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并对“十四五”时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部署。“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自提出以来，在推动建设多边全球化体系、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交流合作方面具有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经济承压下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层出不穷。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中指出，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共赢，成为“十四五”规划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在大变局中从容应对各种挑战的关键举措。

从前期的实践经验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主要通过一系列具体务实的政策方案推动合作共建，并在“五通”发展方面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了长足进展。不过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仅仅关注制度性安排是不够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国在意识形态、人文特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巨大差异，并对国际合作交流的开展造成阻碍（Guiso等，2009；Spolaore和Wacziarg，2009；方慧和赵甜，2017）。这种文化上的分歧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同样突出，其影响力可能渗透到从顶层合作机制设计到微观经济交易的方方面面，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隐形阻力。为此，本文尝试在既有的制度安排之外，寻找出有利于缓解文化冲突而促进合作的有效机制，从而为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共建共赢提供有益思路。

在国际经济活动交流中，友好城市被认为是缓解文化冲突的一种重要机制（Ramasamy和Cremer，1998；杨连星等，201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诸多国家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似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和多国的友好城市间先后互赠抗疫物资，一时被传为佳话，体现了国际城市结谊的积极影响。而实际上，其影响可能并不止于患难当前的国际互助，还在更广阔的经济范畴内对国际交流合作发挥着作用。现有文献指出，城市结谊是双边政治关系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增进国别之间的文化认同、缩短文化距离及减少文化冲突、促进经济交易的达成（Baycan-Levent等，2009）。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国际城市结谊对于降低国际商业往来中的政治不确定性和制度壁垒同样具有积极影响（Yakop和van Bergeijk，2011；杨连星等，2016）。沿袭前述逻辑，本文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城市结谊同样能够促进合作，进而有利于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

关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衡量，以往文献常用指标包括GDP、人均GDP、人均收入等（彭丽红，2018）。然而，这些指标对于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建的积极效果而言过于简单，难以充分体现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规模、速度、结构、质量等多方面的变化，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需要使用内涵更加丰富的度量方法。国际竞争力是衡量国家发展情况的常用综合指标。不过，尽管学术界关于国际竞争力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但对其概念尚无定论。自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概念以来，学者们陆续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讨论了比较优势的来源及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Porter（1990）则超越比较优势关注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指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在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政策等多种综合因素作用下创造形成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即钻石模型（Diamonds Framework）。目前，关于国际竞争力较具权威性的定义来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和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WEF）。前者对于国际竞争力的定义是，一国创造与保持使企业持续产出更多价值、人民拥有更多财富的环境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国家经济增长、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后者则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之上，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定义为决定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水平的制度、政策和其他要素的集合，并归纳出影响生产力和长期繁荣的12项量化指标。相比之下，世界经济论坛定义的指标体系更加细化和具体，同时也为实证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因此本文将采用这一定义和度量方法。

本文以2008—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采用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指标（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考察同中国友好城市交流程度高低不同的两组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竞争力的差异，进而验证“一带一路”倡议对推动沿线国家共建共赢的潜在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沿线国家的共建共赢，在倡议提出后，与中国友好城市交流程度较高的沿线国家得益于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水平等方面的改善，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效率和商品市场效率等方面的提高，国际竞争力显现出明显的提升。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不同于既有文献主要从贸易和投资等视角考察“一带一路”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张亚斌，2016；Du和Zhang，2018；胡再勇等，2019；吕越等，2019a，b），本文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沿线国家提高国际竞争力，验证了“一带一路”共建共赢的经济效应。其次，大量学者尝试从城市层面探讨国际城市结谊对跨国投资和贸易的影响（Yakop和van Bergeijk，2011；陈烨等，2020），而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更为宏大的观察视角，发现在以经济合作为导向的跨国合作框架下，国际城市结谊具有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显著作用，这有益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更好地理解构建国际城市友好关系的经济价值。最后，本文研究发现，以城市结谊为代表的跨国人文交流有助于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共赢关系，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十四五”规划同频共振，而且也为全面深化国际合作关系提供了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便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目前，学者们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已经积累了大量理论和定性研究的成果，但总体而言，相关的定量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投资领域，部分学者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Du和Zhang（2018）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许小平等（2016）和崔远淼等（2018）则分别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和出口经验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展开了分析；部分学者从“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水平、国家距离、制度差异等角度考察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因素（张亚斌，2016；方慧和赵甜，2017；沈坤荣和金刚，2018；贺娅萍和徐康宁，2018）。此外，还有学者从绿地投资的角度展开分析，吕越等（2019a）发现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地投资，吕越等（2019b）进一步证实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积极促进效应，并且指出该效应主要通过“五通”实现。

