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想成为马云，我觉得，成为马云你会很痛苦。今天要我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再做马云，太辛苦了。这是实话，你看我们这个项目做大了以后，一会儿要担心资金，一会儿要担心这个规模太大，一会儿要担心员工，一会儿社会上各种事涌现，远远没有幸福感……如果一定要说幸福感，我现在的幸福感跟创业之前和刚开始创业时的不一样，我是已经爬到七千米高空的时候，我只能享受七千米高空上的这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相当缺氧。”

马云2013年参加《与卓越同行》栏目，接受吴小莉采访^①

一、引　言

幸福感是兼备情感体验和认知判断的个体心理状态（Diener，1984；Ryan和Deci，2001），也是衡量创业成败的重要心理指标（Cooper和Artz，1995；Parasuraman等，1996；Hmieleski和Corbett，2008）。创业研究多以生存、成长、利润等客观指标评价创业成败（Parasuraman等，1996），较少从创业者主观感受理解创业成败。创业研究更关注创业者“飞得多高”，极少关心创业者“飞得多累”，不仅缺少对创业过程中幸福感来源与结果的理解，默认创业决策都是经济导向这一前提，也很难系统解释创业者情绪与创业决策的“反复无常”。

幸福感研究最先起源于哲学领域（Wilson，1967；Chekola，1974），哲学家主要从快乐论（hedonism）和实现论（eudaimonism）两个视角提出幸福感的概念与相关理论（Ryan和Deci，2001）。快乐论认为幸福来源于快乐的实现和痛苦的规避，实现论则认为幸福来源于个体潜能的发挥（Ryan和Deci，2001）。幸福感不仅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行为等（Kesebir和Diener，2008），还会影响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例如Naudé等（2014）发现幸福感高的国家，拥有更为自由、富有创造性和鼓舞人心的社会环境，因此有较高比例的机会型创业。幸福感的独特价值因此得到医学、心理、经济等领域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幸福感为解释创业成败提供了新的视角。Eden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洞悉了创业过程中幸福感的重要价值，并提出“创业者和雇员是否体验不同的幸福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创业过程中的幸福感（以下简称“创业幸福感”^②）强调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情感体验、认知判断等（Hahn等，2012；Zhang等，2016）。虽然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需要面临收入来源、创业结果的不确定性、承担创业风险、投入大量的工作时间、承担大量的工作责任、承受过多的工作和家庭压力（Thompson等，1992；Volery和Pullich，2010；Uy等，2013），但创业活动的高自主性、任务多样性、独立性等特点仍会给创业者带来不同程度的幸福感（Schjoedt，2009；Binder和Coad，2013；Dawson，2017）。从创业实践来看，创业幸福感是解释一些有趣的创业现象或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创业活动充满不确定性、具有高失败率等特点（Thompson等，1992；Parasuraman等，1996；Shepherd和Cardon，2009；Uy等，2013），但为什么有的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会重整旗鼓、连环创业？而有的创业者却在事业巅峰，选择偃旗息鼓、功成身退？幸福感在创业生态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有趣的创业现象、研究问题需要创业幸福感相关研究给予解释、解答。

目前，国外研究多比较创业者与雇员幸福感的多寡（Schjoedt，2009；Binder和Coad，2013），并从个体特征与动机、社会网络和工作特征三个方面探索创业幸福感的来源（Cooper和Artz，1995；Shepherd和Cardon，2009；Carree和Verheul，2012；Uy等，2017）。部分研究检验了创业幸福感对个体和组织的影响（Foo，2011；Dijkhuizen等，2016）。相比之下，国内关于创业幸福感研究刚刚兴起。目前，仅有两篇关于创业幸福感的研究，一是魏江和权予衡（2014）同时检验内部因素（创业动机）和外部因素（制度环境）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二是潘慧等（2007）从工作、企业、家庭、生活四个方面考察了企业家满意度对其心理健康（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国内外对创业幸福感的研究仍比较零散，有必要系统梳理创业幸福感相关研究，提出未来潜在的研究方向。

本文以“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entrepreneurs”“start-up”“business owners”“self-employment”等关于创业方面的关键词与“well-being”“happiness”“satisfaction”等关于幸福感方面的关键词进行逐一搭配，在国外主要数据库^③进行穷举式检索，逐一阅读后最终整理出31篇与创业幸福感直接相关的文献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31篇文献分布于1973—2017年，时间跨度为44年。Eden通过回顾1973年之前的心理学研究文献，发现过往研究由于“获取创业者数据的困难性”“错误评估创业者数量的增长趋势”等，较少以“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开展心理学研究。面对创业活动井喷的趋势，Eden提醒学界应重视创业幸福感的研究价值，并提出了围绕创业幸福感开展实证研究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但他的提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关于创业幸福感的研究仍非常零散。尽管Thompson等（1992）再次提醒“学界不能继续忽视创业幸福感与雇员幸福感的差异”。但随后仅出现了两篇关于创业幸福感的研究（如Cooper和Artz，1995；Parasuraman等，1996）。2017年，创业领域知名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推出特辑“创业与幸福感”（entrepreneurship & well-being），预示创业幸福感研究是一个待挖的“深矿”。

本文依据31篇文献研究的主题，从三个方面对创业幸福感研究进行梳理。首先，本文梳理了创业幸福感定义和内涵；其次，我们对创业幸福感的前因、结果以及作用情境进行总结；最后，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分析既有研究局限并提出未来的潜在研究问题。

