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第50卷第8期
2.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财政史研究所，北京 100081
2. Institute of Chinese Financial Histor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一、引 言
学科话语权既是某一学术领域内知识体系与理论架构的生产力、创新力、传播力与应用力的统一体，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鉴于此，既往学界对当代中国财政学科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形成了财政风险论（刘尚希等，2018；陈龙，2020）、国家治理论（高培勇，2014；刘晓路和郭庆旺，2017；吕冰洋，2018）、新市场财政学（马海涛和陈珊珊，2017；李俊生和姚东旻，2018）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成果。这些研究尝试从不同理论角度解释当代中国财政“何能为治”以及“何以为智”的问题。然而略显遗憾的是，较少有学者关注到中国财政学科的话语权构建问题。这不仅导致财政治理可能依附于西方主流财政学理论之下，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权，也就难以在国际舞台上有效表达中国立场和中国观点。
中国财政学话语权的探索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财政知识不断渗入中国，财政学论著开始密集出现，财政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得以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了国内的财政改革与实践。但从国际视角来看，近代中国财政学科的创新力、传播力与应用力相对有限，除《孔门理财学》
本文的边际性贡献主要是选取了中国财政学话语权构建这一既往学界很少关注的问题展开分析。本文明确阐述了财政学话语权的表现形态及其构建的可行路径，并通过《孔门理财学》的案例阐述，为中国本土智慧的挖掘与财政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确凿的历史证据，也证明了当代中国财政学要想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要在吸纳全球知识的同时，充分重视对自身智慧的凝练，这或许可为当前中国财政学话语权构建提供新的学术参考。
二、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探索的表现形态
（一）学科话语权的表现形态与生成逻辑
学术话语权往往涉及对特定符号、术语和人类一般问题的解释资格，是软实力认同的象征和媒介。赵春丽（2020）指出，学科话语权是利用相关学科理论解释人类一般问题的权利与资格。韦路和秦林瑜（2023）认为，学科话语权是在特定学科领域内，某一学者、学派或机构对知识解释和阐述的权利与资格。由此观之，学术话语权是对人类一般问题解释的软权利。
学科话语权有哪些表现形态？一是学科的生产力。韦路和秦林瑜（2023）认为，国际学术话语权离不开相关学科的学术生产力。学科的生产力是学科主体开展学科研究的能力，直接表现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论文和专著等学术成果的生产。二是学科的创新力。学科创新力是基于实践或其他途径的知识创造，以及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拓展和深化能力，是一种在学术社群中得到普遍承认的原创性知识的生成能力。三是学科的传播力。赵蓉英等（2022）认为，学科传播力是学术评价必不可少的维度。学科传播力的核心在于知识与理论的系统传播和普及，通过合适的渠道与方式，达到知识的有效传递与扩散。四是学科的应用力。姜敏和郝煜洋（2022）认为，学科话语权的表现之一是学科应用力。应用力并非简单的知识迁移或技术实现，而是在严谨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实现学科知识在现实社会中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创造性转化，进而为人类活动提供一个理论指导框架。
学科话语权何以生成？一是本土智慧的理论表达。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马克思，1979）。学科话语权的确立不可割离于其所蕴涵的民族智慧的沉淀和积累。西方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并非孤立产生，而是在经济生产、社会运作与文化积淀的背景下逐渐孕育并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反映了特定民族在特定时空下的价值选择，进而由特殊到普遍，以揭示人类的一般性特征。二是全球理论的理性借鉴。学科话语权的构建并非单一文化或学派所能囊括，须依赖于全球理论的对话与借鉴。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全球理论的理性借鉴不仅促进了不同理论观点的相互理解和沟通，而且促使学科话语在反映本地文化特色的同时，与全球智识共同体达到共鸣，进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使民族性更符合世界性的要求。三是学科研究的方法工具。学科话语权的构建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引导和塑造。方法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基底，既是学科研究的操作指引工具，也是确保研究结果可靠性与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二）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探索的表现形态
1. 学科生产力。晚清时期中国引入西方的财政思想后，一些财经论著先后问世，其中涉及财政学内容的著作主要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它们均考察了西方财政制度。进入民国时期以后，一大批财政学论著先后出版，呈现出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等特征。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 学科分类 | 总出版数目 | 分阶段数目 | |||
| 1911—1919年 | 1921—1929年 | 1931—1939年 | 1941—1949年 | ||
| 财政基础理论类 | 293 | 26 | 40 | 139 | 88 |
| 其中：中国财政 | 152 | 10 | 20 | 73 | 49 |
| 自治财政类 | 37 | 4 | 1 | 10 | 22 |
| 租税类 | 471 | 16 | 47 | 196 | 212 |
| 预决算类 | 22 | 3 | − | 12 | 7 |
| 财政监督与管理类 | 127 | 4 | 9 | 42 | 72 |