在贸易领域，张晓静和李梁（2015）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正向影响；曾麒玥和龚璞（2017）则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数据，指出文化距离对出口集中度与出口额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此外，部分学者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考察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应（梁双陆和张梅，2016；胡再勇等，2019）。

在单一产业竞争力领域，孙立芳和陈昭（2018）、赵静（2019）分别讨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业的竞争力。此外，还有学者从税收负担、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征管廉洁度等维度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征管竞争力（刘蓉等，201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投资、贸易或单一产业竞争力等领域发挥的作用，尚未有文献从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角度探究“一带一路”倡议的综合影响。

（二）国际城市结谊与国际经贸合作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人文特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文化特性方面存在一些历史性的固有差异，随之产生的信息沟通障碍和信息沟通成本深刻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协同（Guiso等，2009；Spolaore和Wacziarg，2009；Tubadji和Nijkamp，2015；Lee和Park，2016；Ginsburgh等，2017）。为了破除跨国合作中的文化壁垒，世界各国逐渐发展出通过城市缔结友好关系进而促进跨地区交流合作的纽带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建立经济贸易联系为目的的国际城市结谊越来越普遍（李小林，2016）。友好城市，或称姊妹城市，指将不同国家在地域上或政治上无关的城镇或城市配对起来，积极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国际友好城市，不仅有利于两国政府在政治上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扩大共识，而且有助于两国间通过互动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为实现双方共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部分学者首先从破除文化壁垒的视角，探讨国际城市结谊对跨国经济往来活动的影响。文化差异是跨国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地区之间较近的文化距离以及较高的文化认同度有助于跨地区的经贸合作（臧新等，2012）。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城市结谊有助于增进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互动，提高对文化差异的包容度和异域文化的认同感，进而推动国际商业交流（Ramasamy和Cremer，1998），实现不同国家在文化和经济领域上的合作共赢（Baycan-Levent等，2009）。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城市结谊是城市外交策略的演化。在一个城市开展对外经贸活动的过程中，经济往来容易受到国家层面外交关系的影响（Pollins，1989）。此外，不同国别的正式制度差异也可能成为双方开展经贸活动的阻碍（Head和Ries，2010），而跨国城市间的友好关系有助于应对不确定性和制度性壁垒等带来的挑战，继而促进跨国投资活动和贸易往来的发展（Yakop和van Bergeijk，2011；杨连星等，2016）。

综上所述，国际城市结谊作为一种常见的纽带机制，具有减少文化冲突、降低外交关系不确定性和减少制度性壁垒的作用。不过从研究内容来看，既有文献主要停留在对城市层面跨国经济交流的讨论，但其能否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共建共赢这样更加宏大的叙事中发挥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国际城市结谊与“一带一路”共建共赢：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宏大叙事为沿线国家开展全面的深度合作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对于提升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但这些沿线国家不仅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制体系与中国区别明显，而且在信仰、风俗等文化体系方面也同中国存在巨大差异。大量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和文化冲突会阻碍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与协同发展（Guiso等，2009；Ginsburgh等，2017）。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共赢的过程中，还应重视如何消除“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正式制度安排难以克服的冲突与阻碍。

