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问题，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这为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方向。尽管我国就业形势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在多种超预期因素的影响下，就业形势仍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切实解决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问题、防范化解结构性失业风险，始终是就业领域的重要议题。

在当前复杂的就业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不仅折射出宏观经济的深层次调整，亦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而这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革正在加速将中年群体推向劳动力市场的“脆弱地带”，使得中年劳动者面临诸多困境：第一重困境是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年龄歧视问题。企业倾向于以35岁以下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林文炼，2025），这种设置就业年龄门槛的行为缩短了劳动者的职业生命周期，加剧了企业对中年劳动者人力资本贬值的预期（夏璋煦和丁守海，2023）。第二重困境是职业技能落后与学习能力的衰减。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年劳动者原有的技术水平与现有的技术要求不匹配（Zhou等，2020），人力资本加速贬值；另一方面，相对而言，中年劳动者的认知和学习能力有限，技能习得效率降低（Veríssimo等，2022），这加剧了中年劳动者职场“末位淘汰”的风险。第三重困境则是家庭责任的硬性约束。中年劳动者作为“夹心世代”，面临着养育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以及承担家庭开支的重任，这对其造成了较重的心理负担（龙斧和梁晓青，2019），中年劳动者“不敢失业”也“不能失业”，因其需要兼顾家庭所造成的误工成本也会进一步挤压中年劳动者的职场生存空间（许昆等，2024）。

中年劳动者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与社会生产主力军，其失业风险不仅关乎个体生计，更可能引发连锁式社会效应。现有文献关于中年失业造成的影响主要聚焦于经济层面、心理健康层面以及社会关系层面。经济层面，中年失业会对个体和家庭经济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意味着收入的减少或中断（蔡昉，2007），还可能导致家庭财务压力增大和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健康层面，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性排斥、人力资本加速贬值以及家庭责任刚性约束的客观存在，对中年失业者的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其焦虑、抑郁、自尊心受损（Clark等，2001）、幸福感下降以及心理预期降低（刘金东和唐诗涵，2023）；社会关系层面，失业还可能影响个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度，令中年失业者感到被社会隔离和排斥（付子堂和周力，2014），进一步恶化其社会处境。可以发现，作为“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坚力量的中年劳动者，一旦失业就很有可能造成较为广泛和恶劣的影响。

家庭金融理财规划是家庭财务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避险性储蓄、投资组合优化以及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而中年劳动者作为家庭资源配置中的战略决策者，其金融理财决策直接影响家庭收支结构的弹性和抗风险能力（Lundberg，1985）。在家庭储蓄规划方面，基于家庭金融资产保值和失业预期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是家庭应对潜在失业风险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缓冲失业危机对家庭财务造成的冲击，降低家庭金融的脆弱性（龙海明和闫文哲，2024）。在家庭保险规划方面，谢强等（2024）从风险规避的角度指出，家庭的保险规划能够有效平滑失业风险，失业保险、健康保险和其他风险缓释工具可以为中年失业群体提供可靠的经济保障，对于预防中年失业危机至关重要。在家庭投资规划方面，通过投资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和市场，不仅能够减少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拓宽收入渠道，还可以在失业时提供更多的选择和灵活性（Goetzmann和Kumar，2008），提高个体再就业的机会和可能。

通过对当前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与防范化解中年失业危机之间具有潜在关联，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上述文献都是关于两者关系的间接研究，未涉及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预防和解决中年失业危机的直接影响。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2年5期的数据，尝试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角度对中年失业危机的解决方案进行探讨。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聚焦于中年失业问题，补足了现有文献对这一特定年龄段失业问题研究的短板。随着我国年龄结构的调整，中年劳动者将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探讨中年劳动者失业问题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第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政策干预或失业者个体特征，本文则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视角切入，将中年失业危机置于家庭经济系统框架下进行分析，为应对和解决中年失业危机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和解决策略。第三，从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心理预期效应来探讨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更关注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福祉，拓展了中年失业问题的研究边界。第四，以中年劳动者所面临的家庭经济压力为突破口，从照料压力、医疗压力、非预期支出压力“三座大山”入手，系统揭示了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缓解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机制，弥补了传统研究忽视家庭财务机制作用的不足。

