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重要特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被赋予了新的要求和使命，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因此，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系统梳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效与未来趋势，弄清如何以区域协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一直以来备受政府关注，依据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基本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孙久文和李恒森，2017；肖金成和安树伟，2019；郝宪印和张念明，2023）。第一阶段为建国初至改革开放的区域均衡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政府通过新增建设和搬迁转移等方式将多数工业项目安排在内陆地区，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属于低水平的均衡发展，主要特征是以计划经济方式管理配置资源，“东强西弱”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渐扭转。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区域经济发展进入非均衡发展阶段。政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东部地区依靠沿海区位优势和独特的政策优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也逐渐拉大（孙久文和易淑昶，2022）。在此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以市场经济的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区域均衡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进程逐步加快，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刘秉镰等，2020）。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合理布局的战略，构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等区域发展战略框架。第四阶段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进入区域重大战略推进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一系列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相继实施，同时在这一时期党中央也更加关注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调整。

学术界从理论内涵、实证测量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区域协调发展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在理论内涵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范恒山，2011；覃成林等，2011；张可云，2018；张志强和席强敏，2019）。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涉及的内涵越来越丰富。魏后凯和高春亮（2011）认为，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是兼顾当下与长远、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孙久文（2018）提出，区域协调发展不仅包括区域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协调，还应包含可持续发展。在实证测量方面，学者们采用单一指标或综合指标测度地区差距，以此来考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干春晖和郑若谷，2010；覃成林等，2013；刘华军和杜广杰，2017；张超等，2020；蔡昉和贾朋，2022；李国平和何皛彦，2023）。在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探讨了集聚经济、贸易成本、数字经济、宏观政策等因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范剑勇和谢强强，2010；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段玉婉等，2023；方锦程等，2023）。已有文献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启示。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区域协调发展被赋予了新的要求和使命，同时区域协调发展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因此，仍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区域协调发展的趋势特征，深刻剖析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关系。

本文将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梳理新时代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成效的基础上，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趋势，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未来进行展望。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和国际发展的新形势，在政策制定“精细化”、空间尺度“细微化”上着重发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新时代以来，区域协调发展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空间体系为基础的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空间格局已初步形成。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趋势为：都市圈与城市群成为推进新型区域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联动格局不断完善、中国区域板块格局向“π”字型转变发展以及大小“钻石菱形”空间联动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本文认为应当以构建“三生、四高、多彩”的现代化新发展体系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三生、四高、多彩”的现代化新发展体系是以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为理念，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目标，保证稳定“红色增长”、深化传统“橙色增长”、坚持创新“金色增长”、塑造生态“绿色增长”、传承文化“青色增长”、深挖公共服务“蓝色增长”以及共筑区域协同“紫色增长”。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着重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地的繁荣”与“人的繁荣”、对内与对外、政府与市场、“多彩增长”与共同富裕这五对关系。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内涵出发，论述区域协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和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区域协调发展重要使命，并且系统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第二，在梳理新时代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成效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趋势，为实现更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效保障；第三，为应对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建设“三生、四高、多彩”的现代化新发展体系等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国际发展新形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政策制定“精细化”、空间尺度“细微化”上着重发力，推进行政边界、地理边界、经济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多维融合，在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中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一）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以人为本”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规模巨大的人口存量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力资源财富，为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提供了巨大潜力和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结构变化的现象增加了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规模巨大的人口存量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定的挑战。另外，由于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熟练度高的人口往往倾向于向优势地区集中，中国流动人口整体呈现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由农村流向城市的特征（柯文前等，2022），从而导致欠发达地区面临人口和经济双重收缩的局面，引起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供给在空间配置上失衡，这对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一定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以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创新要素、技能人才等在经济空间上的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让流动人口“离土不离乡”，增强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来看，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相同点，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发展和提高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活力，都需要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保证公平，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关键是在发展过程中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区域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率先推动发达地区实现现代化，进而带动欠发达地区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对“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要求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提升各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有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提供坚实保障，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区域协调发展是兼顾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两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需要通过不断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区域间、城乡间的各类要素有序流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提升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有机统一。