二、创业幸福感的定义和内涵

（一）创业幸福感的概念界定

根据两大哲学理论——快乐论和实现论，学者通常将幸福感分为两种类型——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Ryan和Deci，2001）。基于快乐论的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生活评价（Diener等，1999），包括整体上的生活满意度（global life satisfaction）、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和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三个方面（Diener，1984；Ryan和Deci，2001；Shir，2015）。基于实现论的心理幸福感是指个体自我潜能的充分实现（Ryan和Deci，2001），包括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环境掌控（environment master）、生活目标（purpose in life）、良好关系（positive relation with others）及自主性（autonomy）六个方面（Ryff，1989；Ryff和Keyes，1995）。

除了以上两类幸福感之外，Keyes（1998）认为个体嵌入社会，必然面临多种社会任务和挑战，仅从个体角度来考察幸福感是不充分的。从社会角度而言，个人对他人、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据此，Keyes（1998）提出了社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社会幸福感体现了个体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自身价值的评估，包括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社会贡献（social contribution）、社会认同（social acceptance）、社会实现（social actualization）和社会和谐（social coherence）五个方面（Keyes，1998）。

既有创业幸福感研究将幸福感等同于创业者的“满意度”（Carree和Verheul，2012；Binder和Coad，2013）、“情绪”（Shepherd和Cardon，2009；Foo，2011）等，没有对创业幸福感做出明确界定。本文通过对创业幸福感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综合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内涵，提出创业幸福感是指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对生活品质、工作质量、自我发展以及社会价值的主观感受和总体评价，包括主观幸福感（对当前，你满意吗？快乐吗？）、心理幸福感（对自己，你满意吗？）和社会幸福感（对他人，你有价值吗？）三个方面。

（二）相关概念比较

创业幸福感是属于心理领域的概念，它与心理领域中的态度（attitude）和情绪（emotion）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态度是个体对外界刺激或者物体的评价性陈述（Breckler，1984；Crites等，1994），它反应了个体对某一现象的内心感受。从定义上来看，态度是针对某刺激（人/物/事）产生的，而创业幸福感是伴随创业过程产生的，不一定要有清晰的缘由（冯镜铭和刘善仕，2018）。从构成上来看，创业幸福感由认知判断和情感体验两种成分组成（Shir，2015），态度则由认知、情感（affect）和行为三种成分组成（Breckler，1984）。因此，创业幸福感实际上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一种态度。

情绪是个体针对人或物产生的一种强烈情感（Ashkanasy等，2002；Beedie等，2005）。从定义上来看，情绪是一种不连续的强烈情感状态（Van Knippenberg等，2010；冯镜铭和刘善仕，2018），有相对清晰的缘由（直接受到人、物或事刺激产生）、起点和终点（冯镜铭和刘善仕，2018）；而创业幸福感是一种可持续的，没有清晰起因的心理学概念。从结构上来看，情绪包含积极情绪（如快乐）和消极情绪（如愤怒、害怕、悲伤、厌恶）两种类型（Ashkanasy等，2002；Cropanzano等，2003；Ashton-James等，2006），而创业幸福感则包含创业过程中的主观幸福感（含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种。从持续时间上来看，情绪只持续一段比较短暂的时间（Van Knippenberg等，2010；冯镜铭和刘善仕，2018），通常指的是个体此刻或者此段时间的情感状态；而创业幸福感则包含长期幸福感（Uy等，2013），可以持续存在于整个创业过程中。因此，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情绪实际上是构成创业幸福感的一个方面。

创业激情（entrepreneurial passion）是与创业幸福感概念相近的另一个创业领域的变量。创业激情是一种与创业活动相关的、持续的、可获得的、非常积极和强烈的情感体验（Cardon等，2009；Shir，2015）。从定义上来看，创业激情和创业幸福感都是和创业活动相关的情感体验。但创业激情的情感体验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持续的、强烈的情感表现，而创业幸福感的情感体验是一种广泛的（包含创业领域与非创业领域引起的情感体验）、平衡的（包含短期和长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情感表现（Shir，2015）。从构成来看，创业激情和创业幸福感都包含两个方面。创业激情包含非常积极的情感（intense positive feelings）和身份认同（identity centrality）两个方面（Cardon等，2009，2013），创业幸福感包含情感体验（如积极情感）和认知判断（如满意度）两个方面（Shir，2015）。此外，创业激情和创业幸福感都包含三个维度。但创业幸福感从当前状态、自己和他人三个角度划分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Diener，1984；Ryff，1989；Keyes，1998），而创业激情基于创业者三种身份划分为创新的激情、创建的激情和发展的激情（谢雅萍和陈小燕，2014）。

（三）创业幸福感的度量

过往研究较多用“满意度”来测量创业幸福感。例如Parasuraman等（1996）用职业满意度（career satisfaction）、家庭满意度（family satisfaction）和生活压力（life stress）三个方面测量创业幸福感。职业满意度是指创业者对当前职业成功的满意程度；家庭满意度是指创业者对当前家庭状况（如配偶对家庭付出情况、自己在家中的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生活压力是指创业者对生活压力源的心理反应状态。Aguilar等（2013）通过创业者对生活、收入以及工作的满意度测量创业幸福感。Sevä等（2016）从工作的自主性、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对整体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和家庭—生活满意度（对家庭、工作责任平衡情况的满意程度）四个方面测量创业幸福感。

