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制度创业概念打破制度同构的研究传统，将能动性纳入到制度分析中（Battilana等，2009）。理解如何以及为什么发起制度创业是该领域的核心议题，现有文献过于重视宏观现象描述，忽略个体成为制度创业者的微观过程，夸大了人在制度中的理性作用。如果仅仅认为服从制度是因为利益所得、变革制度是因为利益所失，则把制度中的人片面简化为缺乏情感的“机械式反思工具”（Jarvis，2017），由此引发学者对制度变革微观基础和情感要素的研究号召。

作为回应，本文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探究制度创业发起的微观动机，特别突出行为者的社会认同及其情感机制。一方面，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各类地方规范“由下至上”涌现并嵌入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发起过程不仅由利益驱动而且也含有情感成分。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定义人们获取身份的过程和动机，是连接制度中身份、情感、能动性的有效理论工具。结合上述两点，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发起制度创业过程中行为者的社会认同及其情感如何发挥作用？

实证上，本文选择我国某省H镇产业集群中的专利共享规范开展质性研究，结果发现：（1）利益驱动的效率计算仍然是制度创业基本动机，本文为此提供微观证据；（2）行为者通过社会比较、威胁主导社会认同、归属主导社会认同来寻求并维持制度中的社会身份，是产生变革能动性的前置过程；（3）人们在社会认同中产生的情感，分别以情感胜任表现和情感性意义建构两个方式——情感机制，不是情感本身——发挥作用，是解释社会认同促发能动性的原因。这些发现对于拓展制度创业研究和制度变革实践均有启发。

首先，本文打开行为者产生能动性过程的“黑箱”，响应了制度理论微观基础研究号召（Thornton等，2012）。其次，发现制度创业中社会认同及其情感机制，是解释能动性来源的新路径，填补“缺乏从情感角度研究制度变革”的空白（Voronov和Weber，2016）。再次，将制度创业、社会认同、制度中情感研究联系在一起，探索社会身份对塑造制度的作用，描述了制度中情感的具体来源。最后，对于制度变革实践而言，变革并不一定意味寻求最优制度设计，也可能是基于行为者的社会身份及其情感体验。因此，群际关系、集体情感等应该成为制度设计者和参与者关注的焦点。总之，本文探索制度创业的非理性动机，为未来发展制度中利益与情感复杂交互过程等议题提供借鉴。

二、理论背景

（一）既有文献

制度创业指创立新制度或改建已有制度的过程（DiMaggio，1988）。这个概念把能动性纳入制度分析，同时也带来著名的“嵌入能动者悖论”（Holm，1995）：人们为什么要打破由自己建立的制度？解释这个悖论实际上是探究发起制度创业的动机条件（Lawrence等，2009），已有文献从两方面做出尝试。

其一，组织场域环境变动和宏观复杂制度导致制度创业。这类研究在组织场域层面描述新旧制度替代现象，是传统研究思路。一方面，环境被认为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环境变化会冲击旧有制度而引起变革。例如，Garud等（2002）发现半导体技术更新换代是美国计算机行业采用新标准的前因；中国环保政策变化是新型环保组织出现的条件（Child等，2007）。另一方面，复杂宏观制度降低组织场域一致性，导致制度创业出现。例如，Maguire等（2004）对加拿大医疗行业研究表明，组织场域存在多元主体因此缺乏统一制度安排，能够连接各方利益的行为者发起制度创业。总之，从组织场域外看待制度创业，把变革来源归结于资源约束和复杂社会结构，延续宏观制度分析的经典范式。

其二，从组织场域内看，感受制度矛盾的行为者更可能产生变革能动性。这类文献强调制度创业的内生性，突出行为者位置的信号作用。文献将制度创业发起条件转向组织场域内部，认为建构制度产生的矛盾是变革的内在动力（Seo和Creed，2002）。与外部视角相比，制度矛盾解释特别强调位置对感受制度矛盾的重要性。一方面，学者认为边缘者因为低社会地位容易成为制度创业者。例如Ansari和Phillips（2011）发现作为英国通信业边缘者，顾客是新型短信业务发起者。另一方面，学者发现高地位者能产生能动性。例如Greenwood和Suddaby（2006）发现行业领头者因为绩效下滑突破制度限制。另外，近期研究观察到占多个组织场域交界位置的行为者发起制度创业。例如Tracey等（2011）发现英国社会创业者是因为连接服务和商业两个组织场域，使其成为“桥接位置制度创业者”。综上，既有文献从宏观环境和制度矛盾两个视角解释制度创业动机，将利益和反思纳入制度分析并从位置特征上给出判断变革发生的外在信号。

