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吉林大学和《外国经济与管理》杂志社主办，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和吉林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承办的“2018年中国创业研究前沿专题论坛”于2018年5月26—27日在长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VUCA与新时代的创业研究”。此次会议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燕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等国内外著名的院校以及《外国经济与管理》杂志社的大力支持，参会人数约80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董保宝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蔡莉教授、吉林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葛宝山教授以及《外国经济与管理》编辑部宋澄宇主任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做了相应发言。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共有来自国内著名大学的20多位创业管理学者就创业管理领域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做了专题报告并和与会代表进行了互动式的讨论。此次论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并呈现了一系列创业研究前沿观点，对以后创业研究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创业源于机会，而机会开发和资源整合是企业成功创业的关键。蒂蒙斯提出创业三要素模型之后，机会开发和资源开发的互动性和整合性议题便备受学者青睐。然而相关研究成果仍然较少，而且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情境，对于新兴经济体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匮乏。本次论坛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研究。

吉林大学蔡莉教授从整合视角提出了创业机会—资源一体化的开发行为及其与情境的互动关系。她分别剖析了机会主导和资源主导的创业研究，认为在创业过程中，机会中有资源，资源中有机会，创业机会和资源二者互为条件，需要整合机会和资源，从动态一体化视角重新定义创业的概念，创业活动是创业主体动态整合创业机会和资源的过程。此外，蔡莉教授认为，机会开发、资源开发以及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需要植根于特定情境研究机会—资源一体化创业过程及其机理，尤其要关注情境维度和情境属性与机会开发和资源开发的互动关系，强化情境时间维度对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影响的动态过程，此外还要着墨于情境在发现型和创造型机会转化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情境的特殊性。此外，蔡莉教授分析了创业生态系统与机会—资源一体化的互动关系，认为应该从多主体视角研究它们的互动机制，尤其是探讨外部情境与生态系统内部情境交互作用对机会开发、资源开发及机会—资源一体化的影响。蔡莉教授提出的情境视角（情境要素和情境属性）下的组织/个体层面（资源与机会）与系统层面（创业生态系统）的多主体互动模型对未来的创业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蔡莉教授强调了中国的情境专属性和特殊性，呼吁应该更深入地分析不同创业主体（个人/团队/组织/行业/国家）和不同研究主题的独特性，从多元化视角来构建较为完整的创业研究体系，并用成熟、完善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创业研究中的微观机理。

吉林大学葛宝山教授分别从基于单要素、基于创业过程、基于创业主体以及基于创业行为的创业理论体系构建入手，提出了基于双要素的创业理论体系构建，强调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的整合，并从能力与学习视角分析了将动态能力作为解读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的方式，而机会—资源一体化过程是组织学习的过程，也是动态能力形成的过程。一体化行为与学习的提升和能力的演进具有强烈的互动效应。葛宝山教授最后强调了面向重大现实问题的创业研究需要创建创业生态、细化创业思维、构建创业战略并分析创业机制，依托中国特殊情境来研究机会—资源一体化行为及其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创业过程中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买忆媛教授解析了创业研究中的唯变所适，深度分析了转型经济中的创业活动。她借鉴《周易》中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解读了创业研究中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创业活动会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与条件，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与作用，这就要求创业者和创业研究者均要遵从“唯变所适”的规律。她从目前中国创业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分析了无论是解决中国创业实践的紧迫问题，还是抓住新的研究机会，均离不开中国的特殊情境，在“求变”中依托中国转型经济这一特殊背景来深度探讨创业研究的新问题、寻求创业研究的新思路、把握创业研究的新方向。

吉林大学周培岩教授从机会—资源一体化视角解读了宏观政策与创业行为的关系，他认为，已有研究对税收政策与创业行为关系研究较少，关于创业行为的研究更多的还是聚焦于微观层面。他基于中国现阶段的“十九大”召开这一特殊情景，从机会—资源一体化的视角对税收政策与个人创业行为进行分析，依据政府和市场强弱划分了四个象限，以此分析创业行为，从机会—资源一体化新视角下的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成长阶段三个阶段分析税收政策与个人创业行为的关系，这对于个人创业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为政府部门制定有利的创业政策提供了一定借鉴。

山东财经大学陈寒松教授基于V（volatility，即易变性）、U（uncertainty，即不确定性）、C（complexity，即复杂性）A（ambiguity，即模糊性）视角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前沿，利用词频分析法提出了当前创业研究的热点议题，并指出在我国转型升级的经济背景下，环境不确定性问题更加明显，并且在客观层面上，我国和西方国家的情境有着很大不同，这进一步强化了在我国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深入开展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