二、特征事实及理论分析

（一）特征事实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我国劳动力市场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劳动力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2.25岁上升到2022年的39.72岁，中年劳动者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就业机会并未与中年劳动者数量同步增长，中年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优势不够明显。图1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城镇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数据，中年劳动者失业率在4%的水平上下浮动。然而，从2024年10月至2025年2月，失业率却呈现上升趋势，环比增速达到15.8%，短期内中年劳动者失业风险有所上升。可见，中年劳动者失业率呈现出低水平波动下的结构性脆弱的特征。其原因在于，中年劳动者因家庭经济压力形成“不敢失业”的被动稳定，一旦失业风险传导至中年劳动者，可能引发隐性失业显性化，进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需警惕中年劳动者的失业风险问题。

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角度看，企业在用工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偏好，这种偏好对中年劳动者造成了一定的就业障碍。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调整，企业对员工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中年劳动者对新技术的习得效率相对较低，技能需求与供给错配导致中年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往往更青睐年轻、学历高、适应能力强的员工。根据智联招聘的问卷调查，80.1%的中高龄求职者认为找工作的最大困难是年龄限制，企业对于年轻劳动者的用工偏好使得中年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此外，企业在劳动合同的选择上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短期合同和非正规用工形式，在CFPS2014—2022年数据中，仅有29.02%的中年劳动者拥有正式劳动合同或长期劳动合同，可以看出企业以降低用工成本为目的而对雇佣策略进行了调整。

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角度看，中年劳动者普遍感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中年龄歧视的压力，即中年劳动者存在着一定的失业感知。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21年数据，针对“您认为现在社会在年龄方面存在的不公正待遇的情况是否严重”这一问题，约有9.5%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中存在的年龄歧视非常严重，23.8%的受访者认为年龄歧视问题较为严重。此外，针对“您认为自己在未来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的问题，约有27.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未来6个月内完全有可能或者有可能失业，说明中年劳动者存在一定的失业风险感知。进一步从平均失业可能性角度来看，通过图2的劳动者失业预期年龄分布图可以看出，42岁左右失业预期达到峰值，此后失业可能性随年龄增长逐步下降。这说明中年劳动者基于劳动力市场环境而作出的失业预期较高，从主观上认为自己具有较高的失业可能性，有较强烈的失业风险感知。

中年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不仅受年龄歧视的影响，还受行业发展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冲击。如图3所示，我国40—59岁的中年劳动者从事最多的行业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以及建筑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崛起，一些传统岗位逐渐被机器、人工智能等替代，面向中年劳动者的低端技能需求岗位显著减少；在需要较高技能的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中，中年劳动者的比例相对较低，说明中年劳动者在技能更新上存在滞后性，这种行业技能需求与劳动者素质的错配加剧了中年劳动者的求职压力。由此可见，缓解中年劳动者面临的失业危机，提高其就业稳定性，是实现当下就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二）理论分析

1.中年失业危机对中年劳动者的影响。中年失业危机指中年劳动者因个人及外部因素所导致的失业或潜在的失业风险，可能致使中年劳动者陷入多重困境，具体表现为经济状况恶化、身份认同崩塌以及心理预期下降等，其本质是个人生存需求、职业竞争力断层与社会结构性支持缺位之间的矛盾。

作为社会的重要支柱，中年劳动者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承担着相应的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与社会经历给予了中年劳动者较高的家庭与社会认同感。美国社会学家Goffman（1963）提出的污名理论指出，当个体被贴上负面标签（如失败、无能等）时，污名化即形成。社会普遍将中年失业归结为一种个人的失败，这种隐性规训将导致失业者在公共场合和家庭关系中持续遭受贬低，使得中年劳动者所处的社会平衡被打破，就会产生失业污名化效应。因此，失业污名化效应的存在对中年失业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认同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会导致其再就业困难。

