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成本费用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叠加全球贸易格局深刻调整与不确定性持续攀升的双重挑战，我国适时提出优化资源配置以更好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资源配置的表现形式在于企业成本决策（胡华夏等，2017），资源配置活动的现实结果体现为成本粘性。成本粘性是指业务量与成本间的非对称变动，意味着资源投入“易增难减”，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成本粘性是制约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现实障碍。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手段。一套设计完善、运行有效的外部监管制度既能强化对公司财务报告合规性与合法性的审查，又可弥补企业内部治理的不足，从而缓解现有成本粘性的程度。现有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劳动保护条款（Banker等，2013；刘媛媛和刘斌，2014）、政府补助（南晓莉和张敏，2018）、产业政策（洪荭等，2021）、瘦身健体改革（程博等，2023）等降本增效政策措施会对企业成本粘性产生影响。然而，缓解企业成本粘性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边界。因此，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企业成本粘性问题需要持续优化制度环境与营商环境才能逐步化解。作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财会监督必然会影响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本文聚焦政府财会监督的治理效能能否及如何转化为推动企业成长的内生动力，从而改善企业成本决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财会监督覆盖企业经营业绩评估、财务合规性审查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监控等核心领域，可构建从资金源头到使用终端的全流程监管链条，持续生成全面的经济活动信息以保障会计准则贯彻施行，有效维护财经法规严肃性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近年来，财政部紧扣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政策目标持续推进财会监督工作。例如，先后针对钢铁煤炭类“去产能”政策重点调控行业、互联网新兴产业、部分金融企业等突出领域开展会计监督检查，就零售行业成本构成、利润水平以及治理通胀等开展专题调研，通过检查纠治会计信息“失真”，推动相关产业综合整治，并以问题为导向促进监督成果向治理效能转化，保障资源有效配置，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政府财会监督具有治理导向功能，能在宏观层面调节资源流动方向、实现优化配置，在微观层面引导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影响企业成本行为。

本文以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作为准自然实验，旨在打开政府财会监督的“黑箱”，探究其影响企业成本粘性的具体机制。本文选取2008—2023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财会监督能够降低企业成本粘性，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管理层乐观预期两条路径实现。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一影响在整改态度积极、披露具体违规数额、非国有以及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本文为企业优化成本决策行为提供了理论参考与事实依据。现有文献大多从公司特征（刘武，2006；梁上坤和姜艳峰，2023）、内外部治理（Calleja等，2006；Chen等，2008）、宏观经济环境（杨国超等，2021）等视角考察企业成本粘性的变化。本文立足宏观政策层面，基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探究了政府财会监督作为制度性力量对企业成本刚性的化解作用。这既拓展了企业成本粘性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通过制度适应优化成本结构提供了现实路径。

第二，本文为政府部门提升财会监督治理效果提供了参考。现有会计信息监管的效果检验大多集中在审计监督、证券部门监管等领域，主要关注其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柳光强和王迪，2021）、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滕飞等，2022）等方面的影响。本文以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政府财会监督能够优化企业成本决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验证了其治理效应的积极作用。这为政府引导企业合理配置资源、规范市场行为提供了新依据，有助于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与监管职能，促进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本文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明晰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具体路径。本文研究发现，政府财会监督通过发挥揭露、治理、威慑以及溢出等多重效应，从抑制管理层乐观预期和降低代理成本两个方面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本文系统揭示了政府财会监督影响企业成本决策的微观作用路径，不仅为全面理解政府财会监督机制的作用方式提供了实证依据，也能帮助政府识别企业关键风险点，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一）制度背景

