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实现减贫与发展的奋斗史。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使命。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时代的“精准扶贫”，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本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国“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①创造出经济发展与贫困治理的“中国奇迹”。回顾与总结党领导人民摆脱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不仅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有助于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经验与借鉴。

贫困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现象。有关贫困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治理这两个基本问题，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的阐释，其中贫困的产生被归结于工资低廉（亚当•斯密，2011）、人口数与食物数差额（马尔萨斯，1992）、劳动力价格下降与消费品价格上涨（大卫•李嘉图，2011）。^②相应地，社会财富积累（亚当•斯密，2011）、控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1992；大卫•李嘉图，2011）是缓解贫困的可能途径。21世纪后，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深化了贫困的内涵与治理思路，主要分为两个视角：一个是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发展出发，主张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自发、逐步地分配到所有人群。早期的结构主义学派强调资本积累与工业化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破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陷阱（Nurkse，1953；Lewis，1954；Myrdal，1957；Hirschman，1958）。后期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则强调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效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Friedman，2002），重视人力资本投资（Schults，1961）。另一个是从个人或家庭微观层面探寻贫困成因及如何消除贫困。例如，Sen（1987）将贫困视为人基本能力的丧失，贫困治理应注重塑造和改善个人能力。当代经济学家运用“实验性的方法”，试图将贫困这一宏大问题分解为一系列细微问题。^③然而，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宏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水涨船高”并未惠及底层人们，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贫困显然也无法通过微观层面的田野实验解决。从根本上讲，传统西方贫困理论都未将贫困问题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马克思与恩格斯最早揭示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贫困的根源，应通过消除制度性贫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a）。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践，探索形成了较西方主流理论更具系统性和科学性的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国内学者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对我国贫困治理问题做了诸多探讨。理论方面，既有研究基于不同侧重点，对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内涵进行了深入阐释。例如，谢岳（2020）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出发，阐述了我国的贫困治理模式成功将党的政治领导力转换为国家治理能力；蔡昉（2018）从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我国共享型经济发展与专项扶贫战略并行的政策逻辑；汪三贵和胡骏（2020）提炼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减贫的基本经验是坚持减贫大格局并结合时代特征不断进行机制创新。实证层面，已有成果集中于对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在不同阶段的实践成效进行评估，肯定了包括“八七扶贫”计划（Meng，2013）、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徐舒等，2020）、精准扶贫（朱梦冰和李实，2017）等的增收作用。

以上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减贫事业有着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但也存在一些拓展空间：第一，现有研究主要针对特定时间段的减贫理论和经验分别进行阐述，而从历史演进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并非一日之功，厘清我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的原因以及在新阶段哪些思路需要持续或改进，是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特色减贫理论内涵的必要环节。第二，部分涉及历史演变过程的现有研究，主要从各阶段具体开展的减贫实践出发，进行一般性的梳理与描述，但并未系统总结不同阶段减贫思想的相关关系，缺乏提炼思想演进背后的一般逻辑。而这种规律性逻辑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比西方资本主义在减贫方面的制度优越性所在。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切实实现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站在新的起点上，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的减贫思想、评估减贫成效，则显得意义重大。从理论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系统梳理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的百年演变过程，丰富了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理论性研究；第二，通过剖析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的演进特征和逻辑，概括其背后“转变”与“不变”的一般性规律，有利于加深对于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形成机制与理论内涵的科学理解；第三，本文将20世纪20—30年代的卜凯农村调查数据以及其他近代农村调查资料，与现阶段我国相关数据进行对比，更加直观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减贫成效。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思想的演进脉络

