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中国生产力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标识性概念。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¹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²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³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科学方法和实践路径。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⁴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要求。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理论成果，学术界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生产力实践相结合形成的理论创新（刘伟，2024；孟捷和韩文龙，2024），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和发展（蒲清平和黄媛媛，2023；李政和廖晓东，2023）。他们主要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周文和许凌云，2023；姜奇平，2024；韩喜平和马丽娟；2024）、生成逻辑（刘刚，2023；任保平，2024）、培育路径（洪银兴，2024；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2024）、时代意义（高帆，2023；胡洪彬，2023）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程恩富和陈健，2023；张震宇和侯冠宇，2024）等角度展开探讨。少数学者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梳理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生产力概念到马克思系统论述生产力范畴再到新时代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历程（王朝科，2024）。

本文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这是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的最显著特征。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大多以静态的眼光分析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虽然关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但是忽略了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发展历程出发来动态考察中国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进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演进历程，因此缺乏对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脉络的深层思考和系统梳理。

只有理清新质生产力思想创新的历史过程，才能从根本上真正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创新之处。因此，本文从思想史角度出发，以发展的眼光动态考察新质生产力的思想演进历程。生产力概念最初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被马克思批判继承；中国从近代学习西方生产力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的接受者，变成当下推动生产力理论突破创新的引领者。通过剖析生产力思想演进的逻辑，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升华的生产力理论认知；而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视角看，生产关系变革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主动因素。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二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已有研究：（1）从思想史角度梳理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思想创新脉络，提供了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演进历程、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客观把握新质生产力现实意义的新视角。（2）将新质生产力置于人类探索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中加以考察，将生产关系变革作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主动因素，拓展了分析生产力思想演进逻辑、生成因素的思路。（3）重点考察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补充了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科技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创新认识和具体实践，特别是关于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讨论，动态展现了生产力思想的历史演进。

二、从传统到新质：生产力思想的历史演进

从思想史视角看，中国经济学语境中的生产力理论是一个舶来品，始于近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入，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而不断创新，经历了从“传统”到“新质”的历史演进。在此过程中，随着人们对科技与生产力的认识不断深入，越发强调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既有存量意义，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⁵又有增量意义，可以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被新的一代所改变，得到一定的发展。 ⁶因此，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部分文献将“新质生产力”中的“生产力”译为“productive forces”或“productivity”，从词的本义看，前者强调的是生产的能力，后者强调的是生产的效率。将强调提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译为“new quality productivity”表面上看似乎是合适的（周文和许凌云，2023；蒋永穆和乔张媛，2024；洪银兴，2024）。但是，效率在本质上是质量的一部分，“quality”中已经包含着质量，无须再用“productivity”强调效率；而且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已蕴含着“以质带动量”的、现实的动力和能力。因此，译为“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才是相对恰当的表述， ⁷表明是质量、能力、效率等多个维度的跨越式提升。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之前学派关于“生产力”思想的认识

目前许多考察“生产力”思想来源的研究（王朝科，2024；周文和何雨晴，2024；朱宝清和高岭，2024）根据吴斐丹和张草纫所译《谷物论》中的“和庞大的军队会把田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大人口的重要的利益，是有利于生产和消费，增加王国的货币财富”， ⁸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弗朗斯瓦•魁奈最早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概念。不过，从《谷物论》法文版原文来看， ⁹魁奈虽然认为大人口能够通过促进生产和消费使国家强大，对生产能力提高、财富增加的来源有朴素的认知，但并未明确提出“生产力”一词， ¹⁰表明译者根据上下文做了略显拔高的加工处理。

较早提出“生产力”概念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在阐述生产力及其发展时，普遍未将科技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量，主要从人、社会分工、资本和国家等层面分析生产力的范畴和核心因素。斯密强调分工对社会生产的增进作用，提出劳动生产力范畴，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¹¹李嘉图虽然主张机器作为生产工具或手段可促进生产力发展，但其主要分析“土地的生产力”“未来的生产力”、资本生产力等范畴。 ¹²德国历史学派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则重点关注国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杨乔喻，2013），强调对国家而言，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 ¹³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并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生产力思想，将前人对生产力的零散论述加以理论化、体系化，并将科技纳入生产力范畴，奠定了传统生产力的基本轮廓。 ¹⁴恩格斯指出劳动除资本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即“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 ¹⁵马克思认为生产力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将科学视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¹⁶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社会内部的分工”“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¹⁷因此“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¹⁸列宁、斯大林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并十分强调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¹⁹认为技术进步是“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 ²⁰斯大林则强调，“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²¹