（二）研究缺口

然而，现有研究忽略了能动性产生的微观过程（尤树洋等，2015），片面地将人简化为趋利避害的主体，不能全面解释发起制度创业的动机，成为对文献的主要批评和研究号召。

一方面，仅仅把制度创业归因于组织场域或行为者位置特征，文献以特质论代替机制研究，低估人们成为制度创业者的复杂动机。事实上，“制度学者很少探讨能动性的来源”（Lawrence等，2009），制度创业研究也被视为对宏观变革的简单描述（Thornton等，2012）。虽然文献给出了技术变革、制度矛盾等条件，但并没能解释这些条件出现时行为者产生能动性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默认了人们的理性动机：因为提高绩效/地位等发起变革，制度创业者也因此被塑造成由利益驱使的“超级英雄”（Powell和Colyvas，2008）。

另一方面，尽管理论上预测了制度通过身份发挥作用（Glynn，2008）、情感是制度的组成部分，但这些非理性要素仍然没能进入制度创业讨论范畴，导致现有研究“过分强调制度创业者的理性和‘英雄主义’，忽略其嵌入性特征”（Lawrence等，2009）。忽略这些要素，制度研究可能错误地把人视为对环境的机械反应工具（Creed等，2010）。狭隘地认为产生变革能动性是因为已有制度不能满足人们利益，忽略了行为者在理性之外的动机过程，是已有文献的研究缺口。

（三）理论发展契机

社会认同是填补上述缺口的理想视角，因为：（1）社会认同概念为打开能动性产生过程提供理论工具；（2）结合社会身份和制度中的情感研究，可以剖析该过程的内在机制。

其一，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是“以群体成员方式定义自我的过程，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内化群体价值观并对群体产生情感”（Tajfel，1978）。经过社会认同后获取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人们“通过内群与外群比较，群体成员获得对自我的描述和评价”（Ashforth等，2008）。制度中身份指人们表明自己是“社会类别一员”（Glynn，2008）。制度塑造身份并影响行为，如Rao等（2003）等学者所言，“社会身份是制度影响人们行动的一种方式，另一个是制度奖惩体系——人们符合制度要求获利而违背制度受罚”。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两条产生能动性的路径：一是因为已有制度奖惩体系受到破坏，人们趋利避害发起变革，这在文献中被广泛接受；二是因为制度中社会身份遭到破坏，为了寻求和维持身份而产生能动性，这个过程如何发生尚不清楚（Greenwood等，2011）。社会认同定义了人们获取身份的过程（“先比较，再认同”），成为有效的理论工具。

其二，社会认同结果是对群体产生情感，其过程本身可能由情感驱动。该理论指出，人们因为自我提升（成为更好的自己）、降低不确定性（获取安全感）、寻求归属感（追求亲近性和归属感）进行机会主导、威胁主导、归属主导认同（Ashforth等，2016）。另一方面，人们因为维持制度中的角色产生情感并赋予自身能动性（Voronov和Weber，2016）。换言之，经历社会认同产生的情感，可能以某（几）种方式推动变革。但这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猜想，结合社会认同和制度中情感研究是发展这类观点的有效手段（Jarvis，2017）。

总之，社会认同为探究制度创业发起的微观过程和非理性要素提供理论工具。另外，我国经济转型中涌现出来的非正式地方规范具有高度社会嵌入性，饱含群体认同和情感，是填补上述文献缺口的理想实证研究情境。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和适用性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某省H镇A产业集群2000年至2007年间由地方企业发起的产品外观专利共享规范，当地人称为“专利池”制度^①。

H镇A产业可以溯源到1826年，经历建国后乡镇企业主导期后表现出集聚趋势。随着1980年代改革步伐加快，集群“实现个私经济‘禁转放’的历史性突破”（LGD-4）。^②至1998年，集群内涌现出A产业全国垄断者——S集团，占国内市场份额72.6%。同时H镇集聚200余家私人作坊以代工、OEM等模式生存，不直接参与国内市场。所以，这一时期企业虽然仿制市场中同类产品但并不需要也没有专利意识，处于“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不知‘专利’为何物”（IAD-5）的封闭状态。

变革出现在2000年。一方面，美国G公司于2000年4月收购S集团并进驻H镇办厂，将经营重点转向海外市场，导致S集团退出A产业，国内市场呈现出“真空”。集群企业通过广交会、义乌小商品交易中心等平台直接参与国内竞争。这种转变使企业原有仿制生产中缺乏专利意识的做法暴露出了不适应性（nonadaptability）（Seo和Creed，2002）的制度矛盾：产品外观设计经常被认为侵权，面临被同行“打假”起诉。另一方面，G公司进驻H镇以及集群外“打假”激发地方企业的社会认同：在他们看来，以G公司为代表的外来者是对H镇A产品工业“侵略和毁灭”（FI-25）。因此面临“打假”，地方企业并没有遵行正规专利制度，而是在集群内发展出一套地方性规范作为协调专利的手段。