国际城市结谊是人类社会在长期跨地区合作交流中经受了历史实践检验的产物，被证实有助于消除跨国文化冲突、降低不确定性和破除正式制度障碍（Ramasamy和Cremer，1998；Yakop和van Bergeijk，2011；臧新等，2012；杨连星等，2016）。从国际城市结谊的历史实践来看，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大多为在一国经济社会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城市，这些城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城市高度重合，为国际城市结谊在更为宏大的战略中发挥作用创造了可能。因此，国际城市结谊有助于沿线国家和中国在基础设施、经济、人文等方面全方位合作共建，促进“一带一路”的“五通”发展。

1. 政策沟通。制度环境决定着生产要素如何发挥作用，进而影响一国的国际竞争力。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为外资进入提供便利，为跨国企业提供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免受动荡的政局或战乱的影响（Delios和Henisz，2003；Egger和Merlo，2007；宗芳宇等，2012；许小平等，2016）。“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倡议最为重要的合作内容之一，而国际城市结谊形成的认同感、信任感及历史合作经验有助于提高各国制定“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效率。友好的两国民间关系有利于缩短文化距离、消除文化冲突（Spolaore和Wacziarg，2009），继而在国际合作政策制定过程中减少摩擦和分歧，方便国家间更快达成共识。沿线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共同协商、齐头并进，将在制度建设层面有力推动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2. 设施联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是一国竞争力的另一决定性因素，不仅能够直接提高经济产出及效率，还能通过乘数效应影响资本积累（李平等，2011）。一方面，基础设施完善的投资环境，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Reinikka和Svensson，2002），提高交易效率（骆永民，2008）和地区内的全要素生产率（Duggal等，1999）；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还能够改善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推进市场的人力资本积累（Agénor，2008）。近年来，中国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沿线国家在交通、口岸、能源及通信干线网络等基础设施领域不断改善。特别地，国际城市结谊有助于加速“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落地，这不仅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还能够在市场效率等方面形成更为广泛的正外部性。

3. 贸易畅通。透明化与便利化的贸易政策对于提升跨国投资及贸易水平具有积极作用（佟家栋和李连庆，201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互补性和关联度较高，跨国合作有助于实现价值链的优化和升级，并产生经济增长效应（王恕立和吴楚豪，2018；许培源和程钦良，2020；彭冬冬和林珏，2021）。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贸易畅通”能够有效提高沿线国家的贸易和商业自由度，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张晓静和李梁，2015；贺娅萍和徐康宁，2018）。文化差异是跨国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较近的文化距离以及较高的文化认同度有助于跨地区的经贸合作（臧新等，2012）。国际城市结谊能够有效推动跨国合作，并在贸易畅通层面有力推动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4. 资金融通。在现代商业市场中，金融市场建设是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基础，对于国际经贸活动开展和跨区域经济合作具有积极影响（Desai等，2008；杜思正等，2016；李稻葵等，2016）。从融资效应来看，金融发展能够为外资提供信贷支持、融资便利和外汇兑换等，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从集聚效应来看，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成熟的金融市场机制判断创新活动的预算、降低创新风险，进而推动产业向更高质量发展；从竞争效应来看，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产品市场的有效竞争，有利于国内新公司的进入和现有本地公司的扩张（吕越等，2019a）。但信息沟通障碍和信息沟通成本深刻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协同（Guiso等，2009；Spolaore和Wacziarg，2009；Lee和Park，2016；Ginsburgh等，2017），而跨国城市间的友好关系有助于促进跨国活动和往来的发展（Yakop和van Bergeijk，2011；杨连星等，2016）。因此，国际城市结谊能够有效推动跨国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进而在资金融通层面有力推动沿线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5. 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民心相通有助于沿线国家的文化传播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增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在历史上，“一带一路”具有促成国家间合作交流的传统，新时代下中国实现了对这一传统的跨时空传承。民心相通能够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嵌入其中的经济活动（Rauch，1999），帮助消除技术壁垒，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赵明龙，2014；贾少学，2015；张殿军，2016），甚至创造新的贸易需求（Wagner等，2002；魏浩和陈开军，2015）。一方面，历史上积淀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有助于市场更快地响应、配合相关政策，提升国别合作度；另一方面，国际城市结谊作为破除正式制度壁垒的一种有效机制（Yakop和van Bergeijk，2011），有助于解决合作共建过程中政策设计未能考虑到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效率，从而带动沿线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这种城市间的友好交流所积淀形成的对彼此国家文化的认同感、稳定外交关系的信任感以及解决制度性障碍的经验，为不同国家在商业交流之外的领域开展全面深度合作提供了一条潜在通道，有益于沿线国家更快、更好地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发展机遇，加速推动跨国合作及“五通”发展，持续助力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在同中国友好城市交流程度较高的国家中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本文所使用的国家层面数据来自CSMAR“一带一路研究”数据库，数据样本区间为2008—2017年，即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十年的时间窗口，涉及亚欧板块“一带一路”沿线的68个国家。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同中国友好城市交流程度高低不同的两组国家在倡议提出后国际竞争力是否存在差异。为使数据满足双重差分模型的适用条件，本研究在数据库提供的原始数据基础上，进行如下筛选：（1）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2）剔除国际竞争力评估指数截至2013年及以前，或者起始于2013年及之后的样本。最终，本文获得2008—2017年5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共计544个观测值的数据。本文采用的模型如下：