（二）近代中国对科技与生产力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与生产力的深刻认识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因鸦片战争而被迫卷入世界经济浪潮，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中西方在军事、经济、科技方面的巨大差异，许多有志之士开始重视科技并主张向西方学习。例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呼吁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但这一时期国人对科技的主张主要是“求富”“自强”实践层面的对策，并未上升到“生产力”理论层面进行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思想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增加”， ²²强调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革命道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指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 ²³ 强调“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生产力向上发展是最根本的问题。 ²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例如，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是很好的东西，能用以了解、克服、改造自然，并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 ²⁵陈云强调要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因为它们“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地改善人民的生活”。 ²⁶

（三）新中国对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认识深化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兼顾安全与发展的情况下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战略，并对发展生产力必须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²⁷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主张“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²⁸周恩来认为必须在高度发展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²⁹聂荣臻在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时指出，“我们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充分地采用新的技术，以求得生产力的更大发展”。 ³⁰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领导人民在统筹“改革、发展、稳定”背景下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的共识，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思考成为经济建设的具体指引，阐明了生产力发展的判别标准和作用领域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进而将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紧密相连，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主张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³¹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他还提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判断标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³²这对于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有了更强的指导性。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先进生产力”的概念，主张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 ³³胡锦涛同志则主张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创新为突破点，“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³⁴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科技思想的基本观点”。 ³⁵

（四）新时代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新质生产力

新时代以来，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领导人民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进而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阐明了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在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厘清了从科技创新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机制，继承并超越了传统生产力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³⁶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新质”，这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新的生产力”在当下中国的核心特征。 ³⁷ “新”在本质属性上代表着生产力状态的更新，强调比传统生产力更加创新和革新；“质”在效果层面反映着生产力质量的飞跃，强调比传统生产力更加符合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革新与迭代，以创新为显著特点，“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³⁸ （1）它关注如何以技术革命推动产业革命，将“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作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打通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渠道，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2）它以创新尤其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载体，以创新驱动来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方式；（3）它强调生产力的实现机制，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主张构建新型举国体制；（4）它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意味着顺应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时代变化而提出了一个生产力发展与时俱进的更高标准。从思想演进历程看，新质生产力的思想演进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二者双向互促，即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创造物质基础的强大动力，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指引和保障。

三、思想演进逻辑：在现代化实践中升华的理论认知

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决定性因素，人类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既是一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史，又是“一个不断由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动态发展过程”（任保平，2024），还是一个在实践中对生产力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科技进步是促使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原因。从思想演进逻辑看，新质生产力是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升华的生产力理论认知，表征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生产力现代化转型的最新见解和具体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力理论的早期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的认识源于对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生产实践的观察和批判。肇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一系列科技革命将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使机器和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推动纺织、机器制造、冶金、煤炭、铁路等产业发生变革，极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通过考察近代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会影响劳动生产力， ³⁹“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 ⁴⁰ 因此资产阶级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发展起来。大工业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使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科学又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从而“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⁴¹但这些原则性、方向性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的思考，缺乏将其融入具体治国理政的分析。

列宁、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在世界上最早实践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运用最新科学技术振兴国家经济。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强调如果没有技术，那么“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要求其劳动生产率要向高于资本主义迈进。 ⁴²因此，针对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电力这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电气化革命，推动电气、化工、石油、汽车等产业发展，迅速跨入工业化强国行列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列宁主张将最新科技融入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赶超，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⁴³斯大林强调“只有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成就和新技术”， ⁴⁴在新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农业，并积极开展文化科技教育工作。苏联通过制定全国电气化计划将经济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立足于最新科学技术进而改造、恢复和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这一计划的成功实施和超额完成使苏联生产力大幅提高，钢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张新宁，2020）。

（二）近代中国基于早期现代化探索的生产力认识

苏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早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便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探索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对于科技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有朴素的认识。例如，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和设备兴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洋务派，民国初年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振兴实业、创办大生纱厂的张骞等，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但在这些探索中“科学研究是和生产脱节的”， ⁴⁵科技作为一种从外引进、移植而来的要素，并未引起晚清时期国人对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层关系的主动思考。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的传入为国人利用科技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和理论指引。例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在其所记载的《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中曾经指出，“经济改造中，求俄国的工业化及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不得不极端注意于科学技术的 功能−电站建设”。 ⁴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探索将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发展军工、医疗、电讯、农具、药剂、纺织、冶炼等产业，推动边区经济建设和保障军事斗争需要，使边区生产力快速发展。这深化了人们对科技和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徐特立强调，“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研究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量”。 ⁴⁷李富春也主张“把自然科学应用在边区的生产实践上去”。 ⁴⁸