2001年4月，企业自发成立A产品地方行业协会，在内部达成产品外观专利共享共识，是建立“专利池”制度的开端。其一，面临起诉时，持有专利的企业无偿转让专利证书给被起诉单位，并以地方协会整体名义帮助被起诉企业应诉；其二，鼓励协会成员公开专利信息，默许复制/模仿彼此产品、不予追究。2003年4月，集群年产量超过30亿，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的“中国A产品之都”称号。同年，“专利池”进一步明朗化，提出“对等协作、成本共担、资源共享、交叉使用”的专利使用规则。2006年1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地方政府及协会共同举办专利共享在线访谈，提炼“专利池”表述，成为专利制度的地方性标签。至2007年，集群在共享中复制、改进产品设计，获得868项外观专利授权，帮助他们在制度矛盾中平稳过渡：“冲破国外技术藩篱，顺畅参加广交会交易。”（LGD-1）同年，集群A产品年产量47亿，国内市场份额超过70%，成为全国最大生产基地。至此，最初由企业自发建立的地方规范获得政府默许，成为他们在危机中生存下来的制度保障。

与Greenwood和Suddaby（2006）研究相同，“专利池”也具有过渡性：虽然至今仍能在H镇内感受到共享专利观念，但这种规范已经弱化。例如，作为“专利池”发起者，E公司董事长用“输血”和“造血”比喻专利共享和自主创新：“要鼓励集群小企业造血，别老输血。输血搞得你没精力，你有多少血输给他呢?”（FI-18）。显然，“专利池”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输血”行为已经在集群长期发展中回归理性。

我们聚焦2000年至2007年“专利池”形成阶段，适用于本研究问题。第一，制度创业指创立新制度或改建已有制度的过程，其标志是合法性存在争议。“专利池”作为一类社会规范，是H镇集群企业在“打假”危机中建立的一种地方制度，充分体现人们的能动性；而且这种地方规范与市场中严格意义上的专利规则相矛盾。不仅外部行为者挑战“专利池”合法性，而且发起者自身对此也讳莫如深，因此是典型制度创业现象。第二，针对本文研究问题，我们特别聚焦在2000年至2007年这一段社会认同和情感最显著时期。“专利池”是在“打假”中产生的制度，社会认同和情感格外明显，使我们最大程度探测到社会认同及其情感机制。第三，专利持有者倡导的共享带有利他性——自身利益在新制度中受损。例如“专利池”倡导者，A公司在帮助被起诉企业同时将其培养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从2000年的4%降到2012年的2.8%。我们选择利益受损的制度创业者作为访谈对象，这些样本更具说服力。另外，“专利池”是自下而上的规范和观念。相较于正式制度，人的动机和情感更容易获取，保证研究的“可观察透明性”（Eisenhardt，1989）。

（二）数据来源

数据由半结构化访谈和文档资料构成：我们居住在H镇内以便现场访谈和记录田野笔记，并在整个研究中持续收集文档资料。

访谈。我们在2012年6月至2013年11月间共收集38次半结构化访谈，分别来自集群企业、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28次企业访谈中，受访者是来自14家地方企业的24位企业所有者或主管专利的高管。其中，5位企业所有者兼任地方协会会长/副会长职位，是“专利池”主要发起者。访谈聚焦他们对专利共享的描述、解释、感受等方面。我们对1位主管工业副镇长和3位企管站站长进行7次访谈。访谈聚焦于集群发展关键事件和他们对专利共享的评价。地方行业协会秘书长的3次访谈聚焦于对集群成长历程描述。同时，作为核心倡导者，地方协会秘书长对“专利池”及解读也是重要数据来源。

文档资料。我们收集来自H镇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公开数据库中超过12万字的文档资料，提高访谈数据的效度。其一，我们于2012年6月至9月居住在H镇内实地收集政府和协会内部档案，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协会内部刊物《工作通讯》等。这些档案客观而全面地记录了企业成长路径和专利发展历程，降低访谈可能带来的主观偏差。其二，数据分析过程中，我们收集公开数据库文档（包括企业网站信息、知识产权局在线访谈等）。这个过程从实地访谈开始持续到本文写作期间。我们在分析中使用这些数据作为客观证据，同时也检验逐渐成形的理论。

（三）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开始于收集期间并持续到本文写作结束，迭代于原始数据、文献、浮现的构念间。我们聚合数据、分析构念间关系、发展理论模型，如图1和表1所示。

首先，访谈和田野笔记是分析起点^③。从H镇A产业溯源及创新实践入手，很快聚焦在“专利池”现象上。对访谈逐行原文编码，包括企业成长历程、共享专利背景及人们的感受等。我们将原始数据分割成独立片段，是一阶构念的重要来源。同时，使用引导性问题按年代整理数据（Strauss和Corbin，1998）。为保证效度，使用文档资料比对和补充分析结果。经过这一步骤，我们理解专利共享全貌并梳理了集群成长和专利实践的关键事件。