区域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达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高度综合协调的状态。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中，西部地区加快形成大保护、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东部地区强化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生态保护与系统治理；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都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这也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是“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助于促进各类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能够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增长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加强欧亚大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从而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稳压器”和“压舱石”的作用。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各国经济文化交流更加紧密。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不仅符合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趋势，而且表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协调发展赋予了新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国际发展新形势。从国内形势看，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投资、消费、出口等传统要素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逐渐减弱，而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盛来运等，2018；许宪春等，2021）。从国际形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产生重大调整，逆全球化思潮盛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出现，国际贸易和投资开始下降。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立足于国内和国际发展新形势，着眼于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通过顶层设计不断丰富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政策、新体系、新思路，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同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降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逐步消除行政壁垒，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一方面，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无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区域协调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这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以直接复制和推广。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情况，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区域协调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区域内省份间的发展差距依旧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存在。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如何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区域协调发展在政策制定“精细化”、空间尺度“细微化”上着重发力。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不仅在“大尺度空间”上推动实施了多项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同时在“小尺度空间”上针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也有重要指示，体现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在政策空间上越来越“精细化”。但与之相匹配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还有待完善，尤其是跨省市边界地区“以邻为壑”的现象需要解决。一些跨省市的协调组织可能缺乏有效约束力，合作事项协商的沟通成本巨大，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减少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效果。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基于小尺度空间推进行政边界、地理边界、经济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多维融合。

三、新时代以来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针对关系全局的问题进行了谋划和战略部署。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系列发展战略的推进实施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对区域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科学决策，而且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劲发展动力，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持续推进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针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中央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实现了各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创新“领头羊”，连接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中部地区充分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优势，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陆改革开放试验区等重要开放平台，着重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其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西部大开发紧抓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一带一路”倡议、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等发展优势，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价格优势和政策红利，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现代化经济体系已经形成，重点领域改革也取得新突破。东北地区则遵循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围绕结构优化、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等突出问题，全面振兴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就区域经济总量看，全国生产力布局规模效应明显，各区域经济总量不断上升。板块间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相对差距逐步缩小。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逐渐上升，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总体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实力逐年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尤其是从人均指标看，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逐年缩小，具体如图1所示。因此，区域联动协调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

（二）区域重大战略稳步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系列区域重大战略，这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关键，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结构、提升整体竞争力的战略抉择，有利于发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如图2所示，在2023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比超过了全国的40%，充分发挥了强劲“增长极”的重要作用，区域经济引领作用较大。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结构趋于合理，交通一体化水平持续提升，“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空间结构初步形成，走出了内涵集约型发展的新路径。自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基础设施联通不断优化，“轨道上的长三角”日趋完善，世界级港口群和机场群的集聚效应不断显现；区域创新协同能力显著提升，G60科创走廊、浙中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加快建设；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先行先试”作用不断显现，长三角自由贸易试验区联盟已经成立；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不断提高，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探索形成的经验模式不断推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关注长远发展、聚焦关键领域、谋划关键举措，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三地紧密合作，其综合实力显著增长、创新活力不断提升、融合发展更加深入，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奠定了坚实基础。自2014年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政府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实现了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的转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不断加强，黄河河源区生态修复力度明显加大，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但是，黄河流域发展相较于全国尚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人口吸引力不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受限。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黄河流域区域合作的整体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也将进一步提高。

（三）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实施

深入推动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差异化和协同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在统筹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主体功能区“9+1”的配套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三区三线”划定基本完成。在主体功能区战略中，“开发”指的是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活动。本文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利用“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的总和来表示国土开发面积。如表1所示，截至2019年，中国国土开发面积为81.2万平方公里，开发强度为10.13%。从农业和生态用地面积看，耕地面积为127.9万平方公里，园地面积为20.2万平方公里，林地面积为284.1万平方公里，草地面积为264.5万平方公里，湿地面积为23.5万平方公里。从重点区域看，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要承载区，开发密度相对较大。中西部地区因其耕地、林地面积以及森林覆盖率都较高，则着重体现了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功能。