（一）革命式减贫时期（1921—1949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减贫思想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针对当时中国贫困落后的现实问题，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思想萌芽成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是当时贫困的根本来源，摆脱贫困必须从制度变革出发。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与阶级分化。通过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武装革命，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土地问题是贫困的根本问题，并通过改变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来消除农民阶级的贫困。当时中国大部分生产关系属于农村，而土地作为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分配却严重失衡（陈翰笙，2002）。^④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为主线，在解放区推进实施“耕者有其田”，^⑤使农民获得了能够自我生产以维持生计的生产资料。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从制度上解决贫困问题，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土地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中心的基本原则。这些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理解与应用，为日后减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输血式减贫时期（1949—1978年）：以制度为保障、以救济为手段的思想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了普遍的生存型贫困。中国共产党继续将变革生产关系、消灭贫困的制度根源作为抓手，为减贫事业拉开序幕。首先，土地改革通常是最根本的减贫政策（周其仁，1995），中国共产党通过大力推进土改，^⑥消除了造成贫富分化的制度因素。其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⑦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替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形式的过渡后，^⑧落后、小规模的个体生产转变为先进、大规模的合作生产。为了推进国家整体工业化和现代化生产的步伐，中国共产党还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以及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最后，针对集体中的贫困或特殊困难成员，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倾斜和救济式帮助，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生活需求，主要表现为初步建立了以农村“五保”、储备粮救济等为主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保障体系；^⑨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构建了基础教育普及、^⑩基本医疗卫生合作等体系，^⑪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尽管缺乏激励机制的生产及分配方式难以避免“搭便车”等问题，但公有制下的平均分配与“兜底”式全包保证了集体成员具备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能力，深刻贯彻了社会主义平等观念。人民公社通过集体资源的积累，还发挥了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综合职能，为减贫事业奠定了物质和人力资源基础。

（三）改革式减贫时期（1978—1986年）：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路径的思想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理论上应当已经解决了制度性贫困问题。然而，在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我国仍然存在普遍性贫困。^⑫事实上，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彼时的中国在“蛋糕”没有做大的情形下，强调平均分配只能带来共同贫困。为了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释放生产关系活力，我国开始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具体包括强调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虽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应鼓励通过“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实践上的探索由农村发端，^⑬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业经营体制。农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同时，通过农产品购销和流通体制打通了城乡贸易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使农村逐渐走向商品化与市场化的道路。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托深化生产关系变革和促进整体生产力发展带动减贫。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未涉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减贫思想体系。

（四）开发式减贫时期（1986—2012年）：以培育内生动力为导向的思想完善

借助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红利，我国普遍性贫困问题得以缓解，但受制于自然资源禀赋以及改革边际效应递减，部分地区的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汪三贵和胡骏，2020）。针对区域性贫富差距问题，20世纪80 年代中期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区域开发式减贫，并将减贫对象瞄准至“县”一级。为了促进扶贫资源整合和效率提高，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⑭制定了专项扶贫计划，^⑮确立扶贫重点县及跨区域扶贫协作机制，^⑯并安排专项资金来支持地区发展，^⑰这标志着有组织、有规范、常规化的专项减贫行动正式拉开帷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剩余贫困人口日益减少且分布更为零散，为此中国共产党将减贫瞄准对象从“县”转向“村”，并强调“授人以渔”的重要性。^⑱

在开发式减贫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减贫思想得到了重要完善。以往的“输血式”救济虽具有一定成效，但不具备持续性。中国共产党以培育内生动力为核心要义，高度重视劳动力培训、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的作用，通过市场引导促进贫困地区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生产，鼓励“自扶”与“他扶”的有机结合。

（五）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以后）：以精准扶贫为方略的思想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且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减弱，收入位于底部的人口更难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同时，由于贫困的分散性、多样性及复杂性，以区域为瞄准对象的扶贫针对性不够。基于这一挑战，精准扶贫战略应运而生，旨在扶持余下最难脱贫的群体。精准扶贫的实质是深入分析个体的致贫原因，并切实结合区域特征开展因户、因人施策。与粗放的开发扶贫相比，精准扶贫的目标更精确、^⑲措施更多样，^⑳更加重视个体的发展机会与能力提升。这一时期的减贫标准从多维视角出发，^㉑拓展了长期以来以收入为目标的减贫理念。中国共产党还构建了层层落实、权责清晰的五级主体合力治贫体系，^㉒创新性地搭建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等联结式帮扶制度，使各方人员共同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精准扶贫方略聚焦于个体的可持续发展与能力塑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信念，这既是对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脱贫攻坚决胜时期啃下贫困“硬骨头”的正确理念。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思想的演进逻辑