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将财会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财会监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22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再次强调要严肃财经纪律，维护财经秩序，健全财会监督机制。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坚持以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为出发点，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突出政治属性，严肃财经纪律，健全财会监督体系，完善工作机制，提升财会监督效能，促进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推动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会监督肩负着服务宏观调控与财政管理、保障财税政策落地、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职责。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是财会监督的关键抓手，该制度在财政部统一部署下，由驻各地财政专员办（监管局）及各级财政部门依法依规，依托企业及相关会计主体的财务信息履职，对其会计信息质量予以核查。政府财会监督始终严格落实随机检查的事项、程序、结果“三公开”，推行“阳光执法”，切实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自1999年财政部首次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以来，该制度的监督主体、视角、程序与手段持续健全完善，为我国企事业单位规范运行、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检查对象从国有企业逐步延伸至会计师事务所、中央单位、上市公司、金融机构、行政事业单位等。这提升了监管的针对性与覆盖面，构建起覆盖全面、运转协同、立体高效且彰显中国特色的财会监督体系。其次，检查内容紧扣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政策导向动态优化，聚焦重点及热点行业。政府财会监督涵盖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资产与财务会计、政府采购、资产评估、财政票据、农业综合开发等领域，全方位关注企业经营业绩、财务管理、信息披露等规范运作情况，对企业纳税行为、盈余管理、内部控制质量等发挥了良好的治理作用。最后，检查模式从“单兵作战”升级为“部省市县”四级联动，由各地专员及各级财政部门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及时公开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通过统一部署、统一培训、统一总结、统一公告，形成了强大的检查声势与社会影响力。

综上所述，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制度不断完善，已建立起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的运行模式。该制度通过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提升监管效能，较好实现了监管成本与效益的平衡，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保持动态契合。从制度演进脉络看，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制度始终服务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其常态化实施不仅显著增强了市场经济秩序维护效能，更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是现代市场监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安排。在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政府财会监督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是考察新阶段能否延续该政策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关键一环。

（二）文献回顾

现有研究证实，国内外企业普遍存在成本粘性现象（Anderson等，2003；Calleja等，2006；孙铮和刘浩，2004），其成因主要可归结为管理层乐观预期、机会主义行为、调整成本等（Anderson等，2003；Banker等，2013；赵璨等，2020；王菁华和毕超，2023；韩艳锦等，2024）。首先，基于“机会主义观”，即从代理问题切入。由于信息不对称与两权分离，实际掌控公司决策的管理层可能偏离最优决策，实施自利行为，推高企业成本粘性，如兴建豪华办公场所、频繁更换高档设备、雇用冗余人员等。当业务量下降时，管理层未必愿意削减这些支出（江伟等，2015；张路等，2019），而有效的公司治理可降低成本粘性（梁上坤，2018）。其次，基于管理层预期视角，若管理层看好项目前景，即使当前业务量下滑，仍可能选择维持项目。其原因在于可在形势好转时规避重组成本，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现有研究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乐观预期所引发的决策偏差会加剧成本粘性（梁上坤，2015），但该效应受到管理层能力（张路等，2019）、企业战略（周兵等，2016）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基于“效率观”，当调整成本高于维持现状的成本时，管理层对扩张更积极，而对收缩则可能审慎考量或延迟调整以积累决策依据，由此导致成本粘性（Pfann和Palm，1993；刘媛媛和刘斌，2014；江伟等，2015；任海云等，2023）。韩艳锦等（2024）发现，内部资本市场的高效资金配置可降低企业的调整成本，从而削弱成本粘性；程博等（2023）指出，瘦身健体改革能通过降低调整成本的难度来抑制国有企业的成本粘性。

尽管关于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大多聚焦于公司特征、内外部治理、宏观经济环境等视角，鲜有文献探讨国家经济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制度这一外生冲击为检验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准自然实验场景。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该制度的监管效应，但对其实施效果尚存争议。多数研究认为，财会监督在独立性与权威性上具有其他会计监督主体难以比拟的优势（王海民，2001），可弥补会计市场的缺陷（黄世忠等，2002），且监督强度越高、惩戒力度越大，会计规则执行者的违规倾向越低（吴水澎和毕秀玲，2002）。但也有研究指出，政府角色冲突可能导致会计监督效率下降（李晓慧和张明祥，2019）。对此，部分学者开展了实证检验，如考察该制度对盈余管理（柳光强和王迪，2021）、税收规避（李建发等，2023）、银行信贷行为（祝继高等，2023）、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李英等，2025）的影响，但尚未有研究关注其对成本粘性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该制度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机制，为从成本决策视角识别与审视国家监督体系的治理效应提供了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本文立足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制度的监督管理与治理赋能作用，探讨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并基于机会主义观与管理层乐观预期分析其影响机制。一方面，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补充机制，政府财会监督通过强化财政部门的监管效能，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从而降低成本粘性；另一方面，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其威慑效应可揭示企业经营中的违规问题与潜在风险，促使管理者在决策中保持审慎，从而降低成本粘性。