当前，关于不同创业要素关系的研究，多数聚焦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单维（unidextrality）影响，忽略了多维要素的组合共变（co-varied）效应。Fit，即适配，它将单维影响拓展到了双维和多维交互视角，从较为全面的视角解读了创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全面了解创业的发展过程。

吉林大学葛宝山教授基于Fit视角分别提出了创业的双要素、三要素和四要素的适配体系。双要素的适配模型包括机会与资源的适配（如机会—资源一体化）、学习与能力的适配、网络与认知的适配以及环境与特质的适配等，而三要素适配模型包括环境—机会—资源的适配、网络—资源—机会的适配、环境—手段—机会的适配，而四要素适配模型包括环境—机会—资源—特质的适配、学习—能力—资源—机会的适配、网络—学习—能力—机会的适配以及网络—学习—资源—机会的适配，从全要素视角出发分析上述要素之间的交互效应及其交互对竞争优势和创业绩效的影响能够窥创业之全貌，解创业之疑惑。

目前从Fit视角分析创业关键要素主要是从双维角度出发，现分述如下。西安交通大学苏中锋博士从创业制度环境入手，研究战略柔性与创业战略制定的关系，他认为，政府制度环境与战略柔性的交互对创业战略制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制度环境与战略柔性的交互对创业战略制定具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研究将制度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整合在一起，加深了我们对创业制度环境与战略柔性的交互对创业战略制定的影响，进一步从情境视角解读创业战略制定的关键影响因素。吉林大学曹琦博士从VUCA情境出发，基于高科技新创企业样本，分析了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的交互对绩效的影响，并打开了上述关系之间的黑箱。她从双元理论出发提出了，对高科技新创企业而言，双元创新在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交互与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一研究从Fit视角整合了网络嵌入的两个核心维度，展示了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的互动在促成双元创新中的重要性。

除了双维交互视角，还有研究从三维交互视角分析创业现象。常州大学于小进基于多案例分析了社会创业企业如何成长的问题，探究了中国情境下社会创业企业的成长机理。社会创业企业通过实物拼凑、技能拼凑、市场拼凑、人力拼凑以及制度拼凑等拼凑方式的交互和组合来获取内外部资源，从而构建市场合法性地位，最终实现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成长。实物拼凑、技能拼凑以及市场拼凑的三维交互注重于市场合法性的获取进而推动社会创业企业经济价值的实现；而人力拼凑和制度拼凑的交互能够更好地构建社会合法性以推动社会创业企业社会价值的实现。

创业活动既要随时间而变，又要契合空间的动态性变化。创业响应机制的建立为创业企业把握时空转变的脉络，理解创业发展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战略响应是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令人“魂牵梦绕”的研究热点，任何企业想要实现基业长青都离不开“快、狠、准”的战略响应机制，尤其是特定情景下针对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回应。

华中科技大学叶竹馨博士从创业企业如何克服竞争对手企业频繁且快速的迭代所带来的挑战这一问题出发，提出了在技术变革与产品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繁、快的情况下，拥有“新进入缺陷”的创业企业必须尽早识别竞争对手企业的迭代方向及内容，制定有效的响应机制来构建快速迭代背景下的竞争优势。她从信号理论出发分析了创业企业对于竞争对手企业关键技术变动信号的识别机制及其应对策略，即从网络理论视角出发解读了针对竞争对手的行为，创业企业构建合作网络的路径选择以及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从创新视角分析了创业企业逆向创新的路径选择以及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解构了创业企业塑造边缘优势的路径选择，也即通过增强企业知识强度、强化竞争者导向并利用资源拼凑以实现创业企业的成长。这一研究可以指导创业企业在快速迭代背景下制定战略决策的理论体系，总结创业企业成长的一般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尤其是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究中国的“关系”对于创业企业战略决策体系的构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无独有偶，吉林大学罗均梅博士也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从网络导向和网络响应能力交互视角研究了双元创新对创业企业的价值。她认为，网络响应能力强的企业能够把握外部网络演进的方向，比竞争对手更快的响应外部网络的变化，确保企业网络结构中选择和保留的合作伙伴的资源、能力与公司的创新活动之间保持一致，此外，网络响应能力可以确保新企业内部非正式网络和正式网络高度融合，促进知识的吸收与转化，为双元创新和绩效的提升提供知识基础。她的研究发现，网络导向和网络响应能力的交互与双元创新正相关，而且，双元创新在网络导向、网络响应能力的交互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作为一种动态性能力，网络响应能力在驱动双元创新方面展现了独特的价值，不仅即时回应了外部网络关系变化对新创企业造成的冲击，更为新创企业构建动态响应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而且，她的研究从网络导向和网络响应能力交互的视角阐释了双元创新的前因，丰富了双元创新的研究，同时也丰富了网络导向与网络响应能力相结合的研究。在网络关系动态变化的情境下，双元创新能够将网络导向和网络响应能力的优势结合，为新创企业基于时空变迁构建动态的创业响应策略奠定了基础。