（一）理论演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依循与创新

在减贫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理论渊源。首先，制度减贫是马克思主义减贫理论的核心。资本积累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随着资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扩大，无产阶级的贫困必然随之扩大（马克思，2004）。依照该基本逻辑，我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为减贫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其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减贫理论的基本立场。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被少数人占有与垄断，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普遍福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的减贫理念（谢岳，2020）。最后，中国共产党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原理，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并通过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减贫提供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减贫思想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照搬与遵循，而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不断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国情对其进行丰富与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未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及其解决方式。中国共产党将减贫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社会生产力角度分析社会主义贫困的产生原因，并进一步观察到经济体制改革中由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调整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承认这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为实现共同富裕所不得不付出的短期成本。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减贫思想深刻贯彻了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又来源于实践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减贫理论中国化的基础上，又吸取了西方减贫理论中的多维赋权赋能、人力资本积累等思想，充分发挥了这些理论精华在解决现实贫困问题中的实践价值。从解决整体性贫困的制度确立，到解决区域性贫困的开发式减贫，再到解决个体性贫困的精准扶贫，中国共产党结合贫困的时代变化特征进行了长期实践探索，这些实践经验又凝结成一系列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具体论述，使得社会主义的减贫问题由实践走向理论。

（二）战略演进：从共享式增长到特惠式扶贫

传统 “涓滴思想”认为，经济增长产生的利益可以在各阶层间自由扩散，从而自动发挥减贫功能。虽然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看，贫困减少和收入均等化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但 “做大蛋糕”无疑是“分好蛋糕”的必要前提。有利的经济发展条件既为贫困群体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又为国家减贫战略的实施以及各方力量的广泛动员奠定了物质财富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成绩，并使得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由生产力发展带动的减贫作用区别于新古典经济中的“涓滴效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涓流”机制暗含着自由市场是使增长成果惠及大众的扩散渠道。然而，由于市场天然的逐利性以及资本积累的规模效应，增长成果向贫困人口“涓滴”的渠道往往被堵塞（盖凯程和周永昇，2020）。从政府的角度看，“亲富人”或是“亲穷人”、“亲资本”或是“亲劳动”的政策取向也会引导经济增长的利益流向。我国始终遵循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及其衍生出的分配方式是破解经济发展“负向涓滴”的制度密码。“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从根本上保障了各群体在生产要素上平等使用、在市场经济上平等竞争、在法律权利上平等享有、在发展成果上平等受益。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构建了劳动与资本共赢的协调机制，打破了不同阶层间固有的利益分化，使得先富主体能够自发、自觉、自愿地带动后富主体，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特惠式的减贫战略是引导发展成果在不同主体间“正向涓滴”的重要实现途径。在市场作用下，资本、优质人力资本等将流入报酬较高的地区，产生“虹吸现象”。优质资源外流使得流出地的资源结构弱化，低端劳动力等剩余资源的报酬率进一步下降，收入差距无法缩小。对此，在区域维度上，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利益和战略层面出发，通过构建统筹平衡、市场一体化、互助合作的区域涓滴机制，有效缓解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个体维度上，中国共产党依托精准扶贫等政策方略，针对贫困群体建立了动态、灵活的定向涓滴机制，使生产或消费资源精准、高效地投入转移到特定人群上。无论是采取救济方式还是开发方式，都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针对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的努力，其本质都是有意推动资源在区域或个体层面的反向再配置，实现全局层面的效率提高（钟甫宁，2021）。通过共享型增长与特惠型扶贫的有机结合，我国实现了更具有益贫性与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三）主体演进：从政府包揽到多方联动

中国共产党的减贫经历了由政府包揽向多元主体高效联动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由政府主导减贫工作并负责自上而下的资源调配，再通过集体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具体实施。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我国开始将市场机制引入扶贫资源的配置与利用中。各类社会组织也不断成熟与规范，协助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力所能及的多样化帮扶，最终形成了汇集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的减贫大格局。

政府主体在资源协调、组织动员和秩序管理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能够广泛调集各类人、财、物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与贫困治理。但是减贫不可能全部由政府大包大揽，市场主体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通过对落后地区的优质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消费扶贫等开发模式相继形成，充分激发了本地内生脱贫动力。同时，政府与市场在减贫中能够形成良性互动。政府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以及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作用，为“造血式”减贫提供组织和管理保障；市场则在生产性扶贫资源配置等方面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提高了政府扶贫资金的瞄准精确度与利用效率。此外，公益机构、爱心人士等社会组织在特定领域的专业性技术与渠道上具备优势，能够成为克服政府职能限制与市场失灵的有效补充。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统筹多方力量而合力聚能，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我国形成了在组织和意识形态层面深刻体现中国特色的科层制政府体系，党政结构统筹协同（王浦劬和汤彬，2019）。在多元减贫格局中，不仅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且还发挥了协调动员其他力量参与减贫的作用。尤其是在开发式减贫时期后，政府更是展现出强大的号召力，主要表现在：一是负责减贫方针、路线和实施方案的顶层设计，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等鼓励支持各类市场及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二是加大对扶贫重点地区的财政转移力度，通过财政职能的作用引导市场主体的投资方向，优化其在贫困地区的投资环境；三是探索构建驻村干部派驻、定点帮扶、“村企共建”等创新责任机制，打造了由纵向贯通与横向协作并行的联结式帮扶体系，^㉓使不同区域、层级、部门的资源集中至减贫事业中，更有利于市场运作与社会主体力量的发挥。