近几年，学者开始尝试从主观、心理和社会三个角度测量创业幸福感。例如Drnovsek等（2010）从工作对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影响两个方面测量创业幸福感，并采用六个条目来分别测量这两个方面。其中，个人生活有关的指标包括：（1）与朋友的人际关系；（2）周末、假期和社交生活；（3）健康和安全；（4）个人发展。与家庭生活有关的指标包括：（5）在家时的身心状态；（6）参与家庭活动的情况。Hahn等（2012）从享乐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和意义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两个方面测量创业幸福感，享乐幸福感是由于获取快乐和规避痛苦而产生的幸福感，意义幸福感是由于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而产生的幸福感。他们分别使用生活满意度测量享乐幸福感，用活力测量意义幸福感。魏江和权予衡（2014）认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在概念内涵上是互相独立的，在心理体验上也是互相分离的，但会互相影响。因此，他们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度量创业幸福感。Zhang等（2016）从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和心理幸福感三个方面开发了创业幸福感的量表，包含12个条目，其中生活满意度主要测量创业者和家人、朋友间的生活质量；工作满意度主要测量创业者对创业进程的满意程度；心理幸福感主要测量创业者的心理状态，例如压力、挫折和预期等。Dijkhuizen等（2016）从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精疲力竭和工作狂四个方面测量创业幸福感。工作投入是指个体对工作的认同、对工作充满激情的状态；精疲力竭是指由于过量的工作需求导致物质和精神资源被大量消耗的状态；工作狂是过度工作并强迫工作的状态。工作投入和工作狂是两个独立的构念，工作狂是工作过度（working excessively）和工作强迫（working compulsively）的组合，而工作投入的个体从不强迫自己工作，并且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

三、创业幸福感的前因变量

既有关于创业幸福感前因变量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条逻辑线展开：（1）基于差异理论（discrepancy theory），探索“创业需求满足（如实现创业目标）或不满足（如创业失败）”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该条逻辑线的相关研究按照“创业预期的满足”“创业预期的不满足（如创业失败）”以及“创业预期的影响因素（如人力资本）”这三个角度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依次按时间顺序展开探索；（2）从工作特征入手，探索工作特征相关因素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以上两条逻辑线，本文将创业幸福感前因变量划分为创业者个体特征与动机因素（如创业动机）、社会网络因素（如家庭—工作冲突）以及工作特征（如创业异质性）因素。

（一）个体特征与动机

1. 个性与情感

Berglund（2014）探索了个性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发现：（1）与雇员相比，创业者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两者工作满意度的差异尤其显著；（2）情绪稳定性提高了创业者和雇员的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其正向影响程度在创业者和雇员间有显著差异；（3）责任心提高了创业者的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却对雇员的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4）随和性提高了创业者的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却对雇员的工作满意度无显著影响；（5）与雇员相比，外倾性对创业者工作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程度在创业者和雇员间无显著差异；（6）经验开放性对创业者和雇员的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影响。

除了个性以外，情感特质和情感波动也可能影响创业幸福感。例如Delgado-García等（2012）发现积极情感特质（affective trait）使创业者乐观评估当下，提高了创业者对企业绩效的满意度。在Delgado-García等（2012）之后，Uy等（2017）还发现较高的情感波动（affect spin）意味着创业者的情感系统较为敏感，致使创业者经历较多积极和消极情绪的波动。这导致创业者消耗较多的心理资源调整情绪、处理情感信息，因此给创业者带来更多疲劳感，降低了心理幸福感。除此之外，自我差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提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异会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基于此，Dawson（2017）发现：（1）（对经济收入和创业能力）乐观的创业者会高估创业前景，拉大预期创业绩效和实际创业绩效的差距，降低创业者对收入的满意度；（2）与雇员相比，创业者的乐观对收入满意度的负面作用更强。

2.创业需求

差异理论（discrepancy theory）认为，个体的满意度取决于实际结果与预先标准（如预期、目标等）的差异（Diener，1984；Michalos，1985，1986；Shir，2015）。根据差异理论，创业者设定的创业目标越高，越难对创业结果满意，也越难感受幸福。Cooper和Artz（1995）检验了创业者的创业目标（包括经济与非经济目标）、创业者对企业的预期（成功的概率）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性别差异。他们提出三个假设：（1）与（仅仅）设定经济型创业目标（如金钱收益）的创业者相比，设定了非经济型创业目标（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创业者对企业绩效有更高的满意度；（2）与有较低创业成功预期的创业者相比，有较高企业成功预期的创业者有更低的满意度；（3）相对于男性，女性创业者由于社会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对创业成功有较低的预期，因而可能对企业绩效有更高的满意度。研究结果证明了假设（1）和假设（3），却发现有较高企业成功预期的创业者反而有更高的满意度。

尽管Cooper和Artz（1995）的研究对差异理论预测的“预期越高，越不幸福”提出了挑战，但总体而言，多数研究都支持“预期越低，越幸福”的观点。进一步，对于几乎没有预期的创业者而言，创业活动的任何收益都可以成为幸福感的来源。例如Rahman等（2016）以社会底层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发现：（1）创业的财务绩效（如利润、销售额等）可以满足创业者的基本生活需求，改善创业者的财务状况，提高了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即财富带来幸福；（2）创业的非经济绩效（如顾客的信任、对社会的贡献、他人的尊重等）也可以提高主观幸福感。

如果创业以失败告终，是不是意味着创业者预期全部落空，因此毫无幸福可言呢？Zhang等（2016）就发现创业失败会使创业者承担财务损失和情感压力（如背负个人债务、损失信用、损失工作伙伴、降低风险倾向及自我效能），因此会降低创业者的总体幸福感，总体幸福感包含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幸福感。然而，答案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观察到很多挣扎于存亡边缘的企业的创业者，一旦宣告创业失败，往往有了如“安乐死”般的解脱。自我决定理论（Deci和Ryan，1980，2000）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差异理论的补充性解释。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对自主、胜任和归属三种需求的满足。Shepherd和Cardon（2009）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提出假设，如果项目在失败之前能够满足创业者对自主、胜任和归属的需求，一旦失败，会使创业者对自主、胜任和归属的需求落空，这无疑将使创业者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心理落差越大，创业失败给个体带来失望、压力等负面情绪的水平就越高，幸福感就越低。但另一方面，如果创业项目在失败之前无法满足创业者对自主、胜任、归属的需求，一旦失败，也不会给创业者带来什么负面情绪。

