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但受需求收缩、投资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当前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数据显示，在就业总量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从2010年的613.8万人增加到2023年的1158万人；就业结构上，结构性就业矛盾（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不匹配现象）日益凸显。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稳就业”摆在“六稳”工作首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因此，如何促进企业吸纳就业始终是中国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不仅是落实“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这一战略目标的核心任务（沈梓鑫和江飞涛，2024），更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课题（于畅和邓洲，2021）。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打好国产替代攻坚战，提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事项，学术界也高度重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围绕国产替代的概念、驱动因素、路径与模式等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胡登峰等，2022；王昶等，2022；单宇等，2023；王欣和付雨蒙，2023；杨道虹等，2024）。然而受限于数据可得性，企业国产替代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相对欠缺。

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与企业劳动雇佣之间可能存在紧密联系。作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主要参与者，国产替代企业势必会在创新和投资等领域进行变革（王欣与付雨蒙，2023），进而推动低端化国内供给向高端化全球供给转变（周依芳等，2023）。因此，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本质是企业业务经营的转型升级。在升级过程中，企业必然会对工作任务和岗位供给进行创造、调整和淘汰，进而影响其就业吸纳能力（叶永卫等，2022）。具体而言，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可能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带动产品性价比的提升，以及获得政府在应用方面的扶持而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可能通过带动配套智能设备或技术的应用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而提升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那么，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劳动雇佣到底会发挥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呢？探讨该问题不仅能拓展企业国产替代经济后果的研究，且可为政府制定“稳就业”政策提供借鉴。

现有文献对劳动力雇佣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王锋和葛星，2022；王帅等，2023），其中与本文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是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Acemoglu和Restrepo，2018；王永钦和董雯，2020）。作为生产体系智能化的机械类设备，工业机器人通常被视为技术引进型创新的典型代表（Zheng等，2016），其应用主要促进了劳动要素在国内重新配置（毛日昇，2024）。然而，与工业机器人应用不同，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核心在于推动劳动要素从国际向国内转移，这一过程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为深远且剧烈。遗憾的是，目前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较为匮乏，亟待进一步探索。

基于此，在任务模型理论（Autor等，2003）基础上，本文试图解开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影响企业劳动雇佣的面纱。借鉴王泽宇（2020）的做法，本文利用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国产替代对就业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揭示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机制，从国产替代视角丰富了任务模型理论在就业领域的应用研究。在任务模型理论框架下，既有文献侧重于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员工数量的影响。但与工业机器人主要基于技术属性影响企业工作任务不同，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涵盖了技术、战略、风险、本土替代等多个因素，这些因素会共同作用于工作任务，能对企业就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任务模型理论框架，结合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特征，从产出规模和经营成本两个角度考察国产替代促进就业的创造效应机制；从技术效率和经营风险两个角度考察国产替代抑制就业的破坏效应机制。第二，发现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影响企业劳动雇佣在替代能力、替代动机与替代机会上的异质性，扩充了影响国产替代就业效应的因素边界。既有文献发现，不同类型企业开展国产替代的模式不同（王欣和付雨蒙，2023），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国产替代效果。基于此，在“能力—动机—机会（AMO）”分析框架下，本文从替代能力（企业研发投入）、替代动机（企业风险感知）和替代机会（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与需求机会）三个维度系统考察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就业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更好理解不同类型国产替代企业的差异化就业表现。第三，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稳就业以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一直是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本文研究发现，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够显著扩大企业产出规模，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进而促进企业吸纳更多就业。这一结论充分证实了国产替代在稳定就业中的积极作用，也凸显了其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

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国产替代的内容不同。在工业化前期，国产替代特指在食品、服装、钢铁等领域，用自主工业品替代进口品，旨在提高本国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王昶等，2022）。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大力推进下，中国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及模仿的传统创新模式，持续积累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并逐步建立起了本国工业化发展的产业基础。进入工业化后期，中国基本实现了自主工业品对进口品的有效替代（于畅和邓洲，2021）。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牢牢把持高精尖产业核心环节，使中国产业链面临的低端锁定困境愈发凸显。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危机日益明显，获得核心技术控制权与主导权以维护中国产业安全尤为重要（胡登峰等，2022）。基于自主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战略应运而生。胡海波等（2024）提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既要重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也要关注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因此，本文认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是指企业通过本土采购和自主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¹取得突破，并实现对国外技术替代应用的战略行为。需要强调的是，本土采购指国产替代企业在核心技术研发、产品生产等过程中，优先选择国内供应商。例如，国产C919大飞机的研制应用了国内材料企业提供的耐高温合金；华为Mate 系列手机的生产涉及众多国产零部件提供商。