其次，发展一阶构念。使用文献组织数据并保持原始表述和编码开放性。对上一步中的数据片段进行跨访谈比较和归类，使用制度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发展更具内涵的范畴。同时，使用文档资料检验并确定一阶构念，包括“节省维权成本”“组间比较”等（参见图1）。

第三，发展二阶构念。持续比较和修正一阶构念，发展出二阶构念。分析迭代于文献、一阶构念及理论间直至恰当的模式浮现。例如分析基于身份发起专利共享时发现，意义建构文献（Weick等，2005）是连接制度、身份、情感间的有效视角，据此将“为新制度合理化”和“克服争议”一阶构念归类到“情感性意义建构”范畴中。最终，我们发展出“成本节约”“情感胜任表现”等二阶构念（见图1）。

最后，建立理论模型。将二阶构念归纳为三个高阶维度并建立理论模型（见图2）。第一个维度是发起制度创业时“趋利避害”式的效率计算；第二个维度是人们经历由“我”到“我们”的社会认同过程，是产生能动性的前置环节；第三个维度是情感机制（why）——借由身份中情感发起制度创业的作用方式，是连接社会认同和能动性的深层解释。我们进一步建立各维度的逻辑关联，在持续修正中发展出理论模型（见“研究发现”和图2）。

我们还使用以下方法提高研究的可信性：（1）从研究设计到本文写作，多次借助研讨会、沙龙等形式将数据收集和分析结果与国内外同行讨论并形成备忘录，是进一步修正分析和理论化的重要资料。（2）得益于在H镇期间的田野工作，我们与地方企业建立良好信任，将涌现出来的阶段性结果带回访谈中进行内部人检验，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一致性。

四、研究发现

数据分析浮现出高度一致的主题。其一，“趋利避害”的效率计算是发起制度创业的动机，表现在节约专利成本和追求共享利益两方面。其二，“打假”威胁地方行为者身份并导致人们经历社会认同过程，是发起“专利池”的前置环节（how）。社会分类区分并强化出“内群”和“外群”差异，进而产生威胁主导和归属主导认同。至此，行为者以集群身份定义自我，用“我们”代替“我”应对外部威胁。其三，从社会认同到能动性（图2中的虚线框），人们借由情感胜任表现和情感性意义建构两个情感机制（why）发挥作用。通过体验/表现出集群身份中的同情和愤怒发起“专利池”，同时也带着这些情感赋予“专利池”意义。“专利池”不仅是效率计算的产物，也是用以维持社会身份的实践。我们简要描述效率计算过程，详细阐述社会认同及其情感机制，后者是对制度创业研究的新发现和重要拓展。

（一）效率计算

市场转型时期遵行专利制度给企业带来高额成本，而建立地方规范能带来利益。从成本—收益角度，H镇企业发起“专利池”经历了成本节约和利益互惠的效率计算过程。

成本节约。“专利池”是为了节省制度成本产生的实用性规范。其一，默许地方协会成员模仿彼此专利是因为节约维权成本。例如，受访者普遍认为A产品低技术含量特征决定了外观设计很难有实质性区别。“A产品设计十分容易改变，很难被认为是侵权，因为只要跟原样相比稍微有点不一样就算是模仿了，但是被模仿的企业可能会认为是侵权。A产品就是没办法来鉴定这个东西。”（FI-8）可见，为了节约维权成本，地方行为者默许模仿而不追究，在当时是更为有效的做法。其二，专利共享是基于规避专利重复开发成本考虑。例如，将专利信息在地方协会内共享不仅让一项设计在集群内最大程度被利用，而且也避免多个企业重复申请类似专利的成本：“为了在知识产权上不重复设计，把许多企业申请的专利在我们这个协会进行备案。”（OID-12）其三，面临起诉时无偿转让专利是因为节省正式授权和转让专利成本。“这个东西说白了并不是说有一定模式就按照做的，有很多东西这个转让协议的环节就省掉了，不需要，要这个环节干嘛呢？”（FI-9）

利益互惠。除节省成本外，“专利池”还基于维护企业生存和追求互利与共赢的考量。其一，共享专利最直接动机是保护地方企业。如前，2000年开始集群企业在市场中因为缺乏专利被起诉侵权，而专利共享可以帮助被起诉企业解决危机。

其二，“专利池”带来互利共赢。一方面，人们在协会成员被起诉时分享专利是因为他们期望如果自己被起诉其他人也能分享专利给自己。另一方面，默许模仿自己的专利是因为自身也希望从模仿中获益：“有一天我也有可能需要用到你的设计！……相互之间宽容一点就是考虑到这个方面。”（FI-5）

总之，第一个研究发现表明，行为者发起“专利池”经历了理性驱动的效率计算过程，将“专利池”视为协调专利实践有效、实用的手段，进而产生能动性。

（二）社会认同

尽管存在互惠，但共享参与者并不是同等受益：持有较少专利企业有更多机会借用和模仿专利较多的企业。然而本研究中，持有较多专利的“潜在受害者”恰恰是共享专利发起者。因此仅仅从效率计算角度并不能完全理解“专利池”现象。发起“专利池”前提是“打假”威胁，这激发了人们的社会认同，是制度创业前的关键一环。