3.人力资本与动机

先前研究主要从“创业需求是否满足”入手，直接探索了创业预期、创业目标等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2012年开始，学者们开始从“创业需求的影响因素”角度切入，探索这些因素对创业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例如，Carree和Verheul（2012）发现人力资本可以使创业者产生不同的创业需求，直接影响创业幸福感。研究结果表明：（1）高水平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如教育）会使创业者过度自信、对创业收入产生较高预期，降低创业者的收入满意度；（2）高水平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如创业经验）可以促进创业者客观评估个人能力、制定切实的企业目标，降低创业者预期与实际收入的差距，提高创业者对收入的满意度。

另外，学者还发现创业动机可以反映创业者的不同创业需求，直接影响创业幸福感。Carree和Verheul（2012）直接探索了创业动机对创业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心理负担满意度和闲暇时间满意度）的影响，发现：（1）高水平的内部创业动机（如享受创业挑战、希望成为老板）会降低创业者的心理压力，提高创业者的心理负担满意度，对收入满意度和闲暇时间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2）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创业动机提高了收入、心理负担和闲暇时间的满意度。

Binder和Coad（2013）根据创业动机将创业者区分为生存型创业者（necessity entrepreneur）和机会型创业者（opportunity entrepreneur），发现机会型创业者比雇员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而生存型创业者的生活满意度与雇员无显著差异。除此之外，Sevä等（2016）还发现与其他创业者相比，生存型创业者有更低的生活满意度。

（二）社会网络

从社会网络来说，创业者的家庭关系（家庭—工作冲突）和工作关系（创业导师指导、私有企业支持）都会影响创业幸福感。从家庭关系来看，Parasuraman等（1996）探索家庭—工作冲突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家庭—工作冲突是指家庭的需求与压力干扰了创业者工作责任的履行（Greenhaus和Beutell，1985）。研究发现创业者经历的家庭—工作冲突会降低创业者的工作满意度。这项研究表明家庭关系也是影响创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从创业者的工作关系来看，创业网络中创业导师的指导质量和私有企业的支持可以影响创业幸福感。Liu和Song（2015）发现在创业过程中，创业导师的指导质量（导师特点、指导技能以及服务技能）可以提高青年创业者对创业导师的满意度。其中，导师特点主要包含资源供给、困难解决以及心理支持等；指导技能包含创业知识、管理技能以及创业指导经验等；服务技能包含对被培训者的关心、沟通技能、演讲技能、影响能力等。除此之外，Rahman等（2016）发现，来自私有企业的培训支持，既可以为社会底层的创业者带来技术、组织基础设施等有形资源，又可以帮助创业者提高管理技能、丰富创业知识，提高企业成功（财务业绩和非财务业绩）的可能，因此提高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来自私有企业的信息支持会抑制企业成功，进而降低主观幸福感。Rahman等（2016）认为这可能由于市场信息的更新速度过快，而私有企业提供的信息存在滞后性，这导致来自私有企业的信息支持不但没有成为社会底层创业者推动创业活动的资产，反而成为累赘。

（三）工作特征

第一，根据工作特征模型，自主性、任务多样性、任务完整性及工作反馈性是工作的四种主要特征（Hackman和Lawle，1971），Schjoedt（2009）发现，这些工作特征是影响创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具体为，Schjoedt（2009）检验了工作特征是如何影响创业者的工作满意度的，以及创业者和管理者的工作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和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1）自主性、任务多样性和反馈性均提高了创业者的工作满意度。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任务完整性对创业者和管理者的工作满意度均没有显著影响。Schjoedt甚至大胆推测，任务完整性可能不是创业者和管理者的工作特征，因为无论创业者还是管理者都需要同时参与多项工作，他们往往采取授权的方式将任务交给其他员工负责，因此都无法经历完整的工作过程。（2）创业者的工作满意度高于管理者的工作满意度。（3）与管理者相比，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会经历更多的自主性、任务多样性和反馈性。（4）在创业者和管理者间，自主性、任务多样性、反馈性对工作满意度正向影响的程度不同。Schjoedt的研究部分回答了“尽管压力重重，创业者为何仍‘享受’创业过程”这一问题。

第二，创业是一个极具异质性的活动。从创业异质性入手，Aguilar等（2013）发现参与不同创业类型的创业者，自雇的专家（如律师、工程师）、企业所有者、自雇的农场主和渔民、无证商贩（如街头小摊贩、擦鞋工），处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地位，会经历不同的工作和收入风险，具有不同水平的工作、生活以及收入满意度。