Autor等（2003）提出的任务模型理论将工作任务作为主要分析单位，考虑了技术与劳动力在不同任务中的比较优势，并认为技术进步能通过改变生产任务内容及所需劳动力，相应地减少和增加岗位供给，最终对劳动力产生“创造性破坏”效应，这为理解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在任务模型分析框架下，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本质上是企业业务经营的转型升级，其所展现出的技术性、战略性、风险性及本土替代等特征会改变生产任务内容及所需劳动力，进而通过破坏效应和创造效应这两个机制影响就业，最终对就业是产生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则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净影响。具体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

（一）创造效应机制。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够直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通过扩大企业产出规模，增加企业对各环节的劳动力需求，进而增加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国产替代战略的实施能够推动企业进行创新（王欣和付雨蒙，2023）。原因在于：国产替代实施需要关键核心技术赋能，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因而企业只能通过持续学习和创新才能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胡登峰，2022），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会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单宇等，2023；杨道虹等，2024）。而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企业生产更具性价比的产品，这会带动产品需求增加，从而促使企业扩大产出规模（王永钦和董雯，2020）。此外，政府的支持，比如采购、首台（套）补贴、全额退还增值税等方式能刺激国产替代应用需求增加（王昶等，2023），从而促使企业进一步扩大产出规模。根据任务模型理论，在产出规模的作用下企业会增加各环节的劳动力需求。经验证据也表明，产出规模增加提高了企业就业（Acemoglu和Restrepo，2020；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因此，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企业能够通过扩大产出规模，增加其劳动雇佣规模。

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通过减轻企业经营成本，主要指交易成本和税收成本，为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与支付劳动雇佣成本提供资金保障，进而增加企业劳动雇佣规模。从交易成本视角看，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够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Quitzow等，2017）。交易成本的上升来源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的存在，企业从海外市场引进技术往往面临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需要承担高昂的信息搜寻、沟通、契约签订、采购、物流运输与监督成本等交易成本；且当前高度不确定的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交易成本大幅提高（Crosignani等，2023）。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具有供应稳定的优势（王昶等，2022），国内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合作关系更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信息不对称（董浩和闫晴，2025），进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税收成本视角看，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具有战略性、高投入与高风险性，因而政府会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其加以引导和激励（于畅和邓洲，2021）。国产替代要经历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商业化应用的全过程（胡海波等，2024），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企业享受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基础研究投入税收减免、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创新产品税收扶持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例如，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能享受“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或最高“10年免税”等优惠政策；高档数控机床研究及新产品推广应用企业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先征后返”等税收优惠。总之，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可以减轻企业税收成本。

交易成本与税收成本的降低能显著改善企业内部现金流状况，从而增强企业支付劳动力雇佣成本的意愿和能力，此时企业会雇佣更多劳动力以完成生产任务（曾艺等，2023）。此外，交易成本与税收成本的降低意味着企业非生产性支出降低，有利于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生产和创新等生产经营活动（陈东和刘威，2025），增加企业对各环节劳动力的需求（毛其淋与王玥清，2023）。大量研究也发现，交易成本与税收成本的降低扩大了企业就业规模（曾艺等，2023；彭飞等，2024）。因此，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而扩大其劳动雇佣规模。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1：通过发挥创造效应，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将增加企业劳动雇佣规模。

（二）破坏效应机制。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带动配套智能设备、技术应用和生产工艺的改进，通过提升企业技术效率，在部分岗位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进而降低企业劳动雇佣规模。技术效率是指企业采用最佳生产方式提高技术的使用和分配效率（宋建和郑江淮，2021）。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提高企业技术效率的原因在于：国产替代并非简单的替代行为，而是企业在技术体系和工艺流程等方面全方位、多维度重构的过程（杨道虹等，2024；胡海波等，2024）。在这场重构中，企业会根据技术应用环境或使用场景对国产核心技术进行解构、重组和优化，以提升技术任务匹配优势（单宇等，2023），从而减少海外技术不匹配导致的效率损耗。此外，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带来的配套智能设备或技术应用能够强化企业之间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通过协同创新提高技术效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效率提升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使得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减少（宋建和郑江淮，2021）。技术效率提升还可能使技术完成以前由劳动力完成的复杂任务，通过扩大技术的任务边界，进一步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效率而使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可由技术来完成，进而降低其劳动雇佣规模。