| 战时财政类 | 37 | − | − | 28 | 9 |
| 公债类 | 92 | 4 | 20 | 48 | 20 |
| 市县财政类 | 11 | − | 2 | 5 | 4 |
| 总计 | 1 090 | 57 | 119 | 480 | 434 |
| 数据来源：根据敖涛、付志宇所著《近代中国财政思想转型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6—64页数据整理。 | |||||
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发现，1911—1949年期间，各时期的财政学论著出版量分别为57本（1911—1919年）、119本（1921—1929年）、480本（1931—1939年）和434本（1941—1949年），出版总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从学科分类角度看，租税类的出版数量最多，达到471本，约占43%；其次是财政基础理论类，达293本，大约占27%，其中又有一半在关注中国财政问题，达152本；另外，财政监督与管理等问题也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达127本，约占10%。
以上统计仅为出版的著作，另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也逐渐增多。仅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财政命名的期刊就有43种，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公报形式的期刊，主要用于发布政府的法规和命令；第二类是评论和学术刊物，刊文大多集中在理论研究和政策讨论上；第三类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刊物，专注于地方财政法令发布和状况的研究。另外，《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新经济》《银行周报》等刊物也大量刊载财政学论文。仅以近代中国财政学典型刊物《财政评论》为例，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统计发现，《财政评论》累计刊文6 087篇。自1939年创办起，其历年刊文数分别为528篇、657篇、671篇、512篇、660篇、677篇、765篇、924篇和693篇，刊文量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另外，这一时期还有海外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及相关论著，如陈焕章于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陈兆琨于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1644—1911）》等，都对财政问题展开了探讨。
进一步的横向比较发现，近代中国财政学只是在“量”上有所提升，但在具有国际影响的论文、专著等学术成果的生产上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出版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等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论著，展开了大量关于税收、公共支出和预算制度的理论讨论，理论框架和方法不断完善。此外，西方国家还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机构，创办了一批学术期刊，为财政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相比之下，国内长期的战争以及动乱不仅消耗了国家资源，还影响了财政学的知识生产。
2. 学科创新力。近代中国财政学论著的出版较为丰富，其中不乏一些创新性的探索。例如，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的公共支出、税收、公债和财务行政进行详细分析，是倡导西方财政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探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近代中国财政学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探索，但其成果大多为对本土制度的描述性分析或对西方理论的引介，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理论框架，因而得到国际学界广泛认可或重视的论著并不多。
但是，其中有一本著作，即陈焕章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孔门理财学》，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普遍关注，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该著按通论、消费、生产、财政与结论五篇，用西方经济学思维和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孔门理财学》的写作目的，即希冀在西人鄙夷中国学术的背景下形成国人自己的财政学专著，以昌明孔教，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孔门理财学》出版后，引起了夏德（Hirth F）、施格（Seager H）、布洛克（Bullock T L）、罗斯（Ross E A）、凯恩斯（Keynes J M）、韦伯（Weber M）和熊彼特（Schumpeter J A）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指出该著从另一个新颖的视角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改变了西人“中国无智慧、无学术”的观念，一度扭转了西人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态度与看法。一些影响世界的理论著作也引用了该篇文献，如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约瑟夫•熊彼特，1991），韦伯在其《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马克斯•韦伯，2018）中都征引了《孔门理财学》的内容。
3. 学科传播力。从国内传播来看，近代中国有不少论著被广泛传播与引用。例如，由何廉和李锐合著的《财政学》一书，是代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财政学研究水平的著作之一，被全国各高等院校财经科系广泛采用，成为当时的畅销教材之一，在两三年间就行销了九版（胡寄窗，1984）。但是，中国财政学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和认可相对有限，绝大多数作品未能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流播。
