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自古以来，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夙愿，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现。在新时代语境下，共同富裕被深刻赋予了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全面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已然演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与实践路径（刘培林等，2021）。从全面脱贫的历史性成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再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在共同富裕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独特经验为全球治理贡献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但受制于多重历史成因的路径依赖，我国在新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仍面临诸多结构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¹事实上，乡村长期处于资源要素净流出状态，本质上延续着农村反哺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致使城乡差距呈现动态扩大态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单元，农村承载着规模庞大的相对弱势群体。在共同富裕的战略推进过程中，必须着力补齐社会发展短板、系统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发展成果实现全民共享。 ²学界共识表明，单纯依赖制度安排“分蛋糕”的分配机制尚显不足，更需要充分调动欠发达农村地区“做蛋糕”的内生动力（李实，2021），通过高效整合集体闲散资金、有机联合优质社会资本、充分释放资源要素潜力，不断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激发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内生动力，从而为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持久动能。因此，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探究乡村集体经济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推进机制，对于完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与功能定位，党中央已作出系统性论述。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维度，他强调：“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³此后，国务院多个部门密集出台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专项政策，旨在充分保障农民财产权益、优化改革红利分配机制，从而为共同富裕目标夯实制度基础。 ⁴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生增长机制，全面激活乡村振兴核心动能。在学术界，农村集体经济振兴已成为重点研究领域。已有文献主要从技术变革（Liu等，2020；黄小勇等，2023；杨羊等，2024）、法律制度（Bu和Liao，2022；芦千文和杨义武，2022；周力和沈坤荣，2022）、组织特征（Long等，2019；王辉和金子健，2022）、领导个体（沈秋彤和赵德起，2022；Luo和Hu，2024；吴高辉等，2024）等层面展开深入探讨，但却鲜有文献研究传统文化等隐性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需要强调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本质上依托于干群协同治理，若仅依赖政策规划、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正式制度安排，而忽视历史积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将导致制度效能显著弱化。特别是在我国市场机制持续完善、制度环境不断优化的现阶段，习俗、传统和社会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可能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Allen等，2005；陈冬华等，2013）。

华夏文明五千年演进历程中孕育了璀璨的文明体系，其中儒家传统文化堪称中华哲学思想谱系中最富生命力的价值内核。它是中国哲学思想和价值观中最持久、最重要的力量，也是长期以来个体和组织普遍尊崇的道德规范与行动指南（Ip，2009）。在“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等儒家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社会深植集体主义精神基因，表现为群己关系中强调群体优先原则、以集体利益超越个体诉求、注重构建合作共生的社群关系网络。这种价值取向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实践存在深刻契合性。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承载着要素配置优化、集体资产增值及农民收入提升三重核心使命（高鸣等，2021；高鸣和江帆，2024）。由此引申出三个亟待破解的理论命题：儒家传统文化如何赋能农村集体经济振兴？其作用渠道与制度内核具有何种特征？复杂情境下影响效应呈现何种差异？现有研究仍存在显著研究空白，厘清这些问题既有助于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机制，更能为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集体经济振兴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为解答上述疑问，本文采用典籍解读、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以农村集体经济振兴为研究视角，系统考察儒家传统文化在共同富裕重大进程中的影响效应及独特价值。本文基于2009—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及手工收集并匹配的历史儒家书院地理数据，实证发现：（1）儒家传统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文化土壤，具体表现为村庄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2）当村庄位于平原地区或具有较高集体资产储备时，儒家文化对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3）机制检验表明，儒家传统通过促进集体合作、强化资源禀赋、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及提升组织技术创新四条路径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4）进一步分析发现，儒家传统不仅显著促进集体经济发展，还助力村民脱贫并显著提升对国家的纳税贡献。