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可能使企业做出更加保守的劳动雇佣决策，进而降低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国产替代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因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刚性，需要长期持续性投入，且创新转化也有一定的失败风险（董景荣和陈懿盟，2024），这些都会提高企业经营风险。相较于一般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有较高的投入性、复杂性、风险性及较长的周期性等特征（胡登峰等，2022），这些特征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此外，即使企业成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并实现了国产化替代应用，还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其国产化替代不被市场接受。王昶等（2023）发现，如果供应商与客户不认可或不支持企业的国产替代，则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原材料供给和产品销售，增加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

经营风险是影响企业劳动雇佣的重要因素。从劳动需求角度来看，经营风险提高可能使企业做出更为保守的投资决策。例如，减少厂房建设、设备购置、生产线扩建等生产性投资支出，会使得企业减少岗位供给，抑制企业劳动雇佣。从劳动供给角度看，经营风险提高会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从而相对提高劳动雇佣成本（余明桂等，2022），使企业更多地以资本或技术替代劳动力。董浩和闫晴（2025）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倾向于通过缩减劳动雇佣规模来应对经营风险。因此，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而降低其劳动雇佣规模。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2：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通过发挥破坏效应而减少企业劳动雇佣规模。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就业存在两种机制，分别为破坏效应的抑制作用和创造效应的促进作用。理论上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就业的整体影响取决于破坏效应和创造效应的相对强弱。因此，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就业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需结合实证进一步考察。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本文参考王泽宇（2020）的做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具体地，根据同花顺提供的“国产替代”概念板块 ²来确定有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行为的中国上市企业名单，随后将上述企业年度报告中首次实施核心技术替代行为的年份视为实验干预时间。另外，本文还对双重差分模型适用性进行了讨论。首先，根据同花顺提供的相关概念板块来划分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做法已得到了相关文献支持，如徐思等（2019）根据同花顺提供的“一带一路”概念板块来识别“一带一路”支持与非支持企业；其次，通过整理沪深A股企业入选“国产替代”概念板块的理由 ³发现，这些企业（慈星股份、邵阳液压除外）替代领域是上文提到的11个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替代方向是于畅和邓洲（2021）提出的建立在关键核心技术基础上的核心材料、核心部件、核心设备、核心工艺和核心算法，因此，本文认为“国产替代”概念板块企业主要针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替代，且依据现有资料可以构建实验组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综上，本文将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是合适的。

在具体的模型设定上，本文将“国产替代”概念板块中的上市企业作为处理组，为了使控制组样本与处理组样本适当匹配，本文选择所有与处理组同行业，但尚未在“国产替代”概念板块中的上市企业作为控制组。具体而言，根据同花顺提供的“国产替代”企业名单，将实施核心技术替代的企业所属行业对应至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⁴并保留同行业其他上市企业作为控制组。本文的双重差分（DID）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LnEmploy指企业员工人数，参考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的研究，以对数化企业年末员工人数表示。Domsub为实验组虚拟变量（Treat）和时间虚拟变量（Post）的交互项，其系数$ {\alpha }_{1} $反映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员工数量的净影响。Treat为实验组虚拟变量，将“国产替代”概念板块中有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行为的企业，取值为1；同行业的其余企业为无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行为企业，取值为0。Post为时间虚拟变量，上市企业的年度报告中首次出现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行为的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取0。根据国资委79号文和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相关文献（王昶等，2022，2023），国有企业、资源冗余、高员工薪酬、高创新能力以及替代需求迫切地区的企业，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行为的概率更大。据此推断，这些企业更可能入选“国产替代”概念股。同时，财务特征、产权性质、创新能力、员工工资以及地区发展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企业劳动雇佣决策和雇佣行为（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王帅等，2023）。为此，本文选择控制变量集（Controls） ⁵缓解处理组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包括企业和地区层面。FirmFE和YearFE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mu }_{i,t} $为随机误差项。