从中年失业者经济状况的角度来看，中年失业往往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被切断，这会直接导致个体和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进一步恶化家庭经济状况。最直接的影响体现为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收入的减少又迫使家庭削减开支，抑制家庭消费升级（包文和赵春明，2024），降低生活标准，甚至陷入贫困。在“棘轮效应”的影响下，中年失业者难以接受收入下降带来的巨大落差，进而降低其心理预期。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年龄歧视问题，中年失业者在寻找新工作时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具体而言，一方面，雇主在认知层面普遍存在基于年龄的社会刻板印象，缺乏对中年劳动者工作能力的理性认知，在雇佣劳动力时更倾向于选择年轻劳动者，导致中年失业者再就业困难；另一方面，中年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随年龄增长而快速贬值，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与人力资本的贬值速度不匹配，致使其竞争力下降（蔚金霞等，2024），难以找到与原有职位相匹配的工作机会，导致失业状态的持续。

从中年失业者心理预期和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失业污名化效应会受到内外部双重因素叠加的影响。一方面，从心理困境来看，中年失业者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就感，失业会中断这一进程，导致自尊和自我认同受损，并将失业经历归咎于自身能力不足，从而产生自我贬低和自卑感（Clark等，2001）。同时，失业危机剥夺了中年劳动者对工作和生活的控制感，降低其自我效能感，丧失寻找工作的勇气，导致失业状态的持续，而长期失业可能使个体陷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无力，进一步加剧其心理困境，丧失对未来的期待。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层面的失业污名化效应也会对中年失业者产生偏见，使劳动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排斥和歧视，并威胁中年失业者的社会认同，导致其在寻求社会支持时遭遇困难，恶化其心理预期，造成失业状态的持续。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中年失业危机的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心理预期效应会造成中年劳动者失业状态具有持续性，并会降低其对未来的预期。

2.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家庭金融理财规划是家庭财务决策的重要行为，不仅能通过合理配置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分散家庭财务风险，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黄磊和黄思刚，2023），更能通过构建风险防御体系形成对失业风险的前置性干预机制。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视角来看，可将金融理财规划划分为家庭储蓄规划、家庭保险规划以及家庭投资规划。

首先，家庭储蓄规划是家庭金融理财的基石，建立紧急储备金有助于强化中年劳动者的职业选择权。在中年时期，家庭往往面临着更多的经济责任和不确定性，这使得其储蓄行为具有风险预防特性。拥有储蓄规划的中年家庭，在面临诸如降薪等潜在失业危机时能够平滑收入冲击对家庭造成的影响，避免因家庭财务压力被迫离职或接受低质量岗位导致的二次失业风险。从短期看，储蓄能为失业危机提供缓冲，平滑家庭消费（谢强等，2024）；长期则通过资本积累增强职业转型的财务弹性，为主动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预留职业调整的空间。在此过程中，拥有灵活资金和充足缓冲期的中年劳动者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自身素质以应对可能的失业情形，提高就业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家庭保险规划可以通过风险预防和风险转移来降低中年失业危机带来的冲击。一方面，家庭保险规划能够起到风险预防作用，增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灵活性。仅依靠预防性储蓄应对失业危机会受制于家庭内部流动性的约束，长期来看不利于资金的有效配置，而保险能够给予家庭更多的风险保障，弱化家庭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促使家庭将资金转移到其他资产的投资上（彭树宏，2022），提高资金流动性和利用率。另一方面，保险的风险分散功能可以为投保人在发生失业危机时提供兜底保障。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险具有较强的健康资本锁定效应，能够在中年劳动者健康状况下滑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保障，减少因疾病发生而误工缺勤的频率，维持工作连续性并降低职业中断的概率，增强就业稳定性。同时，失业保险也具有“稳岗效应”，有助于在职中年劳动者维持就业稳定。一旦中年劳动者失业，失业保险不仅能够提供失业救济金为其基本生活兜底，还能与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促进中年劳动者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帮助其尽快实现再就业（唐珏等，2024）。

最后，家庭投资规划是使得家庭财富实现长期增值的重要手段。在中年时期，合理的家庭投资规划不仅有助于家庭积累更多财富，为应对失业风险提供资金支持，还能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平滑风险并提高整体收益水平，实现家庭财富传承和增值的目标，进一步增加中年群体劳动供给的灵活性（Goetzmann和Kumar，2008）。此外，涉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投资规划能够帮助中年劳动者更快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降低其被裁员的可能性，形成抵御结构性失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综上，家庭的储蓄规划、保险规划和投资规划均有利于缓解中年劳动者所面临的失业危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延长中年劳动者的就业持续期和提升其就业稳定性，能有效平滑中年失业危机。

