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第49卷第11期
2. 聊城大学 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2. School of Business, 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00, China
一、引 言
中国经济每次遭遇不利冲击后总能快速恢复增长或者超越原来的增长速度，如2020年中国遭遇新冠疫情侵袭，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6.9%，第二季度增长率为3.1%，第三季度增长率为4.8%，第四季度增长率为6.4%，全年增长率为2.2%，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中国经济也是迅速回到正轨，经济表现出强劲韧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所说，“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那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平稳增长的深层根源是什么？为何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如此强劲的韧性？本文认为中国经济韧性强是由中国特色的制度适应性效率−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决定的。
诺思在新古典经济学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适应性效率这一概念，将它定义为一个社会为了促进革新、从事风险承担和所有类型的创新性活动以及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和瓶颈，从而获取知识、学问的意愿（诺思，1990）。制度适应性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国家所制定的制度规则（诺思，1998），且经济持续良好运行的关键是拥有能够根据技术发展、人口变化以及制度变革震荡及时调整的制度机制（诺思，2002）。适应性效率主要包括组织机构创新能力、持续学习能力以及转换有效性，不仅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之间的适应，而且还包括制度选择与制度环境之间的适应和制度调整对经济变迁的适应（王玉海，2005），并伴有柔韧性、可持续发展性、超前性和层次性的特征（田湘波和谭丰华，2008）。黄信（2011）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思的适应性效率理论，结合中国国情，认为制度适应性效率是指制度根据经济社会环境发展需要进行不断变化，从而减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提高制度竞争力。制度结构只有适时地随着外部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才能保持乃至提高其效率（周冰，2014），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要贯彻制度变革的适应性原则，致力于塑造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并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结构（王玉海等，2017）。
Whitley（2000）把社会经济系统分成企业主义、联合主义和发展主义三类，认为三者的社会经济体系韧性依次降低。类似地，罗小芳和卢现祥（2016）将经济体制分为联邦制、非联邦制但实行地方分权制和集权体制，具有适应性效率制度结构的联邦制更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从制度变迁角度看，集权与分权的政治制度分别对应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后者适应性效率较高。但是，该观点忽视了集权政府在区域经济复苏与转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Swanstorm，2008），而且即使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同样也面临改革停滞、中断，乃至体制长期处于不稳定、扭曲的风险（周冰，2014）。因此，仅依据政治制度类型难以判断制度适应性效率的高低与经济韧性的强弱，只有与实际的国情、具体的历史语境以及自身民族性的政治文化相契合的政治制度，才能推动制度体系的适应性调整（赵宬斐，2021）。
本文的制度适应性效率与诺思提出的制度适应性效率均强调制度适应经济发展的程度，但在诺思的研究范式中，制度适应性效率主要建立在权利开放秩序下，认为权利开放的动态稳定主要源于权利开放和竞争促进新问题的解决以及权利开放秩序有能力提供可信的承诺。因此，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与标准，中国的“制度是不完善”的，或者按他们的分类，中国是“威权主义”制度，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框架下得到快速增长和发展，出现了中国经济韧性强劲与制度政策不完善之悖论。与诺思论述的权力分散制度具有一定差异，中国社会主义新型举国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有权力集中的特征。为此，我们将制度适应性效率分为分散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分散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是指在开放准入秩序下的制度适应性，重点是权力和决策的分散；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介于分散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适应性效率之间，重点是“政府和市场更好的结合”。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关键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经济韧性强就是源于集中型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本文将制度结构纳入经济韧性分析模型中，立足于制度视角，将经济韧性的制度支撑划分为两大类型，即西方国家权力分散的制度适应性效率和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根本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从而实现有序社会。在遭受不利冲击时，强调政府职能，政府集中资源应对不利冲击或者解决风险；不利冲击的负效应慢慢减弱后，政府职能弱化，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政府的服务性质，本质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但目前对中国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分析仅限于理论分析。新型举国体制下制度适应性效率具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对经济韧性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鲜有研究。为此，本文构建基于规模韧性、结构韧性、创新韧性、开放韧性、市场韧性和社会韧性六大维度经济韧性指标体系以及基于政府部门、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三个方面的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指标体系，并运用CRITIC-熵权TOPSIS模型测算出1997—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经济韧性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采用地震这一不利冲击，检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从而揭示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在经济韧性提升中的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诺思的制度适应性效率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并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进行测度；第二，根据经济韧性理论及其测度理论，结合新发展格局背景，对中国经济韧性进行多维度与多层次评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韧性统计指标；第三，将制度适应性效率纳入中国经济韧性模型中，从制度视角揭示中国经济存在强劲韧性的根源，提出不利冲击、制度适应性效率与经济韧性的关系：不利冲击→经济系统不稳定→不同系统与制度互动→元制度（所有制、分配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稳定不变，可变经济制度（国有—民营二元结构、再分配制度以及政府—市场结构）迅速调整→强调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以及有序社会更好结合→制度适应性效率提高→经济韧性。