社会分类。随着G公司进驻以及“打假”增多，地方企业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差异，是组间比较过程。例如受访者一致认为G公司是“外来者”而集群是“乡土社会”。地方企业认可这种差异：“G公司就是那种文化。就像回族人不吃猪肉一样，吃了又能怎样？吃了也不会怎样，但是它就是这种文化”（FI-13）。显然，社会比较过程把地方企业和其他企业划分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社会类别。

同时，社会强化效应日益加剧——维持并放大组间差异，表现为集群行为者对外群的“仇视”和外群的“鄙视”。一方面，地方企业固化“内群”身份，将外来者视为一个整体威胁，表现出对抗性。其一，地方企业把广东、上海等地同行视为“狼”，把外资企业维权行为视为对民族工业的打压。例如，位于上海市的L公司是H镇外的外资企业，自2000年以来多次起诉地方企业专利侵权。谈及这类事件时受访者回忆道：“有一次L公司来打假，被起诉企业没有专利。我们当时就把自己证书直接带着，告诉L公司我们有专利，证书是我们公司的，我们H镇地方协会是共享的！然后L公司只好灰溜溜地跑了。”（FI-14）

其二，“仇视”还体现在地方企业对G公司的敌意，将其视为民族工业的侵略者。

“我们用狼和羊来打比方。我们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H镇人，我们是一只羊，面对世界巨头G公司，我们在与狼共舞……一头两百岁的狼来跟我们十几岁的羊斗，到底是来吃我们的，还是来共同发展的啊？！”（FI-25）

另一方面，外群“鄙视”体现在G公司对地方企业“看不上”“小家子气”等评价中。G公司把自己比喻为“骏马”而地方企业是“拖后腿的群狼”，主张兼并。

总之，无论是“打假”还是“侵略”，其直接结果是触发地方企业的社会分类，极具张力的对比让人们以群体成员身份定义自我——产生社会认同。

威胁主导社会认同。面临“打假”危机，地方行为者经历了威胁主导和归属主导社会认同。威胁主导社会认同是应对身份威胁而使用集群身份定义自我的补偿性过程，表现在“求救”与“施救”和寻求身份替代两方面。

一方面，遇到“打假”时人们的反应是借用协会成员专利应对起诉。从“求救者”角度看，只依靠个体并不能解决危机，成为集群一员能“渡过难关”；从“施救者”角度看，社会分类扩大“外部矛盾”而忽略“内部矛盾”，是应对威胁的关键。

另一方面，行为者使用集群身份替代个体身份。例如，G公司收购S集团带来“敌意”。作为应对，地方企业使用S集团作为集群身份象征替代个体身份：“虽然S集团被美国人收购了，但它的影子和精神一直在我们这代人脑子里，激励着我们这代人从事事业，认真地和我们的竞争对手共同发展、竞争！……我们的竞争对手大多数是国际品牌。”（FI-25）

总之，地方行为者在应对威胁时不以个体身份定义自我，而是借用集群身份（“中国产业”“影子和精神”）降低不确定性，是威胁主导社会认同过程。

归属主导社会认同。与此同时，社会分类让地方行为者更具凝聚力，激发归属主导社会认同，本研究中体现明显。其一，受访者使用“抱团”“纽带”等界定自我。“有一次，我们就遇到国际上一个知名A产品企业来我们H镇打假。通过这类事件，我们协会成员企业抱得更紧了。”（OID-12）另一方面，“专利池”默许模仿也因为是人们经历归属主导认同：“H镇A产业集群众多厂家生产同类产品，协会作为一条和谐团结的纽带将全体成员拧结在一起，在产品质量提高和管理方面互相学习、仿效、借鉴整个A产品生产流程。”（OID-1）。

其二，归属主导社会认同还体现在行为者的自我验证过程——面临威胁时把自己归类到“更熟悉”的群体中（Ashforth等，2008），表现为人们对传统A产业身份的回归。

总之，“社会认同”维度刻画了行为者在制度矛盾中寻求身份的过程，其结果是人们以集群成员方式定义自我并对内/外群产生情感，是发起“专利池”的前置环节（how）。

（三）情感机制

为什么具有集群身份会发起“专利池”？我们发现：因为社会身份中的情感以情感胜任表现和情感性意义建构两种方式起作用，最终使地方行为者产生能动性。我们用“情感机制”维度——不是情感本身——提炼这个研究发现。

情感胜任表现。制度通过赋予行为者身份起作用，相应地，人们投入活动来维持制度中的身份。这个由身份促发能动性的过程被概念化为情感胜任表现——借由身份中的情感发起变革，是本文连接社会身份和制度创业的关键机制。与利益反思不同，情感胜任表现的目的是“维持自我概念”（Voronov和Weber，2016），分为自律情感胜任表现和他律情感胜任表现两种方式。