本文的贡献如下：（1）拓展了农村集体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维度。已有研究主要基于技术变革、法律法规、组织特质、领导个体（Long等，2019；Bu和Liao，2022；沈秋彤和赵德起，2022；黄小勇等，2023）等视角解析振兴农村集体经济的关键要素。本文突破传统制度理论框架，从非正式制度层面揭示儒家传统文化的隐性治理功能对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既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也拓展了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研究的理论边界。（2）深化了儒家文化经济效应的理论认知体系。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形塑作用具有深远影响，现有关于儒家伦理价值观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公共治理（Kung和Ma，2014；Xiu等，2022）、资本市场效率（Tan和Wang，2023；Gu等，2024）、环境保护投入（Yan和Xu，2020；潘爱玲等，2021）、微观企业决策（程博等，2016；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董静和吕孟丽，2023）等领域。立足共同富裕战略需求，本文构建理论框架并呈现经验证据，系统揭示了儒家传统对农村集体经济振兴的作用路径，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体系。（3）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价值。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儒家思想承载着中华民族文明基因（杜兴强等，2023）。机制检验证实，儒家文化通过强化集体合作、优化村庄资源禀赋结构、培育人力资本储备及提升集体经济组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本文为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治理价值提供了新视角，为从传统文化中探寻共同富裕的文化动力源贡献了理论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

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传统文化、习俗规范等非正式制度作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和经济组织具有深层约束力，构成其决策行为的稳定底层逻辑（Williamson，2000）。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是社会文化特征的具象化呈现（Hofstede，1984）。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经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虽历经时代变迁但仍保持持久生命力，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内核（杜维明，2003；冯晨等，2019）。儒家文化形塑的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与道德规范，既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偏好与策略选择，也深度嵌入市场经济活动（李金波和聂辉华，2011；Gu等，2024）。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引领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保障。儒家思想传统通过提供精神支撑与内生动力，有效凝聚农民价值共识，助推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实践基础。基于儒家经典文献的思想精髓与理论内涵，本文从以下维度阐释儒家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

首先，儒家传统文化倡导合作共赢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激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意愿提供文化支撑。村庄集体组织成员的互助协作通过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显著提升集体经济发展效能（潘璐，2021；赵黎，2022）。然而，自利主义的侵蚀可能削弱集体意识与合作精神，阻碍集体经济的发展。针对自利主义对集体意识的潜在冲击，儒家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通过形塑个体认知与决策逻辑，为集体行动建立规范框架（Ip，2009；Kung和Ma，2014）。《荀子•议兵》“民齐者强”与《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揭示了协作的规模效应，《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则强调组织凝聚力的核心价值。村民秉持团结协作理念并建立互助关系，通过强化村庄社会资本，显著提升集体经济参与度（秦国庆等，2023；王成军等，2024）。此外，儒家主张的“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将群体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引导个体超越短期逐利行为。这种价值导向通过培育集体使命感，促使村民将个人发展融入集体事业（乔翠霞和王骥，2020；管珊，2024）。 ⁵儒家文化推崇的“集体主义”处世哲学通过建构互助型治理网络，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集体经济注入持续创新动能。

其次，儒家传统文化秉持“忠信”价值观，有助于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贷资源获取能力。资源约束向来是经济组织发展的“拦路虎”，尤其是在中国市场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尚不完善的正式制度与缺失的社会信任易引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制约其发展壮大（芦千文和杨义武，2022；王修华和魏念颖，2024）。儒家“忠信”的伦理价值规范对建立稳固信任关系、纾解融资难题具有积极作用（Li等，2020）。信任是社会经济体系构建和运作的润滑剂，也是经济契约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Baker等，2002；Li等，2017）。具体而言，“忠信”思想有助于促使交易双方在订立契约时充分披露信息，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同时在履约过程中促成各方遵守承诺以避免道德风险，这对于经济组织信贷合约达成以及资源获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程博等，2016）。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将诚信视作“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并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这有助于集体经济组织在商业实践中秉持忠诚守信原则，自觉履行合同义务和遵守交易承诺，有效降低契约违约风险与损失（李文佳和朱玉杰，2021），继而提升投资主体对集体组织的信任程度，推动良性互动的商业合作关系形成。这种信任与合作将拓宽信贷资源的获取途径，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资金支持（周立等，2021；彭澎等，2024）。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曾子言：“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儒家推崇的“忠信”思想可抑制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信用风险与融资成本（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Du等，2025），进而帮助破解集体组织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瓶颈，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稳健的融资环境。综上所述，儒家“忠信”价值观通过促进社会信任水平提升与信贷契约达成，能够缓解制度缺位、机会主义等因素对融资的不利影响，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贷资源获取能力，最终为集体经济振兴奠定坚实的资本基础。

