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事实上，在加入WTO并履行关税减让义务之后，中国不仅通过出口贸易为世界居民提供了众多质优价廉的产品，而且通过进口贸易为各国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自从2012年以来，为了积极扩大进口，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指导意见，打造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各类展会平台，并大力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发展（魏浩和张文倩，2022）。总的来看，在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进口的发展也十分迅猛。联合国贸易统计司（UNcomtrade）的数据显示，中国进口规模从2001年的0.24万亿美元上升至2022年的2.72万亿美元，进口来源国（或地区）由155个增加至216个，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然而，鲜有研究聚焦中国进口对国外居民福利的影响。那么，中国进口能否以及如何惠及国外居民？本文将针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特朗普上台之后，奉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大兴贸易保护主义，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制裁，不仅对国际经济秩序构成了颠覆性威胁，还让原本处于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面临着重陷衰退的危险境地。对于美国来说，这样做的后果是，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了大部分的额外关税成本（Amiti等，2019，2020），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急剧下滑（张志明等，2021；李跟强和潘文卿，2022）。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已有文献虽然探讨了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对两国居民福利的影响（Fajgelbaum等，2020；Amiti等，2020；田巍等，2023），但是，就中国进口如何影响美国居民福利这一关键问题的讨论仍然有限。因此，本文以美国居民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进口扩张如何影响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为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的福利损失效应提供现实参考。

本文的研究与两个方面的文献相关。首先，本文对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的相关文献形成了补充。已有研究大多立足于人口学特征以及经济制度变迁视角，挖掘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潜在因素，如教育结构（Teulings和Van Rens，2008；Eika等，2019；周慧珺等，2024）、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Chatterjee和Turnovsky，2012；刘晓光等，2015；伏润民等，2024）、技术扩散（Comin和Mestieri，2018；蔡跃洲和陈楠，2019）、金融市场发展（Lee等，2021；Wang和Luo，2023；范从来和赵锦春，2024）、税收制度改革（Hoynes和Patel，2018；鲁元平等，2023）、数字经济发展（周文和韩文龙，2023）等，并从群体间的就业机会均等化、收入及财产差距变化（李实，2021）、产业发展（罗长远和张军，2009）、非商品财富分配（周文和韩文龙，2023）等视角提出了可能的作用渠道。与本文关系更为紧密的是，已有文献还基于国际贸易视角研究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有研究表明，一国贸易壁垒的下降将增加人均收入，并创造不同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Kohl，2020），而贸易条件的变化也会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Waugh，2010；Autor和Dorn，2013）。此外，参与国际贸易还可以通过价值链分工以及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或者通过人口结构作用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张莉等，2012；付文林和赵永辉，2014；魏浩等，2022）。从多国贸易视角出发，已有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可能会重塑国家间的收入分配，在缓解主导型国家收入分配扭曲的同时，也加剧了其他国家的收入分配扭曲（McCalman，2018；Hirte等，2020）。伴随着技术在国家之间和国内企业之间的扩散，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愈加明显，进一步提高了技术优势国家的贸易收益（Comin和Mestieri，2018；Perla等，2021）。相比之下，很少有文献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及贸易政策调整如何影响国外居民的收入分配。

其次，本文也与探讨中国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文献相关。已有相关研究大多探讨了中国出口对外国经济的影响，并将关注点聚焦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的西方国家失业问题（Autor等，2013，2014；Dauth等，2014；Acemoglu等，2016；Pierce和Schott，2016；Feenstra等，2019；Liang，2021）。基于劳动分类视角，一部分研究指出，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低薪和年轻劳动力的影响最大，因此，弱势群体将在中国出口扩张中经受更大的失业风险（Autor等，2014；Bloom等，2016）。但是，另一部分研究指出，中国出口扩张并非“挤出”德国制造业就业的原因（Dauth等，2014），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出口扩张降低了国际市场的产品加价，增加了进口国消费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因而有利于提高居民福利（Amiti等，2020）。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中国出口对国外企业创新的影响，但结论也不尽相同。一类文献认为中国出口扩张抑制了国外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研发支出，冲击了企业创新（Autor等，2020）；但另一类研究发现，中国出口能够通过竞争效应激励国外企业研发创新（罗长远和张军，2012；Bloom等，2016）。另外，还有部分研究从其他方面探索了中国出口的影响，如人力资本调整（Greenland和Lopresti，2016）、技术搜索策略（Morandi等，2021）、生产产品质量（Piveteau和Smagghue，2024）、政治选举（Autor等，2020；Che等，2022）等。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中国逐渐加强了对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力度，广阔的需求带动了世界经济增长（Keller等，2011；Hanson，2012；魏浩等，2019），部分资源型国家和邻国对中国保持了较高的出口依赖度（Feng，2015）。但是，系统探讨中国进口开放如何影响外国经济的文献依旧缺乏，仅有少量研究进行了初步尝试。例如，魏浩等（2021）利用国别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进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刘京军等（2021）探讨了中国进口对促进外国企业投资的影响。