（二）样本与数据。本文使用了3套数据。第1套是手工整理“国产替代”概念板块中涉及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沪深A股上市名单，共计150家，来源于同花顺 iFinD金融数据终端。 ⁶第2套是A股上市企业2010—2022年财务信息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第3套是2010—2022年城市层面发展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根据企业股票代码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企业名单与财务信息数据匹配，再根据时间和注册城市匹配城市层面发展数据，最终得到了一个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国产替代”概念板块企业未分布行业的上市企业；（2）剔除有ST类标记的上市企业；（3）剔除变量数据缺失、异常的上市企业。最终生成了包含2010—2022年13年间的1987家企业、16132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且发现首次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时间为2013年。同时，本文对公司层面的连续变量在上下1%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表1是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劳动雇佣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为只控制了企业、年份固定效应的结果，结果显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Domsub）的估计系数为0.142，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增加了企业员工人数；列（2）进一步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后，Domsub估计系数为0.123；列（3）进一步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后，Domsub估计系数为0.122，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些结果证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以列（3）结果为例分析企业国产替代的经济意义，发现相比于没有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行为的企业，有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行为企业的员工数量增加了12.2%。上述结果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扩大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即创造效应占主导地位，支持假说1。

（二）平行趋势假设评估。 ⁸DID模型需要进行平行趋势假设评估。本文构建式（2）进行平行趋势假设评估。

其中，$Pr{e_{i,t}}$表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发生前t年的虚拟变量；$Curren{t_{i,t}}$表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当年的虚拟变量；$Pos{t_{i,t}}$表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发生后t年的虚拟变量；其余变量定义与式（1）相同。另外，本文以核心技术替代发生前4年作为基期。平行趋势评估结果（置信区间90%）显示，替代发生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员工数量不存在显著差异，与平行趋势假设一致。

（三）内生性问题。 ⁹本文根据上市企业是否属于同花顺“国产替代”概念板块来设定处理组和控制组。虽然前文中已经控制了企业入选处理组的变量，但仍可能存在部分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会对某企业是否入选处理组产生影响，进而使得处理组选择具有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以下几种方式缓解内生性问题。

首先，借鉴Chen等（2018）的做法，从时间维度缓解处理组内生性问题。具体地，梳理影响企业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变量（M），包括前文提到的控制变量、技术封锁（Block）、营业成本率（Cost）、城市科学支出（Tec）。 ¹⁰将2012年上述变量与时间趋势项进行交乘（形式为${X_{i,t}} = {P_{i,2012}}{{ \times }}{\delta _{{t}}}$），引入式（1）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Domsub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其次，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处理组的选择性偏误问题进行缓解。第一阶段，将企业是否实施核心技术替代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上述影响企业实施技术替代的变量（M）作为解释变量进行Logit回归；第二阶段，将计算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式（1）进行回归。结果显示，Domsub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采用PSM-DID与熵平衡法进一步缓解处理组选择偏误问题。具体而言，将上述变量（M）作为协变量，分别采用PSM法和熵平衡法为处理组企业匹配合适的对照组企业，然后用成功匹配的样本回归模型（1）。结果显示，Domsub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最后，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缓解内生性问题。参考焦豪等（2023）的做法，使用企业核心技术替代滞后1期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增长率的交互项（IV）作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工具变量。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部分，主要为居民提供通信服务，与企业劳动雇佣的相关性一般较弱，且该工具变量与数据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直接相关，因此满足相关性要求。结果显示，IV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Domsub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此外，Kleibergen-Paap rk的LM统计量p值为0.000，通过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检验；Kleibergen-Paap rk的Wald F统计量（271.112）大于Stock-Yogo 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16.3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四）稳健性检验。 ¹¹

1. 多期DID的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多期DID估计系数是多个2×2DID估计量的加权平均。虽然所有估计量的权重总和为1，但也存在出现负权重的可能。当负权重占比过高时，会导致估计结果不稳健甚至出现与真实估计结果符号相反的情况。鉴于国产替代板块中各企业开展替代行为的时间不一致，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必然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由此，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下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Borusyak等（2024）提出的插补估计方法和Cengiz等（2019）提出的堆叠回归估计方法，计算了两种“异质性—稳健”估计量。结果表明，异质性处理效应没有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剔除样本期间政策影响。本文将样本期间可能影响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政策予以剔除后再次检验，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就业政策、环境政策、降费政策、政府欠款清理政策。结果显示，在控制就业政策、环境规制政策、减费政策和政府欠款清理政策的影响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