再次，儒家传统文化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和人才，这有利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农村人力资本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与智力引擎，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李玉恒等，2021；吴高辉和杨晓婷，2024）。然而，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存在人力资本投入相对不足、优质人才外流严重以及经营管理力量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董婷，2023；魏广成和孔祥智，2024）。Rajan和Zingales（1998）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经济增长逻辑，强调知识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本是经济组织发展进程中最宝贵的资产和成功源泉。儒家重视教育和知识传播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农村社会，这种文化传承借由文化思想嵌入方式引导和鼓励村集体扩大人力资本投入，进而有助于提升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礼记•学记》记载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等论述明确了教育在个人修身和社会治理中的基础地位，这引导村集体赋予教育更高的战略地位，并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创办学校以改善农村教育资源， ⁶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增加，从而持续赋能集体经济发展（Bloom等，2015；秦国庆等，2023）。另一方面，《诗经》所载“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的箴言，以及《孟子》倡导“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理念，正是儒家重视人才的真切写照。受此思想影响，村庄将更有意愿投入资源以支持人才发展，完善人才吸引机制，通过推动村集体人力资本提升来激发集体经济内生活力（张洪振等，2020）。由此可见，儒家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理念不仅有助于农村地区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还能充实和强化农村集体经济建设队伍，由此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与智力支持。

最后，儒家传统文化推崇的“革故鼎新”精神，有助于提升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是激发经济活力与增强发展动力的关键源泉，其能够更高效地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相结合，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推动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增长（孙淑惠等，2024；王成军等，2024）。儒家经典文献所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以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上》）等论述，均蕴含“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这种精神有助于塑造集体成员的创新文化基因，激发组织持续追求技术创新的热情，加速新旧技术迭代进程，从而推动其整体技术层次的跃升（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Yan等，2021），为集体经济组织成长与繁荣兴盛注入不竭动力。特别地，对于那些处于“低端锁定”困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芦千文和杨义武，2022；徐鹏杰，2023），技术创新更是其实现转型升级和后发赶超的关键。例如，温室培育、基因编辑与智能生产灌溉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将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并减少资源浪费，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向高效化、现代化转型（高鸣和芦千文，2019），显著增强其经济效益创造能力。与此同时，儒家主张“自强不息”的进取思想，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这种不惧困难、奋发图强的精神内涵，同现代科技创新所需的攻坚克难品质相契合（杜维明，2003），能驱使组织在科技创新道路上顽强拼搏、勇于突破，从而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各种技术难题和市场竞争，为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强大内驱力。综上所述，儒家倡导的“革故鼎新”精神通过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促使组织在科技创新领域不断迭代与进步，最终有利于提高农村集体组织技术水平，促进集体经济焕发生机活力。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儒家文化传统有效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假设2：儒家传统文化可以通过促进集体合作、优化资源禀赋、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推动组织技术创新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村庄地貌特征和集体资产储备