3.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机制。中年劳动者作为“夹心世代”往往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在遭遇中年失业危机时，诸多因素叠加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被放大，进而严重影响中年劳动者的幸福感，降低其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杨继东和邹宏威，2021）。具体而言，中年劳动者面临的压力包括照料压力、医疗压力以及非预期支出压力，“三座大山”的压力共同叠加，进一步恶化了中年劳动者的处境。

首先，中年劳动者承担着照料家庭的社会责任，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面临着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存在会通过挤占中年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增加心理健康负担等方式加剧其失业风险。一方面，家庭照料的负担可能会减少中年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增加误工成本，导致其收入下降（石磊等，2023）。同时，长期缺位可能使中年劳动者在工作中被逐渐边缘化，职业晋升无望，甚至面临被解雇的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照料压力对中年劳动者的心理健康也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当照料活动伴随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时，可能会加大中年劳动者的心理压力和情绪困扰（蒋承和赵晓军，2009），从而干扰工作状态和降低工作效率，使其很可能被更年轻的劳动者替代，进一步恶化中年劳动者的处境。而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为中年劳动者提供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财务保障，是应对家庭照料负担、减轻家庭照料成本的必然选择（张永奇和单德朋，2024）。中年劳动者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家庭的储蓄策略做好家庭养老育儿规划，完备的保险策略有助于实现社会支持与家庭支持相结合进而可以降低家庭照料成本（艾静怡和彭希哲，2024），有效的投资策略有助于实现家庭财富可持续性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从而使得家庭平稳度过中年失业危机。

其次，来自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健康冲击也是中年劳动者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中年处于生命周期中健康水平下降的阶段，健康资本不断减少、身体素质下降、慢性疾病积累，中年劳动者所能接受的劳动强度下降，导致其市场竞争力和劳动议价能力随之减弱，甚至有可能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中年劳动者的父母遭遇健康冲击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支出是家庭支出中的重要负担，对于家庭其他发展性支出存在“挤出效应”，会挤占中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利于其职业生涯的长期发展。而长期、平稳的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帮助家庭平滑健康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可通过提前规划医疗保险和建立紧急医疗储蓄，帮助失业者缓解因健康问题导致的经济压力。对于中年劳动者来说，医疗健康保险能够有效减轻个人医疗支出负担，这对于收入水平下降的失业群体至关重要（Finkelstein和McKnight，2008）。另一方面，家庭预防性医疗储蓄能够为家庭提供更多的经济安全感，让中年劳动者在面临健康冲击时拥有更多灵活性，减少经济波动对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

最后，由自然灾害、亲人去世、经济危机等外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非预期支出压力也会加重中年劳动者的经济负担。非预期支出对中年劳动者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家庭财务流动性危机造成的偿债能力恶化，在短期内为填补流动性缺口被迫压缩中年劳动者的职业选择空间，降低其就业的稳定性。同时，突发事件所导致的非预期支出通常不可预测，经济来源的中断、物质资本的减损、心理压力的增加以及家庭责任的约束等多重因素叠加，可能会导致中年劳动者做出错误的职业决策，进一步放大对其工作的负面影响。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为中年劳动者提供了应对非预期支出和突发事件的财务准备与风险分散机制。长期有效的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为家庭提供财务积累，提高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使其有足够的资金平滑流动性风险，增强家庭的金融韧性（朱波和裴珊，202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3：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通过缓解中年劳动者的照料压力、医疗压力以及非预期支出压力而平滑中年失业危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中年失业危机对中年劳动者影响的模型设定。本文参考Biewen和Steffes（2010）的研究，引入周期性失业风险，构建如下动态Probit模型探讨中年失业危机的失业污名化效应：

其中，Unemployment为个体失业情况；Cyclical_Unemployment为周期性失业风险；x_it为具有时变性质的控制变量；c_i为具有时不变性质的随机误差项；e_it为具有时变性质的随机误差项。