根据成本粘性的代理成本观点，当企业收入下降时，管理层出于拓展商业帝国的自利动机，往往倾向于避免调减资源。政府财会监督或可缓解管理者代理冲突，遏制因管理层追求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一方面，政府财会监督能对管理者行为形成监督与约束，抑制机会主义倾向。代理理论指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代理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导致管理层有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动机，做出偏离最优决策的成本安排（赵玉珍和付美琪，2025）。因此，成本粘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管理者的利己行为（Anderson等，2003；武永亮等，2023）。例如，为构建商业帝国，管理者可能滥用资金进行无收益的过度投资，损害企业长远发展（曹越等，2024）。政府财会监督的有力介入可对管理层权力实施有效管控，纠正因内部治理薄弱而导致的利己行为。基于风险规避视角，这将遏制侵占、道德风险等危害企业发展的行为，使其在资源投入上更趋审慎，从而降低成本粘性。另一方面，政府财会监督有助于优化管理，压缩管理者的投机空间，降低代理成本。财政部门的监督正由“检查型”监督逐步转向“管理型”与“服务型”监督，寓监管于服务（李丰团等，2022）。在传统模式下，政府干预企业经营会增加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李雪等，2023），而政府财会监督作为“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规范市场执法行为”的治理工具，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Aobdia，2018；滕飞等，2022），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监督效应看，政府财会监督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外部机制，可及时发现并直接纠治潜在的治理漏洞与运营问题，并提供前瞻性战略指引。在此作用下，企业财务管控、内部控制、成本决策等管理状况更趋透明（柳光强和王迪，2021；李建发等，2023）。管理层操纵信息披露的空间收窄，代理成本下降，这推动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与成本管理，降低成本粘性。

从管理层乐观预期的角度看，企业成本源于不同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投入的资源，管理者需依据过往及当前经济形势与企业需求来预测未来需求，以及时做出成本决策。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大多假定投资者或管理者完全理性，但现实并非如此（姜付秀等，2009）。过度乐观的管理者会高估自身的经营能力与企业的盈利发展前景，从而导致成本决策出现偏差。因此，管理者过度乐观可能成为成本粘性增强的重要诱因。对于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的企业，政府财会监督具有震慑作用，促使管理者预期更趋理性，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首先，随机检查的事后惩罚机制会产生事前警示效应。在财会监督下，企业若被发现存在违规问题，其负面信息将向外传递，损害长期积累的声誉，从而失去低成本融资等优势。这种潜在的声誉损失与融资成本上升风险促使管理层在资源投入与成本决策上更趋审慎。其次，政府财会监督可发挥事中揭露效应，形成监管压力。作为一种“伴随式”监督方式，政府财会监督能覆盖企业投资全过程，放大管理层决策中的问题，增加决策的额外成本与风险。同时，因违规受罚而导致的负面声誉会直接影响后续经营，增加经营风险与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从而促使管理层更理性地评估成本投入等资源配置活动。最后，政府财会监督具有事后监督效应。检查信息的全面公示可能引发或强化证券监管、审计监管以及媒体、证券分析师、公众等市场参与者的治理作用（Bozanic等，2017），产生溢出效应。企业一旦在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中被发现违纪违规，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将大打折扣，更易被贴上“违规”“不可信”等标签（廖佳和苏冬蔚，2021；郑国坚等，2023）。这种负面声誉效应会显著增加未来经营风险，促使管理者为规避风险而修正乐观预期偏差，在成本决策上更趋审慎，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23年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中公布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公告来自财政部官方网站。本文手工整理1—44号公告中涉及的被检查上市公司，按一定标准筛选后，最终得到227家公司。选取标准为：剔除金融类公司与检查年度早于上市年度的公司；同一公司多次被检查则保留首次检查结果；剔除数据异常的样本（如总资产小于0、资产负债率大于1等）及数据缺失的样本。为避免异常值的干扰，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成本粘性