3. 敏感性测试。本文还从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研究样本和调整模型设定方式三个方面进行敏感性测试。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方面，以对数化企业员工人数平均值表示企业就业。在改变研究样本方面：（1）将非平衡面板转化为平衡面板后重新进行回归；（2）进行重复1000次蒙特卡洛模拟的安慰剂检验。在调整模型设定方式方面：（1）在模型（1）中进一步添加企业出口规模（Export）、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流动比率（Liquid）、融资约束（FC）和独立董事占比（Indep）等控制变量；（2）将聚类方式更换为行业、城市层面；（3）添加城市固定效应、行业×年份交互固定效应。经过上述处理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根据理论分析，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可能通过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影响企业劳动雇佣。该部分我们参照Baron和Kenny（1986）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通过检验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否显著影响机制变量来揭示国产替代影响企业劳动雇佣的真实作用机制。

1. 创造效应。创造效应的具体表现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通过扩大企业产出规模、减轻企业交易成本和税收成本，进而促进劳动雇佣。

首先，检验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否通过扩大企业产出规模，使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借鉴王帅等（2025）的研究，采用营业利润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产出规模（Lnyylr）。表2列（1）显示，Domsub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提高了企业的产出规模；表2列（2）显示，产出规模扩大提高了企业的就业水平。上述结果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通过扩大企业产出规模而提高企业的雇佣规模。

其次，检验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否通过减轻企业交易成本和税收成本而提高企业的就业水平。从交易成本机制看，在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双方间的信任程度较低时，较高成本的商业信用模式（预付账款、应付票据）可用来衡量企业交易成本（刘凤委等，2009）。在采购业务中，对国外供应商而言，提前收到货款能降低风险；但对中国企业而言，提前支付货款（预付账款）会降低企业流动性，反映出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本文使用预付账款与总资产之比衡量企业交易成本（Tcost），该比值越大表明企业交易成本越高。表2列（3）显示，Domsub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表2列（4）显示，交易成本抑制了企业雇佣规模。上述结果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通过减轻企业的交易成本而促进劳动力就业。

从税收成本机制看，本文使用“营业税金及附加”与“所得税费用”之和除以“营业总收入”来度量企业税收成本（CTR），该值越大表明企业税收成本越高。表2列（5）显示，Domsub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有助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表2列（6）显示，税收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就业水平。综上，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通过减轻企业的税收成本而促进劳动力就业。

2. 破坏效应。虽然基准分析显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初步证实破坏效应不占主导地位，但为了提供更多经验证据，本文仍对破坏效应进行了检验。破坏效应的具体表现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通过提高企业技术效率和企业经营风险，进而抑制劳动雇佣。

首先，检验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否通过提高企业技术效率而实现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本文借鉴陈海强等（2015）的研究，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代入随机前沿模型计算企业技术效率（TE），该值越大表明企业技术效率越高。具体地，通过模型（3）和模型（4）计算企业技术效率。模型（3）中，i、t、Y、K、L分别表示企业、时间、营业收入、固定资产净值、员工人数；$ {u}_{it} $是技术非效率因素，代表实际产出与最优产出之间的距离。

表3列（1）是TE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Domsub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效率；表3列（2）的结果显示，技术效率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员工人数。这说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通过提高企业技术效率产生了节约劳动的效应。

其次，检验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否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而抑制企业劳动雇佣。具体地，借鉴余明桂等（2022）的研究，采用修正Z值 ¹³（Z-score）来度量经营风险。修正Z值（Z-score）计算公式为：Z-score=（3.3×息税前利润+1.0×销售收入+1.4×留存收益+1.2×营运资金）÷总资产，其中，息税前利润体现企业盈利能力，销售收入体现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留存收益体现企业筹资和再投资能力，营运资金体现企业运营能力。该值越大，表明企业在市场竞争、盈利能力、投融资能力等方面表现越优，经营风险越小。表3列（3）是Z-score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Domsub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风险；表3列（4）的估计结果显示，经营风险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员工人数。这意味着，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通过提升企业的经营风险而抑制了劳动力的就业。

