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商学院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唯一使命，就是教育学生，在他们的管理下让一个组织变得富有成效。这才是一所商学院应该追求的使命和目标，而不是像哈佛和斯坦福把学院的使命视为最终追求个人私利的手段……从我从事管理研究开始，我就主张管理不仅仅是商业管理，而是定义所有现代机构的一种功能机制。直到现在，也就是我第一次这样说的50年以后，哈佛和斯坦福才愿意接受这个观点。”——摘自彼得•德鲁克针对《经济学人》1994年10月1日的相关报道写给《经济学人》编辑的一封信[引自《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年第6期]

一、商学院的困境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革和发展，当代商学院（时常也称为管理学院）在学术与实践方面的严重脱节已成为阻碍其长远发展的主要“瓶颈”，备受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德鲁克在一封尚未发表的私信中，生动地表达了他对美国商学院经历三四十年发展后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的担忧。他将商学院培养的范式与19世纪后半叶欧洲音乐学院的培养范式进行了有趣的对比，认为类似于当时音乐学院极其注重培养学生成为“炫技大师”（比如在58秒内弹完肖邦的《一分钟圆舞曲》），商学院也已经进入了这样的阶段，即追求各类复杂分析方法的训练，而忽略自身应有的使命。显然，“炫技大师”永远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他认为，如同音乐领域中技术应永远服务于艺术（因为后者才是灵魂），商学院的发展也应当以服务实践、成为领域引领者作为最高宗旨，而精致和复杂的学术培养仅仅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德鲁克指出，具有代表性的应用导向型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如医学院、法学院、工程学院，始终在践行着应用导向型的研究和教学。而商学院却在不断尝试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炫技大师”，仅仅追求学术圈的尊重。此般脱离实践的教育内容和范式，势必会影响其毕业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进而影响商学院教育和知识产出的社会价值。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商学院起步较晚，但成长更加迅猛。根据国家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2016年的相关报告，以MBA为例，其试点院校由1997年最初的9所增至2016年的231所，已授予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人数达到25.8万。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的报考人数多年来均居各专业之首。以北京为例，2016年报考工商管理的人数为13 395人，2018年则升至19 749人。为了快速与欧美主流商学院接轨，中国商学院大量引进和学习欧美商学院的教材，致使中国商学院的教材较少本土化的独特内容。我国商学院的教育和研究实现了快速步入国际化的轨道，但同时也导致商学院出现“趋同性”（Liang和Lin，2008）以及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张玉利，2008；彭贺等，2012）。中国的商学院被指责为空头理论，不落地，没有指导和解决中国的企业发展面临的众多难题（余明阳，2012）。虽然论文发表的数量激增，然而具有核心原创性和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少之又少（余明阳，2012），关注管理实践的学者更是有减无增（谭力文，2013；曹祖毅等，2015）。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之前商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更偏向应用和实操。受到卡内基报告和福特基金会报告的影响（Gordon和Howell，1959；Pierson，1959），商学院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偏向学术化的内容成为各大商学院的“主导课程设计”。如果将商学院比作是一个企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商学院研究最擅长的“流程”是数理分析，其代表性“产品”的最大受众是学院派学者本身，然而这些“产品”却很难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甚至MBA项目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是学院派学者（Van Aken，2005；Starkey和Madan，2001；Pettigrew，2001）。如果说商学院的重要产品是知识生成，那么该知识的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应当取决于其指导实践的效果，既包括对眼前实践的影响效果，也包括对未来实践的影响效果（Tranfield和Starkey，1998；Pfeffer和Fong，2002）。然而正是在这一重大方面，当下商学院发展却面临着若干困境。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与实践需要的脱节。正如Hambrick在What if the academy actually mattered?一文中指出的（1994）：“每年八月份，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而在余下的月份里，我们阅读彼此的文章，并写作自己的文章，好让下一个八月彼此都有相应的听众。这是一个近亲繁殖的封闭循环。”（Hambrick，1994）然而这些学术期刊的文章几乎无人问津——商界人士将学界出版物视为一个广阔的荒地，尽管其中有一些优秀而富有想象力的作品（Bennis和O’Toole，2005）。另一方面是教育产出与实践需求脱节。商学院在选拔和晋升教师方面首先会考虑其纯学术成就，尤其是其领域内纯学术顶级期刊的论文发表及数量，而其在商业实践方面的经历，以及在实践导向期刊上发表论文却可有可无。尽管MBA项目在商学院年收入中占比很大，但师资不一定需要具备相应的职业实践资格，主要依据其在纯学术领域中的地位。这使得商学院教育不得不更加偏向纯科学范式和纯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而非有针对性地解决商业实践中的疑难杂症，即应用导向的学术研究。此外，商学院并未注重培养学生宽广的视野、应对复杂局面的多面能力、高尚的情操。一些知名学者曾指出（Frederick，1963；Porter和McKibbin，1988；Mintzberg，2004），除了与商科相关的科目外，应当为商学院的学生提供更多的人类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有学者认为，商学院并未重视学生的软实力培养，例如沟通能力、领导能力等人际交往能力（Gordon and Howell，1959；Navarro，2008）。然而，当前在较高等级纯学术期刊发表的纯学术论文数量是商学院师资的招聘及晋升奖励的最重要条件。这样一来，带给学生的只能是与纯学术研究相关的内容。虽然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并非每位教授都应涉猎所有方面的技能，但是商业实践本身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商学院需要吸纳掌握不同领域多样化技能的教师为学生带来更多价值（Bennis和O’Toole，2005）。否则，就与医学、建筑学等领域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从业能力相去甚远。笔者认为，上述培养模式与实践需要脱节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当前商学院的发展定位落入误区：一方面，明明是社会科学为主的社群，商学院却偏偏试图使自己成为自然科学社群，混淆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性区别。另一方面，明明是应用导向型学院，商学院却偏偏将自己转变为基础研究学院，混淆了基础研究与应用导向型研究的根本区别。尽管知名学者如徐淑英、魏江、陈方若等已不断提出传统商学院发展模式的诸多弊端，但对于商学院困境形成、恶化的原因，以及可参照的系统改革范本，鲜有报道。本文由此进行了梳理，并参照国内外学者重要观点、典型案例及其他行业的实践，提出系统化改革的框架。