值得欣慰的是，陈焕章在1911年出版的《孔门理财学》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传播。根据Wang和Liu（2022）的统计，近100年来《孔门理财学》已再版近30次，平均不到4年即会再版1次，美国戈登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英国托玛斯出版社等国外知名出版机构以精装、软精装、平装等多种形式多次重印了该书，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流播。《孔门理财学》已成为被广泛征引的重要学术文献，凯恩斯（1912）在阅读《孔门理财学》后，指出陈焕章博士充满学问且令人愉悦的著作中有大量内容会让人们愿意引用。
4. 学科应用力。部分近代中国的财政学指导了本土财政改革。例如，董修甲的《市财政学纲要》为市财政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治安和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性参考；尹文敏的《战时财政论》详细探讨了战时公债的纸币、公债和租税等政策的组合运用。
然而，《孔门理财学》中描述的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却在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得以在美国受到重视，并向全球推广。面对美国的农业萧条，华莱士指出，“一千多年前中国政府制定了常平仓计划，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华莱士设想将常平仓系统引入至美国棉花中试点，具体方案是“在棉花价格下跌时买入，在棉花价格上涨时卖出”，
三、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构建的探索路径
（一）本土智慧的理论表达
全球性与民族性是共生的（谭伟平，2002）。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每个民族都塑造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都是人类探索世界生成的智慧，对这些智慧进行挖掘，能丰富全球文明的多样性；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学科的全球化趋势要求超越地域和文化的局限，寻找普遍性和共通性，推动学术的对话和互鉴。
近代中国财政学人已认识到挖掘本土智慧的重要性，如南开大学提出学科“土货化”（即“本土化”）概念，使用充分挖掘本土智慧的财政学教材，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即是在这一背景下著成的。但这些尝试往往在理论范式的把控、术语的表达和方法论等方面存在局限，难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和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而陈焕章所著《孔门理财学》突破了这一局限。该著作基于中国儒家的经典学说，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术语表达，从生产、分配等现代财政学视野，探究了人类社会的起源与进化，分析了政府活动的一般通则，并指出了人类一般行为准则。
首先，从本土智慧探寻人类社会起源及其进化。《孔门理财学》尝试从进化的视角，分析人类演化的阶段形态，指出人类非起源于鬼神，而是“元气”。人类出现后，血缘与地缘的聚居形成了人类社会，《孔门理财学》将社会的进化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其次，从本土智慧探寻政府活动通则。《孔门理财学》认为，中国古人即已注意到了自由放任主义，《孔门理财学》指出司马迁的“善因论”系统总结了孔门的放任政策，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序》）。也就是说，儒家并不反对政府干预，但要做到“善者因之”，即对于符合市场竞争规则的行为，可以自由放任。同时《孔门理财学》认为，即便西方经济学家鼓吹竞争需要绝对自由，但是在私欲的驱使下，个体永远不会获得满足，因而需要政府的干预。《孔门理财学》总结了中国古代四条政府干预的措施 ，分别是政府购买（如平籴制、常平仓、均输平准制）、公共品提供（如《洪范》八政）、政府借贷（如《周礼》泉府）与政府再分配（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与社会公平）。因此，凯恩斯在读完《孔门理财学》之后，发出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类似于现代经济学家的做法”的感叹。
（二）全球理论的理性借鉴
学术全球化下各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构建不再是封闭和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流动的。全球理论的借鉴允许学者跨越地域和文化的界限，汲取不同学科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的智慧和经验，促进学科话语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避免理论的单一化和同质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进入全球学术轨道，形成了一种异域知识的对内流动和积累。“西学东渐”下，中外财政知识交流日益频繁，这不仅促成了西方财政学的理论接引，还催生了中国本土财政制度的嫁接（毕学进，2021）。近代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财政学理论，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总是伴随着深刻的理性思考和本土对话。大多数论著往往采取直接复刻西方的方式，忽视了对西方理论的结构、逻辑和前提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评估，也缺乏西方理论在本土历史与现实环境下的检验，导致难以形成具有独特见解和深刻洞见的代表性本土成果。
尽管如此，近代中国也出现了少量的对全球理论理性借鉴的成果，陈焕章所著《孔门理财学》即为其中之一。《孔门理财学》一方面采取西方学术书写的范式进行内容编排，另一方面对西方理论进行本土回应与思考，从而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
首先，在文本书写上，《孔门理财学》按照西方经济学说主流的生产、消费等学术书写范式进行内容编排。陈焕章最初试图从《大学》的“生财有大道”一节中寻找理财学的内容，却感觉缺少了分配这一部分。然而，通过美国葛勒克（Clark）教授的讲义，他恍然发现这一讲义与《大学》的观点暗合。葛勒克认为分配实际上是生产的一部分，生产与消费构成了理财学的两大部分，即“生之为之，皆属生产；食之用之，皆属消费”。陈焕章对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读，强调了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而消费的众寡和疾舒又与生产的众寡和疾舒相互影响。
