要为其开发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寻求合法性以证明创业活动的价值（Bruton等，2010）。创业情境如政策激励、客户需求等向创业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传递了机会具有可行性和吸引力的积极信息，有助于提高创业机会的认知合法性（Webb等，2009；Miller，2012）。

创业情境与创业资源的关系。尤其关注制度情境对资源获取的影响，包括政策支持、制度或市场逻辑等。如Desa（2012）表明在没有地方政府支持情况下的企业在获取资源时可能会面临合法性问题，不得不寻找替代方式来调动资源；Zhao和Lounsbury（2016）表明以市场经济占主导的国家对资本投资流动的限制较少，投资者可以更自由并且低成本地将资源转入和转出，该情境下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资源。

从理论应用情况来看，该阶段对于创业情境的研究主要应用制度理论。制度理论主要来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研究学派（黄胜和周劲波，2014）。其中经济学视角的制度理论将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作为主要驱动力（Bruton等，2010），强调制度结构和规则体系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博弈规则，这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减少了交易和生产成本，从而影响行为和绩效（North，1990；何轩和马骏，2018）。而社会学视角的制度理论则将在不确定性情境下获得合法性和稳定性（stability）作为主要驱动力（Bruton等，2010；杜运周等，2012），强调个体/组织通过提供满足社会价值、规范和期望的行为获取合法性和其他资源，进而促进行为和绩效（黄胜和周劲波，2013）。尽管两个学派强调制度影响行为的驱动力不同，但两者均遵循一个共同假设，即制度促进或制约了组织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视角解释组织如何通过遵守制度规则和规范确保其地位的问题（Bruton等，2010）。根据制度理论的假设，学者们解释情境与机会、情境与资源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利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定义机会的价值，为机会贴上“合法与否”的标签，进而达到激励或约束创业活动的目的。另一方面，遵守或违反监管能够使机会更具吸引力或更具风险，进而影响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源的行为。

综上，该时期的创业研究体现出两方面特征：一方面，从研究主题来看，该时期研究主要关注创业情境与机会的关系，这表明创业情境主题与机会产生了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从理论局限来看，制度理论强调在同一组织场域内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即同一组织场域为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同的制度环境和行业规范，参与者在其中共同遵守制度环境的要求（Kostova等，2008）。因此，制度理论仅能解释在同一组织场域内的组织行为，但是不能清晰地揭示在制度环境具有相互矛盾性、多面性和差异性的条件下，企业如何开发机会的问题（陆亚东，2015）。

通过对以上四个阶段主导主题与创业理论应用情况的分析，本研究发现：从研究主题来看，创业研究主题从早期忽略机会的作用，到第二阶段开始关注战略与创业机会的关系，再到第三和第四阶段资源和情境与机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表明机会研究逐渐由创业研究的边缘向创业的舞台中心转变（Busenitz等，2014），将机会作为创业领域的核心逐渐具有合法性；从创业理论来看，尽管各个阶段的主要理论对创业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但是其在解释机会问题时仍存在局限性。

（2）创业机会与创业理论

从文献数量分布情况来看（如表3所示），创业机会研究呈现增长趋势。第一阶段未出现关于创业机会的研究，第二阶段关于创业机会的研究共有8条编码；第三阶段文献出现增长趋势，共有39条编码；第四阶段文献持续增长，共有54条编码。基于上述文献分布情况，本部分将具体分析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创业机会的研究内容及理论应用情况。