二、理论机制
（一）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与经济韧性
不同国家或地区应对不利冲击表现出的经济韧性存在巨大差异，众多学者认为制度差异能够为这一现象提供合理解释。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Arbia等，2010），而且还可以使经济在面对外来冲击时具有恢复能力（Acemoglu 等，2004）。任何不利冲击均会造成资源重新分配进而产生利益冲突，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越完善的制度体系其制度适应性效率越高，越能够有效解决利益冲突，弱化冲击所造成不利影响的进一步加深与扩散。中国经济存在较强的韧性，主要原因就是存在制度体制建设以及制度适应性较高。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既是制度适应性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田湘波和谭丰华，2008），也是制度存在弹性和政策连续性的具体体现（李砚忠，2016）。历经多次金融危机和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中国经济一直表现出强劲韧性（王永贵和高佳，2020），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政党制度具有自我革命和自我纠错的适应性能力（魏丽莉和张晶，2021），也体现出中国经济体制具有灵活性和有效性（胡若痴和武靖州，2020）。
与经济韧性表现为不利冲击后经济的“恢复速度”“恢复能力”以及“区域韧性”相对应，制度适应性效率主要表现为遭遇不利冲击时制度的反应时间、反应力度和覆盖空间。第一，制度适应性效率表现为遭遇不利冲击时制度的反应时间。戴维斯（2010）运用制度分层视图方法将制度划分为相对可变的经济制度和更为持久的元制度，可变的经济制度可根据经济环境的改变进行适当调整，决定制度质量；元制度是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具有持久性特征，决定制度弹性。根据戴维斯对制度类型的划分，中国的元制度是指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基于国有—民营二元结构、再分配制度以及政府—市场结构等的制度是可变经济制度。经济韧性决定了对制度质量的需求，而制度弹性决定了满足这种需求的新制度产生的速度，两者共同决定了制度适应性效率，即新型举国体制下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其在面对不利冲击时迅速集中资源进行对冲反应，弱化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或者转型发展。第二，制度适应性效率表现为遭受不利冲击时制度的反应力度。不利冲击发生后，政府、企业和银行部门迅速反应，实施各项举措。比如，首先，短时间内提高投资力度。1997年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8.6%，1998年增长为26.4%；2008年资本形成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3.3%，2009年增长为85.3%；2019年资本形成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28.9%，2020年增长为94.1%。其次，提高信贷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增长率由2008年的18.22%提高到2009年29.59%。最后，提高转移支付水平。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由1997年的64.57%提高到2004年的87.51%，而后开始下降，直到2008年提高到80.25%，2009年更是提高到87.61%。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急剧上升，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由2019年的73.56%上升到2020年的83.10%。第三，制度适应性效率表现为不利冲击后制度的覆盖空间。不利冲击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具有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差异。为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受冲击地区经济快速恢复，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再分配制度、产业政策在内的特殊制度、对口支援在内的特色帮扶制度以及国有—民营二元制度等可变经济制度在稳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实时调整，提高制度适应性效率，增强经济韧性。
不利冲击、制度适应性效率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可总结如下：不利冲击→经济系统不稳定→不同系统与制度互动→元制度（所有制、分配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稳定不变，可变经济制度（国有—民营二元结构、再分配制度以及政府—市场结构）迅速调整→强调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以及有序社会更好结合→制度适应性效率提高→经济韧性。
假设1：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产生负面影响，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能够对冲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产生的负面影响。
（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
1. 不利冲击、政府部门与经济韧性（再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均体现了“政府—市场”二元结构，面对不利冲击时，由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可变经济制度结构发生变化，以应对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理论上市场经济分为政府主导型和私人主导型，两者极端分别形成中央计划经济和自由放任经济。但无论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还是私人主导型市场经济均属于市场经济范畴，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张杰，2014）。一国或地区的市场更成熟，相应的政府所承担的治理工作也会更多更好；市场有效运行是基于政府有效治理，若出现政府治理不当的情况，市场运行则会出现问题（罗德里克，2011）。因此，在研究经济韧性时，不能将市场和政府分开讨论，市场与政府协同配合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决定性因素（张军，2014）。