本文借鉴Anderson等（2003）的研究来衡量企业成本粘性，具体如下：

其中，ΔlnCost表示企业当年与上一年营业成本比值的自然对数，ΔlnSale表示企业当年与上一年营业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若企业当年营业收入小于上一年，则D取值为1，否则为0。若式（1）中α₂显著为负，则表明企业存在成本粘性。

2. 解释变量：政府财会监督

解释变量政府财会监督Ipaiq表示上市公司所属集团是否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若集团当年首次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则当年及以后年份Ipaiq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重点关注Ipaiq×D×ΔlnSale的系数，该系数反映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

3. 控制变量

借鉴孙铮和刘浩（2004）、梁上坤（2018）等学者的研究，本文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并将D×ΔlnSale分别与各控制变量进行交乘。一部分控制变量依据成本粘性驱动因素选取，包括固定资本密集度（Ai）、人力资本密集度（Ei）、GDP增长率（GDPgrowth）、营业收入是否连续下降（Dec）；另一部分包括两职合一情况（Dual）、流动比率（Liquidity）、流通指数（Negshrs）、会计师事务所性质（Big4）、现金持有（Cash）等其他公司特征。本文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梁上坤（2015）、权小锋和李闯（2022）以及王菁华和毕超（2022）的研究，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以检验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

若Ipaiq×D×ΔlnSale的系数γ₁显著为正，则表明政府财会监督能够降低企业成本粘性，从而支持本文研究假说。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展示了本文样本中被检查企业的分布情况，数据来源于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公告第1—44号。如表2所示，被检查企业大多披露了具体违规事项并积极整改，少数企业被处以罚款或移交其他部门处理。关于样本数量，本文做两点说明：第一，样本中被检查企业数量略少于实际被检查企业数量，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因属于港股、被重复检查、上市年份晚于被检查年份或未上市等原因而未被纳入统计范围。例如，神火股份（股票代码：000933）在2009年和2014年均被检查，本文仅保留其2009年的检查数据。第二，部分被检查企业的个别年份观测值存在缺失，原因包括企业处于ST状态或退市、相关控制变量当年数据缺失等。例如，2022年被检查企业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603）因严重信息披露违法，于2023年12月受到行政处罚，并于2024年4月正式摘牌，因此其观测值存在缺失。

表3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ΔlnCost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122和0.107，标准差为0.306；ΔlnSale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112和0.101，标准差为0.297。样本中有29.2%的观测值当年营业收入下滑（D=1），11.7%的观测值营业收入连续两年下降（Dec=1）。Ai的均值为2.461，标准差为2.020，表明不同企业的固定资本密集度差异较大。Ei的均值为1.347，标准差为1.157，可见不同企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上市公司间的成本粘性差异较大，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前提。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4列（1）展示了成本粘性存在性的实证结果，ΔlnSale的系数为0.97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收入上升1%会带动成本上升0.974%；D×ΔlnSale的系数为−0.03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收入下降1%时成本仅降低0.94%（=0.974−0.034）。可见，企业收入与成本变动之间存在向下不对称，即存在成本粘性现象。列（2）检验了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D×ΔlnSale的系数显著为负，Ipaiq×D×ΔlnSal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被检查企业的成本粘性显著改善，即政府财会监督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粘性。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研究假说，即政府财会监督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三）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因果识别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借鉴现有研究，以企业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的前一年作为基准，检验检查前后年份Ipaiq×D×ΔlnSale的系数是否存在差异。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在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前，成本粘性无显著差异，而在检查后成本粘性显著降低。因此，上述因果识别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2.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随机性因素或遗漏变量的干扰，本文虚构企业层面的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时间，生成随机时间后重新进行检验。为增强安慰剂检验的效力，本文将上述过程重复500次，最终绘制出Ipaiq×D×ΔlnSale的估计系数分布图。检验结果显示，回归系数集中分布在0附近，表明模型设定不存在遗漏重要变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并非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所致。