自律情感胜任表现是基于身份体验相应情感进而产生能动性。本研究中为地方行为者体验身为“集群一员”情感而发起“专利池”。

其一，对内而言，人们因为同情共享专利。受访者使用“不忍心”“关心孩子”等说明发起“专利池”的原因。“人家是一个刚刚起步发展的企业，都需要人去拉他一把。无论企业大小、无论是什么人，都是从刚刚学说话或者刚刚学走路开始的。”（FI-19）可见，因为身份（“民族产业”）中的同情（“拉他一把”）产生能动性，是自律情感胜任表现。

其二，对外而言，愤怒触发专利共享。社会认同使地方企业产生强烈敌意，解释发起“专利池”的冲动。“我毫不客气地讲，作为一个H镇人我们立马站起来了！……这是我们的勇气——我们继承祖宗产业，不怕你G公司！”（FI-25）。显然，基于社会身份（“祖宗产业”）所体验到的愤怒（“美国鬼子”）发挥作用（“立马站起来了”），赋予制度创业能动性。

他律情感胜任表现是为了满足他人对自己身份的期望，人们表现出相应情感而产生能动性。本研究中，地方行为者表现出符合对“集群一员”身份所期望的情感而发起“专利池”。

其一，对内而言，为满足人们对彼此身份的期望，地方行为者表现出同情而共享专利。

“这个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产业，人们都有义务把这个产业做好、做强。……因为我们担心地方产业，比如我们三个都是H镇的人，当然应该三个人都搀扶一把！”（FI-19）

可见，地方行为者按照人们对自己身为集群成员（“都有这个义务”）的期望情感共享专利，是典型他律情感胜任表现。

其二，对外而言，地方行为者面临“侵略”时对彼此抱有期望——应该表现出愤怒和对抗性，是共享专利的原因。“集群外企业以为他的专利唯一有效，而我们小企业不掌握这样的资源。我们手里有这种资源，我可以帮助我们小企业解决这种纠纷或者化解这种纠纷，或者迫使对方让步！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会这样做的，对，大家都会这样做的！”（FI-13）

总之，身为集群一员，地方行为者因为体验（自律情感胜任表现）和表现被期望（他律情感胜任表现）的情感产生能动性，是“社会认同→能动性”背后解释机制（why）。

情感性意义建构。情感作用的另一个方式是人们带着社会身份中的情感赋予“专利池”意义。意义建构文献认为身份决定意义建构——“我们是谁决定了我们如何解释现实”（Weick等，2005）。当身份受到威胁时人们会进行“情感性意义建构”——带着身份中情感赋予现实意义。地方企业为了维护集群身份发起“专利池”，其背后机制是人们带着该身份中的情感赋予现实意义。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基于集群身份为“专利池”合理化，二是克服“专利池”的争议和矛盾。

其一，社会认同使地方行为者对“侵略者”产生敌意，导致人们解读打假行为时带有偏见。在他们眼中维权是一种“不阳光”的手段，成为“专利池”合理化的借口：“国外企业在中国竞争也不是都能放在阳光下的……打官司也是他的一种竞争手段”（FI-13）。可见，面临“打假”，人们带着集群身份中的愤怒和敌意解读“打假”，是发起专利共享的动力。

其二，“专利池”极具争议，甚至对发起者来说也是“本不应该的”（IAI-1），但正是借由情感性意义建构人们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理性解释。例如，受访者使用“知道不应该，但还是做了”等描述共享专利中克服矛盾的心理过程。“为什么要形成‘专利池’呢？按道理应该说专利就应该是我专享的，我们怎么能搞成这样的呢？我们当时是为了应付国外洋人的打击”（IAI-1）。可见，在外部威胁面前情感压倒理智：基于集群身份，地方行为者带着愤怒和同情建构“专利池”的意义。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目的是探究制度创业的社会认同及其情感机制。我们选择具有过渡性和利他性的H镇A产业集群“专利池”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描绘当地人发起新制度的心路历程。结果表明，尽管效率计算仍然存在（维度1），但社会认同也是产生能动性的重要路径（维度2），这个过程背后起作用的是情感机制（维度3）。我们用图2总结这些发现。

（一）制度创业发起的微观过程模型

第一，效率计算是发起制度创业的基本动机。我们观察到：发起“专利池”一方面因为履行严格专利制度成本过高，另一方面因为共享专利使彼此受益。换言之，发起“专利池”是因为该制度在经济转型时期更有效率。人们经历利益驱动的效率计算而发起制度创业，本文为此提供微观证据。