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冲击，导致经济增速迅速下降为7.8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呈现−0.8%的增长速度。为了阻止经济增长持续下滑，政府介入经济发展，辅佐市场运行，改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发行国债以及增加基础投资建设。1997—2002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8.9%增长到16.9%，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由1997年的11.31%增长到2002年的24.14%，2003年经济增速恢复到10.0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速回落到9.6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降低到5.9%，经济发展再次陷入衰退。在未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经济政策的目的是“防过热，防通胀”，但金融危机使得我国货物进出口出现骤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0.70%。因此，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保增长，防通胀”，2008年11月中央政府推出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08年的25.85%增长到2009年的29.95%，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增长率由35.81%提高到59.47%，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5.83%提高到43.09%。为了支持地区发展和灾后重建，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也有所增加，其增长率从2007年的24.51%提高到2008年的36.80%。此外，实施提高出口优惠、出口退税和降低中小出口企业贷款利率等政策，不断优化对外贸易环境，使得2010年对外贸易开始回暖。2019年末，我国武汉暴发新冠疫情，全国包括山东省、重庆市、黑龙江省、江西省以及海南省在内的19个省份直接对口支援湖北省各个地市，使湖北省在疫情治理和防控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快速恢复经济发展，积极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18年的0.69%增长到2021年的4.86%；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增长率由2018年的7.15%增长到2020年的11.29%；进出口增长率分别由2018年的9.87%和12.55%增长到2020年的29.97%和29.89%，使得我国成为2020年全球经济体唯一保持正增长（2.2%）的国家。我国这种再分配制度在公共危机治理和防护方面尽显制度优势。
有为政府要以有效市场为前提。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因此，有效的市场调节对于经济韧性的形成至关重要。有效市场是指在政府对负外部性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市场价格能够准确反映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从而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张谊浩和张建伟，2022）。有效市场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有效市场通过价格信号、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降低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从而增强经济抵御不利冲击的能力；其次，有效市场可以解决政府失灵，纠正和避免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行为，创造有利于打破垄断的环境条件和适度压力，逐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再次，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创造性和创新力，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能够使得政府、企业和社会良性互动，各类经济主体积极释放活力；最后，有效市场是有为政府形成的基础，能够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在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时既能发挥市场优势又能发挥政府优势。
总的来讲，不利冲击发生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会发生改变，税收优惠、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再分配制度作为初次分配制度的扩展和补充，迅速做出反应，发挥政府部门的再分配调节作用，履行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效率的职责，使得制度适应性效率提高，经济发展迅速恢复，表现为经济具有强劲韧性。
不利冲击、政府部门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不利冲击→元制度（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变→可变经济制度（发挥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作用和“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凸显政府再分配和调节作用，履行社会责任→制度适应性效率提高→经济韧性”的调节模式。
假设2：政府部门再分配资源可以减弱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
2. 不利冲击、企业部门与经济韧性（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不仅是国民财富的创造者和就业的提供者，还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和科技资源开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所有制企业并存，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具有代表性特色的制度，形成国有—民营二元特色结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各有特点，具有不同的经济定位和产业分工。国有经济可通过抑制宏观杠杆以及化解债务危机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在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国民经济、平抑物价、解决市场失灵和失业、保障民生、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民营经济进入市场增强市场活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两者不应该是“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对立关系，而应是协同发展的关系。民营企业通过持有国有企业股份来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更有利于公平分配社会资源以及打破行业垄断，使得各类型企业共同发展。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可以提升民营企业社会声誉，优化信息质量，进而改善债务融资（何德旭等，2022）。因此，积极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深度融合，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必由之路。1997—2020年期间，国有资产占国有企业资产的比例从35.5%下降到28.3%；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从公有制经济的辅助位置转变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李枫和高闯，2019）。