第二阶段（1990—1999年）是以发现型机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探索阶段，开始分析将机会作为创业过程核心的合法性问题并归纳影响机会发现的因素。针对机会作为创业过程核心要素的问题，研究主要以奥地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探讨机会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进而对奥地利经济学进行扩展和补充。Ropo和Hunt（1995）提出创业是机会发现、机会利用和追求机会的动机不断改变的过程，进而弥补了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仅能从静态视角解释机会的问题。Dana（1995）提出由于特定的文化情境能够促进或阻碍机会识别，因此，创业取决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机会的感知，进而扩展了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以此为基础，另一些研究开始探索机会发现中信息搜索、警觉性以及社会网络等的重要作用。从总体上看，该阶段借鉴以Kirzner（1973）等学者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理论解释了机会作为创业领域核心的合法性问题并开展了发现型机会的影响因素研究，但同时学者们也意识到奥地利经济学理论存在的局限。

第三阶段（2000—2009年）是以发现型机会研究为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重的阶段。其中发现型机会借鉴了多个学科的理论尤其是心理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主要关注机会开发的影响因素研究，少量研究关注机会与产出的关系。其中关于机会开发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包括：利用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等管理学理论解释先验知识、社会资源和组织学习等要素对机会开发的影响；利用认知理论等心理学理论解释警觉性、反事实思维、认知偏差等个体因素对机会开发的影响。关于机会与产出的关系研究主要利用资源基础观等理论研究机会特征与新企业绩效、工作创造的关系（Gruber等，2008；Dencker等，2009）。总体来看，发现型机会的研究多是借鉴单一学科理论，从单一要素视角探究影响机会开发的因素，很少探讨不同层次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如个体认知和制度情境的交互），并且对机会与产出的研究关注不足。同时，该阶段少量研究开始关注机会创造问题，主要从理论上探讨机会创造的过程以及机会发现和创造的相互转化机制（Dimov，2007；Zahra，2008）。

第四阶段（2010—2018年）是以发现型机会的实证研究为主，创造型机会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的阶段。其中发现型机会的研究仍以机会的影响因素研究为主，机会与产出的研究较少。关于发现型机会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上阶段的单一要素视角转向关注情境、认知、资源等多要素整合对机会开发不同阶段的影响，并且主要利用机会发现观解释这些要素的整合作用。如Shelton和Minniti（2018）探究创业者的资源获取与制度等情境的交互作用对机会开发过程的影响；关于机会与产出的关系研究主要利用机会发现观等理论解释机会开发过程与新企业创造（Hack等，2016）、新企业绩效（Gras和Mendoza-Abarca，2014）、减少贫困（Alvarez和Barney，2014）等的关系。而在创造型机会的研究中，学者们利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了机会创造的过程。如Corbett和Montgomery（2017）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解释机会创造是由多个主体为开发机会提供资源和合法性而组成利益共同体，并在不断互动中协调各自利益的过程。Wright和Zammuto（2013）利用制度理论解释了创业者在成熟文化领域如何利用其职位身份创造新机会的过程。

进一步地，本研究对学者们所提出的未来研究进行梳理，识别出现有理论还不能解释的研究问题，并为围绕创业机会主线构建理论提供方向。具体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技术创新驱动创业的研究。尽管学者一直强调技术创新是影响创业机会分布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技术创新对不同行业的机会开发关系影响知之甚少，未来需要围绕技术创新，尤其是能从根本上改变产业价值链关键过程的技术创新与机会开发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Eckhardt和Shane，2011）。（2）多主体互动视角的机会共创研究。机会开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业者个人的行为，相反，机会价值的发现和机会需求的选择涉及到设计和商业化等广泛的知识，显然涉及多个参与者（Hsieh等，2007）。而现有的创业理论围绕创业者个体或组织的机会识别、机会评估和机会利用展开，无法很好地解释多主体互动下的机会共创（co-creation）问题，因此，亟待围绕多主体互动视角构建新理论（Dimov，2007）。（3）机会与产出的关系。经济增长和需求变化等因素对机会形成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关注，然而创业更根本的问题是创业机会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从而导致新的市场和更多的创业机会（Alvarez和Barney，2014）。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创业机会与产出，尤其是创业机会与宏观产出之间的关系。