首先，村庄地貌特征的差异显著。我国地域广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儒家传统文化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振兴的效果，可能因村庄所处地理区位条件差异而有所区别。具体而言，根据村庄所属区位的地貌特征差异，山地丘陵地区的村民居住分散，较难形成规模化人口，经济发展空间有限，集体经济财富基础积累较低（李韬等，2021）；而平原地区更有利于聚落的形成与村庄的建设，更易促成人口规模聚集，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夯实儒家文化的集体经济振兴效应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此外，相较于山地与丘陵地区，平原地区文化传播路径更为便捷且成本更低，这也能促进儒家传统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影响力辐射，强化儒家文化的作用效果。基于此，结合村庄所处区位地貌特征，本文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在平原地区的村庄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其次，村庄集体资产储备的差异显著。由于不同区位条件村庄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及政府政策扶持力度等差异，各村庄实际具备的资源储备和要素禀赋水平各不相同。需特别指出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前期资源的持续投入，其中村庄集体资产储备作为基础性资源支撑体系，对助推其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王辉和金子健，2022）。具体而言，集体资产储备是反映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成长潜力的重要指标，相较于集体资产储备较为薄弱的村庄，储备较为充裕的村庄往往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实现农村集体经济振兴目标。因此，结合不同区位村庄的集体资源禀赋条件，本文认为当村庄的集体资产储备相对充足时，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将更易发挥，其影响效应也更为显著。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在村庄位于平原地区、集体资产储备较优的条件下，儒家传统文化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应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9—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为样本来源，数据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355个行政村， ⁷具有较强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数据包含各村庄名称、村集体经济、劳动力、教育水平、财务收支等多维信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控制变量，以及后文异质性分析、作用机制检验与经济后果分析中涉及的变量均来源于此。在对空白值和异常数据进行清洗后，最终获得2 070个样本观测值。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儒家传统文化”的数据源自《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书院辞典》所载儒家书院的历史信息。本文对所涉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以减轻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及实证模型

1. 变量定义 ⁸

（1）儒家传统文化的测度（Confu）。鉴于文化的非具象性，精准测度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面临较大挑战。考虑到中国历史中儒家书院是儒家思想普及与传播的核心载体，其具有显著的历史延续性特征，本文借鉴现有研究（Du，2015；古志辉，2015；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的思路，基于地理距离模型并利用历史典籍记载的儒家书院分布密度测度儒家文化强度。具体而言，采用村庄所在地区方圆100公里和200公里范围内的儒家书院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儒家传统文化强度的代理变量（Confu_100、Confu_200）。

（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Collect）。参考已有文献（梁昊，2016；高鸣和芦千文，2019；张洪振等，2022；张梦飞和叶清娜，2024）的做法，本文采用农村当年集体经营性收入反映其集体经济发展水平，Collect变量通过当年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自然对数进行测算，其值越大表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3）控制变量。参考既有研究（张洪振，2020；秦国庆等，2023；王成军等，2024）的做法，本文在实证模型中设置以下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耕地面积（Area）、劳动人口（Work）、经济基础（Econ）、产业结构（Struct）、政治中心（Pol）、政府补贴（Sub）、交通便利（Trans）、集体管理（Gov）、村干部教育（Edu）和村干部年龄（Age）。

2. 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Collect），解释变量为儒家传统文化影响（Confu_100/Confu_200），Controls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耕地面积、劳动人口等，Year和Region为年度固定效应与区域固定效应，ε为残差，i和t分别代表村庄和年份。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解释变量儒家文化指标Confu_100和Confu_200的均值分别为3.2978和4.5411，表明村庄样本中儒家书院方圆100公里和200公里历史分布数量平均为27和94；其标准差分别为1.5339和1.6436，说明不同村庄样本所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Collect）的均值为5.9647，换算成农村集体经营收入平均约为389.44万元，表明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升。在控制变量方面，其描述性统计结果和以往文献基本接近。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⁹儒家文化变量Confu_100和Confu_200与村庄集体经济Collect的相关系数为0.142和0.123，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儒家传统文化与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显著正相关，为假设1提供了初步支持。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儒家传统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和列（3）为仅包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列（2）和列（4）进一步将控制变量纳入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儒家文化（Confu_100/Confu_200）的系数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促进作用，为假设1提供了证据支持。经济意义显示，儒家文化变量Confu_100（Confu_200）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村集体经营收入将增加6.25%（5.20%）。控制变量方面，农村劳动人口、集体管理、村干部教育水平与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这与现有文献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¹⁰