二、商学院困境的起源

通过现有商学院范式所提供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已落后于社会的真实需求，并且依旧沿着一个错误的轨道继续前行。正如Mintzberg在2004年所指出的：“商学院正用错误的方式教给错误的对象错误的内容。”尽管该言论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其所指的问题无法回避。既然商学院越走越偏已逾半个世纪，并且一直有知名学者在呼吁调整，为何时至今日依旧因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回答这个问题，需从该“主流设计”的源头谈起。

作为大多数商学院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领域的许多开拓者在开创近现代经济学的时候会以当时牛顿物理学的严谨范式和精确性为楷模，期望经济学也能像牛顿物理学那样能够精确地解释和预测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这被称为“物理学妒忌”（physics envy）。正是这样的“第一推力”，使得经济学的范式不断趋近于物理学等以书本知识为导向的基础研究范式（basic research）。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基于不同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但其主体依旧脱离不了上述解释型学科的研究范式。然而，由于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科在追寻“物理学妒忌”的“终极之梦”的道路上，与其应有的真正目标渐行渐远。如果说，与物理学相比，这是一种竞赛，那么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从书本知识的深刻和颠覆程度，还是从数理方法的复杂和系统程度，经济学都难与这样的对手抗衡。于是整个学科似乎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不自信”。而当出身于物理学或数学的学生认为自己天资不高、无法在其原有领域继续发展而有意转行经济学领域时，却会受到极大的欢迎。伴随着这一“自然科学化”进程，经济学的“学科不自信”又进一步波及管理学领域，给依赖大量案例和经验的早期管理学带来了更多的“学科不自信”，于是强调量化分析的方法和过程便逐渐成为主流的商学院学术派范式。诚然，用一系列量化的手段和标准化的流程去研究社会问题，似乎看起来要比传统社会学科更加可靠、更加科学。然而，这引发了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种研究方式下，是否能够真实地揭露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研究结果可否为实践的改进提供可靠的线索或路径？归根结底，管理学研究应该如何定位，商学院应该何去何从？