其中，变量国际竞争力指数（Compete）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各国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包括基本需求（Compete_Bsc）、效率提升（Compete_Eff）、创新与成熟因子（Compete_Inn）三大类分项指标。而这三类指标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12个支柱指标：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卫生与基础教育、行政机构、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市场规模、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整备度、创新、商业环境完备性。根据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这些支柱指标在整体指数体系的计算中被赋予不同的权重。国际竞争力是反映一国整体竞争条件、资源、能力及结果的综合性指标，涉及规模、质量、制度、创新等各层次、各阶段、各领域的国际竞争水平，与GDP、人口、贸易指标相比，内涵更为丰富，对一国状态的呈现也更为全面。交互项（Post×Friend）为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其中，变量Post为倡议冲击的年份虚拟变量，2013年以后年份取1，其余为0；变量Friend为两国间友好交流程度的虚拟变量，本文将2013年以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数量高于中位数的国家取1，其余为0。

考虑到国际竞争力的各项支柱指标在整体指数体系的计算中会被赋予不同的权重，并取决于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因而该指标大小将受到一国经济、人口、贸易等多方面的影响。为了使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加准确可靠，本文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添加了国家经济发展、人口和贸易三类宏观要素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方面，本文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Gdp）和经济增速（Gdp_g）；人口因素方面，控制了人口数量（Pop）和人口增速（Pop_g）；国际贸易方面，控制了贸易水平（Trade_gdp）和净出口水平（Netex_gdp）。除上述控制变量以外，模型还加入了国别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一些不随时间变化且难以观测的国家层面特征以及年度的影响。主要变量的类型、名称及定义介绍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2展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指数（Compete），解释变量为倡议冲击的年份虚拟变量（Post）与友好交流程度分组变量（Friend）的交互项。从列（1）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国家和年度固定效应后，交互项与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列（4）在逐步加入经济发展、人口和贸易的控制变量后，交互项的系数有所减小，但仍然保持正向显著。这表明，对于友好交流程度较高的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效地增强了其国际竞争力。控制变量方面，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Gdp）与国际竞争力评价得分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比较符合直觉，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通常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人口（Pop）和人口增长率（Pop_g）的系数则显著为负，这说明拥有较多人口以及较高人口增长速度的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往往较弱。直观上，快速的人口增长所释放的人口红利能够带来廉价的劳动力与庞大的市场，有助于产业充分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但是，目前绝大多数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素质较低，因此人口数量多、增长快非但不能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反而对资本积累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限制了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二）稳健性测试^①