国有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门，需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国家经济韧性提升的“排头兵”作用。首先，国有企业改革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任广乾等，2022），提高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王艺明和赵焱，2021），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马新啸等，2021），从而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其次，国有企业改革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国有企业占比为16.4%；最后，面对不利冲击，国有企业改革能促进经济稳步增长。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通过整合多元产权资本优势，促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协同共生，真正建立起具有市场化特征的经营激励机制。国有企业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凭借自身融资优势、实力优势以及社会责任在稳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一方面，借助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优势互补提高国有企业承担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能力；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国有资本引导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何瑛和杨琳，2021）。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07年的16.66%增长为2008年的25.31%和2009年的41.62%；国有企业资产增长率由2007年的16.67%增长到2008年的19.75%，长期投资增长率由2007年的9.86%增长到2008年的12.66%和2009年的14.20%。随着市场化水平提高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但2008年国有企业投资占内资企业比例为34.59%，2009年提高到36.66%。
非国有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生力军，需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国家经济韧性提升的“主力军”作用。一方面，非国有经济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任何不利冲击都会带来分配矛盾，但用于促进经济恢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有效处理分配矛盾可以减弱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的负面影响。非国有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使得社会资源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缓解不利冲击带来的分配矛盾。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能够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我国中小企业创造了65%的专利发明，占据了80%的新产品开发。民营企业创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创新，“用自己的钱为自己买东西”，这种创新组织形式以创新为导向和目的，有别于政府投资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避免了以关系为导向的惯例，也避免了为了获得资源进行人格化交易，有利于激励创新；同时，企业主导创新相较于政府主导创新对市场具有较强的敏感程度，减少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并分散创新的风险，“用自己的钱为自己买东西”能够促进公平，创新主体均用自己的资金进行创新，减少资金的错配，对于市场的需求和适应性更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加深，1997—2020年间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私营企业城镇就业从1997年的3.61%增加到2019年的32.19%。截至2020年，工业民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内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49.21%，工业民营企业利润总额占内资企业利润总额的47.32%。
不利冲击、企业部门与经济韧性的关系逐渐形成“不利冲击→元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变→可变经济制度（国有—民营结构）发生改变→凸显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制度适应性效率提高→经济韧性”的共生模式。
假设3：企业部门改革与发展可以减弱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
3. 不利冲击、银行部门与经济韧性（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市场也较为发达，金融能够吸收不利冲击带来的风险从而提高经济韧性。银行部门对经济韧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不利冲击后执行国家相关政策调配业务的能力和金融支持复工复产的能力上。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金融机构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主体之一，具有资金配置、调节经济、风险管控等作用（睢立军和李婷，2016）。银行金融机构按照所有制结构主要分为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银行，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与金融市场经济的结合。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其独特国有属性可通过稳定金融市场发展来促进经济稳定，而非国有银行可通过降低地区融资约束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
银行金融机构主要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经济韧性。一方面，通过提高资本规模促使经济韧性增强。在遭受不利冲击后，国有银行依然是经济恢复和增长的中流砥柱，在系统性风险上升时期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宫晓莉等，2020），通过规模效应稳定经济发展。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贷款增长率由2008年的15.63%增长到2009年的48.97%，中国建设银行贷款增长率由2008年的15.72%增长到2009年的27.4%，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增长率由2008年的12.24%增长到2009年的25.3%，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增长率由2008年的−13.37%增长到2009的33.05%，交通银行贷款增长率由2008年的20.29%增长到2009年的38.44%。面对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和2020年新冠疫情的双重挑战，国有银行贷款增长率也骤然提升，从资金上支持复工复产政策，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增长率由2018年的8.34%提高到2021年的10.97%，中国银行贷款增长率由2018年的8.47%增长到2021年的10.52%，中国建设银行贷款增长率由2018年的3.58%增长到2021年的11.95%，交通银行贷款增长率由2018年的8.91%增长到2021年的12.17%。