第三，创业者如何应对压力等创业的“阴暗面”会影响创业幸福感。具体地，创业者在个人收入、创业结果等方面都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通常给创业者带来较大的压力。除了结果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工作压力，创业者还要付出大量的工作时间，承受过多的家庭压力（Volery和Pullich，2010；Uy等，2013）。与非创业者相比，创业者能否有效处理创业压力会直接影响创业幸福感水平（Drnovsek等，2010）。Drnovsek等（2010）使用压力处理策略理论，探索了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前者是指创业者面临压力时采用基于认知的行为反应，包括针对问题提出方案、评估方案以及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等行为，后者是指创业者面对压力时采用基于情绪调节的行为反应，包括远离压力源、最小化负面情绪反应等行为。Drnovsek等（2010）发现，问题应对策略可以使创业者合理安排各项活动的优先级，降低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提高创业者的幸福感，而情绪应对策略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Uy等（2013）将心理幸福感划分为瞬时心理幸福感和长期心理幸福感，并探索了积极应对（positive coping）和逃避应对这两种压力应对策略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前者类似Drnovsek等（2010）检验的问题应对，指个体处理问题改变当前压力状态的策略，后者类似Drnovsek等（2010）检验的情绪应对策略，指个体短暂逃离当前压力环境以调整个人情绪的策略。他们发现兼用两种处理策略（积极应对×逃避应对）可以促进长期心理幸福感，但对瞬时心理幸福感没有影响，例如创业者可以先采用逃避应对暂时调整情绪，一段时间之后，创业者再采用积极应对直接解决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应对和逃避应对的联合效应需要一定时间方可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创业失败也会给创业者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创业幸福感。Shepherd和Cardon（2009）从自我调节角度入手提出自我怜悯可以减少创业失败产生的负面情绪。自我怜悯包含自我友善、共同人性和正念三个维度（Neff，2003）。自我友善是指个体关心和理解自己的倾向，可以降低失败后创业者的自我批评，降低项目失败产生的负面情绪；共同人性是指对“人无完人”的接纳，创业者能认识到所有的人都会失败、犯错，因此可以帮助创业者保持自尊，减少自我批评，降低项目失败产生的负面情绪；正念是指个体以平衡的方式感知“当下”，指既不忽视也不过度强调不如意的倾向，也可以使创业者有效平衡自己的情绪，减少自我批评，降低项目失败产生的负面情绪。

综上，创业幸福感前因变量主要局限于创业者的特征（如个性）与动机、工作特征等。实际上，创业的“过程效应”以及非创业领域的变量（如休闲娱乐）也会对创业幸福感产生影响。过程效应强调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不仅看重结果，同时看重结果的实现条件和过程（Aguilar等，2013；Binder和Coad，2013），例如，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虽然创业失败，但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获得了社会认可、个人能力提升、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等，这些都可以降低甚至抵消创业失败给创业者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有研究已经考虑到创业过程中的自主性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Schjoedt，2009），但聚焦于工作特征方面的研究依然无法充分表明创业“过程效应”对创业幸福感的重要影响。此外，过往研究多从创业活动等工作领域入手，探索创业幸福感的前因变量。但创业也会影响其他领域或受其他领域影响，如家庭、娱乐（Parasuraman等，1996；Aldrich和Cliff，2003）。例如，创业过程中家人与朋友的支持会为创业者提供较多的情感资源（Parasuraman等，1996），增加创业者的自信，提高创业幸福感；再如，虽然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很艰辛，但适度的闲暇娱乐可以帮助创业者调节情绪，进而影响创业幸福感。

四、创业幸福感形成机制的情境因素

既有研究主要从创业者和创业环境两个角度探索了前因变量和创业幸福感关系的调节变量，创业者角度主要包含目标导向、自我效能、创业经验等个体特征，创业环境主要包含资金、政策、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等。

（一）个体特征

创业者的目标导向、自我效能、创业经验等创业特征可以影响创业幸福感的形成机制。首先，基于目标导向理论（goal orientation theory）（Vandewalle，1997；Kaplan和Maehr，2007），Uy等（2017）发现目标导向调节了情感波动与创业幸福感的关系。在创业过程中，目标导向可以影响创业者对注意力、努力等资源的分配，影响创业者对积极或消极创业事件的“接触”程度，从而影响情感波动对心理幸福感的作用。他们将目标导向区分为绩效趋近目标导向（performance-approach goal orientation）、绩效回避目标导向（performance-avoid goal orientation）和学习目标导向（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绩效趋近目标导向是指个体获得赞许性评价的动机，绩效回避目标导向指个体回避消极社会评价的动机（Elliot和Harackiewicz，1996）；学习目标导向指个体获取新技能、掌握新形势来提高个人能力的动机（Dweck，1986；Vandewalle，1997）。Uy等（2017）研究发现：（1）绩效趋近目标导向的创业者更关注如何才能成功以及社会对自己能力的认可，多采用已被检测过的利用式战略，较少采用高风险性的探索式战略，因此较少消耗心理资源调节情绪，这弱化了情感波动对心理幸福感的负面作用；（2）学习目标导向的创业者多采用有挑战性的探索式战略，消耗更多心理资源调节情绪，这加强了情感波动对心理幸福感的负面作用；（3）绩效回避目标导向对情感波动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

其次，创业自我效能会调节即兴发挥与创业幸福感的关系。创业自我效能是指创业者对自己成功执行某项任务能力的信心。即兴发挥是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常采用的一种行为，是指临时组合各类行为并即时执行，以此获得创造性结果的行为，一般发生于问题突然出现且无可用的解决方案时（Hmieleski和Corbett，2008；Moorman和Miner，1998）。Hmieleski和Corbett（2008）认为即兴发挥是创业者心理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可能会降低创业幸福感。他们提出创业自我效能可以缓解即兴发挥产生的心理压力，降低即兴发挥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作用。研究却发现创业自我效能较高的创业者，在实施即兴发挥时，工作满意度反而会随之降低。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非但无法缓解由即兴发挥产生的心理压力的负面影响，还会驱动创业者承担更多的挑战，从而给创业者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降低工作满意度。

最后，创业经验是“压力应对策略—创业幸福感”关系的情境因素。Uy等（2013）发现先前创业经验可以缓解逃避应对给创业者带来的愧疚与不安，使创业者明确临时逃离当下压力情境对自己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提高逃避应对的有效性，促进瞬时心理幸福感，却无法提高长期幸福感。他们还发现先前创业经验对积极应对和（瞬时与长期）心理幸福感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