（四）目标演进：从物质兜底到多维赋能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减贫重点目标从满足生存温饱转向提高人民的综合福利，治贫理念相应地从物质救济兜底转向个人多维赋能。我国的贫困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大规模人口缺乏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资料，对于底层人口的帮助局限于集体兜底或简单的经济救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我国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充分调动了全体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这一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增收的减贫方式，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尊重与肯定，符合分配补偿劳动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逻辑。自开发式扶贫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内源性减贫”策略，将切实提升贫困群体自身的脱贫致富能力作为减贫着力点，使内生动力与外界帮扶协同发力。精准扶贫时期，面对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新需求，中国共产党除考量经济指标外，还将健康、教育、居住环境、消费等多维指标纳入扶贫体系，旨在全面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从实现物质兜底向推进多维赋能的目标演进，既关系到贫困人口“愿不愿意脱贫”的问题，也关系到其“脱贫质量高不高”的问题。一方面，多维赋能是增强个人自我“造血”功能、提高减贫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a, b）从生产生活环境、营养健康、教育技能等多个方面描述了贫困的原因和具体表现。例如，在健康能力方面，无产阶级的工作生存环境恶劣，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在教育能力方面，长期单调的重复性操作使无产阶级的技能日益空洞化，成为机械的附属物。中国共产党将增权赋能作为减贫切入点，大力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并提供就业机会，同时还注重构建劳动者均等享有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多维度帮扶解决贫困人口因健康水平、就业技能等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能力贫困。另一方面，能力不足是制约个人脱贫内生动力与积极性提高的因素，容易造成个人思想与精神上“不愿脱贫”。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b）描述了长期单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导致无产阶级的精神压抑与萎靡。可行能力不足往往会使贫困人口出现自我否定，形成弱势群体的主观定位，并将外界帮扶视为常态，不愿意以实际行动改变现状。提升内生动力、摆脱精神贫困的关键在于个体需要掌握一定生产技能，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诸多减贫措施也触及到了精神贫困的核心。教育赋能是促进劳动力再生产与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中国共产党长期高度重视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以期改善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扶贫先扶智、扶贫先扶志”方针，更是将教育以及主体意识、个人志向的培育提升至更高地位。

从“输血式”救济向个体多维赋能的转变，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人民福利的保障和承诺，以解决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发展目标。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要素，劳动者的福利也是生产目的。在精准扶贫后期，随着低收入群体的“两不愁、三保障”得到满足，在实现自身理想和价值上的诉求有所增加。为了牢牢坚持人民的幸福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延伸了减贫内涵，强调超越物质层面的温饱生存与小康，在精神层面上切实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周力和沈坤荣，2021）。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减贫思想演进，可以高度概括为具体过程上的“变”与一般规律上的“不变”的辩证统一、彼此加强：一脉相承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基本途径；与时俱进的是紧密结合贫困问题的变化特征，不断进行实践经验探索与理论拓展升华。经过这种“转变”与“不变”相统一的演进过程，一个具备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色减贫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反贫困理论包含以下三个重点内容：一是充分利用与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减贫提供基本经济社会保障；二是统筹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协调力量，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决定、社会带动、贫困主体内生脱贫的动态耦合机制；三是不局限于追求脱贫速度，更进一步将脱贫的可持续性、效率和质量作为减贫目的，不断创造有利于个体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在共享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实践的举世成就

对于减贫成就的客观量化，必须从减贫的目标出发。减贫目标首先应强调财富和收入的绝对数量满足基本生存所需；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减贫目标不仅强调短期成效，还注重贫困人口的长期发展与持续增收能力。一是表现在注重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劳动条件；二是通过改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升个人能力。这些因素既是多维贫困理念下的减贫成果，又是进一步促进增收的减贫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中国共产党的减贫任务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因此，本文借助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百年变迁来展示减贫成就，并且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横向比对，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反贫困事业中的卓越贡献。