其次，在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对话与回应上，《孔门理财学》对西方财政学理论进行了本土的检验。例如在阐述自由放任主义时，该著作指出中国古代的“善因论”实际上早已生成，为现代自由放任主义提供了中国证据；同样，在政府干预方面，中国古代的均输平准等法早已在实践中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引导。《孔门理财学》还从《论语》中挖掘了斯密关于“经济人的正当性”的中国证据。例如，《论语•里仁》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展现了经济行为在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均衡。通过中西观照，该著实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智慧之间的融合，既丰富了西方理论的内涵和深度，又赋予了其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色彩，同时还展现了中国古人超前的智慧。
最后，《孔门理财学》反思了西方理论，并根据中国本土的智慧提出了一些创新性观点。例如，《孔门理财学》发现，无论是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因为自由竞争能产生激励，但人的自利性追求会导致生产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所以需要政府的宏观介入，但是政府的干预措施是一种外生力量的“硬”调节，并不能较好地解决自由放任引发的危机。《孔门理财学》用大量的中国历史事实论证了政府的“失灵”，如王莽改制的五均制、王安石的青苗法等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因此，《孔门理财学》提出了解决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方法就是“第三只手”——道德。《孔门理财学》认为可以用儒家的“礼义”之道实现自由放任与宏观调控的协调，“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孔门理财学》中所描述的儒家“礼义”其实就是现代经济学中常言的“第三只手”，其核心是融利于义，所谓“义，利也”（《墨子•经上》），即国家财政活动，在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之外，还应塑德，从而找到了“市场的手”和“政府的手”之外的“第三只手”——道德。
（三）学科研究的方法工具
方法论作为一种对学科研究过程和逻辑结构的推理规范，确立了研究对象的工具属性，界定了问题的解决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准确方法，为学科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操作指引。中国古代财政学大多采用历史叙述和案例分析的方式，而近代西方财政学则更倾向于使用实证分析和逻辑推理。这一点体现了两者在研究工具和技术上的不同，即中国古代财政学更多地依赖于文献和经验，而近代西方财政学则更多地依赖于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
近代中国财政学逐步接受了西方的逻辑推理和演绎方法，这一转变不仅促进了学术界对于理论一般性和系统性的重视，还标志着财政学研究从描述性研究走向了更加理论性和系统性的探究。例如，朱通九不仅精通西方财政学的基础理论，还能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分类总结、统计法等，对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为财政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指引（王昉，2009）。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一些认识世界的方法工具在学术生产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在学科构建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这导致了“范式依赖”，即过度依赖西方或其他外来的理论和方法，而忽视或排斥本土的知识和智慧。这种范式依赖会削弱学科的本土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使其在全球学术界中处于边缘或附属地位。其次，对本土方法论的忽视也会影响学科的文化传承，使其失去在本土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根基，从而影响本土非正式制度的适用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孔门理财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颇具创造。首先，该著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方法论。例如，在阐释人类起源之时，该著指出“元气”为万物之源，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彖曰》），即“元气”是统御整个宇宙的核心力量，因此人类也起源于“元气”，这种解释将人类从超自然的力量中解脱出来。《孔门理财学》进一步指出，“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谷梁传•庄公三年》），即父亲、母亲和天地之气给予了人类生命，进而指出了“理财是人类进化之母”。在此基础上，《孔门理财学》认为，宇宙的结合剂被称作元，社会的结合剂被称作仁，即人类的财政活动应当符合基本的“仁义”，这也是宇宙与自然的基本规律。其次，该著采用了历史研究法。《孔门理财学》通篇论述了中国古人的理财智慧，通过对孔子及管子、老子、墨子、商鞅、荀子、桑弘羊、王安石等人的经济实践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制度变迁的规律。陈焕章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参考和深入解读，以一名“采矿者”的角色，将儒家文献中的“宝藏”提炼，为人类知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最后，该著采用了中西对比研究法。《孔门理财学》采用了对比研究法，对比了中西财政思想的异同。陈焕章试图证明儒家思想与现代价值观念并不矛盾，从而强调儒家在应对现实方面仍具有活力和适用性。他对义利观和四民观进行重新阐释，试图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经济伦理；同时，通过运用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解释儒家的理财学说，并将其与西方经济学说进行细致比较。除此之外，《孔门理财学》还大量运用了归纳法、演绎法，综合采取了宗教学、神学、伦理学等多种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力图开辟一条连接古今、汇通东西的学术道路。