创业认知理论是创业研究领域的核心理论之一，VUCA视角下认知风格、认知能力与认知变革的研究对创业企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尤其从创业过程视角出发分析创业认知风格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创业者的创业实践，影响了创业者创业失败后的再次创业意愿，挑战了创业者的创业思维能力，提升了创业者的认知变革能力以使其更好的感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基于认知的创业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能够确保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创业方向的正确性，还强化了纠错行为的实践价值，使得创业者在面临创业失败时能够从容面对，强化创业心智，提升再次创业意愿。

燕山大学张敬伟博士基于互联网企业的多案例，探索性地分析了新企业商业模式形成过程中，认知与行动是如何互动演化的，尤其关注新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在认知与行动的互动中形成的。他的研究表明，创业者的初始商业模式认知体现为商业概念假设和商业逻辑假设，创业者基于类比推理或概念组合形成商业概念假设，并通过已有经验的思考和新信息搜集形成商业逻辑假设。创业者初始的商业模式认知成为学习行动的起点，指引后续的创业学习行动，驱动创业企业的发展。正是这种认知指引创业者有目的地展开行动，而不至于迷失在创业环境的未知之中，从而使得学习行为更能产生适用的反馈。此外，在初始商业模式认知指引下，创业者会采取持续的内部检验与外部检验、直接检验与间接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对商业模式的商业概念假设和商业逻辑假设进行检验。商业模式认知的调整同样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反馈就变动的“条件反射”，而接受到反馈后拒绝改变原有认识是认知刚性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者的认知结构刚性程度并不相同，相比商业逻辑假设，商业概念假设更难发生变动。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探讨了情境对认知与行为关联的影响，正是企业资源的约束性，使得创业者主动采取一种延后的行为，从而出现了“这样想却并不这样做”的情况，这进一步凸显了资源约束对于创业者认知与行为的限制作用，为以后探究上述关系做了较好的铺垫。而燕山大学韩静基于单案例研究样本，分析了创业者的模式识别、信息加工和认知变革的关系。她认为，当创业者进行基于已有范例而不是原型的启发式加工时，更容易引发认知复制，当创业者进行基于已有原型的启发式加工时，更容易引发认知创新。当创业者在已有原型或范例基础上进行分析式加工时，若所产生的决策是在原有原型或范例基础上的改变时，更容易引发认知适应，但当所产生的决策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原型或范例时，更容易引发认知创新。这一研究将认知心理学的模式识别整合到信息加工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双加工系统，即信息加工内容和信息加工方式对于认知变革的影响，构建了创业者认知变革的过程模型，这不仅为创业者传递了更多的原型和范例，以便其做出更加准确快速的创业决策，也有利于创业者利用具有不同认知偏好的其他创业团队成员来构建异质性创业团队，确保创业的成功。

北京师范大学侯飞博士从认知理论出发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因素，探求了影响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分析了创业意愿的产生机理，并结合情境化因素提出了创业激情、角色榜样与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他的研究表明，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中，个体情绪层面的创业激情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最大，从认知视角关注个体层面的情绪发展，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可以增强其创业信心，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大学生创业的可能性。学校层面的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较强。这进一步表明了创业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大学生的创业认知，锻炼其创业思维能力，加强创业认知对创业意愿的影响，驱动大学生去理性创业。虽然角色榜样对创业意愿影响的总效应最低，但应该看到，大学生可能受家庭成员创业经历的影响与鼓励，会形成特定创业认知思维与提升创业认知能力，产生创业信心和创业想法。

南开大学王晓文博士探究了创业失败情境下连续创业意向的形成机制。她认为，连续创业意向是在主观因素与作用于主观的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下，创业者在上一次创业行为失败后的一定时间期限内进行新的创业行为的内心倾向程度，而创业失败从能力提升与认知改变两个方面影响了创业者的连续创业意向。她从个体层面的认知心理视角出发，以失败学习和消极情绪作为关键前置因素，将自我效能与风险偏好作为重要的传导路径，深化并细化创业失败情境下连续创业意向的形成机制，构建了失败情境下连续创业意向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凸显了创业认知与创业学习的重要作用，解释了自我效能和风险偏好在创业意向形成中的中介机制，为创业者在面临创业失败的情形下如何创新重塑新的创业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最后，王晓文博士提出了未来可能研究的方向，即不同的特质与认知决定了创业者是异质性的，而创业者异质性的因素可能在整体上影响着连续创业意向的形成机制。因此，未来研究的一个可能方向是形成系统而有层次的创业者分类标准并将之与创业者认知过程相结合，以增强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框架的说服力与现实意义。此外，由于创业团队组成的多样性和易变性，将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理论相结合，可以形成独特的创业团队创业意图研究视角，解读连续创业意向的影响机理。