（一）收入水平提高，物质生活得到保障

1.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衡量生活贫富的首要指标，本部分将一百年前及现在农村居民收入与同期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最低水平进行比对。关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家庭平均所需的基本生存费用，学者们提供了不同标准，具有代表性的有戴乐仁以四省九县物价资料为基础得出的150元水平，根据调查，1922年江苏省约八成农户年收入在界限以下 （戴乐仁，1928）。根据全国土地委员1934年的16省农户调查，家庭年收入低于该界限的农户占比高达68% 。可以看出，当时人民收入与生存保障能力极为低下。相比之下，按照2020年我国4 000元的绝对贫困标准来看 ，近百年后我国农村居民已全部达到满足基本生活的经济条件。

2. 消费与负债。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提高，食物在总支出中的比重逐渐下降。根据表1，1921—1925年间农户平均恩格尔系数达到58.9%，食物、燃料、衣服、住房四项生存资料的支出占比超过80%，用于满足医疗卫生、生活改善、个人嗜好等需要的其他消费所剩无几。曹幸穗（1996）根据1938—1939年的苏南调查数据也得出类似结论，食品消费约占生活开支的3/5。相比之下，近百年后我国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9.6%（见表1），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扩展。

个体的当期收入还可以通过储蓄用于未来消费。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随着收入增长，储蓄率将提高，而负债率将会降低。1929—1933年，我国仅2%的农户有现款储蓄，近40%的农户需要借款以满足生产或生活需要（卜凯，1937）。中央农业实验所的20省农户调查显示，1933年有负债的农户高达62%。^㉔不仅如此，我国近代农民还呈现消费倾向上升的趋势，1922—1932年间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就下降了约12%。而到了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率已达到约20%（见表2）。

3. 衣食住方面。维持物质生活所需的基本条件可以通过“衣食住”等方面的情况直接体现。从膳食结构来看，百年前农民的饮食结构单一，以食用粮食为主，普遍存在的营养结构失衡已对生产效率和劳动收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Zhou等，2019）。1929—1933年，农民热量摄入的83%来自于谷类，动物性食物仅占热量来源的2%。每天摄入的蛋白质中，动物性蛋白仅占4%。肉蛋奶摄入不足会造成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比如当时的成年男子平均每日钙摄入量仅0.46克，远不及标准水平（卜凯，1937） 。相较之下，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热量、蛋白质来源中的动物性食物份额则分别提高到29%和25%，动物性食品食用量显著上升 。^㉕

衣着方面，百年前我国农村家庭普遍“衣服极粗，仅足蔽体”（卜凯，1936）。相较之下，现在我国农村居民不仅全部实现了“不愁穿”，更进一步追求“穿得好”；住房方面，1929—193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住房狭小、房间数量少，人均面积仅约10平方米。房屋建造也相对简陋，房屋基本为砖瓦结构，还有28.8%的家庭房顶为茅草覆盖，近50%的家庭墙壁由泥土筑成，86.2%的家庭为泥土地 （卜凯，1937）。百年来，我国农村住房条件已有显著改善，空间更为宽敞，内部构造完备。2015年人均拥有住房面积已达到41.1平方米，且有近一半的房屋为牢固程度较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㉖

（二）生产条件改善，长期发展能力增强

1. 农业生产条件。生产性公共投资是改善生产条件与发展能力的重要减贫举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大量地方财政用于“养活庞大的官僚和国家经纪集团”，现代化生产建设没有得到重视（杜赞奇，2010）。以交通运输为例，当时主要通过人畜力进行农产品运输，1929—1933年全国平均仅8%的农户将农产品销售至本县以外的地区（卜凯，1936）。百年来，用于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大幅增加，扩展了销售区位，提高了农民的市场参与水平。得益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先进技术也得到进一步传播，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表3展现了百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情况。可以看出，1921—1925年间，劳动力支出占农业生产总支出的65.2%；到了2020年，劳动力支出占比不到40%，机械投入和肥料投入占比分别增加到16.3%和14.2%。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民能够通过销售更多农产品而获得收入，水稻、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率分别从1921—1925年的15%、29%和19%上升至2020年的75.5%、88.1%和72.8%。^㉗