四、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构建探索的反思与启示
（一）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的反思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近代中国财政学逐步接受了西方的财政学理，财政学科逐步建立，相关论著逐渐增加，学科生产力显著提高。然而，一大批财政学论著却缺乏创新力，大多限于国内流播与运用，缺乏国际传播力与应用力。其原因有二：一方面，大量的财政学研究倾向于直接复制西方的理论框架，缺乏与本土实际情况的深度对话，以及对现有理论的创造性回应和反思，难以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另一方面，尽管有些财政学研究试图挖掘传统的理财智慧，但它们大多停留在对传统理财智慧的机械式还原上，未能深入到学理解释的层面，其研究方法和观点缺乏对传统财政观念与现代经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洞察，限制了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贡献。而这两点都归因于一个重要原因，即近代中国深受千年皇权统治下的小农经济体制影响，无法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中西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难以进行深度交流，也就导致近代中国学术难以与国际主流学术进行对话与接轨。因此，近代中国财政学多数论著未能实现对本土智慧与西方学理的有机融合与深度提炼，从而导致其在理论构建上的单一化倾向，而且也限制了财政学科构建的理论深度，使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受限。
当然，《孔门理财学》的出现为近代中国财政学科的话语权取得了一席之地。《孔门理财学》之所以产生话语权，其关键的生成路径是在挖掘民族智慧的基础上总结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1912年，陈焕章发表《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一文，指出“盖西人每多鄙夷中国，几以为世界之文明，惟西方专有之，而中国未从占一席也”。此种现象固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一个学术上的因素是，“剿袭西人之绪言，为中文之解释，而于本文正义，反乏发挥”。
《孔门理财学》话语权生成的另一逻辑路径是融汇了中西学说。陈焕章具有得天独厚的中西学术背景。陈焕章在13岁时拜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习。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的大儒，在康有为的耳濡目染下，陈焕章熟悉了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并在其年少之时确立了“尊孔崇儒，树尼山教义，振民族精神之志”的理想。陈焕章在24岁高中进士后，以翰林身份奉派为留美人员，并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经济学，师从著名财政学教授塞利格曼。独特的求学经历，使陈焕章学贯中西。他不仅熟知英文经济学文献，还精通中国经典古籍，也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其能得心应手地融汇中西学说为一炉。《孔门理财学》就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阐述了中国古代的理财智慧。施格评价说，“由于陈焕章能对英文文献广泛了解，使得他能在中西文明之间进行若干有趣的比较”。
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只出现了一本《孔门理财学》，其他大部分财政学论著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或照搬西方学理，借用其分析工具和理论体系，未能实现对西方理论体系的批判性吸收与本土性回应；或是机械地概述本土经验，以一种描绘性的方式回溯历史，陷入一种简化归纳的窠臼，导致近代中国未能从中提炼出具有理论推动力的观点和见解。《孔门理财学》出版后不久，中国政界与思想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中西文化出现对立，在全盘西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本土文化自卑化与西方文化“外慕”化的二元并立之局（傅静和董家丽，2003），进而使得传统文化的挖掘逐渐被边缘化，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财政学话语权缺失的原因之一。
（二）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的启示
应当说，当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财政学科的国际话语权，并取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同时，学科的生产力不断提升，一大批研究成果先后问世，学科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一些研究成果甚至刊发于国际权威刊物上，并被广泛引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财政学界近年来的理论创造丰富，但原创能力依旧欠佳，也并未能探索建立起一个既能涵盖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又能融合中国话语和体现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而且“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当代中国财政学科国际话语权的缺失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本土财政智慧的挖掘依然处于边缘化。目前中国财政学的研究对本土智慧挖掘的成果十分稀少。学术期刊的发文趋向与学者的研究取向对本土智慧，尤其是历史传统的关注并不多；同时，即使有一些成果关注到了中国当代财政治理的宏大叙事，但是又不可避免地从西方学理中去找寻“中国之治”的生成逻辑，对本土智慧的挖掘与提炼依然得不到重视。中国传统理财智慧在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的现象长期存在，使中国财政学界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过程中，忽视了本土经验与智慧的价值。第二，对西方理论过度“青睐”。在当前中国主流财政学的研究范式中，西方的市场失灵理论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一理论框架的主导性不仅塑造了学科内的主要研究方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学者们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选择。