（三）新中国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生产力思考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面对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落后，而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通过采用先进科学技术赶上发达国家的现实，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运用科学技术在短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指出中国生产力水平低导致生活水平低，而生产力“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强调工业、农业机械化同时发展， ⁴⁹号召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倡导“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 ⁵⁰1956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在党中央对现代化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统筹部署下，中国学习苏联建设经验，以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一五”计划期间，中国通过引进苏联技术和设备开展了以156个工程为核心、921个大中型项目为主体的工业化建设，促进了短期内的大规模技术进步，使中国工业生产水平大幅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现代化基础（赵学军，2021）。通过编制比较全面、长期、专门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将科学力量组织起来，并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密切联系，使科技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更具有方向性。例如，《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 《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分别遵循“重点发展，迎头赶上”“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以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和科学发展方向为导向，它们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现代化发展步伐，在原子能、计算技术、火箭技术、核物理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和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陆续成立，推动解决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问题。在此过程中，人们对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入：第一，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例如，毛泽东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⁵¹周恩来主张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⁵²第二，强调科技要面向生产。例如，聂荣臻强调“科学必须面向生产，但又必须走在生产的前面，为生产开辟新的途径”； ⁵³周恩来在195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同自然界做斗争”，因此“科学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和工厂要密切结合，有分工有合作”。 ⁵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世界现代科学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带动新兴工业发展，而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现状，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积极推动科技经济全面结合，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⁵⁵认为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会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呼吁“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⁵⁶他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学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如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技术等，将计划和市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进行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强调，“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的战略方针。江泽民主张科学技术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 ⁵⁷鼓励原始创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培育技术市场，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过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加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胡锦涛认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正在引发社会生产方式深刻变革”， ⁵⁸“能否抓住机遇、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直接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倡导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培育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⁵⁹这一时期，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践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原则，先后编制并实施了系列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如“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推动中国生产力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科技实力迈上新台阶。

（四）新时代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生产力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有效应对国内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世界主要国家正积极制定新的科技发展战略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质生产力”，打通科技创新与现实生产力之间的转化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认为科研和经济联系不紧密的问题是一大痼疾，如果解决不好，“科研和经济始终是‘两张皮’”，科技创新效率就难以有大的提高， ⁶⁰提出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⁶¹主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⁶²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出新发展理念，发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依靠科技创新转换经济发展动力，优化生产力布局，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并最终形成推动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共识，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把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核心载体。中国启动实施系列科技创新规划（如《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等），科技发展进一步加快，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突破，加速带动核电、高铁、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光电子器件等产业发展，生产力在“新”与“质”层面取得较大进展，“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⁶³

四、生产关系变革：催生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主动因素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相互关系”，体现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高帆，2023）。马克思强调，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存在“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⁶⁴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从长期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就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一过程而言，会受到旧的生产关系的制约，良好的国家治理机制能够催生生产力变革，形成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量。因此，生产关系变革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主动因素。

（一）近代中国生产关系变革的局限性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从一个独立自主、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生产关系变革的不彻底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探索中，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虽都主张改革，且提出各种救国方案，强调通过技术引进提高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和争取国家独立，但所涉及的生产关系变革具有局限性，并未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破坏中国近代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缓慢。而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等调整生产关系，整合社会资源，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苏联模式”，给中国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借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革命形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为解放生产力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通过学习、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毛泽东指出“三座大山”破坏、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全国的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强调生产力本身的要求“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翻这种旧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⁶⁵革命的作用就是“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⁶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针对边区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已经经过土地革命得以破坏或打击，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改革，那么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 ⁶⁷他强调，边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⁶⁸但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因此这种革命性的生产关系并未普及全国，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问题才得以从根上解决。

（二）新中国以改革构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保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科学技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强调“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 ⁶⁹主张“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指出“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要搞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 ⁷⁰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学习苏联的发展经验，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有限物资、技术资源集中到急需发展的重工业领域，用规划发展科学技术，用法制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中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逐渐暴露的科研、生产“两张皮”弊端，党中央实施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决科技和经济的结合问题。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强调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比较好地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⁷¹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要“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要明确改革方向，多措并举发挥企业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使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积极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指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机制正在形成，要以改革作为科技发展的动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好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等问题。江泽民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产生综合学科、交叉学科，“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 ⁷²主张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⁷³胡锦涛提出用创新理念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⁷⁴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强调要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

（三）新时代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深化改革主动调整发展思路、变革生产关系，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 ⁷⁵提出解决科研和经济联系不紧密问题根本上要靠改革，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⁷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径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着力打通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通道，使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质生产力时进一步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⁷⁷通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使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推进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为当下增强改革实效、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方向指引。