综上，从研究主题来看，发现型机会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学者们意识到创业机会是创业者、情绪和机会等多个创业要素不断互动的过程，仅从单一要素视角无法揭示创业机会的本质（Ardichvili等，2003）。因此，开始从第三阶段的单一要素视角转向第四阶段对多要素视角的关注。机会与产出的关系研究主要关注机会的微观产出，对于机会的宏观产出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白。同时，创造型机会的研究仍较少，尤其对机会创造过程的机理研究仍然不足。并且，通过对学者们所提出的未来研究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围绕创业机会构建创业独有理论的迫切性。

从理论应用情况来看，发现型机会的研究从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发展为主要应用创业独有理论—机会发现观。机会发现观是在借鉴经济学、心理学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能够解释情境和创业者因素的整合对机会形成的影响，从而弥补其他学科理论的不足。然而机会发现观也存在局限性。如机会发现观强调机会的识别、评估和利用过程以及创业者在其开发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无法解释多主体互动下的机会开发问题（Sun和Im，2015）。创造型机会的研究仍处于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起步阶段，围绕创造型机会的创业独有理论亟待构建。

（3）研究小结

本研究认为无论从整体分析中发现其他学科理论在解释机会问题时的研究较少，而创业独有理论主要解释创业机会问题，还是从聚焦分析中发现主导主题与机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且创业机会的研究逐渐转向应用创业独有理论的趋势，均表明创业机会能够作为创业领域的核心，围绕创业机会构建理论能够使创业作为独特领域且与其他领域做出区别（Short等，2010）。然而，现有关于创业机会的研究仍较少，距离成为创业研究的主导主题还需要应对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解决现有理论局限性的问题。无论是其他学科理论还是创业独有理论在解释机会问题时存在局限性，尤其对于创造型机会，其开发过程涉及多主体互动，需要跨越组织边界，同时对多个参与主体进行分析（Dimov，2007），这使得传统以个体或组织为分析单元的创业理论在分析创造型机会问题时面临挑战（Overholm，2015）。因此，为深入开展创业机会研究并进一步提高创业作为独特领域的合法性，本研究将围绕创业机会提出构建创业理论的未来方向。

三、未来展望

（一）未来研究

上述分析从应用理论的局限性入手，识别出特质理论、组织学习理论、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以及机会发现观等理论的局限；从学者提出的未来研究入手，提出仍存在理论空白的新兴研究问题包括：机会与产出的关系，多主体互动下的机会开发问题以及技术创新驱动创业的问题等。本部分将基于这些理论的局限性以及新兴研究问题提出未来可以构建创业独有理论的研究方向。具体而言，本部分利用过程视角的思想，从过程研究的时间性、开放性、整体性、作用性和潜在性五个特性入手（Helin等，2014），围绕创业机会提出构建创业独有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由于机会开发是一个循环和迭代的过程，涉及不同层次要素，不同参与主体的不断互动（Ardichvili等，2003）。因此，当我们围绕机会构建创业独有理论时，可以遵循过程视角（Davidsson，2004）。其中时间性（temporality）提供了过程发展的顺序，事件随时间的发展构成了过程（Helin等，2014）；开放性（openness）强调过程是开放的，人、事物、技术等之间的开放性导致了过程的不确定性（Helin等，2014；蔡莉等，2019）；整体性（wholeness）反对割裂看问题的二元论（dualisms），强调将过程作为整体进行分析，而不是关注过程中的部分（Helin等，2014；蔡莉等，2019）；作用性（force）是指事物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它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消极的（Helin等，2014；蔡莉等，2019）；潜在性（potentiality）强调事物通过作用性及时间的发展产生多种结果的可能性（Helin等，2014；蔡莉等，2019）。