围绕市场失灵这一核心命题的研究虽然在解释某些特定现象和问题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同样也揭示了一种理论倾向的单一化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削弱对复杂社会现实的理解和解释能力，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社会环境中。一些学者也认识到其中的问题，尝试脱离“市场失灵”的理论局限，但是其构建的新理论还没有完全走出从西方理论中寻找中国财政治理的理论依据并指导实践的困境（马金华和毕学进，2023）。这一现象导致了中国财政学研究在理论上对西方过度依附，也就难以形成从中国智慧中生成原创性的理论成果。第三，方法论的严重单一化。社会科学拥有多种研究方法，当前中国财政学科的研究方法大多青睐多个变量之间的计量研究。数学模型作为一种必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手段，在许多领域具有工具性功能，对于解释一些财政现象亦有裨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前中国财政学科的研究过度推崇计量模型，着眼于实践中多组变量关系的探讨，试图通过统计和计量手段捕捉和描述这些关系的结构和动态特性，却往往忽视深层次结构和动态机制的分析，也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复杂影响。另外，与西方相比，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利用数学模型推导出适用于全人类的财政治理的一般性规律，且不具备方法论上的原创性，导致中国财政学科难以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实际上，一些蜚声全球的著名财政学论著与财政学人大多采取了综合性研究方法，尤其是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方法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并交叉使用历史研究法梳理长时段的演变规律，进而生成了人类一般性行为规律的重大理论成果。这值得引起我们深思。
回顾近代中国财政学话语权的探索过程，可为当前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的构建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首先，应挖掘本土文化，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向世界传递中国智慧。西方学者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主要是从本国的生产、实践、文化与意识形态出发，凝成了一套解释全人类发展规律的精密的学术话语生产和运作机制（赵春丽，2020），而中国当前的财政学构建还缺乏对民族智慧的挖掘。陈焕章之所以能著成《孔门理财学》，是因为其基于厚重的中西学科知识，使东西学术得以嵌合，生成了人类发展一般规律的准则。反观中国当前财政学理论的探索，挖掘民族智慧的理论性研究依然寥寥可数。习近平总书记（2022）曾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民族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学说，未来中国财政学界需重视对这些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与智慧的挖掘，用国际通行的规范学术语言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层内核元素（程霖和夏艳秋，2022），同时深入研究阐释中华理财智慧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传递“中国之声”。另外，中国当代财政治理的实践，不是西方财政理论的简单借鉴，而是对中国历史理财智慧的时代性转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调适和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融合而形成的独特治理体系（马金华和毕学进，2023）。总结中国之治，提炼中国之智，讲好中国故事，在中国当代宏大治理的叙事体系下，建立一个既能解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的财政治理实践，又能涵盖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财政理论体系，以提升中国财政理论的话语权。
其次，应借鉴西方理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与学术融合。虽然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典籍与智慧，但是这些观察和智慧往往是片断性的经验总结，缺乏相互连接的框架和结构，未能抽象成一般性理论。《孔门理财学》成功的关键之处，是兼容中西，以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进化论等学说，诠释中国古代经典，促进了中西学术的融合。《孔门理财学》没有盲目排外，而是“洋为中用”，使中国思想焕发了新的生机。西方近百年来形成了系统性的财政理论体系，为西方国家的财政改革提供了学术上的参考。当前我们可以运用西方财政学研究范式，通过结构分析和语义建构，揭示中国古代文本背后的隐含逻辑和思维模式，将中国传统财政智慧的精髓提炼出来，转化为现代财政学的语言文本和理论结构，并将这些提炼后的理论成果与国际主流学术进行对话，以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并将中国智慧转化为一种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见解和解决方案的人类共用知识。但是，中国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还需要注重本土文化及价值的兼容性问题。未来一个可能的方向是，以从古至今的历史溯源和由中及外的理论挖掘，将西方的财政理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和升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让本土智慧逐步接轨世界，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最后，应综合利用科学性的方法论，为学科话语权的构建提供方法指引。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日新月异。一方面，中国财政学科需要利用计量工具探究一些实践变量中的关系，为政府财政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同时，可进一步利用数学模型，推导出适用于全人类的财政治理一般性规律，以彰显数学模型的原创性贡献。