能力是创业研究中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基础性的运营能力发展到核心能力和动态能力，再到响应能力和即兴能力，企业能力一直是创业研究中一个十分热门的研究议题。柯林斯和波勒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提出了“变”是企业发展中的常态，能力的跃迁是任何企业打破常规、“唯变所适”的要义所在。在转型情境下的中国，创业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瞬息万变的，只有深入探究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体系，深入剖析能力层级体系及其运行机理，深刻认识创业企业能力的本质，才能使创业企业与动荡环境相适应，提高创业成功率。

吉林大学郎春婷博士研究了创业企业能力层级模型的构建及其互惠式运行机理。基于对环境动态性回应的程度不同，她辨析了运营能力、动态能力、即兴能力的差异，并认为，即兴能力主要是自发地对意料之外的和不可预知的事件做出反应的能力，动态能力主要是对低动态环境的波动做出反应的能力，而运营能力主要是利用现有的既定计划在稳定的环境中运行的能力。就先前的计划而言，运用即兴能力时计划并不是针对具体情况的，但可以通过学习如何应对新情况从而达到“有计划地自发”，动态能力依赖于在给定计划下发挥灵活性，而运营能力依赖于在正式的计划下发挥作用。就它们蕴含的本质而言，即兴能力具有非结构化的、即时反应的、新颖的本质，并且在狭小的“机会窗口”下发挥作用；动态能力具有结构化的、相对稳定的、在规律化基础上变动的本质，从而在计划和执行之间的大窗口起作用；运营能力具有高度结构化的、稳定的、规律化的本质。另外，即兴能力建立在“自发反应逻辑”上，通过自发性和直觉对新情况做出反应，相反，动态能力建立在计划机会的逻辑基础上，通过强调有规律的灵活性发挥作用，但是运营能力完全遵循正式的计划，并且注重效率和稳定性，注重于细节。她所构建的能力层级体系以“并行的三只手”作比喻，认为运营能力、动态能力和即兴能力是企业生存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三种能力，构建了运营能力、动态能力和即兴能力的三层级创业企业能力层级模型。运营能力是零阶能力，环境动态性较低时，企业运用运营能力开展经营活动。动态能力是一阶能力，环境动态性中等时，企业需要重新整合配置资源、能力，运用动态能力应对环境变化。随着环境动态性程度的不断提升，超过企业的动态能力边界，此时企业需要采用即兴能力（高阶能力）应对高程度的环境变化。最后，郎春婷博士提出了创业企业能力层级模型互惠式运行机理，即无论是运营能力与动态能力之间，还是运营能力、动态能力与即兴能力之间的运行机理都是双向的，即前者为后者提供资源基础、能力基础的同时，后者反作用于前者，使前者有所提升，这是一种互惠式机理。

中国人民大学郭海博士从动态能力视角分析了价值主张创新与技术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环境的急速变化要求企业必须动态地适应，在这一视角下，利用式创新减弱了价值主张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而探索式创新加强了价值主张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而面对较高的需求不确定性时，利用式创新进一步减弱了价值主张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但探索式创新却加强了价值主张创新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这一研究对于从商业模式创新和双元技术创新整合视角研究新创企业的绩效提升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吉林大学吴娟博士从创业学习的视角研究了新创企业即兴到惯例的形成机理。她认为，即兴行为能够有效帮助新创企业应对意料之外事件的发生，在高度动荡的环境下，对新创企业的存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即兴行为往往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组织惯例的形成既可以使组织在适应变化时保持稳定性，还可以通过对组织惯例的重组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同时，组织惯例是构成组织能力的重要方面，对新创企业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吴娟从学习视角提出了即兴到惯例的形成路径以及机理模型，即，从即兴行为是企业不断“试错”创造知识的过程可以看出，新创企业的即兴行为和组织惯例之间以新知识的产生和转化为关系纽带。也正因此，新创企业的创业学习行为为新知识从产生到在组织内固化成为组织惯例提供了转化的途径。而交互记忆系统是团队学习对团队绩效产生作用的解释机制，即在交互记忆系统的辅助下，新创企业的创业学习行为更有助于新知识在组织内快速转移和吸收，即更有助于将组织内有效的即兴行为快速转化形成组织惯例。