上述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通过创造效应与破坏效应影响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由于总效应为正，表明创造效应占主导作用。

（二）异质性分析。在AMO分析框架中，能力（Ability）、动机（Motivation）、机会（Opportunity）3类要素均会影响组织行为及绩效。因此，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效果会受到替代能力、替代动机与替代机会的影响，故其对企业吸纳就业的促进作用也会因替代能力、替代动机与替代机会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

1. 替代能力。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吸纳就业的促进作用会因替代能力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能力指的是企业经过积累所形成的技能与资源，只有具备充分的能力才能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核心是技术控制权与主导权，而持续学习和创新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胡登峰等，2022）。研发投入不仅是企业吸收整合外部知识能力的体现，更是推进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提升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基础。因此，研发投入高的企业实施国产替代的能力高，更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更佳的国产替代效果。此时，国产替代对企业吸纳就业的促进作用应该更大。本文根据对数化研发投入指标是否大于样本中位数，将样本分为研发投入高、低两组。结果如表4列（1）和列（2）所示，在研发投入较低组，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Domsub的系数不显著；而在研发投入较高组，Domsub的系数显著为正；组间系数差异邹检验（Chow test）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的研发投入越高，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就业促进作用越大。

2. 替代动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吸纳就业的促进作用会因替代动机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动机是企业采取某项特定行为的意愿，会直接影响企业行为绩效。前文提到，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具有高风险特征。这说明当企业感知到的替代风险较低时，其实施国产替代的动机会增强（王昶等，2023），倾向于制定完善的国产替代战略并投入充足的人力、财力和物质资源，以确保其能取得较为满意的国产替代效果。此时，国产替代对企业吸纳就业的促进作用应该更大。资产组合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实施多元化经营，对不同业务进行整合，可以降低内部现金流的波动性，提高企业整体的协同效应，从而分散其经营风险。因此，本文根据企业主营业务中占主营业务收入5%以上的行业数目构建了企业风险感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风险感知越低，并根据其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风险感知高、低两组。表5列（1）和列（2）显示，在风险感知较高组，Domsub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在风险感知较低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组间系数差异邹检验（Chow test）结果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的风险感知越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就业促进作用越凸显。

3. 替代机会。 ¹⁴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吸纳就业的促进作用会受替代机会的影响。机会窗口理论认为，机会是推动组织行为产生的外部环境，包括政府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变化，其在推进国产替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政府和市场驱动下，中国的C919大型客机实现了70%的国产成品装机（姜子莹，2024），达到了较高的国产替代成功率。此时，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吸纳就业的促进作用应该更大。为了验证这一推测，本文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与需求机会两个角度出发，检验替代机会的异质性影响。

产业政策支持行业。 ¹⁵产业政策支持主要体现为通过提供政策引导和资源支持，能够有效减轻企业国产替代面临的成本压力与风险（王昶等，2022），增强企业国产替代的信心。因此，处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机会更多。根据企业所在行业是否得到产业政策支持（Suppo），将样本分为产业政策支持与非支持两组。结果显示，在非产业政策支持组，Domsub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在产业政策支持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组间系数差异邹检验（Chow test）结果显著。这说明处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的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就业促进效应更为凸显。

需求机会。需求机会指市场偏好或需求条件变化带来的机会。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需求机会主要源于美国技术封锁战略。步丹璐等（2024）研究发现，有美国进口业务的企业遭遇出口管制后更倾向于在国内寻找替代市场和替代技术。因此，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较大的企业，开展国产替代的机会更多。本文根据2016年企业是否存在美国进口业务将样本分为两组，没有美国进口业务的企业受出口管制影响小，视为需求机会缺乏组；有美国进口业务的企业受出口管制影响大，视为需求机会产生组。结果显示，在需求机会缺乏组，Domsub的系数不显著；而在需求机会产生组，系数显著为正；组间系数差异邹检验（Chow test）显著。这说明在产生需求机会的样本组，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就业促进作用更为凸显。