三、商学院困境的恶化

纵观商学院的历史，商学院原本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而商学院的当前发展被指已背离其初衷（Alajoutsijärvi等，2015）。商学院的合法性及商学院应为谁的利益服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Bennis和O’Toole，2005；Khurana和Nohria，2008；Locke和Spender，2011）。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合法性的获取及维护被认为是该组织得以更好发展的重要因素（DiMaggio和Powell，1983；Suchman，1995）。一个被认为是“正当和合理的”（legitimate）的组织才能获得支持和丰富的资源。因此，商学院为了能在大学里获得良好的发展，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正当和合理，即实现合法性。通过对商学院合法性起源和发展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商学院的困境是如何逐步恶化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欧美商学院成立的重要阶段，其目的是通过创造优秀的商业领袖进而加快国家建设和提高社会福利。为了彰显商学院教育的合法性，企业被强调为是为了提高国家福利水平，而不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Khurana和Penrice，2011）。在20世纪50年代，商学院集中于实践技能的培养，具有很高的市场化趋势，因此对远离实践的学究式学术研究关注较少，同时当时的商学院教育内容也缺乏学术连贯性（academic coherence）（Gordon和Howell，1959；Porter和McKibbin，1988）。商学院应该培养市场化职业还是传授学术型追求？学术界对此产生分歧。为了实现商学院在大学里的“学术合法性”，商学院必须克服和扭转“学科不自信”，因此商学院的“科学化”进程就此开始。为了改变当时的经验管理实践教育，商学院招聘了全新的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一学科学者，例如专业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不再大力采用原来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多学科综合人才，以此提高商学院在大学内部的学术合法性。从此，商学院主流学者走上了远离实践的学究式学术研究道路。

因此，商学院的“科学化”进程带来了商学院研究与教育的“实践无关性”（irrelevance）。早在30年以前，美国管理专业研究入学考试委员会（GMAC）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商学院的教学内容与商业成功应具备的技能之间的关联很弱（Pfeffer和Fong，2002）。商学院的课程教授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变化，而内容设置几十年来并没有太大改变（Pfeffer和Fong，2002；Mintzberg，2004）。Mintzberg （2004）指出商学院的教学内容犹如一个摆钟，从最初的“实践中学习”到“学术科学化”，而现在由于受到缺乏有用性的压力和质疑，从而开始思考“满足商界需求”的教学内容。Muff （2012）通过采访来自不同商业领域的16位CEO和14位人力资源主管，发现商学院的教学内容缺乏未来职位所需的软技能，比如自我管理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等。

更重要的是，商学院的“科学化”导致了一个值得玩味的重大悖论，即商学院“科学化”进程中引入的排名、认证、职称晋升、论文发表等制度看起来符合科学衡量的多种方式，而这些所谓科学衡量方式表面符合学术合法性，但深层却是市场化运作方式，因此形成“科学化”与市场化的重大悖论。具体而言，商学院排名成为商学院市场化运作的重要“卖点”，其科研演变成了每年能发多少篇文章的泰勒制（徐淑英，2016）。商学院排名以毕业生薪酬为主要参考，而学生作为“消费者”通过“计算”潜在的利益回报来做出对商学院的选择（Alajoutsijärvi等，2015）。然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商学院的教育，尤其MBA被指责过于注重急功好利的商业技巧教育，缺乏对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教育。例如，《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已连续数十年发布全球商学院排名，受人瞩目。以《金融时报》2017年的商学院排名来看，该排名依据MBA、EMBA、管理硕士、高管教育四类排名进行综合，每类排名均占1/4的权重，从而得出最终商学院的综合排名。而其中每一小类的排名都以毕业生的薪酬为主要依据。以MBA为例，排名共有20个参考标准。其中校友毕业三年后的平均工资及涨幅这两个参考标准在整个排名权重里占比高达40%（Financial Times，2018）。因此，商学院毕业生的薪酬很大程度上能直接影响到该商学院的排名，而出色的排名作为“无形资产”能为商学院带来更多的收入，因此商学院被称为大学里的“摇钱树”（Starkey和Tempest，2008；Wilson和Thomas，2012）。这似乎与实现道德诉求及提高社会福利的商学院初衷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商学院在业界的知名度又以其发表A类期刊文章的数量来决定，但研究的实质内容、社会价值以及这些A刊论文的质量与影响力却被忽略了（Macdonal和Kam，2007；徐淑英，2016）。总之，商学院的“科学化”与市场化构建了管理学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重大悖论。学术圈子的自娱自乐，用学术文章发表数量和引用数量（并不一定代表高质量）作为最关键奖励条件，已将该制度推向了“深渊”（徐淑英，2016）。