（二）创业环境

创业环境会影响创业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是“创业失败次数—创业幸福感”关系的情境因素。创业者常采用不同的归因机制解释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所经历的事件（Kelley和Michela，1980；Weiner，1985）。过往关于归因理论的研究显示，个体常选择将失败归咎于环境因素而非个人能力等内在因素（Zhang等，2016）。因此，Zhang等（2016）基于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发现当企业外部的环境比较恶劣、企业极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时，个人会将失败更多归咎于外部环境；当企业处于支持性的外部环境（资金充分、政策支持、市场环境自由、基础设施良好等）时，创业者无法将失败责任推卸于外部环境恶劣，这会促使创业者进行更多理性思考与自我反思，并最终将创业失败责任归因于能力不足等个人内在因素。这种内部归因会加强创业失败对创业者自尊的伤害、促使创业者更加注重现实而不愿承担风险、承受更多因失败带来的“关系破裂”，降低创业者的心理幸福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换言之，Zhang等（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支持性创业环境会加强创业失败次数对总体幸福感的负面作用。

综上，创业幸福感形成机制的情境因素主要局限于创业者的特征（如创业自我效能、先前创业经验），还没有关注到创业机会的性质、企业发展的阶段。尽管有研究考虑到机会性质可能造成的影响，例如Uy等（2017）区分探索、利用两类战略（可以表征机会的风险程度）来解释情绪波动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但并没有直接检验。此外，虽然Zhang（2016）探索了支持性创业环境对创业失败次数与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但研究聚焦于创业失败后创业者的体验，没有探索环境在创业过程中的影响。

五、创业幸福感的结果变量及作用条件

创业者有了幸福感会有哪些个体或企业价值？关于创业幸福感结果变量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探索，少量也关注到组织层面的变量。个体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感知（如风险感知）、偏好（如风险偏好）、行为（如主动性、从失败中学习）和态度（如对创业导师的忠诚度）等；组织层面的变量主要涉及组织绩效、组织创新等。

（一）创业幸福感的结果变量

1. 个体层面

第一，根据评价倾向框架（appraisal tendency framework），情绪可以影响个体的认知和对环境的评估（Smith和Ellsworth，1985；Ellsworth和Smith，1988）。因此，Foo（2011）探索了创业者的情绪对创业机会评估（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的影响。Foo（2011）将情绪区分为特质情绪（trait emotion）和状态情绪（state emotion），前者是指一种长期稳定的情绪倾向，后者是指由事件所引起的短期情绪体验。研究发现：（1）相对于状态恐惧（fear-induced）、状态希望（hope-induced），经历状态愤怒（anger-induced）和状态快乐（happiness-induced）这两种状态情绪的创业者会感知创业结果更为确定、多由个人所控制（内控型）；（2）特质愤怒（trait anger）和特质快乐（trait happiness）（如乐天派）两类反映长期情绪倾向的特质情绪则降低了创业者的风险感知，提高了创业者对高不确定性的偏好。尽管幸福感不等于特质情绪或状态情绪，但会左右创业者的情绪状态，因此这项研究暗示了幸福感可能会影响创业者对风险（不确定性）的偏好。

第二，创业幸福感会影响创业者的主动性。Hahn等（2012）分别探索了享乐幸福感和意义幸福感对创业者主动性的影响。根据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人的瞬时思维，并建立持续的智力、物质和社会资源。据此，Hahn等（2012）预测享乐幸福感通过建立心理资源，提高创业者的主动性。除此之外，他们还从自我调节角度入手，提出意义幸福感是创业者的一种自我调节的精力资源，高水平的意义幸福感意味着创业者可以投入充足的精力去发现问题、识别机会、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持续行动，因此提高了创业者的主动性。研究发现意义幸福感提高了创业者的主动性，但享乐幸福感对主动性并无影响。

第三，创业幸福感会影响创业者的态度。Liu和Song（2015）发现对创业导师的满意度减少了创业者对创业导师的负面宣传和当面抱怨，提高了对创业导师的忠诚度。

2. 组织层面

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Baron和Tang，2011），创业者的个人心理特征、个人特质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创业者自身和企业员工的行为，甚至是企业的文化氛围，最终影响企业成功（Baum和Maryland，2004）。根据高阶理论，创业者的心理特征（例如情感体验、认知、价值观）可以影响创业者的信息搜索等行为，进而影响组织结果（例如绩效）（Hambrick和Mason，1984；Hambrick，2007）。回顾过往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我们发现创业幸福感作为一种创业者重要的心理特征，确实影响着企业的成功（例如企业绩效、企业创新）（Baron和Tang，2011；Dijkhuizen等，2016）。从组织绩效来看，Dijkhuizen等（2016）探索了四类情感幸福感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包含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精疲力竭和工作狂（包含工作过度和工作强迫）。情感幸福感主要指个体的情感体验（Van Katwyk等，2000；Diener等，2003），类似于Foo（2011）研究的状态情绪（state emotion）。为了解答“单一类型情感幸福感或者不同情感幸福感的组合提高不同企业绩效的效果差异”，Dijkhuizen等（2016）将企业绩效分为营业额、利润和员工人数。研究发现：（1）工作过度提高了营业额，是营业额最好的预测因子；工作满意度提高了利润和营业额，是利润最好的预测因子；任何类型的幸福感都无法增加员工数量；（2）与其他组合相比，具有高水平过度工作和工作投入的创业者是最成功的创业者，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营业额和利润；（3）工作强迫和其他任意一种情感幸福感的组合，都无法实现较高的企业绩效。从组织创新来看，Baron和Tang（2011）发现积极情感（如快乐，Lyubomirsky等，2005）可以提高个体的认知范畴，更多尝试寻找“远亲”事物的联系，提高创业者的创造力。富有创造力的创业者会产生新“点子”、帮助企业塑造注重创新的组织文化，最终提高组织创新。