首先，基于时间性。机会开发过程的研究不能忽略其时间动态性，由于时间能够定义机会的价值和量级（magnitude）以及风险的大小（Short等，2010），因此，未来可以研究机会的动态演化规律，如可以从动态视角挖掘不同要素与机会开发的关系，比如针对资源基础观的不足，未来可以从动态视角揭示资源与创造型机会的关系，一方面，探究在创造型机会开发的不同阶段某种类型资源的作用随时间变化情况，并进一步剖析资源是如何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另一方面，探究多种类型资源在机会开发不同阶段作用的差异性以及资源开发与创造型机会开发过程的互动关系。

其次，基于开放性。创业机会开发过程伴随着与外部情境的不断互动，关注情境与机会开发的互动关系能够促进创业独有理论的构建（Zahra和Dess，2001）。因此，未来可以围绕情境与机会开发的关系构建新理论。如针对制度理论的局限，围绕多种制度并存的环境下企业如何进行机会开发的问题构建新理论。如探究多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交互作用对机会开发的影响。同时，可以针对技术创新对创业的驱动作用，尤其是突破式技术创新对机会开发过程的影响构建新理论，如探究突破式技术创新驱动创造型机会的开发过程的影响及突破式技术创新对创造型机会与资源开发互动机制的影响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的（Carlsson等，2013），未来需要考虑技术情境与制度情境对机会开发的综合作用。尤其是当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存在时间滞后性时，会造成技术情境和制度情境的演化节奏不匹配的状况，进而对机会开发产生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两种情境，甚至多种情境不匹配的情况对机会开发的影响机理。

再次，基于整体性和作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从主体的整体性和作用性角度来看，创业机会的开发涉及到创业者与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的协调与作用，是多主体互动的结果。从创业者个体视角研究机会无法揭示机会开发过程的本质，而从多主体视角研究创业机会能够为构建独有的创业理论做出贡献（蔡莉等，2018）。因此，可以从多主体互动视角探究机会开发的过程、不同要素与机会开发过程的关系以及多主体互动的机会开发对机会集创建和扩展的影响机理。具体而言，探究多主体互动下的机会发现过程以及不同要素与发现型机会的关系，从而弥补现有机会发现观的不足；探究多主体互动下的机会创造过程机理以及从多主体视角关注发现型机会和创造型机会的转化机制（蔡莉等，2018），如关注情境在促进和维持（perpetuate）发现型机会和创造型机会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作用（Zahra，2008）；探究不同要素与机会创造过程的关系，特别是基于多主体互动的视角展开研究，由原来以个体或组织为研究对象扩展到跨组织的研究，从而突破组织理论的局限；探究多主体互动的机会开发对机会集创建和扩展的机理。由于多主体互动下的机会开发可能会跨越地理边界，从而导致机会集的创建和扩展具有空间动态性。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跨越地理边界的机会、资源的流动以及多主体互动越来越成为创业活动发展的趋势（Zahra和Wright，2014；Autio等，2018）。而地理边界的变化将直接导致机会开发所面临的情境发生变化（Zahra和Wright，2014），从而促使机会集创建和扩展涉及多种情境的复杂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机会开发中的多主体互动在不同情境下对机会集创建和扩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从要素的整体性和作用性角度来看，创业机会的开发涉及不同层次多种要素的交互作用，仅关注单一要素无法全面了解机会开发的机理。因此，可以研究不同要素整合尤其是创业者主观因素与客观情境的相互作用对机会开发的影响。情境是创业机会的来源，而创业机会的开发最终取决于创业者基于感知不确定性的决策（McMullen和Shepherd，2006），因此，只有情境和创业者主观因素相互匹配才能带来理想的创业活动。基于此，可以探究多种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创业者认知的影响进而作用于创业机会开发的内在机理，也可以探究情境因素与创业者主观因素的交互作用对机会开发的影响。

最后，基于潜在性。需要围绕“机会与创业产出的关系”构建新理论。在机会开发过程中，情境、主体等要素的不断互动会导致多种潜在结果的产生。而现有研究多是聚焦于创业机会与微观产出的关系，对于创业机会与宏观产出的关系关注不足。因此，未来需要围绕机会与宏观产出关系构建新理论，如探究从机会开发到机会集创建进而形成创业生态系统的机理，机会开发促进产业变革进而促进价值链重构形成产业生态的机理。