（四）新型城镇化战略纵深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重点部署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重大方略，着力通过优化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布局，促进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建设，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如图3所示，在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衡量城乡发展水平的指标，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从2013年的2.47 ∶1缩小至2023年的1.82∶1。如图4所示，我国城乡发展差距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一定的非均衡性，以2023年各省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衡量指标，城乡差距最大的是甘肃，最小的是天津，这进一步表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省份的城乡差距较小，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而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的城乡差距则依然较大。这将对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推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带来一定挑战。

（五）区域协调联动体系逐步完善

当前，我国城镇体系格局不断优化，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为空间载体的区域协调联动体系已基本形成。根据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一般经验，加强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联动发展，一方面，可以使中小城市享受大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得到更多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有利于塑造多层次、网络化的城市空间格局，推动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合理配置，进而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作为提高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的重要空间载体，培育发展都市圈对要素突破行政壁垒、实现优化配置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既能够强化城市群的“核心”作用，放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能够带动中小城市良性发展，进而优化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因此，“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三者之间呈现一定“点、线和面”关系，中心城市起“提纲挈领”作用，都市圈起“节点支撑”作用，城市群起“综合承载”作用。以上海为例，通过积极与周边区域开展合作，上海自身能级不断提高，与其他地区产业关联不断增强，区域资源集聚能力、辐射能力和配置能力不断提升。如图5所示， ²上海与35个城市之间的上市公司总部分支关联网络呈现出扇型发散状，表明上海与这些城市的产业合作联系较为密切。其中，上海和北京与上海和深圳是上海南北合作的主要发展轴，武汉和成都是上海加强中西部联系的重要交汇点。以上海、杭州、南京、青岛、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郑州、武汉几大都市圈为引领，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形成了“以点带面”“以面及群”的多中心发展格局。如图6所示， 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通过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构建网络，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产业关联较为密切，产业网络较为完善，这有助于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向更高质量一体化迈进，进一步辐射长江经济带，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地区，形成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格局。

四、新时代以来区域协调发展的趋势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积极探索新型区域合作，推动各区域间的协同和联动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区域发展模式由以“竞争为主”的单个城市独立发展向以“竞合为主”的跨行政区合作模式转变（张学良等，2023）。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对新时代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有利于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的区域合作，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大循环覆盖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效保障。

（一）都市圈与城市群成为推进新型区域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由以单个行政区为单元的个体城市发展的1.0模式转变为以都市圈、城市群为平台载体的层次化、网络化城市分工协作的2.0模式（张学良和洪旭东，2022）。随着城市区域化和网络化发展趋势的推进，价值链、创新链和产业链逐渐突破城市边界进行延伸与布局，并形成空间链，推动城市间集聚经济的共享，城市间的正向溢出效应使得市场主体能够实现更大的规模效益和更合理的产业分工（李培鑫和张学良，2021），进而构成城市群与都市圈的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相比单一城市的发展，集聚经济在城市群内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首先由单一产业在城市内部集聚形成地方化经济，进而多个产业在城市集聚形成城市化经济，最终不同产业在城市群内聚集形成城市群经济。2022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水平，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都市圈与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区域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要素、资源辐射带动功能，在资金、产业、人才等一般性要素辐射的基础上，强化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企业服务、科技服务、公共服务等内容的输出，进一步提升中小城市吸引力，实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构建创新示范、辐射引领的高质量协调发展新格局。

（二）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联动格局不断完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高效有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不能仅仅依靠区域战略和政策，关键在于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系列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有效衔接、有机融合、联动互通。因而，不但要做好区域重大战略内部分工布局的“绣花功夫”，而且要谋划重大战略区域之间融合互通的“大蓝图”，以此来推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多尺度上的联动发展，构建紧密衔接、融合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从而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释放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营造有利条件。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有望突破行政区划和规划范畴的限制，都市圈、城市群等空间载体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推动其多尺度、深层次、全方位联动融合发展，进一步放大区域重大战略的溢出效能，实现“1+1>2”的正向聚合效应，有助于促进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间的联动发展。在区域发展的实践中，区域板块间的协调联动发展并非个例。例如，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串联起长江经济带发展，“郑（州）西（安）地区双城合作带”（以下简称“郑西地区双城合作带”）联系黄河流域的关中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中原和长三角经济走廊”建设更是离不开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互动合作，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联动格局不断完善。