1.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遗漏变量等问题可能会对实证结果造成内生性干扰，本节将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参考现有文献（李万利等，2021；徐细雄等，2022、汤旭东等，2024）的做法，选用村庄与古代印刷局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外生工具变量。该距离变量通过影响儒家书籍获取的便利程度，直接关联于儒家文化传播效果；同时，书籍印刷局的设立受历史时期政权与社会因素影响，与当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决策并无直接关联，具备较强的排他性。为此，本文收集《中国印刷史》记载的19家官方印刷局地理位置数据，采用距离村庄最近的古代官方印刷局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Distance，进行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中，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地理距离（Distanc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距离古代印刷局越远，儒家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力越低。Anderson LM统计量在1%水平上显著，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也远大于Stock-Yogo弱工具变量识别10%水平临界值，上述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较为合理。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儒家传统文化变量Confu_100和Confu_200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493和0.2915，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再次支持了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积极作用，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

2. 替代测度指标

为加强研究稳健性，本节采用替代变量测度进行多元回归检验，具体而言：（1）选用村庄方圆50公里和150公里范围内儒家书院数量的自然对数重新测度儒家传统文化（Confu_50/Confu_150）；（2）对农村集体经济收入采用村庄总收入进行标准化处理，即采用农村集体经营收入与村庄总收入比值重新度量农村集体经济发展（Collect₂）。替换自变量测度指标结果显示，儒家传统文化变量Confu_50和Confu_150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801和0.2348，且都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替换因变量测度指标结果显示，儒家传统文化变量Confu_100和Confu_200的系数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运用替代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效应依然成立，本文结论保持稳定。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1）变量滞后一期。探究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影响时，部分变量可能会受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反向影响，进而对估计结果造成不利影响。为缓解这一不利影响，本文对模型中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回归结果显示，儒家传统文化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依然成立。（2）控制地区特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为增强研究结果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将村庄所在地区的特征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之中，即控制地区经济发展（Rgdp）、地区人口（Pop）、地区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与地区市场制度（Market）。研究发现，儒家传统文化仍然显著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说明本文结论保持稳定。

（四）异质性分析

本节从村庄所处地貌特征、村庄集体资产储备两个层面展开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分析，以深化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首先，根据村庄所处地区的地貌特征，将样本划分为平原地区组和非平原地区组进行分组回归检验，以探析不同村庄地理条件下儒家传统文化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在平原地区组别中，儒家传统文化Confu_100和Confu_200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808和0.3013，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非平原地区组别中，解释变量儒家传统文化的系数都不显著，且数值相较于平原组系数更小。儒家传统变量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也支持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别。综上所述，相对于非平原地区村庄，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振兴的积极效应在平原地区村庄中更为突出，即平原地形更有利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作用发挥。

其次，为了检验不同村庄集体资产储备情形下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影响，本文根据问卷中“村庄当年拥有多少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集体资产储备较好和集体资产储备较差两组，并分别进行分组回归检验。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在村庄集体资产储备较好的样本中，儒家传统文化变量Confu_100和Confu_200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780和0.3519，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集体资产储备较差的村庄中，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且数值相对较好组更小。此外，儒家传统变量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也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二者间存在显著差别。上述结果表明，相对于集体资产储备较少的村庄，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振兴的积极效应在集体资产储备较好的村庄中更为突出。这意味着，良好的村庄集体资产储备更有利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作用发挥，从而更有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振兴。

五、进一步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研究发现儒家传统文化对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效用，那么其影响机制具体如何？借鉴以往文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做法，本文采用“三步法”开展作用机制检验。具体来讲，结合前文研究假设中关于“集体主义导向”“信贷资源获取”“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活力”四方面机制，对应设置中介变量（Mediator）并构建如下模型以检验儒家文化影响村庄集体经济的作用机制。同时，考虑到中介变量传导的时滞性及潜在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前置一期处理，中介变量保持当期，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则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¹¹