此外，失业对于中年劳动者心理预期的影响也是中年失业危机的重要方面，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探讨中年失业危机的心理预期效应：

2.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影响的模型设定。有关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主要从就业持续期以及就业状态稳定性两方面来考量。从就业持续期角度来看，基于其数据特征，本文构建如下COX比例风险模型：

本文将中年劳动者就业持续期定义为个体生存时间，将个体最近一份工作开始的事件视为生存期的开始，最近一份工作结束的事件视为生存期的结束（即个体失业为失败事件）。其中，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金融资产（Financial_asset），分为家庭储蓄规划（Savings）、家庭保险规划（Insurance）以及家庭投资规划（Investment）。

从就业稳定性角度来看，本文构建如下Probit模型：

（二）变量选取及说明

1.中年失业危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人口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工作但具有工作能力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本文聚焦于中年劳动者的失业问题，依据国务院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及国家统计局对老年人口年龄的界定， ¹将中年期界定为35—65岁。 ²中年失业危机即为个体在中年期由个人及外部因素导致的失业状态或者面临的失业可能性。本文从就业持续期（Work_time）和就业稳定性（Last_job）来进一步考察中年失业危机。其中，根据问卷中“最近一份工作开始/结束的时间”计算就业持续期；根据问卷中“上期访问到本期访问个体所从事的工作是否为同一份工作”生成就业稳定性的0—1变量。此外，本文使用中年劳动者失业情况 ³（Unemployment）和周期性失业风险 ⁴（Cyclical_Unemployment）考察中年失业危机的污名化效应，使用中年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 ⁵（Expectation）考察中年失业危机的心理预期效应。

2.家庭金融理财规划。本文以家庭金融资产价值的自然对数作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Financial_asset）的代理变量。参考吴卫星等（2018）的研究，根据动机将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分为家庭储蓄规划（Savings）、家庭保险规划（Insurance）以及家庭投资规划（Investment），分别使用家庭储蓄存款余额的自然对数、家庭保险费用支出的自然对数以及家庭金融财产性收入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3.机制变量。为探究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机制，本文以中年劳动者面临的照料压力（Raise）、医疗压力（Medical）以及非预期支出压力（UE）作为机制变量，分别使用家庭中老年人与未成年人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家庭医疗卫生支出的自然对数以及家庭预期生存性消费支出与实际消费支出差额（即生存性消费支出的离差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4.调节变量。为探究如何更好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作用，本文选用人力资本（High_edu）、金融素养（Finlit）以及社会资本（Social_capital）作为调节变量进行考察，并分别以受访者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个体金融素养评分以及个体自评社会地位来衡量。

5.控制变量。本文选取性别和婚姻等作为个体特征，劳动力数量作为家庭特征，农业生产和工作技能作为工作特征，东中西部地区和居住地作为地区特征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为探究个体就业状态的连续性以及观测期内个体工作持续时间的变化，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4—2022年5期的数据并保留中年样本。此外，为排除极端值可能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将连续型经济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5期样本36 327个数据。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中年失业危机对中年劳动者的影响分析

表2报告了中年失业危机影响的检验结果。如列（1）和列（2）所示，前一期失业状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前一期失业会增加当期失业的可能性，即失业污名化效应存在；同时，当期周期性失业风险以及前一期周期性失业风险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失业污名化效应对于中年劳动者失业状态的影响。如列（3）所示，当期失业状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失业确实降低了中年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即心理预期效应存在。综上所述，中年失业危机所导致的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心理预期效应使得中年劳动者面临持续失业的可能并降低了其对未来的预期，即H1得证。

（二）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分析

1.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就业持续期的影响分析。表3报告了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就业持续期的影响。如列（1）—列（4）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家庭储蓄规划、家庭保险规划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家庭投资规划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可能与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不确定性有关，并非所有家庭都会进行基于资产增值目的且带有一定风险的投资规划。但总的来说，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确实能够显著降低中年劳动者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延长其就业持续期，以平稳度过中年失业危机。 ⁶