通过梳理文献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鲜有文献考察中国进口对国外居民收入的影响，而已有探讨收入分配的文献大多聚焦于本地制度改革的影响，鲜有讨论中国进口发展是如何驱动国外居民福利的。这使得中国进口问题成为了一个尚未打开的“黑箱”。基于此，为了识别中国进口扩张与美国居民收入增长的因果关系，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后的关税大规模削减作为准自然实验，以关税和通勤区层面的行业重要程度为基准，构建了美国最小劳动力市场单元− 通勤区层面的中国进口扩张指标，探讨了中国进口贸易扩张对国外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进口扩张通过促进人力资源配置、提高教育回报率以及缩小性别收入差距等机制，显著提高了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当同时考虑进口和出口的影响时，中国进出口贸易总扩张仍然能够显著增加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是：（1）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中国出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进口的作用。已有的少量文献对中国进口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特别是如何影响外国居民收入的机制探索不足。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利用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大规模削减构造了准自然实验，系统研究了中国进口扩张对国外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这对中国贸易增长的国际效应问题、贸易与收入问题的相关研究等都是一个重要补充。（2）本文首次利用细致的美国人口调查微观数据，通过构造“通勤区—居民”层面的独特数据指标，从人力资源配置、教育回报率、性别收入差异等方面揭示了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此外，本文不仅基于经济周期视角检验了不同时期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实际收入的差异性影响，还进一步量化了不同种类产品扩张的收入增长效应。这是对贸易影响收入理论的进一步补充，也为中国进口发展的国际影响提供了新证据。（3）本文不仅分析了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反贫困及福利收入的影响，还在同时考察中国进口和出口的条件下分析了中国贸易扩张对美国居民收入影响的总效应。总之，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惠及世界居民、反驳“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科学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源配置机制

在一个具有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开放经济体中，正向外需冲击将使可贸易部门的工资快速上升，并因此形成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市场中的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那么行业以及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将驱使劳动力加速流动，通过人力资源配置效应和价格效应带动区域内居民的平均收入提升（Autor等，2014；Dai等，2021）。虽然收入效应会引发通胀现象，但是在外部需求冲击之下，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也将随着外需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中国进口扩张可能会通过人力资源配置渠道影响外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首先，为了实现加入WTO时的关税削减承诺，我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行业的进口关税大幅下降，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带动进口增加，这将直接带动进口来源国相应行业的实际收入增加。其次，出口需求增加将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生产率提高所引发的收入效应将进一步带动企业平均工资的上升（杨泽文和杨全发，2004）。与此同时，与制造业相关的行业，如生产性服务业等也会受益于上游行业的扩张而提高工资。最后，劳动力会“用脚投票”，寻找更高工资的就业机会，促使更多劳动力跨行业跨部门流动，从低收入行业向高收入行业转移。可贸易部门的实际收入增长效应也会进一步外溢至不可贸易部门，最终提高区域整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中国进口扩张会通过人力资源配置渠道提高进口来源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二）教育回报率机制

根据贸易流动的技能构成理论，出口扩张产品的质量将会影响出口国教育结构，并通过教育回报率机制影响该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和经济转型（Galor和Mountford，2008；Blanchard和Olney，2017）。一方面，如果出口扩张产品质量始终较低，出口市场准入放宽的收入创造效应将更多地集中于低技能劳动力上，而这又将抬高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使更多劳动力加入工作队伍，从而放弃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Duncan，1965），长此以往将形成“低教育水平×低教育回报率”的社会下沉陷阱，不利于进口来源国居民平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出口扩张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出口市场准入放宽的收入创造效应将更多地向高技能人群转移。此时，由于教育回报率的增加，学生会在工作和接受更高教育之间进行权衡（Greenland和Lopresti，2016），理性人将会转向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以获取更丰厚的远期回报，最终改善社会教育结构，形成“高教育水平×高教育回报率”的社会上升渠道（Oster和Steinberg，2013）。