四、商学院何去何从？

表面看来，商学院以发展成熟的自然学科为范本，追寻着自身学术的严谨、科学及至高无上，然而一个重要的区别往往会被忽略：自然科学假设构成物质的某一基本微粒（比如钠原子）是完全一样的，不可能存在属性随机、不可测的千万种钠原子；但人类世界却完全不同，来自同一个地区和文化群体的人也会千差万别。解释型自然科学不断抽象化的研究终极是数学，如果经济、管理等社会学科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许终究有一天会产生类似爱因斯坦质能方程般的惊世骇俗之作，但该作极有可能是一个极度的抽象；而在现实中，这种极度抽象完全无法解释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无限种可能，更别提它是否有助于实践的改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商学院的“学科不自信”和“执着地追随”是有必要的，只是方向出了问题。尽管“合法性”能使一个组织看起来令人满意，进而提高获取资源的可能性。相反，如果一个组织不能显示其在该领域的“合法性”（legitimacy deficit），那么该组织的存在将可能被认为没有必要和不合理（Sillince和Brown，2009）。稍微了解一点自然科学史便不难发现，与物理学科（科学）对应的机械工程学科、电子信息学科（技术）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浪潮中，逐渐与其“祖师爷”——物理学科分道扬镳的。与物理学科相比，经管类学科的确仍处在初级水平，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诸如工科和医科相比，商学院的研究和教学内容也不够“实践相关”。追随物理学等基础型学科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管理学自身应有的价值，而适当地借鉴工科和医科等应用型学科，很可能会使商学院成为类似医学院那样对社会有明确的价值贡献、并受人尊敬的社会实体。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显然不是为了不断产生抽象的书本知识，而是能够产生对实践提供具有重要影响的指导性能力，即先实践者之忧而忧，思实践者之思，以深入而严谨的治学启实践者之智，后实践者之乐而乐。

如果高等教育的核心是培育一个人的思维和修养，应用导向型教育的核心是培育一个人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所具备的综合技能、创新能力以及专业素养，那么商学院教育的核心就应当是培养一个人在商业实践中解决相关实际问题所具备的上述要件。商学院一方面需要培养学生应有的职业技巧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应当教给他们应有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标准。此外，它还应当是一个解决相关问题的智库和建议者。如果说医学院的教育内容聚焦在个人健康，那么商学院应当聚焦在组织健康和环境健康，其学术研究应当像医学领域那样，给实践者以新的洞见和可靠的尝试方向，以此获得比当下更好的实践结果。援引德鲁克针对《经济学人》1994年10月1日的相关报道写给《经济学人》编辑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一所商学院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唯一使命，就是教育学生，在他们的管理下让一个组织变得富有成效。这才是一所商学院应该追求的使命和目标，而不是像哈佛和斯坦福把学院的使命视为最终追求个人私利的手段。”那么，具体应当怎样做？难道商学院的研究与教育范式应当重归上世纪50年代？似乎这也很难行得通，因为邀请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来商学院全职任教，几乎不可能。此外，商学院也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简单的职业培训学院，否则其知识创造方面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为此，大家都在思考和探索：未来的商学院应该如何变革？应该创造怎样的价值？