在“集体主义导向”方面，本文根据村庄公共品投资情况设置以下变量进行测度：一是村庄在农田基本建设、农村电网道路改造、水利饮水工程修建等方面的生产性公共品投资（Pubinv）；二是村庄在社会救济、预防保健、合作医疗等方面的公益性公共品支出（Pubwel）。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儒家传统文化变量L.Confu_100和L.Confu_200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136和0.2812，表明在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后，儒家传统文化仍能显著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当因变量为村庄生产性公共品投资（Pubinv）和公益性公共品支出（Pubwel）时，儒家传统文化的回归系数也都显著为正，表明儒家思想对村庄集体主义导向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村庄公共品投资（Pubinv和Pubwel）系数都显著为正，这为村庄集体主义导向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儒家传统文化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但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水平相较于基准回归结果有所下降。综上所述，儒家传统文化有利于激发村庄集体主义导向，进而推动村庄集体经济事业的发展。

在“信贷资源获取”方面，本文通过两方面测度村庄当年度获得的信贷资源情况：一是从银行、信用社、合作基金会等正式金融机构获得的信贷借款（Fcredit）；二是从亲戚、熟人、朋友等非正式渠道获得的借款金额（Infcredit）。检验结果表明，儒家传统文化显著提升了村庄从正式金融机构和非正式渠道获取的信贷资源水平，对村庄获取信贷资本发挥了积极作用。将儒家传统文化和信贷资源变量都加入基准模型后的结果显示，信贷资源（Fcredit和Infcredit）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信贷资源获取有利于村庄集体经济振兴；儒家传统文化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但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水平相较于基准结果有所下降。上述结果说明，儒家传统文化有利于提升村庄信贷资源获取能力，进而推动村庄集体经济振兴。

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本文通过村庄的教育与学习投资情况测度村庄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具体通过村庄当年在村庄办小学投资金额（School）和村庄当年订阅的书籍、报纸、杂志等学习资料数量（Book）两方面进行机制检验。当因变量为村人力资本投入时，L.Confu_100和L.Confu_200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儒家传统文化显著促进了村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了村庄教育投资力度和学习资料购买水平。检验结果还表明，村庄人力资本投入（School和Book）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且儒家传统文化系数依然显著，但其绝对值与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上述结果表明，儒家传统文化能够显著促进村庄在教育与学习方面的投资，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从而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在“技术创新活力”方面，本文通过技术创新和创业两方面综合测度村庄的创新活力水平：一是根据村庄当年在技术创新和推广方面的投资金额测度技术创新投入强度（Tecinv）；二是通过村庄当年新增集体企业数量衡量村庄集体经济创业活力（Enterps）。结果显示，儒家传统文化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儒家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检验结果还显示，儒家传统文化能够显著促进村庄集体经济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和创业活力；Tecinv和Enterps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村庄集体组织的技术创新与创业对村庄集体经济振兴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且儒家传统文化系数依然保持显著为正，但其绝对值和显著水平相较于基准回归结果有所下降。上述结果综合表明，儒家传统文化有助于推动村庄集体经济组织技术创新，激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从而促进村庄集体经济振兴。