随着创业作为独特领域逐渐获得合法性，亟待提出创业研究的方法论以完成对创业独有理论的构建和检验（Short等，2010）。本文利用了过程研究的思想，围绕机会提出未来构建创业独有理论的研究方向，旨在通过对机会开发过程的探索揭示创业过程的规律性。而现有创业研究主要利用统计调查和二手数据等定量方法解决变量间的关系问题（Suddaby等，2015），对于揭示创业过程的规律性围绕机会构建新理论很难仅仅依靠这种一般性的定量方法。未来可以利用实验、叙事分析等方法并结合定性研究等多种方法以突破现有方法的局限性。因此，未来创业研究方法体系是与构建基于机会的创业新理论相伴而生的，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贡献与局限

本文的研究贡献如下：首先，本文通过借鉴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创业研究主题进行编码并划分四个阶段探究各阶段研究主导主题与创业机会的关系以及创业机会主题的分阶段研究情况。本文发现随着创业研究的深入发展，无论是机会与各阶段研究主导主题的关系，还是创业机会的发展情况均表明将创业机会作为创业领域的核心逐渐获得合法性地位，进而为Shane和Venkataraman（2000）提出的将创业机会作为创业领域的核心观点提供支撑。

其次，本文通过利用整体分析和聚焦分析的方法对创业理论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研究发现现有创业理论仍是多学科拼图，更多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创业独有理论体系的构建仍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现有创业理论在解释机会问题，特别是创造型机会问题存在局限性。基于此，本文借鉴过程研究的思想，特别是基于过程研究的五个特性提出构建创业独有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而为构建创业独有理论体系，揭示创业的本质做出贡献。

最后，本文以创业机会为主线探究各个学科理论在创业研究中的适用性，并提出未来围绕创业机会构建新理论的方向。基于机会视角的研究为创业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区分建立了分水岭，因此，未来围绕创业机会提出创业理论的构想不仅提升了创业作为独特领域的合法性，同时为构建独有的创业理论体系启发新思路。

但是，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创业研究中所应用的理论多达百种，本文无法对所有的理论进行详尽分析，尽管本文采用了先整体再聚焦的方法试图更系统地展现创业理论发展现状，但在聚焦分析中，本文仅对四个阶段中研究主导主题应用的主要理论以及创业机会研究主要应用的理论进行分析，今后还要做更为全面的分析。其次，本文对国外主流期刊60年来发表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尚未对国内期刊创业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未来可以进一步地对国内创业研究的观点进行梳理，并进行国内外创业研究的对比分析。

① 作者注：本研究感谢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Garry Bruton教授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吉林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单标安副教授、盛乃珩、蔡义茹、高欣、王颖和詹天悦等研究生在文献编码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同时感谢编辑部老师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② 为展现创业研究主题的变化趋势，本文仅对各阶段的主导主题及主导主题中应用最多的理论进行分析；加黑主题为主导主题。

③ 尽管编码结果显示特质理论仅有3条编码，但本研究在下文主导主题与创业理论第一阶段分析中提出在创业者特征研究中主要应用特质理论。理由如下：一方面，由于创业者特质理论不是在严密的方法论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而是后续学者基于McClelland、Collins和Moore等学者的实证文献进行总结归纳的结果（Cuervo等，2007）。因此，尽管第一阶段的特质研究文献中未明确提出应用了特质理论，但引用了上述学者的观点进行说明。另一方面，许多主流学者均强调创业早期研究主要应用特质理论，比如Low和MacMillan（1988）；张玉利和杨俊（2009）等。故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在第一阶段研究中，我们结合编码结果和主流学者观点对应用理论情况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