西方管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解构思维，将复杂的管理学问题简易化和模块化，利用假设深度解构问题出现的原因，制定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是中国学者应该学习的思维方式。对于创业研究学者而言，必须善于解构，重构中国创业研究的框架，并利用中国特有的情境化数据，采用案例、实证以及定性等多元化的方法来展示中国创业研究的成果。目前，中国创业研究中的方法论也是百花齐放，新的方法也不断呈现，例如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等，不仅驱动了国内创业研究的发展，也为中国创业研究学者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起到了很好的助力作用。

东南大学杜运周教授从加强创业理论与方法匹配视角，介绍了组态思维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他指出，这一方法超越了定性与定量的划分界限，通过将案例视为条件的组态，用条件组态取代自变量、组态思想代替净效应思想、集合关系代替相关关系，整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优势，使创业学研究从线性分析步入到了一个“集合”分析的时代。基于整体的分析视角，组态思维与定性比较分析把研究对象视作条件变量不同组合方式的组态，也整合了案例研究与变量研究的优势，并通过集合分析发现要素组态与结果的集合关系，有助于回答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因果非对称性和多种方案等效等因果复杂性问题，使得因果复杂性分析在方法实现上得到了有效支撑。由于结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优势，这种QCA方法既适用于小样本、中等样本的案例研究，适用于大样本的量化分析，也大大提升了理论的实践切题性，使组态比较分析在创业学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创业研究方法论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吉林大学朱秀梅教授基于《外国经济与管理》已发表的论文，分析了综述文章的撰写范式。她认为，高水平综述文章的撰写是很有挑战性的，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对文献系统梳理帮助我们提炼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和突破性的实证研究问题，形成系列研究，有利于研究思路的打开和研究的顺利开展，为后续研究开辟了一条通途。朱秀梅教授通过分析提出了综述文章写作的九大范式，范式一是基于扎根理论的文献系统梳理，范式二是基于元分析的文献系统梳理，范式三是经典模型的回顾与比较，范式四是基于某一视角的文献梳理，范式五是一些新主题的概念内涵式梳理，范式六是某一领域或主题在中国的研究进展，范式七是针对某一理论或学派进行综述，范式八是理论本土化和东方管理以及范式九是建构式研究，并通过发表在《外国经济与管理》杂志上的具体实例逐个分析了上述综述范式的写作逻辑及其特点，展现了创业研究领域宏大的理论领域和理论分支，对于创业研究学者捕捉前沿话题、梳理复杂研究主题、把握脉络纵横的复杂知识体系，均具有很好的指导性。

北京师范大学焦豪教授作为SSCI期刊《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杂志的副主编，从学术论文撰写方法以及发表策略出发解析了创业研究成果在发表时如何选择合适的刊物、如何匹配期刊的要求等方面，并结合一些顶级刊物详细分析了不同英文期刊对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要求有何不同。他的报告对于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相应的创业文章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创业机会—资源的一体化行为整合了机会开发和资源开发等核心要素，探索整合性因素对创业实践的影响；同样，Fit机制与创业研究也紧密相关，它将影响创业研究的因素多元化，进而能够使我们了解创业实践和创业过程的全貌；而创业响应机制有助于创业企业制定即时的创业战略，修正快速迭代过程中的战略偏差；而作为近几年来创业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创业认知对创业实践，尤其是创业学习和创业失败以及创业意愿的影响力逐渐加重，创业认知思维的培养成为影响创业实践的关键因素；能力作为创业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其体系已经至臻完善，但其中的能力体系层级关系及其深层次的关系机理仍需要深度挖掘。创业研究的方法论可谓百花齐放，基于特定方法的研究议题已有很多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上，这也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创业研究的影响力，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当然，上述所有研究仍旧要植根于中国的特殊情境之中。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展现了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号召力，十九大的召开为当前中国的创业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要素，十九大之后走向新时代的创业研究更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同行。VUCA情境下的创业研究也必然要求创业研究学者运用创新性思维，总结以往创业研究的成果，开辟创业研究的新路径。我们在学习西方解构思维的同时，还应该提出有效的基于中国情境的创业研究命题，通过总结创业实践经验和系统化的创业理论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创业研究体系。把握时代脉搏，兼收并蓄东西方的研究精髓，立足于中国情境，创造性地提出中国自己的创业理论，并以此指导创业研究的发展。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也必将为未来创业研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