另一方面，通过金融市场化和提升信贷配置效率促使经济韧性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联系日渐紧密（宫晓莉等，2020），金融机构之间关联性也越来越强（李政等，2016）。不利冲击下，金融机构关联性较强能够分散风险，但也使得系统性风险不断提高，而银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经济发展。因此，对于经济稳定增长而言，需要加大对民营银行、中小型银行的支持力度，各项政策需要向民营银行金融机构倾斜，积极促进金融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化改革使得金融机构信贷定价扭曲和信贷错配现象减少（江春等，2021），金融竞争逐渐加强。当不利冲击来临时，金融机构为了减少信贷不确定性，降低信贷成本，会主动收集和挖掘企业的信息（司登奎等，2022），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降低企业杠杆率，进而提高企业治理效率。总之，金融市场化能够通过改善市场环境、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等途径促进企业发展，进而减弱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的负向作用。通过金融市场化改革，2009—2019年我国中小银行得到发展，中资中小银行资产占中资银行业资产的比例由2009年的32.24%上升到2019年的50.05%，非金融机构及住户的存款由2009年的30.92%增加到2019年的46.49%；1997—2020年期间国有银行存款占金融机构存款的比例由79.1%下降为42.2%。改革效果较为明显，银行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提高信贷配置效率，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由于市场失灵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在信贷规模过度膨胀而优质的贷款标的稀缺的情况下，银行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虑，其信贷容易向国有企业以及房地产行业倾斜，而对于信用不足、财务状况不透明的中小企业来说存在较强的金融抑制，频现“融资难”“融资贵”“门槛高”等现象。但由于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较重，其资金的使用效率会大大降低。另外，房地产行业使得信贷资金“脱实向虚”，配置效率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水平，从而抑制经济发展。但有研究表明，相比于大型商业银行，中小银行由于自己经营规模、地域优势等特点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从而提高信贷配置效率。信贷配置效率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降低资源配置扭曲、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效率等方面降低经济发展风险，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
不利冲击、银行部门与经济韧性的关系逐渐形成“不利冲击→元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变→可变经济制度（国有—民营结构）发生改变→国有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凸显，履行社会责任，维护金融市场安全，支持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制度适应性效率提高→经济韧性”的发展模式。
假设4：银行部门的改革与发展可以减弱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
三、指标测算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测算
1. 不利冲击。本文采用地震代理不利冲击，理由有三个：第一，地震对人民的财产、人身安全产生威胁，不利于经济韧性的提高；第二，地震发生地点较为明确，影响的边界较为清晰，能够较为清晰地进行观测和界定；第三，地震时间和空间分布都不均匀，突发性较强，能够很好地体现政府部门的紧急制动能力。地震震级分为九级，5级及以上的地震会对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本文选取5级及以上震级地震作为不利冲击。地震分布的主要特征为：第一，从地震冲击的空间分布来看，1997—2020年期间有超过60%的省份遭受过地震冲击。全国31个省份中有19个省份（61.29%）发生过地震，12个省份（38.71%）完全没有发生过地震。第二，从发生地震的地区来看，西部地区最容易发生地震冲击。1997—2020年间发生的地震，57.89%发生在西部地区，26.32%发生在中部地区，剩下的15.79%发生在东部地区。若按南北来看，北方容易受到地震冲击，1997—2020年间52.63%的地震发生在北方，47.37%的地震发生在南方。第三，从地震的发生频率来看，地震冲击较为频繁。1997—2020年间，在发生地震地区中，发生10次及以上地震的地区占42.11%，发生10次以下地震的地区占57.89%。本文采用地震作为不利冲击，发生地震的地区为1，未发生地震的地区为0。
2. 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适应性效率主要表现为制度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和速度，其应变能力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制度性激励体系，即制度改革的动力。根据诺思关于制度适应性效率的论述，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规律，在经济韧性框架下，本文的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是指在新型举国体制下由政府主导通过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分配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可变经济制度（国有—民营二元结构、再分配制度以及政府—市场结构）结构性耦合，提高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主体维度应对不确定性的动态机能，从而促进知识充分、正确以及协调运用和更新，不断提高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契合程度，呈现出经济具有强劲韧性的趋势。中国经济韧性源于基本经济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而基本经济制度适应性效率表现为：第一，制度结构及其对经济条件变化的反应能力；第二，集中主义与大一统理念、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非正式约束信念；第三，面对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能够快速集中资源并有效分配资源对冲不利冲击。本文借鉴陶然和苏福兵（2021）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政府部门、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三个方面来衡量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运用CRITIC-熵权TOPSIS模型对全国30个省份1997—2020年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进行测算。