2. 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分析。表4报告了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如列（1）—列（4）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家庭储蓄规划、家庭保险规划和家庭投资规划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可以提高中年劳动者工作的稳定性，这进一步验证了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缓解中年劳动者失业危机的作用。 ⁷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就业持续期还是从就业稳定性来看，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均能缓解中年失业危机，即H2得证。

（三）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机制分析

中年劳动者作为家庭经济的顶梁柱，面临着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医疗负担以及意外性支出而带来的经济压力，基于此，本文从照料压力、医疗压力以及非预期支出压力三个方面考量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影响中年失业危机的传导路径。据此，建立如下影响机制模型：

其中，Med为机制变量，包括照料压力、医疗压力和非预期支出压力。由于中年劳动者面临的失业危机可能是显性的失业持续，也可能是潜在的未来失业风险，因此较难用单一的失业状态来衡量，前述对中年失业危机影响的分析中，中年失业危机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中年劳动者的心理预期效应，即对于未来的预期。因此，本文认为中年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是中年失业危机的具体反映，故选取其作为中年失业危机的代理变量。

表5报告了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如列（1）和列（2）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照料压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同时，照料压力对于中年劳动者对未来预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通过减轻个体照料压力从而缓解中年劳动者失业危机带来的对未来预期的下降。如列（3）和列（4）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医疗压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可以缓解医疗压力。除上述两种常见的中年劳动者可能遭受的压力外，本文还进一步考虑了中年劳动者面临的非预期支出压力，如列（5）和列（6）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通过减轻中年劳动者遭遇的非预期支出压力，进而缓解中年失业危机所带来的未来预期下降。综上，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较为妥善地对家庭金融资产进行配置，提高中年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增强其面对各种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进而更好地应对中年失业危机，即假说H3得证。

（四）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劳动力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会因社会以及制度性因素被分割为不同属性的市场，即每个市场具有独特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条件，导致市场之间存在差异，进而对于中年劳动者工作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同时，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处于不同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所面临的家庭压力也有所不同。据此，为了进一步检验由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家庭生命周期导致的差异，本文从是否为体制内工作、有无劳动合同以及家庭负担三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体制内工作通常指政府或国有企业等部门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能够提供更稳定的就业、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根据劳动力分割理论，体制内工作属于内部劳动力市场或初级市场的一部分，与外部劳动力市场或次级市场形成对比。如表6列（1）和列（2）所示，相比于体制内工作的中年劳动者，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体制外工作的中年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原因在于：体制内工作的中年劳动者往往具有更稳定的就业状态，故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其影响并不强烈；对于体制外工作的中年劳动者，其工作本身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因而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更好地助力其实现就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劳动合同可以被视为一种就业壁垒，有助于区分初级和次级劳动力市场。拥有劳动合同的员工通常享有更多的工作保障和法律保护，这与初级市场的就业特征相符。因此，劳动合同的存在与否可以作为区分不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指标。如表6列（3）和列（4）所示，与有劳动合同的中年劳动者相比，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无劳动合同者的影响更为强烈。原因在于：有劳动合同的中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更强，而无劳动合同的中年劳动者由于缺乏制度性因素的保障会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因而家庭金融理财规划手段能够帮助无劳动合同的中年劳动者稳定其工作状态，从而抵御中年失业危机。

家庭负担会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消费结构、职业发展和养老储备，导致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处于不同家庭责任结构的中年劳动者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中年劳动者划分为高负担年龄组（35—50岁）和低负担年龄组（51—65岁）进行异质性检验。如表6列（5）和列（6）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高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就业持续性的影响更明显。原因在于：高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普遍面临未成年子女教育支出费用大与职业风险高的压力，具有较强的动机进行金融资产的流动性管理与资本积累，因而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低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其家庭结构趋于稳定且养育负担较轻，其资产管理的风险偏好呈现保守化趋势，资产配置更倾向于长期保值和代际转移，与职业决策的关联性较弱，故家庭金融资产规划对其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

五、进一步分析

前述分析已经明确中年失业危机的后果，并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角度提供了解决方案，但如何更好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缓解中年失业危机的作用仍需深入探究。基于此，本部分从人力资本、金融素养及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展开讨论，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其中，Mod为调节变量，包含人力资本、金融素养、社会资本；Interact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与上述各调节变量的交乘项。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是劳动雇佣方评判是否进行雇佣的一个重要方面，良好的受教育程度也意味着其对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认知程度更高，能够更好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作用。如表7列（1）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与人力资本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教育是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素质，增加就业机会进而提升个体就业的稳定性。