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实验法、调查法和历史研究法等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历史研究法，能够连接古今，为现实理论提供了检验的素材，同时也为人类财政活动长时段的规律演变提供了研究样本。斯密、马克思、凯恩斯、诺思、陈焕章等人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历史研究法，通过对历史的解读揭示了人类进化与社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与西方国家文明典型的断裂性特征相比，中华文明具有历史连续性，因而一些西方知名著作大多引用中国历史，如斯密大量用中国古代的劳动分工、市场交易与国际分工论证自己的观点。中国五千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宝藏”被弃之不用，而取迳于西方的计量工具，实乃本末倒置。中国财政治理与西方的方法论存在本质不同（毕学进和马金华，2022），中国财政学科要在国际上取得一席之地，归纳和演绎分析中国历史制度变迁必不可少，通过对历史的解读，揭示实证分析难以捕捉的历史规律，提炼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交织下的财政治理变迁，并将中国财政历史与其他文明和国家的财政历史进行对比，发现其中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普遍适用的财政治理原则，以增强中国财政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结论是，在近代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尽管未能构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为中国财政学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有限但重要的话语权。然而，这种话语权因其数量有限，未能实现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在“全面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宏大叙事框架下，国人并未沿着《孔门理财学》的研究路径，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进而使中国智慧凝成人类一般规律性的理论框架。《孔门理财学》的话语权也仅是昙花一现。在学术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代中国财政学已经逐渐步入国际化轨道，表现出与全球财政学范式的同构性。然而，尽管学科体系趋于一致，但由于缺乏像《孔门理财学》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代表作，中国在国际财政学领域的话语权仍显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财政学依然是在“西方知识”下成长起来的，中华文化与本土智慧的财政学挖掘依然处于碎片化和边缘化的境地。通过《孔门理财学》可以发现，中国古人拥有超前的预见性和较强的普适性智慧。借鉴国际通行的理论范式，或可以将本土的理财智慧转变为一套解释全人类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中国本土并不缺乏智慧，而是缺乏能将本土智慧转换成人类一般价值规律的方法。
近代中国财政学话语权的构建探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如下经验和启示：首先，在中国财政学话语权的构建中，挖掘本土智慧不仅是对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还是对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构建。这一过程涉及文化符号、文化语境和文化叙事的多维解读和重构。要在研究内容上扎根于中国发展实践、传统经济思想的“富矿”，打造具有时代特征、中国风格、世界水平的学科增长点（张亚光和毕悦，2023），通过对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文本学分析和历史学考察，发掘出蕴含丰富哲学内涵和实践智慧的理论资源。这些资源不仅能够丰富现代财政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还能增强学术界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理论自信。未来中国财政学的研究，可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财政理念、制度与实践，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的理论框架，以注入中国财政学本土文化内涵，赋予其中国底色。其次，中国财政学话语权的构建要合理借鉴西方财政学理论，这既要对西方财政学知识体系进行选择性吸纳，更要与西方财政学进行本土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和批判的学术态度，一方面要避免由于过分强调民族的自立自信与国际主流学界脱轨（张亚光和沈博，2021），另一方面也要深入剖析西方财政学的本体论假设、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评估其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未来中国财政学的研究，可通过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解读和应用，将其转化为推动中国财政制度改革和理论创新的有效工具，以实现“洋为中用”。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概念移植和方法应用，更需要运用比较研究法、系统论等方法，深入分析西方理论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系，并结合中国的文化和国情对西方理论进行反复调适，使其更契合中国的发展特征。最后，实现中西融合，实现中国文化元素与西方理论框架、方法工具的交融和互动。中国尽管历史资源丰富，但是并未像西方一样形成逻辑严密、方法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未来中国财政学的研究，可借助全球通行的学术语言，运用结构主义分析、语义学建构等方法，对中国古代财政思想进行系统性梳理和理论重构，从而将中国文化中蕴含的隐性逻辑和思维模式转化为现代财政学的语义文本与理论结构（马金华和毕学进，2024），形成一个既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又与国际学术话语接轨的理论体系，从而将中国智慧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知识，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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