五、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启发

“当你迷路的时候，看看周围，我在你身边。”倘若看看一座高等学府里同属应用导向型领域的其他学院，包括医学院、法学院、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教育学院等，其学术与实践的结合程度要好得多。虽然学界内外广泛地探讨着商学院的改革方向，但有关参照成熟的专业教育模式这一方向鲜有报道。也许，借鉴其成熟的发展模式，可为商学院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陈春花（2017）将商学院学术研究与实践需要的脱节概括为六点，其核心反映出学术研究规范性与实践需求动态性之间的矛盾。然而，这样的矛盾并非不可被调和。如果参照医学领域的状况，显然其不断演进的实践需求对研究主题和内容的选择有着极大的影响。医学研究不可能很大程度上脱离医学实践的需要，而医学的从业者，尤其是高级从业者，也不可能不去阅读相关的学术文章以获得更新的知识，尤其是关于新的治疗方案与手段。可以说，在医学领域规范研究与动态实践需求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在美国，医学院教育始于伦理教育。在新生入学仪式上，都会有类似希波克拉底宣言（Hippocratic oath）的仪式，并在其后的学习生涯中会嵌入与医学伦理相关的课程内容；显然，商学院对于商业实践的核心伦理以及不同职业方向的职业操守并未提升到足够的高度。在内容上，大多数医学院将基础医学教育与临床医学教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仅在课程设置方面，基础与临床有充分的关联和渗透，并且许多课程是由基础和临床教师共同教授。在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实践方面，让学生尽早接触病人，除了相关核心课程外，医学院都会开设与病人沟通等方面的人际接触课程和训练，促进学生在日后的学习实践中充分运用和完善自己的临床诊断技巧；同时，医学院教育十分强调多样化教学手段的应用，比如模拟诊断和治疗，小组教学、实践、研讨，以使学生在毕业之前经历各类关键情形并积累丰富的经验，为其日后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此外，一个医学院学生要成为合格的医生，除了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要通过预备考试以检验学习效果，在其毕业后还必需具有一定年限的连续医学实践，并通过终轮考试。而不同医学院之间拼比的全美职业医师资格考试一次性通过率，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作情况的评价，正是医学院对其教育方向和方法不断优化调整的重要参考。这种高校与社会考核的充分结合，极大地保证了医学院毕业生可靠的专业技能、理论水平及职业素养，也推动着整个行业的职业水平不断提升。对于医学院各领域的专家教授而言，他们不仅要做研究、进行课堂教学，也会在大学附属医院中进行临床诊断治疗和临床教学。并且医疗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会引发其深入研究，而深入研究的结果，又会促进相关医疗实践的优化和完善。

类似于医学院的“知行合一”型培养，法学院的教育也根据其自身的特点践行着这一理念。在美国，虽然在学生培养方向上大体可分为法律和法学方向（前者是律师的培养方向，后者是研究者的培养方向），但大多数法学院都采用实践导向型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在法学院里，学生通过大量的现实案例来学习理论，而老师通过不断的启发式发问和最终归纳，向学生指明学习的方向；另一方面，学生需要在具有律师从业资格的老师指导下，利用自己的所学，为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建议，并在后续的进程中不断对自己的建议进行评估。这就如同医学院的临床诊断教学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职业技巧、职业道德和创造性。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教育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模拟法庭辩论赛，并要求法律方向的学生在律政部门具备一定时长的实习经历。可以说，实践导向型教育，成为了美国法学院教育的一个典型特点；它不仅针对学生，也要求所有教师具有从事律师或法官工作的经验。这样做不仅使学生更容易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保证了法学研究能够不断紧跟法律实践的趋势和需求。

综上可见，作为专业学院代表的医学院和法学院，在教育和研究方向上，与相应实践的结合甚为紧密。学生的培养方向是明晰的，学生的培养方式是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探索的内容又是实践需求型的。因此，教、学、研形成了一个“闭环”，并在如此良性循环中给社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可明确感知的价值，同时处处体现着应用导向的职业精神。

相比之下，商学院的教育模式所体现的那种应用导向的职业精神仍显不足。世界大多数商学院除了开设MBA等职业教育课程以外，对本科生的培养大多属于课堂教学，即使是使用案例研究、角色扮演、报告讨论等方式，也与真实的商业或管理实践相去甚远。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尽管在学术研究的方法、深度、科学性等方面，有着不断推陈出新、完善发展的趋势，但研究主题的选择并未高度重视实践需求的重要性，进而导致研究结果与实践需求的联系不紧密。此外，与医学院和法学院相比，几乎所有的商学院不会将商业从业资格或经验作为教师录用的必要标准之一，这就意味着即使是MBA类的职业教育，授课教师在与职业实践相关的资格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随机性。那么，商学院是否也可以参照医学院的优势，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发展？