3. PSM-DID

尽管双重差分方法已分离出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的平均处理效应，但由于该检查是在外生冲击下的准自然实验，观测数据中仍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检验。由于被检查企业数量较少，为减少匹配损失，本文以0.01卡尺范围进行1∶3近邻匹配，并以式（2）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匹配后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组间样本选择性偏差后，政府财会监督依然显著降低了企业成本粘性。

4. 排除混淆政策冲击

本文样本期内存在诸多与政府财会监督相似的政策冲击，这可能对回归结果造成干扰。为此，本文手工搜集证监会随机检查政策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由于证监会随机检查同样属于会计信息质量监管的重要环节，本文参照刘金洋（2024）的做法，将证监会随机检查Inspect设为哑变量（上市公司被证监会检查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并将Inspect、Inspect×D×ΔlnSale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证监会随机检查这一政策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不受证监会随机检查的影响。

5. 替换政策变量

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的实施效果可能在下一年更充分地显现。因此，本文对政策变量Ipaiq重新进行界定，定义变量Ipaiq_1为：当上市公司所属集团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时，检查次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将Ipaiq_1、Ipaiq_1×D×ΔlnSale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重新定义政策变量后，政府财会监督依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四）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政府财会监督可能通过影响企业管理层的乐观预期与代理成本而降低成本粘性。为验证这一逻辑，参考现有研究方法，本文利用管理层年报语调的积极性来测度其乐观预期（或过度自信）程度。具体地，本文统计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MD&A）的积极与消极词汇总数，并以（积极词汇总数−消极词汇总数）/（积极词汇总数+消极词汇总数）来衡量管理层乐观预期（Optimism），其数值越大表明管理层乐观预期程度越高；以管理费用率来衡量管理层代理成本（Agency），管理费用率越高表明企业代理成本越高。本文构建式（3）对作用渠道进行检验。其中，M为检验管理层乐观预期与代理成本两个作用渠道的变量。Ipaiq的设定与式（2）相同；Controls表示政府财会监督的影响因素，借鉴李建发等（2023）、柳光强和王迪（2021）等学者的研究，具体包括总资产（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Cfo）、托宾Q值（TobinQ）、账面市值比（MB）以及控股股东持股比例（Contrshr）。

本文通过式（3）考察政府财会监督对管理层乐观预期与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分析其作用渠道。表5列（1）结果显示，Ipaiq的系数为−0.090，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财会监督降低了管理层乐观预期，使其更趋理性。列（2）结果显示，Ipaiq的系数为−0.003，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财会监督有效缓解了企业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了代理成本。因此，政府财会监督通过降低管理层乐观预期与代理成本这两个作用渠道，降低了企业成本粘性。

（五）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基于财会监督特征的分析

1. 整改是否积极

本文将样本按整改是否积极进行分组检验。整改是否积极属于政府财会监督的子特征，直接分组容易引发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本文参考李建发等（2023）以及郑国坚等（2023）的研究思路开展以下两种检验：第一，将受到政府财会监督且整改态度积极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未受到监督的企业作为对照组；第二，将受到政府财会监督但整改态度不积极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未受到监督的企业作为对照组。

表6列（1）为整改态度积极组的回归结果，Ipaiq×D×ΔlnSale的系数为0.234，在5%的水平上显著；列（2）为整改态度不积极组的回归结果，Ipaiq×D×ΔlnSale的系数为−0.068，但不显著。这表明相较于整改态度不积极的企业，政府财会监督在整改态度积极的企业中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强。一方面，整改态度积极的企业更注重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有效缓解内部委托代理问题，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改善企业向下的成本不对称现象；另一方面，管理层在积极整改过程中趋于理性，会更主动审视企业现存不足，并依据实际需求调整资源配置，从而降低成本粘性。