2. 非农就业条件。农村居民的增收过程始终伴随着非农就业机会与条件的改善，这既来源于城镇化、工业化、经济体制改革等宏观因素所带来的劳动力转移效应，也来源于特惠式扶贫中对于非农就业的推动。图1对比了百年来我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变化，可以看出百年前我国农村兼业化程度不高，农业外收入仅占14%。即使在工商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农业收入也占据农户总收入来源的2/3（曹幸穗，1996）。而到了2020年，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已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仅占不到1/4。

3. 教育与医疗。教育与健康状况的改善是提升贫困人口生产与增收能力的重要因素。百年来，我国人民的教育水平得到不断提升。根据表4，20世纪20年代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超过一半的农村户主为文盲。而2018年农村户主的文盲率已下降至23.5%，受过教育的家庭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增加至8.8年，小学及初中阶段的适龄青少年基本没有辍学现象。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公共卫生设施落后，百年前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饱受各类疾病的威胁（余成普，2019）。根据李景汉（2005）于1930年进行的华北定县农户调查显示，200个村尚无医生与任何医疗设备，患有消化道、呼吸道和肺痨疾病的人数分别占9.9%、2.6%和2.2%，极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百年来，我国农村的公共卫生事业有了很大进步。2020年全国每个行政村都至少有一个卫生室或诊所，^㉘农村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在99.9%以上，^㉙村庄还会定期举办健康教育讲座以提高农民的健康意识。^㉚

（三）提供国际经验，改变世界减贫图景

1. 与发展中国家对比。贫困问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中国和印度是对人类减贫事业贡献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且都具有较快的经济增长。表5对比了两国农村家庭的多维度减贫成就。可以看出，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在各方面的福利状况均显著优于印度，中国共产党的减贫事业有效保证了人民全方面福利的改善。作为减贫成就最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功无疑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大鼓舞与启迪。

2. 全球范围对比。表6按照国际上每人每天1.9美元脱贫标准，给出了全世界范围以及中国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1981—2016年间，全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了约12.8亿，贫困发生率减少了34.6%；同一时期，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约9.8亿，贫困发生率减少了87.8%。从人口数量看，我国减贫规模占全世界的76.6%，减贫速度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为全人类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与中国经验。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摆脱贫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础。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减贫思想演进脉络，并剖析思想演变的背后逻辑，最后通过历史数据对比展现了不同维度上的具体成就。本文主要有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内涵的减贫思想内容：1921—1949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减贫思想探索阶段，以土地革命为主线，为制度减贫立下起点；1949—1978 年是以制度保障为基础、以救济为手段的减贫思想形成阶段，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减贫提供制度保障；1978—1986年是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路径的减贫思想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领悟到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变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是减贫的有力之举；1986—2012年是以培育内生动力为导向的减贫思想完善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造血式”扶贫，提高了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2012年后是以精准扶贫为方略的减贫思想创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创性地实施“精准滴灌”的帮扶，顺利消除了剩余绝对贫困。

第二，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的演进逻辑，主要体现在理论、战略、主体、目标四个层面的规律性转变：理论演进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依循与创新；战略演进体现在从广泛的共享式增长转向专项的特惠式扶贫；主体演进体现在从政府包揽转向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力量联动；目标演进体现在从聚焦物质兜底转向实现多维赋能。这一系列转变的背后也存在稳定的规律性特征，包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始终坚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等。

第三，从历史数据比对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成效斐然，人民生产与生活条件呈现质的飞跃：一是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二是人民在农业生产条件、非农就业条件、教育水平、医疗保障等多维度方面的福利得到改善；三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减贫成就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全人类的反贫困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减贫事业既为新时代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思想动力，又为全世界的减贫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虽已全面消除，但并不意味着减贫事业的终结。在“第二个百年”的新发展阶段，还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将防止大规模返贫摆在重要位置。达到脱贫目标并不等同于已形成稳定的脱贫能力。无论是长期因素（如周期性商品价格波动），还是偶然性因素（如疫情）都会带来返贫风险。相关重点工作应由治理贫困向防治贫困转变，针对易返贫的边缘人口与欠发达地区，要保证相关帮扶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尤其应突出产业帮扶与就业帮扶政策的作用。产业帮扶应因地制宜地探索出差异化发展路径，向产品加工及营销、特色品牌打造、产业融合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就业帮扶应结合个人、家庭的实际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与帮扶方案。