六、商学院的新航向

也许商学院依旧可以依靠其特有的“光环”让更多优秀的学生投入其怀抱，以期毕业后能够有更好的职业前景。然而，理论与实践的明显脱节恐怕无法支撑其“光环”持久地散发光芒。与20年前相比，商学院受欢迎的程度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长此以往，“泡沫”总有褪去的那一天。如果说商学院的主要使命之一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通过研究创造知识，进而传播给学生、企业和社会（Rynes等，2001；Starkey和Tempest，2005；Van Aken，2005；Muff，2012），那么其产出知识的实用性或与实践的相关性是有效传播的前提，因为只有传播内容是实用的，才能有效地培养现在及未来的管理者。

回想当初，商学院是源于实践的需要确立的，而其最高宗旨也本应为实践服务。作为应用导向型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学院应当采取必要而适当的行动使其真实地成为适应实践需求的教育与科研机构。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特别指出：“管理是一种实践，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然而，我们更愿意提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互动互补。管理的本质既在于行，也在于知；“知行合一”异常艰难，但却是商学院的灵魂与发展方向。知与行的矛盾不是不可能被调和与平衡，关键是寻找调和与平衡的适当的“度”，并探索悖论中各类新的可能性（罗肖依和孙黎，2018），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视角的独特贡献之处。在“知行合一”的指导框架下，通过商学院不断进行应用导向型教育和研究，使得我们更清楚现有理论和知识的应用边界以及哪些方面需要完善和补充，并在这样一个理论与实践互动发展的过程中，对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在学界内外，有关商学院研究及教育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已有相当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比如：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培养目标和定位是什么？我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到底在哪里？如何体现职业教育追求的专业主义精神？但如何参照其他成功的专业教育范式使其将学术和实践紧密融合（即学术始终源于实践的需要，而教育的归宿又回到实践），仍鲜有报道。基于前文论述，以及德鲁克20世纪70年代在克莱蒙特学院创立EMBA培训项目的核心思想（引自《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年第6期），笔者在总结瑞典的FENIX管理合作研究中心探索性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下若干拙见，以供参考。

FENIX是由（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独立的商学院）、瑞典哥德堡大学和法国巴黎高等矿业学院于1997年联合创立，并由瑞典政府和众多企业（比如爱立信、沃尔沃、Telia）赞助。关于FENIX的构想来自于早期在瑞典爱立信公司的一系列成功合作研究项目，那些项目的参与者不仅来自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人员，还包括来自爱立信的众多企业工作人员。FENIX是一个以学术为基础的创新管理合作研究中心，它的核心目的为创造出企业“可用的知识”（Adler等，2000；Shani等，2007）。FENIX中心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管理实践者和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者的紧密合作研究；二是开展高级管理人员博士项目，该博士的申请只对成员企业的项目主管开放，博士的研究课题均为他们自身所面临的紧迫问题（red and hot issues）。被录取的项目主管依旧获得原先工资，其中一半由所在企业支付，另一半由研究中心支付。成员企业全程参与FENIX研究的构建和开展，并将研究结果应用到企业运营中。因此与当下众多企业赞助高校或校企合作不同的是，FENIX充分考虑到产业和学术研究者双方的优势及合作动因，将合作方式机构化和紧密化（Jacob等，2000）。

相比而言，针对国内大多数商学院传统的培养与研究模式，强调毕业生实操能力与理论知识高度整合、科学研究中的“疑难杂症”导向与理论发展充分融合，应是改革的重点。对于改革体系和方案，具体而言：