基于贸易流动的技能构成视角，本文认为，中国进口扩张可能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进口来源国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进而作用其实际收入水平。第一种路径是，当中国进口扩张主要是进口低技术产品时，中国进口将带动进口来源国低技能（受教育水平较低）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但是，这一路径虽然能够提高低技能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但同时也增加了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从而会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不利于进口来源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第二种路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进口需求越来越集中于中高技术产品，从而能够推动进口来源国高技能（受教育水平较高）劳动者的收入更快增长，从而促进教育回报率提升。与第一种路径相比，第二种路径不仅会提高国外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还将提高居民的远期报酬，促进其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进而推动国外经济的长期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中国进口扩张能够通过教育回报率机制影响进口来源国居民的实际收入。

（三）性别收入差距机制

性别收入差距是普遍阻碍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由于性别不平等，女性被排除出可获得高收入的职业和岗位，这导致社会人力资本存量随之下降，使得经济增长低于原本可达到的水平（吴华丽，2023）。但是，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研究发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产品市场一体化具有针对女性的就业创造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不同性别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因此呈现出了趋同现象（Gaddis和Pieters，2017）。Becker（1991）的歧视经济学研究表明，正向的外部需求冲击将抑制资本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因此，中国进口扩张可能会提高进口来源国女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通过缩小性别收入差距这一途径提升进口来源国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具体而言，中国进口扩张可能会通过两条路径减弱出口国市场对女性劳动的歧视，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并因此推动市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种路径是，市场准入放宽促使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进而缩小出口国的性别收入差距。中国进口扩张将提高出口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受中国进口扩张影响更大的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家将倾向于雇佣与男性劳动力相比成本相对较低的女性劳动力，市场供需条件的改善将提高女性劳动者的平均薪资水平（Autor等，2019）。此外，市场歧视阻碍了女性在脑力劳动方面发挥优势（Tang和Zhang，2021），为了占据中国市场，追求利润的理性国外企业家将放弃性别歧视，增加对女性雇佣，从而进一步提高女性群体收入。第二种路径是，市场准入放宽加快了出口国企业对性别中性技术的应用，从而改善了女性劳动者的市场竞争力。在中国进口壁垒下降的背景下，国外出口企业有动机去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以争夺国外市场份额（De Loecker，2007），由于现代化生产技术更加依赖计算机等性别中性的非体力工具，因此，企业的技术进步将进一步改善女性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生产力，提高女性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女性收入增加，缩小市场内部的性别收入差距（Juhn等，2013；Keller和Utar，202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中国进口扩张能够通过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提高进口来源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为了实证检验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收入的影响，本文借鉴Feenstra等（2019）、刘京军等（2021）的做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i、t和p分别代表美国通勤区、年份以及个人。$ {DID\_CNImport}_{i} $表示通勤区i所面临的中国进口扩张，由时期虚拟变量（年份小于2002为0，否则为1）和通勤区层面的中国进口扩张程度$ {CNImport}_{i} $的乘积构成。系数估计值$ {\beta }_{1} $是本文所关心的，其符号和大小分别表示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收入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为了控制中国出口对美国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美国通勤区层面的中国出口扩张$ {DID\_CNExport}_{i} $变量。系数估计值$ {\beta }_{2} $表示中国出口对美国通勤区居民收入的影响。$ \mathit{\gamma }{Controls}_{itp}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及其系数矩阵。为了控制随时空而变的其他影响因素，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通勤区固定效应$ {\delta }_{i} $和年份固定效应$ {\tau }_{t} $。$ {\varepsilon }_{itp} $表示误差项，本文将标准误聚类至通勤区层面，以缓解组内自相关问题。

（二）变量构建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本文从明尼苏达人口研究中心（IPUMS）获取了1990年、2000年、2005年以及2010年的美国人口调查数据，以数据库中提供的居民总收入的对数值衡量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1988年为基期，依据美国历年消费价格指数对各地区居民的收入变量进行平减，最终得到相对应的实际收入指标。

2. 主要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中国的进口扩张。本文参考Topalova和Khandelwal（2011）的研究，以中国关税水平衡量中国进口扩张程度，以美国通勤区层面的行业重要程度为依据，测算美国通勤区层面的中国进口扩张水平。具体指标构建如下：