3. 经济韧性。现有研究将经济韧性概括为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例如，Hassink（2010）、Edward（2012）、曾冰（2021）等将经济韧性理解为经济系统抵御冲击扰动并维系自身结构和功能的抵抗能力，以及经济系统通过迅速多样化的响应措施来应对冲击的恢复能力。Martin和Sunley（2015）认为经济韧性是一种适应性的动态调整能力，主要包括脆弱性、抵御冲击、适应冲击以及从冲击中恢复四个过程维度。本文将经济韧性界定为经济受到不利冲击后进行自我恢复和调节机能，能够较快地回归之前的增长路径或者重新配置资源以拓展新的增长路径。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方法对经济韧性进行测算（Faggian等，2018；Heeks和Ospina，2019；Martin，2012；刘晓星等，2021）。本文认为经济韧性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采用单个指标对经济韧性加以衡量具有特殊性和异质性，难以反映经济韧性的真实水平，而从多个维度对经济韧性进行测度更具科学合理性，能够反映经济各方面发展的韧性。鉴于此，本文借鉴韩保江（2020）的研究思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背景，立足于新发展格局，基于规模韧性、结构韧性、创新韧性、开放韧性、市场韧性和社会韧性六大维度构建经济韧性指标体系，并运用CRITIC-熵权TOPSIS模型对我国30省份1997—2020年的经济韧性指数进行测算。
4. 其他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1）政府绩效（GP），用公职人员与当地总人口的比例度量；（2）生产性服务业发展（PS），用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的总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3）财政支出水平（FE），用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4）政府规模（SG），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与城镇总就业人口的比值度量；（5）自雇率（SER），用个体就业人数与城镇总人数的比值度量。
（二）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土地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交通年鉴》《中国铁道年鉴》，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平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各省份统计局、各省人民检察院、EPS数据库、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等。
四、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与经济韧性
（一）基准回归
为了检验不利冲击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本文以1997—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为实证样本，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 $ {Resilience}_{it}={\alpha }_{0}+{\beta }_{1}{Earthquake}_{it}+\gamma {X}_{it}+{\varepsilon }_{it} $ | (1) |
| $ {Resilience}_{it}={\alpha }_{0}+{\beta }_{1}{Earthquake}_{it}+{\beta }_{2}{CIAE}_{it}+\gamma {X}_{it}+{\varepsilon }_{it} $ | (2) |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对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具有对冲效应，即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提高能够减弱冲击对经济韧性的不利影响。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设置如下回归模型：
| $ {Resilience}_{it}={\alpha }_{0}+{\beta }_{1}{Earthquake}_{it}+{\beta }_{2}{CIAE}_{it}+{\beta }_{3}{Earthquake}_{it} \times {CIAE}_{it}+\gamma {X}_{it}+{\varepsilon }_{it} $ | (3) |
其中，
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实证回归通过了自相关和过度识别检验，说明模型适用。总体而言，地震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不利冲击不利于经济韧性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地震冲击力度每增加1个单位，经济韧性水平将下降0.016个单位。由于本文研究不利冲击在制度适应性效率对冲下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因此在基准回归中加入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从列（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震对于经济韧性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但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中国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对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讲，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每提高1个单位，经济韧性水平将提高0.497个单位。从列（5）的回归结果来看，地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与不利冲击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提高将会减弱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讲，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为−0.058+0.220×CIAE，这也意味着不利冲击是否对经济韧性产生影响或者影响的大小取决于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高低，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越高，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的抑制作用越小，甚至不会对经济韧性产生影响。如列（5）所示，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0.220×CIAE，即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每提高1个单位，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将减弱0.220个单位，对冲效应为6.452个百分点。
| 经济韧性 | |||||
| （1） | （2） | （3） | （4） | （5） | |
| Earthquake
|
−0.040***（0.002） | −0.022***（0.002） | −0.016***（0.002） | −0.011***（0.003） | −0.058***（0.017） |
| CIAE
|
0.476***（0.010） | 0.497***（0.013） | 0.485***（0.048） | ||
| Earthquake×CIAE
|
0.220***（0.065） | ||||
| Controls | 未控制 | 未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N | 720 | 720 | 720 | 720 | 720 |
| AR（1） | 0.002 | 0.000 | 0.013 | 0.000 | 0.002 |
| AR（2） | 0.983 | 0.110 | 0.319 | 0.141 | 0.144 |
| Hansen | 0.980 | 0.972 | 0.978 | 0.992 | 1.000 |
| 注：*、**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 |||||
（二）稳健性检验