五、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

新质生产力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于中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普遍世界意义的创新理论，蕴含着新时代中国人对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最新主张。新质生产力在理论内涵的发展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层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有助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有助于为世界各国解决如何发展先进生产力这一重要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一）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理论和实践中要解决“去哪儿”和“怎么去”两大关键问题。马克思从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个维度奠定了传统生产力理论的核心范畴，传统生产力理论虽沿着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科学方向不断前进，明确了“去哪儿”的问题，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两张皮”的难题。而新质生产力理论从产业变革、要素创新性配置、生产关系三个方面进一步理顺了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逻辑，更加清晰地阐明了“怎么去”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一是以产业变革为路径。新质生产力理论主张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以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打通科技创新成果及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二是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为抓手。新质生产力理论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不仅关注更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更高科技含量的劳动资料、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还强调发挥新生产要素（如科技、管理、数据、信息、知识、文化等）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尤其关注具有乘数效应的数据要素，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创新性配置构建一种更加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生产函数，推动生产力能级跃升。三是以生产关系为助力。新质生产力强调形成与之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科技体制改革，打通堵点卡点，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统筹“两个大局”、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的有效举措，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科学解读和最新实践，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不断探索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一历史经验的高度肯定和继承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表明中国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独立自主、自信自立地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近代以来，党一直致力于领导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短短百余年时间里实现了发达国家耗费几百年才得以实现的发展成就，完成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开辟了以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此过程中，党领导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虚心学习世界先进生产力理论和经验，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具体经济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如何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概念和话语表达，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等。从理论体系构建层面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外来生产力理论“学徒状态”的摆脱，从近代学习西方生产力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的接受者变成当下推动生产力理论突破创新的引领者，体现了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正以历史主动精神、战略思维、创新意识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生产力领域的“术语革命”开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展现中国在生产力创新发展方面的特色、风格和气派。

（二）现实意义：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扎根中国实践、基于中国问题、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理论，它强调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不仅是对中国近代以来不懈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更代表着党对未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主张和科学部署，对如何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和事实说服力。首先，它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往生产力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集成和思想精粹，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相互促进，尤其是党领导人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历程。其次，它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强调发挥创新的主导作用，是针对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现实短板提出的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力发展思路，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最后，如何有效促进颠覆性、突破性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仅是当前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中国正从“赶跑”阶段迈向“并跑”“领跑”阶段，针对生产力发展创新难题提出“新质生产力”方案，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摆脱传统生产力简单依靠要素驱动、资源消耗大的生产方式，以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有助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还有利于引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优化升级，为世界各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发展新动能提供中国思路。

新质生产力强调形成与之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主张通过主动调整生产关系来促进经济发展，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近代以来，在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生产力发展总是与生产关系变革相关联，如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发展生产力，“特别是要主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提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自觉性、主动性”。 ⁷⁸新质生产力主张发挥生产关系的主动性，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让要素顺畅流通，扩大高水平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不仅有助于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指引和关键着力点，而且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为世界各国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提供新视角。

1引自《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3年9月9日第1版。

2引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3引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民日报》，2024年3月6日第1版。

4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409页。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7新华社也将“新质生产力”译为“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8参见（法）弗朗斯瓦•魁奈著，吴斐丹、张草纫译：《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4页。

9《谷物论》法文版原文表述为“Les grandes armées l' épuifent ; une grande population & de grandes richeffes le rendent redoutable. Les avantages les plus effentiels qui réfultent d'une grande population, font les productions & la confommation, qui augmentent ou font mouvoir les richefles pécuniaires du royaume”。参见Diderot Denis ，Alembert Jean le Rond d':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7, chez Vincent Giuntini, 1760, p715。

10晏智杰将此句译为“保持庞大的军队会使国家衰落，而大人口和大财富则能使国家强大。大人口的重要优势在于促进生产和消费，增加王国的货币财富并使其保持活力”，并未提及“生产力”。参见（法）弗朗索瓦•魁奈著，晏智杰译：《 魁奈经济著作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

11参见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页。

12参见大卫•李嘉图著，郭大力、王亚南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4、220、233页。

13引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确定了“生产力”的德文形式“Produktivkräft”和英文形式“productive forces”（靳书君等，2019）。

15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页。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1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8页。

19引自《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3页。

20引自《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0页。

21引自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5页。

22引自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23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11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12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13引自《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27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8页。

28引自《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29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页。

30引自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8页。

31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373页。

32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33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1页。

34参见《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98页。

35参见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4日第2版。

36引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37马克思强调：“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页。

38参见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3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页。

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42参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490页。

43参见《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44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页。

45参见聂荣臻：《十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1959年9月27日第5版。

46参见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47引自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7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48引自《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49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50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0页。

51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52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

53引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382页。

54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

55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87页。

56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57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1页。

58参见《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0页。

59参见《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402—410页。

60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61参见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62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页。

63参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64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65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66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67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68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杜1993年版，第269-270页。

69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70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351页

71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08页。

72参见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73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74参见《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98页。

75参见《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第1版。

76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77参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78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