在本科教育阶段，商学院可以医学院培养范式为范本，很大程度上增强其职业性和专业性。在前两年内系统性地按照专业分工要求，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的研究分析知识，模拟性训练相关的业务技能、人际沟通、协调与协作技巧，培育其基本的商业实践价值体系（商业实践的核心伦理和细分行业的职业操守）。在大三阶段，花费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在企事业组织中的系统实习及相应的实习报告；使其通过在真实场景处理真实任务的过程中，调用其所学解决真实问题。同时，鼓励其申请对口行业的任职资格考试（比如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通过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人力资源师四级考试认证，其中连续工作一年的要求可通过其一年的对口实习达到）。其中，任课教师由商学院教师和社会机构专家共同担任：商学院教师传授理论知识、对某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及见解、商业实践应有的核心伦理；学院外教师则负责训练学生相关的技能，传授行业行为规范及相应的职业道德准则。在大四阶段，要求其基于大三的实习报告，针对实践中遇到的某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以论文的方式体现。在整理、研究、分析的过程中，激发其更多的思考并产生更多的洞见，帮助其在求职及面试中有更精彩的表现。

在应用型硕士教育或MBA等职业教育阶段，根据不同学生需要解决问题的属性，对其进行分类教学。对于需要解决具体某一个业务领域的问题，可由更为擅长相关分析及理论的专家学者教授与其核心问题相关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知识，跟踪指导其解决该问题，并最终以应用性论文的方式体现其成果。对于需要解决跨领域的复杂问题，可由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相应的知识，并可以适当扩展知识面，邀请更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加入。最终由几个最相关领域的专家跟踪指导其探索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以应用性论文的方式展现。

在研究型硕士及博士教育阶段，可以借鉴医学院的研究范式，鼓励学生成为针对商业实践难题研究的专家；深入探索难题的实质，聚焦到具体的运行机制与转化条件。一方面，通过系统的分析给出可靠性较高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将其与现有理论联系起来，完善补充现有理论，从而为针对此类难题标准解决方案的形成奠定基础。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平衡思维。笔者认为，将理论与实践密切整合的第三条道路可能是最佳进路。第三条道路的本质就是将马奇（James March）所代表的理论探讨导向与德鲁克所代表的实践应用导向这两个具有对立内容的双方进行平衡和融合，而不是将两者全然分离或对立（李平等，2018）。这也是“知行合一”的最佳体现。

举例而言，对于创业教育，除了可以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和社会创业人员进行不同的课程设计和组合以外，对于商学院自己的创业学生，应当给予相对其他按专业学习的学生而言更为宽松、灵活的课程设置和考核方式。首先，按需供给、灵活搭配，给创业中的商学院学生提供及时的知识和案例供给；其次，激发其关注社会各类问题，并发挥其寻找均衡商业价值及社会价值解决之道的想象力，实现两种价值并举的社会价值型创业；最后，对于商学院的创业学生所修课程的考核方式也应当灵活而开放，比如针对其所修课程每一个知识模块的考核都以其作报告的方式来进行。报告的内容是与其创业实践紧密相关的，即讲述其如何运用所需并所学的知识解决创业实践中相应的问题，以及取得的相应结果。这其中还应当有其对问题系统分析的详细论述。对于上述三条培养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依托于商学院的各学科专家学者，更要与实践者（比如实业界的咨询顾问、商业孵化器的创业导师等）紧密结合。此外，对于创业实践中遇到的“疑难杂症”，应鼓励商学院的专家学者为寻找指导性解决方案进行应用型或基础型研究；同时也可以基于其潜在的学术价值培养出一批适应全球时代需要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

此外，在前沿学术研究与探索方面，可借鉴众多管理学者所呼吁的，实现由模式1向模式2转变^①（Starkey，2001；MacLean等，2002；Bartunek，2011）。可借鉴FENIX的学术与实践结合的方式，邀请实业界相关人士加入研究团队或者与管理咨询公司合作，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让他们成为针对实践难题深入研究的启发者和先导者，以及研究成果实用价值的评价者。研究应不断聚焦商业实践中的各类“疑难杂症”，并将其不断细化，发挥现有商学院在数理分析方面的强项，并结合适当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所有的研究都应当提出明确而针对现实困难的研究问题，指出根据现有理论解释的“短板”，形成清晰的定义并且可衡量（定性或定量），同时研究结果应具有较强指导实践的价值——不要求“立竿见影”，但至少能够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一个可靠的、具有洞见的启发性线索。同时，研究的结果也可以完善发展相应的理论，并为针对特定难题形成标准解决方案奠定基础。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可以从结构及机制的角度不断细分与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在个体或微观层面上，可以借鉴法学案例中不断推定人的行为、关系及与事件关联的方式，聚焦不同的关键节点或环节，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可以组建跨地区、学校的合作专家团队，针对特定的地区性问题，进行广泛的合作研究。此外，应该大力倡导针对中国特点的本土式研究，用本土的语言方式及视角，基于多样化的方法和范式，在本土的情境下研究本土的话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对本土商业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Van de Ven等，2018），发展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魏江，2018），为全球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发展做出贡献。