2. 是否披露具体违规数额

本文按是否披露具体违规数额进行分组检验。是否披露具体违规数额属于政府财会监督的子特征，直接分组容易引发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本文参考李建发等（2023）以及郑国坚等（2023）的研究思路开展以下两种检验：第一，将受到政府财会监督但未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未受到监督的企业作为对照组；第二，将受到政府财会监督且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未受到监督的企业作为对照组。

表7列（1）为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组的回归结果，Ipaiq×D×ΔlnSale的系数为0.219，在5%的水平上显著；列（2）为未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组的回归结果，Ipaiq×D×ΔlnSale的系数为0.181且不显著。这表明相较于未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的企业，政府财会监督在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的企业中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强。一方面，检查公告中披露具体数额的企业问题相对严重，因而其成本改善空间更大；另一方面，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的威慑力更强，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加显著。

（六）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基于企业特征的分析

1. 产权性质

本文从企业特征出发，首先分析产权性质对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成本粘性关系的影响。由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其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获取政府信息以及生产经营决策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认为产权性质会影响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成本粘性的关系。一般而言，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环境较好，在治理水平、管理体系以及人才建设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而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对其成本粘性的改善作用相对有限；而对于非国有企业，随机检查制度可优化公司治理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通过外部监督力量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使成本粘性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为验证上述推论，本文按企业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检验。表8列（1）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样本中，Ipaiq×D×ΔlnSale的系数为0.122，但不显著；列（2）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Ipaiq×D×ΔlnSale的系数为0.335，在5%的水平上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组间系数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政府财会监督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加显著。

2. 企业违约风险

根据上文分析，政府财会监督能够有效发挥监督效应，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在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政府财会监督具有更强的边际治理效应，约束作用更加明显。一方面，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往往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财务透明度较低，外部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其真实经营状况。政府财会监督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增强外部监督有效性，从而更有力地约束企业的非理性支出行为。另一方面，代理问题在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更加突出，管理层可能以扩大支出来谋取私利。而政府监督凭借权威性与强制力，有助于压缩管理层的操作空间，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柳光强和王迪，2021）。此外，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更依赖监管合法性与声誉资本来维持融资渠道与市场地位，在受到财政部“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后，其整改与合规意愿更加强烈，因此监督效果在这类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预期，在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政府财会监督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显著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为验证上述推论，本文参考Bharath和Shumway（2008）的研究，以简化违约概率作为企业违约风险的衡量指标，并按该指标的中位数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组，检验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将高于中位数的样本归为违约风险高组，反之则为违约风险低组。表9列（1）结果显示，Ipaiq×D×ΔlnSale的系数为0.115，但不显著；列（2）结果显示，Ipaiq×D×ΔlnSale的系数为0.421，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组间系数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在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政府财会监督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加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府财会监督通过持续的检查与指导，不仅有效规范了企业财务行为，还显著提升了经营管理水平。为探究其溢出效应，本文手工搜集整理了第1—44号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公告中披露的被检查上市公司，选取2008—2023年作为样本区间，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成本粘性，这一影响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与管理层乐观预期两条路径实现。进一步地，对于检查公告中披露具体数额、整改态度积极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政府财会监督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加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政府财会监督发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构建契合新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财会监督体系，拓展监督目标、监督主体与监督机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积累。应重视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事前监管的预见性，保障事中监管的有效性，落实事后监管的惩戒性与权威性，避免随机检查制度流于形式，实现各监督环节有机衔接与协同联动。第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对管理层的监督与约束。本文研究发现，政府财会监督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与管理层乐观预期来降低企业成本粘性。这提示企业应提升内部治理水平，抑制管理层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行为，加强成本控制与精细化管理，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与成本决策。第三，营造良好的政府监管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应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构建政企互动沟通长效机制，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

结合本文的分析框架，未来或可从以下方向展开研究：一是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本文揭示了政府财会监督的“降本”机制，能够改善企业成本决策。未来可进一步探讨其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厘清政府财会监督的“增效”机制，为企业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府财会监督中的应用。政府监管对数智技术的运用有助于更高效地识别财务舞弊等企业违规行为，从而强化政府财会监督的监管赋能作用。因此，数智技术对政府财会监督制度的支撑与赋能机制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