第二，本文的新发现是制度创业的社会认同过程，是产生能动性的新路径，如图2上框部分标示。超越理性解释，我们认为寻求和维持身份是发起制度创业的重要动机。制度通过赋予身份发挥作用：能让人们感受特定身份的制度会被接受。这意味着制度矛盾除了带来利益权衡（Du等，2016b），还会影响人们的自我概念——社会身份成为解读现实并产生能动性的重要依据，而这个“身份过滤”过程仍然是一个“黑箱”（Greenwood等，2011）。

本文给出解释和证据。“打假”不仅带来利益损失而且威胁H镇地方行为者的自我概念，结果是人们进行社会认同维持集群身份。比较并强化内群相似和外群差异，将自我定义在群体层面——“我”不是独立个体而是集群中的“我们”。威胁主导和归属主导社会认同超越效率解释，是发起“专利池”的前置过程：前者规避个体身份不确定性，通过社会身份使人们感觉“更安全”；后者寻求群体亲近性，通过社会身份给人们归属感。从数据看出，地方行为者既没有突出自己比外群“更优”，也没有因为追求“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认同集群。因此与效率解释区分明显，社会认同过程是行为者产生能动性的一条新路径。

第三，社会认同借由情感胜任表现和情感性意义建构两种方式促发能动性，是本文另一个新发现。社会认同描绘了行为者寻求身份的过程，情感机制进一步解释由社会身份带来能动性的原因，用图2中“社会认同→能动者”间的虚线表示。

为什么具有社会身份会发起维持该身份的制度？我们发现，身份中的情感以情感胜任表现和情感性意义建构两种方式促发能动性，是社会认同作用的情感机制。其一，社会认同让人们饱含情感，而“只有体验/表现情感才能把自己视为制度中合格的能动者”（Voronov和Weber，2016）。这个“冲动”过程体现明显：因为体验/表现同情和愤怒——证明自己胜任“集群成员”身份——而发起“专利池”。与效率解释不同，情感胜任表现刻画了人们寻求身份的情感动机，是连接社会认同与能动性的因果纽带。其二，情感性意义建构——带着情感赋予现实意义——产生能动性，是“社会认同→能动者”背后的另一个解释机制。“人们身份受威胁时会重构现实意义”（Weick，1995），这个过程夹杂强烈情感（Maitlis和Christianson，2014）。基于集群身份，地方企业带着愤怒解读“打假”活动、饱含同情默许侵权，这种“偏见”和“曲解”让共享专利具有合理性，是发起“专利池”的情感机制。

（二）贡献与讨论

首先，本文贡献在制度创业研究的微观基础、非理性动机、嵌入能动者悖论三个方面。其一，从微观层面打开制度创业发起过程的“黑箱”。“个体行为者如何被触动而产生能动性的过程，至今仍然是文献中的空白”（Battilana和D’Aunno，2009）。导致文献过于突出行为者外在特征，以特质论代替机制研究。例如从位置上看，无论处于制度边缘、中心、还是交界处人们均有可能成为制度创业者。乍看之下这些结论难以统一，但深究其微观解释得到结论恰恰相同：不论身处哪种位置，当制度触碰既得利益时（维度1）人们都可能发起制度创业。超越宏观研究范式，我们考察制度创业中人的心路历程，回应制度变革微观基础的研究号召（Powell和Colyvas，2008）。其二，微观研究使我们发现社会认同及其情感机制，阐释制度创业的非理性特征。社会认同超越利益解释，认为产生能动性是维持身份需要——否则“我”就不是“我”了。人们不仅因为成本/收益发起变革，而且也因为维护社会身份产生能动性，是理解制度创业的新角度。其三，已有文献一致认为行为者越能脱离原场域嵌入越可能发起变革。然而我们发现：越是高度嵌入原组织场域中，社会认同和情感纽带越强，越可能产生变革能动性。这不仅为经典文献提供一个有趣的反例，而且从维护社会身份的视角解释嵌入能动者悖论提供启示。

其次，本文把社会认同、情感、制度创业等联系在一起，拓展制度中的身份研究。其一，已有文献侧重解释制度塑造身份的过程，而忽略基于身份对制度的建构能力。例如，人们通过定义职业类别（Glynn，2000）等方式重塑制度中的身份，是“制度→身份”的作用路径。本文描述人们在制度中获取社会身份的过程，补充“身份→制度”研究的缺失。其二，尽管少数文献提到身份在制度变革中的抵制作用，但仍然是基于理性解释。例如，Marquis和Lounsbury（2007）认为美国银行业对国家新制度抵制是因为维护地方银行家身份的既得利益。与此对应，本文的情感机制强调行为者基于情感发起制度创业，是对上述观点的发展。