1. 工具变量检验。本文虽然选择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外生冲击，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估计所产生的干扰，原因是友好交流程度的高低可能受到一些内生因素的影响。例如，国际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国家更倾向于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这些因素同样会带来本文的结果，即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较多的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竞争力提升更多。为此，本文采用中国同沿线各国的地理距离作为国家间友好交流程度分组（Friend）的工具变量，地理距离的数据来源于法国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CEPII）数据库。本文选取这一工具变量的理由如下：一方面，地理距离与两国间友好城市的建立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李琳和韩宝龙（2009）指出，较短的地理距离能够产生信息优势，主体间较近的地理距离更有利于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而频繁的交流有利于组织间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因此，同中国地理距离相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理论上更有可能同中国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另一方面，国家间的地理距离是相对客观和外生的变量，理论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没有直接的影响。工具变量检验结果不改变原有结论，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2. 其他稳健性检验。此外，本文还进行了分组外生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分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三）渠道分析

为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国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传导机制，本文将国际竞争力指数的分项指标视作中介变量，并参考温忠麟等（2004）的做法进行中介效应的因果关系分析。

首先，本文以基本需求（Compete_Bsc）、效率提升（Compete_Eff）以及创新与成熟因子（Compete_Inn）三个指标作为中介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列（1）和列（2）的中介变量为基本需求指数。其中，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而中介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Sobel检验。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沿线国家的基本需求水平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中介效应成立。列（3）—列（6）的结果显示，效率提升指标作为中介变量时也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但创新与成熟因子指标没有通过。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历史上与中国友好城市交流程度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主要得益于基本需求和效率提升两方面的进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创新需要较长的周期，因而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创新与成熟因子方面的促进作用尚未显现。总体而言，表3的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假设预期。

在上述检验中，本文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从基本需求、效率提升两个方面增强友好交流程度高的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本文进一步将基本需求细分为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卫生和基础教育、行政机构4个维度，将效率提升细分为技术整备度、金融市场发展、市场规模、劳动力市场效率、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6个维度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基本需求细分指标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两个指标均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这说明友好交流程度高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行政机构水平在倡议提出以后有了显著提高，从而带动了本国基本需求水平乃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的基建发展，而且能够为沿线国家提高行政水平创造良好环境，带动区域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不过，宏观经济环境、卫生和基础教育领域的中介作用较不明显。

效率提升细分指标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效率和商品市场效率三个指标均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友好交流程度高的沿线国家的效率提升主要源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效率和商品市场效率的提高。而沿线国家的技术整备度、市场规模、高等教育和培训领域，在倡议的影响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中介作用。综上所述，目前倡议对于沿线国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与市场效率方面，而在技术、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深层次交流合作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扩展性研究

本文进一步从沿线国家异质性的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沿线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差异。本文选用的指标主要包括：沿线国家是否是内陆国家、是否是低收入国家、是否是外汇紧缺国家、是否具有较高人口红利。本文从上述四个维度对原始样本进行分组，并分别采用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展示于表6。

列（1）和列（2）为是否内陆国家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内陆国家样本回归中仍然显著为正，而在非内陆国家样本回归中则不显著，说明友好交流程度高的沿线国家国际竞争力受“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作用在内陆国家中更为突出。近代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海洋型的全球化，内陆国家则难以分享发展的红利。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设施联通让亚欧非“陆锁国”借船出海成为现实，推动形成陆海联动格局，将打破“陆锁国”发展魔咒，让新的发展机遇惠及更多的内陆国家。

列（3）和列（4）为是否低收入国家的分组回归结果。低收入国家的定义来自世界银行，即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低收入线的国家。目前，“一带一路”沿线还有相当部分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普遍薄弱，资源禀赋优势不能顺利转化为经济优势，成为掣肘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低收入国家样本中仍然显著为正，而在非低收入国家样本中则不显著。这说明，对于与中国保持较高友好交流程度的低收入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补齐了其基础设施短板，充分释放其经济发展潜力，为其国际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增添了内生动力。