其中，$ {CNImport}_{i} $表示美国通勤区i面临的中国进口关税。$ {Employment}_{ij,1999} $表示1999年美国通勤区i内j行业的就业人数，$ {T\_Employment}_{i,1999} $表示1999年美国通勤区i内的总就业人数。$ \dfrac{{Employment}_{ij,1999}}{{T\_Employment}_{i,1999}} $用以衡量j行业在i通勤区的重要程度。$ {Tariff}_{j,2001} $表示2001年中国j行业的进口关税。考虑每种HS产品在SIC中的份额不同，本文利用Autor等（2013）提供的HS-SIC权重转换文件，将中国HS6位行业的关税加权匹配至美国SIC行业。 ¹为了稳固指标的外生性，本文不仅以事前（1999年）就业识别通勤区的产业结构，还参考Lu和Yu（2015）以及Liu等（2021）的研究，以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前）的初始关税水平预测未来的关税削减份额，并将其作为进口扩张的实际衡量指标。

3. 其他变量。为了控制居民收入的其他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性别（Gender）、年龄（Age）、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种族（Race）、语言种类（Language）、每周工作小时数（Hours-per-week）、去年工作月数（Working months）、受教育程度（Education）、身体状况（Physical）以及通勤区层面的中国出口扩张指标。其中，中国出口扩张指标构建如下：

其中，$ {CNExport}_{i} $表示美国通勤区i层面的中国出口扩张。$ {\Delta Export}_{j,2004-1999} $表示2004年与1999年间中国j行业对美国出口产值的差额。 ²为了缓解中国出口与美国居民收入之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以2004年（2005年之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作为基准来测算中国出口扩张。

（三）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美国居民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调查（USCS）。需要注意的是，USCS所提供的居民所在地信息只能支持州级层面的识别和聚类，尽管州一级的聚类足够形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单元，但却会忽略州内各区域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Autor等，2013；Acemoglu等，2016）。通勤区（Commuter Zone）是最细致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单位（Tolbert和Sizer，1996），本文从David Dorn处获取了美国772个通勤区位置编码，整合了USCS内提供的FIPS地理位置代码和PUMA州级代码，将居民个体识别至通勤区层面。 ³此外，David Dorn还提供了各通勤区内449个四位标准产业（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SIC）的就业情况，为本文识别通勤区内行业的重要程度、构建中国进口扩张指标等提供了依据。

为了将贸易变量与个人层面变量相匹配，本文依据联合国贸易统计司（UNcomtrade）提供的HS-SIC转换文件和Autor等（2013）的行业权重数据，将HS编码转换为SIC编码。通过匹配，得到了一个窗口期为1990—2010年的美国“通勤区—居民”层级的独特面板数据。为了使研究样本具备一般性，本文对数据集做了如下清理工作：（1）只保留处于在职状态的样本；（2）删除收入小于0的样本；（3）删除有工作却没有收入的样本；（4）只保留年龄在16—65岁之间的样本，以保障样本劳动属性存在；（5）为克服极端值的影响，对研究所用的连续型变量进行前后0.5%的缩尾处理；（6）删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检验了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表1是相应的估计结果。列（1） 观测了在没有纳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情况下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进口扩张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美国居民实际收入平均提高约5.91%。列（2）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通勤区层面的中国进口扩张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美国居民实际收入平均增长约8.74%。

为了控制中国出口因素，本文将中国进口扩张指标对中国出口扩张指标做回归，得到无法被中国进口所解释的出口扩张残差$ \omega $，并将$ \omega $作为中国出口的实际变量纳入模型控制变量。表1列（3）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中国出口的影响之后，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收入的边际影响从8.74%进一步上升至15.52%。在列（4）中，本文沿用了Autor等（2013）提供的样本权重，结果表明，中国进口的影响仍然显著，与无权重估计结果相比并无明显变化。总的来看，上述结果表明，中国进口扩张显著提高了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此外，通过构造单位时间劳动报酬指标，本文还发现，美国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源于中国进口扩张带来的单位报酬上升，而非工作时间增加。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双重差分法的应用前提是样本组间的平行趋势假设得到满足。本文首先依据中国进口扩张指标的中位数划分样本，将高于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实验组，否则定义为对照组。然后，参考大多数研究的普遍做法，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否得到满足。相应结果显示，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实验组与控制组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具有相似的发展趋势。