除了传统的学术刊物等渠道，应鼓励商学院的教授和学生通过更多媒体渠道传递自己的思想，进行专业知识的普及和分享，参加公共辩论和演讲。应当让更多的大众了解商学院的教育、研究及其对社会的价值。此外，也应鼓励商学院师生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感悟，甚至发起与自己研究主题相关的公益活动。在学术人员绩效考核和晋升体系中，除了学术成就以外，还应当纳入其在实业界或在公众中受欢迎程度、公众影响力、自媒体关注度等因素，从制度层面鼓励学术与实践的互动。

为了以上目的，笔者赞同李平等（2018）有关“共同参与式研究”(co-engaged research)的提议。管理领域的学术与实践涉及学者与实践者两个不同的群体，两者的融合需要双方共同积极参与和长期合作。最佳、最有效的融合进路，应该是学术界与实践界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放谦虚的心态，因而彼此在理论或实践不同方面提供互补的知识、经验、成果积累，搭配合作，共同探讨，将学术和实践两个视角融合在一起，形成共享的研究成果。这个成果既可以形成最佳学术理论，也可以转化为最佳实践指导，实现一石二鸟的效果。未来的管理研究应该采用学术界与实践界密切长期合作的“共同参与式研究”, 即学者与企业家对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开展合作研究，以双方视角互补与能力互补为长期互动式研究的基础，以双重研究目的为导向，既有学术研究目的，又有实践研究目的，同时具备双重研究手段，既有学术研究手段，又有实践研究手段。这一全新范式超越现有的以学者单方面研究为基础的研究方式，例如一般案例研究与“行动式研究”。笔者同意，只有当学术界、实践界及各利益相关者整合起来，学术界思实践界之所思，实践界想学术界之所想，各方共同参与研究，这才是更和谐的学术生态。

总之，与医学院、法学院这些代表性的专业教育学院相比，商学院依旧需要进行长足的努力以取得社会公众的真实认可，及对社会更为深刻的价值贡献。也许过去半个世纪，我们走过了一个更为追求认知型科学范式的道路。而未来，我们应该回归“本真”与“初心”，让商学院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更多借助学术来解决不同领域的实践难题，并推动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日后商业实践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并培养出更多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成熟商业道德观、不断借助学术解决现实问题的学生。让学术为实践的长足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实现真正的“知行合一”。需要特别指出，以上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洞见，即我们可以借鉴科学式研究与技术式研究的区别（也就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区别；当然也不能忘记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科的区别），将商学院的研究范式定位为类似技术型研究或应用研究学科的范式，使其成为真正的应用导向型学院。我们重申，将理论与实践密切整合的第三条道路应该是发展应用导向型学院的最佳进路。第三条道路的本质就是将马奇所代表的理论探讨导向与德鲁克所代表的实践应用导向这两个对立内容进行平衡和融合，而不是将两者全然分离或对立。这一基于中国传统哲学阴阳平衡的观点，具有深刻的长远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应更密切地关注中国本土问题，借鉴东西方理论之精华，在商学院教育与研究方面走出全球与本土有机融合的道路，避免陷入“被主流学术殖民”的境地（武亚军，2015）。

① 模式1为纯学术封闭研究，而模式2强调跨学科、跨领域，涉及不同领域学者和实践者间的合作，从而使得其知识产出更具实用性。参见2001年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BJM）刊发的有关如何连接管理研究与商业实践的特刊，以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举行的管理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研究论坛中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