第三，我们还在以下两方面推进制度中的情感研究。其一，已有文献没能阐述制度中情感的来源。我们发现，经过社会认同所产生的社会身份是制度中情感的重要来源。因此超越文献中“情感惯习”（Voronov和Vince，2012）、“制度气质”（Voronov和Weber，2016）、“情感表达规范”（Jarvis，2017）等抽象描述，本文给出了制度中情感的具体来源，推进了情感在制度中的研究。其二，我们使用情感性意义建构概念，将制度中身份、情感和意义建构联系在一起，丰富了情感在制度中的作用方式。宏观分析表明，为了维护身份利益，人们会通过意义建构创建新制度（Santo和Eisenhardt，2009）。与这类观点不同，我们发现建构新制度意义时并非基于理性，而是饱含身份中的情感，造成人们建构新制度意义时的“偏见”。总之，情感性意义建构把情感作为意义建构的重要部分，发展了情感在制度中的作用方式。

最后，本文发现制度创业中非理性特征为理解和引导非正式制度实践提供了帮助。我国在经济转型中涌现大量非正式规范代替制度缺失，但其中参与者的感受尚不明确（Nee和Opper，2012）。本文表明规范并不总是最优制度设计，并非总能带来最大化经济效益，而是出于保护特定群体的感受。地方政府应该了解已有制度下的群际关系，考虑新旧制度交替时受众的情感反应，这直接决定了对变革的接受程度。企业家也应该认识到自己参与建构的制度可能并非使利益最大化，而是因为群体认同和维系群际关系。总之，发起和接受新制度并非总是因为它更有效，抵制和破坏制度变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并不总是因为它损害既得利益。这是本文把社会认同和情感纳入分析后给制度变革实践带来的现实意义。

（三）局限与展望

第一，制度创业分为两大类文献：一是新制度发起条件，二是实施过程。本研究贡献突出在发起中社会认同及其情感机制，解释能动产生的非理性。我们将行动者和能动者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见图2），目的是与已有文献对话，并非强调制度创业者从一类人成为另一类人。相反，在实施制度创业中人们可能已经是能动者，他们可能把认同和情感作为手段来推广新制度，但这一过程如何发生尚不明确。如何利用社会认同推广新制度？如何使群体产生积极情感？探究这类问题不仅可以基于社会认同视角细化制度扩散的机制，而且能够回应对制度创业文献“仅仅停留在宏观现象层面”的批评（Thornton等，2012）。

第二，探讨理性和情感在制度创业中交互过程也是未来重要研究方向。集群企业间竞争和合作关系，很可能在新实践制度化过程中产生交互作用。如果想进一步探讨效率计算、社会认同和情感的复杂关系，需要观察制度创业从发起到实施的全过程或者采用理性与情感不同组合的多案例设计进行系列研究。这远远超出本文研究的范畴，是我们的研究展望。我们特别选择2000年至2007年间H镇的“专利池”作为研究对象是为了探究社会认同及其情感机制，这是我们研究问题决定的。相反，专利共享在集群发展中已经趋于理性化，集群企业间的关系也逐渐由合作转变为竞争，如果我们观察这个阶段则理性和效率可能占主导地位而认同和情感为辅，脱离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果想进一步探讨理性与情感的复杂关系，观察制度化的全过程或者选择理性/情感程度差异的个体进行多案例分析，是更为合适的研究设计。“为什么在特定时期理性/情感占主导地位？”“二者相互转化的过程和条件是什么？”等都是有趣而重要的问题，需要未来进行系列研究。

第三，本文也存在普适性限制，需要在其他情境下检验和修正。我们的发现并不是产生能动性的唯一过程。例如Greenwood和Suddaby（2006）突出位置的重要性，而Creed等（2010）等学者强调边缘人身份中的理性。与这些研究相比，本文强调制度创业中的社会认同及其情感，更适合解释多种制度冲突和身份威胁中的制度变革现象。未来可以整合这些观点，在多层面、多情境（Du等，2016a）中发展本文结论。总之，本文号召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制度创业中的非理性特征，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① 作者按照受访者匿名要求隐去集群所在的具体镇、企业等真实称谓。同时，保持“专利池”的原始称谓及其发展阶段真实日期，因此上述匿名处理并不影响数据的分析和诠释。

② 为简化表达，作者对数据来源进行分类并在正文中用符号代替。分别用LGD、IAD、OID等缩写代表地方政府文档资料（local government document）、行业协会文档资料（industry association document）和公开数据库文档资料（online interview document）；用FI、GI、IAI等缩写代表集群企业访谈（firm interview）、地方政府访谈（government interview）和行业协会访谈（industrial association interview）。这里LGD-4表示原始数据示例来自第4份地方政府文档资料，后文以此类推。

③ 作者于2012年6月至9月居住在H镇内收集访谈，同时也观察访谈现场并记录田野笔记，是数据分析的起点。例如调研开始阶段对政府访谈并恳请他们引荐企业作为下一阶段调研对象。交流中观察到他们叹气、皱眉、喃喃自语等为难神态。这些观察使作者初步猜测：地方政府对企业并没有想象中的约束力，专利共享很可能是由下至上的游戏规则。据此，田野笔记是分析数据和理解企业行为的最初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