2. 安慰剂检验。为了验证美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是中国进口扩张的结果，而不是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所致，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将中国进口扩张指标在772个通勤区内随机分配，并将其与时期虚拟变量相乘，重新构造反事实交互项，然后将这一交互项纳入计量模型，检验结果保留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值和P值。按上述方法，随机匹配并重复估计结果2 000次。结果显示，接近90%的估计结果并未通过显著性测试，仅有209个观测值的P值小于0.10。这表明本文实证模型并未因遗漏变量问题而产生严重偏误。

3. 其他稳健性检验。本文还通过替换就业份额基准年份，以非加权关税、差分关税和长差分关税替换中国进口扩张变量的衡量方式，剔除迁移人口样本，提供居民支出方面的证据，控制其他国家从美国的进口扩张，将个体层面的数据汇总至通勤区层面等方式，进行了多类稳健性检验。上述检验结果一致表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旧具有一般性。

五、影响机制检验

（一）人力资源配置机制

为了检验中国进口扩张能否通过行业间的人力资源配置渠道影响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本文基于产业分类视角观测了在中国进口扩张的影响下不同行业收入水平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观测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具体而言，本文首先根据行业一般分类代码，识别美国15个大类行业；通过样本划分，将全部就业居民划分至三类产业中，计算通勤区层面三大产业的就业人口数量。

如表2列（1）—列（3）所示，中国进口扩张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类产业的平均收入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从系数绝对值看，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口从中国进口扩张中获益最多，而农业收入的边际增长幅度最小。这说明中国进口扩张改变了美国三大产业就业的相对竞争力，因此收入水平提高更多的行业或将吸引更多的就业，促进行业间的人力资源配置，进而提高整体收入水平。为了证明这一推论，本文在表2列（4）—列（6）估计了中国进口扩张对通勤区各产业就业占比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中国进口扩张的单位变化对美国工业就业没有显著影响，但使美国农业就业降低了0.36%，使服务业就业增长了0.41%。上述证据表明，中国进口扩张加速了美国人力资源在行业中的配置，使就业从低收入行业向高收入行业转移，提高了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二）教育回报率机制

为了检验教育回报率机制，本文分别从整体教育回报率、不同教育水平的回报率以及美国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三类视角展开实证分析。表3展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列（1）估计结果显示，当以收入与教育水平比值的对数值衡量教育回报时，每单位中国进口扩张平均使教育回报上升了约8.69%。由于该系数值无法捕捉不同教育水平居民收入的变化差异，因此本文在 列（2）—列（5）分别对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学历四类教育程度的居民教育回报进行观测。结果显示，中国进口扩张对仅有小学教育水平的美国居民收入有负面影响，但是，对中学、高中和大学教育水平的居民收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中国进口扩张主要通过提高教育回报率的方式提高了美国居民平均收入，从而有助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若美国居民平均教育回报上升，但平均教育水平却下降了，则不能够认为教育回报是中国进口扩张的影响机制之一。为了进一步明晰这一问题，本文在表3列（6）中进一步检验了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教育程度的边际影响达到了0.24%，这说明中国进口扩张不仅提高了美国教育回报率，还对促进美国教育的普遍性有所贡献。

（三）性别收入差距机制

在美国，男性的平均收入远高于女性，性别收入差距已经成为激起社会矛盾、阻碍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明晰中国进口扩张能否通过缩小性别收入差距的方式提高美国居民实际收入，本文分别从性别收入和性别就业两方面进行验证。表4是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列（1）与列（2）的结果表明，中国进口显著提升了美国男性和女性的收入水平，但女性收入上升幅度要大于男性。为了更严谨地估计性别收入的相对变动趋势，本文在列（3）将女性虚拟变量与中国进口扩张变量相乘，构建三重差分项DID_ChinaImport_Female，并将其纳入估计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三重差分项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这说明中国进口扩张有利于提高美国女性的相对收入，从而缩小美国性别收入差距。

需要考虑的一种可能是，尽管美国女性平均收入上升，但女性就业规模却下降了。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性别收入差距机制的前提条件将不再得到满足。为了明晰这一问题，本文在表4列（4）中进一步检验了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女性就业份额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进口扩张的估计系数存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每单位中国进口扩张使美国女性就业份额增长约0.08%。上述证据表明，中国进口扩张在普遍增加美国居民收入的基础上，使女性收入提高更多，从而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提高了美国居民平均收入水平。