（三）中国区域板块格局向“π”字型转变

强化区域板块联动、加快区域经济循环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我国区域发展总体布局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战略是推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格局的重要纽带，是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是“平衡南北方、协同东中西”的重要载体。随着两大国家战略的相继实施，长江和沿海地带的“T”字型中国区域板块格局开始向长江、黄河和沿海地带的“π”字型转变。整体来看，以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郑州、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为关键节点，以“京沪线”“沪深线”“京深线”和“沪渝线”等区域合作为“扇型”条线，以由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增长极”所串联形成的沿海经济带和由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串联形成的长江经济带以及由兰西城市群、郑西地区双城合作带、山东半岛城市群所串联形成的黄河经济带共同构筑了中国“π”字型发展主轴，“由点到线”“由线及面”地形成我国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主体。

（四）中国大“钻石菱形”空间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整体来看，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初步构成了中国区域发展国家战略的大“钻石菱形”潜在空间形态。所谓“钻石菱形”，既包括“钻石端点”起中心引领作用的战略核心区域，也涵盖“钻石内部”具有战略支撑作用的地区。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传统的“东西分化”基础上呈现出“南快北慢”的新态势，南北地区GDP年度增长率和总量水平差距逐步拉大。作为我国北方经济的重要支撑，黄河流域省区是北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较为显著。其中，郑西地区双城合作带成为引领黄河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其补齐了大“钻石菱形”空间格局西北方位的一块重要“拼图”。作为链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完善我国高质量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区域，郑西地区双城合作带与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以中心城市合作联动为引领，社会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共同构成了中国大“钻石菱形”空间协同发展格局，具体如图7所示。

（五）中国小“钻石菱形”空间联动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依托于海路贸易的发展、海港城市的建立与贸易联盟的强化，“海权文化”大力推动全球范畴的区域经济发展，部分国家进入快速发展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陆上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海权文化”的贸易红利逐渐缩小，“陆权文化”凭借经济内需的后发优势不断冲击着“海权文化”的地位和话语权，国际经贸秩序由“海权”向“海权”和“陆权”并重转移。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启对外开放新时代，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内陆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与上海建设海港型全球城市类似，长江流域中上游的成都、重庆和武汉以及黄河流域的郑州和西安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具备建设全球城市的发展基础，有望打造陆港型全球城市。以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以区域内若干次中心城市为关键节点，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和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所形成的区域城镇化空间形态，共同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小“钻石菱形”的空间网络体系，具体如图8所示。以直线连接五个中心城市，“五边形”平均边长约500公里，相当于上海到江苏徐州、上海到安徽六安的距离。小“钻石菱形”空间联动发展格局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南北、东西区域经济差距客观存在，小“钻石菱形”补齐了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经济空缺；另一方面，小“钻石菱形”拓展了国内市场的战略纵深，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情况下，小“钻石菱形”所涵盖的巨型城市区域不但是立足中部、面向西北的重要区域战略支撑，还将为缩小“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经济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可行的空间载体，在形态和功能上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为加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重要的战略连接作用。

五、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巨大的系统工程，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着重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地的繁荣”与“人的繁荣”、对内与对外、政府与市场、“多彩增长”与共同富裕这五对关系。

（一）区域协调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充满未知性和探索性的伟大事业，不仅需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更需要在顶层设计方面下“硬功夫”。本文提出未来应当通过构建“三生、四高、多彩”的现代化新发展体系，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