（二）经济后果分析

首先，作为一种隐形的非正式制度，儒家传统文化显著促进了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经济振兴。那么，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振兴的作用能否助力村民摆脱贫困，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其次，政府税收作为资源再分配的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充足的税收不仅为国家财政提供坚实支撑，还能通过政府再分配机制有效引导资源流入相对落后地区（李海舰和杜爽，2021；杨志勇，2022）。这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整体福利提升，又有助于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为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那么，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否能进一步改善其对国家的纳税贡献，为整体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本节将结合村庄的村民脱贫情况（Poverty）和村庄的国家纳税贡献（Taxes）两方面，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农村集体经济振兴效应进行经济后果检验。Poverty以村庄当年贫困家庭户数的自然对数衡量，Taxes通过村庄当年上缴的国家税金总额的自然对数测度。在将农村集体经济与儒家文化的交乘项（Collect×Confu）纳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时，对交乘项变量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以缓解潜在共线性问题。表5中Panel A的列（1）与列（2）结果表明，解释变量Collect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集体经济有助于促进村民摆脱贫困；集体经济与儒家文化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儒家传统文化强化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脱贫效果，有助于减少贫困家庭户数，对村民摆脱贫困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表5中Panel B的列（1）与列（2）结果显示，解释变量Collec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集体经济有助于提升村庄的国家纳税贡献，为社会经济发展“添砖加瓦”；进一步地，集体经济与儒家文化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儒家传统强化了农村集体经济对村庄纳税的促进效果，对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中，儒家传统文化具有何种时代价值和独特功能？本文基于乡村振兴视角，运用2009—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以及手工收集匹配的历史儒家书院地理数据，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研究表明，儒家传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具体表现为村庄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越好。异质性分析发现，当村庄处于平原地区并具备优良集体资产储备时，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促进效应更为突出。机制检验表明，儒家传统文化主要通过激活集体合作、增强资源禀赋、提升人力资本以及激发组织技术创新活力四条渠道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此外，经济后果检验还发现，儒家传统文化的农村集体经济振兴效应还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显著促进了村民脱贫并增加村庄纳税贡献，为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夯实了微观基础。本文突破了传统的制度理论框架，从非正式制度层面揭示了儒家传统文化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逻辑，这有助于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汲取适应时代发展的智慧养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研究体系。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大力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入挖掘时代价值与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积淀的精神标识与智慧结晶，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立根铸魂。其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思想精华至今仍对当代经济社会运行产生积极作用。我们应赓续历史文脉，坚持文化自信，提炼儒家传统中蕴含的思想价值，注入新时代要素，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中探寻解决现实难题的路径，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命力与感召力。第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农业大国，农村发展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农村集体经济凭借明晰的产权关系、科学的治理架构、稳健的经营方式及合理的收益分配等优势，成为激活农村经济潜能的重要抓手，是赋能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芦千文和杨义武，2022）。因此，应锚定乡村振兴目标，深化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创新运行机制，因地制宜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扎实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儒家传统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振兴的积极效应会因村庄地理环境及资源禀赋差异而存在差异。当村庄位于平原地区且集体资产储备较好时，儒家传统文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于山地丘陵地区或资源禀赋较低的村庄，应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激活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例如，政府可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强化党建引领，创新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探索混合经营等多元形式，协助村庄引资、引智，共谋“强村经”，推动乡村集体经济持续焕发活力。

1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6日。

2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发表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强调共同富裕的对象是全体人民，不是少数人或少数地区的富裕。他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3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人民日报》，2018年9月23日。

4中国政府网数据显示，2018年至今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围绕农村集体经济、乡村振兴等主题陆续出台了248项政策文件及规划纲要，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工作内容，以保障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贯彻实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5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与村民群众紧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谱写着实干兴村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 的回信中高度赞扬了这种团结合作精神，勉励道：“把乡亲们更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这不仅是北庄村共同协作、发展集体经济的生动写照，更是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璀璨明珠‌。参见：https://www.gov.cn/xinwen/2021-02/08/content_5585914.htm。

6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江苏调研时强调，新时代需要更多“张謇式”民族企业家。张謇作为新儒商的典范，深受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的熏陶，秉持“实业为教育之基，教育乃实业之魂”核心理念，深知教育对实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他在南通等地广兴学府，促进了当地教育的繁荣，这正是儒家文化重视教育、尊崇知识与人才的生动体现。参见：http://cpc.people.com.cn/n1/2020/1113/c64094-31929987.html。

7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8囿于篇幅，儒家历史书院详细分布和控制变量定义表未在正文进行报告，留存备索。

9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在正文中汇报。

10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报告，留存备索。

11限于篇幅，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进行报告，留存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