综上，对创业幸福感结果变量的研究基于“情绪影响个体认知和行为”展开，结果变量局限于创业者的认知（如风险感知）和行为（如主动性），还没有关注到创业决策、组织战略。虽然Foo（2011）探索了创业幸福感对风险偏好的影响，但没有接着探索对创业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差异理论，较高的创业幸福感意味着创业结果和创业者的预期、目标等标准一致，甚至高于最初标准（Diener，1984），这为创业者提供了关于个人能力等方面的认知信息。这些信息充当了创业者未来决策的重要参考标准，可以影响创业者的动机以及目标的设定（Gollwitzer和Oettingen，2007），帮助创业者进行创业决策（Shir，2015）。此外，虽然Dijkhuizen等（2016）考虑到创业幸福感可能会影响企业层面变量（组织绩效），探索了四类情感幸福感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但并没有解释其中的作用机制。根据高阶理论，创业幸福感可以反映创业者的认知和情绪，影响组织的战略（Hambrick和Mason，1984；Hambrick，2007），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二）创业幸福感发挥作用的条件

创业者的自我怜悯会影响创业幸福感的作用效果。Shepherd和Cardon（2009）指出创业失败产生的负面情绪会影响创业者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创业者过度聚焦于情绪信息而忽视其他信息，干扰从失败中学习。他们从情绪调节角度入手，试图回答“为何有的创业者可以克服负面情绪对从失败中学习的干扰”。具体来说，他们提出：（1）自我友善可以防止创业者陷入负面情绪无法自拔，使创业者意识到并理智分析自己的弱点和错误，降低负面情绪对创业者自我反思的干扰，弱化创业失败产生的负面情绪对从失败中学习的负面作用；（2）共同人性使创业者认识到所有人都会失败，创业者愿意和其他团队成员讨论失败原因和解决方案而非陷入负面情绪无法自拔，加强创业者对失败的评估，驱动创业者寻找创业失败的根源，弱化创业失败产生的负面情绪对从失败中学习的负面作用；（3）正念可以降低创业者对负面情绪的过度关注，降低负面情绪对个体信息处理能力的削弱作用，帮助创业者保持对失败事件的关注并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弱化创业失败产生的负面情绪对从失败中学习的负面作用。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创业幸福感不仅部分解释了“尽管多数创业以失败告终，但创业者仍前赴后继”的现象，还为我们理解“除财务受益和心智成长，创业还可以为创业者带来哪些受益或体验”提供了新的视角。近几年，虽然学界对创业幸福感的前因、结果变量等做了初步探索，但仍存在很多局限。通过回顾创业幸福感的相关文献，本文总结出了创业幸福感研究现状，如图1所示。具体为，学界过往主要从个体特征与动机、社会网络和工作特征三个方面开展创业幸福感前因变量的研究，从个体特征以及创业环境两个方面探索创业幸福感形成机制的情境因素，从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两个层面开展创业幸福感结果变量的研究，从自我怜悯的角度探索创业幸福感的作用条件。基于创业幸福感的研究现状，本文分析出了既有创业幸福感研究的研究局限，并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创业幸福感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明确界定不同情境下创业幸福感的定义和内涵，并开发创业幸福感的量表

既有研究对创业幸福感的界定非常模糊，多继承组织行为学的传统，从“满意度”“情绪”角度界定、操作创业幸福感（Shepherd和Cardon，2009；Carree和Verheul，2012；Delgado-García等，2012）。我们基于过往研究（Keyes，1998；Ryan和Deci，2001；魏江和权予衡，2014）提出，创业幸福感是一个多维构念，除了满意度、情绪，还可能包括自我价值实现、社会贡献等方面。未来研究应认识到创业活动的“异质性”，类似马云对幸福感的理解，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创业不同阶段的创业者对幸福感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未来研究应明确不同研究情境下创业幸福感的定义和内涵，并开发有针对性的量表。此外，过往大部分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法测量创业幸福感（Drnovsek等，2010；Hahn等，2012；Dijkhuizen等，2016），我们认为对瞬时创业幸福感等概念的研究，仅采用问卷调查法会存在较大的主观偏见和时滞性，未来可以借鉴神经心理学（Pelowski等，2016；Liu等，2017）等技术细致检验创业幸福感形成机制。

（二）从创业类型、创业环节等角度继续拓展创业幸福感的研究情境

1. 既有研究较少在不同所有制结构、女性创业、社会创业、非正规创业等其他情境探索创业幸福感的产生以及作用机制。创业活动具有相当程度的异质性，不同的创业情境可能会对创业者获取幸福感的规律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为学者提出普适性理论提出挑战，但也会给创业幸福感研究带来新的洞见。以企业所有制结构为例，企业可以按照所有制结构划分为公有制企业（如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如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私有制企业）（Boardman和Vining，1989；White，2000；Boot等，2006；Filatotchev等，2008）。具体来说，在中国情境下，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会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特征（姜付秀等，2014），这种差异会引起企业运营和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国有企业受到严格的社会监督（姜付秀等，2014），这使得国有企业的创业者能获得较好的工作福利，但是也造成了各项创业活动限制较多的问题（Boot等，2006），使得创业者无法享受充分的决策自由等。因此，国有企业中的创业幸福感可能更多来源于“是否能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而非来源于外部薪酬等因素”；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常会面临更多的创业挑战（罗党论和黄琼宇，2008；潘镇等，2008），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据此，我们推断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的创业幸福感可能更多来自于“是否能有效应对各项工作压力”。以女性创业为例，与男性创业者相比，女性创业者在承担创业者这一角色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照顾家人的责任（Greenhaus和Beutell，1985；Parasuraman等，1996）。因此在女性创业情境下，工作—家庭关系可能是影响创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以社会创业为例，社会创业者的幸福感可能更多来自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或对社会需求的满足（Mair和Martí，2006；Peredo和McLean，2006），以及社会成员或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反馈，这和强调商业属性的创业活动是有区别的，后者的幸福感较多来自于经济利益而较少来自于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问题（Mair和Martí，2006）。