六、进一步拓展性分析

（一）不同时期中国进口对美国居民收入的影响

从贸易数据看，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2009年美国出口额下降了18.7%。除中国外，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德国的出口份额分别下降了21.5%、14.9%、23.1%和16.4%。然而，受益于中国日益增长的产品需求，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仅下降了2.6%。 ⁴这一事实表明，中国进口已经成为支撑美国产业运转的重要力量。但鲜有研究提及中国的这一重要贡献。鉴于此，本文进一步观测了中国进口扩张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2005年）和之后（2010）的作用。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生成2005年和2010年的时期虚拟变量，将其与中国进口扩张DID_CNImport相乘，构建三重差分项，然后将这一差分项与双重差分项同时纳入实证模型。此时，三重差分项的系数估计值表示与2005年（或2010年）相比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影响和作用方向。表5列（1）与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双重差分项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无论是在2005年或2010年，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收入均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三重差分项的系数估计值在列（1）中显著为负，而在列（2）中显著为正，这表明中国进口扩张在2010年的积极影响要大于2005年，从而印证了中国进口能够帮助美国抵抗经济冲击的结论。

（二）中国不同种类产品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收入的影响

考虑到不同种类产品进口的影响或有不同，本文进一步对产品进行分类，以检验中国进口扩张的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依据联合国贸易统计司（UNcomtrade）发布的广泛经济分类（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BEC）表，分别识别了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其次，根据WTO的BEC-HS转换表将BEC三类产品分别对应至6位HS行业层面，并依据Brandt等（2017）的转换表将关税数据匹配加权至SIC行业。最后，根据下式分别计算三类产品的进口扩张程度：

其中，变量下角标C表示产品类别，即中间品、资本品或消费品，$ {Tariff}_{j} $表示中国j行业的初始关税，$ China{Import}_{i,C} $表示通勤区层面中国不同类别产品的进口扩张程度。

表6是对应的实证估计结果。列（1）—列（3）分别检验了中国中间品、资本品以及消费品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类别产品的进口均显著提高了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但其影响程度却大不相同。在三类产品中，资本品进口扩张具有最大的边际影响，这说明美国在资本品制造上拥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具有较高的价格加成率。中国消费品进口扩张的边际影响次于资本品。三类产品中，边际影响最小的是中间品。以上证据表明，中国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进口扩张是推动美国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中间品仅起到了助推作用。

（三）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反贫困及福利收入的影响

居民反贫困与福利收入是体现一国居民生活状况与收入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本文依据USCS提供的信息，构建变量“居民获得的反贫困收入”与“居民获得的福利收入”。具体而言，本文将小时收入低于美国联邦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但“反贫困与福利收入”指标大于0值的人作为获得反贫困资金支持的居民；将小时收入大于最低工资水平，同时也有“反贫困与福利收入”的人作为获得政府福利支出的居民。 ⁵通过限制样本，检验中国进口扩张的影响。表7列（1）与列（2）的结果显示，中国进口扩张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反贫困收入，边际影响达到12.08%，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获得的政府福利支出（边际影响约为1.01%）。列（3）与列（4）检验了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贫困人口概率和福利收入人口概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进口扩张减少了美国贫困人口概率，并增加了获得福利收入的人口数量。上述证据表明，中国进口扩张不仅有利于减少美国贫困现象，还对增加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福利支出有一定贡献，因此具有“减贫增收”的积极作用。

（四）中国进出口贸易总扩张对美国居民收入的总影响

中国加入WTO不仅推动了中国进口自由化进程，还提高了中国出口的能力。因此，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如果同时考虑中国的进口和出口扩张，那么中国贸易发展能否促进外国居民收入呢？为了探究此问题，本文将中国进口与中国出口统称为中国进出口贸易总扩张，进一步研究了中国进出口贸易总扩张对外国居民收入的总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加入WTO使贸易自由化普遍存在于中国各行业之中，根据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国进口关税下降更多的行业也可能是未来出口更多的行业，这一潜在现象或将使传统双重差分法的实验组选择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为了保障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以下三类方法测算中国进口与出口扩张程度：（1）通勤区层面的中国进口或出口扩张程度。依据通勤区行业就业份额，将行业层面中国进口和出口变量分别加权至通勤区层面，测算出通勤区层面中国进口扩张和出口扩张程度。（2）Bartik-IV法。借鉴已有研究，构建中国进口和中国出口的Bartik-IV变量，将行业冲击分配到通勤区层面。（3）中国与美国的适用关税法。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关税削减与美国对中国授予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为基础，获取相应的双边适用关税，进而计算出通勤区层面的中国进口与出口扩张指标。