列（5）和列（6）为是否外汇紧缺国家的分组回归结果。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作用。外汇紧缺程度的衡量方式为进口额与出口额的差占GDP的比重，数值越大，外汇缺口越大。外汇缺口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该国当年的外汇缺口是否高于样本的平均水平。沿线国家中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外汇缺口，阻碍了其国内生产和出口。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外汇缺口较大的国家样本中仍然显著为正，而在外汇缺口较小的样本中则不显著，说明对于外汇紧缺的沿线国家而言，城市结谊更能有效推动“一带一路”的共建共赢。可能的解释是，“一带一路”建设提高了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能够为其提供信贷支持、融资便利和外汇兑换等，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紧缺给沿线国家国际竞争力提升造成的不利影响。

列（7）和列（8）为是否具有较高人口红利国家的分组回归结果。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则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但人口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只有当经济增长步入快车道，人口红利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本文的人口红利指标以各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替代。人口红利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该国当年的人口红利是否高于样本的平均水平。沿线国家中有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较高，但往往限制于落后的基础设施难以得到释放。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人口红利水平较高的国家样本中仍然显著为正，而在人口红利水平较低的样本中则不显著，说明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通过产能合作能够推动沿线国家，尤其是友好交流程度高的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吸引剩余劳动力和更多城市人口就业，这有助于这些国家开启人口红利窗口并提升国际竞争力。

五、结论与启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指出应“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加速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此，本文从国际城市结谊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实现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影响路径，从而为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提供参考借鉴。本文的研究发现，沿线国家长期以来与中国的城市结谊关系为“一带一路”合作共建提供了加速通道，有利于发挥倡议的开放引领作用并显著提高了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表现在与中国城市友好关系更为密切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行政机构、金融市场发展、劳动力市场效率以及商品市场效率等方面的快速提升。不过，由于样本区间相对较短，尚未观测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创新与成熟因子方面的积极影响。最后，本文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展开了进一步讨论，发现“一带一路”共建共赢的效应在地处内陆、收入较低、外汇紧缺以及人口红利较高的沿线国家更为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可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全面共享“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成果，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战略。“一带一路”共建是“新常态”下中国积极主动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已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成果，但在一些领域也还存在较大的扩展空间。本文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成效目前主要集中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满足沿线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需求和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的迫切需要，而在创新、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有效合作还有待加强。当前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社会面临新形势、新变化，国际关系也更加敏感和脆弱，经济保护主义持续蔓延，为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增添了许多阻碍。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重点在“一带一路”的既有发展成果上，积极以平等、尊重、包容的理念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重点推进科技、公共卫生安全与人文交流等前期薄弱环节的合作共建，进而全面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内涵、稳固合作关系，将“一带一路”打造成推动新发展格局建设的排头兵。

其次，重视发挥国际城市结谊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显著推力，形成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过程中缓解矛盾冲突的有效润滑机制。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频发、单边主义抬头，我国在科技、金融、贸易等领域面临重重阻碍。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党中央提出“十四五”重要发展规划，并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更高要求，强调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中，除了受到政治制度差异和各自经济利益等的影响，由各种历史因素所导致的文化认同感较低也成为阻碍合作的鸿沟。因此，在政治沟通、经济政策互惠等正式制度安排之外，如何有效地消除不同国家间的文化认知、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的阻碍，也是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的研究显示，城市结谊有助于破除制度性障碍，最终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显著推力。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城市结谊塑造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符号”，积极提升国际城市结谊，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从而增进理解与信任，为全面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铺平道路。

最后，以“一带一路”的丰富发展经验深化大变局中的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扩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市场边界，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沿线的大片区域属于二战后地缘格局的边界地带，集合了当今全球大部分地缘风险的主要矛盾。本文研究发现，以城市结谊为代表的人文交流有助于增进市场经济主体开展跨国合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以及破除制度性障碍。“一带一路”倡议所积累的应对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实践经验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展、稳固和深化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特别地，本文研究发现国际城市结谊与“一带一路”共建共赢的效应在地处内陆、收入较低、外汇紧缺以及人口红利较高的沿线国家更为突出，因而需要中国在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开放空间的同时，充分发挥国际城市结谊缓解文化冲突的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与更多国家建立全方位、全天候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切实共享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①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展示稳健性测试的具体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或参见本文工作论文版本。