具体而言，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社会安全治理水平，实现稳定“红色增长”；充分发挥中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社会大局稳定的优势，推动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的有机结合，促进要素投入贡献的“橙色增长”；坚持科技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大力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金色增长”；充分发挥生态叠加效应，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造就可持续的“绿色增长”；深耕人文底蕴，以科技助力文化产业升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文化品牌，释放文化文明的“青色增长”；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化，以数字技术实现居民生活的智慧化、便捷化、均衡化，实现惠及民生的“蓝色增长”；深化探索多种新型城市合作模式，通过交通互联互通、产业创新协作、公共服务共享、生态环境共治等，发挥区域协调发展“1+1>2”的叠加效应，共享区域协调发展释放的“紫色增长”。以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三生、四高、多彩”现代化新发展体系的理论探索来指导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推向更高层次。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地的繁荣”与“人的繁荣”的关系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解是狭义上的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水平的趋同，其本质是追求“地的繁荣”，而非是追求以人民群众真实福利水平趋同为目标的“人的繁荣”。过去以追求“地的繁荣”为目标的区域协调发展思路尽管能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但是也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相脱节，引发“地的繁荣”与“人的繁荣”的失衡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不应仅着眼于提升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思路由追求“地的繁荣”转变为追求“人的繁荣”。着力发挥区域协调发展的引领功能，以生态为底色、以生产为动能、以生活为导向，持续增进民生福利水平，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三生融合”实现“人的繁荣”。

各地区应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效降低商品与要素流动成本，推动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促进区域间经济交流与合作，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的“广度”；立足本地比较优势，提升产业园区规划质量，提高工业用地效率，坚持集约化、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的“密度”；加强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建设，促进地区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发展，推动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的“温度”；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特别是要加强资源型地区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最终以“人的繁荣”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三）区域协调发展中对内与对外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对内与对外的关系，本质上就是要处理好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在推进国内重大生产力布局不断优化的前提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良好的国内循环环境，为优化融入国际循环创造条件。同时，以国际循环进一步带动和优化国内循环，从而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对内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带动作用，推动行政边界、地理边界、经济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多维融合，深入推动大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协同联动发展。对外方面，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扩大高水平开放，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参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发展互动，以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发展。中西部地区要坚持对内对外双向开放，探索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机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建设西安、成都等陆港型全球城市，以自贸区、中欧班列为依托，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开放门户。东部地区要依托先发优势率先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方面“先行先试”，以此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优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开拓广阔空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四）区域协调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既需要市场机制“自下而上”配置资源，也需要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宏观调控。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问题，逐步打破区域市场分割，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消除市场分割等壁垒，提高资本、人才、技术、信息、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促进各类要素在区域、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从而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中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另一方面，应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有序运行提供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在区域战略统筹上，促进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有效衔接、有机融合、联动互通，构建高效有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在深化区域合作上，科学有序地建设都市圈和城市群等新型区域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五）区域协调发展中“多彩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既要以“多彩增长”为抓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和水平，又要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立足于“三生、四高、多彩”的现代化新发展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以稳定“红色增长”巩固共同富裕的发展保障，以传统“橙色增长”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以创新“金色增长”保障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以生态“绿色增长”促进共同富裕的生态价值，以文化“青色增长”丰富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涵，以公共服务“蓝色增长”提高共同富裕的民生底线，以区域协同“紫色增长”扩大共同富裕的覆盖空间。

同时，通过区域发展中城乡融合、跨区域合作、对口帮扶等体制机制创新共同处理好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深化土地所有制改革，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保障要素在城乡间的有序合理流动。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加强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开展“新型飞地经济合作”“蛙跳式对口合作”和“托管式合作”等跨区域合作模式，积极设立跨区域合作发展基金，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项目；加强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扶持，通过对口帮扶、产业援助等手段，增强这些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以“多彩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和谐共生”来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逐渐趋同，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1张学良、林永然，《打造现代都市圈 推进新型城镇化》，《经济日报》，2019年2月28日。

2数据来源于张学良教授团队负责的《上海与全国主要城市间区域联动指数》课题，从148个样本城市中选取了北京、天津、重庆、石家庄、太原、西安等35个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基于Origin软件将上海与35个城市之间的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数据绘制成弦图，连接线与节点城市之间没有间隙的为发出端，连接线与节点城市之间有间隙的为接收端，连接线越宽表明产业关联越强。

3数据来源与图5数据相同，都是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41×41城市的上市公司总部分支的矩阵数据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