相应的结果表明，在同时考虑了中国进口和中国出口的影响之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扩张对美国居民实际收入的净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三类测算方法结果显示，中国进出口贸易总扩张每提高1%，将使美国居民收入平均提高约0.29%—0.44%。 ⁶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后行业关税大规模削减作为事件冲击，利用1990—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和772个通勤区地理位置编码的匹配数据集，研究了中国进口扩张对美国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及其路径。本文得到了以下基本结论：第一，中国进口扩张能够显著提升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单位时间劳动报酬的增加，而非劳动时间的延长，是美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来源。这表明中国进口有助于美国居民福利的提高，且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将最终导致本国居民福利的损失。第二，中国进口扩张通过推动人力资源在行业中的配置、提升教育回报率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显著提高了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在排除了可能影响机制稳健性的其他因素后，上述机制检验结论依旧稳健。第三，与其他时期相比，中国进口的国际居民收入提升效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更为显著；中国进口扩张不仅提高了居民收入，也减少了美国贫困现象；与中间品相比，中国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扩张的国际收入提升作用更强；当同时考虑出口扩张和进口扩张的影响时，中国国际贸易总扩张仍然能够显著提高美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已有文献大多集中于讨论中国出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进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进口扩张能否以及如何影响进口来源国居民福利水平，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进口不仅提高了美国居民收入水平，也减少了美国的贫困现象。这个研究结论对于反驳“中国威胁论”、让美国重新理性审视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以及启发世界其他国家如何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等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启示。基于中国的国情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中国而言，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继续战略性地做好积极扩大进口工作。进一步扩大从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在满足国内消费者日益增加的需求的基础上，带动世界各国居民的福利提升，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扩大我国的进口规模和进口来源地数量，提高我国从欠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进口比例，帮助其走出贫困，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根据国内实际情况和需求变化，进一步下调关税，逐步减少各类非关税壁垒，提高进口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第二，对于中国而言，加大国际舆论宣传力度，在国际上讲好中国进口故事。中国经济发展与贸易开放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罔顾事实，通过舆论霸权操纵话题，构建信息茧房，不仅阻碍了美欧等西方群众对中国真实经济情况的了解，还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鼓动与中国脱钩，极大损害了世界各国居民的福利。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国际化媒体及舆论平台，强化面向国外居民的宣传。在策略上，加强中国与各国相关部门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进一步优化国际舆论发声机制，积极宣传“中国贡献论”，重点宣传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积极扩大进口的世界红利，在国际上讲好中国进口故事，宣传中国进口政策，介绍中国国内市场需求。

第三，对于美国而言，应当重新评估中国进口对美国经济的真实影响。最近几年，美国将其与中国的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和武器化。美国一直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无理制裁打压中国企业，是典型的经济霸凌做法。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违反了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发展和布局，损害了全球经贸的可持续发展。从美国国内来看，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损害了美国相关企业的自身发展，也不利于美国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升，不利于单位时间劳动报酬的增加，显著降低了美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因此，全面、科学、理性地重新评估中国进口对美国经济的真实影响，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是美国相关部门应该做的重要工作和理性选择。

第四，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理性的选择是鼓励本国企业全面对接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政策，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规模。世界其他各国应该从本国自身利益出发，理性看待“中国威胁论”，不能只是片面地看到中国出口扩张所产生的经济冲击等负面影响，也要看到中国出口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等正面影响，更要高度重视中国进口带来的各种经济效应以及居民福利效应。因此，单纯地看待向中国的出口，世界其他国家应该减少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出口关税，降低非关税出口壁垒以及针对特定产品的出口制裁；与此同时，积极增进与中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企业的沟通交流，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中国国内市场需求，通过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利用“中欧班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积极主动地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规模。

1为了检验指标的稳健性，本文还使用算术平均的HS6位行业与SIC行业相匹配，结果发现两类指标的相关性达到0.95。

2为了消除美国价格因素影响，本文以1988年为基期，使用CPI指数对出口额进行平减。

3资料来源：https://www.ddorn.net/ data.htm#County%20Industry%20Structure。

4国别间的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统计司（UNcomtrade）。

5居民每年的最低小时薪资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局，网址：https://www.dol.gov/agencies/whd/state/minimum-wage/history。

6为了节约版面，本文省略了相应表格，仅以文字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