2. 既有关于创业幸福感的研究多集中于创业过程中创业动机的形成（Carree和Verheul，2012）、资源获取（Liu和Song，2015）、创业企业成长（Drnovsek等，2010）以及创业回报（Rahman等，2016）等阶段，但对于创业团队的组建、创业机会识别、创业失败等环节缺乏关注。根据蒂蒙斯模型，机会、资源和创业团队是任何创业活动不可缺失的。在组建创业团队时，团队成员的观点一致性、任务冲突等可能会影响创业幸福感，同时创业幸福感也可能会避免“创始人出走”。再如，失败通常会给创业者带来财务损失和负面情绪（于晓宇等，2013），但仍有创业者表示他们从创业失败中获得了自身的成长，并感受到幸福。因此，创业者如何从创业失败中体验幸福以及幸福感是否会影响后续创业意向及各类决策值得未来研究深入探索。

（三）继续丰富创业幸福感形成机制的研究，探索创业幸福感形成机制的“非对称性”

1. 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差异理论，探索了创业者预期、预期的影响变量等对创业幸福感的作用（如Cooper和Artz，1995；Carree和Verheul，2012）。多数研究都支持“预期越低，越幸福”的观点，但是Cooper和Artz（1995）的研究对差异理论预测的“预期越高，越不幸福”提出了挑战。类似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two-factor theory），“幸福”的对立面可能是“没有幸福”，而“不幸福”的对立面可能是“没有不幸福”。未来研究应该继续探索“高预期”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尝试探索是否有些因素可以带来幸福，而有些因素只能带来“没有不幸福”。

2. 在探索创业幸福感形成机制“非对称性”的同时，应关注创业者不同预期、标准的来源。例如，借鉴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Carrell和Dittrich，1978），当创业者感受到自己所得与付出的比率与其他具备相似能力的创业者的比率不等同时（不公平），创业者可能会设定较高预期（自己所得/付出>他人所得/付出）或较低预期（自己所得/付出<他人所得/付出）。

3. 未来研究应分类探索创业幸福感的形成机制。例如，根据2001年的全球创业观察（GEM），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体现了不同的创业动机，前者的幸福感可能更多来自于财富的增加（Rahman等，2016），而后者的幸福感可能更多来自“猜中了”“赌对了”“干成了”的积极体验。除此之外，卓越的绩效必然是幸福感的来源（Rahman等，2016）。但根据顺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y），随着时间的推移，好事和坏事给个体带来的幸福和痛苦都会逐渐消失，因为个体已经逐渐适用这种生活状态（Brickman等，1978；Diener，1984）。长期创业幸福感（持续时间超过3个月）和瞬时/短期创业幸福感的形成机制也必然存在差异（Uy等，2013）。

4. 未来研究可以从创业生态系统的视角探索创业幸福感的形成机制及创业幸福感在创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在创业生态系统中，创业各主体嵌入到网络中，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但可以降低创业壁垒和失败率（蔡莉等，2016），还可进一步提升创业幸福感。根据社会身份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Tajfel和Turner，1986），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也可意识到作为群体成员的积极情感和价值（Huyghe等，2016；Sieger等，2016）。因此，创业生态系统内各类主体对未来目标、身份等的高度认同，可能会影响创业幸福感，而创业幸福感会激励各主体采取积极的创业行为，影响整个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与迁跃。

5. 从社会学视角探索创业幸福感形成的动态机制。创业者嵌入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中（Aldrich和Zimmer，1986；Keyes，1998），并从中获取物质、情感等资源（Aldrich和Zimmer，1986；单标安等，2011），因此，创业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社会关系的结构、网络成员的行为都可能影响创业幸福感的多寡。中国是一个面子社会，创业幸福感可能部分取决于社会成员、网络成员的看法和行为反应。例如，创业者屡创屡败，但被其他人鼓励，因此会有较低的负面情绪甚至可能会感到幸福；与之相对，有些创业者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和利益相关者的不欢而散，可能会降低创业幸福感。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检验社会关系网络特征（例如网络强度、网络中心度、网络成员互动性）对创业幸福感的动态影响机制。

（四）探索实现创业幸福感和创业经济绩效平衡或兼得的策略与条件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谚语暗示成功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Hmieleski和Corbett（2008）发现高自我效能的创业者采用即兴发挥提高了企业绩效，但却降低了创业幸福感。这项研究暗示高自我效能的创业者必须在绩效和幸福感之间做出取舍或者平衡。现实中，既有很多事业成功的创业者在痛苦中煎熬挣扎，但也有创业者成为事业和幸福双丰收的“人生赢家”。借助双元理论（ambidexterity theory）检验创业幸福感和创业绩效平衡甚或兼得的策略和条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① 资料来源：爱奇艺http://www.iqiyi.com/v_19rrjvof30.html。

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创业过程中的幸福感，区别于组织行为、社会心理等其他领域研究的幸福感，为了行文简洁，我们将创业过程中的幸福感简写为“创业幸福感”。值得注意的是，创业幸福感并不完全来源于与创业有关的活动，也包括了在创业过程中发生但与创业无关的活动。

③ 包括ScienceDirect、Springer、Jstor、Web of Science、Emerald 、Wiley等外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