金融素养体现了个体对金融产品及风险的了解程度，是能够运用金融知识做出明智金融决策的能力，直接关联着家庭经济决策的科学性与风险承担的合理性（林春等，2024），对于更好地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作用至关重要。如表7列（2）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与金融素养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素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金融素养良好的中年劳动者能够更好地配置家庭金融资产，从而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稳定就业的作用。

考虑到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个体可以通过人情交换达成就业目标或通过社会网络交换就业信息，从而拓宽就业机会，维持就业状态的稳定性。如表7列（3）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与社会资本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社会资本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社会资本能够起到有效传递信息和资源的作用，帮助中年劳动者更好地进行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及时应对并有效处理可能导致中年失业危机的因素，进而增强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在当前多重超预期因素叠加造成的短期失业困境与结构性就业矛盾的背景下，解决好就业问题，特别是中年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对于稳定就业和经济预期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尝试探讨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缓解中年劳动者失业危机的相关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中年失业危机具有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心理预期效应，造成中年劳动者失业状态的持续和心理预期的下降。（2）包括家庭储蓄规划、家庭保险规划及家庭投资规划在内的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延长中年劳动者的就业持续期以及促进工作的稳定性具有积极作用。（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通过缓解中年劳动者所面临的照料压力、医疗压力以及非预期支出压力，从而使其更好应对中年失业危机问题。（4）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体制内、有劳动合同以及低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较小，而对于体制外、无劳动合同以及高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5）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人力资本、金融素养以及社会资本能够进一步强化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增强中年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健全就业需求调查和失业风险预警机制。一方面，完善就业需求以及失业统计调查体系，加强对微观层面就业情况的摸排，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和工作属性的群体进行调查，以及时准确了解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识别潜在的失业风险。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失业风险动态预警机制，有关部门对于失业重点群体要予以政策支持与帮扶，可以通过优化就业环境、增强就业保障能力、完善就业支持体系为失业群体以及潜在的失业群体提供支持。（2）重视中年失业群体心理健康，营造宽松的社会就业氛围。针对中年失业危机引致的信心丧失、预期降低的问题，应积极关注中年失业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并予以适当的政策帮扶，健全失业保障机制。此外，针对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就业年龄歧视现象，一方面，政府要完善反年龄歧视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也要提升包容度，拒绝失业污名化，为失业群体再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3）加强家庭金融教育，提升金融素养。首先，充分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缓解中年失业危机的作用，一方面要“扫盲”，通过家庭金融教育提升居民对于金融理财规划的了解度，使家庭能够充分利用闲散资金进行跨期资源配置，从而更好地缓解当前或未来可能面对的中年失业危机；另一方面要“提效”，多措并举提高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效率，有关机构要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为家庭提供更方便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其次，要着力提升金融素养，优化家庭金融配置效率和提高金融决策有效性，从而充分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中年失业危机的缓冲作用，助力中年劳动者平稳度过中年失业危机。（4）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终身学习和继续教育体系，提升劳动者素质。建立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通过为中年劳动者提供更方便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体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者核心竞争力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从而更好地为中年在业劳动者维持就业稳定和中年失业劳动者再就业提供支持。

1联合国将35—54岁定义为中年期，本文采用联合国定义的中年期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备索。

2由于中年期跨度较长且界限较为模糊，受到个体激素水平变化、免疫系统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类可能会较早或较晚进入中年期，加之现代社会人类平均寿命延长，因此本文选择年龄跨度较长的划定方式，以尽可能兼顾生物学及社会心理学角度的中年期定义。

3使用中年劳动者是否在业衡量中年劳动者失业情况。

4参考Biewen和Steffes（2010）的研究，使用线性时间趋势上家庭所在省份失业率的回归残差来衡量周期性失业风险。

5使用个体自评对未来的信心程度衡量中年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

6限于篇幅，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就业持续期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未展示，备索。

7限于篇幅，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就业稳定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结果并未展示，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