（三）劳动力雇佣结构分析。Autor等（2003）按照是否可被技术替代将劳动力分为常规型劳动力和非常规型劳动力。本文参照Autor等（2003）的做法，依据员工职业属性将生产人员人数（Producer）和行政人员人数（Admin）进行对数化处理，用以表示对常规型劳动力的需求；将技术和研发人员人数（Tech&RD）、销售和市场人员人数（M&S）、财务人员人数（Finance）进行对数化处理，用以表示对非常规型劳动力的需求。表6检验结果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会显著扩大常规型劳动力中的生产人员和非常规型劳动力中的技术研发人员的就业规模，这与前文检验的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主要通过创造效应促进企业劳动雇佣这一结果相呼应。对此可能的解释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因技术攻关增加而增加了对技术研发人员的需求，因商业化应用增加而提高了对生产人员的需求。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选择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结果显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显著增加了企业员工人数，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通过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影响企业员工人数，但创造效应占主导作用。创造效应表现为扩大企业产出规模和减轻企业经营成本；破坏效应体现为提升企业技术效率和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替代能力高、动机强和机会多的情境下，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吸纳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具体而言，对于高研发投入企业、低风险感知企业、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企业和高需求机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稳就业效应更加明显。研究还发现，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能够显著增加生产、研发和技术岗位的雇佣规模。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积极推动企业实施国产替代。一是围绕重点产业，培育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研发平台，为国产替代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二是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对国产替代有前景企业的资金支持与研发补贴力度，同时政府基金引导社会资源向国产替代领域倾斜，缓解国产替代的资源约束；三是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加大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力度、颁发奖励政策等方式，减轻企业对国产技术应用的顾虑。第二，企业应重视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风险敞口。一是与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构建关键核心创新联合体，同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畅通知识资源流动渠道，使企业内外部研发资源互补与协同，最终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成功率；二是对现有技术进行知识重组和集成创新，降低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进入成本；三是设立专门客户服务团队，在替代前询问客户意愿与需求，在替代时传递信息，并收集反馈，推动客户端与企业端反复互动、迭代，以提高国产技术可靠性与市场接受性。第三，政府可通过打造链长企业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国产替代是复杂产品的系统创新，涉及产业生态链各环节，需要链长企业发挥引领作用。本文发现，国产替代积极作用的发挥在高研发投入企业、低风险感知企业、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企业及需求机会产生企业中更为凸显。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在技术突破、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等方面有比较优势，更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更佳的国产替代效果，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其作为链长企业的基石。因此，政府可以将上述企业打造为链长企业，强化其身份认同，建立以其为核心的共创平台，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加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

1《工业“四基”发展目录（2016年版）》定义了11个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和其他。

2同花顺通过对A股上市企业年报中的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主营业务进行分析，重点识别了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突破、核心产品实现进口替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格局的企业，形成了“国产替代”概念板块。

3限于篇幅，关于沪深A股企业入选“国产替代”概念板块的理由未详细展示，备索。

5实施核心技术替代企业的具体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为：开采辅助活动（B11），纺织业（C1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26），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2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1），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2），金属制品业（C33），通用设备制造业（C34），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汽车制造业（C36），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38），仪器仪表制造业（C40），其他制造业（C4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专业技术服务业（M74），综合（S90）。

4限于篇幅，定义及统计分析结果未列示，备索。

6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A股上市企业实施核心技术替代的年份分布结果显示：150家企业中，有111家企业在2019年及以后实施核心技术替代行为，占比为74%。这与2018年美国加强对华出口管制后，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来应对关键核心技术“断供”的现实相一致，这也从侧面说明“国产替代”概念板块的企业样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的发展情况。

7限于篇幅，变量的统计结果并展示，备索。

8限于篇幅，平行趋势假设评估的结果未展示，备索。

9限于篇幅，内生性检验的结果未展示，备索。

10技术封锁（$ Block $），借鉴彭家乐等（2025）的研究，用企业年报文本中技术封锁关键词的总词频占比衡量；营业成本率（$ Cost $）用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城市科学支出（$ Tec $）以城市科学支出与城市财政支出之比衡量；其他变量的衡量方式与模型（1）相同。

11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未展示，备索。

12环保相关词汇包括：环境保护、环保、污染、能耗、减排、排污、生态、绿色、低碳、空气、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PM10 以及PM2.5。

13修正Z值(Z-score)由 Altman（2000）提出，在中国适用前景广泛。李建军与韩珣（2019）、余明桂等（2022）都采用修正Z值度量中国企业经营风险。

14限于篇幅，基于替代机会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未展示，备索。

15产业政策支持行业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及“支持”“鼓励”“大力发展”或“重点发展”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