第二，重视相对贫困问题，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㉜当前，我国地区间、个体间发展不平衡的社会性矛盾仍将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时积累了大量经验，其中很多思想仍然适用于相对贫困的治理。比如精准扶贫中多维联结、广泛动员的减贫架构，可以通过对其联动机制进行革新，使不同主体各尽其能；再比如应坚持和完善开发式帮扶和保障式帮扶有效结合、外部帮扶与内源自我发展相互支撑的政策机制，进一步推动外部要素进入欠发达地区以带动其内源化发展，激发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

第三，重视城市贫困问题，探索城乡统筹的共同富裕新格局。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减贫大部分体现在农村地区。对于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下岗员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进行“兜底”。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㉝帮扶重心也需要有所调整。由于受教育水平以及劳动技能的限制，大量进城务工群体工作稳定性弱，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有限，很可能成为潜在的相对贫困人口。目前，对于农民工的相关救助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在新征程中，迫切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共同富裕格局，以及时填补过去减贫工作的空白。

① 引自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002版。

② 劳动力价格下降来源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生活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来源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相对稳定增长。

③ 代表性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艾丝特·杜芙若和迈克尔·克雷默等。

④ 例如，陈翰笙（2002）在1929年针对无锡、保定农村地区的调查发现，占总人口比例仅约10%的地主和富农阶层占有65%的土地，而占比绝大多数的贫农、雇佃农和中农阶层只占有很小部分土地。

⑤ 例如，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了工农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1947年正式颁发《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土地”。

⑥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农民拥有土地。

⑦ “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于1952年提出，“一化”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⑧ 在互助组中，小农户可以用劳动力来简单生产，但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在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中，生产资料均归农民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按劳分配，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资料的公平分配。

⑨ “五保”指保吃、保穿、保烧（烧饭所需的燃料）、保教（儿童、少年的教育）、保葬，主要针对缺乏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群体，储备粮救济则为遭遇天灾人祸的群体提供临时救济。

⑩ 包括构建了生产大队办小学、公社办初中、区委会办高中的集体办学体系。

⑪ 构建了以赤脚医生为服务主体，以公社卫生院、大队诊所为服务机构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

⑫ 1978 年我国人均GDP 为156美元，甚至低于当时非洲国家的1/3（顾海良和荣兆梓，2020）。

⑬ 中国共产党主张经济发展和减贫应当高度重视农村地区。邓小平（1993）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并强调“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⑭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地方各级政府也成立了扶贫机构。

⑮ 代表性的扶贫计划包括1994年中共中央出台的扶贫纲领文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等。

⑯ 1996年，中央确定了9个东部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与西部10个省（市）开展扶贫协作。

⑰ 包括专项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和财政发展资金等。

⑱ 具体措施以“一体两翼”为主，“一体”即整村推进，“两翼”即促进产业开发和劳动力转移。

⑲ 2014年，我国通过建档立卡制度识别出2 948万户贫困户、8962万贫困人口。

⑳ 帮扶措施以“五个一批”为主，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㉑ 以“两不愁三保障”为政策目标，“两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㉒ 包含中央、省、市、县、乡以及村五个级别的主体。

㉓ 纵向贯通主要依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部门的定点帮扶以及地方结对式帮扶；横向帮扶则主要以跨区域扶贫协作为依托，实现了先富区域与后富区域的资源互补、互惠互利。

㉔ 参见许涤新：《农村破产中底农民生计问题》，《东方杂志》，1935年第1期。

㉕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整理得到。

㉖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2020）》整理得到。

㉗ 农产品商品化率=出售产量/产品产量。1921—1925年数据根据卜凯（1936）整理得到，2020年数据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1）》整理得到。

㉘ 资料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

㉙ 参见国家医疗保障局：《2020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

㉚ 根据笔者2021年在江苏13市的实地调查情况。

㉛ 对于5—70岁的人群，如果BMI指数<18.5 kg / m²，则被认为是营养不良；对于5岁以下的人群，如果BMI指数<该年龄段人群的中位数减两个标准差，则被认为是营养不良。

㉜ 欧盟等发达地区采用人均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作为相对贫困标准线。这一标准反映了无论平均收入达到多高水平，只要人均收入不完全相等，就存在相对贫困。

㉝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镇居住人口比例为 63.9%，比第六次人口普查增长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