首先，更换解释变量。为了反映地震频率的影响，本文依据每年5级及以上地震发生的次数构造地震频率变量代替地震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地震频率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98，对冲效应为2.874个百分点。除了地震之外，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也会对经济韧性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因此本文根据受灾面积、成灾面积以及耕地面积构造自然灾害率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自然灾害率与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77，对冲效应为5.191%。另外，本文构造了以居民消费指数变化率、出口增长率以及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之和为代表的经济冲击指数。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冲击与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23，对冲效应为0.663%。以上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地震频率、自然灾害率，还是经济冲击度量不利冲击，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都很稳健。其次，更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Martin（2012）、Faggian等（2018）和陈安平（2022）的研究，用就业构造敏感指数SI衡量经济韧性。
（三）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对冲效应的地区异质性
考虑到南北制度适应性效率和经济韧性均存在差异，对冲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别，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
| $ {Resilience}_{it}={\alpha }_{0}+{\beta }_{1}{Earthquake}_{it}+{\beta }_{2}{CIAE}_{it}+{\beta }_{3}{Earthquake}_{it} \times {CIAE}_{it}+\gamma {X}_{it}+{\varepsilon }_{it}+DV $ | (4) |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南方地区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与不利冲击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414，对冲效应为12.423个百分点；北方地区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与不利冲击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92，对冲效应为5.500个百分点。南方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高于北方地区，说明南方地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政策落实得更好，制度适应性效率更高。
| 经济韧性 | ||
| （1） | （2） | |
| 南方 | 北方 | |
| Earthquake | −0.098（0.075） | −0.046**（0.021） |
| CIAE | 0.306*（0.173） | 0.716***（0.190） |
| Earthquake×CIAE | 0.414*（0.251） | 0.192**（0.082） |
| Controls | 控制 | 控制 |
| N | 360 | 360 |
| AR（1） | 0.060 | 0.060 |
| AR（2） | 0.553 | 0.214 |
| Hansen | 1.000 | 1.000 |
五、进一步分析
（一）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对冲效应的机制检验
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对冲效应的机制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力相对集中，市场权力相对分散。从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度量角度来看，其主要从政府部门、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基于此，本文从这三个角度探索对冲效应背后的机制。表3列（1）报告了政府部门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政府部门适应性效率与不利冲击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14，其对冲效应为2.381%，能够大致对冲掉地震带来的不利冲击，同时也说明地震地区在遭遇冲击当年，政府部门适应性效率每提高1个单位，经济韧性将会平均提高约0.024个单位。列（2）报告了银行部门的检验结果，发现银行部门适应性效率与不利冲击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58，其对冲效应为3.746个百分点，部分地对冲了地震带来的不利冲击，地震地区在遭受地震冲击的当年，银行部门适应性效率每提高1个单位，经济韧性将会提高约0.038个单位。列（3）报告了企业部门的检验结果，发现企业部门适应性效率与不利冲击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041，对冲效应为2.218%。若单纯从对冲效应来看，银行部门的对冲效应最大，其次是政府部门的对冲效应，而企业部门的对冲效应最小。
| 经济韧性 | |||
| （1） | （2） | （3） | |
| Earthquake | −0.027*（0.015） | −0.042**（0.017） | −0.022***（0.008） |
| GM | 0.278***（0.082） | ||
| BK | 0.069***（0.016） | ||
| EP | 0.111***（0.016） | ||
| GM×Earthquake | 0.114*（0.066） | ||
| BK×Earthquake | 0.058**（0.028） | ||
| EP×Earthquake | 0.041***（0.014） | ||
| Controls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N | 720 | 720 | 720 |
| AR（1） | 0.013 | 0.058 | 0.092 |
| AR（2） | 0.156 | 0.645 | 0.384 |
| Hansen | 1.000 | 1.000 | 1.000 |
（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机制检验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地区发展程度不同，制度政策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机制检验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南方地区政府部门、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的适应性效率与不利冲击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依次为0.436、0.332和0.132，对冲效应依次为8.806%、22.345%和8.005%。从中可以看出，银行部门的对冲效应最大，其次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的对冲效应最小。北方地区政府部门、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的适应性效率与不利冲击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依次为0.319、0.156和0.097，对冲效应依次为6.882、9.794和4.628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南方地区三个部门对冲效应均高于北方地区，而且南北地区银行部门的对冲效应均最高，其次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的对冲效应最低。
| 经济韧性 | ||||||
| 南方 | 北方 | |||||
| （1） | （2） | （3） | （4） | （5） | （6） | |
| Earthquake | −0.077*（0.045） | −0.180*（0.103） | −0.061**（0.030） | −0.079**（0.037） | −0.066*（0.036） | −0.037**（0.016） |
| GM | 0.286**（0.141） | 0.512***（0.174） | ||||
| BK | −0.102（0.071） | 0.124（0.078） | ||||
| EP | 0.077**（0.035） | 0.012（0.069） | ||||
| GM×Earthquake | 0.436*（0.252） | 0.319*（0.172） | ||||
| BK×Earthquake | 0.332*（0.173） | 0.156*（0.088） | ||||
| EP×Earthquake | 0.132**（0.061） | 0.097*（0.056） | ||||
| Controls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N | 360 | 360 | 360 | 360 | 360 | 360 |
| AR（1） | 0.081 | 0.027 | 0.058 | 0.029 | 0.001 | 0.077 |
| AR（2） | 0.187 | 0.726 | 0.753 | 0.310 | 0.680 | 0.662 |
| Hansen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六、结论与思考
每次冲击后，中国经济都会迅速回到正轨，甚至不会偏离原来的发展轨迹，且会先于其他国家从风险中复苏，这种强劲的韧性是中国经济应对不利冲击取得平稳增长的关键。那么，这种强劲经济韧性的根源是什么？本文给出的一个合理解释是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在发挥作用。本文运用CRITIC-熵权TOPSIS模型测算出1997—2020年的经济韧性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采用地震这一不利冲击，检验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研究发现：（1）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提高会减弱不利冲击对经济韧性的负面影响，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6.452个百分点；（2）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南方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高于北方地区，南方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12.423个百分点，而北方地区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5.500个百分点；（3）政府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2.381个百分点，银行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3.746个百分点，企业部门适应性效率的对冲效应为2.218个百分点；（4）南方地区三个部门的对冲效应均高于北方地区，而且南北地区银行部门的对冲效应均最高，其次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最低。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非常稳健，且与理论分析一致，从而揭示了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在经济体遭受不利冲击时的对冲效应，也展示了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所在。在揭示不利冲击下中国经济为何韧性强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值得进一步思考：
1. 本文分析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与诺思分散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不同，本文分析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制度优势，能够灵活迅速调整以抵御各种不利冲击，是中国经济具有韧性的根本原因。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依托于新型举国体制，在经济受到不利冲击时凸显政府职能，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能集中资源抵抗冲击带来的风险，发挥了公有制经济资源的跨期配置功能强的优势。正如土耳其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在《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的，启动经济增长一般只需要进行有限的改革，对制度能力没有过高要求，维持经济增长需要促使国民经济具有维持生产活力以及抵抗不利冲击的能力，这就要求实现坚实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基础性制度建设和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中国经济韧性形成的重要原因。
2. 在元制度与可变经济制度的分析框架下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适应性效率。面对不利冲击，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表现为：第一，面对不利冲击时政府或经济主体的反应类型。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对不利冲击做出迅速反应，其反应的决策成本较低，这根源于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与社会主义新型举国体制。第二，面对不利冲击时对冲风险的能力及规模。这取决于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的高低。第三，面对不利冲击时经济韧性增强。这主要根源于公有制经济资源的跨期配置功能强。中国的元制度及优势是制度弹性大，而相对应的可变经济制度（包括政策）的制度质量高。面对不利冲击，中国元制度基础上的可变经济制度发生变化，从所有制来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稳健投资增长得最多最快；从分配制来看，再分配与转移支付比重大幅提高；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势得以发挥出来。
3. 在分析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提升经济韧性过程中还有三个发现：第一，面对不利冲击时，中国稳增长和维持增长惯用的、最快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并且是以政府和国有经济为主的投资不断增长，这些举措能够快速有效地促进经济恢复，从而保持经济韧性，但并不利于国民收入和消费的提升，这可能是为什么我国消费及内需总是提升不了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不利冲击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利冲击使我国更多地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对现有可控资源进行再分配，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但是这对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有影响的。第三，在面对不利冲击的抵制力、恢复力及稳增长等方面中国具有优势，但在创新调整适应变化方面却存在局限性，这也是中国集中型制度适应性效率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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